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掩埋我的伯父

大伯父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疑问。当时大伯父离我还比较近,现在,许多年过去,时间上更遥远了。我一直努力忘掉它,可这么多年来我心里总想到这事情。疑问存放在心里,就像一笔陈年债务,没有偿还之前,你时时感到它的沉重份量。尤其当我知道我的大伯父二十八岁死于非命,想象中,我把大伯父不幸死亡故事,变成了我主观上无法消除的悲伤。这种情绪时常纠缠着我,催促我为这个疑问寻找答案。至于它有没有答案,我真的没有把握。生活中总会发生很多偶然,并不都有答案。何况给出答案的惟一前提,是真相,可人生真相难得一见。我对大伯父的疑问,就这样,一年一年搁置下来。我想,这不要紧,它仅仅属于我自己的疑问,与别人没有关系。也许哪天有机会了,出乎意料之外,答案会跳出来,但不要说成我寻找的结果,是真相自己忍不住暴露了。

我在村庄逗留的时间,越来越短暂。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回到我们村庄,是为了向它告别。告别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缩短,这就更加突出了告别的重要性。

清明节前一天,我站在我们村庄北口,我对自己说,这回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告别。可我要等候一下我那右腿残疾的大伯母。她是我大伯父的遗孀,这样说不太完整,但是目前只能这样说。自我父亲去世,每年清明到来,我从外省按时赶回村庄,祭扫坟墓后,都要看望一下我大伯母。至于我少年时居住的青砖老房子,还在村庄中央的那条小巷里,我已不再像以前到那里去徘徊盘桓了。以前我对于荒废已久的老房子,长满杂草的庭院,墙边枯死的老茶树,地上那些破裂成无数碎块的砖石,碎石间点点青苔,总会从内心里引起强烈的怀旧感情。那些过往之物,以及与此相关的细节,在我看来,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历史。怀念历史让人有价值。但我现在却认为,历史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每一件事物,都有历史,但历史却证明这些事物的存在没有意义。十九岁我在离家之前,亲手做了一坛米酒,埋在我睡觉的房间窗子下面的土里。这坛酒应该可以叫做历史了吧?可它不知在哪一天,消失了,我再也找不到它了,酒,以及那只豆绿色的瓷坛,在三尺深的土中无踪无影。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它把什么都化为空虚。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向这些没有意义的存在告别,向无情的历史告别。我要让我的目光变得空虚寂寥。而我的大伯母恰好就在我变化的目光中,从村庄深处一颠一颠走了出来。我走上前去,在那条刚好修起来通往村庄外面的唯一水泥路口,问候了大伯母的身体和起居。她说,都好。我注意到我的伯母,这些年好像已经停止了衰老。也就是说,她脸上的变化,微小到几乎不能直观察觉。我想可能是她长久持斋的原因。人活在另外一个与自己的物质生活没有多少关联的世界里,由物质引起的的变化也许就不会那么显著。此时,她那只用了多年的土黄色的经袋,还一如既往挂在腰间,可以闻到经久不息的菩提香味。这种早年来自西域的香气,与中国南方一个偏僻乡村的老人生活紧密相连,可以看到来自于虔信中精神的执着与顽强。空即是色。春天听我妹妹说,大伯母在下雨天去寺庙的路上摔断了一条好腿的胫骨。这样,她只能彻底瘫痪不起。开初大伯母坚持不肯治疗,没有医保,这笔医疗费她付不起。后来我弟妹们把她接过去,安排住院医治,她也接受了。现在看来已经行走无碍。对于大伯母这样的老人,我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吗?所有的安慰之辞,都多余不实。我伯母年近九十,女儿早她过世,两个外孙都离她远远的,有一个曾外孙,小时候一直跟住她,现在已经辍学,不久就要外出打工学手艺,远她而去。这些事情,没有在她的脸部表情上流露过。我以前也没有在她的脸上发现过类似的孤独和绝望感。这种情况,在我所了解的有关艺术肖像的观念方面,叫做平静的谦卑和得体的高傲,是一种叫做苦行的熬练。要是我精通一点雕塑或者肖像画一类艺术,我想我可能会为大伯母制做一幅肖象,当然最好塑个头像。因为雕塑比色彩更有立体感,更能表现所有这些我发现的内涵。我的大伯母,无论现实的孤身一人,还是伴随她一生的身体残疾,都未能影响她的这种脸部表情,她那种无动于衷,那种生命在别处的漠然,产生出一种让我震动的优越感。我和大伯母说过几句话后,她就迫不及待和我告别。是的,是她向我告别,而不是我向她告别。她的眼睛已经望着别处,说,到时辰了,我要去庙里上香去。村庄的钟声,确实已经连续敲响三声。我当然只能放弃刚才蓄谋的艺术构思。

十二岁,是个多少有点特殊的年龄,它属于某个重要纪年。好像许多关键事件会在这个年龄上发生,并被记述。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和男女同学唱一首叫《王二小放牛》的歌。歌词叙述一个叫王二小的放牛孩子忽然不见了,原来他在村外放牛,被日本军队抓住带路,王二小把侵略军带进八路军的伏击圈。王二小牺牲了,他的牛还在村外山坡上吃草。这个悲壮的王二小,当时就是十二岁。十二岁他就从一个山沟里名不经传的放牛男孩,变为我们传唱的悲情英雄了。

所以,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至少我这样说是有一定根有据的。十二岁也是我人生的转折。这个转折的重要性,怎么说对我都不过分。因为十二岁时,我回到了我的老家。

我出生在离老家百里之外的另一个小镇,三岁后与祖父住在镇上的医疗诊所里。祖父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受到驱逐,失去医师职业,祖父在这个工作了十五年的小镇实际上已无处存身,只能离开返回家乡。这年祖父七十四岁。祖父雇了一条船,装了几件简单的行李。上船那天,我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祖父对我说,我们回老家。但祖父带我回到老家,并没有让我永远陪着他留在老家的房子里的打算,他只是希望,我能顺利在老家得到一个继续上学的机会。他说你父母那里现在也很艰难,要送你到你父母那儿,上学会有问题。他坚持认为无论怎样,上学是件不能耽搁的事情。他勉强打起精神说,老家是个不错的地方,要不是那会儿闹改造,公私合营,我会仍然在老家做私业医师,不可能到公家诊所的。祖父说的这些我不太理解,那还是我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祖父在他自顾不暇时,仍然坚持带我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的户口也有老家。这一点我同样不知道。我虽然在外地出生并长到十多岁,但我的户口属于我们村庄的农业大队。在户口所在地上学,比外地要方便得多,至少当地学校没有理由不接受。

我和祖父的木船,在冬天的河流里行走。这些河流大大小小,有数不清的弯道,转过小河时,一些破碎的薄冰,把船舷两边的木头刮得嚓嚓响,木板露深深浅浅的擦痕。当天夜里,我们宿在篷舱里,第二天又行了整整一个白天,落晚时分,船在一处水码头拢岸。我这就回到了我的家乡。

我们村庄的情形,与过去相比现在当然已面目全非。在我十九岁离开之前,它是许许多多河流环绕下的几十上百村庄中的一个。当初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些村庄群落,其中原因现在没有谁再去深究。一个外地人,如果进入这一地带,他会惊奇于这些在水垛子上建起来的村庄形态,相似的房屋格式,相似的木桥连通东南西北,相似的人群通过木桥早出晚归,相似的炊烟从树梢上升起,他因为分辨不出这些村庄有什么不同而迷途难返。我们村庄自然有它的一些内部特点,在破败的建筑和凌乱的巷道,你可以辨别当年有过的富裕痕迹,至少那几座集中在村庄中间的青砖瓦房,可以表明这需要相当财力才能建立起来的。其中一座标准的四合大院,地层部分用大方砖糯米汁拌石灰垒成,足有两个成人高,它的坚固在别的地方很难见到。当日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兴建这样的房屋,可能现在没有人说得清,如今它成为生产队重要的粮食仓库,厚重的木门上,沉沉挂着一只巨大铁锁,仍然让全村人感到自豪和满足。眼下村庄的破败,因为有这些房屋存在,让这里的人们不至于妄生菲薄。除了房屋以外,我们村庄还增加几处现代标志,村庄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混凝土浇制的水码头,它们高达二十多级的台阶,水泥新鲜白晰的颜面,与村庄的灰暗苍老之间形成的反差,是可以当作这个时代某种用于炫耀和优越性证明的。让我对你省略更多介绍。总之,我记住了我们村庄,是基于我回到老家这个事实。要说,我与它是否建立了恰当的感情,我不能肯定。

随后,我看到了我的大伯母。我本来可以在回来的当天晚上见到大伯母,但大伯母给革命群众拉去批斗,我就先睡觉了。第二天上午,我从在村庄中心那座四合大院经过,对它高大的建筑形式好奇了一会,转过身,在巷道拐角,有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在低头扫地。我起初不知道她就是我的大伯母,不过从她胸前挂的牌子上,我马上认出来了。当时所有被批斗、游街、惩罚扫街或扫厕所的人,都要挂这样的招牌,标明他们下贱身份。大伯母上身穿一件拖在膝盖下面的白衣,衣摆和袖口留着毛边,右胳膊戴了一只黑布膀套,样子十分诡异。我们那里只有死人穿孝服才会这样装束。那天天气不太好,太阳一直没有出来,要下雪的样子。地上多是草屑和枯树叶,夹带一些沾着泥土的脏纸片,还有早晨跑到巷子里的猪拉下来几溜猪粪。我们村庄里总有几头猪不安份,早早就跑出来游荡,随便拉屎。大伯母用一把三尺长的竹扫帚,顺着巷道低头一瘸一拐扫过去。我没有走上前认我的大伯母,不知道大伯母有没有发现我,反正,我涨红着脸,转身躲开去,远远望了一会,心情复杂地走了。

我祖父把我带回老家前后七年时间,关于老家,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些令人不愉快,深深羞愧的细节。经此之后,我和大伯母相处并不密切,她住在与我们一墙相隔的东屋里,很少过来看我们,我也很少过去。偶尔有一两次,见大伯母端一碗大麦面糊粥,面前放着一小碟粗盐,喝三五口,用筷头拈一粒,放在嘴里,嚼得咯嘣响。这就是我看到的大伯母的日常生活。大伯母对我也没有那种长辈般的问寒问暖,也有一次例外,在我将要离开老家前一年,我和村庄里一个长辫子女孩子有点偷偷相好,大伯母不知怎么知道了,主动到那人家提亲,她无缘无故把这件事说破了,让我恼羞成怒,跑过去责问大伯母。大伯母苦笑一声,说怪我老婆子多事!这事也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直到我的女儿都已十岁了,冬假我带她回老家住了几天,因为老家早已空无人烟,大伯母来照应我们饮食。听我的女儿天天叫她大奶奶,大伯母少有的高兴,话也多了些。大伯母和我说了一些家事,也说到爱穿千层底布鞋的死鬼大伯父,还说了我当年旧事,告诉我那位姑娘早些年嫁到东台县去,去年带了儿子回娘家来,还问你现在哪儿工作呢。女儿在旁边插嘴问大奶奶那个阿姨是谁,我说小孩子别多嘴,大伯母说,看看,老大的人了,还怕丑!由于这种感情,我和年已七十的大伯母消除了从前的生分。

回过头来说,总之,这一年,我十二岁。由于回到老家,我开始进入我们家族,开始了可疑的往事与怀想。

我的双脚刚踏进村庄,就陷入道德困境当中。它是由一种伦理关系牵连出来的剧烈的政治羞辱感。前两年,我至少十次以上看到祖父在他工作的小诊所被斗,或者被牵去游街示众,我以为离开小诊所后,不会再有这种屈辱的事情发生,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我的大伯母反革命遗孀身份,我的羞耻进一步加重,它上升为巨大的道德问题,我要问,大伯父在哪里?他当然已不在人世,那他为什么会以反革命的名声死去?我们的家族和自己为什么与罪恶联系在一起?涉及到罪恶问题,我像所有那些在革命时代的贱民一样,被迫陷身困境,在道德上妄自菲薄。

这样的道德困境,使我心情灰暗,有多少阴冷和垂死的东西,冷冰冰地盘踞在我生命里。每过几天,我就要做一次噩梦。梦中一些与我大伯父相像的人,青面獠牙鬼魅一般追逐我,让我无处可躲。醒来后,我还要继续想像这些情景,它使一切都似乎成为梦魇般的真实。白天在人们面前,我就比较自卑,怕看见别人歧视的眼睛,同时心情也渐渐阴沉暴烈起来。终于有一次,和一个欺侮我的少年打了一架,最后被他当干部的父亲知道,赶过来,一巴掌,打得我满脸开花口鼻流血。现在我说起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已经心平气和,我也原谅了那些欺我的人。我之所以还要讲起这件事,并非记仇,只是说我大伯父是那个年代笼罩在我头上挥之不去的不祥之兆。

而关于大伯父,我祖父对我守口如瓶。祖父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刺伤了我,难道他一点没有觉察到,自从我回到村庄以后,大伯父已成为我的心事和噩梦,我的恶运和灾难?难道我一惯慈祥的祖父,竟没有在深夜听到我被人打得口鼻流血后悲哀的哭泣,没有在第二天看到那些沾在被头上痛苦的泪水?

在我跟随祖父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中,祖父都是我敬爱的人。我从三岁就在他身边,但我对他了解不多,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喜怒哀乐。祖父脸上只有一种表情,一种平静冷淡的表情。这种平静冷淡中,好像有许多东西隐藏在里面,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藏得太深了?对祖父的平静冷淡,我也曾经有过怨恨。这是发生在我将要失学的那个冬天。初中毕业后,我因为不能再继续读高中,心情十分沮丧,而祖父一声不吭,坐在堂屋里,一袋接一袋自顾吸他的水烟,好像这事与他无关。他的平静已经保持了三天,还要保持多长时间呢?而我知道原因其实再清楚不过,是他和被他刻意隐藏的大伯父深刻影响了我。那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其实并没有有多大希望,就是读书也不会改变处境,可不读书情况会更糟糕。我害怕生产队里的艰苦劳动,一年忙到头,披星星带月亮,连口粮都挣不回来的劳动,让人生活无望。想到这些,我对祖父就产生了怨恨情绪,在吃早饭时,看到仍然祖父声色不动,甚至比前三天还要平静,我再也忍受不了,当着他的面掼掉手中盛满热粥的瓷碗,然而悲愤地跑到睡觉的床上,裹着被子痛哭,一直哭到睡着。醒来后,我很后悔,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冒犯和不恭,我想,我不该这样对待我祖父,但祖父为什么凡事都如此平静,平静得让人疑虑重重,透不过气来?

我自己没有记忆,我也不想生活在自己的记忆里。但别人的记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自从我发现我大伯母七十岁的记忆可以利用,我对曾经发生的那些故事,主要是关于我大伯父的死亡故事,就增加了一些信心。

我大伯母七十岁记忆中最清晰的是,1951年麦收季节,她为大伯父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当大伯母那天得知大伯父将要被枪决的消息后,她彻底放下了这个男人。对死人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尤其对于一个在刑场上横死的男人,十年的怨恨,已经被另一种耻辱不幸和再也不能追回复原的绝望替代,不放下,也不行。所以,她把连夜做好的白底黑面织贡呢布鞋,交给专程去收敛大伯父尸体的本家广茂,算是为男人最后送行。她对丈夫的死难,没有说一句话,甚至她9岁女儿问她这双鞋子送给谁,她也坚定没有吐露一个字。她只想对他们的婚姻有一个象征的交代。因为命运,是无法确认和确信的。如果命运把她和这个男人的婚姻安排错了,大伯母也就只能顺从认命。回想她自己的过错,是认可了父母的做法,因为她在十八岁韶华之年,亦期待嫁给一个体面的男人,有一个体面的家庭。与她漂亮健康的姐姐相比,她自小生病落下来的腿疾,让她有点自卑,但也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痛苦和恐怖,至少在表面上没有影响她平静地等待未来生活。所以那一次媒人陪我祖父去相亲,她父母吩咐姐姐替换她出面,她心里有过忐忑不安,但对没有见面的男人,听说是个饱学秀才,实在怀了几分侥幸之想。事情如她所愿,她顺利地嫁过来了。我大伯父花轿进门,拜过堂,还不知道生辰八字上的这个女人,不是媒人嘴里告诉他的那个女人。当时,我祖父好像也看出这个儿媳妇有什么地方不对,相貌或者手脚?好像与他在亲家家里见到的总不大相像。祖父以为红烛光下看花了眼,沉住气,让大儿子的婚事如礼进行。大伯父在司仪指引下,拜天拜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吉时已到,外面鞭炮齐鸣,新人喜气洋洋双双进洞房。大伯父做得中规中矩,前来吃喜酒的老亲们人人都说,有这样的好儿子,好福气!然而三朝回门,大伯父当着新娘的,拒绝和她一起去娘家!一个新嫁娘回娘家却没有新郎陪伴,太丢人了!大伯母在东屋新房里哭,不肯出来。祖父喝斥大伯父不知道理,大伯父没有顶嘴,低头说,这个女人不是我娶的女人!祖父说,怎么不是啦?荒唐!大伯父坚持说,这个女人就不是我娶的女人。祖父其实已明白娶错人,叫亲家使了掉包计。但花轿抬来的人,亲都成了三天,哪有退得回去的?祖父口气不改,严辞教训,娶妻娶德,只要人和顺,能持家,这点毛病,哪里辱没你?大伯父看看祖父态度不容更改,垂手门前,不再说话,勉强送新娘回门,第二天一个人先回来,关住房门连睡几天觉。这已经很失礼,好在新娘家心里有愧,不但没怪罪,倒是如期让新娘的二弟弟送回婆家,回门的礼盒也丰厚加倍。新娘家的软弱,让大伯母从东码头上岸后因为丢了脸面低头暗泣,从此在这个家里,她再也没有过快乐和笑容。

1940年冬,我祖父为大儿子主办的这场婚事,既让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大伯母,不能抬头做人,又让十九岁的大伯父丧心失志,暗生裂隙。说起来,我大伯父不仅人和顺,而且生性聪明,从四五岁上启蒙,跟住我祖父,医书之外,已正经读完了《论语》、《孟子》,史书里也读了《春秋左传》,懂礼仪,会写文章,尤其一笔好楷字,能代祖父写各种婚丧喜庆贴子,有时候忙起来,也能帮祖父诊病处方。祖父对大伯十分厚望,准备把他送到城里去,拜当时大名医魏先生为师。祖父的中医是从曾祖父那里学得来的,虽说属于世医,也还脱不了乡村草医身份。祖父自己是没有机会得到名师传授了,他一心希望聪明的大儿子能够将来成为名医,也可以说代父完志。然而大伯父变了,再也不如以前用功学业,进城拜师学艺的事,也找借口一拖再拖。大伯父和我祖父之间显然开始暗中对抗,祖父的严厉,明显失去作用,大伯父常常离家,背着祖父与外面一些形迹不端的人来往,有时候喝醉酒,伴他回来的人,居然是小地主金大家没出息的儿子,有名的败家子。这些,祖父都看在眼里,心下恼怒,一时无计。他相信大儿子会回心转意,总归是结婚成家,总归是要生儿育女,总归他要成人。大伯父婚后半年,祖父特意分了家。分给大伯父东屋三间,蒋家坝祖田六亩。祖父原本没有任何分家的打算,但他想通过分家,让大伯父单立门户,让大伯父早点有做人的责任。

回到我们村庄次年三月,晚上吃过夜饭,一只春天的布谷鸟不顾天色暗黑,在远处一声递一声叫唤,布谷,布谷,叫声因为孤单,特意拉得很长,好让人有时间生出怜悯。祖父出乎寻常,没有早早就寝,他吸了几袋水烟,又沉默大半个时辰,才对我开口说话。这样不同寻常的情况,引起我的注意,我也就老老实实坐在长条桌旁不动。往常这时候,我会出门走到外面空地上去。这段时间,我已经结识了几个少年朋友。我们会在晚上睡觉前聚到空地上玩游戏,比如玩一种斗鸡的游戏,就是把一只腿用手捞起来,搁在另一只腿的大腿部,单腿跳行,冲向对方,有群斗,也有一对一单斗,谁最后不倒谁就是胜利者。斗鸡需要腿上有力量,更需要技巧。我的技巧不算太好,难有取胜机会。自从爱上这个游戏后,我一心想练好技术,创造常胜记录。除斗鸡外,天气晴朗月色明亮的时候,我们还会玩跳高。空地那边就是村庄大庙改用的小学校,唯一体育用具是一副简单的跳高架。我们把它拎到空地上,一个接一个从竹竿上跨过去,直跨到跨不过去为止。有一个叫蒋的,脸色黑黑的,眼睛大大的,东码头边蒋老二的孙子,他跳得最高,而且他还会跳难度高的背越式,我算第二高,和他比试了几回,总是差一档。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不和他争了。我一边想着,这个春风已经沉醉的夜晚,在空地上,做斗鸡游戏,或者跳高,再合适不过了,一边听祖父说话。祖父吞吞吐吐,好像不情愿,等他说,你大伯父,这四个字,我觉得事情重大,停止美好的胡思乱想,专心听祖父说下去。

你有一个大伯父,祖父说。我说,我晓得。你不晓得!祖父阴着脸,口气生硬。你的大伯父,二十年前死了。他葬在蒋家坝。我知道蒋家坝,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蒋家坝桥上经过,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桃树林。但我没有插嘴,听祖父往下讲。祖父字斟句酌,他的话简单到刚好让我能够听懂的程度,再多一句就没有了。但既然绕不开大伯父死的事实,祖父不能不撕事情真相的一角,最后祖父挤出痛苦的声音,说,你大伯父犯事,被公家法办了。他葬在蒋家坝祖田那边。前天有人来传消息,他的墓被扒了。活人有罪,死人无罪。我不方便过去,明天你和广茂去蒋家坝,给你大伯父收拾尸骨,就地埋了,埋得深一些。

就这样,受祖父委托,我不那么心甘情愿地做了我一生中第一件大事情:到蒋家坝重新掩埋我的伯父。我之所以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并不是觉得这件事真的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我有机会直接触及我大伯父。那些被藏匿在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当中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我要在寻找大伯父的尸骸时仔细辨认。我是一个诚实的孩子,长大也希望做诚实的人,所以我做好了解真相的准备。

广茂就是那个替我大伯母带去一双黑面白底布鞋的人。他和我们本家,年龄比我整整大六十岁,辈分上却小一辈,他叫我小老叔。从我们回乡来,他第一个到我们家来看望我祖父,恭恭敬敬叫一个不合语法的称呼,老太祖。以后他几乎每天都要来,一坐一个下午。广茂有喘咳病,吭吭咔咔,将一些白色的痰沫吐在地上,有点让我讨厌,但我们家门户冷落,广茂来,给我们不少安慰。他的耐心和忠诚也让我敬偑,广茂说,小老叔你是不知道从前的事情,老太祖从前信赖着我呢,不信,不信你问老太祖。我祖父点点头,广茂得意地对我笑一声,他的笑和善又殷勤,像他这样的人难再找到,我原谅了他讨厌的喘咳。

广茂和我划一条小船,偷偷摸摸去蒋家坝。跨上船时,我突然发现他的腿子特别长,以前倒没有注意到。听说腿长的人好走路。在船上,广茂因为腿长,人又要隐蔽,就蹲伏在船后艄,显得我们更加鬼鬼祟祟。他一边划桨,一边压低声和我说话,其实船行在河上,没有人会听到的。但他的话老被自己大声咳嗽打断,反而显得低声说话没有意义了。他告诉我,当年他去收殓我大伯父尸首,看到脑袋后面被枪子儿打飞了半边,脸都吓白了。他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他说杀人可不是那么好玩的。他对看到了我大伯父这样不体面的横死,似乎有点抱歉,说,小老叔,人不该这么死的。他边咳边加了一句,他是当反革命镇压的。

小船行到蒋家坝,我感到水流方向有点不对。我们的船头向东,应该是顺流,可船底下却有一股相反的力量,使船行速度变得很慢。广茂惊异地说,啊啊,蒋家坝的水还是向西倒流。广茂划桨的手显然加大了力气,才没有让我们的船后退。我问广茂为什么,广茂摇头说不晓得,这条河从来这个样子。从来,有多长时间?也许从这里成了一条河那天吧。我们那里有太多的河流,这些河流很少人工开挖,而是几百上千年,由上游洪水经由我们这里的土地泄入大海冲击形成。由于它们按照自然的力量塑造而成,绝大多数河流弯曲蜿蜒。这些河流没有人工的历史,任何时间计算对它都没有意义,我也就没有再多问。好在河不长,我们逆流而上,很快把小船靠在一个不招眼的河湾边,带着一把挖土的铁锹,和一只陶土坛子上了岸。广茂熟路,绕了两处田埂,走进一块麦地。广茂指指脚下,说,这块地从前是你们家的祖田,十八亩,你家的祖先几辈都埋在这里。我噢了一声,看见地中央一排六七个墓,都被挖平,最左边那座,掘开一个很大的深塘,连带墓地周围刚拔节的麦子也损坏了不少。在凌乱的泥土中,白色骨头,扔得东一块西一块。想必这被挖掘处,就是埋藏我大伯父的墓穴了。

我在大伯父的墓地上,触摸到了死后二十年的大伯父。这是一次奇特的触摸。你不能想象一个未成年孩子与他的家族成员的认识,会是这种方式。说实话,这让我害怕。我们在挖得乱七八糟的泥土上,一点点翻捡我大伯父的遗骨。那些沾着泥土的白骨,有的尚且完整,大多数则已残缺,从断裂的茬口上看,显然是刚刚被铁器砸过了的。春天的风,从刚刚开始拔节的麦垅上吹过来,吹面不寒,却让我浑身禁不住有点索索发抖。当我拿起大伯父的一块完整的食指指骨时,我心里颤抖得更厉害。这就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大伯父吗?这块发黄的指骨,曾经血肉鲜活,曾经有力地握着毛笔书写过文字,那是一个乡村书生或者知识分子,多得年来可以引为骄傲的技能和生存的方式,现在随着生命的死亡,被抛在泥土中,纯粹成为一种灰白的骨质之物,再也不会获得人们的赞赏和尊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可怕变故?这样的变故对一个年轻的生命消亡,是偶然还是必然?我无法回答。我对历史有限的知识和想象,不足以让明白这些问题。然而,我对命运的惊惧和迷惘,就在这个迷茫的春天,在洒落着我的大伯父尸骨之野,无可阻挡地生长起来。不久前,我读过一本解剖医学,对于人的诞生与死亡的自然过程,有一些简单粗浅的知识。如果人的死,在其自然的生命过程中原本不是一件事件,那么中止生命毫无疑问会构成一件事。让人迷惑的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由那些因素构成?无论你从哪一角度做出解释,都不可能接近真实。

收拾大伯父散乱的遗骨,花的时间并不长,但最后我们发现,这里面缺少大伯父的头骨。广茂惊奇万分,因为他对大伯父的头颅有着强烈而可怕的记忆。他在收殓大伯父尸身时,亲手用一团棉絮堵塞了上面空洞的弹洞。现在这个留着弹洞的头骨到哪里去了?难道挖墓人会带走它?只有这种可能。挖墓人,把我大伯父拖出了他的坟墓,然后拿走了他的头骨。中国和外国都有拿敌人的头颅当污器的记录,我的大伯父作为阶级敌人,在1970年代,完全有可能重新激发人们这种来自于人类传统的憎恨和戏侮的冲动。对此,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广茂转过脸,朝我再次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他的叹息很快变成一阵剧烈的喘咳,久久不能抑止。

在等待广茂漫长的喘咳间隙中,我想好好看看我们家祖田周边的风景。自从我的那些祖先们拥有这块土地,他们中一定有人格外注意过这里的风水,但他们谁也不会关心这里的风景,这是我和祖辈不同之处。

那天麦地周围风景,给我印像最深的,就是蒋家坝子那边的一片桃树林。我说过,这里有一片桃林,它一直与我们家土地毗邻存在。从前它不属于任何人的私产,或者它曾经是乡村某一个家族义田。这里密密长了几百棵野桃树,一些桃树因为年代久远衰老而死,另一些新的桃树又从老树桩旁边生长起来,并且覆盖那些枯干残枝。没有人触动它们,这里曾经是一个禁忌。有个口耳相传的故事,也不见准确的时间记载。故事说桃林所在地,很久前是一座叫蒋家的村庄。这座村庄一夜之间大难临头,大部分村民被来历不明的人杀害,只有少数幸存者,在惊魂未定时迅速迁徙,一个好端端的村庄,再没人敢来居住,后来沦为荒地,后来荒地生长出桃树,成为一片桃林。桃林每年花开一季,花红如血,结出来的果实却布满白毛,又苦又涩。春天没有人到这儿摘花,夏天也没有人到这儿采果,所有大人孩子都守住这个禁忌,不入桃林半步。现在我眼力所及,能够看到桃枝上,一些花已经开放,一些还是春风里的苞蕾。又是一年一度四月初的桃花,在绿色的田野上寂然妖娆。桃林左侧,就是蒋家坝子下面的河流,经过一个冬天沉淀,河水清宛明亮。大片麦子已经开始拔节,清明节过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会抽出绿色的穗,穗子上挂着白色粉片,然后是五月,饱满的青仁,会吸引所有的孩子和牛羊。然后是芒种,麦子在初夏灼热的风中成熟。看到这一切,我心里十分难过,但不是因为蒋家庄或桃林的悲惨传说,只是风景不殊啊,还有人面桃花,还有生长和成熟的庄稼啊!

我们已经把大伯父所有可以找到的遗骨,装到陶罐里面,埋下深坑。一堆由支凌破碎的白骨拼凑起来的大伯父,他的面目和形象,由于丢失了头颅骨,在重新掩埋中残缺不全,永远残缺不全。望着前方桃花盛开的桃树林,我莫名其妙开始哭泣。广茂终于停止喘咳,连连问,怎么啦,小老叔,你怎么啦?我哽咽回答,没什么,一面止不住眼泪。泪眼中,一片桃花在春风中慢慢飘落。

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其实还是个孩子。

自从广茂带我去过大伯父墓地,我与广茂的关系日渐亲切。他照常来我们家闲坐,在那些无事事的下午,陪我祖父说话。一段时间下来,我真正发现了广茂的优点和才能。他口才极好,会讲许多乡村里的传奇故事,我越来越觉得,广茂好像专门为我而来,因为仅仅这个春天,我已经听他讲了十几个民间故事,其中有一个呆书生做新女婿的笑话,解頣后让我对男女**多少有启蒙的喜悦与担忧,我也是一个读书的男孩,长大会不会做呆女婿?无论怎样,这些开心故事,在我的生活中增添了几分欢乐成分,由此加深了我对广茂的好意。至于广茂和我祖父的话题,自然不少有关大伯父。广茂始终表现出他是参与者和见证人的角色,既然我祖父承认广茂受我们家信任这一点,他就不能阻止广茂对大伯父的往事评说。我祖父态度一如往常,偶尔嘴角有点颤动说明他内心可能正遭受某种折麿,当然很快就掩饰过去了。不过有一点改变,那就是有我作为惟一听众在场时,祖父没有再把这个话题当着忌讳。这个有点**的变化,似乎怂恿广茂说给我听,让我暗暗高兴。我注意到他们说话中一个重要细节,大伯父的出走,他们两人各有说法,最后他们都用长时间的沉默来对待,对于两个岁数相差无多的老人之间这种微妙态度和心理,我觉得意味深长。以至于多少年后闻说广茂去世的消息,我脑中道先出现的就是,当年他们对坐在一张小方木边默然相对的神情。

除此以外,我想说及广茂的神秘职业。广茂是乡村里的手艺人,在我们生活的年代,手艺人还算不算职业,我比较怀疑。我只能说,广茂靠他的手艺吃饭。他的手艺是一把篾刀。广茂的篾刀,专工特制,刀背厚,刀刃薄,长不过八寸,刀体黝黑,只刀锋处一道银亮。你可以想到,在锻制之初,一道钢火淬得何等精湛。这刀是广茂的宝贝,广茂一直随身带,掖在长褂子里面,生怕别人发现。三十多年前,革命时代,一个人腰里藏匿着一把刀,怎么说都叫人起疑,也叫人害怕。起码我很担心害怕。我想问问广茂,为什么白日带刀?

我们村庄做篾活的,有两种,一种专做大竹器,比如竹床、竹厨,叫竹匠;一种做细篾器,比如淘箩、篮子、米箩,叫篾匠。但广茂以上两种都不做,他做一种叫竹簾子的活。那时候,也许只有我们村庄才用竹簾子。我们村庄用稻草加石灰醃制草纸,其中的重要工艺,就是竹簾子。纸的均匀,粗细,厚薄,都靠竹簾子。草料经过加工调成浆,最后一道工序,是用竹簾子把草浆“绰”上来,既泌水,又不会让草浆漏掉。熟练的做纸手,只要把草浆放在竹簾上,手里来回一抖动,就知道好用不好用。而且,草浆是用石灰水炮制过的,腐蚀性强,竹簾子如果质量不好,用不了几天就损了。广茂专做竹簾,几十年来,村庄里凡做草纸的都买他的。皆因广茂的竹簾子,好用,结实。一是他选的都是老毛竹,而且是根部的那几节,竹性坚忍不拔,二是他劈削得匀称圆滑,稍微有点裂痕挂丝,都要剔除。这就需要一把优良的篾刀,以及一双精巧的手。单这两项,别人比不过广茂。这门手艺,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让广茂独占了,依靠它过一辈子生活。 这一年乡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农业之外,不允许有任何副业,做草纸也在禁止范围之内。广茂的竹簾子,属于资本主义的尾巴根,被确定必须割掉。广茂不甘心断了活路,他的篾刀转入地下。他不敢在本村做竹簾,改到外村,我家是他的中转地。秋季到来,总有十来天,广茂午饭后,掖了他的篾刀,走到我家,像往常和我祖父说话,但一定要说到天色傍晚,看看巷子头人影稀疏,三步两脚,长腿跨过大门,一拐弯,就去了往邻村的路。

广茂对我说,我也怕带刀。停顿了一下,他又自言自语道,我为什么非得这样带刀啊?

这讲这话时,广茂脸上微露犹疑惊惶之色,让我不忍再提他的篾刀的秘密。有一天,我要求广茂帮我做只竹鸟笼。广茂面露难色,我以为他会拒绝,但他临出门时说,看在你大伯父亡灵的份上,我给你做。他的意思,是不是指我和他一起埋葬我大伯父的亡灵?或者别的,我不清楚。第二年夏天到来前,他把一只精致漂亮的竹笼送给我。这时间够长的,我等待了足足六个月。我在笼子放进一对还没有长毛的小小麻雀,整个夏天给这两只麻雀喂食昆虫,看着它们一天天长齐羽翼,偶然开开笼门,它们夺门而出,眨眼间飞走了。

我大伯父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我们那里有一阵鸡飞狗叫的混乱。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这些军政要员,都有属下各种番号的官兵在周围转来转去。还有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和平军,也夹在里面。那段时间,在不知名的偏僻小村庄里,你说不准就会碰见一个将军,或者一位司令。有一天,我们村庄开豆腐店的蒋老二,半夜被当兵的喊起来,说陈司令早上要喝茶吃干丝,命他赶快特制二斤老干,顶早送到庄西头金善来家的司令部。陈司令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泰运,何总长亲外甥,宋子文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头子。这位陈司令喜欢住农民家里,走哪儿见一户清爽宽敞的农家,司令部就安在这家。蒋老二不敢怠慢,把隔宿浸的黄豆拣了又拣,磨出来的豆浆浪了又浪,上木夹板的豆腐干子压力又压,做好茶干送到司令部,刚好赶上司令起身。蒋老二看到一个套着军装的大胖子,光头,下巴上的肉都拽下来了,心里称奇,暗暗说,怪不得他老人家要吃二斤干丝哩。恭恭敬敬上前叫了一声陈司令。陈司令赏蒋老二一块大洋,和气地说,老乡辛苦!蒋老二把洋钱捂在手心受宠若惊好几天。再过两天,陈司令的部下杀了一条狗,燉吃,听说陈司令和气,狗的主人跑去告状,陈司令大发脾气,奶奶的,我们抗日军队,怎么能够扰乱民众?你去找出那个杀狗吃的混蛋,老子崩掉他给你看!吓得告状的农民,连说不敢不敢,就一条狗,狗命哪里抵得上人命。我们村庄仅仅骚动了一下,有惊无恐,跟着陈司令的队伍就开发到别处。

另有一支军队四五月间,沿长江北岸明里暗里向苏北移动,要打通与中原的联系。中途驻扎在花洋庄。这支军队叫新四军。我们乡村老百姓谈起这支有点神秘的军队,常常伸出四个手指头:听说四老爷过来了,见到没有?

我大伯父就是这时蹊跷地去了花洋庄。

花洋庄有人来请诊,我祖父正巧外出另外村庄看病,大伯父因为这些日子闹兵乱,闷在家里,正想走动,见我祖父不在,把出诊的事主动接下来,合起药囊,跟来人就走。花洋庄在东北乡,离我们村庄三十里水路,来人是一个精壮有力的庄稼汉子,看上去十分情急,一把大橹,把船摇得飞快。赶到花洋庄,天已散黑,船头上看到白水茫茫,蒹葭苍苍,花洋庄黑暗中人影憧憧,好像伏下无数兵马。大伯父为自己不知深浅有点后悔,壮了胆量,跟来人上岸,走进村庄。

我祖父晚上回家,听说大伯父去了花洋庄,心里一沉,忍不住打一个寒战。花洋庄在一片水网中,是北边一个早就有名的匪窝。我祖父十年前在出诊的路上遭绑架,扣押在花洋庄的水荡子里,后来经过中人做保,花十条枪的钱赎出来。他的命虽保住,全家却受了半个月惊吓,我父亲就是在惊吓的那几日出生的,以至于惶恐不安中,连他出生的确切日子都模糊不清了。贴在衣箱里的红纸上我父亲的生日记录,不得已以我祖父安全脱身这天为据,也算个特殊的纪念日。

祖父说,要死!那个地方,怎么能去!家人摆上晚饭,吃饭时,我祖父端住手中酒杯,好长时间不能饮下。他有种不祥之感,全家人心里发紧。

三天后,我大伯父从花洋庄安然回家,没见少一根放毫毛,也没见多出什么来,家里人才松了一口气。大伯父神态,不见凶,不见吉,祖父盘问花洋庄三天的情形,大伯父敷衍几句,说遇见新四军里的人,再问,大伯父说,没事,就不愿开口了。祖父疑虑难消,盯住大伯父看几眼,重重说道,没事就好!

过半年,几路军队经过争夺谈和,重新划分地盘,他们各自占据了一些大城镇,不在乡村里走来走去,我们那里的混乱平静下来。

祖父因大伯父擅自到花洋庄引起的担心和忧虑,这些时也放松不少,平素院子大门很少大开,现在是十月,秋风凉爽,院落里一棵秋梧桐,花后挂了一串串桐子,傍晚飞来一些白头翁,在枝间啄食。祖父曾和我说过这棵高达数丈的梧桐树,它遮盖了我们家院子整整一个东南角,可惜我看不到它亭亭如盖的形像了。我们院子给别人占去大半,建了房子,我们的视线中除了墙角上一些阴苔和细草,再也看不到任何像样的花草树木。

梧桐树是祖父喜欢的树种,觉得与他的医师身份十分相称。我祖父闲暇时在梧桐树下诵读几句唐诗,这是他医书以外,读得最多的文字。在我祖父身上,一个乡村医师能够有的优雅,其实就这么一点点。但他在乡村里是有几分疏闲和傲慢的,轻易不与人交往。大伯父婚前常陪祖父在梧桐树下面说话,谈论医药,或者其它。祖父喜欢这种方式,他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天伦之趣。他希望院子再扩展一些,气象再大一些,他甚至已经委托广茂私下里和前面家邻居洽谈,把他们家的一块空了多年屋基地买来,这样可以建一座大园子。我祖父任何时候,都以乡儒为已任。乡儒应该有乡儒的体面,包括有一座可以优游读书养生怡情的园林。可现在结了婚的大伯父,显然不再愿意陪我祖父,大伯父改变了我们家持之以久的伦理形式,无论这个形式多么美好,大伯父都没有兴趣。缺少大伯父在面前侍座,祖父一个人,有点孤单落寞,读诗的心情也大受影响,他的吟诵声好像没有以前那样疏朗了。也许我祖父梧桐树下的诵读,不过固执地维持多年养成的习惯,那种心情事实上因大伯父的故意逃避而日渐败坏。

当日,就在祖父按往时习惯展开书卷时,从开敞的大门外担进一副担架,两个青年人,一前一后直入院门,把担架落在我祖父脚下。我祖父见来人不同平常,正在疑惑,来人中的一个,稳稳伸出左手四个指头,祖父吃了一惊,原来是新四军。那人倒也不藏头缩尾,说道,这是我们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的赵首长,生了严重的伤寒。据你儿子说,先生治伤寒有一套,劳你医好我们赵首长。不等我祖父应声,又拍拍腰中,里面显然藏着硬家伙,说,想必你先生也晓得利害,赵首长就留在你家里,不得走漏消息。十天后我们来接人!

我祖父更吃惊了。倒不是来人的强横,而是他从来人嘴里漏出大伯父花洋庄之行,倒底惹上事非了。新四军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儿子与新四军有关系。无论谁的军队,平民百姓惹了都没有好处。一个有良好名声的人家,靠的是安分守己。我祖父生活在这样的家族规范中,上辈人传下来的基本信念,深入祖父心中,他自己不会逾越,也要求后代不得逾越。但今天祖父的信心动摇了,他拿不定在性情变化的大伯父身上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年多来,祖父仅仅不满意大伯父的言行,现在情况比预想的严重多了,危险大多了。虽然祖父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危险,但一种深深的忧惧油然而起。他心里想要回绝新四军送来的病人,嘴上却在来人面前诺诺连声,表示一定尽力医好贵军长官。他不敢得罪,知道新四军也不能得罪。

担架抬来的病人,姓赵,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大队副队长,脸孔上有大版麻点,面相凶中带善。祖父父凭经验觉得这是个好相与的人。麻子大队长病得确实重,主要还因军中缺少调理,那天在担架上没有力气说话,服了两天药,人恢复不少,与我祖父说话,先道歉几句,说是军人说话没有轻重的,我祖父客气了一番,又讲革命道理,说抗战胜利了,还要建立新中国,对这些无关的事情,我祖父就没有心思听了。当然,我祖父也试探过赵大队长,想了解大伯父在花洋庄的行迹,赵大队长笑笑说,组织上的事,他不知道,但年轻人如果有心参加革命,是件好事!我祖父不懂就里,摸不清深浅,心里更加怀疑不安。

十天后,赵大队长病基本好,还是在夜晚,来人悄悄将他接走。祖父按医家常规,配好了一包十贴中药,嘱他们带走继续服用。看着他们走出院子大门,脚步消失在东码头,祖父长长出口气,他的心里并没有丝毫轻松。他决定要和大儿子认真谈一谈,他认为父亲的责职,有权对儿子提出忠告。但哪天是合适他们父子倾心交谈的日子,祖父没有把握。

十一

为什么,我要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担忧?我还是一个孩子。我刚离襁保,祖父迫不及待把我带到他身边,他老人家需要一个寄托,好维持他对家族未来的梦想。尽管他的诊所已收归公有,尽管那时已不再是什么乡儒时代,尽管他的梦想早就残缺,但老人的固执不会让他轻易弃世。祖父仍然一心要抓住梦想的残枝败叶,在生命凋谢之前活得长久一些。因为我祖父失去长子的打击太大,我理解他空虚无奈的心情。我对他的暗中寄托,受宠若惊,却也因此身负重任。我七岁时,有一次随祖父外出看病人,在一长大河渡口等渡船,我倚在祖父身边,祖父手捋花白胡须,眯眼看着我说,噢,你真是个文气的男孩。聪明,周正,只是人瘦弱了点。那时,晚霞熠熠生光,照在我们一老一少头发上,祖父苍老的头发多么白,我的头发多么黑。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什么作为,那么它一定是祖父所期待所高兴。是啊,祖父的梦想,落在我身上,我迟早会意识到这个重任。这就是我在我们村庄,在我们那座一天天颓败的老屋子里,数着春天屋檐下的雨点,或者秋天屋顶上土灰色的瓦楞花,为我们家族担忧的理由。

更远的我不知道,反正从我曾祖父的父亲开始,我们家上几辈人都从事医师职业。记载上说,江南常州孟河医家费氏,十八世纪中叶,太平军乱,曾经有一段时间移居江北。孟河费氏是否与我们在苏北的家族有联系,没有考证,但我看到过我祖父的医学书籍中,有一本费伯雄的《医醇勝义》,我祖父喜欢读这本书,视如珍籍。祖父提及费氏的医学醇正和缓的风格,十分敬重,认为是我们共同的家法和荣誉。而且,我祖父认为,他所从事的医师职业,在乡村天生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既是生活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正因为他以及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一代一代守着这个职业不变,他们在乡村才成为受尊敬的人物。作为世医之家,我祖父明白,他应该做什么,将来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应该做什么。这是一条家族的轨道,家族的成员在这个轨道中生活,谁也不能改弦更张,更不可离经叛道。但是,我大伯父越轨了,他离开我们的家庭,离开我们家那棵象征理想的梧桐树,离开我祖父心目中的园子。大伯父二十四岁出走,一去不复回。

按照我的理解,我的大伯父是个意外。意外仅仅属于超出我们观念和期许之外的因素,而且往往诡诈,它可以了解,但不可以预知,也不可以被评价。但我祖父不信,也不懂。他的意识停留在父子和家族的伦理关系中,他认为忠孝是惟一的准则,忠孝之下,没有什么不能说清楚。有广茂在我们家的那些下午,在两个老人关于我大伯父的谈论中,祖父表现出的失望和愤恨,就是他固执地评价的结果。我却感到,这个意外的因素,在我祖父与我大伯父父子间最初产生疏远和隔阂时,就开始被夸大了,它严重阻碍了我祖父的理智,以至天长日久成为一个顽固昧暗的老人。1942年,当我大伯父如所有婚后男人一样,有了一个女儿,他来往周边乡镇,有时候甚至去县城做药材生意,挣钱养家,这一切说明生活的流程照样向前。我祖父却拒绝看到这一点,他我大伯父招到面前谈话,本想和颜悦色语重心长到让我大伯父感动泣下,结果变成声色俱厉的痛斥,和恶毒的诅咒,徒然让我大伯父听了咬紧牙关身体发抖。在我祖父看来,他作为父亲真心实意的劝谕,对我大伯父沉默的邪行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我祖父坚决认定,大伯父是个对父亲不孝对家族不义的逆子!不能宽恕!几年后,当刑场上一声枪响,印证大伯父悖逆的报应,我祖父在无法消除的愤恨中耗尽精神,心如枯井。

十二

1945年过完中秋节,这个夜晚,安静得像水一样。村庄之间,偶然听见一两声狗吠,也是那种叫人们放心的叫声。就在安静之中,危险正朝我大伯父悄悄逼近。一个由七八人组成的锄奸小分队,从北面掩袭而来。所过村庄,不停有人头被无声无息砍断,秋风中血腥味慢慢向我们村庄扩散。

我祖父还未睡觉,在照料一个重病病人。院子外传来急促的脚步,随即我们家大门上的铜虎敲一阵乱响,有人哑声喊道,先生先生!我祖父以为有急病人求诊,赶紧打开门。来人汗透夹衣,神情焦急,一边喘息,一边说,我是赵麻子的兄弟,我哥要我送信,北撤了,今夜除奸。我祖父问,什么北撤?什么除奸?来人说,我不懂的,反正我哥说了,有张杀人的条子,上面有小先生的名字,要小先生先避一避。迟了,可就来不及了。这时候,我大伯父听得响动,起身从东房里走过来,他有点慌乱,有点醒觉,问来人道,是赵三兄弟吗?怎么?是新四军要杀我?来人明确地说,是的!我祖父好像明白了,对来人说,回去替我谢谢大队长。来人说,好!转身退出门外。我祖父关上门,气恨恨骂道,看你做下什么事啦!大伯父第一次回嘴,什么事?你问赵麻子去!我可要走了。感觉上,大伯父倒好像早等待这个可以走的时机。

大伯父没有再理睬家里任何人,自顾自收拾一个简单行李,打开院子里小角门,从后巷出走。临出门时没头没脑丢下一句话,他们杀我,我投奔国军去。我祖父什么话也没说,走过去轻轻掩上角门。等到锄奸队再次敲开我们家大门后,我祖父在病人床前,手把病人脉关,正襟危坐,处变不惊。

天亮后,锄奸队走得无影无踪,祖父也早手足冰凉,动弹不得,他想去找赵麻子问问,哪里能挣扎起来。即使他真的去,又到哪去见得着赵麻子?事实上,我祖父永远也不会找到好人赵大队长了。1948年秋天,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转入地下的新四军前东台抗日政府县大队副大队长赵麻子和他的游击队,与我大伯父率队的保安团,在东北水乡不期而遇,相互枪战。当时赵麻子他们只有十来个人,大伯父的保安团七八十人,带着两挺机关枪,人数占优,火力又旺,赵麻子抵挡不住,好在他们熟悉地形,借着夜色上来,边打边退,眼看已经撤到一处芦苇荡,就在赵麻子将要转身隐入芦苇的时候,一颗流弹,击中他的左胸,赵麻子仆倒在一丛刚刚抽穗的芦花下面。追上来的大伯父,一见熟人赵麻子,脸色大变,他假装不识,转身叫过他的随从金福,金福,你把这个人先单独埋起来,过几天悄悄到花洋庄,叫他的兄弟赵二来收殓吧。金福问,他是什么人?大伯父说,什么人你不要问,照我说的做。大伯父的队伍撤回县城,这事再也没人提起,只有金福知道。

十三

大伯父逃走后,第一次突然回家,穿着打扮全都变了样。他脚穿皮靴,身挎德式驳克枪,走进大门,用的是类似军人的姿态。我说类似,因为大伯父并非正规军人,他这副形象,在我读过的小学教科书里,人们一致叫做还乡团。大伯父的头衔,国民政府东台县保安团团副,他后面跟着整整一班十二个人,说明他确实已是国军军官。

根据我大伯父后来留下的一封信里自述,他逃离家门时,发狠说投靠国军,其实心中完全没有成算。大伯父一路跨县过镇,来到省城南京,在玄武湖旁边找家客栈,大半月下来,无事上街闲逛。带出来的钱眼看不够,大伯父想回家,但他又害怕,知道新四军神出鬼没厉害无比,可能还在等着取他的性命,他这时万万不可回去,心里愁闷,这天他在附近湖南路省党部大门前,看到一张招募贴子,说凡遭共党迫害的人员,均可到小营报到,各县府集中在此处招募反共志士,安全返乡,保家卫民。我大伯父思忖半天,下午找到小营,报名投充。也是巧,大伯父在那里遇上新任本县县长兼保安团长,叙起谱来,他还是本房堂兄,从前没有见过面的。他乡相见,分外亲近。堂兄正在扩大保安团,见我大伯父虽乡下人出身,与那些土财主不同,有文墨,人也清奇,就器重起来,说保安团也是国家的军人,替政府剿共匪。堂兄慷慨委我大伯父做他的团副,第二天大伯父跟着他的堂兄回到东台县。

大伯父进得祖父的诊室,把挎着的驳壳枪悄悄往身后面挪了挪,上前低声叫道:爸,我回来了。我祖父正伏在诊案上看医书,抬头看看大儿子,冷冷地说,这么讲,你是当兵官了。回家做什么?大伯父说,看望你。祖父哼一声,掉过头,又伏在诊案上,看医书。大伯父苦脸立在祖父身边好长时间,直到他三岁的女儿跑过来,也叫声爸,才应声随女儿退出门外。

十四

我注意到我大伯父随身偑带的那支烤蓝的德式驳壳枪,广茂说,那叫盒子炮,枪管贼亮,一支吓煞人的枪啊!广茂又说,这支枪,它不该拿在你大伯父的手上的!不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我倒是羡慕,无论拥有这支枪的人是英雄好汉还是邪恶之徒,我都不管,我羡慕枪,男孩子的幻想中,应该有支威武的枪来武装他的理想。当然,我再年幼无知,也不敢把我的想法说出去,我要说出去,我就是反革命孝子贤孙,那我肯定完蛋!

因为这支枪,广茂提到与我大伯父最近的一个人,他大名叫金福,小名叫猴小。你可以去问他,金福当年老给你大伯父背枪,他现在天天背着狗屎筐拾狗屎,广茂口气轻蔑地说。

金福是我大伯父名义上的随从,他与我大伯父从小一起,真正的草根朋友。金福的父亲金老三,是村里的小地主,家里有七八十亩上好的水田,金老三冬耕春种夏作秋收,常年穿草鞋和毛窝,一颗酱油豆都要咬成两瓣吃,却养个不学好的儿子,不但不肯务农,别的事也不做,游手好闲,吃酒赌钱,使枪弄棍,最喜欢见人打架他去帮拳。偏偏与我大伯父好,叫我大伯父伯和哥哥。伯和是我大伯父的名字,村里人都称他大先生,这个名字只有金福叫。我大伯父带着一班人马回乡,金福特来见面。他看我大伯父身挎尺二长的盒子炮,四面威风,又羡慕又埋怨,说伯和哥哥你怎么没有知会我一声就走了。大伯父解释说,来不及,再说知会你也不好。金福说,怎么不好?你去年在家时,我不是替你跑腿给四老爷送过药材?大伯父说,咳,金福,不要提。金福说,不提就不提,这回我要和哥哥同去。大伯父答应了,金福当下成为我大伯父的随从,对别人称副官。金福对我大伯父忠心耿耿,一直坚持到二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时世都不知变了多少回,他也没有改变。1966年冬天,他被追加为历史反革命,戴三尺高的白纸帽,每隔几天在全村游行批斗。革命群众用冷水泼浇在他身上,衣服上挂着冰凌,又吊在屋梁上做飞燕子,最后打断了他的腿,他咬紧牙齿,一声不吭。村庄里的人说,这个金福生来邪,经打!熬过**最厉害的头两年,金福活下来了。

在我们村庄我经常遇到金福。他挎着一只柳条编起来的屎篓子,围住我们村庄拾狗屎。金福个子矮小精瘦,拐着一条腿,我和他迎面相对,他连头都没有抬起来。金福可能不认识我,也不打算认识,这本来没什么,但他的眼睛只顾盯住拉在墙角或者草堆边的臭狗屎,这种对我轻视的狂妄态度,让我很气愤。我差点喊出来,你知道你是金福,你是猴小!后来忍住了,我觉得自己十幼稚可笑,现在和金福的见面,还不到时机。我走过他身边时,对自己说,有一天会去找你。

十五

为我父亲举行葬礼的那年,我大伯母突然问我,你大伯父埋在蒋家坝祖田哪里?

提起蒋家坝,我们家祖田所在地,它已经不存在,只称下一个名称,留在少数人的记忆里。现在那里叫高速公路丁徐顾出口,一条巨大的黑色沥青公路从那片土地上斜截过去,在庞杂高亢的车流中,人的听觉和视觉失去了辨别能力,再也看不清蒋家坝的方向所在。那条河流消失了,那片桃树林也消失了,护路的铁网,强横地圈住一些新栽的灌木,人不能随便接近,里面有一种叫黄馨的植物,据说最初从外国引进,如今还没有几天,到处发疯生长,它也沿着铁网蔓延到从前的蒋家坝。现在正当四月清明节,黄馨开着大丛大丛的黄花,既好看又可恨。失去从前的参照物,我拿不准那个埋葬大伯父骨殖的深坑位置。我想,即使与我同去的本家老侄子还健在,他也不能凭经验辨认那块地界了。我遗憾地回答大伯母,我不知道。大伯母好像带着遗感自言自语,是啊,谁还会知道!她的话里面,显然带着一些不满意。她觉得所有与大伯父有关的人,都遗忘了大伯父。大伯母内心里可能确实失望了,不过这失望不单单因为我的漠然。或者与我父亲,或许与我祖父,或许与我们更早的家族都有关。他们都过世了,如今安然埋葬在家族的坟地里。大伯母现在是我们家最老的长辈,她有权责备我们对大伯父的遗忘。当时我母亲送葬我父亲时,大伯母也在哭葬的人群中,她的哭泣,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她的哭声没有内容,她只是哭泣,纯粹的哭泣。老实说,就因为纯粹的哭泣,我听了悲伤不安。

1951年春天,我的大伯父,在他藏身之地,长江边上一个叫龙潭的地方被逮捕归案。这是我大伯父生前活动的最后一个地点,也是他短短五年军人生涯中惟一可以确定行踪的地点,尽管他在这里隐姓埋名苟且偷生。

龙潭在我工作十年之久的这个江南城市东北郊,我从未去过。龙潭是一个古镇名,也是长江大码头,与邻近的栖霞山、燕子矶同样闻名。不过,他的名声,现在主要与本省一所著名大型监狱联系在一起。我的大伯父被捕第二年,就在这里兴建了本省最大的监狱,数以千计的囚犯关押在一面临江一面环山的环境中,服刑和劳动改造。

乘坐通往郊区的公共汽车,可以直达龙潭镇,大概三十多里路。我有机会去龙潭,是到龙潭监狱看望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这位同学弃教从商,做生意夸本,买了几千元钱伪钞,想转卖,刚刚出手,就被查获,法院以伪钞罪判刑五年,正在龙潭监狱劳动改造。他从狱中寄来一份文稿给我,并恳请我发表,以圆他多年来的文学梦。因此我借报社的名义与监狱当局联系,狱方显然很欢迎任何可以宣传改造成果的访问,我得以顺利前去探望这位不幸的同学。监狱的劳改区在山里,从龙潭镇往山里走,公路狭窄,由于常年运载石头和水泥的重型卡车在上面行驶,路面非常糟糕,沉重的车轮将不少地方沙石都翻了起来,坑坑洼洼。江南梅雨季节还未全过,连绵阴雨中,道路一片泥泞,车轮压过去,泥浆一直飞溅到路边野皂树上。我从龙潭镇转乘另一辆公交车,车上大都是进城或者到镇子里的水泥厂工人,车子每停一站,都有几个工人下车,走进路边不远处的工房里。这些工房还是五十年代建筑起来的,红砖红瓦,但上面早已积了一层厚厚的水泥粉灰,颜色不知所云。房屋前后的树丛,也都洒满粉尘,整个雨季都没有把它们清洗干净。1951年左右的情况什么样,我无法作出对比。这个地区早在民国十年期间开辟水泥厂,就地开山炸石,烧制出来的水泥通过长江和宁镇公路运往外地。新政权迅速接管这些水泥厂后,显然扩大了生产,所需大量劳动力,主要由设在龙潭的监狱犯人充任。我想,当年在龙潭设立监狱可能并非仅仅出于这里便于看守的原因,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龙潭监狱属于中等警戒等级,可以间接证明我的推测。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过去的国营水泥厂,改成股份制水泥公司,仍然使用部分犯人。我的同学附信中告诉我,他就在宝华山下的水泥厂积极劳动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回家,他强调说,文学是他获得新生的力量,他妻子和上初中的女儿都盼望至少明年能够回家过团圆年,她们一致宽恕了他一时糊涂犯下的罪行,欢迎他以面貌一新归来家园。

看望过同学,还有时间,我想去大伯父当年隐名埋姓一年的地方,据说在附近的三官、上首一带。向监管干部打听道路,监管干部问去里有什么事,我含糊说,我有个亲戚住那儿。监管干部热心地要送我去,我赶快谢辞了。

我的大伯父当日仓促从苏北渡江,走到这个龙潭这个地方,就走不动了。国都南京一夜崩溃,像他这种级别的地方武装成员,根本就没有资格随同正规部队逃跑。连他的族兄,他的县长兼保安团长上司,没有来得及收拾好县政府文件,就被解放军捉住,这个民国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生,同学中多有做高官的,也不曾给他安排一个机会逃亡台湾。我大伯父见风声紧急,重要的路口设岗检查,时时有散兵游勇被扣留,他把随从金福打发回家,从高港渡过长江,再沿江向西,来在这里找个偏僻地方,把女人和孩子暂时安顿下来。好在身上带有现大洋,拿出几十个,很容易租了两间房子,混杂在当地水泥厂工人中,只等局势平缓下来,再做打算。从龙潭乘船,顺着江水走,到上海也不过一两天路程。要是运气好,到了上海,还有机会继续逃难,往南洋和香港都有可能。

我在三官村和上首村之间认真走了两个来回,其实我拿不定主意到底要看什么地方。后来碰到两个当地老人家,向他们打听这一带情况,两个老人倒是极熟识地理,说从这里再往山里去,还有老鹰窝、藏军营等等,从前都是险阻的。听过老人家介绍,我要夸赞,我大伯父选择这里作为藏身之处,眼力真不错。至于他为什么在这么隐蔽的地区仍被捕获,为什么捕他之前没有及时从山里逃走,应该有合理的解释,我暂时还不知道。

十六

过了江南六月雨季,差不多进入夏天,有天早晨醒来,我想起多年前的金福。我几乎忘记当年我和金福单方面的约定。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金福还在世吗?不过,稍后从村庄那边带来的消息既及时,又千真万确,金福还活着。于是我专门回到村庄一趟,在金福的儿子带领下来到一个叫金车湾地方,来到金福居住的老屋。

金车湾离村庄三里地,是个单独的土垛子,三面河水一面桥,以前住过一个生产小队三十多户人家,现在都搬迁集中到大村庄上,只有金福坚持一个人独住。金福的儿子领我进门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头子这脾气,劝不动,死不肯回庄上住。似乎他的父亲不应该待在这里接受我的访问。但这个被夹竹桃花围起来的小院落,以及高大的槐树遮掩下的两间屋子,我们那里已罕有其居,我敢打赌,在社会主义新乡村,不上几年,它将最终消失。

简单清净的堂屋中间,金福正倚在柳条椅上打瞌睡。有人进来,金福抬起头。我看到一张深沉的脸。凭我过去留下的印像,金福达到这样深沉不露的程度,让我吃惊。这么说,多年来金福终于变成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者和前辈,而不是那个埋头捡狗屎的人啦?尽管金福对我的无视让我小时候生过他的气,但岁月易老沧桑易变,如今金福以他的安分守己进入德高望重之境,这一点使我信服时间在这个78岁的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恩惠。

金福和我的说话持续到当天晚饭以后,院子茂密的槐树上,几只花鹊向晚啁啾,喜气洋溢。金福留我晚饭,他甚至邀请我喝了几盅自酿的大麦烧。那是我们村庄传统的白酒,从糟作上下来后,需要存放在陶缸里至少一年时间,这样酒会澄澈软绵。因为酒意,我的脸色涨得通红,这样金福在议论我敬爱的祖父当年无情拒绝我大伯父和他私娶的女人,拒绝我大伯父的私生子,以及其他种种不对时,恰当地掩盖了我的尴尬不安。金福的话很多,似乎多少年他就等着这一天痛痛快快地说。他说得从容不迫,条理清晰,在事无巨细中,又有重点,好像他受过专门训练。他的儿子也大感惊讶,这是他的枯干到行将就木的父亲吗?什么时候听过他这样讲故事?一种惊喜和感动,他五十多岁的儿子都快要流泪了。

我知道,怀着对我大伯父的友谊和兄弟般的感情,金福的每句话,每个细节都是事实,但我却不能肯定有多少属于真相。事实并不等于真相,真相还在事实深处,甚至被事实牢牢遮住。

金福谈到我大伯父和后来女人的姻缘,他说,那是他看到的最好的也最不放心的女人。世界上没有英雄美人,戏文里的故事哪能当真。再说乱世人心,伯和哥哥哪里吃得准女人好坏。进了南京大狱,我那伯和哥哥还只想到他们恩爱。金福讲到1951年春天,到南京指认大伯父的身份,金福认为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背叛了我大伯父。当年那是我自个赖着我伯和哥哥,要跟着他出风头,谁知我怕死,成了伯和哥哥的证人,要是我不说出来,伯和哥哥兴许不会死。我不杀伯和,伯和因为而亡。这话好似经典里的话。金福举酒长悲,我是个负义的人啊,下了黄泉,也没脸见我伯和哥哥。他一口一个伯和哥哥,引经据典,情浓意切,好像证明了一个悖逆命题,真情无实话。

1946年春天喜气洋洋的金福,跟我大伯父做随从副官,一共三年时间。1949年10月,我大伯父渡江潜逃,在江北岸临上船前,金福被我大伯父坚决劝阻,当时金福流着眼泪与我大伯父分手,叫声伯和哥哥,你还能回来吗?大伯父把他的德式驳壳枪解下来,扔进江水,勉力一笑说,没家的人,回来做什么?不回来了,金福,回你家去吧!金福也把他的长枪扔到江水里,掉过头来走回我们村庄,直到今天傍晚,在金车湾对我讲述往事。

村庄早上了灯火,更远处高速公路一片辉煌,金福站在槐树下与我拱手,暗影中他确实衰弱垂老了。一年后,金福病故,入土为安,他的坟墓邻近我们家墓地这一边。

十七

我仅仅花费十分钟,就从有关资料汇编里,查勘到两份当年镇压反革命的主要文件。一份《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发布时间1950年10月10日,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布时间1951年2月21日。两份文件都来自权力最高层。根据指示和条例,各地在公开张贴的文告中,对威胁新政权的各种危险人物宣布严厉镇压,文告大力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告密,如有窝藏,与反革命同罪。为巩固新政权的绝对权威,城市和乡村大开杀戒,镇反运动在1951年春天进入**。华东地区经过初期的小心谨慎后,也在本年三月拟定杀人指标,在由数万人组成的声势浩大的抓捕行动中,各类反革命纷纷落网,交送革命法庭快速判决。专业研究中国镇反运动的学者,根据官方档案分析,得出统计数据,迄至1951年10月,镇反运动大约杀死87万个反革命,每月平均近八万人被处决。我的大伯父1951年6月在苏北茅山区执行死刑,他是这个月处死的反革命中八万分之一。

有一点,现在看来毫无悬念。我大伯父确实犯了错误,他和我们一样过分相信常识和经验,而所有那些常识与经验,在一个特殊的政权所采取的特殊方式面前,显得多么幼稚可笑。他能够想到新政权肃清敌对分子的政治需要?能够想到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警惕和跟踪的眼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热情的检举告密者?能够想到几万人像拉渔网一样的集体大搜捕?一个人自认为躲藏得很深,这种天真的想法,最后被事实证明,只能导致悲剧。当我大伯父从龙潭山里那些看上去错综复杂的工房,被镇反队队员手到擒来时,他那点可怜的人生经验在锃亮的手铐下倾刻化为泡影,连后悔都来不及了。大伯父是龙潭最早被捕获的反革命犯,此后还有一些同样命运的人相继落网,龙潭地区镇反资料表明,这里的确是个藏污纳垢纳垢之所,这些狼狈不堪的潜逃者,不止我大伯父一个人,他们无一例外都失手于自以为是的个人经验,从远近各个藏匿地点被拿获。

大伯父受指控为三八六一先遣军第二指挥部苏北支队六大队队长,判处八年徒刑。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惩罚,但我大伯父没福消受。茅山区政府为完成1951年的杀人指标,专门派人到南京老虎桥监狱,要回我大伯父。为让南京狱方相信,提我大伯父归案执行公审,完全符合镇压反革命的要求,区政府刑庭专门派员带着证人金福前往南京。他们提供一份我大伯父身负血债的罪行材料,同时有金福作为污点证人,以亲眼所见,证实我大伯父确实杀害过新四军战士。我大伯父顺利移交给来人带回茅山,人一回茅山,就在劫难逃,死得定定的了。一颗步枪子弹准确击中他的脑勺,巨大后膛冲击力,打飞了他后脑骨。什么人写过,当我祖父面对行刑队的枪口,这句风靡一时的语言,多么可笑,多么失实,多么悲哀,我大伯父什么时候有面对枪口的荣幸呢?

我都不敢相信,早在1972年夏天,我曾巧逢茅山刑场上的行刑人,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其中含义会延伸三十年。行刑人姓萧,我见到他时的身份为区政府一名民政官员,当时统称叫革命干部。萧脸面白晰神情和蔼,不到五十岁,看上去老成持重,至少我们几十个中学生端坐着听他讲说革命传统时,他对我们语重心长,像我们家中长辈。那时候,学校开门办学,语文课也要讲革命史,直接到革命干部萧的堂屋里上课了。萧说,他当年参加革命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枪毙反革命,他做了一个双手端枪严肃不苟的动作。同学好奇地插嘴问,打枪打得准吗?他自豪地回答,哪里要瞄准,枪口顶着脑勺子,随便打嘛。萧还坦率地告诉我们,起初他有点害怕,但指导员鼓励了他,镇压反革命,怕个鸟!他就不怕了,越打越顺手。萧的话让我们深受教育,我们在语文课本上知道刽子手在杀害革命者时才会双手颤抖,怕得要死,但革命者不是这样的,革命者勇敢无畏,对反革命绝不仁慈手软。萧兴趣盎然地告诉我们,从初春开始,到当年十月,他成功杀掉了二十八个反革命,均为一枪毙命,泰州行署发状子嘉奖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萧还特地提到茅山刑场,在茅山镇东北角,临河整出一块杀人场地,四周是麦地,每个月都在那里开一次公审大会,现场控诉,举手决定处决。最多一次杀掉十个人。全是反、匪、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恨!同学们,萧高声说,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你们说,不杀行吗?无产阶级铁桶江山,就是杀出来的!同学们一齐使劲鼓掌欢呼,杀啊杀啊!你能想到,听到茅山这个地名,我的心虚得不住往下垮,等到同学们一片兴奋声音,我已脸色煞白,背上冷汗直流。萧没有提到具体的罪犯,没有提到我大伯父的名字,我也不能肯定他射杀的二十八个人中,有我的大伯父,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行刑者不止他一个,实际上我也不希望和蔼的令人尊敬的萧杀死我大伯父。我产生了一个深刻印象,当年茅山刑场上,那些要求杀死我大伯父的手,一定象秋天的苇子一样,举得齐整整的,在他们一致同意之下,我的伯父被正义的人民处死。这个印象,让我心惊胆战脸色苍白。这并非因为害怕,也非因为难过,而是被巨大的耻辱击中了!我竟然有这样一个伯父,他被人民要求处死,多么可耻!要是能够逃走,我一定会夺门而出,但我当时像钉子钉在板子上,一动不动,乖乖听完最后一句话。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现在想起来,它是我早期触接我大伯父死亡过程的一个隐秘信息,也是我一生中那些不能消除的耻辱的印记。

十八

我手头上保存一部早些年出版的万年历。民间相信万年历可以记录一些陈年八代的旧事,以及与时辰有关的吉凶和禁忌。根据万年历,我大伯父出生日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猪年,阳历6月7日,阴历四月二十24日,亥时。这一天芒种。这一天,可以动土,树屋,嫁娶,出行不宜东北。这对我大伯父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只不过加深了我对大伯父出生于猪年的印象。生辰八字的推算,要根据天干地支进行。与我大伯母家交换生辰贴子时,大伯父的生日时辰经过算命先生仔细推演,与我大伯母无相冲相克有相生相合,这是结亲的首要条件。我大伯父在生辰上并没有娶错人,他是应该与我大伯母白头偕老的。为了核实我大伯父的生年,我问大伯母,大伯父哪一年出生,大伯母立即报出,属猪的那年。可见我大伯母把庚贴熟记在心。她也没有嫁错人,她的婚姻是六十多年前的一副大红庚帖,和一双为送终缝制的千层底布鞋,这双布鞋的样子,在花轿落地时,透过低垂的红头盖,亦曾被大伯母含羞带喜地发现过,在死别的悲悯中从惟一记忆里复制。

我大伯父短暂的履历中,他的婚姻关系还属于另外一个叫江芹兰的女人,但我认为他们是爱情。江芹兰是我的二伯母或小伯母?都不合适,就让我称他江伯母。江伯母在1951年大伯父事发后,带着我三岁的堂哥消失,直到今天仍然无声无息。我们家谁也没有见过江伯母。我父亲本来有可能见到她的,当时我父亲就在大伯父做保安团副的城里读中学。我祖父听说大儿子与另外一个女人相好成亲,怒气满纸写信吩咐我父亲打探,祖父说,你大哥寻了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你去查查根柢,不要是堂子里出身!我父亲对大哥的事没有兴趣,他是个十来岁的初中学生,眼睛里只有数理化课程,什么大哥什么女人,他都不想知道。父亲敷衍我祖父,编了一段他自认为不太严重,也不太能让我祖父这个乡下老头子懂的话。父亲回信报告,听说大哥的女人,先前是一家酱园店老板的女儿,后来成为城里的交际花。什么叫交际花,他一个中学生只听说没见过,经过他认真查找有关书本和当地报纸上的解释,交际花就是大家公认为长得漂亮,大家都喜欢的有名的女人。我祖父看后果然一头雾水,枉生干气。在大伯父死后,我父亲想起他的自作聪明和不负责任,后悔莫及,觉得大伯父的死与他愚蠢的谎话有关。这成了父亲的心病。

关于我大伯父和江伯母的故事,事实上由保存在我父亲手里的一封遗书得以展开。

这封遗书,放在一口大木箱的底部夹层,那里面从前主要放金银细软和房契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封封口严实的纸信,孤单地藏在里面。遗书保存了十五年,1966年抄家前被我父亲偷偷抢先烧毁。这样,我父亲怀着愧悔之意,讲述的大伯父与江伯母之间的隐情,仅仅根据他临终之前对遗书的内容的回忆。不用说,这封遗书,是我大伯父亲手所写。我相信我大伯父写作遗书时的诚实,但越是诚实,越不能保证他所说就是事情真相。关键在于我父亲认为我大伯父的自述绝对真实可信。对此,我不做判断。我只能说,按照我父亲对这封遗书的重视,也许他的理由是建立在负疚心理之上。

可惜我人在外地,没有机会亲听我父亲生前最后的叙说。当然,即使我在父亲身边,他也不一定会跟我掏心置腹。我们父子俩一辈子没有正式谈过心,总因为我离开父亲太早,时间太长,感情淡薄。十六岁我高中毕业后,因为无所事事,被父亲叫到他主持的一个赤脚医生培训班听课,时间一个月,这要算与父亲最多的接触了。父亲不想也无力让我做正式的赤脚医生工作,一个月后我又回到老家,再以后我外出读书谋生,直到他去世,二十年期间,我们没有机会加深父子情分。比较起来,父亲更信任依赖我妹妹。尽管这样,他也没有轻易向我妹妹吐露口声。直到他重病不起的最后几天,我妹妹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父亲才断断续续把大伯父的遗书叙说出来,说完往事,他已进入弥留。

十九

1948年2月27日,元宵节后三天,我们村庄南面的大河上,顺风驶来一只敞篷单桅船。船在开春的河水中,绕过一个大弯,靠近东边杨木桥,徐徐落下风帆。

我的江伯母,抱着刚满月的儿子,坐在中舱,天气尚寒,大红金边的襁保把孩子裹得紧紧的,只见饱满的小脸。大伯父站在江伯母身边,看着儿子,脸上欢愉中带有几分忧色。扯帆把舵的是大伯父的随从朋友金福,金福落下帆篷后,随即拿起一支竹篙,点在河水中,让木船借住水势,缓缓通过木桥。

船过木桥时,孩子在江伯母怀里清脆啼哭了一声。我大伯父在初春的阳光中,用手指摸了摸孩子毛绒绒的脸额说,不怕不怕!我们不怕!

船在东码头的杨树下带好后,大伯父下船,从女人手中接过孩子,对江伯母说,你先坐着不动,让金福陪着。江伯母说,不要,我自个在船上等。大伯父说,也好,金福,跟住我,家父要是答应了,你就来接你大嫂子去家。

大伯父抱孩子走在前面,金福跟在后面,为不硌着孩子,大伯父那支德国造盒子炮挂到了金福的脖子上。他们一前一后,朝我们家青砖老屋走去。他们的脚步都放得很轻,好像怕吓了孩子。

已经有人在东码头看到了,已经有报信人,抢在前面,告诉我祖父消息。

祖父在大伯父进院子,踏在大门槛时,拦住他,对他严厉地挥了挥手,让他出去。大伯父本来先想笑笑的,这时候一丝笑容就僵在脸上,好久回过神来,指指怀里的儿子,说,父亲,我们带回你的孙子。祖父说,我没有儿子,哪里来的孙子!

大伯父急了,重复说,他是你的孙儿!!祖父冷笑不应。

金福也在旁边附和,老先生,你看看,多好的男孩!

一声尖锐的叫声,大伯母冲了过来,手握菜刀,直奔大伯父怀抱里的儿子。大伯父脸色惨变,情急中,一手护住儿子,一手伸过去拔出金福胸前的驳壳枪,低声吼道,我杀了你!一声枪响,子弹擦着大伯母头皮飞出,大伯母惊吓中昏倒在地,金福死死攥住大伯父的手,抢下驳壳枪,高声叫,老先生老先生!不能这样!我大伯父脸色苍白,那只捋枪的手,枪已不在,手还僵在半空,他也吓住了。祖父却趁机上来,照我大伯父的脸,狠抽了两个耳光,大骂:畜生,孽子,杀了好,杀了干净!

这么大的巨响,这么大的吵闹,我那出生才一个月的堂哥,居然置若罔闻,瘖然无声,只顾睡觉。外面的声音,此刻与我堂哥无关,只要他不愿意,他就听不见这个世界任何声音。我大伯父此刻清醒过来,抱着他的儿子,头也不回,跨出院子门,回到船上,对女人说,我们走吧。江伯母说,好的,我们走。

金福掉转船头,出东桥时,金福恨恨地说,老先生老先生,你不是个为父样!大伯父对金福立眉断喝,金福,你少放屁!

也许,在这座小小的平常的村庄,在我们这个小小家族,如果有可能,我大伯父仍想做一个父亲的好儿子。所以他挈妇将雏,第二次回家。至于为什么这么做,我想可能仅仅出于大伯父的一点善意和孝心,其中却也无浪子回头的意思。再说,这也不过是大伯父人生过程中的一个事例,没有多少必要的解释。它仅仅表明事情曾经发生过,又结束了,它是一个难以领悟的常理。即使我祖父在处理这件事时表现出来的无情,也不过常理而已。

我大伯父认亲失败,心情沉重,暗中誓言,他从此不再回来了。他牢牢牢记得那天照在儿子脸上的阳光,记得儿子一声突然的啼哭。可儿子的啼哭,终归没头没脑的惘然。

二十

我的江伯母,是一位徽州江姓茶商的女儿。茶商父亲来往沿江通泰扬一带,在这个城市也有一座茶行,江姑娘在茶行里帮助经营管理。她和大伯父相识时,二十九岁,比我大伯父大六岁。江姑娘与我大伯父第一次见面,那是在茶行附设的茶楼,她看上了大伯父的年轻和俊气,大伯父也看上了江姑娘的风姿和情韵。经典的男女情缘,彼此要看三次。所以,我大伯父来茶楼喝茶打麻将三次,与江姑娘彼此看过三次以后,两人终于定情。如果要说江姑娘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中更主动一些,那要归因于我大伯父国军军官身上那点乡下人朴质顽固的土气。精明的茶商女儿江姑娘,不像一般女人那样重钱不重人,她看好我的大伯父,心里想的还是终身有靠。要说我大伯父爱上江伯母,那就是江伯母身上的气息和举止神情,都叫我大伯父喜欢和需要,而且有何止喜欢,相处后江伯母对我大伯父呵护备至,更叫大伯父感动到心里。所以,江伯母告诉大伯父她是有男人的,抗战前在北方做生意,胜利后人却不知所终,我大伯父也告诉她,乡下有个他不想要的女人,这样他们就谁也不亏谁地成了恩爱夫妻,并且一年后生了个儿子。

他们的幸福只是眨眼间的事,转眼间改朝换代,堂堂国军军官成了反革命逃犯。大伯父长的遗书中,只有很短一段话,提到他以前的事,包括第一次婚姻,包括离家出走和应征行伍,大部分文字用来讲述他与江伯母的爱情生活。他对娶江伯母江芹兰为妻,无怨无悔,叙述中大伯父用一种十分良好的心情,展示了他们俩人相爱和结缡的快乐与希望,里面是五年中一个男人对他爱的女人所有的怀念与谢意。当然,他们的爱情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令读者吃惊,正是他最亲爱的女人,告密,将他送进大牢。而让人不解的是,大伯父无一字怨恨,他只是深深哀伤自己,老天不给他更多更长的幸福,纸面上在这一行有些湮漫的文字间,显然留有我大伯父的泪迹 。最后大伯父嘱咐我父亲不要去寻找江伯母下落,大伯父说,既然我们家没有接受过她和孩子,那就让她隐姓埋名,带着孩子过自己的生活吧。大伯父用文邹邹的语言写道:“非尔负吾,实乃吾负尔耳!”关于祖父,他希望父亲长寿。至于大伯母,和他与大伯母生的女子,如何安顿,信中未见片言只语,或许他没有来得及书写。

江伯母决定去城里军管会检举。临出门,把五岁的儿子交我大伯父照管,说她到城里去买些茶叶,她想喝点苏州碧螺春茶了。

江伯母这一阵,其实已暗中多次读过军管会张贴的公开告示,有一张鼓励检举揭发反革命的告示,自从在镇上米店的墙上悄悄揭下来,现在还藏在江伯母贴身衣袋里。她准备照着上面的话做,把大伯父交到新政府手里。

南京军管会的一个干部,接受了江伯母的检举。干部就是苏北老区南通人,一口家乡话,让江伯母从紧张中镇静下来。她简单说清了大伯父过去的身份,以及现在潜伏下来职务,尽管这个职务她基本上是模仿报纸上的说法,但听起来与告示上要求和标准完全一致。在得到军管会干部表扬她大义灭亲以后,江伯母甚至还拿到了一张检举立功的书面证明,这使她彻底松了一口气,她可以不受牵连,自由生活在新社会了。接下来的事情十分简单,在江伯母带领下,镇反队轻而易举来到他们藏身的院子里。当时天色将晚,夕阳西下,落霞照在院子里一棵紫薇花上,大伯父正在花树下,背驮儿子,哼着淮剧小调,等江伯母回来。看见镇反队的人,端住长枪短枪拥进来,大伯父一阵惊慌,随即看到江伯母脸色苍白跟在后面,手上真的拎一包茶叶。大伯父立即明白了,他把孩子放下来,交给江伯母说,这样也好,你就不用担惊受怕了,好好把我们的儿子养大吧。我大伯父乖乖套上手铐,让镇反队带走了。

转过院墙,我大伯父好像听到江伯母掺住儿子的手说,不要怪妈妈不要怪妈妈,再后面就是晚风吹动春天树叶子的声音了。

二十一

得到区政府刑庭通知,我父亲步行十五里路,赶去茅山,探视了我大伯父。他是凌晨在区公所一座临时监房里见到他大哥的,那时天还没大亮,模糊的暗光中,我父亲看到大伯父手腕上扣着洋铐子,忍不住泪如雨下,连话都没法说清。倒是大伯父冷静地说,兄弟,是你来了。也好。我们兄弟几年没见面,你都成大人了。大伯父很困难地用他铐住的手,从胸前口袋里捣出一封信,有十几面纸页,递给我父亲。好兄弟,收起来。这是趁写坦白认罪书时写下来的,还没有不得及写完。不过大哥要说明的话,十之八九都在这上面了。兄弟,看过后,烧了。不必对父亲讲,也不要对外人说。现在这样子,大哥是活不长了。命该如此,只是死后不要让人说笑话。说着,太阳出来了,照进屋子。一线光亮,落在大伯父半边脸上,大伯父模样真实显现.在我父亲眼里,不仅大伯父是他真实的文弱书生的大哥,甚至那个早晨的阳光也是无比真实,真实得炫人眼目。探视结束,与大伯父执一下手,我父亲离开区公所,在镇子边上焦急地徘徊,等待公审结果。他的手在上衣口袋里捏着大伯父的遗书,手心沁满了汗水。将近午时,听到野外不远处传来一声枪响,如晴天霹雳一般,我父亲跌坐在地上。是时,大伯父满二十八岁。

1957年初冬,经过三反五反,乡村成立合作社,我们家的私人诊所,也为集体所有,社会主义走上正规。我父亲在他的小诊所结婚,次年四月,我母亲怀着我,想到上海看望她在三姑和二姐,自然由我父亲陪着去。到上海,父亲却把母亲丢在她二姐家,寻找据说在上海安身的江伯母下落。他在上海浦东到处打听,有没有一个带着男伢子叫江芹兰的江北女人。那时浦东地区新集结一批江北人,五花八门,个个神色警惕,轻易不开口说话。父亲缺乏经验,没头没脑,见人乱打听,整整十天时间,一无所获。归期已到,不可能长期呆下去,我父亲只好托我母亲的二姐留心帮助,有个线索,就寄封书信到江北。父亲这样起意寻找江伯母和她与大伯父的儿子,违反了大伯父遗书中嘱咐,但我父亲想到六年前刑场上的枪声,他忍不住产生寻找遗孤的冲动。这冲动居然保持到他的晚年。我听妹妹说,父亲死前要我们代他去上海寻找江伯母,江伯母要不在了,你们的堂哥一定在。我有点好笑,我想他老人家少年时听老戏文听多了。那里面有托孤寻孤的老套故事,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忠义的仆人,终于找到失散的小主人。可上海无数高楼大厦无数街道弄堂,多少人深藏不露,哪里找寻!

二十二

行刑时,我的大伯父面前一片麦地。

这是1951年6月6日,阴历五月初三,芒种。芒种取意在麦子成熟时。但这一年的芒种之日,却逢枭神,主伤官、七杀。枭神紧跟我大伯父背后,我大伯父脸朝麦地,眼看大片成熟的麦穗,等待刈割。午时的阳光在麦芒上反射,如同张开巨大的金色之网。其中有一片光芒,穿越而来,我大伯父侧耳细听,他清晰地听到了阳光中儿子的啼哭,心中忽然如梦醒觉,微微生痛。就在这时,枪声在他脑后好像仅仅轻微响了一下,他的整个身体软弱无力地向前倾伏,眼前所有那些在麦穗上跳动的光芒立刻变成苍白,就在他的身体接近麦地的那一时间,黑暗向他疾奔而来。结束了。在这让人心痛的麦地,一切就是这样简单结束了。

我大伯父二十八岁死于非命。写下“死于非命”四个字的时候,我心里充满对于生存的疑虑。我不是那种乐观主义的人,从来都不是,生存给予我们的乐趣,我记不得什么时候享受过,虽然这么说我也是快往下半辈子幸福岁月上过的人了。自从去过我大伯父的墓地,我常被厄运环绕。最早发生的一次,在我身体里面。那天下午晒完场,太阳落山,我收拾好一担稻谷,估摸重量,我有足够力气挑起来。可担子压上肩,刚移动半步,不知哪来的一股诡异之力,直入胸部肋间,一阵尖利的刺痛,人就倒在地上。过好长时间,我从地上慢慢坐起来,抚摸胸部,看看四周,静悄悄一个人没有。我很想有谁来帮助我,但我耻于让别人看到我受伤这件事。这么一点重量,就让我受伤倒地,我着羞愧万分。天黑前,我还是坚持把稻谷挑回去了。现在我要说,我留下了内伤,它就在在身体里,至今未能清除,遇到寒凉季候,不时隐隐作痛,医院里最好的仪器也检查不出哪里留有暗伤。好在我跟祖父读过一点中医书,知道人的身体后天总会遭受种种伤损,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生命脆弱,不堪承受,对我们这些从小就丧失生存的尊严的人来说,这种隐秘在个人经验深处的卑微和羞耻感,很容易占据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如果你能充分了解时间和岁月给我们一次又一次来历不明的隐痛,那么你就不会不明白,一担稻谷的物理压力,在其后的人生中被精神化凝固化的可能。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疑问,也是我力所能及感知的真相。

2007年暮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