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年轻的石言

董保存

 

 

石言成名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我咿哑学语的时候,就听母亲哼唱那首唱红了全中国的“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和石言相识,却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石言风尘仆仆地来京参加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侃侃而谈。我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得到的回答是:“《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的作者石言。”他的这两部短篇小说分别获1982年和1983年两次全国短篇小说奖。那天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此人创作力正旺盛,也健谈。我以为他五十来岁,殊不知那时他已年逾花甲了。

记得我和同学钱刚说,看石言的作品,怎么也看不出是六十岁的人写的。钱刚原来在南京军区工作,和石言多有接触,石言说,石言的心态永远是年轻的。在后来和石言的接触中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那时他带了几个人搞《陈毅传》的写作。在北京买了辆自行车,经常骑车去采访,去查档案。有一阵子,他就住在我们社的书库里。由于本人也从事了一些传记文学的写作,共同的话题不少。特别是陈毅文学传记丛书的编辑任务交到我手里以后,接触就更多了。接触中他的潇洒和健谈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思想上交流也多了起来。

石言是幸运的。他经历了战争的锻炼,(包括血与火的考验和战争环境中的文字训练)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共和国诞生了。不久,他写出了今天看来都有还很有意思的 《柳堡的故事》,一首 “九九艳阳天”更是唱遍了长江南北。

后来他调到了南京军区,长期从事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当过军区的文艺科科长,当过前线歌剧团团长、话剧团团长、创作室主任。他写过剧本,写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也写过“遵命”的诗歌。

他的第二个创作高潮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司令赴宴》《漆黑的羽毛》《江江的香格里拉》《秋雪湖之恋》等一批作品相继问世。受到广泛好评。特别是《秋雪湖之恋》被认为是《柳堡的故事》的姐妹篇。被誉为“开放的现实主义之作”。

紧接着他又组织领导了陈毅传记创作活动。他领导的这个传记组和别的传记组也有所不同,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两手准备”——出一本正传(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出一套文学传记,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陈毅的文学传记,是在我所供职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我接手陈毅文学传记的编辑工作后,有两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一次是他和传记组的吴克斌、罗英才来北京采访、到中央档案馆、军委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档案材料。为了节省经费,他们住在解放军出版社的半地下室招待所。那天,他约我过去谈一谈,晚上六点多钟,我赶到招待所,他还没有回来。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见他急匆匆地赶回来。他说:“很对不起,和陈毅元帅的一个亲戚核对一个事情,他又提供了另一个当事人,还说住处不远,我就立即赶去了,这北京可真够大,谈完往回赶,怎么也赶不回来了。”

他异常兴奋地和我说起已核对清楚的事件,连声说,这就好了,不然我们也跟着以讹传讹。

——这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是我所钦佩的。

他说着从一个黑提包里拿出一个食品袋。我惊奇地发现,是一块面包和一根香肠还有一袋榨菜,我说,你还没有吃饭吧?他笑笑说:这不就是嘛!说着吃了一口面包。我说,就吃这东西行?他说营养够了,挺好,还节省时间。

另一件事是他给别人改稿。

陈毅元帅的文学传记是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几个人分头写的。石言与人合作了两本。这两本就不必说了,有一本别的同志写的,送到我手上之前,石言对我说,作为传记组组长他要改一遍。稿子交到我案头的时候,我很惊讶,这哪里是修改呀,石言用他那工工整整的钢笔字重写了一遍。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一边改,一边抄,我又搞了一遍。

我问:“这部书稿算是谁写的呢?”

他说:“原稿是谁写的就是谁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很平静。

见我有些诧异,他说:“这很正常。这么多年,在军区文化部我干的这种事多了。”

人们常说编辑是“为人做嫁”。他不是编辑,他也是作家,而且还是个老作家。他的这种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在工作的交往中,我们慢慢成了朋友。他到北京来出差、开会。我们总要长谈。话题多是有关革命历史的传记文学、纪实文学。有时是他讲发现的新材料,有时是我说采访的新见闻;当然有时也谈时政,谈当红作家的作品。他不时有新鲜的见解和幽默的语言,令我们畅怀大笑。

那个时候,我就常慨叹:他真是有一颗不老的心。石言是永远不会老的。

有一次,他说起准备写长篇的一些设想。他很有几分自信。说到如何写好像陈毅这样的高层领导人。如何写党内斗争和军事斗争。自然,他也说到自己对农民不很熟悉的弱点,以及如何弥补这一弱点。说到自己应该不断“充电”。

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我非常希望能看到中国的文学画廊里出现战争文学的黄钟大吕。而出现这样的作品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功力深厚的作者。——必须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和深厚的生活积累,还必须有很强的当代意识,最好还要有战争经历——而这样的作者在全军来说寥若晨星。而石言从哪个意义上都是其中之一。所以我寄希望石言的小说早日完成。我相信通过永远年轻的石言一定会写出一部好的长篇小说来的。

199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军区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病了。出现语言障碍,走路也摇摇晃晃,初步诊断为脑基底腔隙性阻塞。听到这消息,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我对朋友说:“这怎么可能呢?石言怎么可能出现语言障碍呢?”听总政文化部的有关同志说,他在病榻上还写了信来,对部队的创作,特别是对元帅传记的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希望,能够能过他们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作者的手,将历史的经验教训留下来,让后一代人少走弯路。

他生病的消息惊动了军队文坛。很多人动员他来北京就诊。他在妻子的陪伴下来到了北京,我赶去看他,才知道他病得有多么厉害——

那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他半躺在床上,妻子余金芬正扶他起来吃药。见到我时,他口里呜噜呜噜地说话,但说什么,谁也听不出来。妻子把笔放到他手里。他吃力地写字。但字已写得不成形了……他的病情仍然在发展。余金芬老师还让我看了他前些时候写的一些只言片语。他有着十分强烈地战胜病魔的欲望。写下了到北京请什么人给看病,找哪些人,——写下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名字。

我也帮助找了一些人咨询这种病,得到的回答大都是无能为力。我和别的朋友也曾试着找了一些偏方验方,效果也不很明显。

在北京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他在妻子的陪伴下回南京去了。

此后,从南京传来的信息,是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7年过去了,一次开会,见到南京军区宣传部的胡然副部长,说到要给石言出文集的事。没过多久又接到了原来陈毅传记组罗英才的电话,说是他们正和余金芬老师一起编辑石言的文集,问我们社能不能出版。我社领导明确表态:出版石言的文集,责无旁贷。

书稿送到我案头以后,我对他的创作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那本个人经历与书信文论集,又让我读到了一个真实的石言。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操作,三卷本,洋洋百万字的《石言文集》出版了。我本来有机会把文集送到他的病床前,却突然没有了去见他的勇气——听人说他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听着别人的形容,我实在是不敢去了——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那个充满活力的石言,永远是那个有着朗朗笑声的石言。我真的不想在脑海里留下另一个石言。

果然,听给他送书的同志回来后讲,还是不去的好。凡是熟悉他的人去看了后都会难受很久。海军的作家卢晓勃当时就哭出了声。

另外的同志也在慨叹:现代医学怎么就这么无能为力?病魔怎么能把石言折磨成这个样子。

同时,人们也在赞叹:石言是幸运的。他有妻子余金芬无微不至的关爱。

自从石言生病后,余金芬就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护理他的“事业”中,以至于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说起石言的病房,医护人员都伸大拇指。用他们女儿的话说,护理爸爸,是母亲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老师徐怀中曾经说过那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丈夫患病昏迷了十多年。妻子天天在他床边唱他年轻时最爱听的一首歌。唱啊,唱啊,终于有一天丈夫醒了过来。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样的奇迹在石言和余金芬身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