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与阐释空间

——兼谈文学流派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晓华  汪政

 

 

 

随着对里下河文学讨论的深入,许多问题逐渐浮现出来。比如什么是文学流派?我们已有的对文学流派的理论是否已经穷尽并且有效?对于一个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文学流派而言,哪里是它的边界?什么是它的核心?甚至,如何理解其中的文学元素都应该深入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评估这种研究的意义与作用?如何处理理论与文学实践共时性的关系?因为里下河文学不管是一个成熟的文学流派也罢,还是一种写作现象或一个写作群体也罢,它与此前同类研究对象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一直处在进行时状态,是在发展和生长着的。这样,如何将其不断出现的作家作品以及它的文学行为与存在方式纳入到理论视野,而且兼顾它与当下社会文化的联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同时,还要警惕理论对它的各种影响。事实上,就里下河文学而言,理论与它的对象是不太平衡的。因为里下河文学中的大部分写作者依然在本土写作,他们与当下理论栖生的所谓纯文学领域天然地存在松散而又紧张、吸附而又排斥、对位而又错综、同一而又异质等等复杂微妙的关系,所以,理论稍有不慎,不但失去了对它解释的有效性,有违推动、提升与支持的初心,而且还会对其形成意外的伤害。

这确实对我们的研究构成了挑战。所以,我们主张要适当地调整理论的姿态,更新研究的观念,选用适宜的方法,比如尽可能多地接触这一地区的文化状况与文学面貌,有条件的可以与当地的写作者保持稳固的联系,在当地选择可以进行调查、资料收集、档案管理的文学工作者,与他们合作建立研究基地与档案馆,还可以利用当地高校、科研院所等文化艺术机构的力量进行本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此外,外地的专业研究人员也应自觉地创造条件进行类似田野调查的文学采风,不能仅仅围绕着几个成名的大家转,要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写作状况了然于心,尽量占有现场的文学文本,从中寻找到新的知识,发现新的研究价值。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仅仅在小说、散文、诗歌等几个显赫的文学文体上进行研究,事实上,即以这几种文体来说目前的研究就不平衡,给人一种里下河小说研究而不是里下河文学研究的感觉,更不用说其他边缘性的文体与文学行为了,而后者在地方性写作以及它们对地方社会的意义非常重大。

如果这样来调整观念,里下河地区的许多写作事件与崭新文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野,甚至让我们大为惊讶。比如,从去年末到现在,泰州市和其辖下的兴化市、海陵区和泰兴市陆续推出了几套大型丛书,分别是还未出版完的《泰州知识丛书》和《荷叶地散文丛书》《海陵文学丛书》《银杏风文学丛书》。这几套丛书各有其特点。先说《荷叶地散文丛书》,这是兴化市编辑结集的单一文体丛书,这个苏中腹地的县级市近年来本以小说名世,被中国小说学会授予中国小说之乡,但这次出品的却是一套散文丛书,说明他们的文体写作实际上是非常广阔的,并不限于小说。另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是这套丛书作者的身份分布,十位作者中“有中学老师,有文化工作者,有乡镇领导,有企业的和政府的干部”[1],这正是中国乡村基层写作的特点,在里下河地区尤其明显,即写作人口密度很大。里下河文学之所以引人瞩目,并不仅仅因为从那里走出了许多在全国产生影响的著名作家,而是有许多坚持在本土写作的业余作者,并且具有较高的产量与质量。前几年,南京师范大学何平教授主持过“文学与新农村建设”课题,曾经选择了几个点进行调研,兴化即是其中之一。何平有过这样的统计和描述,“地处江苏中部里下河水乡的小县兴化,这些年,不仅集中出现一批像毕飞宇、费振钟、王干、顾保孜、朱辉、楚尘、庞余亮、刘仁前、顾坚等走出去的写作者,更有一大批坚守在兴化本土的写作者,如王浩、葛玉莹、陈钟石、沈光宇、薛宏金、刘春龙、钱国怀、金倜、张学诗、李明官、戴中明、朱道平、王锐、王兰、顾维萍、王桦苍、周飞等。后者几乎都是有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个人职业的业余作者。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作者群先后有32人出版文学书籍59种,有近百人在省级以上的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并有34人次获各类奖项。另据统计,尚有8部长篇小说和10本小说、散文、诗歌专集待出版。”[2]他提到的许多作者都出现在这套散文丛书中。显然,我们不能在一般文学概念下讨论这种写作的意义与价值,因为与所谓经典作品相比较,他们的作品存在的差距是明显的。但是,从文学生态的构成来说呢?从文学人口与一个地方的社会建设水平与人口素质或文明素养来说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任何地方,任何时期,文学的存在与生长都取决于一个正态型的类似于金字塔式的结构,而这个金字塔结构的底层和基座应该就是一定数量的文学人口,特别是那些业余从事写作并怀有文学理想的写作者。他们的写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价值取向,为文学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写作者。本来,以普通民众和地方的文学生活为基础,首先自发地催生出相当数量的并且具有竞争力的写作群体,然后才有专业的写作、高端的写作和跨文化的写作,这才是文学生态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或时代忽视和轻视作为源头的普通民众与地方的文学存在,那文学必定根基不牢,后继乏力。里下河文学之所以如此生生不息,并且显示出令人惊讶的文学创造力,原因首先在这里,在这个庞大的,其个体并不都为外界所熟知的写作人力资源库,这是文学的生产力。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在地方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讨论里下河文学的意义而不能走以往单一的文学流派研究的理论路径?就是要看到这种具有根性的地方文学流派是以其稳固的本土作者群为支撑的,这些写作者就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必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精神面貌。理论上讲,一个地方,一个社区,都应该有自己生根的文学。文学在地方和社区中应该是有地位的,应该参与到这些不同规模与层面的生命共同体的精神建构中。以前对这些生活在地方的业余作者关注太少,总觉得他们在文学上还有许多的欠缺,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文学其实具有另一番意义。到里下河地区走一走,写作者在那儿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你甚至会吃惊于他们的写作对那里的人们、那里的生活的影响。地方上的读者当然知道外面的文学世界,知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从文学情感上,从写作与阅读的互动上,那都是非常遥远的。而地方性作家不同,他们就在普通人的身边,他们没有脱离日常生活,并且以与普通人一样的方式谋生,有着自己非文学的社会角色,以这样的角色结下人际关系。所不同的是,他们在隔壁写作,在灯下为文,就在人们的眼里,一些人成了作家,于是,具有了影响他人的方式和能力。中国自古有乡贤文化传统,家族的长者,德高望重者,断文识字者,身怀高艺者一同构成乡村治理的乡贤阶层,而记录乡村并能协助乡邻书面表达的文人一直是其中身份较高的一类,这样的传统在民风淳朴、古韵犹存的里下河地区至今依然,这也是业余写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社会责任与道德驱动。阅读这几套丛书,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作者对家乡的热爱,自然地理,古往今来,乡里乡亲,民风民俗,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得到了细致的描写和刻画。这些写作者笔下的文学世界就是大众的生活,当下的生活,普通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左邻右舍,看到了自己。近几年来,我们经常到里下河地区去,跟那里的读者和写作者谈论文学的事情,对此真的很有感慨。我没有问过那些写作者们的文学理想,但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这些作者是成功的并且是幸福的。他们能切身地感受到读者的依赖和信任,感受到自己文字力量和写作的意义,在那里,他们真的如鱼得水。我们想,这应该是文学最大的价值吧?而这样的价值只有放在乡土的坐标与当地社会品评中才能检视得出来。

文学流派类型众多,一般来说,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在表现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属地特征,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区别性特征,不管这样的特征体现在城市抑或是乡村。就本文提到的这几套文学丛书来说莫不如此。从《荷叶地散文丛书》中随便挑出一本,单从章节篇名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如陈学文的《想念一棵树》分为四辑,分别是“乡村记忆”、“写意人生”、“垂钓手札”和“边缘随笔”,不去细说各辑的具体内容,第一、三辑显然是作者对家乡的书写和具有兴化水乡特点的生活记录。这样的内容分布在这套丛书中非常具有普遍性,如董景云《八月采菱》中的“乡间风铃”、“村居笔记”、“人物素描”,金鸿美《一庭花香》中的“一庭花香”、“乡间风物”、“那人那事”、“流年碎影”,陈明干《乡村记忆》中的“记忆中的村庄”、“水码头下的细鱼儿”、“割麦的滋味”、“曾经相伴的农具”。陈明干在文集后记《用文字留住乡村》中说他的老家就“在里下河水乡。这里,水多、船多、桥多、水码头多。最多的,自然是农田。”于是,他写下他“所熟悉的生活:下河洗澡、桥上乘凉、下田逮鱼、铲猪草、拾螺螺、摸歪歪,割麦、轰把、栽秧、罱渣,还有那些朝夕相伴的大锹、鎌刀、笆斗……”。在《海陵文学丛书》中,肖仁这样评价同是丛书作者的徐同华的作品:“同华虽年轻,却谙熟乡情,对桑梓文史旧案的搜索、采撷情有独钟,其所见所闻与所志观点清新又叙述厚实,读后足以使人沉溺于一派气象万千的感慨之中。尤其是写故人旧友的人物部分,实叙实写,其间又融合着一番独有的熟稔与深情,引人入胜。”(《品美说项·闲情都几许》)而黄毓璜在《银杏风文学丛书》总序中谈到他的两位泰兴同乡、青年作家周新天的《花姑溪》和何雨生的《午夜时分的化工厂》时有这样的话,“在故乡属于比较新进的作家里,他二位的小说是我很爱读的,如同当年喜欢读顾寄南的小说那样,以为最能真切而亲切地传导家乡人文气息与一方土地风情。得天候而接地气,使两本书成为最能播布‘银杏风’的作品。”

 

 

这样的内容与作者的身份有没有关系?要知道这几套文学丛书的作者都是目前依然在本土写作的作家,我称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在乡”式的写作。这样的命名可以与其他两种写作方式区别开来,即“离乡”式写作和“返乡”式写作。之所以做这样的区分也是觉得对里下河文学的研究不能大而化之概而论之。如果对不熟悉里下河文学的人来说,要找出汪曾祺、毕飞宇、刘仁前之间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恐怕是比较困难的,而这三位恰恰被纳入到里下河文学中进行讨论并且被看作是这一文学现象的标志性作家。在我们看来,对里下河作家群进行研究时当然要寻找其同,但更要注重其异。比如对这三种写作方式的辨析就是对其由同见异而后又由异见同的路径之一。上面提到的这些作家以及刘仁前、顾坚、刘春龙、周荣池等等都属于“在乡”式写作。“在乡”式写作不是说他们没有离开地方,而是说他们写作的题材、写作的趣味,他们的写作与地方的关系。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再现了里下河地区的城乡变革,三部构成一个线性的完整的叙事整体而又各有侧重。《香河》以里下河地区的节气和农事为叙事线索,描绘了这一地区富有特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亦农亦渔,特别是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老病死,婚嫁喜丧,完整地呈现了自足运行的“乡土中国”,也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华东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浮城》侧重于这一地区的微观政治史,小说以里下河地区的乡村文化为依赖,生动地再现了县级政治运行的路径与复杂状况。《残月》将视点投向了城市,但这城依然与乡有割不断的联系,从而不仅是物质的城、商业的城,更是文化、心理与人格的城,从而展示出当今的艰难变革中的深层意蕴。而所有这一切的最终解释都离不开里下河的人际与伦理背景。顾坚的《元红》《青果》《情窦开》也有三部曲的构架,故事时间相对集中在文革后期与改革开放之初,视点从农村向城市移动,带有浓重的自传的痕迹,这恰恰真实了展示了里下河一代年轻人的生命与情感的轨迹,其中弥漫的自然是这一地区的文化气质。刘春龙的《乡村捕钓散记》是对里下河地区淡水渔事的书写。里下河地势底洼,水网密布,它虽不临江面海,但传统的生产方式却是亦农亦渔的,捕鱼是这里的人们必不可少的获取生活资料的途径,捕鱼、烧鱼、吃鱼,由生产而生活,成为传统文化的构成,许多习俗、禁忌、思维、方言和艺术都因此而产生。在这部颇具影响的散文之外,刘春龙还创作有长篇小说《至爱深痛》和《垛上》,也都是很确凿而典型的里下河书写。后者的叙事时间比前者要长得多,故事线索与人物关系也更复杂。但不管复杂还是简单,都是在里下河乡村人伦、文化与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又都随着故事的展开而展示出这一地区的自然与人文风景。

相比较而言,毕飞宇、鲁敏、朱辉、王大进、楚尘、姜广平等人在里下河文学中就是一种“离乡”式的书写。与“在乡”式书写一样,离乡也不仅仅看其是否离开了地方,比如罗望子、庞余亮虽然没有离开地方,但也体现出强烈的“离乡”式书写的特点与倾向。毕飞宇虽然写出了与里下河生活密切相关的《平原》《玉米》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说,但这些作品的人文内容、价值设定并不都指向里下河,里下河更多的是素材、载体,他在作品里试图表达的是另一种社会与人生的思考。这也就是毕飞宇写了那么多里下河,却没有被目为乡土作家的原因之一。这方面鲁敏可能与毕飞宇有相似的美学策略。乡土叙事是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年轻作家们既可以借力而上,但也可能被淹没在这一传统丰富的艺术表现之中。因此,如何寻找并确立自己的个性就显得异常重要。鲁敏的经验是往细处写,往深处写,她既没有同构于城乡对立的宏大叙事,也没有耽于对乡土的诗意想象,而是在人性的幽微处写出无由之恶与莫名之善。这种不可确解的“无由”与“莫名”恰可以使人们专注于人的本身而免除了身外社会、历史、道德,包括地方性的阐释。因此,与许多前辈乡土文学作家不同,也与同辈的一些作家有别,鲁敏并没有被乡土所框定,借由人性之观察,她很方便地进入到其他题材如都市、成长、青春的书写。记得许多评论家曾对鲁敏未作任何说明便中止了“东坝系列”而扼腕不已,殊不知鲁敏本人对人们将东坝作为她的标签早就警惕,更不在意这一系列是否是乡土文学,她对这一枚邮票毫不珍惜。也就是说,里下河作家群,一直在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他们共同面对这一片乡土,但有的选择反复进入,有的选择出走,至少若即若离,并且都成功地构建了自己的意义图式,给读者预设了相应的阅读期待。在他们的创作中,里下河还在,但多少带有他者的意味。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返乡”式写作。汪曾祺一直被认为是里下河文学的泰斗,并且是这一流派的美学标本,其实,他就是“返乡”式写作的代表。简单地说,汪曾祺的创作开始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四十年代是一个时期,风格并不稳定,有许多摹仿的痕迹,其中不乏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子;五十年代是一个时期,作品不多,除了一些短篇、儿童文学外,还有戏剧和说唱文学;六七十年代又是一个时期,主要以戏剧特别是现代京剧即样板戏为主;第四个时期是文革结束以后,他几乎与此前所有的写作切割了,以《大淖记事》为标志,开启了个人创作的新阶段,也开启了一代新文风、新文体。这里来不及细说他创作转型的内存肌理,但这一转型标志着他对高邮故乡的回归。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故乡以及他的家族成了他表现的主要内容,而且,他成功地将里下河的文化、风物、故事和人物都美学化了,风格化了,并且使之具有了极高的文学辨识度。这种“返乡”式的写作与前两种写作方式不同。与“离乡”式写作的区别自不待言,里下河在汪曾祺的笔下不是符号,也不是载体,而具有了本体的意味,他要表现的就是里里下河,再现的就是风俗画,倡导的就是极具乡土中国的价值观。但他又与“在乡”式写作不同,他是返乡,前提是他出去过了,那么这种回归就带来了新理解,新视角。因此,与其说汪曾祺是在表现故乡,不如说他是在发现故乡,塑造故乡。他笔下的里下河不应看作是自然与历史意义上的里下河,而是人工的、美学的甚至是虚构的里下河,同时,通过这种创造,他能将这种里下河色调渲染到任何地方与写作对象,汪曾祺的“返乡”式写作的启示极大,他不但喻示里下河书写还有无穷的可能,更使“里下河风”获得了美学上的独立。费振钟也可以列入到里下河文学中的“返乡”式书写中。他本以文学评论立身,中年后断断续续地进行散文创作。理论的积累,学术的立场都使他将故乡的书写置于新的视角下。与汪曾祺不同,费振钟对里下河的书写更带有理性的分析和文化的解读。他的《悬壶外谈》从阴阳五行说到经络,从治病说到养生,从官方医局谈到民间游医,从黄帝内经说到乡村医谚,有正史,有野史,有传说,有故事,对里下河一带传统的中医进行了叙述,并对其进行了文化上的思考。《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比《悬壶外谈》更集中、专注和系统,也更具有人文的深度。费振钟的收获是,“通过疾病,描述关于身体在某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记忆片断,并从这些记忆中理解身体的困扰。那些死亡与求生,那些失败与拯救,那些挣扎与解脱,那些沉迷与拒绝,以及在这一切后面留下来的创伤,我要说,所有这些保存在曾经有过的文字和语境中的身体事件,在今天提供了被我们加以新的阐释和表现的机会。”(《<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序》)这样的写作都从一个样本提升了里下河的俗语价值。费振钟近年来的“乡镇观察”写作非常值得关注,他接续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传统。在这一系列写作中,费振钟将家乡兴化的一个个乡镇作为观察对象,每次选择一个观察点或话题,但都是关于中国乡镇的过去与未来,关于乡镇的建设。以《戴窑镇》为例,他探讨的是现行乡镇发展焦虑中的经济行为的失当:“乡镇社会有着它的历史‘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既包含了一种经济理性,也包含了一种生存理性,以及社会伦理,依据这样的正当性,乡镇社会才能持续并得以发展。同时,生活在乡镇社会中的人们,也依据这个正当性获得安全与保护,并且由此产生归属感。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提出必须维护乡镇社会的存在,也才有责任在乡镇社会濒临瓦解之际,提出中止和结束这种灭亡式的‘发展’。让乡镇归回乡镇,宁可零发展,也不要硬发展。”管窥斑豹,在中国农村城镇化的不可逆中,这种思考的意义自不待言。这样的写作在里下河文学中显然别开生面,他开启的无疑是里下河文学的学术路径。而不管是汪曾祺还是费振钟,真正的“返乡”式写作必须是携带了别一种价值观。这三类写作很难说谁是里下河文学的代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各自呈现出里下河文学的丰富性、多面性与不断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局面构成了一个地域性文学写作的独特性和内存的张力。也正是鉴于这样种不同写作类型的辨析,我们才主张对里下河文学,不管是作为文学流派,还是写作现象与作家群体,都应该持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将其封闭,用一种风格去定型它,并且削足适履地将许多不同的写作对象纳入其中。特别是对这种正在行进之中的文学更应如此。

 

 

我们对《银杏风文学丛书》中的诗词歌词即《跟你走》《时光之钟》和《木缘堂诗抄》有深厚的兴趣。这些作品也都充满着乡野的气息和里下河的味道,里面那些农村题材的作品完全是里下河平原水乡的风貌,不可重复。当然,令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些作品的内容,还包括它的文体及编者的意图。一般来说,当代文学丛书不太会收录歌词,也不太会收录古体诗词,可见本套丛书的编者对文学有不一样的理解。他们显然是从里下河当下的写作实际出发的,即在里下河地区,写作形式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也相当宽泛,并没有一统于那几大样式上。当然,在我们的眼里,仅仅收录歌词和古体诗词还是不够的,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里下河地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写作形式特别是在民间。在我们看来,像里下河文学这样的在本地生长出来的地域性很强的流派,在写作形式上也应该是多样化多层级的。从现实生活到纯文学的表达,中间应该有许多实用的、原始的、混沌的、民间的但却是活泼泼的写作形态。并不是硬要将这些中间形态的文字都提升到现代纯文学的层面,也不是刻意地反对文学进化的历程和成果,而是表明里下河文学的所来路径,它的源头活水,它与其他表达形式的共存的、互动的关系。事实上,要将里下河文学的源头说清楚,不进行这样的知识考古与文体采样显然是不行的。从里下河文学这种生于本土并在本土继续生长的文学形态而言,一定要从它与社会经济的全面联系中考量才能有全面的、体贴的认识,必须将一切写作形态都纳入观察才能找到其基因所在。执于提纯后有限的文学样式定然会降低它的地位,也是对其丰富性、于地方文化中的事功和民众语言生存的遮蔽和漠视。

说到这儿,我们要特别提及《泰州知识丛书》,我们是从认识里下河文学疆域与功能的角度来讨论这套丛书的。这套子丛书首先是里下河本土写作能力的体现。丛书以泰州地区的作者为主要写作力量,将泰州成陆以来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行业百工、民间传说、讲史读经、重大事件、著名人物、文学艺术、学术传承、中西宗教等等分成几十个选题,以文学和历史相结合方式组织编写。这项工程是由地方提出,由地方主导,并且绝大部分由地方文人来撰写。这样的写作方式与写作力量的意义都非同寻常,它是一种文学的自信。

另外一方面,这套丛书承续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显示了里下河文学在地方知识传承与创造中的功能、地位和价值。在中国文化史上,地方文献的编撰以及以地方为题材的纪实性写作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并且形成了相应的体式与风格。这不仅是大量的官修的地方史,而且还包括地方文人对地方的书写。这些写作有的是全景式的,有的则选取了一个切面,但都能够看到某个地方正在远去的年代如大事记一般的重大事变,看到它的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可以说无所不包,从而形成对一个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全方位的清晰留存。在中国,这是一种来自传统的知识自觉、历史思维与主体意识,体现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集体记忆模式。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言说都是由许多连续的微观政治史、风俗史、文化史与个人史构成的。不过,这些历史、知识与记忆,这种微历史是以区别于“正史”和文书档案的方式被书写和传播的,它们被生活化、细节化、个体化、传奇化和情感化了。这样的叙述还是一种策略。叙述的内容既是主体,又是载体。通过叙述,人们可以方便地将一个时期的生活整合串并,使本土历史单元化,并且通过这样的叙述进入富于本土特点的话语情境和交流空间,分享共同的经验。而个人的体验和创造性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其间,更别说历史的更迭与政治风云。

地方书写在知识生产中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知识如何生产?现在的格局并非自古而然,也并不是唯一的。历史上,知识生产大部分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民众的实践和经验,乡绅与民间知识分子的总结、记载和提升,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渠道。学在民间,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学都在官府。官府做的是采编、汇集和审订,使知识规范化、规模化,并得以传播和普及。随着现代教育、科研制度的建立和专业的分工,知识生产的传统格局被改变了,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地方,放弃民众知识生产的权利与责任。如果知识生产与传播都是自上而下,不仅地方与民众的创造力会钝化,而且会导致文化土壤与知识温床的板结,导致地方与民众文化地位和矮化,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即使在现行的科研体制下,许多知识也不是“上”能生产的,地方经验就是如此。所以,这样的工作实际意义很大,象征意义也很大。

泰州知识丛书是现场的知识生产,其示范意义不容低估。因为我们看到,地方知识分子对地方的书写正在日益退化。虽然地方的写作每天都在发生,但大部分又是与地方无关的。有的在重复非地方的话语,有的则是非实在的经验,更多的人迷恋于虚构的写作,唯独少有人去真实地叙述地方,为地方传神写照。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地方地位的降低,地方经验的贬值,地方人口的迁移和流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通用化、标准化和模仿化等等都是原因。其实,仔细地考量,自然因素并没有本质有改变,乡村小传统也很顽强,许多久远的经验还没有褪色,还需要整理,总之,地方书写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意识与姿态,是在提倡地方的民众特别是地方文人关注地方,是在宏观的视角下重视地方经验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十数种,其余的还在编撰出版之中。它显示了里下河文学的新常态与里下河作家写作的可能性与可塑性。首先,作者们把握住了叙述中的主客观的关系。将个性与见解体现在了对叙述对象的价值理解上,体现在了叙述对象与当代关系的勾连上,也体现在了写作时如何将对象置于独特的语境,使其成为泰州社会史的构成上,从而让叙述对象在所置的背景上产生意义。其次,注重了人与史、人与事、史与事关系的安排。泰州历史悠久,文人荟萃,可写者甚多,这就存在取舍,需要选择。从已有的地方经验的存在形态来说,大都是由不同的史构成的,这史又都牵涉到人与事,而人与事是很区别的,同时,事与事,事与人,人与人,又存在勾连,交叉,丛书做到了选题丰富而恰当,选题间揖让得体,显示出丛书应有的系统性。再次,丛书体现出了对正史与野史、传说的关系的现代性理解,甚至体现出了相当的文化学与人类学的眼光。作者们没有简单地复述历史,翻译历史。丛书在对待地方文化流传上非常宽容,体现出新的文化史观,那就是,野史和传说是人民的创造,自有它产生的道理。不管这些史说与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它们已经成为地方知识的有机构成,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一直在发挥作用。它们在补充正史,在表达民意,在传承文化,在涵育地方精神。它已经具有的客观性,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它就在那里。在地方,它们有时比受各种统治思想影响的正史作用更大。所以,许多作者在正史的基础上对野史与传说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采风,挖掘资料,选择,辨别,做到了不仅放得开,收得拢,大胆吸纳民间智慧,力求成为地方精神新的传承。最后,看得出丛书在可读性与亲和性方面做了努力,基本上达到了雅俗共赏。作者们显然明白不能因为这是严肃的地方知识的写作而面目板滞,也不能因为普及的要求而轻佻和浅薄。古人讲义理、考据、辞章,他们在写作中确实在资料翔实的基础上努力超越资料,用自己的思想去驾驭叙述对象,化整为零,融会贯通,举重若轻。在语言表达上能够贴近表达对象,选择切合对象的叙述方式,在文学与历史中间寻找到和谐共处的风格。我们对这套丛书的文学性进行了这些总结,然而对其文学性的认定恰恰是要说明它的非文学的功能,与《银杏风文学丛书》中的歌词古体诗词一样,知识丛书从文体到内容显示出它与一般文学的异质性,如果将其放在里下河文学中进行观察,我们确实看到了它承担起了文学参与地方知识建构与社会文化建设的职责,并且使这一写作在方式与文体上显示出地方文学原初的活力,而这也是一个地域性文学流派或地方写作群体的功能、写作方向和呈现方式。这样的写作与现代文学意义的写作一起构成里下河文学复杂性、有机性与生生不息的活力。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再次强调,只有调整观念,更新方法,才能认识到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也才能拓展对这一写作现象、写作群体或文学流派的阐释空间。

 

(通联:210019  南京梦都大街50号  汪政  徐晓华)

[1]沙黑《兴化市十家散文集序》,《荷叶地散文丛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2]何平《农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生态持续恶化》,《人民日报》2012年7月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