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之我见

蔡 翔

 

泰州地处苏中平原,苏中多水,又在里运河和下河之间,地势偏凹,所以一般又称此地为里下河地区。江苏北部,上古归属楚国,宋以后,移民渐多,地方富庶,一时,人文大盛。所谓“水势回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记录的,就是当时景象。学术上,有著名的泰州学派,又称为阳明后学,在推动儒学的庶民化过程中,王艮等人居功甚伟,至今仍有很高的思想研究价值。在文学,则有施耐庵、郑板桥等,说起《水浒》,或者一句“难得糊涂”,在中国,也算是妇孺皆知了。

时过境迁,但是泰州的文脉,多少还是被继承下来。泰州多文人,近年,迁居他乡者甚多,著名的,有毕飞宇等,而在当地,还有更多的写作者不时涌现,很难说,泰州文人已经形成一个流派,但说是一个写作群体,应该不为过。我与这个群体中人,比如,刘仁前、刘春龙、庞余亮等,偶有交往,知道他们对写作,很是用心。现在,他们又在倡导“里下河文学”,既想重振家乡“人文科目之盛”,也有他们对文学的一些追求。对此,我是敬佩的,有点想法,也借此说一说,并请他们指正。

说到“里下河文学”,或许,要先谈一下泰州的文学传统,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施耐庵,另一个是郑板桥。现在,大凡宣扬本地“人文科目”的,对政经系统而言,多少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考量在内,至少,也含有“旅游广告”的因素。但据我所知,泰州文人未必完全如此,也没有必要自觉如斯。他们推崇本地先贤,是想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就此而言,我觉得无可厚非,要想推动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是要有“家法”的。

施耐庵自不必说,雄视天下,英姿焕发,一部《水浒》,激荡起的,是世世的“造反”精神,即使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另一面,也是忧患天下的士人传统,即所谓“刻刻以天下为心”,忧患不得,退而思之,难得糊涂,不过一时激愤之语。坦率说,这一传统,未必被现在的泰州文人所完全继承,或者说,想而未必能。这并不是泰州文人的问题,而是目前的大势,大势所趋,想要独挽狂澜,需要不世出的人物,当然,我希望泰州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这倒不是说泰州文人已经偏离了自身的传统,话不能这样说。我倒以为,大多数的泰州文人,走的是另一路,这一路,概括而言,是“亲近”二字。亲近自然,亲近生活,亲近民众。郑板桥自不必说,即使施耐庵,倘无这亲近二字,一部《水浒》,无非风高放火天,月黑杀人夜而已。亲近,包含着一种自然正义,一路向下,又有庶民的精神在内。泰州先贤,非独文学,即使学问中人,也大都具有这一亲民倾向,典型者,如泰州学派诸人。这一亲近,亲近自然,亲近生活,亲近民众,又和泰州的地理相关,泰州多水,水道纵横,置身其中,难免会对世界,生出亲近之心。我有时想,一地之人文,或许和一方之地理相关。所谓人文地理,两者之间,多少也会有些瓜葛。所以,时下的泰州文学,多有渔舟向晚,瓜棚野唱的描写,或许,并不是完全的偶合。即使乔迁他乡的作家,比如毕飞宇,作品中,恐怕也能读出这亲近二字的。

至于现代的文字中介,我则以为是汪曾祺。泰州诸作家,对汪曾祺汪先生,是敬重的,不独敬重,且多有追随。汪曾祺,祖籍高邮,距离泰州不远,同属里下河地区,文字里,是有乡音乡情乡谊的。我有时,也会惊诧于他们对汪曾祺的解读,后来想,或许,他们也是对的。

林斤澜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此言一出,几成定论。但什么是士大夫,却少有人追究。宋以后,士大夫多出庶族地主阶层,所以,我近年重读汪曾祺的作品,也慢慢读出一种庶人的味道,这一庶人,说是小生产者也可以,核心,也就四个字,自食其力,所以傲王侯,乐在其中,自食其力不得,则会愤而反抗。虽不至于揭竿而起,但腹诽,却会流露在文字里。腹诽的另一面,正是对自然、生活和民众的亲近与赞美。

我私心以为,这一传统是重要的。当年,汪曾祺逆伤痕文学的历史潮流而动,《受戒》一出,洛阳纸贵。接续的,或许就是“风雅颂”中的颂之一脉。当然,这一“颂”,并不是颂一家一姓之帝王将相,而是对德性的赞美,追寻德性,也正是文学的题中之义。在今天,汪曾祺依然是学院的研究重点,但却很难说,还是当下写作的重要议题。也因此,追随汪曾祺,追随泰州人文思想中的“亲近”传统,在今天,是会感到寂寞的。但我又以为,一民族的文化的最深层也是最古典的部分,应该是德性,德性需要赞美。这并不为过。

但德性如何追寻,于文学,却是个大问题,学问中人,可以埋首经典,文学,却总是要面对现实。因此,就不得不考虑现实的种种变化,否则,就是向壁虚构了。仅此而言,我想,泰州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在中国,晚近最大的变化,来自大规模的工业化。相对苏南而言,泰州所在的苏北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晚,但是,后发有后发的好处,泰州文人,恰恰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工业化给中国乡村带来的种种变化。

这种变化,应该说,已经体现在泰州诸君的写作中,读他们的作品,多少也能读出一种“乡愁”。在今天,“乡愁”当然重要,这也意味着我们开始从现代化的迷思中走出,去思考流逝的事与物,包括消失的德性。可是,仅仅有“乡愁”,又是不够的,“乡愁”的重要性只是在于,我们在对“乡愁”的叙述中,能够生产出什么样的新的思想。

可以预见的是,因为工业化程度的加剧,未来数年,“乡愁”可能会成为一个流行的文学主题,而随着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逐渐成熟,各种议题(比如环保)也会乘势进入文学。这一点,我希望泰州诸君能够对此注意。

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非常悖论的世界,一方面,中国人多地少,而随着农业现代化,这一问题只会加剧,不会减缓,而如何转移或者消化农村的剩余人口,是一个根本的大问题,事关国计民生,无视这一问题的存在,所谓“乡愁”,很可能成为一套浅薄的修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固然优美,但解决“生计”问题,却是中国大部分农民的现实需要。无视这一需要,很可能落入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且,很可能,这一现代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会以古代“田园诗”的形式出现。

但是,工业化又的确蚕食并破坏着中国的乡土社会,包括“水势回绕”的苏中平原,环保问题当然存在,不仅存在,还很严重。据我所知,后发的苏北地区,也正被水污染和土污染所困扰。这一污染的直接受害者,正是当地乡村的农民。而在环保问题上,是有城乡之别、阶层之别的。也存在着话语权的争夺,我希望泰州诸君能够加入到这一话语权的争夺之中。

还不仅如此,在文化层面,包括生活方式,乡村也在发生激烈的变化,乡村也有网络,农民也在看韩剧,逛超市,学着去菜市场买菜,也成为流行且习惯的生活形态。因此,简单的复古或者乡愁,只是文人的自我慰藉,于现实的乡村并无太多的关系。批评不易,建设更难。对现实,我以为,要紧的,是在“顺势”中如何“逆势”,而不是一味地反其道而行之。顺势中的逆势,意在创造一种可行的新的交往关系,甚至生活形态,或者干脆说,如何地“将错就错”。在此,文学的想象力是重要的,不仅重要,而且还要将这一想象转换为形象,最终成为现实模仿的对象。文学倘若不加入到这一“模仿”的争夺之中,边缘化的命运,便终不可摆脱,我也希望,泰州诸君能在此有所努力,而不必多考虑时下流行的各种“纯文学”的说法。

而更根本的是,在这一工业化的大趋势之中,尤其是资本的介入,乡村的结构,包括伦理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这恐怕是最为重要的。去年,泰州文联召开“里下河文学与乡村伦理”的学术研讨会,我以为,是极具理论眼光的。伦理关系的变化,正来自现实的人的交往关系的变化,传统的共同体形态逐渐解体,市场关系全面介入到人的生活甚至无意识之中。因此,如何重构一种新的乡村共同体形式,恐怕依然是需要泰州诸君认真思考的事情,而且,此事体大。

不管什么问题,我们实际上都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彻底拒绝现实已经形成的各种关系,包括市场关系。我们只能在现实中思考,而且,形成一种有“节制”的叙述。说文学是一种自由的写作形态,我并不完全认同,“汪洋恣肆”,害了很多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限制中的自由,好的文学,也一定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

这样说,似乎有“问题”文学的嫌疑,但哪一种文学没有问题?对“问题”的排斥,也正是近三十年文学的问题所在。“问题”没有问题,区别只是在于,好的文学,一定是在各种问题的缠绕中思考,从而构成文学(也是写作者自我的)内在的辩论性。

假设这一“问题”能够成立,那么,我也不希望泰州诸君过于匆忙地将“问题”形而上学化,甚至,不要过于自我。我仍然希望泰州诸君能够脚踏实地,在“亲近”二字中作文章,老老实实地深入生活。

这一文章的做法,也并无什么捷径,无非两条路,一是实践,二是历史。

以我对泰州诸君的了解,他们大都具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无妨再深入基层,只有在基层的实践中,才会真正遭遇各种问题的缠绕,这些问题,会矫正我们自以为是的“想象”,然后才可能有一些新的想法。在这一点上,学学赵树理,学学柳青,也是可以。不要怕被人讥笑为“经验主义”,今天的文学,恰恰是各种观念纷纷先行。

历史当然也是重要的,我们终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或者,乡村从哪里来,期间,又经历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为什么。而在所有的历史的变化中,当然包括共和国的历史。某年,我到泰州姜堰的一个小镇,那个镇的展览馆,保留了很多的契约,其中,也有1950年代农民卖地的文书。那些契约,构成了一部历史。

而在历史的温习中,我也希望泰州诸君暂且先放下某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如果有这种偏见的话。而是客观地看待历史,即使做不到“了解之同情”,也以一种冷静的眼光,观照历史。我有时甚至以为,今天的文学,即使做不到生产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老老实实地记录下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变化,也是好的。

我有时又会以为,一国之根本,在于一国之乡土,乡土社会,堆积了数千年的文化记忆,这些记忆很可能起到一种暂时的缓释作用,使我们在现代化的疾驶中,停一停,想一想。在这一意义上,保守也未必一定是坏的。

这样说,是要把泰州的“里下河文学”纳入到所谓的“乡土文学”之中了,对,也不一定全对,要看对乡土文学如何理解。

费振钟兄近年一直在泰州挂职,对泰州的乡间,自是有所了解,对乡土文学,也有自己的看法。近年,我和他数次交谈,获益匪浅。比如说,费兄认为,所谓乡土,并非乡村,城镇的重要性,是要考虑的,换句话说,所谓乡村文化,并非完全自足的,而是一直在乡/镇中互动。我以为是。

中国的乡土文学,一直有着“村庄”的书写传统,这一传统,在现代,当然是鲁迅,“未庄”已经深入人心。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家庭自是基础。宋以后,小农经济崛起,家庭间的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所谓伦理,家庭是核心,但延伸开去,就是村庄了,一家一姓之村庄,便以宗族的方式体现出来,但中国村庄,越到后来,越是“大杂居、小聚集”,简单地说,就是“混居”的形态。因此,农村的阶级矛盾,有时,就会以宗族/姓氏间的矛盾呈现。这一点,鲁迅的《阿Q正传》早有涉及,继承者,有赵树理等。当然,很多矛盾,无关政治,日常生活的很多琐事,体现在村庄的治理之中,而村庄的治理,也就此成为乡土文学的关注重点之一。这一治理,在不同的思想脉络中,有不同的理路,有重新强调“乡规民约”的,也有依托“合作化”,试图重构一种新的共同体形式,等等。不管怎样,都试图让中国的乡村重新“组织起来”。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晚清以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乡村要不要组织,怎样组织,什么样的形式组织,这些,都是大问题,“里下河文学”为什么不能加入到这些问题的思考之中呢?

但村庄不是孤立的,鲁迅的“未庄”就并不孤立。看村庄,两种,一种从世界看村庄,另一种,从村庄看世界。但世界是什么,有点抽象。于文学,却是要具体的。或者说,我们要找出世界与村庄之间的一些中介性的联系。

中国的乡村,尤其是江浙一带,城镇极为发达,镇,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说得夸张一点,甚至起到了“组织”生活的作用。费效通先生考察江村经济,指出两点,一是兼业,二是农工。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并不“纯粹”,中国的乡村,也不纯粹。兼业或者农工,就有交换关系的要求,生产出集市,而市场,是要早于资本主义的。因此,把乡土社会写成一个“纯粹”的农民世界,又不一定是贴切的。而再往上,就是县城了,县城根植在乡土社会之中,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半熟人社会”。县城、乡镇、村庄,各自为政,又相互影响,并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地方”。鲁迅,不仅有“未庄”,还有“鲁镇”。因此,我很希望,“里下河文学”是乡土,又不仅是乡土,而是完整地再现一个“地方”的变迁。这个“地方”,由各种抽象的关系构成,而文学要考察的,也正是这些抽象的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当然,今天的泰州,变化很大,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农民进城,不仅进城,而且还进了大城,农民的流动性,进而形成了文化的交换性。这也是,我所说的顺势中的逆势,或者将错就错的原因之一。我们实际上无法简单地回到过去,所以,只能在这现实的语境中思考新的可能。所以,在今天,离开城市,所谓乡土,又是片面的。

我这些话,不一定对,有些可能是谬论,写出来,只是请泰州诸君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