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一种文学样态的地理考察(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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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习惯这样说。但这是否同样意味着,一方水土就孕育着同一种文学样态呢?如果我们把文学与地理放在一起研究,会发现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尤其在这个日益开放、流动型的社会,许多过去的可能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首先,那种靠地理封闭、共同的人文因素、作家的共同主张而凝成的写作流派,放到今天的任何一个地方谈论都似乎留有破绽。其二,因为运用共同的故乡资源写作,就将每部作品都归为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写作,这在今天也显得草率。所以,与其先做结论,不如重新调整目光打量,同一个地方孕育产生的作家,在选择离开或者留守之后,他们的写作与其写作资源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关系?

促使我思考这一些问题的契机,是前不久参加了由文艺报社、江苏省作家协会与泰州市文联一起在泰州举办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开会的地点在一座风景如画的农业园区,据说那曾经是作家胡石言写《秋雪湖之恋》的故事发生地。胡石言更著名的小说是《柳堡的故事》,而柳堡这个称谓,带有典型的里下河地理特征。

从这里开始认识“里下河”,以及里下河文学,当地研究人员为我们梳理了里下河文学的历史,一个呈水网一样密布的作家群落因此显现,也让我们得以知道,那陆续蜚声文坛的汪曾祺、毕飞宇、鲁敏、罗望子、庞余亮、朱辉、王大进等大批作家,都是从这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还有一批作家,依旧留在故乡,构成里下河“地方写作”的重要一翼,比如小说家刘仁前。谈论这些作家作品,当地人喜欢聚焦于他们共同的人文意蕴与风俗人情,而评论家则关注其异质的部分。仅这种分野就很有意思,恰好可以做全球化特征下,一种地方性文学样态的多样性考察。

“里下河”——来自当地的定义,是江苏苏中地区里河与下河之间区域空间的简称,而所谓的里下河地区,是一个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其地理范围西接里运河,东牵串场河,北靠苏北灌溉总渠,南达老通扬运河。里下河虽属平原,但在地貌上,又处在与江苏省长江、淮河之间最低洼的地区。其行政区涵盖扬州、泰州、盐城、兴化、南通等地。作为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自古就人文荟萃,出过刘熙载这样的文论家,也出过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等艺术家,明清时代的两部重要小说《水浒传》与《西游记》的生成,都和这片土地有关,生长于斯的作家遥远的包括施耐庵,当代有汪曾祺、胡石言、黄蓓佳、曹文轩、夏坚勇、唐晓渡、费振钟、王干、汪政、刘仁前、朱辉、毕飞宇、罗望子、顾坚、小海、庞余亮、鲁敏、沈浩波、鲁羊、朱文……他们分布于当代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各个领域,也流散在当今中国的大江南北。

不管他们现居哪里,当地人喜欢将他们各自的作品与这片水土放在一起考察,有人会教你辨识,《水浒传》与《西游记》的语言中,有里下河兴化地区方言的成分。汪曾祺的《沙家浜》地理背景或许不是常熟的沙家浜,而是他的家乡高邮湖。甚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并非我们读到并以为的北方荷塘,而是有里下河的荷塘气息……

虽然能看出如此多的“共同”,但是将里下河作家群归为一个流派,依旧会让部分研究者觉得棘手:因为里下河固然以水乡平原著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作家都风格阴柔,夏坚勇的散文就很刚勇,而鲁羊、朱文的写作,已经看不出里下河的胎记……

同样是故乡题材,高邮籍的作家汪曾祺笔下万千,他的作品不仅涉及故乡,也有对西南联大岁月的书写,有对北京生活的描摹。就是最具里下河地域特征的《大淖记事》、《受戒》等,依旧是他几十年未回家乡的情境下写成的。有人因此有一问:如果他没有离开,还会写成这样的风貌吗?

毕飞宇出生于兴化,如今居住于南京。作为里下河地区当下公认的最有成就的小说家,他著名的小说《平原》,有一个非常“里下河”特征的书名,但他在一篇《〈平原〉的题外话》中,直陈自己并不希望这部作品被看成乡土文学。“《平原》的第一稿是33万字,最后出版的时候是25万,这8万字有一部分是关于乡村风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时候,我不愿意《平原》呈现出‘乡土小说’的风貌,它过于‘优美’,有小资的恶俗,我果断地把它们删除了。”文尾他还说明,平原这个书名是程永新起的。不过,在他新出版的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他倒是非常有感觉地描摹了里下河的平原、麦地与水上行路。

有离开的,也有留守的。里下河文学所构成的蔚为大观,其中一个现象曾被文学评论家何平今年的一篇调查文章提到:“一大批坚守在兴化本土的写作者,如王浩、葛玉莹、陈钟石、沈光宇、薛宏金、刘春龙、钱国怀、金倜、张学诗、李明官、戴中明、朱道平、王锐、王兰、顾维萍、王桦苍、周飞等。后者几乎都是有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个人职业的业余作者。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作者群先后有32人出版文学书籍59种,有近百人在省级以上的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并有34人次获各类奖项。另据统计,尚有8部长篇小说和10本小说、散文、诗歌专集待出版。这样的一种文学态势,在全国县级市中非常少见。”

文中言说的是兴化,但是费振钟确认,这是里下河普遍的文学现象。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的评论家,费振钟连续几年在家乡挂职,并且致力于完成他人类社会学意义上的“乡镇观察系列”笔记。当研讨会上所提出的“里下河文学流派”被谨严的文学研究者质疑时,他这样回应:能不能成为流派,且放下,至少它是一种文学存在。里下河地区的写作,不仅是文学方面的,还有地方文献整理、地方知识书写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地方性写作。在当今全球化的今天,地方性写作还有什么意义?费振钟说,我们正是通过书写,重构一种地方认同。而在这种地方认同中,产生发展出文学流派,我则乐观其成。

流派的争论很难达成共识,还是先让我们通过不同面向,再次认识,这片特殊地理风貌所滋养出来的文学特质吧。孙小宁/文 徐驰/摄

  话题1

  里下河式的书写

  何向阳(文学评论家)

里下河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无如说是一个带有人文意蕴的文化地理概念。苏中地区的里河与下河之间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平原,与我们通常概念中的平原不太一样,这个平原,是由水泽四围起来的水中泽国,河湖相连,水网密布,中间一个个的地理,一个个水土,以及水土养成的一个个的人,这些人,有的打鱼,有的赶鸭,有的说书,有的著文,他们相互瞩目,相互联系,他们的命运落在纸上,由后代人看了,又成就了一方人文的水土。

我从小说出发,提出来“里下河式的文学书写”的文学特征与美学意味,文学特征大约可以集中于三个方面,一,自觉求是的人文地理意识。我们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一开篇就是对大淖这个地名的书写,淖,是大水的意思;而《受戒》一开始也是写地理,“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接着作者逐字分析这个地名的三个字,可以说是有一种地理的自觉,这是写家乡旧事的作品,当然写乡村的作品都有一个地缘水土的概念,但在汪老这里,有着这样自觉的地理意识,而且在个人的作品中不断强化这种地理意识的作家并不很多。仔细观察毕飞宇的小说,无论是《哺乳期的女人》还是《地球上的王家庄》,前者是一开始写地理,后者则是将一个小地理放在一个更大的地理中去写,当然例子还有不少,足见里下河的地理对于这些作家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浸润着这方水土的作家的自觉人文考察的文学起点。

这种讲究来源的写法,我以为是深受里下河自古以来的文化影响的,这种文化,包括日常生活方面的,更包括比如二王、比如刘熙载等人文文化的影响。第二个方面,是自然呈现的汉语古典情结。他们的文字中都有一种文人气质,但是这种人文气质是不刻意为之的,是自然流露。比如无论汪曾祺还是毕飞宇,还是刘仁前,他们的书写没有欧式的长句,只要一写到家乡,就是短句,这些短句,看似平白,实则有着古意,比如,刘仁前《故里人物三记》中,有用语“弗时”,这样的时间表达,深得明清笔记体小说的精髓。他们作品中注重白描,注重戏文,以及俚俗用语,但在用俚语时并不一下子就张牙舞爪了,而是有着一种与放纵不同的民间的矜持。第三,是自在表达的人性命运关怀。他们书写中所表达的对于人的关心与关怀,是体察式的关怀,呈现出与北方叙事不同的特征。

当然,从美学内涵上我们还可以谈论更多,比如这种书写中的细腻、从容、率真、任性,苏中作为南北文化的中间地带,的确有着与北方风骨与南方风情不同的风韵,从而成就了它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不卑不亢与达观从容。

话题2

  里下河文学地标

  费振钟(人文学者)

■里运河:里运河是连接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最初在公元前五世纪开凿,当时叫邗沟。自汉以后,出于军事、经济或水利需要,历代均有整治,到1959年最后一次大规模疏通拓宽,形成今日京杭大运河苏中段。拓宽后,在现在运河西边,还保留了一段古运河,作为历史见证。今天里运河,南从扬州邗江瓜洲古渡,北至淮安清江浦清江大闸,长170余公里。流经扬州、高邮、宝应、淮安,为通行苏中苏北河运干道。最接近里运河的是高邮,整个高邮城都躺在里运河河堤下面。汪曾祺先生是高邮人,他的代表作《大淖记事》里,女人们挑着担子,打着号子,从运河堤上走过,个个如风摆杨柳。

■下河:下河为串场河俗称。串场河初为唐代修筑海堤时形成的复堆河,从宋代开始,沿新修捍海堤(世称范公堤)一线有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小海、白驹、刘庄、伍佑、新兴、庙湾等十三大盐场,因复堆河将这十三大盐场串联起来,所以称串场河。

该河以东台海道口为界,分南北两段,由海安向北流经富安、安丰、梁垛至何垛场,为南串场河;由海道口向北流经丁溪、草堰、白驹、刘庄、伍佑、盐城至新兴、庙湾,为北串场河。今天串场河北起盐城阜宁县沿范公堤南下,经盐城、东台到南通海安县与老通扬运河相汇,全长170公里。草堰盐场,在明末清初,曾有一个诗人吴嘉纪,他的诗记述了里下河时代和历史的苦痛。兴化作家朱辉的长篇小说即以“白驹”为名。

■里下河:里下河即里运河与串场河(下河)的合用和简称。里运河与串场河两河夹带,形成的地域空间,至少在唐代即已成形,而宋代串场河(下河)的命名,划定了里下河地区由西向东的区域位置。不过1949年以前,方志、笔记以及本地区相关水利文献,仅称这里为“下河地区”,直至1951年,连接淮河的苏北灌溉总渠修成,才正式确定了里下河地区的区域称谓。里下河的地理空间位置由四条河流切割而成,西为里运河,东为串场河,南为古凿运盐河(现名老通扬运河),北为新开苏北灌溉总渠。里下河地区涉及行政区有扬、淮、盐、通、泰,域内主要有高邮、宝应、兴化、姜埝(泰州)、建湖、盐都、海安、东台等市,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汪曾祺先生尽管是高邮人,但他乐于认自己的写作为“里下河文学”。

■平原:里下河土地,为西来淮水冲积,与东海海滩伸长,无山陵之益,有泽国之利,土地平旷,水草丰盛。虽云平原,但也只是地形地貌差似,实与平原的地学概念大有区别。所谓“水乡”平原,水构成了这里的平面风格,而依赖于水的生产方式及生产物品,也都非一般平原所有。这里从前只种植水稻,农耕之外,就是渔狩,水上的收获为主要副业。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写的就是这个“平原”。

■洼地:真正地学特点,或者确切的表述是:里下河洼地。与西边淮水比较,里下河低于淮水十数丈,与东边海平面比较,低于海平面二三米。每当淮水西来,里下河顿被没顶,而海潮倒灌时,则里下河又淹于盐卤。本地人形容里下河洼地地形,如同一只平放的巨大铁锅。

■水浒:里下河地区有湖有荡有泊有港。它们有许多人文化的名字,射阳湖外,还有得胜湖、乌巾荡等,这些著名的湖荡承受了里下河的历史内容。但“水浒”也许最能体现这里的人文与地理历史特色。水浒,是湖泊中一块飞地。什么时候有这个叫法,难以确证,但里下河当年湖泊之一得胜湖,就有东水浒与西水浒,这块飞地建了村庄,叫东、西水浒村。《水浒传》的作者当年在兴化活动,“水浒”或许就这样成为一部长篇巨著的名字。

■移民与村镇:里下河地区移民历史漫长,最大的移民据证为14世纪的“洪武赶散”。那次规模有多大,人口有多少,需专门研究,但在里下河地区,许多姓氏族群的族谱上,都有他们定居该地区的第一代人来自苏州阊门的记录。江南大姓大族的到来,形成了这里许多大村大镇,不仅成为里下河乡土社会的标志,也构成了里下河地区社会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成为里下河生活样式的生长基础。刘仁前和庞余亮的小说所写的“香河村”和“沙沟镇”,都可作代表。村镇是生长地方文学最好的温床。

话题3

  故乡与写作

  里下河作家问卷

  庞余亮

生于兴化李中,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著有长篇小说《薄荷》、《丑孩》,小说集《为弟子请安》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等,现居靖江。

问:你出生在里下河什么地方?

答:我出生的地方是里下河最低的兴化西北乡一个四面环水的村庄。

问:你对里下河这块土地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答:印象最深的是水灾。大大小小的水灾。兴化西北乡是兴化水灾最严重的地方。有一个是我母亲在我耳朵边讲了一辈子的水灾(民国20年,即1931年)。另一个是我亲历的1991年的水灾。2004年,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秦大河先生给我们讲了一课,叫做“气象与政治”。课后,他邀请我们全班去参观国家气象台和国家卫星气象台。在国家卫星气象台,解说员说,1991年7月,气象卫星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县没有了。在地图上消失了。他们赶紧向国务院汇报。解说员还没有说出是“江苏兴化”之前,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一个县怎么没有了呢?那天晚上,我在鲁迅文学院的206号房间失眠了,我想起了1991年7月,无边无际的雨,汹涌的洪水……我的故乡兴化。

问:里下河给您的写作带来的影响与滋养,主要是哪几个方面:人文、思想,还是地理、氛围,抑或伦理、亲情?

答:我以为里下河带给我的影响和滋养更多是人文与地理。在没有洪水之前,里下河的水是安静的。仿佛一个害羞的处女。洪水到了,处女就变成了泼妇。童年的我看到乡亲们在“安静的水”和“汹涌的水”之间反复置换,总让我觉得无力、虚妄、忧虑,像一个早衰症的孩子。里外不一的纠结令我想写下一些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看自己的作品,“安静的水”和“汹涌的水”几乎都在我文字的天花板上留下了印痕。虽然我离开了里下河,但里下河的印痕永不会消失。

问:你的写作希望和里下河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写作和里下河的关系更像是我和母亲的关系。比如里下河和我呈现出的是“母子”关系。这,既有益处,亦有弊端。

我现在渴望在以后的作品中,我和里下河的关系能够变成我和父亲的关系,有紧张的一面,亦有和解,还应该有不解。

问: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离开了里下河?目前在哪个城市?

答:我在故乡生活,上学,然后在扬州上大学,又回故乡教学。再后来,由于写作的特长,被长江边的靖江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现在算来,离开里下河正好13年。

这13年,让我在长江之边重新开始认识自己,眺望并认识里下河地区的故乡。

问:你是在离开前还是离开后开始自己的写作?离开前和离开后写作,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答:我的创作时间是1986年。我离开里下河是2000年。离开前的写作几乎没有焦虑感,而现在的写作有了些许焦虑。我多么希望能够很快把这“焦虑”克服掉。

问:从写作的角度,你希望日后的写作,更脱开里下河,还是更靠近里下河?

答:里下河,不仅是我的地理概念,应该是我写作的原点。这原点,起码要让我得到写作的快乐。

问:你现在已经有了和故乡有关的作品了吗?还是你原本并不想始终围绕着里下河来写,而想写些别的题材?

答:在里下河的故乡,我写得最多的是诗歌,也有少量的小说。而到了靖江,我写得最多的是小说,我的朋友评价我在2000年之后的写作风格:“诗意少了,烟火气多了”——这句话是批评呢,还是表扬?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全是里下河的,今后还是。

问:你觉得在写作上,你有没有身份认同上的困惑?

答:很感谢大家对里下河地区写作和写作里下河的作家的关注。这种关注是义举,温暖我们这些写作者的手心。但温暖不能代替写作者应有的自觉和清醒。比如已经走得很远的毕飞宇,他是我的榜样。他的那篇神品一级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里,里面的地名用的就是里下河地区很有名的“乌巾荡”,而读完之后,才觉得,乌巾荡是地球上的,王家庄是地球上的,里下河更是地球上的。我们都是一只从里下河出发的小舟,于波澜起伏中,以笔为橹……彼岸是什么?我不知道。

刘仁前

笔名瓜棚主人,泰州市文联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香河》、《浮城》,小说散文集《瓜棚漫笔》、《眷恋故土》、《楚水风物》等多部,长篇小说《香河》出版后反响热烈,被誉为“里下河风情的全息图”,里下河地方性写作代表人物之一。

问: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一定是和里下河有关吗?

答:我的第一部小说《故里人物三记》,就是写里下河地域三个极普通、极常见的农民,他们分别是“祥大少”、“谭驼子”和“二侉子”。小说得到了陈建功先生的充分肯定,认为传统的白描手法未可轻弃也。也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的作品和汪曾祺先生联系在了一起。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始终坚持着自己“香河”文学地理的打造。读过长篇小说《香河》的读者一定知道,“香河”就是里下河大地上一条寻常的小河,我的笔触几十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条河的流域,我也一直在“经营”着这条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一个把自己浸泡在里下河的作家。我所叙述的故事,我所描写的场景,我所塑造的人物,我所营造的氛围,无不打上了里下河的印记。

问:在当地写作,又与里下河有关,你觉得写作会不会有障碍?比如涉及某些难免让人对号入座的人与事。

答:就通常情况而言,一般人会认为,在当地写作或多或少都会觉得有些障碍,正如你所说的,难免要涉及某些让人“对号入座”的人与事。然,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倒没有觉得在当地写作且又与里下河有关会有什么障碍。陈建功先生在点评我早期的小说《故里人物三记》时就曾说过,一看就知道,不是闭门杜撰的。事实也是如此。无论长篇小说《香河》、《浮城》,还是其他作品《谎媒》、《冤家》、《香河女》等,其中的人物都会有一些乡亲们的影子,有些故事在一定地域范围都还有一定知晓度。但是,我决不会照搬直移这些素材,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创作而对自己的乡亲们构成某种伤害。这牵涉到个人的创作理念问题。正如姜广平先生在评价《香河》和《浮城》时,用“以水润德”与“似水柔情”来界定作品的人物塑造,认为小说呈现出的是一种“悲悯笔意”。

问:一部与故乡有关的作品出来,有了反响,你最享受的是哪部分?

答:我还是用实例来说吧,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河》面世,在故乡引起的反响可以用“热烈”来描述。不少我所熟悉的人(有的是朋友,有的就只是熟人)打电话给我,说读《香河》是要读两遍的,一遍用普通话读,第二遍用兴化话读。我写作《香河》的用意十分明了,我把它写在了书的扉页上:“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所以,家乡人能如此喜爱这部作品,我的内心是非常开心的。

后来泰州电台将《香河》录制成了长篇方言连播小说,更是激起了家乡人的兴趣。又有人和我开玩笑,说是为了收听《香河》,小收音机都替我送出去好几个。我只能笑着表示感谢。这样一部作品,无疑也引起了方方面面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江苏省作协和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对他们为《香河》所做的这些,我当然也心怀感谢。但实在说来,我还是更看重家乡人的议论和看法,他们如此喜欢《香河》,愿意在茶余饭后谈论《香河》,甚至来一点善意的“对号入座”,我都很开心。正如汪政先生在“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一文中所说,“没到过江苏里下河地区的人可能对刘仁前还比较陌生,但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就会吃惊于他的写作对这里的人们、这里的读者的影响。刘仁前就在他们身边,他就在他们当中写作,更重要的是,刘仁前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乡里乡亲,看到了自己。”

问:如果给你选择可以走可以留,你觉得留下还是离开更利于你的写作?

答:这个问题,对于我其实只能是个假想。走与留,剔除其他因素,就目前里下河作家群体里的作家而言,无疑走出去的作家成就明显要高于留下来的坚守本土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才能更好地回来,而留下必然会有某些局限,这无庸回避。我个人的写作经常采用一种回望的姿态,陈建功先生曾经说过我小说中有一种“远距离的观照”。这种回望或远距离的观照,实际上也是一种“走”,一种“离开”,让自己与笔下所叙写的一切进行一种“拉伸”,以求更好的考察、思考和把握。因而,就我个人看来,离开更有利于自己的写作。我本人目前处于一种“半离开”状态。

孙小宁/整理  顾晓中/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