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敏小说的意蕴层次与呈现方式  

 

谭  杰

 

在“70后”作家群体中,鲁敏是始终保持冷静独立的姿态、严格遵循小说本体艺术、勤于生活经验开掘和探索、精于场景描摹和细节刻画的高产的小说家。她的创作摒弃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而多从困境中的小人物入手,凸显人性的复杂与纯净、沉郁与光辉。不论以“东坝风情系列”、“人性暗疾系列”名世的中短篇小说,还是倾向深度、难度写作的长篇小说,都给评论家和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意蕴层次

文学作品的意蕴透过作品的表层形式,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历史(现实生活)意蕴、哲学意蕴、审美意蕴。这三层“意蕴”是由浅入深、由外到内地渐次深化、发展的。鲁敏小说对这三层意蕴的呈现的特殊性在于,不仅呈现的次序不同——她主要依照历史(现实生活)意蕴、审美意蕴、哲学意蕴的次序呈现,而且还以超越常规化和复杂化这两种极端的形式着力凸显作品的审美意蕴与价值。

1.历史(现实生活)意蕴

鲁敏的小说主要涉及两个地域版图的历史(现实生活)意蕴。一个是“东坝”。“东坝”是鲁敏对既往现实故乡的诗意化,又是她理想与精神的栖息地,“东坝”承载了作家对日渐衰退的乡村文明韵味及乡土人情的追怀与重构。这个版图单纯涉及人们本真的生存、情感状态,并不过多地与时代、历史进行勾连。另一个是城市——或是县城、南京——更准确的说应是城市边缘。她的关注点并不聚焦在城市风貌,而是选取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处境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因此,这一部分作品中所涉及的历史(现实生活)意蕴,也并不是作者所着意表述和强调的。

以其长篇作品《六人晚餐》为例,小说的时间长度为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十几年间,所涉及的“历史(现实生活)意蕴”方面,一是对城郊结合部的老厂区的空气、氛围、分布、宿舍区等整体风貌的简单交代;二是工厂区内的爆炸事故;三是工厂破败,工人下岗;四是两家人在工厂区内的迁坟。这些内容都被作家一笔带过,或者借助叙述者在必要的场景中进行简单的重复交代。第一部分展现的是改革前老工业区特定阶段的历史风貌,透露出一种“破败、绝望”的老旧的精神氛围;第二和第三部分分别涉及了特大灾难性事故、国企改革前后的状况,表现了底层工人工作环境的恶劣、命运的朝不保夕和日常生活的艰难;第四部分展现的是小人物精神家园的被破坏、被驱赶、被放逐的悲凉境地。上述内蕴多是以背景方式被作家内置于叙述流程之中。因而,历史(现实生活)意蕴层受到了叙述者的强力的压制、削弱,它与文本内部精神空间的联系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关联,而没有做直接的移植。这种间接呈现历史事件或现实生活,并以此作为反映历史、介入现实的表现方式,几乎成为她的所有小说处理文本与历史、生活关系的固定策略。这也使得这部小说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即:外在的物理意义上的时间长度非常短,而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长度无限长。

2.审美意蕴

审美意蕴是鲁敏小说最富有魅力、最能彰显小说文体艺术价值的核心标志。这种审美价值主要是借助对人物的人性、人情的表现,对小说内在精神空间的极力拓展展现出来。她注重对人物的人性含量、心理含量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挖掘与表现。她重视的是情绪、情感的表达,而非事理、物理的纠缠;是面向人物内心的书写,而非趋向于外在现实的描摹。

在“东坝风情小说”中,鲁敏多角度呈现乡土版图中人们的生活面——家庭的纠葛与生活的意外、生命的诞生与逝去,困厄中依然散发的浓郁人情味。在这片被理想化的乡土上,人性纯净、淳厚、悲悯、宽容,氤氲着脉脉温情。

《逝者的恩泽》选取了一个特殊“家庭”为视角,将乡村人的善良无私和对“家”的深厚感情渲染、铺展开来,呈现了家庭的温情。陈寅冬常年在新疆打工,并与情人古丽安了家,有了儿子达吾提,只在过年回东坝与妻子红嫂、女儿青青短暂团聚。工程结束前,对两个家都难以割舍的他选择以生命换取抚恤金。在鲁敏的笔下,这个在道德上本应被谴责的男人,对情人的坦诚和对家庭的无私又让人感叹。在丈夫意外逝去,其情人和私生子意外出现的双重打击下,妻子红嫂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坚韧和宽容。身份尴尬的古丽,带着率真大方与善解人意融入了与红嫂和青青的生活。婚姻道德意义上的尖锐矛盾被作者弱化处理,使之成为了叙写人世间的浓浓温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宽厚友善的铺垫和背景。

《思无邪》讲述了邻里乡亲的温情。作为远房长辈的村长万年青,费尽心力为孤苦无依而投靠自己的哑巴来宝安排稳妥的去处,心系他的命运;然而,更多的血缘上不相干的乡里人的倾心相助将来宝拉向光明;来宝对痴瘫的兰小无微不至的照料;兰小的死亡,并未让来宝遭到任何人的怪责;在兰小入棺前后,来宝给兰小整理遗容等一系列行为,他那种浓郁的淳朴和单纯的执拗,让人印象深刻。整部小说在古风朴朴的乡村伦理中透射出令人熨帖、韵味醰然的人情。

《离歌》书写了死亡的温情。儿女在城市、没人照料的彭老人,频频跑去跟张罗丧葬的三爷诉说对自己死后的担忧及葬礼的诸多想法。虽然两人并无太多交情,彭老人故去后,三爷还是将他的葬礼安排得妥妥当当。老人的隐忧、死亡的悲凉被付诸于看起来平静的交谈,另外,三爷在河上撑船往返直到天亮的场景,将对生者的怜悯、对死者的尊重与慈悲凸显得淋漓尽致,温润了我们渐已干枯的心。

相对于上述作品中的温情人性,《六人晚餐》的审美意蕴散发出独特的光芒——其中人物的“人性含量”、“精神含量”呈现渐趋生长的态势。如何在一个20余万字的文本中全面复活六个人物的心理世界,并呈现出六种不同的精神样态,是对长篇小说之“长”本身所具有的本体意义的艺术实践。小说的开头,对丁伯刚、苏琴的描写并不见特别,然而伴随着两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展开,这两个人物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心理困境以及他们在肉体与爱欲、理想和现实、家庭与伦理之间的尖锐冲突一步步凸显。小说中的每个人物身上所蕴含着的不同凡响的人性和精神含量,以及创伤性的精神印记都深深触动着读者的神经末梢。

3.哲理意蕴

哲理意蕴并不是鲁敏刻意表达、追求的目标,但当作家把视线从乡村的深处转移到城市的边缘时,她的目光便由温情转为忧郁,她的部分作品,尤其是“人性暗疾”系列小说,从俗常的个体生活投影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敏锐的捕捉时代光鲜背后的阴暗面的同时,无形之中也暗合了她对于关乎人类命运的终极性问题的追问,从而表现出深刻的哲理内涵。她通过写作来表明自己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态度,传递自己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敏的一些写作是具有“现实功利性”的,常呈现出清晰明确的立意。

《惹尘埃》是来自于佛教偈语的标题,以及“午间之马”迷的设置,小说自然而然地笼罩在一种禅意色彩中。作者在小说中提出了一系列思考:在言行不一、谎言遍布的时代,我们应如何面对信仰、面对孤独、面对宽容等等。《伴宴》揭示出信仰与物欲、高雅与庸俗、爱情与背叛、尊严与卑贱等互相交织纠缠的二元矛盾,以及处于这个交织网中人们的两难选择。

二、呈现方式

如果说鲁敏小说对这三种意蕴层次的展现,体现了她写作的深度模式,那么,其呈现方式就体现了她探索、实践小说文体艺术的才气与睿智。

1.“混搭”模式

批评家李云雷在评价鲁敏的《致邮差的情书》等作品时,采用“混搭”这样一个评论术语。这种“混搭”是指作家把生活中不可能走在一起的人群、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借助想象、虚构将之合乎情感逻辑、事理逻辑地扭合在一起。鲁敏的这种能力早在“东坝”系列的中短篇写作中就已显现过出色的表现。《致邮差的情书》中,生活于网络空间里的“新新人”给邮差罗林写了一封情书,一相情愿地期待改变邮差的生活;《思无邪》中“兰小”与“来宝”,一个是足不出户、生活不能自理的痴瘫,一个是孤苦伶仃的哑巴……

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也是作家面对心灵、背对生活的一次“混搭”式文本实践。丁伯刚与苏琴身份、家庭背景大相径庭,彼此之间没有好感,甚至相互讨厌,这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却在鲁敏的笔下演绎出了绵密的故事,传达出了令人震撼的内涵。同样,这在晓蓝对丁成功的爱意中,也得到集中的表现。“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呢?”“可能就是你浑身上下那种总是往回缩、总不能如意的失败感吧。”丁成功的“往回缩”、“失败感”成为晓蓝爱他的主要理由,这种理由的确是有点荒诞、离奇的。但是,小说所着力传达的这种经验,揭示了精神成长中另一种心理的真实。

2.“气”与“味”的描写

鲁敏在作品中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了对城市文明消极面的反拨,如她极少提到现代化的沟通手段与交通工具,取而代之的是人最本能的认知方式。《风月剪》中,裁缝宋师傅通过量尺寸来获知女人们的年纪、经历、家庭等,靠“手”完成与她们的沟通与认知,甚至更深层次的精神方面的交流。《取景器》中,情人唐冠以相机的取景器建立起了与“我”以及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密切联系,让“我”获取了那些自己一直浸身其中却从未发觉的俗常的家庭生活情景。通过镜头,或者说旁观者的眼睛,捕捉到了琐细生活中挣扎生存的人生百态。

然而鲁敏最独特、最惯常的手法应是对“气”与“味”的描写。《逝者的恩泽》中,达吾提带着不被认同的气息跟随妈妈长途跋涉来到陌生的小镇寻父,一踏上这片与他有联系的土地,他便鼓起了鼻翼——此前,在他短暂而丰盈的成长时光里,他早已在迷途中准确地闻出了回家的路与亲人,现在又从小镇人投来的复杂目光里嗅出了自己跟妈妈的“特别”,也通过嗅换来了与父亲原配家庭的融合,嗅来了同父异母姐姐青青的爱护与成长,他以“嗅”这古怪又可爱的方式使得原本尴尬、陌生的关系得以迅速消除。《不食》中,鲁敏的想象更加开放:秦邑采取舌舔、嘴尝的方式来确定与外物的联系、结交朋友。

《六人晚餐》对气味的描写更加丰厚,小说给人的第一直觉体验就是,它的内部空间里飘逸着各种浓浓的、挥之不去的“气味”,或者说嗅觉意义上的“气味”成为作家审视现实、触摸心灵、感知命运的直接切入点。

3.内在焦点式叙述

小说的逼真效果是借助内在焦点式叙述实现的。以《六人晚餐》为例,从整体上看,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但时常,叙述者的视角又转移到人物的心理内部,这时所描述的便不再是客观的事实,而是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样,当接近或进入人物心理空间的时候,叙述又变得平缓,叙述视点也逐渐发生变化,并转为第一人称,从而使叙述者的声音具有了自身的表现力。小说借助内在焦点式叙述,保证了叙述人可以自由出入于六个人物的心灵空间,直接造成了一种逼真的叙述效果;但是,当叙述人走出或远离人物心理空间,转换成第三人称的无焦点式叙述时,议论性的声音就变得无比强大,有时甚至造成了小说情节发展上的滞涩。这在小说后半部表现得较为突出。以丁成功为例,他一直自闭在玻璃屋里,某种意义上来说,孤独是他的身份标识,是他的心理影像,因此,这样一个活在孤独中的人,其内心必然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作为旁观者的叙述人在“无焦点叙述”和“内在焦点式叙述”之间,不断进行视点的转换,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穿透这一人物浩瀚无比的心理空间中的精神意识。但是,如何处理“无焦点叙述”和“内在焦点式叙述”之间的联系,视点在两者之间如何转换以及转换到何种程度,相信对所有作家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鲁敏在小说中已经进行了大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生长的遭遇与环境及职业生涯等等使鲁敏获得了对人生深刻而又丰富的体验,也让她的作品呈现出当下女性作家少有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深沉思考与执著剥离。鲁敏是勤奋的,她的创作视野与写作领域从未停止对扩大、转移的努力——她笔下人物的职业囊括秘书、民办教师、裁缝、养鸽人、摄影师到送信的邮差、民乐团的演奏者等等;她又是有强烈责任感的,她的作品不仅呈现出那些渐渐被侵蚀的韵味浓厚的传统工艺形式与文化遗产,还对医疗、食品、安全等当下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思索。她用绵延悠长的叙述,在展现乡间镇里的人们朴善温纯的一面的同时,也从多个方面对现代文明与城市生存环境挤压下的人性进行了执著的剖析。博尔赫斯曾说,大作家注定要完成探讨命运的使命,调侃也好,悲悯也好,其心中自有承载。从《白围脖》到《六人晚餐》,鲁敏走过了10年,10年来,她的笔不仅从未停止对俗世百态画卷的描绘,而且始终不懈地对世人和自我内心进行一层又一层的挖掘与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