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1980年的二胎

[摘要]那一年是1980年,计生政策刚刚开始,乡下的女人们以及她们背后的男人们其实还是“不尿这一壶”的,最多就是罚钱,还能怎么样?万一生个男婴,也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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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作家鲁敏,母亲,妹妹

我妈妈在我家的地位不大高,跟我奶奶的关系不够好,最主要的原因是爷爷奶奶和爸爸,包括我妈妈,一直想都要男孩——不独我家,所有的人家都是。可惜,生出的我是个丫头。我奶奶对我非常的宝贝,但到底不完美,我爸是独子,鲁家的姓可怎么往下传呢。我妈决定冒险再生,所冒之险,就是刚实施不久的基本国策:“只生一个好”。

那一年是1980年,计生政策刚刚开始,乡下的女人们以及她们背后的男人们其实还是“不尿这一壶”的,最多就是罚钱,还能怎么样?万一生个男婴,也算值了。况且婆婆奶奶们那一辈们都有五胎六胎的生养经验,比如,胎动是晚上还是白天,肚子是圆头还是尖头,孕妇能不能弯腰,孕妇脸上有无长雀斑,肚脐眼是凹还是凸,跨门槛是左腿还是右腿等等一些匪夷所思的“秘密指标”,但凡上述指标的“阳性”参数达七八成之高的,那么这家人就不声不响准备好罚款、赌着要生儿子抱孙子了。

我妈妈的综合得分当时也不低,尤其是“怀男孩不能弯腰”这一条,我妈非常典型,连洗衣服她都在放在桌子上洗——是可以赌一赌的。但她的后果可不是罚款那么简单,她是人民教师,算公职人员了,对公职人员的杀手锏便是开掉工作。并且是来真的,不是生下来停职,生之前就先提前演示——我妈妈显怀之后不久,她到班上,发现已有别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她被勒令不准到学校教书了。

其实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就是我奶奶的亲侄子,但计划生育是高压线,着实碰不得,谁的地盘出了事,谁就下台。于是大队支部书记、我奶奶的亲侄子,脸带三分笑地上了门,给我奶奶敬烟,大前门,好烟呢,亲热地喊她“孃孃”(即姑姑)。我奶奶接过、放一边,自顾拿起自己的水烟壶咕咕咕地吸起来。

接着,妇女主任、学校校长、生产队队长等络绎而至、踏破门槛,我家一时间真是热闹非凡。每一次的登门都会带来新的砝码。妈妈的教职不保已属定论,还有爷爷,他当时是大队会计,人称“鲁会计”,他整天打算盘,替大队算账,也经常替邻里乡亲算些豆腐账,颇受尊敬,他亦以此为晚年的一大事业。但此次要诛连着一并开除,“想要添孙子,那就做不成‘鲁会计’!”。再下一步,他们言辞凿凿地说要到南京,找到我在省城“高就”、做工程师的大学生爸爸……

这么一步步演变下来,事态就逐渐严重了,等于打仗冲到了最高峰,局势越险峻却也越明朗。其实说到底,为一己或一家之事体去跟大队及大队以上的组织去抗争,输赢结果是没有悬念的,只是输的那方,更需要台阶和借口——上门所做的“思想工作”就是一直在码台阶。他们反反复复用夸赞的口气历数我家的荣耀,大部分荣耀未免牵强附会,归结起来不外乎就是:你们鲁家、王家,两边都不是单纯的庄户人家,都有在上面工作的,都有大学生,都有吃公家饭的,觉悟与眼界也必然要超过一般的水准。云云。家里大小人等苦恼地听着,先摇头后点头,带着一种被激发起来然后反过来深深束缚住自己的荣誉感:沉默中,同意了。

到这个时候败下来,也是虽败犹荣、可以交待得过去的,所有的乡邻观众都是理解的,既不会认为我家里人太“怂”,也不会认为大队支书对自家的孃孃太无情。考虑到妈妈腹中胎儿的月份大了,双方很友好地谈妥细节,待遇很好——第二天一大早八点钟,大队里有拖拉机来接我妈妈去镇医院引产,同时享受拖拉机待遇的,还有邻村的另外两位产妇。大队部里出一趟拖拉机也不容易,几位产妇虽则孕期不同,有的流产,有的引产,总之都是说好在同一天搭这一趟“公派车”去响应和执行“计划生育”。

实际上,家里真正愿意让步的原因,不只是所谓的“家族荣誉感”或诛连开除公职的压力。另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细节。

就在前几天,肚子已八个多月的妈妈正在过桥,一位接生婆远远看到,大惊失色,她追上来悄悄拉住我妈:王老师,不得了了!你肚子小孩翻身了,一翻就明显了,我看这回,还是个丫头!接生婆何许人也?所有经验的集大成者啊,无数的胎儿被她们从产道中拽出,她们深谙关于胎儿信息的全部密码与逻辑推理,可以说她们就是最权威的B超探测仪。既然如此、不如顺势下坡。

一切的元素就此都指向同一个没有争议的终点:这个“二胎”、一命休矣。戏剧性的一幕却在黄昏来临——

就在当天晚上,七点多,天还没黑,不知是连日来的精神压力陡然放松、还是终将失去的胎儿让妈妈既疲惫又伤痛,又或者是老天爷从中开玩笑,总之我妈妈突然肚子疼起来,并很快见红、破羊水:婴儿早产了。我那命大的妹妹,她不甘变作乡村医院手术室的一团血肉,连跑带跳、死赶活赶,完整、健康地降临到人间了。

可是,这又是何等悲喜交加的人间啊,世界对她的欢迎又是多么的三心二意啊。为什么真的是她,而不是他!屋子里一片冰凉,我妈妈说,她当时什么都没有问,听到房间里一片死寂、没有人吭气,就十分的明白了:接生婆的预言从未失手!她一下子昏过去。当时的我七岁,正拚命往人腿里挤、不懂事地连声问:生了个什么生了个什么?

次日清晨八点,公鸡母鸡们都起来了,早起的农夫们都下地了,拖拉机在路口“突突突”,拖拉机手都没有熄火,拉长嗓子喊:“王老师——”靠近路边的邻妇笑哈哈地:“不要鬼叫了!王老师不用去了!人家都生了!”

“生了什么?”车上的其它几位孕妇一齐发问、像关心她们自己的胎儿一样。孕妇们的声音在清晨的薄雾气里抖动,

鉴于我妈妈已经答应、并说好次日引产,婴儿的早产是非主观的“不可抗拒因素”,上面最终出来的处理意见是:教职等就不开除了,你还是照旧做民办教师吧;但这个二胎毕竟给国家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所以款还是要罚的。多少?56块。当年我妈的每月工资是14块,是她四个月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块多吧。这个处罚应当算是公道的。我们至今还跟我妹妹开玩笑:56块,你也就值这个数了。而今想想,这个处理里面肯定相大当的同情分:这家多倒霉啊,这么折腾了一大圈,都答应第二天一早去引产了!还是胎丫头!

要是我妈生了个儿子,也许会两样情形。大约四五年后,我们有一个邻居,一直态度顽固、反抗到底,坚决要生二胎,并且他家赌赢了:大胖儿子。当年计生政策进入了最为险恶的阶段,到处抓典型,上面扬言说要罚款两千,这真是很可怕的大数目,这家人一赌气,干脆给孩子取名叫“双千”!这么一逼宫,反倒讨价还价成功,据说后来罚了几百块了事。

但有人还不大相信呢:鲁家的二胎果真千真万确是个丫头吗?当时乡里有风俗,新生婴儿要请别家的乳母来喂第一口奶,谓之“开奶”,新生女婴请男宝宝的乳母,男婴则请女宝宝的乳母。碰巧当时周围一时找不到男宝宝之母,我家请来开奶的便也是一位女宝宝的妈妈,故而这位妈妈大为疑惑,她一边给我刚落地的妹妹喂奶,一边悄悄地把手伸到襁褓里去探究实情。唉,我妈妈在一边看了,更加地悲从中来,她多么情愿她是在骗人呀!

我妈妈本是要强之人,这整件事、整个过程,她觉得窝囊透顶,绝望透顶,天天哭得眼睛通红,想死的心都有。那时我就在妈妈任职的小学里读二年级,她的同事们、也就是我的老师们,一放学就把我往家里赶:快回去劝劝你妈妈,把身体养好赶紧上班,保住职位要紧。故而我每天急急忙忙、书包打屁股直往家里飞跑,没跑多久,我妹妹已经会咧嘴冲着妈妈笑了,妈妈的眼泪终于也干了,回以一个母亲的笑——56天产假一结束,我妈妈带着摇篮就去上课了,她一分钟也不敢耽搁,万一有个差池、又不准她继续当“人民教师”呢。

此事还没有完呐。大约七年后,即1987年,妈妈意外地又怀上了。乡村计生政策这时也有了越来越成熟的“群众基础”,人们都没有犹豫、抗争或痛苦了,全家的脑筋都是一致的,老的少的都简单地同意:不留。妈妈那一阵很忙,忙完学生的毕业考又要忙完家里的自留地,直拖到七个多月才去做引产,某些细节明确显示:这次倒是个男婴!

次年,我爷爷病故;再隔一年,我爸爸病故。我奶奶哭泣她的亡子时,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这才四年啊,我家损失了三员男将。我听了好一阵,才明白,在她的悼哭里,还包括了我那从未来到人间的弟弟。她老人家至死都是想要抱个孙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