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天情怀话沧桑

 

——兼评徐晓思中短篇小说《李大桥的女人》、《外公》

刘满华

 

徐晓思有一位造诣颇深的“诗书画印方面的艺友”,为他的作品《徐晓思中短篇小说选集·万年欢》写了一篇情文并茂、激越慷慨,具有极强穿透力的序。序言中说徐晓思是一位具有悲悯之心,“泪点很低”,同时又具有“多年的生活涵养,文史哲陶冶”的作家。后记《佛梦》中,作者倾心佛家慈悲情怀,把早逝的母亲奉为观音老母的化身,而“我”“总有一颗菩萨心”。这些信息透露作者幼年丧母,童年苦难,造就悲天悯人情怀,渴望“清风明月无人管,身心爽健自在飞”的人生理想与创作信念。

作者的悲天情怀,来自幼年的苦难与对母亲温情的美好记忆与想象,在作者天籁般的心田里种下仁慈的种子。母爱的缺失,对母亲、母爱的尊重与留恋,作者赋予母亲与慈爱以无限美好的形象与内涵。母亲像观世音一样慈祥、漂亮,母亲会唱歌,母亲勤劳,母亲又像送子观音,自己就是观音怀中的孩童。这种对母亲与母爱的渴望与怀念就像阳光雨露,一方面获得战胜苦难的勇气与力量;另一方面,本性中仁慈的幼苗获得滋润与呵护,不断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作者在饥饿时想到慈母,在病痛中想到母爱的温馨,在劳累与辛苦之后的睡梦中梦见的还是母亲,这种持久的心结造就了一个仁慈的心怀,以一种博爱与宽广包容的目光审视人生与苍生,用一种同情与怜悯的笔调书写世态炎凉,尤其是人世间美好的事物、优秀的品质遭到毁灭与打击。

这种情怀促使作者把目光投向里下河人备受苦难的底层民众,描述他们的生存境遇、情感渴望、精神追求与困惑;表现草根民众的艰辛与无奈,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对弱者给予了无限温情与怜悯。作品塑造了“大桥女人”、“外公”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再现生命的无常与人世的残酷,体现了作家高尚的追求与精湛的艺术才华。在苦难的汪洋中,作者善良笔触审视人生,唤醒人们的良知,期盼人性本真的回归。作品以半自传口吻叙述,增强了作品的亲切感与穿透力。

生活中,对“我”无微不至关爱的父亲一样思恋自己爱妻。一方面对失去娇妻,丧失生活伴侣的痛苦,对往昔美好生活无比留恋;另一方面为孩子母爱缺失感到无奈、惋惜与遗憾。生活中,父亲加倍付出,以弥补母亲缺位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当爹,他勤劳、持家,起早贪黑,生产队全力以赴,回家还要想方设法种一点“资本主义的草”,捕鱼摸虾,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为人正派,人品端正,这些都成为幼年“我”学习的榜样;同时,他又当母亲,给予孩子无限疼爱。孩子把观世音像视为母亲,他同样无比珍视。父子心灵相通,想方设法保护观音像,免遭文革破坏,而且父子同时把这次行动看作无比骄傲的丰功伟绩,是对爱妻、母亲的无限崇敬与珍爱的象征。

毫无疑问,母爱的缺失与父亲无微不至的关爱与榜样作用,是作者笔下悲凉基调又蕴含温情的渊源与基础。同时,苦难对作者的悲悯之心的形成起到锻打与淬火的作用,成为个人经验与性格的基石与根源。苦难既可以是堕落与仇视社会的温床与借口,也可以是支撑孙悟空取经路上克服千难万险普度众生的坚定信念与坚强意志。作者在苦难面前总是想到母亲,母亲的慈爱;在生活的艰辛与磨难面前有父亲的榜样,有父亲的关爱。于是,仁慈之花在寒风与严霜中绽放,仁爱的幼苗在风雨中成长。作者充分描述了苦难加之失去母爱的童年失去的温馨与甜美,生活变得尖锐而痛苦,饥饿与危机带来重重磨难。但是,作者对童年苦难与伤痛的哲理化概括,提升为人类无法避免的“存在之痛”,同时,给予人物无限同情与理解,向读者展示一幅幅人世沧桑的变迁画卷,提升人们对苦难、孤独与人生的理解。

苦难磨练人的生存意志。某种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比如灾荒、乱世、战争、重病乃至绝症,以及社会生活中遭遇的重大挫折与磨难,和由此引发的精神痛苦,如恐惧、孤独、饥饿、焦虑、伤亡等,这种巨大不幸与痛苦的事件与境遇就是苦难。面对苦难,人们可以选择与苦难抗争,战胜苦难,体现人的生存勇气与意志。

“大桥的女人”的苦难源自战争。战争导致杀戮、饥饿、贫穷,战争导致混乱与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并且变动不居。范冰出身书香门第,美貌出众,受过良好教育;早年言行激进,有过进步思想,参与社会变革。由于思想进步程度所限,她没有投奔革命,半途而废。从此,命运的一次次捉弄与打击,她丧失了进取信心,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随波逐流,逐渐变成一个“坏女人”。中间偶遇八路军小战士,她应当觉察到小战士所代表的队伍与其他力量的根本区别,跟着小战士参加革命,无奈,那时的她已经丧失了革命的敏锐性,自暴自弃。战争剥夺了她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力与机会,她的所有优势都成了造成苦难的帮凶。这种种对立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种个体无法抗衡的超常力量,导致悲剧命运。她妥协,失败,想到自杀,“父亲”救了她。她长相漂亮,日本鬼子奸污她,任何有势力的人都想占有她;她有钱,成分不好,人们批斗她。她死不成,却生不如死。然而,“父亲和我”这样的好心人关怀她。她最后的底线就是坚韧地活着。当人们给她送葬的时候,她又活过来。她用苟延残喘的方式,甚至用“诈尸”这样滑稽的方式向世界抗争,昭示生命的尊严与可贵。仿佛听到她向人们宣布:“受苦是生命的实体,也是人格的根源,因为唯有受苦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

“外公”是一位“老革命”。他意志坚定,有能力,有作为,为革命,为社会建设做过许多可圈可点的工作,为大众奋斗一生,受到人们尤其是“我”的尊敬。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欲望就像脱缰的野马,冲破一切羁绊与约束。这种欲望的扩张的速度与强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步伐。当“外公”丧失社会地位与生存能量的时候,儿子咒骂他,儿媳把他赶出家门,他住窑洞,向人乞讨猪杂碎,和孤苦伶仃的捕鱼老人讨生活,与算命瞎子混饭吃;受冻挨饿,毫无尊严。然而,他坚守做人信念,顽强地活着,以种种滑稽可笑的方式,向世人抗争。他仿佛认清了人生的本质,“并不是我过分地偏爱悲苦和受难,而是我觉得人们的生存本身就是悲苦和受难。”在作者笔下,苦难都被普遍地“命运化”了,或者说,命运是以苦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大桥女人”与“外公”的苦难展示了作者直面生存艰辛、探索生存价值、拷问生存意义、抒发人生感慨的一种深邃的思考。作品描述人们对苦难的抗争,用苦难来揭示人的生存本质,表现人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对生存意志的坚守,对未来世界与种族延续的执著与信念,也是作者对处于苦难中的人包括作者自己的痛楚、悲悯与无奈的人文情怀。

苦难造就孤独。对于“大桥女人”,觊觎她的美貌与钱财的看不起她,世俗孤立她,丈夫摧残她。她孤独。“外公”的儿女背叛他,人们把受过的伤害都算在他头上,憎恨他,他孤独。而作者却用悲悯的笔调书写他们的一生遭遇。徐晓思由于出身苦难与对母爱的期盼,把苍凉而悠长的悲悯融入浓烈的暖意与温情。对待别人唾弃与仇恨的人物没有讽刺,甚至没有否定与批判文字,死而复活的“李大桥女人”,人人躲之唯恐不及,对“我”分外亲切;而“我”竟敢到这个“诈尸”、丑陋的老寡妇面前,接受了她的银子。这种暖暖的文字,就像跟随父亲去看望姨娘,从晴朗的田间小路上顺手拾起的露珠,直接播撒在小说里,没有生硬、尖锐的棱角,浑圆自然,保留着太阳照射的光亮与暖意。好像它们就是小说的天然材料,等待着徐晓思那只饱含悲悯的文笔。这只文笔写出的文字注定充满了悲悯情怀。《李大桥的女人》写尽了一个渺小女人悲惨的一生,却引人入胜,激起读者内心的轩然大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功力与悲天情怀。

20世纪是个充满战争与苦难的历史阶段,里下河人同样逃不脱苦难命运。人们物质家园遭到反复毁坏,在饥饿与病痛中生存;个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断遭到毁灭性冲击,人们在迷茫与失落中,孤独地探求人性与生命的本质。而作者通过对人性的探索与挖掘,对里下河人的生命与生存状态展开思考。因此,孤独在作品中被赋予了徐晓思对生命与生存状态的思索,显现生命意志和对人性挖掘与批判的特殊使命。小说用形象的语言叙述故事,寥寥数笔,把里下河的自然景色、场景、人物与生命,展现在读者面前,微微沾染着暖意的乡韵,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写活、美化了小说的氛围,十分精彩。

文化保守的天性,儿时的记忆,地域文化与世俗的狭隘性,可能使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受到视野与思想限制,妨碍描述的内容与思想深度的揭示。然而,丰富的学识,绘画、雕刻以及音乐等艺术修为,使作者拥有大世界观,广阔的眼界,深刻的笔触,悲天的情怀使作品充满温情;不像一些作家尽情展示人的劣根性,宣泄贫穷与恶劣环境造就人的罪恶与愤怒,作品中只有互相敌视,折磨与痛苦,很少互相理解与关怀,看不到人生美好与希望。

小说中的“李大桥女人”、“外公”等人物都是紧贴泥土的草根,故事内容都是里下河人的家长里短,语言皆是方言土语,如果没有足够的热情与悲悯情怀,没有长期的切身体验与深厚而丰富的生活底蕴,是不能挖掘人物情感的喜怒哀乐,无法提炼里下河人生活的酸甜苦辣与苦难命运。小说给予人性与命运主题以终极关怀为的,是作家情感与道义,这种悲天情怀就是里下河文学的地标,也是作家成熟的标志。

作者在后记中谈到创作题材方面的掣肘与无奈,“坚持一贯的写作态度——水乡本色的语言,原生态的自然笔调,自由想象、无边联想,突破小说创作的框架,拓展审美空间,用禅宗的思想,重新解读人性。”这不仅是作者的雄心与原则,“事实上,如同《大话西游》与《功夫》对于周星驰一样,天马行空的想象,雄奇恣肆的笔触”,体现作者的艺术追求与才华。“外公”与“大桥女人”等边缘人物,用一些“无厘头”、滑稽可笑方式对抗命运的打击,体现对生命的珍惜与坚守。这无疑是周星驰的艺术创造在里下河文学中的运用与延伸。

周星驰的“无厘头”形式本身就是对固有形式的突破,具有审美价值,为了一个“无厘头”镜头往往反复排练、拍摄,甚至不惜与演员、朋友闹翻,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周星驰与作者有着相似的遭遇与个性。他七岁父母离异,失去父爱与呵护,生活的窘迫与苦难产生了极强的自卑心理。而周星驰的个性坚韧、要强,总是与现实处于尖锐的对立、对抗状态。他要战胜现实,这种愿望本身就十分可笑,实施起来更加愚蠢。这就把自己与现实隔离开来,造成孤独。而孤独更加诱使自卑的个性与现实对抗,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战胜现实,由于这种抗争方式对现实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所以不是童话与寓言故事,又由于表现方式十分奇特,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原是现实生活中山贼、无赖、混世魔王,然而,当至尊宝接受了到西天取经的重任以后,毅然放弃了世间的情爱与享受,收起了顽劣的个性与生活方式,异常坚定、果敢地去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他成就了英雄,却失去了情爱与幸福,成了悲剧人物。《功夫》里的星同样是一个可笑得掉渣的边缘化的小人物,他几乎就是无赖性格、心理与行为的大全,但他为了实现崇高理想,历经磨难,不屈不挠,九死一生,终于学成如来神掌,成就英雄,当然也是悲喜混杂的英雄。《大话西游》与《功夫》的无厘头之所以让观众感到好笑,又被普遍接受,就是因为这种创新用一种无厘头的方式表现了边缘小人物的无奈与理想,观众从中看到的就是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与愿望,同时,以悲喜剧的形式展现了成就英雄必须付出代价的生活真谛。

“外公”与“大桥女人”同样揭示了个体存在的渺小与脆弱,命运被一种难以明说的力量操纵,展现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助与被动,作者通过人物在苦难面前的隐忍与抗争,探索命运的谜底。主宰里下河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往往具体化为战争、天灾、政治运动与社会变革力量,人在这些力量面前就像被寒风裹挟的一片枯叶,对自己命运没有丝毫选择自由,只能在恐惧中接受,呈现无奈的悲凉。人物在孤独中默默抗争,而孤独与痛苦反复循环,充斥她们的生命旅程。作者的悲天情怀在这种毫无结果的孤独抗争中突出表现,体现了对虚无的超越。“李大桥的女人”与“外公”在意识到人世悲苦无望之后,在理解了人生的哀痛之后,立足于现实,在生活与生命的细节上寻求生命的立足点与生存意义。他们清醒认识到欲望与现实永恒冲突与对立,于是执著于生存意义的寻找,无奈而下意识的追求一种模糊的形而上的超拔与解脱,这使小说产生一种逼向终极的品格。小说忠实而真诚地记述里下河人在苦难中挣扎的同时,思考如何在无法避免的苦难命运与抗争中,孤独的获得救赎。生命的超越、情感的慰藉、灵魂的依托,是作者试图解救笔下人物苦难而孤独命运的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