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刘仁前论

【摘要】本文系国内第一篇全面系统论述新生代作家刘仁前的作家论。文章全面论述了刘仁前小说的多元主题、双线结构、隐性主题、史诗意识、悲悯意识及富有汪氏文学胎记的小说风格,并将刘仁前与汪曾祺进行了细致详备的对比研究,从文学史的大格局中点明刘仁前的文学意义在于:他使小说的所有元素都获得了文学有机本体的意义。

关键词:《香河三部曲》 小说本体 小说风格 方言 史诗建构

引论:从《香河三部曲》收官之作说起

刘仁前在众多新生代作家中是一个异数——凡深受先锋文学浸染的新生代作家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像刘仁前一样甘心采取一种回望的姿态,坚守着乡土题材的操练与写作,并因此打造出一种文学重镇,而刘仁前本人也因而渐成气象,蔚为大家。

从表象上看,《香河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残月》 ,实现了刘仁前的华丽转身:从题材看,《残月》的笔触从乡村背景转移到了都市——月城;作家本人也由一名颇负盛名的乡土作家,开始将笔触伸进后现代背景下的芸芸众生失故乡语境下的人性深处,展开对人物命运的深层演绎。

始终坚守香河文化地域的刘仁前,借助这部作品完成了华丽转身,一方面完成了作家自身以纸上重建故乡向现代人失故乡共同命运逆转的文学转型,另一方面则完成了对当代人的精神叩问与质疑。更具有突破性的是,刘仁前完成了对失故乡主题语境下人物命运的悲悯与叩问,也完成了一个作家在失故乡主题背景下的突围与崛起。

刘仁前小说本体论研究

1、刘仁前小说的双线多元主题

刘仁前的全部小说完成了一个乡土世界的传承、守望与重建的过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刘仁前在小说里又在试图实现失故乡背景下的突围与崛起,试图打破这种传承、守望与重建。

也就是说,刘仁前的小说主题,出现了一种主题上的多元化悖论倾向,同时,双线主题的设置与隐性主题的埋伏,使刘仁前完成了一个作家的丰满与立体的塑形,也因此使刘仁前跻身当代中国名作家的行列。

试分论之。

第一、从《浮城》 开始,刘仁前的小说主题出现了此前从未曾出现过的内涵,在过去那种牧歌的行板上,刘仁前将自己的小说域安排到了乡镇、县城、官场、商界。尽管它呈现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景观,但《浮城》中开始出现大量的作家个人体验和个人情怀。作家以向内转的写作姿态,以自身的青春经历与官场历练,实现了官场叙事与青春叙事的双重嬗变。

从《香河》 起至《残月》终,从一爿豆腐坊里的柳安然到远上南方寻找残缺的另一半的柳永,《香河三部曲》的时间线上站着的四代人,走出了一条乡村诗意的栖居、仕途角逐与宦海沉浮中的人性扭曲、欲海情波灯红酒绿中的灵魂残缺的人生之路。而在此过程中,刘仁前的小说主题也实现了几次重大突破,从乡土世界的传承与守望,转而为外部世界对乡村诗意的入侵、渗入终至寻求魂归何处的三重唱。

这样的主题线索,基本上与我国六十年的风雨征程相叠印。作家在一种大时代的背景下,将小人物的足迹拓印在时代轨迹与人生历程中。

从这个角度看,作家以悲悯的情怀,在提醒着我们思考,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需要寻求到什么。这样的主题设定,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我曾在《“以水润德”与“似水柔情”的人物塑造》 中对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与《浮城》的主题进行过论述:《香河》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图之同时,描写了几代香河人的命运。《浮城》则在《香河》的基础上,加快叙事节奏,以香河新一代人柳成荫的官场沉浮为主线,叙写出香河儿女那种以水润德的人格轮廓和如水柔情的人性底色。香河之水滋养人性、润泽生命的大德与大爱,成功地为人物着上文化底色,也使小说背景成为重要的小说角色。两部作品以正反两种走向刻划水乡儿女似水柔情与圆融人格,提示水乡文化基因与传承,并揭橥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

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新作《残月》呈现了在21世纪初的当下,柳氏家族第四代人——柳安然之重孙、柳春雨之孙、柳成荫之子——柳永的青春爱情、情感纠葛、初涉社会的心路历程,并形成了刘仁前创作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与转折。始终坚守香河文化地域的刘仁前,借助这部作品完成了华丽转身,一方面完成了作家自身以纸上重建故乡向现代人失故乡共同命运逆转的文学转型,另一方面则完成了对当代人的精神叩问与质疑。

刘仁前小说的多元主题,就这样以时间为线索,构成了不同时期的主题探索。这种情态下的主题,刘仁前所设定的是对人性的探究,是对人性温暖底色的描绘,是对善的弘扬。关于这一点,很多评论家都作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笔者本人也曾对刘仁前笔下的人物在文革年代没有沦为政治动物与改革开放年代未曾沦为经济动物作了论述。

第二、《香河三部曲》在探索女性人物命运方面,也给出了一个作家的思考与主题设定。对女性命运主题的展开,可以看成是《香河三部曲》的副线。然而,恰恰这条线非常凝重,也非常抢眼。

《香河三部曲》用很大篇幅写了青年人的爱情故事。小说先是以乡村生态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作为小说主要内容,在以此构建小说框架的同时,也对女性的命运作出了探索与叩问。《香河》里的琴丫头、杨雪花、水妹等,《浮城》里的陆小英,都有着无法言说的人生沉重与爱情悲剧。而早一代与王先生有过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三奶奶,被香元玩弄过的来娣子和香玉等妇女,她们都追求过纯美之爱,然而,命运的起伏,让她们的美好感情上,出现了诸多暧昧与欲望,她们卑微地活在乡村一隅,成为男人们的工具与玩物,也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最后均以悲剧落幕。在《浮城》里,刘仁前还着意写了一个似乎与香河无关的女性人物,就是从一个普通插队知青成长为楚县唯一的女性副县长的朱蕊。当年,她积极响应号召,决心来到俞垛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愿意在俞垛贡献出自己的美好青春。也是在这里,她与民办教师苟道生真诚地相爱了。然而,就在她兴奋地从公社主任苟载德手里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毫无防范地被这位“大恩人”奸淫了,而这位公社主任竟然就是苟道生的父亲。这里的情节再一次明示读者,刘仁前笔下的女性,往往都是既背负了上一辈的恩怨,又承受着个人内心的煎熬,既有强烈的爱,又有无边的恨。

《残月》里的田月月、秦晓月和吴梦月,虽然有了更多的掌控自己命运的可能,她们跟《香河》中的女人们都不一样,她们被文明驯化过,她们有反思的头脑和审美的眼光,她们也有选择的力量与可能,但是,真爱无踪,肉欲如渊,古典主义荡然无存的现代文明社会中,她们都无法寻求到爱的真谛与正途。这里由“众月”意象形成的巧合,是作家的精心设置,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对月城这座城市精神凋零和柳永与三个女性所形成的那种复杂男女关系的伤感情怀,另一方面,则旨在强调,即便是进入后现代语境,中国女性仍然背负着着那种令人伤感绝望的宿命色彩。

第三、刘仁前的可贵还在于为《残月》设置了多重重大的隐性主题。在《残月》尾声阶段,柳永进行了一次庞大的香河告别仪式。这一点,显示出作家努力突破自己、与自己的过去诀别的写作智慧。作品还设置了一种隐性主题,即:忧虑、寻找与叩问。这部作品的空间意象之一是道路,而围绕这一意象的,则有四个年轻人的寻找主题的设定。这一隐性主题表明的是作家的问题焦虑,这种焦虑,包括了三方面的隐性主题:

第一方面的隐性主题: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我们如何安顿好自己的灵与肉,如何寻找到精神的栖息地,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首先考虑的,否则,我们的一切寻找,都将茫然无绪。作品中四个主要人物,最后的人生行为竟然都是寻找,这一点,实在意味深长。

第二方面的隐性主题: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与时代,因精神陷落而形成的空洞中,人们茫然、失落、寂寞、无聊、空虚,进而形成当下中国因现代化进程而造成的精神空洞状态或沙化状态,令人堪忧。

第三方面的隐性主题:面对这样的空虚与空洞,我们拿什么去填充?我们还有没有能力高扬我们的精神去做这样的填补工作?而第三个层面的重力叩问则是:我们还有我们曾经标示自己为万物灵长的高贵精神吗?《残月》的结尾,借秦晓月暗吟“杨柳岸晓风残月” 来呈现诗意缺失的残破月城和精神沙化的人性面目。在宋词里与这一意象紧紧连在一起的则是柳永则在暗问:今宵酒醒何处?而《残月》的主人公,名字也是柳永,这种巧合,可能寓含了作品中的人物对自身及这座城市的双重叩问:今日我们魂归何处?

应该看到,从落笔开始《香河》的写作,刘仁前就以一种深具悲悯、忧虑的情怀来书写当代里下河乡村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的乡愁缱绻;另一方面,也只有一个深具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作家,方能在笔下派生出如此相互绾结、互相阐发、明暗结合的多元主题。

2、刘仁前小说美学的极致演绎:让香河成为小说形象

作为一个小说家,刘仁前为我们贡献了很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一种悲悯笔意下,刘仁前着力于圆融人格的塑造,刘仁前对其笔下的人物极为厚爱与悲悯,叙写坏人,并没有坏得见心见骨;叙写好人,也必定写出好人的狡猾与促狭。

譬如,《香河》中的香元这个支书,可以说,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可算是坏到家了,但是却在让社员把房子搬到新庄基这样的大事上宁可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丢掉自己的官位也要顾及社员们的身家性命与财产安全。这样的人性底色,就让香元这个人物显得非常丰满而又非常感人。柳春雨是作家备极喜爱的人物,刘仁前则用一种摇曵生姿的笔墨,充分展示了这个人物内心的悲悯与温情。

早在1987年,年轻的刘仁前就写出了《故里人物三记》 这样的让人们如饮醇酒如品佳茗的短篇佳构。在长篇小说《香河》里,作家巧妙地将《故里人物三记》中的三个人物(谭驼子、二侉子、祥大少)嵌入到了作品中,再一次让我们在新作里重逢故人。至于翠云、水妹、琴丫头等一组女性形象,也在作品中活灵活现,成为作品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香河》,就是这样一幅长轴画卷,有如《清明上河图》般,展现了里下河地区香河流域生生不息、各具性格形貌、各具灵魂特色的众多人物。

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河三部曲》刻意塑造了另一个重要人物:“香河”,并让这条香河在《浮城》与《残月》里或直接出场或在暗场出现。刘仁前写活了这条名叫香河的河流。

而将香河作为一种小说形象,则应该是刘仁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贡献。因为,在刘仁前这里,这样的地理性标识,如果缺少了前台的人物形象,其地理性标识便失却全部意义;相反,前台活跃的所有人物形象,如果缺少了背景中的这一地理性标识,也同样失去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的生动与灵性。

刘仁前的香河,已经成为香河儿女无法剥离的底色,香河已经不是一条河,而是一条血脉,成为香河儿女的重要标志。评论家朱小如说《香河》是一种记忆性的小说。 我们认为,这一判断,其实是基于香河这一条河具有记忆,香河是历史与沧海桑田的见证者这一点的。刘仁前借香河写出了一个地域的记忆与沧桑,也因此使香河成为小说中一个灵动的多变的形象,阴晴圆缺、风平浪静、暴风骤雨、时而平缓时而急湍、或波澜起伏或静水深流、或凝滞不前或一泻如注,便是这一人物形象的表现形式,其形象内涵,也借这样的表征呈现出来。

无论写什么时代,刘仁前都极重人性。写文革时期,刘仁前笔下的香河人物没有沦为政治动物,写改革开放时期,刘仁前笔下的人物同样没有沦为经济动物。这是我在《乡土世界的传承与守望——关于刘仁前的两篇新作》就刘仁前作品的价值立场给出的论断。

为什么香河人都有着这一种可贵与可爱呢?《香河》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香河,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淘洗着她的儿女,她熔铸着儿女的品性,她以自己的柔情与品性,浇铸着香河儿女的德与情。也就是说,香河将自己的底色,熔铸在香河儿女身上,使每一个香河儿女都具有了香河的品质。

因此,我们这样论定:香河,首先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

过去,我们很多作家在对人物背景的展示上,都只是将背景当作背景,当作小说三要素中的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来处理了。即便是当代非常优秀的作家,譬如,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洛地区、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毕飞宇的王家庄,在他们的笔下,这些背景也基本上是静态的。而在刘仁前笔下,香河本身是流淌的,是动态的,是具有灵性的。

显然,在处理河流的意义方面,刘仁前超出了前辈作家与同辈诸多作家。刘仁前的香河,在版图中,是不存在的,香河是作家心中的一条河。用刘仁前自己的话说,他挖掘了香河,展示了香河。香河滋养了香河儿女,香河也让香河儿女不管走到哪里,也都烙上了香河的印记。但刘仁前同样打破了此前的格局,让笔下的人物,走出了香河,进入到了香河的外部世界。我们发现,这些人物,一旦走出香河,人的精神世界便会呈现出一种残缺不全的意蕴,而香河也因为香河儿女的迷失,而呈现出一种感伤与颓败。这也就是《香河三部曲》中第三部作品为什么命名为《残月》的最根本的原因。“残月”之“残”的意象,分别指向了香河的残缺与人物精神世界的残缺。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残月》中,虽然作为《香河三部曲》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然而,刘仁前却时时将香河悬置成一种空缺。作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呼应《香河》这篇开篇之作的。当然,饶有意味的是,这轮残月,照耀着香河这条已经缺失了众多香河儿女的河流,也照耀着月城这座内心残缺的香河儿女所迁徙所栖居的残缺之城——这座残缺之城,再也没有了香河的濡溉与滋养。这样看作家的用心,我们就会发现香河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这样看刘仁前笔下的香河,我们便发现,香河是一条神奇的河,她有着独特的神韵,形成了一种香河精神。而这种香河精神,便是我们刚刚论述到的那种能够被继承的内涵与遗产。

3、刘仁前的史诗意识:农耕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史诗构建

《香河》、《浮城》和《残月》,非常具有代表性地勾勒出刘仁前“香河世界”的全部轮廓。三部作品所表现的历史阶段不同,《香河》,重在描画后文革叙事背景里的香河,后两部,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香河。

刘仁前意在打通香河世界的今生与前世,而在此过程中,则又表现出一个作家对一方水土的迷恋与执着。

已经很多论者注意到,刘仁前的所有写作,都是在努力呈现里下河江淮水乡地区的风物风情和社会风貌。著名学者丁帆曾经说过:“在我所接触到的百年文学史当中,能够用长篇巨制来描写苏北里下河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者,刘仁前算是第一人。”

百年一人。

这样的论断,颇为惊人。而我们从中体悟到的是,刘仁前三十年的乡土叙事,已经具有了史诗的格局。

《香河》有意识地突现民俗风情的魅力,有意放慢小说叙事的速度,让读者也能放缓长期处于浮躁状态的心情,在这里得以休息调整,从而接受这样一部独特的小说作品。显然,这个效果是达到了。

有人论及《香河》有两副笔墨,如果把《香河》里的人物及其故事去掉,《香河》就是一部充满真情的优美散文。但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如果从优美的散文角度看,那么,体现这种优美品质的,恰恰是作品中浓郁的风土民情。而这种叙事,已经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无法与作品剥离。

从《浮城》开始,刘仁前将笔触延伸至乡镇、城市、官场、商场,《残月》则展示飞速发展的城市商业化的变迁,主人公柳永的成长已经完全脱离祖辈们的成长轨迹,他们这一代人,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主义至上,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演绎自己灵魂残缺的人生。可以说,这部作品直面当下,反映人性的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同时,也在引导读者与作家一起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但是,应该看到,“浮城”是香河一地所在的县城,而“月城”这一《残月》所描画的都市,其活跃的人物,特别是小说主人公,都是从香河走出来的。这样,我们就仍然可以将之纳入到香河艺术范畴里。因而,我们也可以断定,刘仁前可能在写作之初还是定位于一个地域的文化、风土人情、人性美的描绘,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刘仁前的史诗意识也开始萌芽并形成,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以宏阔的地域前景与纵深的时代背景,全面呈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生存的空间。

这一点,正是我在引论中论及的,可以看成是一个作家在寻求自己的新的崛起,寻求自身的突围路径,实现写作的重大突破。

而这一重大突围与崛起,便是以刘仁前小说的史诗构建作为重要标志的。

《香河三部曲》可谓刘仁前数十年写作的集大成,这三部长篇小说,描摹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生存在江苏里下河地区柳家四代人的命运变迁,写出了中国农村、乡镇、小城市的发展简史,完美地展示了从乡村农耕文明的风情、乡镇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的社会转型、再到都市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过渡。刘仁前一方面深情追忆农业文明的点点滴滴,一方面又无可如何地展示了农耕文明的全面溃败,而另一方面又以寻寻觅觅的心态,触摸着都市文明的血脉,抚摸着商业文明给人的精神世界带来的伤害,营种出后现代文化背景下都市文明所特有的精神残缺的形貌,以此来完成了一部中国近六十年的城乡变迁发展简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刘仁前的作品,已经具有了史诗构建的意义。

我们说发现一个作家,就应当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真正发现一个作家的真正意义与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刘仁前是一个被发现的作家也是可以的。刘仁前并不理会写作以外的评论,他用自己的心与笔墨,营造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学世界。

因而,刘仁前这位作家,可以这样说,还有很多内涵有待我们去真正发现。

4、满溢于文本内的悲悯意识

笔者曾经这样论述《香河》:

《香河》中,……之所以事无巨细,一一被写进书里,一方面显示出作者浓厚的怀旧心理,其二也表明着作家对这些物事一一逝去的悲悯意识。

……正是这些正在消逝的物事被作者一一写出来,使这本书中隐藏着的另一个主题也就浮出水面了:为那些正在逝去的,保留一份文字上的记忆,也为那些正在逝去的唱一曲无尽的挽歌。

大凡一个伟大的作家,其最为动人也最为永恒的正是他的悲悯意识。

正是这种悲悯意识的驱动,刘仁前能够恰到好处地在展示一方水土之时,也能将一方之人的形象描写得非常准确乃至非常传神。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刘仁前也都将悲悯的情怀涂在人性的底色上。即便是像香元、陆根水、黑菜瓜、阿根伙、祥大少、谭驼子这些多少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他们也都有他们的可爱之处,他们是香河的子孙,如水柔情与以水润德的感情与道德抉择、碰撞、较量,其实在灵魂深处一刻未止息过。二侉子和香河第三代人柳成荫这样的人物,属于真正走出去接触到异质文化品质的人,则更是作者精心着墨然而却跃然纸上的立体的人。二侉子是那种骨子里荡漾着两种文化血脉的年轻人,有情有爱,心有所系,魂有所依,似水柔情与豪气干云,都被作家刻划得非常精彩。《浮城》里的柳成荫在官场沉浮中,以自己的行走方式,雕塑出新一代香河儿女那种如水之德,则更让我们看到了刘仁前在文学伦理上始终洋溢于怀的那种悲悯意识。

当然,这种悲悯意识,缘于作品里几代人中多数人都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

香河儿女在香河边彼此相爱又侵害,忠贞又背叛,这已经构成人的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而从《浮城》开始,刘仁前对人物在仕途上角逐与宦海中沉浮的扭曲人格进行呈现,《残月》里,则浓墨重彩地将在欲海清波中推搡泅渡寻死觅活的各色人等,也都尽皆展示出来,使人们看到他们身上既卑微又明亮的人性光芒,但又各各呈现出残缺的灵魂,并进而让读者们发现,《香河三部曲》里,每个人物都是被时代与社会所绑架,从而身不由己。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香河》展现了“一卷烂漫而感伤的风俗画”,《浮城》也的确是“极具地域风情的浮世绘”,《残月》所明示的“残”的意象与内蕴,刘仁前非常准确地打通“风俗画”和“浮世绘”,寻求到了几代人内心的残缺和精神的病灶,使作家那种悲悯的大情怀满溢于全部的文本之内。

刘仁前小说风格研究

1、意象追求、水汽氤氲的泼墨写意风格

《香河》描绘的水乡特有的景色,是极具诗歌意象的。乡土题材的作品,势必满溢着众多的意象。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也体现了这样的重要特征。

首先,我们看香河,她首先是以一种极富诗意的视觉形象存在于小说文本中。

香河充满象征意义,使得香河成为一种非常庞大的意蕴与精神空间。

香河村的描写,展示了一地的地域特征;对柳安然一家的描写,也极具形象感,以意象的方式典型地呈现出香河一带的风土人情。

而日夜流淌的香河、汩汩滔滔的乌金荡、夏日炎炎的棉花地、在苇荡的木船内偷情的男女等等,大量呈现的里下河地区的农事、商业、游戏等农村生活细节,同样极具意象的表征。

极具意象的还有小说里众多的女性形象。她们似乎更具有一种香河的似水柔情。

作品里这些意象性的文字,则具有一种朦胧、淡雅、质朴的光泽,犹如一幅幅水墨点染的中国画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使得整个小说文本极具一种诗意。在刘仁前的小说中,意象最明显的作用是调节叙事节奏和使文本血肉丰满。

《香河三部曲》的三部长篇,《香河》以散点透视来进行小说写作,《浮城》和《残月》则以中心事件的推进来展开。三部长篇的标题本身都是极具意蕴的意象。同时,书中大量篇幅的意象描写,使整个小说叙事节奏放缓,从而形成了刘仁前小说具有标签意义的“慢小说”特征。所以,在调控叙事节奏与增加小说美感方面,这样的意象经营,作用是巨大的。

此外,意象描写的叙事结构功能也是非常明显的。譬如《残月》结尾部分的意象描写,衬托出秦晓月孤寂的心境,但残月在这里还获得了另一重意象,就是远在天边的柳永的喻指。而总的意象,则在渲染气氛、映衬秦晓月感伤情绪的同时,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下文秦晓月千里追寻柳永作了很好的铺垫。

总之,刘仁前的小说意象增添了水乡意韵,使整个文本或具有轻描淡写的写意特征,或具有泼墨渲染的表意功能。从而使全部文本增加了水乡特有的水汽氤氲的特征。

从意义图式看,刘仁前着眼于里下河风土民情对一方人的濡溉与熏染,然而,从美学风格上而言,这些风土民情,恰恰又成为一种大写意的意象,非常完美的展现了刘仁前创作的美学风格。

刘仁前对意象的选择与加工,大多是以泼墨写意的风格呈现出来的。初看,似乎这些意象只是为了营造水汽氤氲的水乡风貌,构建水乡风土以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与背景,然而细细推究,这些意象的组合,也在揭橥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主题。

2、汪氏特征的文学胎记

早在1987年,年轻的刘仁前以《故里人物三记》这样让人如饮醇酒如品佳茗的短篇佳构走进了文坛。《故里人物三记》以笔记体小说的风格获得了著名作家陈建功的极大推崇。

陈建功先生是从刘仁前的小说里读到刘熙载一直主张的那种“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的情愫,又对对刘仁前小说中白描手法的运用给予了肯定,指出刘仁前在学汪曾祺先生上,将“汪味”学得非常到位。

同属里下河这一地理区域,与兴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相联的联系,汪曾祺先生的高邮,与众多兴化作家笔下的兴化,其实根脉所系是一方水土。

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刘仁前作品里所具有的先天具备的汪氏文学胎记。

不仅仅是在白描手法的运用上刘仁前呈现出了自身文学质地中的汪氏文学胎记,细细考究起来,我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刘仁前的作品里,看到他对汪曾祺的师承及对汪曾祺作为文学前辈的脱帽致敬。

首先,小说题材上,汪刘大多着墨于里下河乡村,乡村民俗、男女情爱、人生悲欢,乃至话语风格,都在这两位作家笔下淡入淡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受戒》 对里下河的风土民情描写得细致入微,就是对方外之人的描写,也带有浓郁的烟火红尘味儿。对里下河纯厚朴实的乡风的展现,两位作家都点缀得极妙。

其次,汪刘二人的作品都带着浓郁的里下河的水汽氤氲与波光粼粼。《受戒》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小说内容也像梦幻一般优美,有如鲁迅笔下的山阴道那样,迷离恍惚,别有一种水光闪烁之美。明海出家的荸荠庵,小英子的家更被作家描绘成一个世外桃源:像一个小岛,三面环水,独门独户,岛上有桑树、菜园,瓜豆蔬菜,四时不缺。刘仁前的作品中,也大段大段地呈现出这样的意象与风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仁前是受了汪曾祺巨大的影响与美学熏染的。

第三,小说行文风格上,汪刘都似乎受中国画风与古典诗歌的影响,均着意于营造意象与意境,以意象与意境嵌入小说作品,从而使小说具有散文化的质地。此外,汪曾祺的小说行文,颇有一种信马由缰的味儿,这也对刘仁前的小说影响甚巨。汪刘作品都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繁杂的描写,也没有特别吸引人的情节,作者似乎只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乍一看去,平淡无奇,读完之后细细品来,却又是韵味无穷。

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苏北高邮水乡,这里的民风十分淳朴,在他的眼里心底,“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 对于这里的一切,汪老无不怀着温馨的感觉。故乡人说话的习惯、表达情感的方式、日常行为的准则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这使他的情感、气质、心灵都显示出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而这一切,也尽在刘仁前的小说中形成了特定的小说文化场。

王干曾经这样评价刘仁前:“刘仁前的创作多年以来一直师承汪曾祺……《香河》扑面而来的是里下河特有的地方声音冲击波,这声音大概就是汪曾祺先生所说的‘语言’。” 可以说,王干的眼光是非常精准的。

3、兴化方言的韵味、方言的生态性与想象穿透力

语言是衡量文学作品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香河三部曲》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以里下河流域地方方言土语为主,辅之以现代汉语、民间口语的混合型语言形态,使作品的语言富有极具水性的流动性,即便是后期的《浮城》《残月》,同样让文本之中到处飘逸和弥漫着携带乡音的语言碎片。

应该看到,方言土语是《香河》语言叙述的主体形式,方言之于刘仁前的写作,已不再作为修辞而存在,而是具有了有机本体的地位与意义。

丁帆评述刘仁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倾向是:迄今为止,在所有反映这一地域的文学作品中,采用苏北方言进行写作的作者,刘仁前是第一个。” 汪政则认为刘仁前是一个安静的写作者,在喧嚣的文学潮流之中,他依然故我地用方言安排着自己的亘古不变的生活。刘仁前一直在用方言依然故我地叙述着这块土地上的亘古不变的生活,吟唱着这片土地上农耕文明时代历久弥新的生存方式。

刘仁前自己曾对方言写作作过这样的表述:“里下河一带,特别是兴化的方言土语、民间歌谣,我有一种由衷的喜好。家乡话,构成了我打造‘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语言基调……”

这里便可以看到方言运用的第二层意义,它寄寓了作者的一种情怀,表达了作家的一种骨血里的文化依恋。

刘仁前的小说语言,也受汪曾祺影响极深。在他的小说中,将家乡的俚言俗语与现代白话文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又从古典文学和群众语言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错落有致、亦庄亦谐、文白杂糅的“大白话”的语言风格。但这种大白话,又不是白开水似的大白话,而是返朴归真、雅俗并赏的大白话。这与刘仁前对里下河地区的深切体悟分不开的。刘仁前一如汪曾祺,以一种“写话”式的文学语言,用地道的方言,描写香河世界。用庞余亮的话说,“《香河》又把老家上空的没有翘舌音的月亮还给了我……”

不仅小说中的人物纯以方言进行对话,小说的叙述者也基本上是以口语、方言来讲述故事的。这便使小说的叙事主人公与书中的人物在精神气质上能够有机地契合在一起,共同形成小说的有机本体。而民俗文化、风土人情,也便在这样的叙述里,既得到保鲜,又成为人物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再度演绎一个地域的新的历史情境中的文化样式。

刘仁前作品中大量的里下河方言,为故事内容做足了氛围准备,同时也使人物形象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乡土风味、烟火气息,很好地体现了小说家为家乡作传、传承汪氏小说文化特色的愿景。《香河》把民间语言和方言挖掘到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深度。兴化方言的使用,是引导读者走进香河世界的密钥;里下河方言活色生香的丰满气质,天生极具质感的语言力量,毫无疑问,也使刘仁前的作品汁液丰满。但这里又隐含的另一重隐忧:当现代化进程日益使里下河乡村衰败,当普通话的一统天下已成必然趋势,极富个性化与地方特色的文化势必凋零。

这样看刘仁前的作品,大概就并不仅仅是显示地标的意义,保存历史中日常生活经验,增强其小说部落里的可辨识度,而是为了保留一种文化的努力。刘仁前的写作,是在为地方文化保留一份文学档案,同时又是为这将逝去的文化唱一曲无尽的挽歌。

结语:刘仁前在里下河文学流派里的地位与意义

刘仁前作为作家个体的意义,在于他的本体地位的获得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我们将刘仁前放置在里下河文学背景中进行论述时,我们发现,刘仁前作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或作为这一流派的重镇,其实,除了共性标志以外,有其独特于其他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的个体性标志。

论述里下河文学流派,我们现在主要是从地域文化来进行观照,认为里下河流派的作家作,他们的文化之根都深深埋藏在里下河文化的沃土中,其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其二他们在创作中以里下河地区为主要表现对象,描写里下河的人情和地域风貌,创作了大量充满地域色彩的乡土风情作品,他们的作品大都追求清新自然、冲淡平和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具有散文化与诗化的民族叙事特征。

刘仁前的特点,当然带有里下河作家群的共同的特点,但是,将刘仁前安置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群体当中,我们发现,他的主要的意义在于:

第一、如前所述,刘仁前将兴化方言和方言的生态性与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也正是这一点,我们发现,刘仁前是将方言带进文学之中,便使方言本身获得了有机主体的地位,获得了一种特别的生态性与想象力。语言本身不再仅仅是保留民俗与风土人情的文学档案,它更是一种文学的叙事生态,是作品叙事主人公的一种无法剥离的方式。

其次,刘仁前的意义在于,他笔下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在进行着极致的意象经营与美学演绎时,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无法剥离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香河,已经获得了人物形象的地位与价值。直言之,刘仁前的意义在于,他将对环境的书写与叙事,在其几十年的文学写作中也赋予了有机本体的地位与意义,从而丰富与发展了小说理论。

(本文发表于《江苏文艺研究与评论》201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