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风情展示与人性的深度透视

 

——关于刘春龙的长篇小说《垛上》

张雯雯 王春林

 

批评家何平在对地处苏中地区的江苏省兴化市的文学创作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之后,曾经做出过这样的统计和描述:“地处江苏中部里下河水乡的小县兴化,这些年,不仅集中出现一批走出去的写作者,更有一大批坚守在兴化本土的写作者。后者几乎都是有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个人职业的业余作者。”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早在2011年,江苏省作家协会就与中国小说学会一起联合在兴化举行了“兴化文学现象——地方性写作的意义和价值”的专题研讨会。假如说在一向被称为“文学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中国的地方性写作曾经经历过一个可谓蓬蓬勃勃的发展时期的话,那么,伴随着19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物质挤压,地方性写作便遭遇了一个窘况空前的瓶颈期。在这里,我们首先须得对地方性写作的重要性有足够清醒的理解和认识:“在文学民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去关心文学对身边人的意义,关心普通民众的文学权利。文学在地方和社区中应该是有地位的,应该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本来,以普通民众和地方的文学生活为基础,然后才有专业的写作、高端的写作和跨文化的写作,这才是文学生态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忽视和轻视作为源头的普通民众与地方的文学存在,那文学必定根基不牢,后继乏力,同时也是对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意义的抽空和削弱。”既然地方性写作如此重要,那么,当全国层面上的地方性文学写作普遍处于萎缩状态的时候,在兴化这样一个县级市却依然能够有这么多基层写作者义无反顾地坚持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就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与文化奇迹。在兴化众多仍然坚持业余文学创作的人群中,刘春龙显然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作为一个地方性写作者,刘春龙曾经以一部旨在书写展示里下河水乡地区淡水鱼事的散文集《乡村捕钓散记》而特别引人注目。由那部散文集的成功,我们即不难看出,刘春龙事实上已经积累并拥有了相对突出的写作能力。既如此,把自己的写作精力转移到长篇小说这一体量相对要庞大许多的文体之上,对颇有些文学“野心”的刘春龙而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垛上》(作家出版社2015年3月版)的问世,所充分证明的,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点。但在具体分析《垛上》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刘春龙所隶属于其中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或里下河作家群,多年以来的小说成就集中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相对而言,长篇小说的匮乏可以被看作是他们的短板。大约也正因为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近年来才会有作家不断地在这一方面有所尝试。对于刘春龙的这部《垛上》,我们显然也可以做如是观。

解读《垛上》,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恐怕就是到底应该怎样为作品定位。从艺术结构上看,主人公林诗阳高中毕业后一直到他退居二线成为县人大主任的人生历程构成了整部作品的结构主线。这个过程中,林诗阳从一个初始涉足生活的懵懂少年而最终发展蜕变成为一位颇有社会政治经验的基层官员。就小说叙事始终聚焦于林诗阳的人生历程这一点而言,《垛上》无疑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成长小说。但一部成长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垛上”呢?所谓“垛上”,乃是林诗阳故乡荷城县一带水乡所特有的一种地貌状况:“村庄与村庄之间尽是一块块草垛一样的土地,像是漂浮在水上,原先叫坨,又叫圪,现在人们都叫它垛田,也叫垛子。这土地很特别,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四面环水,互不相连,据说浮坨公社有上万个垛子,也没人数过。《荷城县志》载:‘境内多坨,尤以城东为最,广袤十数里。其坨或大或小,如鼋浮水,外人皆奇之。’浮坨公社即由此得名。这里的人也特别,叫垛上人。”实际上,在充分展示林诗阳成长过程的同时,刘春龙也把很多笔触放到了社会风情的描写上。一方面,巧妙地穿插着种种大约只有“垛上”这样的奇特水乡独有的民情风俗,另一方面,也浓墨重彩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境况。就此点而言,则《垛上》又毫无疑问可以被视为一部社会风情小说。概而言之,刘春龙的这部《垛上》就可以被总体定位为一部带有强烈成长意味的社会风情小说。

里下河作家群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就是特别善于点染描写极具地方色彩的民情风俗,特别善于关注表现普通民众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这一点,在堪称他们祖师爷的汪曾祺那里,就有极其鲜明的表现。这一方面,刘春龙的《垛上》也同样十分抢眼。从乡间的鱼事农事,到婚丧嫁娶,到节庆时的民俗表演,到湖神庙会所牵系出的民间信仰,一直到那首曾经数次出现几乎可以被视为《垛上》主题歌的民歌《三十六垛上》,均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刘春龙并没有为民情风俗而民情风俗,而是特别恰如其分地把这些民情风俗的展示水乳交融地穿插整合到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这一方面,第36章“湖神会”关于与湖神会相关的民间信仰以及民俗表演的描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湖洲的庙会——‘三·二八湖神会’有三百多年历史了,曾经很红火,方圆几十里数一数二。”只可惜,这一传统却在“文革”时被当作“旧风俗”给“破”了。‘破’容易,要想恢复,可就难了。等到改革开放后湖洲社会经济秩序复苏,民间想要恢复湖神会的时候,果然遭到了政府的坚决反对。在老百姓这里,是对既往文化传统的一种恢复,但到了政府这里,却变成了必须予以坚决打击的“封建迷信”。就这样,一方要恢复,另一方却要坚决打压,二者之间自然形成了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关键还在于,这时候的林诗阳,已经是浮坨镇的党委副书记了。“湖神会”这一事件处理结果的妥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他未来的政治前途。一方面,出生于垛上农家的林诗阳特别理解老百姓意欲恢复“湖神会”的强烈精神诉求,假若不是身为乡镇干部,那林诗阳自己就很可能扮演着如同二先生一样的民间领袖角色。另一方面,作为浮坨镇的党委副书记,组织纪律要求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部门的行政命令。怎么办呢?到最后,林诗阳还是在自己曾经的老师东郭部长的帮助下,借重于老省长的余威,摆平了“湖神会”事件。我们注意到,在“湖神会”事件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刘春龙非常巧妙地把与“湖神会”紧密相关的各种民情风俗不动声色地进行了尽情的展示。一句话,寓民俗风情描绘于生动的故事情节之中,正可以被看作是刘春龙《垛上》一大突出的思想艺术特色。

与民俗风情的充分展示相比较,更其根本地决定着《垛上》思想艺术成色的,却是作家对于人性世界的深度体察与透视。作为事关人性的一种艺术形式,优秀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中的人性探索往往会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而集中体现出来。概而言之,能否在一部体量相对庞大的长篇小说中塑造刻画几位生龙活虎活蹦乱跳具有深度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正是衡量这部作品思想艺术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刘春龙《垛上》最不容忽视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深入勘探人性世界的基础上相对成功地塑造刻画了若干位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首先当然是主人公林诗阳。作为一位结构性的人物形象,林诗阳的人生行迹贯穿着文本的始终。对于自己所特别钟爱的这一人物形象,刘春龙的难能可贵处在于,一方面充分地凸显出了他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却也写出了其人性构成中的自私与软弱。小说的故事开始于“文革”行将结束的1975年夏天,刚刚告别高中生活的林诗阳,面临着人生道路又一个关键处的艰难选择。因为接受过高中教育,林诗阳应该算得上是湖洲村少有的一位乡村知识分子。较高文化知识的具备,再加上心性的孤傲,就使得林诗阳并不甘心仅仅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民。然而,从村小学的代课教师,到参军入伍,到脱水厂招工,一直到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的参加高考,林诗阳所有这些摆脱“修地球”命运的努力,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林诗阳没有过多的悲痛,没有沮丧,没有颓废,更没有一蹶不振。他已经习惯了这几年来的打击,当代课教师没成,当兵没成,招工没成,特别是这次高考,又没成,今后还会有多少没法办成的事等着他呢?仅仅是因为出身问题吗,难道还有别的原因?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命,就像爸妈和婆奶奶说的,认命吧。可是他又心有不甘,难道这命会伴随自己一辈子?”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林诗阳何以如此命运多舛呢?却原来,所有的这一切,皆与时任村支书绰号为“三侉子”的金永顺存在着直接的关系。那么,金永顺为什么就一定要与林诗阳过不去呢?这里面,既有家庭出身的影响,也有金永顺的如意算盘,更与金永顺个人私欲的满足与否密切相关。婆奶奶家的富农成分,在那个畸形的政治时代必然会影响到林诗阳的人生前程,固然是确凿无疑的事情。但这富农成分之所以会时时发酵,却又与金永顺内心里的小九九有关:“三侉子有他自己的考虑,他要把林诗阳作为‘预备’女婿人选。”女儿英姬的婚姻问题之外,促使金永顺一再为林诗阳制造障碍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一直在内心里觊觎林诗阳母亲冯秀娟的美色但却始终不曾得手。既然冯秀娟不从,那么,耿耿于怀的金永顺把自己的满腹怨气发泄在林诗阳身上,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一种结果。就这样,畸形的时代政治加上基层官员的个人私欲,二者相互掺杂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就是林诗阳人生挫折的屡屡酿成。到最后,只有在冯秀娟为了改变儿子的不幸命运而甘心受辱的情况下,林诗阳的命运方才发生根本转型,他终于担任了九队的会计。林诗阳本以为这一切只跟县委书记对自己的赏识有关,被蒙在鼓里的他,根本想不到“这会跟英姬有关,跟他有可能成为三侉子的女婿有关,还会跟母亲有关。”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担任九队会计,是林诗阳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他的命运轨迹从此发生根本改变。虽然说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上也还会遭遇各种风风雨雨,但一方面依凭着个人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依托于沈俊杰虞海涛等人适时的鼎力相助,林诗阳最终还是发展成为一名称职的基层干部。

深度挖掘审视林诗阳的人生历程,有两个方面不能不展开一说。其一,作家对林诗阳的描写刻画,乃是循着事业与爱情这两个维度而渐次延展开来。尽管刘春龙在事业这个维度上也用笔颇深,但相比较而言,能够给读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恐怕还应该是关于林诗阳感情世界的描写这一维度。作品中,与林诗阳发生过感情纠葛的女性,先后计有金英姬、沈涵、红菱以及虞家慧她们四位。虽然一男数女模式的设定,或许会引起女性主义者强烈的不满与诟病,但我所注意到的却是,尽管林诗阳身边围绕着四位女性,但只要我们稍加留心,你就不难发现,在她们与林诗阳各种感情纠葛的生成过程中,取主动态的自始至终都是这些女性,而不是林诗阳。在我的理解中,如此一种状态的生成,其实表明着林诗阳内在的某种软弱。质而言之,林诗阳命运轨迹的改变,乃是包括母亲冯秀娟在内的这些女性,连同沈俊杰虞海涛他们一起合力助推的结果。这样,一个颇具吊诡意味的情形就是,尽管从表面上看一男数女模式似乎确证着男权的存在,但从根本上说,林诗阳的处处被动,所充分凸显出的却又是男性主体的孱弱。其二,潜隐在内心深处的自私。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林诗阳与沈涵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个人与家庭地位的不对等,他们之间交往的主动权初始把握在沈涵那一边,但到了后来,伴随着他们本是嫡亲兄妹真相的揭晓,主动权便转移到了林诗阳这一边。关键的问题,其实出在林诗阳与沈俊杰身上。作为真相的知晓者,身为兄长和父亲的他们却硬是眼睁睁地看着沈涵在痛苦中挣扎而不肯讲出真相。他们之所以会显得如此绝情绝义,事实上与他们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政治前程密切相关。面对着沈俊杰,林诗阳的感觉是,“是不是还有组织上又会对你怎么想?林诗阳差点就把这句话冒出来了,抬头再看这个人脸上的急躁,忽然产生了一种厌恶。那一刻,他为自己的这种情绪感到害怕。”但林诗阳根本想不到,没过太长时间,自己居然也会蜕变为自己所曾经厌恶过的这种人:“林诗阳默默点头,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秘密看来还是不能告诉沈涵,如果以前是为了表舅,那现在则完全是为了自己。倘若别人知道了他跟沈书记的关系,他这个副镇长的含金量肯定大打折扣,关键是今后再无往上发展的可能,这个包袱他要一直背下去,直到自己老了。”面对着仕途权力的强大诱惑,事实上的父子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于亲情的背弃。如此一种情形的出现,在确证着他们内心中自私一面存在的同时,却也强有力地证明着权力所拥有的那样一种简直就是无法抗拒的异化力量。

或许与作家在林诗阳身上多多少少有点用力过度有关,与林诗阳的形象相比较,《垛上》中塑造更成功更具人性深度与美学价值的,反倒是另外一些位置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形象。比如,冯秀娟。冯秀娟本来与沈俊杰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就在她已有身孕之后,却仍然因为遭到沈俊杰父亲的坚决反对而被迫嫁给了内心里并不喜欢的鲍久根。而沈俊杰的父亲之所以要坚决反对儿子的婚姻,却也是因为冯家的富农成分,唯恐这富农成分在那个畸形政治时代对儿子的政治前程产生负面影响。明明相恋而不得长相厮守,却要与另外一个简直就是不相干的男人度过一生,冯秀娟内心世界中那种无法释怀的痛楚自然可推想而知。但命运对冯秀娟这个苦命女人的折磨却并没有到此为止,二十年之后,高中毕业的儿子林诗阳面临人生选择的重大关口,还是冯秀娟,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再一次奉祭自身,饱受来自于村支书三侉子的凌辱。林诗阳之所以要按捺不住地对三侉子大打出手,并因此而改变了自己和金英姬的情感命运,正是因为他无意间发现了母亲这个秘密的缘故。林诗阳的本能抗争自然值得肯定,但与此同时,更令人感慨系之的,却是冯秀娟人性尊严前后两次的备受屈辱和折磨。再比如,金英姬。金英姬虽然是三侉子的女儿,但却丝毫未受乃父的习染影响,可以被看作是乡村世界中少见的敢于把握自己情感命运的蘩漪式女性。虽然很早就被父亲做主与东坝那边订了亲,但伴随着年岁的增长,金英姬却发现自己和那个小胖子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之所以如此,与高中毕业的林诗阳闯入她的情感世界紧密相关。一个是村支书的女儿,另一个却是富农女儿的儿子,两人之间政治地位的不对等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也因此,为了得到自己所向往的真正感情,取主动态的也就只能是金英姬了。为了实现情感理想,她不仅在强势的父亲那里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还以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主动示好林诗阳。即使在林诗阳已经对父亲大打出手之后,金英姬也还是并不甘心屈服就范,还曾经谋划着要和林诗阳一块私奔。所有这一切,充分凸显出的,正是金英姬的作为一位乡村现代女性的精神风采。冯秀娟、金英姬之外,其他诸如三侉子、沈涵、二先生、沈俊杰等,也都称得上是《垛上》中塑造相对成功的人物形象,惜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展开分析。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林诗阳、冯秀娟、金英姬等一众人物情感悲剧的描写展示过程中,却也潜隐着作家刘春龙一种足够清醒深刻的现实主义批判立场。究其根本,无论是冯秀娟与沈俊杰当年的情感悲剧,还是林诗阳与金英姬后来的情感悲剧,抑或冯秀娟的再度受辱,所有这些,皆是那个畸形政治时代极不合理的社会机制作祟的缘故。从这个角度来说,则清醒深刻的社会批判与反思,也可以被看作是刘春龙《垛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思想艺术特点。

阅读刘春龙的《垛上》,敏感的读者大约不难感觉到作家的叙事速度渐次加快这一特质的存在。倘若说前三个部分从“回家”、“辞家”,一直到“返家”,作家都能够沉下心来以一种相对缓慢地叙事速度讲述着垛田人家的那些不无奇特色彩的人和事,那么,到了后面的“移家”与“梦家”两个部分,伴随着叙事重心向更下一代的叶梦虹的迁移,作家的叙事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了。而这,正可以被看作是刘春龙《垛上》的一个艺术上的败笔。一方面,这两个部分所凸显的思想内涵越来越趋同于所谓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作家对于生活的勘探与表达也越来越浅表与猎奇化。作家只是满足于沿着社会发展的变迁步伐亦步亦趋地铺叙生活的变化,没有能够如同前面的部分一样沉潜到现实社会与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处。导致这种现象生成的根本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刘春龙在真切拥有“文革”与“文革”后生存经验的同时,相对匮乏当下这个市场经济时代的生存经验。大约也正因此,刘春龙对于前边部分林诗阳处于生存逆境中那样一种压抑感的表达方才能够直抵读者的心灵世界,并与读者的心灵世界产生极强烈的碰撞与共鸣。除此之外,导致刘春龙《垛上》前后部分思想艺术质量不均衡的另一个原因,恐怕还在于他的长篇小说观念上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具而言之,包括刘春龙在内的很多中国作家都有着一种长篇小说写作上的“史诗”情结。关于“史诗性”,洪子诚认为:“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这种艺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则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等国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大约也正是受制于长篇小说写作上此种“史诗”观念的影响,刘春龙方才在《垛上》中勉为其难地把自己的叙事时间硬生生地延展至了“文革”后期迄今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更进一步说,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中之所以会形成一种相对普遍的前强后弱的“半部杰作”现象,也与此种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不容忽略的内在关联。在这里,需要提醒刘春龙的一点就是,此后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应该切记书写表达自己最真切的生存经验,千万不可一味地贪全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