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汪曾祺散文

周全

 

最初接触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说《受戒》。题为“受戒”,其内容绝大与“受戒”无关,且结构散漫,创作体裁是小说而似散文,实属一篇“复杂”的作品。

精读由陆建华主编的《汪曾祺文集·散文卷》(选读《文论集》、《小说集》部分经典之作)之后,更加发现,汪曾祺的创作,与他散文创作的结构风格、笔调韵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换言之,他的文论可称为“散文化文论”,小说则可称“散文化小说”,自然也包括他的扛鼎之作《大淖记事》。

正是由于他的小说、文论等创作得益于散文,所以通过阅读他的散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其他体裁的创作特色。我想,这是互为裨益,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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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人心浮躁”的社会里,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带有着很强烈的功利性,追求一种很直面的刺激,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他们的人生是经过风浪的,经得起考验的。而汪曾祺并不这么认为,他是一个“安于微小”,“安于平常”的人,他的性格、气质,就决定了他的心态,那就是“平和”,所以,“平和”自然而然地成为他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

这当然是一种境界,我们并不排除这种境界与他当时这个年龄阶段有关,不过,他的作品的那种“平和”的心态,却影响着读者,包括年轻的一代。我认为,这种“平和”的心态在今天来说有着两方面意义:“平和”心态可以消解人心中凌厉躁动的情绪;不过,人人都安于“平和”,那也就没有所谓的“突出”,“千篇一律”、“不思进取”的精神,同样也是要不得。

熟知汪老的读者,就会知道,汪老这种“平和”心态,是前面一种意义的抉择,主要针对“伟大主席毛泽东”时代的,在那些“狂乱的年代”里面,人们都崇奉一切伟大的东西,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汪老只好选择甘于平凡,他在《泰山片石》留下这么几句对那个年代的他的心态的禅理性诠释,“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山,我即是我。”细细品味,你会觉得汪老很有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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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之外的其他作家的散文集,没有任何一部是笔者认真地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大抵厌烦于他们文字的精雕细琢,词藻工于堆砌,让人产生一种虚荣浮华的感觉。相反,读汪老的作品,你会感到很亲切,很塌实,甚至觉得,汪老就坐在你对面,跟你轻轻交谈一般。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汪老的文字,是很平淡的。别人笔下很“神”的东西,到了他的笔下,一切都淡了,就像一汪清水,清澈见底。

文字的平淡,便成为了他散文创作的另一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平淡,在他看来,其实是一种写实的笔调,他不喜欢用深奥的思维去塑造一个人物,也不喜欢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人们的生活,而是实实在在,用最贴近、最贴切的文笔,将他们平常般地收拢在自己的笔下,并且也没有刻意去淡化他们。“化”是一个过程,汪老认为他的作品虽然“淡”,可是没有“化”,毕竟,“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子儿女’”。(《七十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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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在《中华读书报》指出:“作家不是世界的审判官,应该是世界的情人,应该对世界充满兴趣,充满爱。”因此,他的新书《尴尬风流》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可是,却充满了他对世界的“善意的理解”。看到这段文字,我不由地想起了汪曾祺在《我的家乡》类似地这么说过“……生活是充满希望的。”

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生活的赞歌者,他们对生活充满了感情,充满了谢意,生活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有趣的乐事,这些乐事,就是他们身边琐碎的小事,他们勇于取别人之所弃,擅长描写生活的末端细节,展示生活原貌,倒过来把生活写得充满了爱意,充满了希望,给人以振奋。

汪曾祺的散文集,正是由这样的一篇一篇描写生活的平常小事串连而成的。譬如《下水道和孩子》写孩子们跑到修下水道的地方玩耍时那种天真、活泼、好奇、愉快的情状,写出了孩子们成长的故事。《故乡的食物》列举了汪老家乡(高邮)的食物,并穿插了许多新鲜有趣的故事。所有的这些篇章,几乎每篇都是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些“不屑一顾”,却恰恰成为他散文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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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汪曾祺先生写的《岳阳楼记》的人,都会毫无疑问地被他的才情、学问打动。人们只知道古代有个出名的范仲淹,写了一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是,又有谁知道,现当代有位不大出名的汪曾祺,写了一篇可与范仲淹媲美的《岳阳楼记》呢?请看看当代著名作家邓友梅先生是如何评价汪曾祺的,“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选自《漫忆汪曾祺》)与《岳阳楼记》的写作一样,有着厚重学问的还有他的《国子监》(堪称得上一部“野史”,是一宗正统历史以外的未见被载录的珍贵史料)、《严子陵钓台》(以学者的身份考究了严子陵本人和钓台的关系,看得出汪老的古文底子是很扎实,治学很严谨)。

汪曾祺先生学问深,并且知识面广,是可以从他的散文中一一看得出来的……

他是一个书画家。他懂得书法,自幼习得一手好字,又深谙各家的书律,邓友梅先生称赞“曾祺书法出名,首先是他写得好……”(《再说汪曾祺》)。因为汪老的字写得好,所以每每他出游,就会有人问他要字,他也非常乐意施赠。说到画画,水彩、洋画、国画,汪老都有这么一手留着。他一生送出的字画,用他自己的话说“记不清了”。《遥寄爱荷华》记载他送给聂华苓的一个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惆怅近黄昏。’”《怀念德熙》中又云:“德熙不蓄字画。他家里挂着的只有一条齐白石的水印木刻梨花,和我给他画的墨菊横幅。”他还著有《中国马铃薯图谱》(毁于文革)、《口蘑图谱》等。

汪老是一位民俗学家,《滇游新记》以游记的形式,写出了傣族人民在民俗节日——“泼水节”活跃的气氛。在《大等喊》里又写到了傣族人民的饮食起居。在《昆明年俗》里更加列举了昆明过春节的风俗习惯。他对于民俗的描写,让更多的人们了解我们国家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是很有意义的。

汪老是一位生物学家。一首《葡萄月令》(模仿诗经《豳风·七月》的结构形式)可以看得出汪老是如何熟知葡萄的生长、管理过程的。《花》、《人间草木》、《紫薇》等许多篇章,都是围绕植物而展开的,很有新意,里面有些插入了古人经典的说法、有些直接述说自己的认知、有些添加了某些有趣的故事。他是很爱大自然的,这一点有点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曾说对一颗石子也怀有热爱之情)。

汪老是一位饮食专家。他说他平时除了写作之外,另一个便是做菜。因此,他是能烧得几味好菜的“专家”。88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大陆,在他家做客,他亲自做了几道菜,聂华苓吃得很开心,“连煮干丝的汤也喝的光光的。”《萝卜》记载一位台湾女作家来京,要汪老做一顿饭,结果“她吃了赞不绝口”。他吃过得东西实在太多了,就像他送出去的字画,实在“记不清了”。《湘行二记》中的“吃擂茶”、《鳜鱼》、《故乡的野菜》、《四方食事》、《昆明食菌》等等都是记载饮食的。作者写饮食,其实寄予了他对年青人的厚望,“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口味不要太窄了,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

汪老同时还是一位诗人。每至灵感来临,得大书特书。他平生写了多少诗作,没有统计,据在散文出现的,也不少,下面会做详细地整理,在这就勿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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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一位博学的人才,有着多重的身份。读他的散文,就好比在读一本小百科全书,是很有一样的味道。然而,这与他的背景很有关联。他的一生,有三个“故乡”,一个是童年时代的江苏高邮,一个是青年求学时代的昆明,一个是他晚年工作、生活的北京,因此,不难发现,他的散文描叙的东西,总是离不开这个“三角关系”的影响。

童年的故乡,尤使他难忘的是家乡美丽的风景,故乡的节日,故乡的食物,于是才有了他对故乡美好的回忆(《我的家乡》、《故乡的元宵》、《故乡的食物》等);青年的故乡,提供了他奋发图强,增长知识的环境(西南联大),给他人生中青春的回忆(《泡茶馆》、《跑警报》、《昆明的雨》、《翠湖心影》等);晚年的故乡,给了他“一点波折”才让他的人生没有那么“过于平淡”,他的回忆便变得既是“出世”也是“入世”,反正一句,“随遇而安”(《随遇而安》、《胡同文化》、《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树》等)。

有学者指出,汪曾祺的散文,“回忆”性很强,而缺乏“前瞻”性。我们大可不必对这个观点做出绝对的判断。汪曾祺的散文,确实很大一部分散发出他对故乡的追忆,那么,到底他为什么叙述如此多的回忆性题材呢?我想,这与我们文学寻根是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的。八十年代之后,在对惨痛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兴起了一股文学寻根的潮流。汪曾祺在这个年代发表的小说、散文,多取材于故乡高邮地区旧市镇的风俗民情,“有意开掘这块古老土地岩层”,与世界文学对话(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史》).如果文学“寻根”的目的是为了与世界对话,又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关照,来借鉴西方文艺,并解决当代社会文学“贫困”的话,那么这种题材本身就具有了某种“前瞻”性。

至于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复古”的潮流,那就要切实联系到“文学岩层”被开掘之后,是否改造了西方流入本土的现代的感受意识、形式、观念,是否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别开生面或者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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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景和写人在汪曾祺散文里,并不亚于在他的小说中。也可以说,他的小说是散文化的小说,故把小说和散文连在一起看,除了有些多了个“情节”外,实在无异。写景的散文中,堪称“妙品”的要数《天山行色》,虽然作者开始就表明“行色匆匆”,可在他妙笔生花下,毫无“匆匆”之感,反倒有一种不能忘怀的感觉,笔墨所至,毫不吝啬,把意境写的开阔,清奇。其间亦诗兴大发,作诗颇多。

至于写人,他小说《受戒》成功塑造了小英子、小明子的形象,着实是他领悟到“要贴到人物来写”“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沈从文语)。到了散文,不能像小说人物一样虚构,毕竟都是真实的人,在他笔下的沈从文、朱德熙、金岳霖、老舍等等,都是有血有肉的实体,他把与他们过往的经历感受,很真实地在他笔下描绘出来,对沈从文,他是很“尊敬”的,德熙是“怀念”的,金岳霖是“有趣”的,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这样的描写都是很真挚的,很感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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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说到了人物,不得不插入一些别样的成分,来说说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尊敬”。

汪曾祺30年代末40年代初,受业于西南联大沈从文老师。他曾说过,他一生受到两位作家、作品影响最大,一个是屠格涅夫和他的《猎人日记》,另外一个就是沈从文和他的《沈从文选集》。汪曾祺之所如此尊重沈从文,不外乎沈从文人格品德和他的文学风格。沈从文自解放后,是一个一直受到打压、排斥、“冷”待遇的作家(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对他的批判尤为激烈)。由于受到许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人们对沈从文本人,沈从文的作品有着一定的隔阂,这是可以理解的。

大胆正直的汪曾祺先生,率先站出来,为他的老师辩护,《一个爱国的作家》就是一篇最好的佐证。这篇散文(接近议论文)提出了人们大众误解沈从文的三个 “要害”,逐一批驳,最后得出结论,“沈先生小说的一个贯串性的主题是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文章同时还肯定了他对文物工作做出的贡献,“这(文物研究工作)和他的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沈从文的气质,汪曾祺是很了解的,“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象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心机、少俗虑。”所以,汪曾祺的气质也就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和传承。(《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汪曾祺目睹了沈从文的后半生,连同他的丧事,两个字形容“朴素”。他尊敬沈从文,他理解沈从文,然而有一点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度的人们怎么就不能容下这颗小小的“爱国”的魂灵呢?当汪曾祺走近沈从文遗体时,“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作者哭了,笔者也哭了,所有热爱沈老、汪老的读者,都会哭的。好个“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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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还很注重对精神实体的探寻。一方面他要求破除迷信,另一方面他要求重构民族品格。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承。民族要振兴,首先就要摆脱封建残余的毒害。这在他的散文作品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五四”运动的精神传统在汪曾祺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继承。他力倡先进文明,反对落后愚昧。他写《八仙》就是为了向封建迷信进行无情的鞭挞,他认为,“八仙在中国的民族心理上,是一个消极的因素。”因此要给予批判。又如他对封建管制下人们的愚昧进行极大的讽刺,“这些神是‘古帝王’造出来的神话,是谣言,目的是统一老百姓的思想,是‘神道设教’”(《城隍·土地·灶王爷》)。

对于民族品格的问题,汪先生一直都在探寻着,思考着。他跟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对这个伟大的民族都是只有爱,没有怨的,他对民族寄予了希望,饱含了赞美之情。他在《跑警报》里这样热辣辣地写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这就是我们民族品格的最好的重现。

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思考,他也是很深入的。在《悬空的人》中,汪先生与黑人作家赫伯特交谈,涉及到黑人在美国的历史地位时,曾有这么一番感悟,“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他凝重地提醒我们,要用真心去珍视、爱护自己的民族。可见他自己对民族的高度的关注与重视。这也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的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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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杨剑龙博导在一个学术讲座上,曾用三个“悖论”来简括现当代文学史,其中一项是“典雅与通俗的悖论”。是的,在我们现当代文学史中,“雅”文学和“俗”文学既有争斗,也有磨合,是一对突出的“矛盾体”。历史,正是从这样的“矛盾”车轮上不断向前推进。

倘若硬要给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套个名头,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设计为“雅中带俗”或者“雅俗共存”的文学。他的散文都不会一雅到底或者一俗到底。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赏头”,普通百姓自有普通百姓的“看头”。总之,他的作品就是那么“不落窠臼”,百看不厌,百看常新。当碰到学术性问题的时候,汪先生采取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亲自动手翻阅大量文献、典籍进行考究,可从他铺陈“国子监”、“栈”、“呼雷豹”等的历史或者来由便可知晓,这些都是不乏“雅”的表现。知识分子要是读了,会称赞那是很有学问的。

汪先生的个别用字是很挑逗的,如“翠湖的柳树真是绿得好像要滴下来。”又如,写客人为了吃东西后少报钱数,把碟子扔到湖水去,尽管算账的堂倌发现数目少了,然而“提着大铜壶用‘凤凰三点头’手法为客人续水时也从不拿眼睛‘贼’客人。”再如他在《萝卜》中写道,“萝卜一把一把地码着。”这些个“滴”、“贼”、“码”的用法,看来似乎是作者的独创,虽生僻,可让人很容易理解到它的意思,而且又非常形象,感觉就更加亲切些。我想,这便是汪先生“俗”的倾向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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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者、教授杨鼎川在九四年访问汪曾祺先生,曾这样问,“我想同陆建华先生联系一下,或者同出版社联系,如果他们同意编一个您的研究专集,您有什么意见?”汪老回答不同意,原因,“我这个人没什么研究头,不值得,我这是很真诚的,不希望有人去写研究我的书”。

不管怎么样也好,这本书(汪先生的散文集著作)还是出来了。汪曾祺散文集收到的效果,正如杨鼎川当年预料的那样,营造了一种“精神境界”、“精神向度”,这在社会上得到了公认。

其实,早在90年,汪曾祺俨然对自己在文坛的位置作了自我定位,他是一个“不开风气不为师”的作家,他还告诫青年作家们,“第一,不要学任何人。第二,不要学我。”他还衷心敬告青年们,创作“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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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先生逝世将近十年了。

由于他是衔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特别的作家,因此,在这些日子里,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他的文论,甚至他的诗歌,都受到了社会、学界的相关重视。

人们都注重去挖掘他在创作中寄托着人世间的一种和谐、宁静、美丽的境界。他那种“水的创作风格”和朴实平淡的笔调,更加拉近了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让人感觉很亲切、很温馨,也洋溢着“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情调。

拜读他的散文,可以陶冶读者的性情,也让读者那颗为尘世奔碌而疲惫不堪的心灵,得到一宿的安宁和慰藉。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汪老先生散文的真正价值!

最后,笔者还是引用汪曾祺先生的人生境界作为结尾,“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实证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