丁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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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帆,男,1952年出生于苏州,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成员、国家社科项目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扬子江评论》主编。论著有《中国乡土小说史》《文学的玄览》《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中国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研究》等多种。自1979年至今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总计400多篇。散文随笔集有《江南士子悲歌录》、《夕阳帆影》《枕石观云》等,发表散文随笔70万字左右。荣获省部级一等、二等奖项7项。

 

豁蒙楼上话豁蒙

 

今天是除夕的前一天,想必鸡鸣寺上的游人也该回家过年了吧!这许多年来,几乎每天路过鸡笼山脚下,都没有再到鸡鸣寺上去游历一番。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怕一上山就搅破了少年时登临此寺的美好记忆。

六〇年代初,为了吃鸡鸣寺里的麻油素菜包子,曾经二上鸡鸣寺。若不是赶上香会,那里倒是个清净的去处,拾级登临此寺最高处,便是豁蒙楼和景阳楼,许多大中学生和文人墨客叫上一壶茶,就着素面点心,在这里读上一天书,不可不谓最惬意的事。七〇年代当读到胡适《尝试集》中那豁蒙楼月夜小景下一对情人相对无语的情景和意境时,不免对那斑驳的古寺增添了几多亲近与眷恋。近读长辈友人忆明珠先生那篇《鸡鸣寺》的散文,更激起一种怀旧之感:

“这里且说三十年前的我,不,是我在三十年前,每游鸡鸣寺,不去别处,总是径直走向豁蒙楼寻个座位,喊壶茶来,慢慢地品啜。那时游客寥寥,偶尔可闻隔座低语声、嗑瓜子声、翻书声。一二老尼姑从容不迫地照顾客人用茶用点,多是静坐守候,偶尔也可闻她们喃喃诵经声。板壁上高悬观世音画像,香炉中升起袅袅烟篆,异香盈室。这环境,简直像是名士的书斋。”

此文写于一九九一年初,那么三十年前,也就是1961年杨朔写《雪浪花》《泰山极顶》的前后,风华正茂的诗人忆明珠在豁蒙楼上读书作诗的那一刻,不知当时我这位来寻买麻油素菜包子的少年有无惊扰他的神思?

今天,为写完“金陵古迹巡礼”,我决定再上鸡鸣寺。

午后的冬阳爬上了鸡鸣寺的台坡,陡直的石阶道上,只有寥寥数人,心里则暗自窃喜。经过休葺的古寺,倒像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夫人,一扫童年记忆中那份破旧残败凋零冷清。拾级而上到了前殿,但见十几位年轻女子在烧香拜佛。在我印象中,上鸡鸣寺的善男信女,多半是老者,而如今却换成了一群小女子,真有点使人不敢相信这物化时代还能造就精神信仰之尤物,想必是这些时髦女郎在求子拜婚吧!

修葺一新的庙宇大殿竟没有任何匾额题款,问及几位游人和工作人员,竟不知道鸡鸣寺里有个豁蒙楼,直到问及寺内老尼,方才寻到早已成为现代小吃部的豁蒙楼和景阳楼。

景阳楼里仍有三五个茶客在品茗,却都是身佩BP机(即呼叫器)、大哥大的红男绿女。回到豁蒙楼,几位红衣少女正在铺桌边叫卖,见我入内,以为我是预订素食酒筵的食客,便允诺我上楼去看看。

上得楼去,顿觉豁然开朗。这是一个面临东北的窗口,放眼望去,绝无南边的压抑感。上了鸡鸣寺,你只要回头一望,便会感到层峦迭嶂式的林立高楼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现代大都市的阴影全都笼罩在游人心头,遮蔽了人们灵魂的精神文化阳光。

然而,此时你向北眺望,却完全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蜿蜒的台城逶迤东去,勾勒出金陵古城的典雅历史;北望玄武湖,一番雍容端丽的景象跃入眼帘,脑际分明跳出的是一首首前人咏叹此景的千古佳句。只有此时,你方才感受到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和一个城池沧桑历史的精妙。

豁蒙楼比起鸡鸣寺的历史,可谓小而又小、短而又短了。这个由殿后经堂改建成的楼宇,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为纪念在戊戌变法中殉难的六君子之一杨锐而建造的,足见这位在官场仕途中饱经风霜的清廷重臣的为官之道。当年张之洞亲笔手书的“豁蒙楼”匾额早已成了杳然黄鹤,我想,即使此匾不在1950年代被改造掉,也一定会在“文革”初期就被红卫兵小将们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却不明白如今的文物部门为什么连一个标记、一纸说明都不舍得留给游人呢?

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张之洞当年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杨锐则为竭力鼓吹者,并为张之洞主持“两湖书院”分校的工作。甲午战争后,某日,张之洞与杨锐同游台城,就在现今豁蒙楼基址上置酒论道,纵论天下大事,其中对杜甫的《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诗更是反复吟诵诠释:“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在国势危艰的此时此刻,师生二人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

六君子朝服弃市后,张之洞再督两江,重游鸡鸣寺,当然是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当即改建豁蒙楼,并作长诗《鸡鸣寺》。楼建成后,张之洞不仅题了匾额,还专门写了跋文:“余创义于鸡鸣寺造楼,尽伐丛木,以览江湖,华农方伯捐资作楼,楼成嘱题匾,用杜诗‘忧来豁蒙蔽’意名之。光绪甲辰九月无竟居士张之洞书。”张之洞身为清朝命官,当然不敢公开为其弟子平反昭雪,但只一句“忧来豁蒙蔽”,就将这位总督繁富的内心世界涵盖其中了。然而,张之洞却绝对想不到二十世纪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此楼上彷徨、豁蒙,留下一段段不了的情缘。

三〇年代初,也就是六十多年前,中国的一位“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大右派储安平在风雨飘摇的春天来到了豁蒙楼。挟着五四的青春朝气、踏着革命的年轻步履,储安平上豁蒙楼来解惑了。虽然二十年代初储安平在南京念高中时,也常常来此处读书吃茶,但却绝无今日冒雨前来的激情和兴致。

近读储安平一九三二年所写的《豁蒙楼暮色》(《新月》四卷七期)一文,感慨万端。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然而读了这篇文章,却感觉此文实乃储安平的谶文。其时的储安平正迷惑于“新月派”的诗人气质中,那种执着而又无忌的诗人性格的喷张,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祸根。在这雨雪交加的早春,储安平沿着台城走来:“村庄如瞳,树木安静,湖水没有言语。纵然有雨点在逗,但在全景上,也仅仅因此加重一点灰色,如一个年轻的新寡,在严肃的城墙下,守着静穆,不敢叹息。”这就定下了此文的基调,仿佛知识分子生的就是一副忧郁的面孔,但这忧郁面孔之下是一颗为寻找真理而跳动的心。

“我在台城上这样闲散自在地走着。我俨然如天地万物之主,又俨然觉得天地万物间无我。既无我,也无我之叹息了吧!”这等潇洒,亦这等狷狂,注定了储安平的悲剧命运。

踏进豁蒙楼,首先听到的是那诡异的钟声。“庙堂里的晚钟,那样沉着的破空而来,真使人听了吃惊不止,钟声在空中持久的回荡,若有无限禅机。……这钟声在空中之回荡,真能使人听之默念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在这一片禅机之中,储安平其实早已解惑,已然豁蒙了,虽然“人世一切真是非理可喻”,但“被远山背后的反光所耀,我从幻想中再去看湖光暮色。湖面被夕阳照耀得加倍平软,加倍清新,同时又加倍惨白。纵然天地立刻将成黑暗,但果能在黑暗前有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则虽将陷入于黑暗,似亦心甘。”

正是这样的豁蒙,使储安平在一九五七年以后走上了耿直的右派不归路,闪现了“这样一次美丽的夕光”,果然“陷入于黑暗”之中而撒手人寰。正如他在下文中所言:“曾经在我自己的《感情的颜色与光彩》一文里说起一个人的感情有严肃与泛滥。严肃与泛滥的程度相差到可惊,这真是我之固执了。”我想,倘若储安平在那场运动中不那么严肃与固执,多一点“糊涂”,少一点聪明,也绝不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可偏偏是刚直文人的积习将他送上了革命的断头台。信仰,对于每一个正直的文人来说,要比生命值钱得多,能在这个意义上豁蒙的人,才是最无私无畏的精神人瑞,否则,即便生理年龄活的再长,也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就此而言,鸡鸣寺里的钟声不就象征着一种执着的信仰吗?它成为像储安平这样文人的灵魂支撑物:“我沉下心来听禅堂里的钟声。我的幽魂像寄托在这钟声里,一个圈子一个圈子地波荡出去,虽然微弱到仿佛灭亡,但仍永远存在那空间的哪?”

尽管作者前一段描写了那似梦非梦的与和尚的对话情景,表现出对人生的困惑,但是,作者为自己心灵的豁蒙确是执着坚定的,它的意绪一直绵延到二十多年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文人秉性上,直接导致了以身家性命作赌注的政治拼搏。

《豁蒙楼暮色》的最后是以梁任公的联句为结束的:“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此联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是纵有再多风雨乱入楼,想必亦是蒙不住储安平这样可以在历史上书写一笔的文人之心的。

据说一九四六年郭沫若来南京时,曾到过豁蒙楼,这在他的长篇特写《南京印象》中有所记载。我们尚不能猜度郭沫若先生站在豁蒙楼上的真实感想,但是从他当时在豁蒙楼抽签的举止来看,郭沫若与储安平相比,政治上可谓成熟老到了许多。同为文人,郭先生的豁蒙却是另一种状态。“难得糊涂”、见风使舵,可谓文人的另一种生存形态。据说当时郭沫若抽的是第三十五签,为上中签,内云:“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扫却当途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此签虽然纯属偶然,但也恰恰道出了郭的政治处境:第一句是指抗战胜利;第二句是说郭对抗战有巨大贡献;第三句是指要扫除阻碍国家命运的党争;第四句则是指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中共代表周恩来三人共同商讨国共合作大计。而郭沫若却似乎看不懂,连声对身旁的《南京人报》记者说:“没意思,没意思。”作为当时游弋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文人,郭先生当然不便说什么。联想到他老人家在日后的种种表现,尤其是“文革”初期的焚书之举,真令人感到先生在政治上的豁蒙是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和检验。

杨锐的豁蒙导致了杀身之祸,但他的君子之风度千古垂青;储安平的豁蒙亦导致了“全民共诛之”的下场,但他的固执人格常被历史所记取。储安平“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肉体有无消逝在人间并不重要,只要他的精神永驻知识分子心间就足矣。我宁愿认可储安平在一九六六年出走云游,也不愿相信他已“自绝于人民”的说法,准确地说,他是自绝于那个黑暗的时代,自绝于那个没有公理的社会。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了,仿佛鸡鸣寺的钟声一样,时时在敲打着我们的灵魂。恍惚中,那位敲钟的老衲就是储安平的化身。梁武帝不是曾经四度舍身在鸡鸣寺(同泰寺)剃度为僧吗?他最后不是饿死在台城,与此名刹共生死吗?从中我们不是亦可见:“侯景之乱”中梁武帝的气节吗?

而豁蒙楼下那口胭脂井却负载着金陵的千古耻辱。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整天穿梭于华殿丽阁之间,沉湎于酒色之中。隋军攻入皇宫,陈后主带着爱妃张丽华、孔贵妃躲进景阳楼的枯井,这就是遗臭万年的“辱井”故事,曾巩有铭文曰:“辱并在斯,可不戒乎?”王安石亦有诗曰:“结绮临春草一丘,尚残宫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耻,不到龙沉亦可羞。”可辱的帝王和可杀不可辱的文人便立判高下。

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它不以帝王为尊,亦不为贫民而贱,更不会为善辩的文人所惑。这正应验了元朝诗人萨都剌的词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蟹泣。”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历史的沧桑抹去了南京多少楼台,但它留下了四百八十寺之首刹——鸡鸣寺(原同泰寺),作为金陵兴盛和耻辱的历史标记与象征,鸡鸣寺的钟声时时在敲打着钟山足下文人士子的人格。虽然如今很少有南京人知道鸡鸣寺上的豁蒙楼,虽然物质的外壳已将此刹此楼装点得面目全非,但历史终究会铭记二十世纪以降上演在此楼的心灵活剧。

豁蒙楼,今安在?它矗立在学子士人的心灵山岗上。

下得山来,路边不时冒出一些游弋着的看相算命先生,竭力让我算上一卦,我说,我今天是来给鸡鸣寺踏勘风水的,看它还有多少年的高寿。看相者们连连说道,今天碰上了高手。

殊不知,谁能救治现代都市文明与封建意识形态给当下知识分子心灵带来的长久创痛?谁来做豁蒙者呢?!

 

寄畅园里话沧桑

 

当480多年前和煦的古典阳光照亮了这座刚刚竣工的江南名园时,那个历经孝宗、武宗和世宗三朝,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的建园总设计师秦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身后此园所经历的诸多劫难与坎坷。

那日,风和日丽,我们一行人来到无锡的“寄畅园”信马由缰地闲逛,最后落座在“先月榭”里喝着明前的雪芽,天南海北地闲聊。一群文人不谈创作,也不谈国事家事,有一搭没一搭地神侃。凝望一潭春水,我翻阅着东道主赠送的惠山古镇的资料,不禁对此园在历朝历代的命运顿生慨叹。

中国古代的私家园林甚多,远的不说,苏州那么多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的园林,诸如“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等名园声名似乎更高,原先也都是达官贵人的私家园林。南京的总统府当然是短命的天京皇帝洪秀全的私家园林“煦园”,而那个居然敢凌驾于“天王”之上的“东王”杨秀清的私宅则是后来乾隆爷题名的“天下第一园”的“瞻园”。就连扬州的“个园”与“何园”也都是达官商贾们的私家园林。然而,1949年以后哪个园林不是人民的公园呢?天下为公,世事无常,沧海桑田,如今,园林作为财产已然不会是私有的了,但是作为一种园林美学的呈现,它却是流芳千秋的。

过去到无锡,只叹“包孕吴越”的太湖之美,只知因阿炳的二胡乐曲“二泉映月”而闻名天下的第二泉,只啖“陆稿荐”和“三枫桥”的酱排骨,即便到了惠山镇,也就只知其泥人的出名,当然,也知道有个叫做“寄畅园”的小小园林,恐怕“走过错过”的机会更多,仅此而已。此次因为吃茶聊天而勾留“寄畅园”,便仔细端详,却品出了另一番的滋味。

作为一个私家园林,占地十五亩,这在古代不算奢华,亦只能说是适中罢,也许,百亩以上的才能算得上豪华的大庄园吧。当然,当代谁也不可能占有如此空间的私家园林了,那些豪华的大庄园多半在1949年以后变成了各地的国宾馆了,即便是像毛泽东这样的中央领导人也都是好些人“挤”在“中南海”里,皇家园林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可独占的领地,哈哈,此乃无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之区别也。但是在土地资源十分充裕而人口又十分稀薄的封建农耕文明时代,只要拥有银两,你就可以任性恣肆地去造园,姓“私”而不姓“公”。这不,“寄畅园”自明中期建成后就姓秦,还将自家的先人秦观的牌位从苏北高邮请了回来,就叫“秦园”,亦如扬州的“何园”就是姓何一样。至于后来屡次更名,都因政治文化之故。

万历十九年(1591年)“秦园”的继承人秦燿在右副御都史、湖广巡抚任上因受座师张居正案株连,以及“匿库银”罪而被解职,次年获释后回到家乡无锡。我想,一个在政治仕途上已经走到尽头,且还背着一个贪官罪名的50岁知天命的落难士子,只能选择寄情山水的人生残梦吧。于是重新开工修葺这座山麓别墅园林,成为他人生艺术的绝唱,你想想,构筑二十景,是需要耗费多少精力与财力啊,他逐景赋诗,不过是想忘却庙堂之耻辱,用山林江湖之美销蚀胸中之块垒。所谓“寄畅园”的更名,借王羲之“寄畅山水荫”,实乃以自然美遮蔽精神之痛的一剂药方而已,真可谓:仕途毕,一园成。这分明就是仕途不幸艺术幸的典范之作,倘若没有秦燿仕途的坎坷,乃至断绝,何有“寄畅园”园林艺术的春天?然而,真能如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美能拯救世界”吗?恐怕这就是一种文人浪漫主义式的遐想吧。

至清季,“寄畅园”迎来了一个盛世中酷爱艺术的康熙、乾隆两帝,他们巡游江南时必幸“寄畅园”,也许就是因为此园小巧玲珑、山水城林、移步换景、错落有致的独特格局引起了王公贵族的嫉妒,所以才有了雍正初年被没收入官的悲惨下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收你一个小小的园子还不是理所当然之事。而乾隆爷就比较开明,非但将园子发还秦家,而且让随行的画师临摹“寄畅园”图,返京后即在清漪园万寿山东北麓仿建了一座“惠山园”,即今颐和园中的“谐趣园”,虽然名字俗了一些,但也可见帝心之一斑,爱艺术的皇帝爷就是不一样,他是通人性、懂文化的,所以,秦家人忙不迭地修祠堂,筑大堂,用康熙皇帝的御书做挡箭牌,就是预防园子再被皇家没收,拿去做个“行宫”什么的,岂不更惨。秦家人知道“惟是园亭究属游观之地,必须建立家祠,始可永垂不朽。”他们以为此举就可以世世代代将此园打上秦家的印记,殊不知,姓公姓私是由不得你秦家说了算的,历史的驿站尚有好戏在等着你的后人们呢。

江南一带的明清古迹历经兵燹者甚多,尤其是太平军所到之处,破坏性极大,私家园林的毁灭更是惨不忍睹,毋庸说南京与苏州园林的荼毒,即便是无锡也难幸免。1860年太平军攻陷无锡,一把火几乎烧尽了“寄畅园”的所有亭台楼阁,直到光绪年间和民国初年才开始重建,但是又逢1925年的军阀混战和1937年8月的日机轰炸,这个始终逃脱不了战火兵焚命运的园林度过了几百年的沧桑,终于迎来了又一次变私为公的历史宿命。

1952年在“公私合营”的锣鼓声中,秦家人将“寄畅园”献给了国家,我们现在无从考证当时秦氏家族人们的真实心境,不过,想必在那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我相信秦家的任何掌门人都只会做出唯一的选择。退一万步想,即便是这十五亩园子亭台楼阁的维护费用,在1949年以后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境况下,谁能支付得起呢?还是公有化才能拯救园林,惟有公家才可有资金大兴土木,重新修建“寄畅园”的雄厚资本,让它回到人们的怀抱,让无产阶级的平民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这园林之美,这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好事,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会违背了一个普世的真理。一方面是作为私家花园法理上的归属,一方面是艺术之美普惠世界之公理,我们往往会陷入人性的悖论与怪圈之中难以自拔。

我们吃茶聊天之处的“先月榭”原本就是秦家称做“河亭”的地方,像这样的去处必然都是文人雅士幸临之地,当年秦燿有题诗曰:“斜阳坠西岭,芳榭先得月;流连玩清景,忘言坐来夕。”这诗不怎么样,几近打油,可见秦家官虽做得甚大,诗文却不闻名也。现有今人冯其庸题字并跋的墨迹,也就有了对当下的文化艺术浮想联翩的意思了。

如今是商业文化的时代,各地的旅游景点都会尽一切可能将历代名人在此的过往交集纳入其中,无论间接还是直接、无意还是有意,统统收入囊中。还好,“寄畅园”中的“卧云堂”却是有真实来头的,否则就会大扫游兴。最早是康熙爷题款的“山色溪光”,所以有“御碑厅”为证,此处又是康乾两帝的接驾处,所以也就有了曹雪芹祖父曹寅的题诗《惠山题壁》:“合抱枫香老桂枝,卧云堂上旧题诗。兹身久分无丘壑,可慕秦家濯足池。”联想起“先月榭”为《红楼梦》研究专家所题,再加上修园者也想将此园隐晦地类比“大观园”罢,此诗便凸显了它的地位。然而,此诗虽比打油好得多,但是比起他的孙子、孙女、孙媳妇那一辈来,显然诗意和美丽就差了一些,不过,能够在此濯足也不失为文人的一桩雅事,这里的用词千万不可以“洗脚”言之,那是一种对美好艺术的亵渎,尽管鲁迅先生也用此词进行“指代”,这个,你懂的。

那日,一帮偷闲的文人聊了一上午,聊的什么内容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倒只有那本陈述“寄畅园”史料的小书使我不能忘怀,园林背后的故事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今为辛卯,何为辛亥?

 

今年是农历的辛卯年,离那个发生过一场并不波澜壮阔的辛亥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整整一百年了,但谁又知道这一场革命虽不起眼,却又和中国的“现代化”、“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呢?没有它,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如此快产生;没有它,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孕育的土壤;没有它,人们就不可能清晰地划分封建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界限。然而,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对它的认知却始终处于模糊与误读的状态。倘若询问国人何为辛亥革命?大约很多人都会陷入茫然无知,或一知半解之中。

小时候在语文课上读到《人们英雄纪念碑》那篇课文时,就暗自纳闷:怎么资产阶级的革命还要镌刻在属于“人民”的英雄纪念碑上呢?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莘莘学子怎么也不能理解被我们无产阶级打到和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还纪录在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谱中,黄花岗烈士还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甚至还写进了我们的语文课本中。这个悖论谜团一直困扰着那一代天真的孩子,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扫除一切封资修的革命中,这个谜团才得以解惑——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是高于一切革命的革命,是人类最辉煌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齿于人类的假革命,尚且它毕竟还是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当然是一定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于是,就不再犹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凡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反对,眼看着原先一直肃立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孙中山塑像被推倒,被迁移到中山陵。如果不是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做出了迁移指示,恐怕那尊塑像早已在被砸烂,再踏上一只脚之列了。君不见廖仲恺、谭延闿之墓当时不就被红卫兵小将们炸得魂飞魄散吗?直到“文革”后才逐渐恢复。

随着近30年来对辛亥革命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公开,随着它的100岁生日的来临,一个重新评价辛亥革命的热潮正在兴起,那些专家们对辛亥革命的学术辩论,甚是热闹,然而,有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论点着实让我们这些非辛亥革命学术研究者们陷入了二度眩惑的认知状态而不知所以然。叩问苍天,何时能够还辛亥革命一个历史的本真面目呢?!

显然,在民族历史的记忆中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断层:许多人对属于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的评价仍抱有天然的恐惧和排拒心理;还有许多人因为史料知识的缺乏和长时期政治宣传的扭曲,对它产生了疑惑和眩惑;也有些人对这段历史根本就不以为然,认为那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的革命。无论是历史的怀疑主义,还是历史的虚无主义,都会给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历史走向产生误读和空洞的价值理念。鉴于此,我们站在100年后的今天来回眸恍如昨日的革命,以及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是应该可以说出一些能够普及人心的常识性价值理念来,以正视听的。我真正担心的却是许多辛亥革命研究的专家首先就乱了方寸——为了某种利益或名誉的需求,而不顾历史事实去编织所谓的“创新理论”,将辛亥革命研究引入歧途,最终成为一出闹剧。

辛亥革命百年使史学界产生了一批标新立异的学者和专家,眼见着“跳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辛亥革命”成为史学界之时尚,我不禁想到的是百年来的辛亥革命之研究被党化所扭曲的过程,此番折腾岂不是又一次证明其研究往往是需要一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吗?!我乃一只小书蠹而已,并非史学界中人,但是我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研究历史必须首先遵从史实,否则一切最后的结论将是空中楼阁。

无论是台湾学者的国民党“正统论”,还是大陆某些学者所秉持的“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论调,其背后所显现出来的均为政治标准第一、历史为我所用的史学观。而新近冒出的“后革命时代”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无疑,党化的研究对“革命叙述”的放大和夸张,从根本上歪曲了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从逻辑上讲,用一种新的逆反式的思维来解构党化的史学观,似乎是开辟一种研究的新思路,然而,难道为了打破“革命进步,立宪落后”的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范式 ,就可以不顾这场革命的根本性质,而加以彻底的否定吗?这样的论断的确使人震惊,然而,震惊之余,我们又不得不怀疑此论断背后的真实意图了。

我在今年发表的文学史论文当中明确地表述了这样的观点: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推翻了帝制,在中国历史上划出了一条红线,即告别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走向了现代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百年的九曲折回甚有说法,但是毕竟是个社会转型的分水岭)。无论是从其革命的宗旨和事后所颁布的大法来看,试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景和远景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倘若忽视了这个前提,其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就要受到质疑。用孙中山事后总结的话来说就是:“此役所得之结果,一为荡涤二百六十余年之耻辱,使国内诸民族一切平等,无复轧铄凌制之象。二为刬除四千余年君主专制之迹。使民主政治与此开始。”革命的动机是明确的,它试图在中国,也是在亚洲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而史学界的理论新锐却可以置这一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不顾,为封建王朝的所谓形式主义的“立宪”招魂,却也是走进了另一个历史研究的空洞之中。像这样的理论创新是为创新而创新,创进了反历史主义的怪圈之中,何等之悲哀。不过,这种又一次对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的涂抹和改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倒是赞成另一些学者的严谨学风和态度:“对辛亥革命的根本否定,近年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这场革命打断了清王朝宪政计划的安排实施。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立足于历史学最不能容忍的假设:以为假以时日,清王朝会俯顺舆情,逐步有秩序地推行宪政,使中国走上民主独立富强之路。”且不说清王朝“仿行宪政”的作秀行为动机是什么,就其能力而言,它能够实行宪政吗?它能够自焚一个封建王朝,进行凤凰涅槃式的再生何必蜕变吗?若想要求封建王朝交出王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常识,退一万步来说,恐怕这个腐败的王朝连“自宫”的能力都没有了,你还指望它能够革故鼎新,走向君主立宪的民主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专制政府,尤其是封建主义的王权,是绝不可能自行放弃他们的政权的。

人们往往从百年来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悟出了许多深刻的道理,尤其是这二十年来,感到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只有靠改良主义的“渐变”才能逐步完成。我也并不反对这样的理论,但是把辛亥革命这样已经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也装进这一理论的套子当中,恐怕难以自圆其说。如果立宪可行的话,戊戌变法也不至于彻底失败,因为历史没有给改良主义机会,它只能导致流血的革命,虽然辛亥革命没有法国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历史节点。正如罗福惠和孙跃两位学者引述了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清王朝本身的论点后所概括的那样:“革命派从一开始就认准了清王朝不可能真心立宪,故基本没有也不可能介入此事。而清王朝的立宪,也始终是在不可逆转的错误路径上作惯性运行。如果一定要说辛亥革命打断了中国首次宪政试行的进程,那么何不继续追问,是谁‘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革命力量呢?显然梁启超在百年前的此刻已经作了准确的回答。”毋庸置疑,是清王朝的腐败直接导致了革命,即便是改良主义的立宪闹剧真的上演,也还是不能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何况他们连接受立宪的一点诚意都没有,何来的放弃封建王朝的念头?在那个时间的节点上,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历史的偶然”。

至于辛亥革命有罪的推论,更是荒唐之极:“负面看待辛亥革命的另一观点,是从凡是革命皆属‘激进’、只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判断推衍而来,而且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分裂、国内军阀割据乃至混战的原因,都归咎于辛亥革命。”如上所述,我也不赞成流血式的暴力革命,但是在巨大的恶的封建势力面前,非暴力革命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话,其有限的暴力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恶是历史的杠杆”的原理。当然,这和“破字当头,立也在其中”的嗜阶级斗争如醉如痴的革命论断是有本质区别的——人性才是衡量它们的试金石,而辛亥革命因为过分的人性化,才使得反革命不断地复辟,所以鲁迅先生才痛心疾首地批判之。其次,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之根本目的,和那种农民起义式的盲目革命,最终还是回到封建王朝的历史循环中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它最高的目的就在于将大写的“人”放置在国家和民族的高位上。

至于辛亥革命后的国家分裂、军阀割据的现象,的确是辛亥革命需要反思的地方——辛亥革命后,没有一个能够足以支撑民主国家体制的力量存在,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能够担当起这样的大任,所以,才寄希望于那些清王朝的旧部和遗老能够为民主国体担当重任。因此,才会出现鲁迅笔下描写的种种“风波”,才会出现五四先驱者们对辛亥革命的严厉批判和对其不彻底性的鞭挞。恰恰相反的是,五四革命的先驱者们批判的焦点正是辛亥革命的软弱,正因为它是太不“激进”、太人性化、太温良恭俭让的革命,才导致了不断的“复辟”,这也是孙中山事后反思封建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的结果:“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难收良果”的原因,就是“旧官僚”、“武人”和“政客”没有扫除:“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反思和批判的问题早在辛亥革命刚刚发生过以后,中国本土的思想家就已经做出了即时性的反映,我相信那时的判断和反思是十分准确的。时过境迁,欲想推翻这样的定论,恐怕是一件难以逾越的理论屏障。

我们并不否认维新派的改良主义,他们也以悲壮的形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失败,北京菜市口的行刑证明了立宪理想的破灭。唯有革命,才能触动中国封建体制的毫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也只不过是一次革命理想主义的一次并不完善的革命,其目的是清楚的,但是结果是不够理想的。然而,今天的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却告诉我们另一个结论:“既往的辛亥研究论著,注重从革命党人的叙述视角,构建有关辛亥记忆的历史谱系。与之相对应者,革命的对象清王朝和革命中有重要贡献的立宪党人,则囿于革命‘神圣’,改良‘反动’的‘非是即非’论评标准,被打入另册,很大程度上,为革命陪衬。”必须承认,中国大陆和台港的辛亥革命研究专家们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均是从两个不同的政治极端来解释这场革命,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了党化的政治色彩。那么,到了199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中国大陆学者逐渐风行和接受的恰恰却是倾向于改良主义的社会渐变观念,“告别革命”的思潮是占据学界的主潮。由此看来,宪政理想成为许多新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这并非坏事,但是过分地强调和夸大其在中国社会的实用功能,或许也是一条难以走得通的路径。而将这种理念强加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去,硬要得出一个什么革命和立宪合二为一的论点,那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我非史学界中人,虽然读过一些辛亥革命的史料,但是毕竟不是行家,但是,针对一些学者的创新理论脱离史实,迎合某种时尚,违反常识的现象,我为史学界再一次搅乱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行为感到一丝悲哀,犹如今天有人再一次搅乱人们对“文革”的历史记忆一样,这样的历史搅局最终贻害的是整个民族的历史伦理和道德,将历史当作一个漂亮姑娘蹂躏的时代应该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悲剧和闹剧仍然在这个“后革命”、“后现代”,甚至是“后文革”的时代里一幕幕地上演着。呜呼,人民的历史记忆将一次次地被强奸。

今为辛卯,何为辛亥?居然成为今年学界之高深的命题,这是史学界之大幸呢?抑或大悲呢?!

 

向面对世界的自绝者脱帽致敬

——追忆两位性格迥异的先师

 

人至暮年,往往会沉溺在回忆之中,记得沈从文说过“回忆是有毒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靠回忆活着的人,说明他已经缺少了创造的活力;然而,没有回忆的人生又是缺憾的,殊不知,回忆往往是在人生驿站的回眸中,将经验性的东西展示给后人看,使其少走弯路,以获得宝贵的启迪。

今年是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创建百周年纪念,我不想追溯其发展的辉煌历史,也不想回眸她的痛史,只想打开记忆的闸门,追忆我的两位已经逝去了多年的师长,这不仅是为了纪念他们两个都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出过巨大贡献,更因为是他们两个人相反相成的性格给了我人生莫大的感悟,以致使我对世态以及人生的末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名字是叶子铭、许志英。

叶子铭先生与许志英先生是挚友,他们在相互调侃对方的性格时看似不经意,其实细细回顾品味起来,却是有着共同的人生宿命,也是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谶语——对社会的责任感愈强,就愈不能隐忍社会的黯淡与人生的惨淡,悲观主义才是他们最深刻的思想选择。许先生说叶先生总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叶先生则反唇相讥许先生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他们俩每每在“攻击”对方时的音容笑貌尚时时萦绕在我的眼前,往往使我不能自已,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却是一直不能与他人言的,因为中国人出于对长者的尊敬,是避讳谈他们的死因的,今天,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试图更深地破析两位师长的内心世界,从而窥视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镣铐——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你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人生的舞台上戴着镣铐跳舞,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谢幕呢?是各人的性格所决定的。但是,两个性格落差与反差如此之大的学者竟然在选择谢幕方式时能够采用同样手段,此乃精神的殊途同归也。叶先生和许先生虽然性格迥异,却是采用同样的自杀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尽管叶先生是几次自杀都未遂,但是同样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界绝决的告别态度,而许先生则是在了无前兆却又是“蓄谋已久”的从容中,连挥一挥手的意念都了无的情况下,就豁然踏上了他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乃为壮举。

我绝不同意“自杀是懦夫的表现”这个十分陈腐的观念,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自杀是一种深度思考的结果,是智识者大勇的选择,尽管无奈。因为几十年来,我们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完全被平庸而沉重的生活之恶麻痹了认识世界的能力,所以,你没有权力去指责那些敢于直面惨淡人生而采取另一种抗争形式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认知他们面对惨淡人生的选择,我是万分敬重他们的,此乃非“革命烈士”之举,亦非大智之措,但却是大勇者之为,无可指责。在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尤其是文革以后,南京大学中文系自杀的教授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黄景欣、刘明元、施文涛、秦德林、张月超、许志英•••••大概是中国大学中自绝于世者最多的院系之一了吧。当然,我并非是崇尚和倡导自杀,而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他们面对一个无奈的世界与无望的人生为何自杀的根本原因。

叶先生出道甚早,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在本科毕业时就交出了一本论著的大学生,195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叶子铭的专著《茅盾四十年的创作道路》,一时轰动学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术明星,以至于在文革期间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当然,这也与当时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中文系主任俞铭璜(时亦兼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为提携奖掖后进而提出“言必称叶(子铭)黄(景欣,年轻的语言学家,文革期间自杀)”的口号有关,作为当时年轻的学术明星,叶先生又参与了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重视,但是,他却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每做一件事都得反反复复考虑到每一个细节与后果,以至于有时会将一件可以简单处理的事情置于无限夸张的若干情境结果中来进行反复斟酌,这也许是与其在反右斗争中遭受了一些挫折后,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专业研究,被发配到苏州医学院工作的心理暗示有关,虽然后来他又迅速地考取古典文学研究生回到了南大,但是反右斗争的深刻教训在他的心灵中埋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处处小心,刻刻警惕,这又恰恰与他的研究对象茅盾在1949年以后的表现惊人的相似,也许这一性格特征被许多人不屑,甚至嘲讽,然而,正是他对时局和政策预判的深刻性,也使他免受了更大的政治灾难,文革前夕和文革之初,中央的一些政治寡头就在不停的找自己的笔杆子,他们看中了叶子铭,而叶却是处处躲闪,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绝了盛情邀请,否则,姚文元的位置就很有可能被叶子铭所替代,然而,叶子铭毕竟是一介书生。最近读到《徐景贤最后回忆》,其中在谈及文革时期上海写作班子的时候有这样三段描述:一是“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文章经张春桥修改后,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笔名是柯庆施取的,寓‘两枝大笔一挥而就’之意。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石西民把我和当时文学研究室的主管叶以群找去,告诉我们,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并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室等调集写作力量••••••”“‘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例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逢国内大批判打响,我们就动员他和文学组一起撰写批判文章”。显然,把叶子铭调到上海写作班子是俞铭璜和叶以群所为,目的是将他推上斗争的第一线,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俞铭璜竭力推荐自不必说,叶以群的力荐也是看中叶的才华,以及茅公早几年的举荐,所以,上海方面才讹传出“叶子铭是叶以群的侄儿”的信息。当时有人说他傻,太没有出息,如果表现积极,这样的大块文章一出来,那就会把姚文元的那篇著名的批评修正主义文学思潮的文章盖掉,但是正是他把看似简单地问题复杂化了,使自己没有卷进更大的政治漩涡之中,而逃过一大劫。后来叶先生曾经和我谈及这段经历时,只是淡然一笑说:之所以不积极,就是感觉到形势太复杂,吃不透上面的意图,高处不胜寒。

1980年代后期江苏省又试图让他出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亦被他回绝了,此乃福兮祸兮?我以为正是叶先生看得比常人更加深刻,他才能预判到高处不胜寒的复杂结局,这可能是他“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胜利吧。

但是,在以后的许多政治运动中,他这种对事物的复杂性研判却是对错参半、有得有失的。文革期间,在恐怖的思想与肉体批判与批斗中,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那时就试图以自杀的方式来对那个黑暗的时代进行抗争,他设计了一个去海边清净之处蹈海寻仙的计划,却在妻子的严密的看护下不能得以实施,其实风暴一过,他就做起了“逍遥派”,安全渡过了漫长的十年浩劫,心境逐渐开始晴朗起来。1980年代叶先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民选的系主任,同时兼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因为他每做一件事都是慎而又慎,事无巨细,加之他又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第一召集人,茅盾研究学会会长,事必躬亲,犹如戴着枷锁和镣铐跳舞,身心疲惫,积劳成疾,所以这种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性格,终于将自己绑在了精神的十字架上。更为严重的是20多年前的那场风波,给他的心头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心理病灶,我们曾经集体指责过他的迂腐,竟然会毕恭毕敬、通宵达旦地写自我检查书,把自己的生存环境看得太险恶,才使得他的复杂化性格成为消极厌世的导因。从1991年的又一次选择撞墙自杀,直到最后变成再也不能自己思考和研判问题和有条件进行自裁而苟活着为止,叶先生的内心所经历的苦难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然而,上苍最后竟然将他连“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思考权力也给剥夺了,不知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会作何感叹。

1984年我和叶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驻社编纂《茅盾全集》,往往彻夜长谈,每每论及各次政治运动和时局前途,他总是忧心忡忡,那布满血丝的深邃眼神中充满着忧郁的深情。那时我年轻无知,又适逢改革开放,对他处处小心、时时忧郁的性格往往腹诽为政治过敏、杞人忧天。但是,随之而来的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却使我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复杂性后面的深谋远虑,直到他的离世,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过敏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却又是多么的可怜与可悲,但是,正是他的深刻性一面,时时提醒着我克服那种盲目乐观的浅薄,因为世事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寻找政治脱敏的药物是多么的艰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啊Q,没有精神的逃路。人人都云叶子铭先生迂,但这种迂腐未尝是世事洞明后的深刻觉醒,看清楚了“两间余一卒”,却不能够“荷戟独彷徨”,也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哀。

许志英先生195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参加了复旦大学红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后分配至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是文学所有名的“摇鹅毛扇的军师”,可见其做事举重若轻、豁达开朗之风格,他是文革结束以后为了照顾家庭调来南大的,在1984年的“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中,他因一篇论五四运动领导权的学术论文被胡乔木、邓力群点了名,但是,除了北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学者在那种政治高压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批判了许先生的观点外,南京大学却是踏踏实实地走过了场,非但没有问罪,后来还在叶子铭先生的力荐下,请他出山接任了中文系主任一职,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是任何高校也不可能做到的吧,这就是南大中文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起码尚存一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吧。他接掌系主任职位后,首先就废除了每周的所谓集中学习的制度,腾出时间让大家干自己愿意干的事情。其次,就是放权给每一个分管各口的副系主任,除了重大事情过问外,不管具体事务,他的治系方针就是四个字:“无为而治”。就是这种“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行为风格,使中文系在那些政治风波中平安摆渡,没使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遭受“应有”的打击,尽管系里有这样和那样的人事矛盾产生,但绝大多数人起码在价值认知上还是一致的。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开朗,对一切世事都看淡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这使得许许多多熟悉和不甚熟悉他的人,都在脑海里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实,在他写给我的遗嘱中有一个关键词“生意已尽”就是答案。无疑,大多数自杀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不再留念的缘由无非有二:一是对社会环境的绝望;二是对自身生存质量的绝望。首先,许先生对中国大局的预判向来是十分乐观且准确的,这在文学所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对粉碎“四人帮”的预判,但是,对后来的政治局势的预判他却是吞下了“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苦果,苦等了20年无果,常常成为我们对他调侃的谈资。

记得1991年茅盾研究学会年会在南京大学召开,叶子铭先生正是在那时发病了,许先生和我便住在南京大学招待所里主持会务,我们整整三个通宵没有睡觉,畅谈国事与人生,从国家形势到叶先生的病。他不停地吸烟,我们在烟雾缭绕中度过的那三个夜晚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时,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信心满满的,坚信政治改革将会有所突进。但是涉及人生问题时,却又一反常有的乐观性格,鉴于叶先生的病情,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一个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事情就是能够思想的大脑失灵,连自裁的能力都没有了,给自己、家人与朋友带来了共同的悲伤,而人类不实行安乐死是一种非人道的行径。

未曾想到的是退休以后,他突患中风,落下了瘸腿的痼疾,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加上大儿子车祸罹难、相濡以沫的老伴病逝,给他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启齿的痛苦,表面上乐观开朗而心灵深处悲观厌世的情绪裹挟着他的日日夜夜。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他晚年对事物的判断力大不如前了,但是,他还是常常不断地与我们交流着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我也常常调侃他: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永远不会自我解脱,把政治生命放在第一位,组织观念极强,将自己的灵魂绑在政治的战车上拖行,而那架战车却在巨大的惯性中把你们带向一个莫名的远方。恰恰吊诡的是,在他走前的这一个星期里,他竟然没有与我有任何联系,我又因为那些天忙于诸多琐碎的公务,也就没有在意他的故意疏离,没有想到的是,他与我的诀别方式竟然是一纸一书。

他离去的那天,冥冥之中,我一大早六点钟就到了办公室,七点钟就接到他小女儿打来的电话,告知噩耗,我便匆匆赶去,撞进家门,他已经平静地躺在床上了。读着他在夜深人静时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文字,且是唯一一份给我留下的遗书,心潮起伏:这仅仅是同志的信任?仅仅是托付善后?我却从字里行间分明看到的是那种坚强无比的意志!我欲哭不能,看着那刚劲有力、一丝不苟的刀刻般笔迹,我想象他用这支钢笔去划破了无声中国的夜空时,表情是那样的坚毅和绝决,毫无惧色,也毫无愧色,当我看到最后一句“永别了”的时候,才不禁潸然泪下。王彬彬后来看到这份遗书时,与我同感,他十分惊讶和佩服许先生竟然在告别人世时可以那样的冷静和从容,其字迹没有一点抖动的痕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常人,是无法与许先生比拟的,虽为书生,他却是在大风大浪里进入到了大彻大悟之境界的超人,这也许就是他最后一次毫不犹豫地“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壮举吧。许多人认为,直接引发许先生自身的原因是生活所迫,我倒是认为对生存环境的绝望与生活的艰辛的双重压力,才是其面对这个世界无奈的选择的根本导因,而前者的因素是大于后者的。

如何面对生存世界的选择,这是莎士比亚给人类出的一道二难的命题:“是生还是死?”是哲学的生,还是哲学的死?每一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代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两种截然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却都会选择同一种生存的抉择,性格不同,内心深处却是朝着一个方向思考问题——忧国忧民的“治国平天下”情结,是他们难以摆脱且根深蒂固的政治责任感,这种看似愚忠,却是高尚的品行能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延续下去吗?窃以为,在而今的知识分子中则很难保有这样的政治德行与情怀了。他们是一代死去的堂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的知识分子吗?如是,我也愿脱帽向他们致敬!

历数各个高校中由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许多多酷似叶先生和许先生这样人,他们在历次政治斗争和运动中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不管其最后结局如何,他们都是我们值得尊敬的一代知识者。我以为,他们的悲剧结局,其中最致命的元素就在于他们所受到的精神上的不公正待遇,有谁予以评说?我们只能叩问苍天:这是为什么?谁能够给出这个充满着悖论的命题一个圆满的答复呢?惟有历史作出公正客观的回答。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直称呼我小丁的两位先生走了,我相信,他们俩在另一个世界里讨论的焦点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在复杂化与简单化之间进行辩论着,而我却愿在梦境中做一个“听风者”,而面对现实世界的选择,我能说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

就因为我们都是悲观主义者吗?!

 

桃花扇底的卑微者

 

十八年前,我写了这篇文章,对侯朝宗(侯方域)的人格操守多有诟病,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侯朝宗的家乡文人们在在《商丘日报》上掀起了一场申讨我的热潮,那意思就是老侯同志并没有如我所说“中了副榜”,投降了清廷,对于这些滑稽可笑的回护,我只能报以一笑而已,其实中没中清廷副榜是有案可查的,随便翻翻辞海之类的工具书便知。最近,《桃花扇》又将作为南京的一张文化王牌隆重推出,我翻检出十八年前的旧文,重新修改,意在提醒南京文化历史的制造者们,千万不可忘记文人士子的道义与人格,再来一次“桃花扇底识前朝”(恕我将“送”改为“识”)吧。

十八年前,江苏省昆剧院重新排演《桃花扇》,其中剧情亦有所变动,昔日云亭山人孔尚任给侯方域留下的那条不甚干净的尾巴,似乎被剧作者们搞得不清不楚了。回想近几年来,由于南京文化的勃兴,一些文人便陆续为诸如侯朝宗这样的失节士子翻案了。作为对一个文学形象的重塑及心理发掘,当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一文学行为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倒是值得深究的。如果它于南京这座城市精神的文化建设毫无益处,相反,是对这个城市的城格和人格的亵渎,恐怕是不足取的。

所谓“桃花扇底送前朝”,重要的意义是在两种不同的人格气节对比中,映现出“桃花扇”的本意所在。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它的表层结构是爱情的溃灭,而其深层结构却是一代名士精神的委琐与绝代佳人浩然的正气之间无可调和的分离,这才是江南士子真正的悲歌所在。

侯方域虽然不是江南人,籍贯为河南商丘,但他的文学活动及仕途经济均行走于江南,明末与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并称为“四公子”,可见其在江南士子中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侯方域善诗能文,著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可见其文采一斑。甲申南渡,“明季四公子”麇集金陵,诗酒论道之余,更是以狎妓为幸事。作为“复社”名流,他的风流倜傥和横溢才华,当然为秦淮名妓所青睐,因而他与李香君一见钟情亦不足为奇了。当时的秦淮名妓个个有才有识,敢憎敢爱,所谓“慧福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可见江南复社名士们在秦淮名妓心目中的地位。诚然,侯朝宗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身处那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出于生存的本能,往往在人格的精神悖反中游弋,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以为他的一生中却有两大错:一是反复于权奸阉党阮大铖之流的恩威之间;一是降顺清廷,考中副榜,从人格上彻底背叛了东林党人的操守。

其实,侯朝宗在明崇祯十二年来南京时,还是由阮大铖出资托杨龙友引荐相识了李香君,由此可说阮是这对千古才子佳人悲剧的牵线人。也许是出于“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古训的熏陶,也许是左右逢源的秉性使然,侯朝宗曾经允诺过阮大铖为其排解,开脱罪责,这显然是违背了东林复社的党义,在大是大非面前,侯朝宗的犹豫徘徊,又一次暴露了士子灵魂深处的污垢,亦如钱谦益在清军兵临城下时犹豫不决而柳如是决意投水示诚一样,此时,李香君命侯公子严辞拒绝,才算保住了他前期的名节。因此,阮大铖才怀恨在心,构陷侯与左良玉勾结谋反作乱,怂恿凤阳督抚马士英杀之,侯亦只有逃到漕抚史可法处。一帖《留都防乱公檄》为“明季四公子”崇尚气节的凛然正气画上了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殊不知,其中侯朝宗的心灵深处多少是平添了几分无奈的,它遮蔽着侯公子人格分裂的病根。

南明小朝廷覆灭后,“明季四公子”相约誓死不事新朝,侯公子还相劝后来终于降清的江南士子吴梅村不要出山,有吴梅村《怀古兼吊侯生》一诗为证:“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比起吴伟业来,侯朝宗当然是干净得多,因为他终于没有出仕。但是,与“四公子”中其他几位士子相比,便足见其人格的猥琐。冒辟疆终于与董小宛相携躲进了如皋的水绘园了却残生;方以智则削发为僧遁入空门,寻着科学的人生道路前行,终于在拜谒文天祥之墓的路途中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归宿;陈贞慧则先被阮党投入牢狱,明亡后则隐居乡里,永不出山。偏偏就是侯朝宗动了凡心,中了副榜。这才应该是《桃花扇》悲剧高潮的钮结所在,也许你可以说,这是侯公子的一念之差,但正是这一念之差,衡量出了一个士子的真正人格心理。孔尚任没把悲剧高潮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不能不说是受一种爱情力量的驱使。侯李最终的分道扬镳,其爱情悲剧的根源就在这人格的落差之中,侯朝宗注定要成为悲剧主人公李香君辉煌人格的反衬,只有这样才显现出孔尚任这位戏曲大师与众不同的大手笔之处。可惜《桃花扇》的剧情走向不是如此。

二十年前读周黎庵先生所著《清诗的春夏》(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年四月版),受益匪浅,亦可见先生对清诗研究的精深造诣。但周先生为侯朝宗鸣不平的断语,晚辈是实难苟同的:“其实侯朝宗在清朝不得已出去应河南乡试,只中了一个副榜,连举人都没有中试,以后也不曾做官,算他是失节的贰臣,总说不大过去,云亭山人也过分了一些吧!何况侯朝宗曾劝过他的好友吴伟业不要出仕……吴伟业当时并无异词,何云亭山人之喋喋为!”殊不知,云亭山人孔尚任的人格视角与一代降臣吴梅村的人格视角完全是两样的。尽管吴梅村在清诗的地位上甚至高出钱谦益、顾炎武,独创了“梅村体”,但是,他的人格地位却和侯朝宗一样,输在顾炎武及“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之下,甚至连侯朝宗都不如,何能以他之喋喋为?!

孔尚任将《桃花扇》当作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画卷来抒写,旨在弘扬一种文人士子的悲壮人格精神,他所塑造的秦淮名妓李香君的艺术形象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而长留于民间,甚至于后来人们在为“秦淮八艳”排座次时,总是将她置于首位,正是人们臣服于人格魅力的象征,正是大家对不屈精神的顶礼膜拜。李香君作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映衬出了晚明一大帮江南士子中的堕落文人的丑恶嘴脸,同时也倾注了《桃花扇》作者一腔正气和热血。孔尚任创作《桃花扇》不仅仅是踏遍金陵芳草地去寻觅侯李的历史踪迹,更重要的是他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到了行文的最佳视角。据说他游历江淮三载,首先是登上扬州的梅花岭,拜谒史可法的衣冠冢,从这里,他肯定是找到了表述《桃花扇》主题的精魂气韵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桃花扇》是尚可再行升华的。而为侯朝宗的翻案,亦难以为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所裨益。作为一段民族的痛史,《桃花扇》传奇在今天的意义就在于拯救那种失去价值导向的文人人格的迷惘。这点孔尚任说得很清楚:“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历史的更替,这是必然的规律,而“惩创人心”则是万劫不灭的精神搏战,是文人士子寻找精神栖居地的历史借鉴。

据载,侯朝宗降顺清廷后,曾为清总督出谋献策剿杀农民起义军。虽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亦有许多反历史反人性的硬伤,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侯公子是仍想效力清廷的。侯死于一六五五年,他在郁郁中死去,我想,他的灵魂是不得安宁的,因为他背叛的不仅仅是“扇血点染桃花”的忠贞爱情,更难容忍的是他出卖了一个士子独立的人格和不屈的灵魂,拱手交出了精神的自由。

李香君的悲剧命运归宿在《桃花扇》中没有续笔,这是孔尚任的败笔,作为古典悲剧艺术,用亚里斯多德的观点来说是:“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而未能将李香君的“死”戏做足,就不能更强化这悲剧的深刻文化内涵和人格内涵。据说她生前常在南京远郊的栖霞山葆贞观附近的桃花涧浣纱,死后就葬在桃花涧里。这种传说未必是真,且亦过于浪漫。我想,李香君也并不能看破红尘,她亦会被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所困扰一生郁郁而终。但是我绝对相信在那个极乐世界里,李香君的灵魂再也不会陪伴侯公子了,因为侯公子的灵魂已经打上了人间的耻辱标记,与李香君无瑕的灵魂相比,侯公子只能自惭形秽。

桃花扇底送走的不只是前朝历史,桃花扇底送走的是一个卑微的死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