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堡的故事》背后的故事

高平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某连驻扎在江南的一个村子里,那时的军人在姑娘心目中地位特别高,找军人做伴侣是许多姑娘的愿望。这个连队一个战士被房东姑娘相上了,但粗心的战士对此却浑然不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连队战士们与老百姓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房东姑娘经常抢着洗战士的脏衣服,干了以后又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各人的铺上,房东姑娘一些细微情感的表露在他们眼中完全是一种正常的交往,更何况军队还有纪律,军人不许与地方姑娘谈恋爱。

有一天,那个战士发现自己军装口袋里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才感到姑娘对自己的心思,但囿于军队纪律,他没敢吭声。不久,他又相继在自己口袋里发现了第二张、第三张纸条,上面分别写着“你真好”“你实在好”。战士的心被姑娘打动了,他俩暗暗地相爱了。不料,此事被人发现了,连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战士,不许他再和姑娘有任何来往。不久,部队开往前线,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战斗结束后,部队又返回原来的村庄。姑娘得知心爱的恋人牺牲了,她觉得战士是为她死的,心里充满了愧疚,便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那位连长觉得这对情人的死与自己当初的批评有关,非常内疚,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

这是战争年代特有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它深深地打动了军旅作家石言的心,石言决定以此为原型写一篇小说。他觉得这个故事过于凄悲,决定给这个故事增添一些亮色。毕竟,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永远的祝愿。于是,在石言的笔下,这个凄美的故事改变了它原来的发展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进驻一个名叫柳堡的村子,村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叫二妹子。新四军一位名叫李进的副班长住进她家后,与二妹子渐渐地产生了感情,后被领导发现。按照部队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副班长在指导员的开导下只好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不久,部队上前线,副班长与二妹子将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忍痛分别。几年后副班长所在部队又经此地,已经升为连长的副班长去找二妹子,得知二妹子自部队走后参加了游击队,还入了党,成为一名干部,并且一直在等着他。两人在当年约会的地方又重逢了,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堡的故事》最初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南京军管会文艺处长赖少其、剧作家沈西蒙以及作家黄宗江看了以后,都感到这个小说是拍电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核计将它改成剧本,并由黄宗江与石言完成这一改编。

在改编过程中,有人提出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之间谈恋爱,这是违反了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其实,在小说发表后,这种批评就已经开始了。上述种种意见使石言和黄宗江对小说的改编陷入困境,好在当时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周扬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他们。周扬在看了小说后很是欣赏,同时也指出了小说立意的不足之处,即单纯描写了军人与地方姑娘的爱情。周扬认为,小说经过改编应该是可以搬上银幕的。他在批示中表示:军队作品并非不能表现爱情,而在于如何表现:“戏中最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既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要只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的、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正,那就要成为不正确,不真实的了。”

周扬的指示使黄宗江和石言茅塞顿开,并为作品确立了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但归根结底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是互相结合的构想。于是他们让二妹子的命运与新四军的来去、对敌斗争和胜败,始终紧密相连,使之与李进的爱情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进也被塑造成一个在党的帮助下用集体主义一步步克服个人主义,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

剧本完成后,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立即投入拍摄,并指定由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来执导这部影片。

王苹便带领剧组一行来到江苏宝应县柳堡乡拍戏。柳堡原来叫留宝头,后又改名刘坝头,石言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为体现既是战争又是抒情的风格,遂将刘坝头改成了柳堡,因“柳”字多情,“堡”有兵味,况且刘坝头上也都是些大柳树。这一改使剧名有了浓浓的情味兵味,刘坝头在《柳堡的故事》上映后,便改名柳堡。

“九九那个艳阳天呀咦唉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吹得风车儿转啊,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与演员的含蓄相比,《柳堡的故事》还把另一种美的享受带给了观众,这就是优美景色与悦耳音乐的完美结合。在导演王苹细腻抒情的风格指导下,摄影师曹进云将苏北水乡恬静、优美如画的景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影片开始时江南的小桥流水,绿色的田园、转动的风车,动人的音乐将观众很快带入一个和平、宁静、温馨的环境,预示着一个优美爱情故事的即将发生,而影片适时而响的那首《九九艳阳天》更是将这种妙不可言的美丽推向了极致,从而产生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1958年初,《柳堡的故事》拍摄完成,影片一经公映,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片所到之处,到处都响起了《九九艳阳天》那优美的旋律。尽管《柳堡的故事》以其清新自然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尤其是对这首由高如星创作的《九九艳阳天》争论更为激烈,有人认为这首插曲“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粉红色的爱情幻想”,“迎合了很多青年的不健康情绪”,使人在歌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软绵绵的不够健康的情绪”,“好像是又听到了解放前扬州姑娘卖唱时的那种扭扭捏捏的音乐格调,也想到了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二者在旋律的装饰上很相似”。《北京日报》《人民音乐》《大众电影》等各大媒体围绕这场争论也相继刊发《“九九艳阳天”是一首很健康的歌曲》《“九九艳阳天”的创作方向值得研究》《战士喜爱“九九艳阳天”》《不应该过份推崇“九九艳阳天”》《这不是一首好的爱情歌曲》《“九九艳阳天”唱起来不对劲》等多篇文章。李焕之、瞿希贤、李凌、谭冰若等著名音乐家对这首歌则给予了肯定,认为“这是一首比较成功的爱情歌曲,其情调是委婉动听的,旋律比较优美,并且有令人感到亲切的南方民歌的特色”。罗瑞卿总参谋长也称“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这场争论的结果使得《九九艳阳天》影响更深更广,并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一首爱情歌曲。

周总理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对陶玉玲在影片中扮演的二妹子也很是欣赏。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他在接见陶玉玲时说:“你是在《柳堡的故事》里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甜啊!”“演得不错嘛,你还年轻,不要骄傲,好好努力。”听了总理鼓励的话语,陶玉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点头。事实上,尽管陶玉玲在后来演过不少角色,但她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在《柳堡的故事》中饰演的二妹子。直到今天,二妹子的身影还伴随着《九九艳阳天》的优美旋律不时浮现在人们眼前,成为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永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