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怀乡与诗意解构

——刘仁前“香河三部曲”研讨会发言纪要

 

主持人:汪政(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仁前同志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刘仁前“香河三部曲”研讨会,请各位专家对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深入讨论,提出宝贵意见,为他再攀高峰提供指导。

 

范小青(江苏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

刘仁前的创作根扎得深,果结得重,可喜可贺!《香河》《浮城》和《残月》是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史、城乡演变史,也是一代青年的成长史。它们以三部曲的整体构思,在不同的故事时空,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中国城乡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生态,具有多种可能的阐释价值,显现出了现实主义恒久的魅力。作品紧贴苏中平原腹地,水乡的风光、人间的烟火、美好的情感和乡音,构成富于个性特色的风俗画,散发出浓郁的人情味和泥土的芬芳。

 

应红(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

很高兴能代表人文社来参加刘仁前先生的“香河三部曲”的研讨会,看到众多的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出席这次研讨会,既感到荣幸,更觉得高兴,这说明了作品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香河三部曲”历经十年而得,实属不易,当然,这三部曲的屡屡获奖也是对作者的肯定和认可。《香河》获过江苏省的“五个一”工程奖,《浮城》获过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特别奖和紫金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作者刘仁前从1985年11月在《江南雨》发表《瓜棚小记》以来,在文学道路上整整走过三十年,在三十年的创作节点上有“香河三部曲”的诞生,可以说是作者创作中最重要的收获。

《香河》有这样一行卷首语:“谨以此书——献给生我养我的故乡,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作者一开始就立志为故乡作传,浓郁的地域特色是“香河三部曲”里面的亮点之一。《香河》的故事时间是在“文革”,但作者不是写“文革”,而是写民间的里下河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浮城》和《残月》的时间向后推移,空间也进一步扩展,从乡镇到县城,再到月城市,从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再到当下。刘仁前的写作体积和精神深度都在不断扩大,但却始终坚定地扎根在故乡这片热土。他记录下了里下河的生生息息,也记录下了柳氏家族四代人的情感纠葛和悲欢离合,有沸腾的青春,也有中年的重量。“记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是简单的记忆,记住的不过是材料,它因为无法拥有真实的、个人的深度而必定走向遗忘。而刘仁前以文学的方式使故土的历史记忆获得了再现和延续,还原了几代人的心灵史,也丰富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河三部曲”的那些地域的“私人经验”又具有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属性,也是作为个体的几代人在面对现实时的命运处境。我觉得这样书写故乡的方式不仅保留了历史的丰富、动感和趣味,又不失其应有的严肃和认真。因此,人文社选择出版“香河三部曲”是非常明智的。

作为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开始的地方,我们会出版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也期待得到大家的支持,共同铸造未来的家园。

 

曹茂良(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仁前同志的创作道路提供了成功实践,他的创作总是与生活、与人民密切相关,无论是写《香河》、《浮城》还是《残月》,都反映出对生活深度的挖掘和探索。他的成功经验表明,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应该自觉走与人民共命运、与实践相结合的创作道路,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实践中汲取营养,这样,自己的创作才能永远涌动来自生活的源头活水,永远保持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正是因为对社会、对人民的一种责任感和作家的使命感,刘仁前获得了创作的丰收,也赢得了广大读者。

 

曹剑(中国出版集团办公室主任、国家一级艺术监督)

今天,刘仁前同志的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研讨会在这里举行,这是江苏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全国文学界的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更是泰州文学界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对于泰州、对于“里下河文学流派”来说,更是一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一件大事!非常高兴和荣幸参加这个研讨会,感觉非常值得。主办方江苏省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南京理工大学、泰州市文联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在座的作家、评论家、媒体今天光临这个会议,也是慧眼识珠,是对《香河》三部曲的肯定、是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赞助。关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和学术的评价,我想还是留给在座的作家、评论家们去说。作为“香河三部曲”前期的编务工作者,我一直思考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一个国家级的大出版社,每年选择的作家平均到每个省大约也只有1—3位,为什么选择《香河》,为什么选择刘仁前,我想主要有三点理由:

一、独特的个性作家。刘仁前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中涌现出来的有明显区域特色、有专业精神、有时代风格的作家,里下河文学在历史上曾经涌现出汪曾祺、胡石言、毕飞宇这样的大家,产生很大影响,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学作品,还有人推到秦观、郑板桥等历史大家,都有其文化脉搏和基因传承。《香河》三部曲问世让我们感受到里下河文学独有的湿淋淋的感觉,非常亲切。特别是在文学社文学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是作品本身独特的风格影响我们,是一部值得我们推出的很好的作品。推出这样的作品,是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一种弘扬,也是一种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出新。让这个流派流得更长、流得更远、流得更广是文学出版工作者的神圣的责任。

二、独特的写作视角和表现方式。“香河三部曲”没有刻意追求前卫或者仿古,而是用半辈子的积累自然形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生活的自然宣泄,是思想的深刻感悟,也是意念的高度集聚。好就好在它不同于汪曾祺的白描,好就好在它也不是毕飞宇年轻活力的视角,好就好在它不是胡石言的写实,好就好在它也不是胡正言的紧扣,而是自己的独特视角写风土人情,独立的思想感悟人生,写风土并不土,写人情却非常有情,这不是某一年代的里下河,而是作者人生中的里下河,是把家庭、人物、社会等联系在一起的里下河,写官场、商场、情场,场场扣人心弦,写语言、人物、动作,细节突出自我感受和心得,赋予其内在思考。尤其是柳永这个人物,它不同于前辈作家们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形象,强烈的时代感、浓烈的生活感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独特的时代需求。作为具有明显里下河风格流派的作品和作家,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文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不仅是对传统文学遗产的简单继承,更应该是对未来文学的不断丰富和创新。不仅需要汪曾祺、胡石言和毕飞宇,更需要一大批时代的文学新品、新人、新风,新作,为此,刘仁前应运而生,也应时而生。它在传统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基础上写出了新意,不仅赋予了作品全新的时代意义,同时也赋予作品全新的写作风格,不泥古,不求怪,不求虚,只求真,只求实,只求美。特别是把三个时代的人物描写,放在了他们独自的时代背景板上作出了自己独有的人物诠释,有血,有肉,有筯,有骨。不仅感受到每一个主要人物,甚至包括细小人物也令人过目不忘。

我们有理由相信,里下河文学作家依旧会不断涌现出来,里下河河水不干,里下河文学就会源远流长。

 

徐可(《文艺报》副总编辑)

读完作家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我的眼前始终晃动着一群男男女女的形象,久久挥之不去——他们是香河的儿女,他们有的终老香河,有的走出香河,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的命运都跟香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一种宿命,香河之水滋养了他们,也为他们今后的命运预设了伏笔。

刘仁前是一个写人的高手。从《香河》到《浮城》再到《残月》,刘仁前写了五代人:以柳安然、三奶奶、王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以香元、谭驼子、祥大少、香玉、来娣子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以柳春雨、水妹子、琴丫头、杨雪花、翠云、阿根伙、柳春耕、黑菜瓜、陆根水、阿桂等为代表的第三代;以柳成荫、陆小英、谭赛虎等为代表的第四代;以柳永、秦晓月、田月月、吴梦月等为代表的第五代。他似乎没有刻意浓墨重彩地刻画人物,也没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但是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却跃然纸上,每个人的形象都很饱满,令人难忘,也令人兴叹。

刘仁前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总是怀着悲悯情怀,带着深深的感情。可以说他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倾注了很深的感情。在刘仁前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好人身上也有缺点,坏人身上也有闪光点。柳春雨,是作者着重描写的一个正面人物,可他在琴丫头和杨雪花之间的举棋不定,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他与琴丫头的爱情悲剧固然有着客观因素,但也不排除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的嫌疑。香元,独断专横,玩弄异性,基本上是一个反面人物形象,可是在涉及社员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上却不徇私心,不畏权贵,表现出人性的底色。柳成荫,是刘仁前在《浮城》中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他为人正直,有魄力,有能力,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想为百姓干一番事业,总体上看是我们所习惯的正面人物。可在他身上也有缺点,有私心,有时也有违反原则的行为,甚至对其他年轻异性还有“非分之想”。《香河》里的人物,都有着模糊而又清晰的脸。说模糊,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都很中庸,不是非黑则白、非忠则奸、非正则邪、非好则坏那样;说清晰,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都有着善良的底色,就算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没有十恶不赦的坏人。这些人物不同于我们过去在文学作品中所习见的人物形象。

刘仁前对女人比较“偏爱”。对于女人,他似乎跟贾宝玉有着同样的观点,认定女人都是水做的,如水一样柔,如水一样清,如水一样美。他笔下的女人都很美,一个比一个美,不说是闭花羞月,也是如花似玉,个个走出来都是水灵灵的,嫩滴滴的,让人眼前一亮。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善良。就算她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其底色是善良的。就连吴梦月这样工于心计的女人,虽然可恨,但也可怜,有时候也可爱,而且最终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还是善良的一面占了上风。

可是就是这群美丽、善良的女人,几乎无一例外都难逃悲剧的命运,谁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有的受到自己心爱的男人的背叛与伤害,有的被父母阻挠而不能如愿,有的因外界因素而被迫放弃,有的虽然与自己的爱人走到了一起,却意外地受到别人的伤害,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隐痛。这些女人的命运令人唏嘘,令人心痛,有时也让人心里堵得慌。我经常在想,为什么要让所有的女人都遭遇这样的磨难?难道女人真的是弱者?

在《香河》三部曲里,男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他们似乎有着支配世界的权力和力量。那么他们就幸福吗?就成功吗?也未必。在命运面前,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是失败者。香元作为村支书,手上握有绝对的权力。在香河村,他呼风唤雨,权倾一时,“嫔妃”无数,“性福”无限,似乎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可当他试图抵制上峰的命令时、当他一时口误把“默哀三分钟”说成“难过三分钟”时,他也难逃被免职的下场。柳成荫,是香河村走出的第一个“大干部”,年轻的县委书记,踌躇满志,勤政务实,希望有一番大作为,可却被几封所谓的“人民来信”搞得狼狈不堪,几度沉浮;在感情上,他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不仅不能跟自己的所爱走到一起,而且还得承受失去爱人的痛苦。在对待男人的态度上,我觉得作者同样持有贾宝玉式的观点,即男人都是泥做的。《香河》系列中的男人,似乎没有几个干净的。看得出来,作者对男性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批判的态度。

从《香河》到《浮城》再到《残月》,小说的名字就暗示了人物的命运。开始是缓缓流淌的河水,舒缓,静谧,清澈见底;然后是在风雨中飘浮不定的小城,让人感觉到在社会格局大变动下无法把握的命运;最后是一叶弯弯的月牙,美丽,但残缺。人生就这么美丽而残缺,也许是因残缺而美丽?谁知道呢?

 

张陵(作家出版社总编辑)

喜欢作家刘仁前的作品,应该说是从多年前读到他的长篇小说《香河》开始的。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以极为浓郁的乡土风情和凄美的爱情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让我认识到作家刘仁前的创作实力。以后,他不断有新作品问世,在文坛上名气越来越大。最近,我又集中把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浮城》《残月》都读下来了,感觉与读《香河》一样好,实际上,我能够看到作家在思想艺术上不断深化思考,不断进步的轨迹。

“香河三部曲”之《香河》《浮城》《残月》,这三部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作品,反映了不同时代中国江淮水乡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经济社会风貌,但人物关系上,却有一些关联。柳安然、柳春雨、柳成荫、柳永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也可以说,是讲述了一个农民家族四代人经历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命运故事,由此来反映我们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香河》的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不过,作家并没有直接表现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与这群质朴老实的农民的关系,而是把笔触着力在描写江淮水乡的风土人情上,细腻甚至不吝篇幅地展开描写,把当地的农村水乡人们独有的风光生活形态和习俗关系一一介绍给读者,如婚丧嫁娶,生儿育女,节日规矩,宗教祭祀以及这些关系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就象一幅精美的风俗工笔画一样。在今天,这种描写功夫要有功力,也要有底气。除了对风情的热爱以外,也要沉得下心来仔细体味,才能真实而准确地表现出来。这种经典小说写作的功夫,在我们当今的小说写作中,已经快要失传了,而《香河》却有意识地突现民俗风情的魅力,有意放慢小说叙事的速度,让读者也能放缓长期处于浮躁状态的心情,在这里得以休息调整,从而接受这样一部独特的小说作品。显然,这个效果是达到了。

当然,与这部作品风格相适应的故事也是很纯朴的。小说选择了在这样的风情生态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作为小说主打内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故事线索。主人公柳春雨与同村姑娘琴丫头相恋,坠入爱河,但邻村的女孩杨雪花在相亲的时候,没看上哥哥柳春耕而看上柳春雨,为此得了严重的相思病,这种情感上柳春雨很纠结,很为难。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琴丫头被村里的青年陆根水强奸了。于是,这个三角恋爱关系发生了根本逆转。柳春雨与琴丫头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恋人关系。她嫁给了陆根水,而柳春雨和杨雪花结了婚。虽然有一点悲情意味,但小说没有把这样的悲情放大,让其充满戏剧化的冲突,以强调道德批判的主题,而是让所有的人都接受这样的现实和命运安排,从而把生活继续推向前去。从这样的故事发展倾向看,作家思想是比较保守的。我们虽然读起来有些不过瘾,感觉心灵冲击力不够大,但仔细一想,作家这样的故事安排与风俗画的美丽情态很和谐,让我们感觉到风情的消失与爱情不美满所带出的惆怅心情。

《浮城》的故事则放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主人公则是柳家的新一代柳成荫。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政界,当上了县委书记,在一次处理群体性事件中,与自己青年时代的恋人陆小英相遇,从而激活了他内心深处的人性情怀。陆小英也是大学毕业,当了一个镇的党委副书记。她就是当年的琴丫头与陆根水所生。琴丫头因认定自己女儿的亲生父亲是柳春雨而拆散了这对恋人。当他们成年后,终于发现并不是亲兄妹,但为时已晚,成为了终生的心痛。故事处理得有些残忍,让陆小英最后因公牺牲。

不过这部小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风俗小说的模式,而把重心放到经济社会矛盾冲突的表现上,写出了柳成荫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成长过程,从而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揭示出社会矛盾冲突的本质。这样的话,这部作品比《香河》那种诗意地风俗化地表现现实更为真实,也更为深刻,看出作家对社会的认识的深化和更为深刻的把握能力。小说结局让主人公柳成荫成为政治生活的悲剧性受挫折的人物,反映了当代现实,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正常的人性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困境。可以说,这部小说有了某种理性批判的力度,主题也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品质。

长篇小说《残月》所表现的主题显然是《浮城》的继续,但表现的生活面要比《浮城》宽得多。作品通过柳家最新一代人柳永的故事,辐射了世俗社会的众生相,写出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思考了当代人的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小说以柳永与田月月、秦晓月的三角关系为主线,以地方政府的大型演艺活动为主体内容,反映了当代文化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现状,揭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困难,也揭示了文化人内心的迷惘与情感困惑,从而揭示出当代文化深层次的危机,以及人性的扭曲与残缺。当然,作品故事的结局还是光明的。柳永经过现实的洗礼,反思和整理好了自己的思想,回过头去寻找田月月,希望能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希望能成真正的人。

对这几部作品,应该可以做一个比较。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香河》这部作品反映出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饱满的创作感情。在艺术表现上也显示出作家对民俗小说的掌控能力和独有的优势。由于作家对笔下人物很熟悉,所以写下来得心应手,有滋有味。这部作品有很多乡俗人物写得非常生动。如柳安然、香玉、谭驼子、香元、李鸭子等,构成了乡村人物的风俗景观,也奠定了这部作品的良好品质基础。就创作难度而言,应该说《浮城》是有相当挑战性的。作品试图塑造好柳成荫的形象。在这部作品里,柳成荫身上的民俗性是削弱了,但现实性却大大加强了。他不再是一个民俗人物,而是一个基层政治家的形象。在今天的文学作品里,最缺的,也是最需要的就是这类人物形象,同时,也是最难写好的文学形象。今天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好这种人物,塑造好当代政治家形象,使我们的文学在表现现实的意义上,站到时代精神的高地上。这是我们文学新人形象突破的期待。那些紧跟我们时代前进的作家们都在积极进取探索,希望突破,但收获总是不尽如人意。这说明困难很大,但需要作家们努力。《浮城》放弃了熟悉的民俗表现优势,敢于直面现实的矛盾的冲突,真实反映改革开放时代的现实,这是作家思想的进步。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我个人认为,《残月》是最具哲学品质的。作家看到了人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中的困难,从而抽象出一些关于人性的哲理思考,非常重要,但就文学性来说,这部作品比较薄一些。主要是柳永这个人物写得还不深,还有很大空间,有待作家去发现和开掘。根本的原因还是作家对像柳永、田月月这一代人还不很熟悉,还没抓到人物精神之魂,所以在写作模式上不得不接受一些流行小说的影响。当然,这些创作上的局限并不意味着降低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也许,这是作家新的开拓的重要尝试。

 

何向阳(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研究员)

最早认识刘仁前是通过短篇小说。刘仁前写得比较细腻,融入了很多古典的元素,他的用字非常讲究,反映出原生态的浓郁生活气息,人物写得空灵美好,把乡土和古典融合得非常美妙。写《香河》时,用大量的篇幅来写水系风景,最后托出香河。到了《残月》开头就变成了非常具体的新闻的纪实的开始。短短十年,对于地理风物的描写,自然的东西消退,进入快节奏的紧张的都市风景中去。三部曲中的人物,从自然人的生活状态逐渐过渡到社会人再到“自由人”,他把人的变化写出来,和现代人心的变化扣得很紧。不过这是一把双刃剑,这种容量的人物叙事,到了《残月》中就略显单调。《残月》的女性描写,她们之间的纠葛,就让我想起了“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句子和意境。

这三部作品已经非常优秀,通过三部曲能够看出时代的变化,同样柳氏家族成长和变迁,也是三十年来乡野撤退的这样一种变化体现。在文学中我们不可能再去找到一个沈从文、再去塑造一个汪曾祺,我感觉很矛盾,当时朴素安静、寂寞淡薄、波澜不惊的文学叙事,很快就被惊涛骇浪的文学所取代,作品表现得很直观,当然我们也不能回到香河时代的生活,但是现在的快节奏生活确实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我重点看了《残月》,发现即便是对现实贴近的描写,刘仁前还是想保留古典文学的一种底蕴,但是已经远远少于《香河》的那个起端了。他有一个很机智的方面,描写人物,总是从外貌来描写,这能够看出刘仁前文字的功底,小说人物逐次出场的描写让人联想到施耐庵《水浒传》的写法,这个和他在兴化这个文化底蕴还是很有关系。比如说在文章中写到刀鱼相关方面,写得非常细致,这个也是保留了香河物质化风情的描写。现代化主宰的文学中像这样的片段描写越来越少,在一些作品中几乎找不到。

三部曲中很难说哪个好那个坏,从整个文学观和时代变化以及小说家成长变化来看,有一种东西正在慢慢撤退,正在走向一种背影,这时一个作家应该如何描写背影的转身消失,这个才是一个时代作家的责任,这是一代心中怀有乡土情结的作家的责任,这个时代如何处理生活,这个更是一种文学观念,当代文学家和批评家如何对待这个,是三部曲提出的最具价值的问题。

 

丁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认为乡土文学有三个重要的元素,也就是所谓的“三画”: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刘仁前的《香河》恰恰是“风景画”的体现,给我很大震撼。我认为它是写苏北平原的第一部长篇巨构,此前最长的是毕飞宇的《平原》,而且是写知青的。“香河三部曲”是刘仁前十年写作的集结,包括《香河》《浮城》《残月》三部长篇小说,描摹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生存在江苏里下河地区柳家四代人的命运变迁。《香河》、《浮城》写出了中国农村、乡镇、小城市的发展简史,时间的跨度是半个世纪,空间的跨度则是乡村的农耕文明、乡镇的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过渡、再到县级市的现代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过渡。第三部《残月》是兴化和泰州结合的综合体,地点在现代商业文明消费文明过渡的交叉点的一个小城镇,所以这就构成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简史。

从整个艺术形式上来说《香河》最好,它有大量的风俗风景的描写,有种丰满的浪漫主义体现在静态的农耕文明中。《浮城》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叉的表现,在插叙和倒叙中又回到浪漫主义。我一直有个观点,越是落后的文明形态越适合浪漫主义,也越适合作家的文学描写,包括风景画、包括情爱的描写更具有审美的穿透力和冲击力。《浮城》写了乡镇、城市、官场、商场,其中现实主义的描写与浪漫主义都是在插叙和回忆之中。《残月》实际上写的是飞速发展的城市的商业化的变迁,其实探讨的是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种种变化。就艺术来说,《香河》是标准乡土文学的写法,场面也比较宏阔,描写沁入肌理,开头就是大量风景描写,把丰富的故事情节与散文化的写作方式结合,这个结构形成了小说的张弛、松紧,我觉得《香河》处理得最好,而且迄今为止用苏北方言写的,刘仁前是第一个。

这里谈一下作品中的情色描写。关于性爱的描写,例如柳成荫,都是两面性没有脸谱化,这一点值得赞扬,人性战胜意识形态。但是,性爱的地方描写稍多。不足的地方还有几点,我认为《残月》的题材完全不一样,反映的是新一代人的心理,如果力度更大一点就会更好。在触及到新的领域,如果写得好是一种新的开拓。有些史实的穿插没有必要,例如写1945年新四军的历史等。另外人物描写,柳家四代人笔力都放在情感,但是第三部有点旁枝逸出。关于性爱方面动态的性心理发掘不足,这一点刘仁前可以参照渡边淳一的作品,那种不仅是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关于小说中的方言注释,是一把双刃剑,作为小说不是完全合适。另外,时间跨度上,半个世纪人物的年龄和后面的年龄有些不能对应。

 

朱小如(《文学报》评论部原主任)

我一直关注仁前的创作,《香河》我参加过研讨会,《浮城》写过单独评论。我本来和张陵想法很像,多读两遍以后我对后面的作品有一些新的想法。其实这三部曲的每一部作品是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但是这些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和他的相关性联系在一起。从一个少年追忆的《香河》到一个直面现实的《浮城》,再到《残月》中,可以看到作者似乎是出于老年视角对青年一代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如何摆脱人生困境产生的深重担忧,三部联系起来看,才加深了这样一种相关性联系证据。但是作者又似乎并不完全彻底了解年轻一代人对人生的思考,所以只能是以自身的人生经验来代替年轻人思考,更多地把伦理道德的概念附加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所以,也使得他笔下人物在摆脱当下人生困境时具有一定的浪漫元素。作家最难的就是描写当下,我们对当下几乎全无审美经验可以参照,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把商业经济和物欲横流的一些必然而又偶然的关联度写好,把坑蒙拐骗的合理性写清楚。所以,在我读来这最后一部的《残月》,其写作难度反而最大。

从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和一部上中下的长篇小说差别来说,我的确有些疑惑,三部曲的叙述风格不相一致,尤其,记忆性写作和记录性写作是不是能用一个审美标准来衡量,我一直存疑。同时《香河》中风貌不可能再现,它是固定的记忆中的有审美距离的美,但是写到当下,还会有这么诗意的乡土风情画面来呈现吗?我们或许不该对作者有过多的要求,我们如果没有贴着作者的思路去考虑,他可能对不同题材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美学追求,我们应该做体己研究。叙事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们研究文本最重要的部分,要考虑作者的情感表达在他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是不是存在变异。在我理解中,这三部曲的关键词就是过去、现实、当下,还有少年、成年、老年,以及追忆、直面、困惑,这是这三部曲的关联性。但,这三部作品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是有明确的不同的审美的追求的,因此我们不能用一个审美标准来衡量,必须在作者呈现给你的小说文本美学原则来判断一部作品写的好与坏。

 

王春林(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讲三个意思。第一点,我觉得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从总体而言存在着从日常叙事到宏大叙事这样一个创作趋势。从表现空间上来看,从一个村庄到一个县城到一个城市,故事时间则是从7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到当下时代,与此同时,作家的关注中心也在发生变化,从民俗风情到对时代政治的关注和表现,再到经济生活的领域。三部曲的这种写法,暗合“文革”中更主要是“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秩序。在这一时间过程中,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处在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来,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需要注意的是,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所呈现出的价值取向,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构成了一种逆向的关系。其中明显存在着一种潜隐状态的反现代性的这样一个命题。

第二点,作品的排名,我还是倾向于《香河》排在最前面,随后是《浮城》和《残月》。这里重点说说第一部《香河》。读第一部时,感觉津津有味,那样一种充满艺术感染力的兴化水乡民俗风情故事,读起来非常过瘾,非常引人入胜。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给《香河》定位呢?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到20世纪以来或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叙事史上来加以理解和定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近百年的历史,我认为先后出现过五种乡村叙事模式。这种讨论的前提,是把小说创作理解为作家的一种文化想象方式,作家的出发点不同,其所描写的乡村面貌就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小说创作理解为一种文化想象方式,根据时间先后的排列大概是以下五种乡村叙事模式。第一种是启蒙叙事,代表性人物就是鲁迅先生和20年代的乡土小说家,主要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国民性批判,从启蒙的文化价值立场,完成他们对于乡村的文化想象行为。第二种是田园叙事,代表作就是沈从文的《边城》,废名、孙犁、汪曾祺等亦属于这一叙事模式之中。这一部分作家所持有的,可以说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立场,一方面是对乡村传统文明的肯定和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拒绝和诅咒,这种写作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反现代性叙事,就是对现代社会发展中负面的东西及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第三种叙事是阶级叙事,即用一种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取乡村生活,这个序列的代表作家主要包括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等。第四种是家族叙事,伴随着80年代的文化热,作家们开始从乡村的文化视角发现家族的存在,例如《古船》《浮躁》《红高粱家族》《白鹿原》等。第五种乡村叙事,就是方志叙事,也即用一种地方志的方式来书写乡村世界。总体而言,《香河》既属于田园叙事也属于方志叙事,但沈从文和汪曾祺都是写的中短篇小说,尚未能够写出思想艺术相对成熟的长篇小说。从这个意义上,刘仁前能够写出《香河》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就有他独特的价值,那些风情故事,那些地域民俗、方言土语,那些浸透着水意的文字,我读来觉得很是亲切。

第三点,人性书写的意义和价值,小说写的是70年代后期香河村两代人的风情故事,它的价值必须放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下来加以理解和判断,我们之所以强调香河村成年与青年男女之间风情故事中一种人性强劲潜流的激荡,乃因为故事发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畸形政治笼罩的“革命”时代,那个“革命”时代一个突出的标志性特征,就可以说是“存革命,灭人欲”。在一个人欲被社会机制空前压抑的时代,对于男女风情故事的尽情书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人性的一种张扬,对于畸形政治的批判与反思。更何况,在书写这些充满人性意味的男女风情故事的过程中,刘仁前也还有着对于地域民情风俗极尽可能的铺张与展示。

 

张光芒(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重点谈一下《浮城》。不管从风俗史、成长史,还是城乡变迁史等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充分注意到小说叙事的价值指向在哪里。我认为,刘仁前在三部曲中以《浮城》为代表构建起了一种精神的寻根。我们知道精神寻根、寻根文学创作在80年代中期比较发达,后来的创作就较少用“寻根”这一概念来概括了。但是实际上在创作界,有些作家还是不断地在进行寻根,而且这种寻根是一种精神的、人格的、本质层面的。《浮城》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香河》如果说是精神寻根的一个源,《浮城》就是一个流,而《残月》就是一个转型。90年代时梁晓声也写过一部《浮城》,当时涉及了一个“浮城”的意象,他在90年代预感到人的精神危机会带来城市惨淡的无根和浮萍一样的感觉,而刘仁前是在新世纪来回叙80年代,他不是预演危机,而是在危机的生活中寻找一种精神的动力和价值资源。作者从精神寻根的角度重新写了以里下河为代表的两代人的80年代的体验。

在三部曲中,这个80年代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价值,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环节上,他这种价值建构的意识非常强烈。作者在塑造柳成荫时既写了他浪漫的情怀、清廉的形象,也写了他比较冲动的一面,他既是个官员,也带有知识分子的特点,他出生于农村也游走于城市。他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个性非常丰满,在80年代这种人格显得非常典型,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作者的叙述重心不是去判断柳成荫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不去判断官员的好与坏、忠与奸,他着重描写的是主人公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丰富地展现了主人公从水乡到城市、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学到大学、从参加工作到当上县长的整个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在人物塑造的角度上,整个带上了湿漉漉的水乡逻辑,有沉甸甸的时代感,但是并不概念化,因此关于主人公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不能构成小说独立的东西,只有放在整个事件和历史中时它们才有存在的意义。这种叙事是一种精神寻根的立体化叙事。

小说在呈现动态故事性时,也特别注重刻画主人公性格的复杂性以及悲情无奈的一方面。在《浮城》中,故事虽然带有宏大叙事的色彩,但在叙述的实际过程中,他反而注意的是反宏大叙事。这种意识很明显,关于小说中正面和负面的对立,作者在以最大的距离来远离它。小说不仅还原到80年代,而且进一步还原到人的生存境遇当中,这是一种更为本质的寻根。《浮城》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主人公在官场的经历,另一条是他的情爱,不断交织。小说的叙事重心很快落到情爱这个层面,作者这种叙事倾向,也就是前面专家提到的浪漫的成分。《浮城》虽然不是以爱情悲剧为主体的情爱小说,但是对于情感世界的挖掘种是非常深刻的,真实地塑造了复杂的人物,并完整呈现了其精神谱系。所以,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是非常立体的、有深度的,而且更加强调人的心理世界。在80年代走上历史舞台和社会生活的这样一批人,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叙事资源。20年之后,他们的精神状态会远离现实世界,会像《残月》中描写的那样。因此,在三部曲构建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叙事流程中,《浮城》的80年代叙事,不仅是承上启下的环节,而且具有不可复制、不可被取代的精神寻根价值。

 

费振钟(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施耐庵文学院院长)

今天这个研讨会对仁前的写作很重要,是他写完三部曲之后一个及时而必要的总结。研讨会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这些话题,在我看来其实都会涉及到仁前根本的创作意图,以及他为完成这个创作意图所付出的劳动。仁前的小说当然可以从多方面来讨论,但我想有一个绕不开去的东西,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与乡土社会资源之间建立了怎样的一种文学关系。丁帆先生是研究乡土文学的,他可能比较规范性的讨论仁前小说中先乡村、再城镇、后城市这样一个序列,以此来分析仁前的三部曲,这个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但问题中国乡土社会,究竟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比如说乡村和城镇的关系,它并不是1980年代后才形成了这个顺序,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也不能证实这个序列。因为乡与镇很早以前是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从宋明以后,乡镇其实才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形态,尤其在中国东南地区,镇是乡土社会的中心构架。

这样就要回到我的一个想法。实际上在仁前的小说中,他要叙述的这三部小说,支撑着文本内部以及他的写作意图的,是他关于乡土社会的整体经验,他不可能从时间上做这样一个序列性的分别。在“香河三部曲”,乡土社会经验既是叙事的对像,更是叙事的中心意图,也是作者写作的原动力,同时还作者所依靠的价值观念所在。是刘仁前文学写作的“发生地”和生长地带。仁前以此乡村经验及其理念进入写作,既能发挥其长处,也会遇到小说主题处理的一些困惑。甚至会显现出他无以回避的弱点。特别是在乡土经验和现代或者当代社会经验之间,如何构成一种关系,构成一种空间,构成他文学的内在的主题结构,如何多层次多视角地处理这其中的纠结与矛盾,而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二元对立”,仁前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提供了他个人的足够经验。就像向阳则才对比分析仁前小说的叙述语言时候所说,这种不同正是他在处理乡土经验与当代社会经验上的矛盾表现。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在仁前的香河三部曲中,笼统地说乡土经验可能还不够。去年开过一个里下河文学和乡土社会伦理的讨论会,仁前小说中很多“乡土”因素,比如说体现在柳成荫身上的浪漫精神,他的社会理想等等,都是乡土社会伦理的体现和表现,对此可以从乡土社会伦理深层中进行分析。为什么他《浮城》中的“乡镇”及其“政治”视点和意义不同一般,可以说正是乡村社会伦理中“政治伦理”所导出的必然,柳成荫在《浮城》之中的所有行动都是一种乡土社会规定的“政治动作。不仅柳成荫如此,香河三部曲中,三代也好,四代也好,他们的行动都符合这个伦理逻辑。也因为有此逻辑,仁前够顺利地完成从一条河流、一个自然村落写到城市的文学叙事。

可以说,仁前的这三部小说,不能用通常的“三部曲”要求,从小说内在结构而言,不太好说到底哪一部最好,哪一部不好。他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乡村社会伦理经验延展性的表达,这个延展性的表达可能随着他所选择的空间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但其内部的价值视点是共同一致的。为什么柳成荫会失败?为什么《残月》中包含那么多困惑,以及为什么三部小说的叙事语言和语调有那样的不同?为什么在这种矛盾的处理上,仁前在最后一部《残月》中显得经验“老化”?实际上他都受控于一个连续性因素,这样的连续性构成了他写作香河三部曲的整体意图。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叫它刘仁前式的“三部曲”。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三部曲里面,当我们谈《香河》《浮城》时都能找到参照系,但谈到《残月》,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参照系。《残月》的写作,我们当代都是处于尝试的阶段,不管你是多大的作家。我个人仍比较看重《残月》,因为《香河》虽然从陈述度上来讲其难度是最高的,但在中国文学中,在鲁迅时代,乡土小说是没有像现在这么成熟的,经过多种尝试,才到了现在写乡土经验的程度,但是写都市经验包括小城市经验,上世纪30年代作家还没有从城市文学的角度谈它们,城市文学这一块在中国发育得很不充分。刚才费振钟先生说在乡村这一块,《香河》是最成熟的,但我个人而言,相比其他两部小说,对于仁前兄这应该是最好控制的一部小说,包括前面讲的它所调动的记忆的经验,这种经验很容易变成文学新的因素。像《浮城》这部小说,是我们近十年官场小说的一个演习,中国官场政治赋予写作很多丰富的经验,但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变革中间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写作经验相对较少。而且小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难度更大,因为它像是被乡村包围的,它和乡村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仁前写这个东西是有雄心的。个人倾向于《残月》是仁前写作难度比较大的一个作品,在当代文学中也是值得关注的。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回过头来如何看三部曲中非常成熟的第一部《香河》。我认为谈《香河》的时候很容易被我们文学史的经验所束缚,又或者说,我们既然承认仁前兄这个《香河》有特定地域文化经验在里面,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也就是里下河提供了一种我们笼统地讲所谓的中国乡村经验,但中国这么大,仔细读的话,不论汪曾祺还是毕飞宇还是刘仁前,他的日常生活方式与那种粗鄙的乡村经验明显是不同的。而仅仅是从水和土这样一种大的文化,不从具体的里下河这个特定乡村经验出发的话,到最后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很容易变成一种概念化的东西,个人感觉我在读的过程中,因为我还有项目在做乡村重建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被一种假想的经验所束缚,而忽视属于《香河》小说的很独特的东西。如果我要写的话,我可能会写两个,一个重塑《香河》在写地域风情方面的意义,第二就是《残月》这部小说,这里面有很多种可能性,包括我们的这种阅读方式,不能都停留在地域风情小说上面。我们不能按照固守不变的小说经验和面对不断发展的小说事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固守这个经验,我以前谈阎连科的时候说过,很多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已经远远地被作家甩在后面了,所以说这样一种小说的出现与我们今天读者的阅读方式,我感觉不能简单地下一个判断。

第三个,刘仁前的出现改变了江苏文学的苏中版块的分量,以前苏中地区的文学并不引人注目,我们谈的多是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的,而刘仁前没有离开泰州,包括徐州的叶炜等作家,也都没有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而来到南京、苏州这样的城市,这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空间分布。从这种角度讲,刘仁前的小说有改变文学空间分布的意义。

 

江雪(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想到两个词,一个词叫“文化怀乡”。对于文化怀乡的概念,刚才张光芒老师用的是精神的寻根,而我用文化怀乡这个词,这个“乡”什么概念,这个《香河》里面写到了,而《浮城》其实对应的是地理上的城市,因为我们知道里下河地区有“锅底”之称,“锅底”应该是积水的地方,那么这个兴化城、昭阳镇就是《浮城》里面写到的楚县,这样一个地方它是浮在水上面的,小说里面用的一个词叫“荷叶地”,像荷叶一样浮在水上面的。那么到了第三部小说《残月》,作者没有写泰州城,没有写凤凰城,而是写月城,月城在过去有这样一个说法,老泰州城的有一个月城广场,是有代表性的一个点,相当于写的是泰州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词在三部小说中间它是个大乡的概念,所以说文化怀乡在第三部也身在其中。

第二个词是“诗意的解构”。上次我们在研讨《香河》的时候,我说香河小说有浓郁的诗意,实际上这一系列小说,《香河》到《浮城》到《残月》,是诗意的解构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是有时代的推动,我们读过《儒林外史》,里面写到早起收粪的农民,相遇后谈到:我们黄昏时候到雨花台看落日。两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农民,他们的诗意可以用“风雅”两个字概括;我们在《香河》里面,虽然那个时代,贫穷落后吃不饱,甚至还有阶级斗争,那种政治上的东西的破坏,但是我们还能看到那群人还能快乐地生活着,并且对未来充满希望,我认为这就是《香河》的诗意。而到了《浮城》,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浮城》是介于乡村和后来的月城这个都市之间的城市,或者叫乡镇,实际上是城镇这样一个级别的,它写了很多柳成荫的官场生活,但我们认为这是在官场生活的末端,而不是处于核心的高层的,它不具有可控性的。我们这样说,因此他们多少有着一种浪漫的情怀,这种浪漫的情怀还依然保留着,他可以去想一想陆小英,可以很直接地去表达出来一些东西。但到了《浮城》里面,这种诗意退化了,退化到内心去了。尽管这个里面,柳永围绕三个月——吴梦月、田月月和秦晓月,在我看来,秦晓月可以看成女一号,什么是晓月?晓月就是残月,早晨的月亮,因此,小说也是以秦晓月做结尾的,尽管他后面调了一段奥运会开幕式的东西,但实际秦晓月这种诗意已经完全解构了,完全退到内心里面去了,尽管还努力想挽留文化大乡的诗意的东西,但已经没有办法阻挡了。

有一点我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从《香河》到《浮城》,假如说是我们对过去的一种回首,或者对乡村文明的把握性、可控性,我们作者内心的把握更强一些,但到了现代的都市,可以说大部分人是没法掌控的,“我了解这个城市”这种话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了,作者通过艺术、文化表演的角度来进入这个城市,我不了解的地方就是柳永、秦晓月这一系列几个人物是原有的,香河地方的,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这种地方人的精神或性格,个人认为一个地方人有一个地方人的性格,这是肯定不一样的,每个地方都会产生差别的。那么比如泰州我就能想到两个词,一个词的两种解释——“者者居”,泰州老街有个小饭店叫“者者居”,这个词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唯唯诺诺有礼貌的,上层人士呆的比较有讲究的地方,吃饭的;但实际上,在方言里面,“者者居”就是说这个人有点儿固执、执拗,包括我们在柳永身上看到的这种固执,这种群体这块儿我没看着,因为写文化怀乡就应该带着这种,否则我把城市一换,它照样存在、存活,实际上不是的,每个地方人都有这种东西,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大的故土,这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

 

姜广平(《西湖》“文学前沿”专栏主持)

我主要谈《残月》。我的主题是“失故乡背景下的悲悯与叩问”。一、残缺与悲悯:现代人失故乡命运的共同写照

刘仁前“香河”三部曲终于以《残月》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里下河文学系列里也因此又增添了一笔厚重的文学财富。

我曾经以《“以水润德”与“似水柔情”的人物塑造》为题,对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与《浮城》进行过论述。在文章中,我提到,《香河》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图之同时,描写了几代香河人的命运。《浮城》则在《香河》的基础上,加快叙事节奏,以香河新一代人柳成荫的官场沉浮为主线,叙写出香河儿女那种以水润德的人格轮廓和如水柔情的人性底色。香河之水滋养人性、润泽生命的大德与大爱,成功地为人物着上文化底色,也使小说背景成为重要的小说角色。两部作品以正反两种走向刻划水乡儿女似水柔情与圆融人格,提示水乡文化基因与传承,并揭橥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

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新作《残月》呈现了在21世纪初的当下,柳氏家族第四代人——柳安然之重孙、柳春雨之孙、柳成荫之子——柳永的青春爱情、情感纠葛、初涉社会的心路历程,并形成了刘仁前创作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与转折。始终坚守香河文化地域的刘仁前,借助这部作品完成了华丽转身,一方面完成了作家自身以纸上重建故乡向现代人失故乡共同命运逆转的文学转型,另一方面则完成了对当代人的精神叩问与质疑。

从柳家的文化传承,从柳成荫具有官场背景这个角度出发,柳永的成长与发展,应该走向仕途,然而,一切并没有如柳成荫所愿,柳永进入了娱乐圈。

这一点,不但是香河文化本身的突破,也是作家写作领域的突破。目前为止,纯文学还鲜有作家将笔触伸向这一领域。

《残月》的题目及三位女性的姓名,显然有着极强的隐喻性质,我们试看以下几点:

故事发生在月城;柳永和三个女性有着情爱故事,第一个是田月月,第二个是吴梦月,第三个是秦晓月,又是《月城晚报》总编辑。

这里由“众月”意象形成的巧合,应该是作家的精心设置。这一设置,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对月城这座城市精神凋零和柳永与三个女性所形成的那种复杂男女关系的伤感情怀。一个城市,芸芸众生,理性与精神尽皆残缺,这种世象描绘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作家对现代人失故乡后精神荒芜的深深叹息。

但我们要看到,驱遣着作家发现这美好世界背后的这种残缺意象的,并非突发奇想、破空而来,更非随意而为。我们发现,在“香河三部曲”的前两部里,其实也早就埋下了有关伏笔。

前两部作品,作家固然时常将读者带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梦里水乡,尽展水乡风物与风情,但像柳成荫的官场沉浮,陆小英、谭赛虎等香河儿女那种以水润德的人格轮廓和如水柔情的人性底色上,作家有意无意地涂抹上了悲悯的色彩。

我曾经论述过,刘仁前试图通过这一书写方式,将香河的民俗民情全都展现出来,为兴化水乡这一方水土保留一份文化标本,同时也借这些正在消逝的物事让作品中隐藏着的另一个主题浮出水面:《香河》系列作品在为那些正在逝去的美好保留一份记忆的同时,也为那些逐渐逝去的美好——包括在《香河》里所展现的美好人性——在唱一曲无尽的挽歌。

《残月》接续了这种悲悯的余绪,并将这种悲悯情怀放大,温情而伤感地抚摸着“残月”意象中的红男绿女、旷男怨女,动情地触摸着这座被这群欲望男女折磨得遍体鳞伤、与香河形成遥望关系的月城。

二、抛弃与告别:悲悯背后的西绪弗斯式悲壮

我在《“以水润德”与“似水柔情”的人物塑造》里,曾作过预言,如果刘仁前接续这两部长篇写的话,他的第三部,应该是青春成长类的小说,且笔触锁定在柳永这一代人的成长角度。

在《刘仁前的“香河世界”》里,我曾经谈到,《香河》与《浮城》非常具有代表性地勾勒出刘仁前“香河世界”的全部轮廓。既然“香河世界”的全部轮廓已经呈现,那么,赓续其后的第三部作品,则应该是香河人的走出香河、走向外部世界。

因而,刘仁前在这部青春成长小说中,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月城,这里自然便产生一种人与城市的紧张关系的主题,这种紧张的主题,作家是以残缺与寻找的方式来展开的。这里的香河与人物形成了一种相互抛弃的关系,在形成这部小说失故乡主题的同时,作品展现了香河儿女在走出香河时的感情波折与遭际,并将新的时代元素和残缺意象安排在了《残月》里。

巴赫金在《时间形式与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一文里,曾总结出长篇小说的四大空间意象:道路/城堡/沙龙/门坎。城堡历来是小说家们所醉心的空间意象。刘仁前在这本作品里,选择了月城这一城堡。同时,也选择了道路这一空间意象。正如巴赫金所言,这里的道路也可以是“人生的道路”。柳永以及围绕柳永的三个女性,四个年轻人的人生道路选择,因而也就成为这部作品的主题。不过,这里的人生道路,更多的是带着迷茫、没有方向的意蕴。

饶有意味的是,作品最后写柳永曾回到香河为曾祖父上坟,这似乎形成了一种与其父辈走出香河的呼应,但这一份乡情点缀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栖止与精神的疗伤。

这样,我们便又发现一点,在《浮城》里,那方水土,那些民俗与乡情一一消逝,是以柳安然的去世来隐喻一种被埋葬的主题的,而在《残月》里,则以柳永的再度扎入都市红尘来显示一种疯狂与欲望,虽然历经残缺或缺憾,然而却来势凶猛、一发不可收拾。

因而,《残月》的结尾是秦晓月的出走,就有了意味深长的涵意。一方面,秦晓月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呼唤,但另一方面,秦晓月的出走并不是一种回归,而是一种向南方深圳的寻求。这种寻求的轨迹意味着什么,相信,深圳这一城市的符号意义便能显示出这其中的意蕴。我们可以认为秦晓月的是为了让残缺丰盈起来,但秦晓月的这份努力与执着,却是使自己的那个小家庭的残缺作为前提的,秦晓月的这份执着里,有着不甘,但同样有着自己无法控制的欲望与疯狂。

诚如作者刘仁前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残月》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是丰富又荒芜的,命运的变化、取舍,左右抉择的因素太多……”

这样看来,《残月》这部新作,在形成失故乡或与故乡形成相互抛弃关系的同时,也表明了作家突破香河世界或告别乡土的文学转型。这种抛弃与告别,非常契合小说的悲悯风格,并进而表明了作家是在以字里行间的悲悯情怀在与这个日益具有侵犯性的外部物质世界作一种带有西绪弗斯式悲壮的困兽犹斗。

三、寻找与叩问:《残月》重大隐性主题的设置

这种悲悯情怀,这种带有西绪弗斯式悲壮的困兽犹斗,表明了作家在《香河》三部曲的最后,终于进行了一次庞大的香河告别仪式,也显示出作家努力突破自己、与自己的过去诀别的写作智慧。如果我们再细细推敲,我们发现,作品还设置了一种隐性主题,即:忧虑、寻找与叩问。如前所言,这部作品的空间意象之一是道路,而围绕这一意象的,则有四个年轻人的寻找主题的设定。这一隐性主题表明的是作家的问题焦虑,虽然这部作品是在以一个饶舌的说书人的隐性叙事者角色出现的,且这种饶舌有时候甚至以一种幽默与欢快的叙事笔调来完成。

这种焦虑,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我们如何安顿好自己的灵与肉,如何寻找到精神的栖息地,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首先考虑的,否则,我们的一切寻找,都将茫然无绪。作品中四个主要人物,最后的人生行为竟然都是寻找,这一点,实在意味深长。

第二、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与时代,几近空洞。空洞的人们茫然、失落、寂寞、无聊,而呈现出一种空虚状态,并进而形成当下中国因现代化进程而造成的精神空洞状态或沙化状态,令人堪忧。

第三、面对这样的空虚与空洞,我们拿什么去填充?我们还有没有能力高扬我们的精神去做这样的填补工作?而第三个层面的重力叩问则是:我们还有我们曾经标示自己为万物灵长的高贵精神吗?

这最后一点,可能正是作家写作这部书的真正目的所在。

作品的结尾,借秦晓月暗吟“杨柳岸晓风残月”来呈现诗意缺失的残破月城和精神沙化的人性面目。在宋词里与这一意象紧紧连在一起的则是柳永则在暗问:今宵酒醒何处?而《残月》的主人公,名字也是柳永,这种巧合,可能寓含了作品中的人物对自身及这座城市的双重叩问:今日我们魂归何处?

由此看来,在小说技术已经成熟的当下,“怎么写”实在不是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写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写?

这又可以看成是深具悲悯、忧虑之心与作家神圣责任感的刘仁前推送到每一个作家面前的两道难题。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陆续读到仁前兄的“香河三部曲”。我们有相同的生活背景,生长地只有一水之隔,或者说我们都住在“香河村”、喝“香河水”长大。这让我很容易进入仁前的小说世界,在那里,我与柳安然和他的子孙们再度重逢,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人物。《香河》《浮城》和《残月》,首先唤起我的乡村记忆,并返回已经消失的、残留的和正在发生变化的乡镇生活之中。

但这样的阅读感受不只是我的乡村经验和小说文本的吻合,而是审美力量的反应。仁前对小说艺术有自己的理解,他没有故意地先锋,也未固守现实主义。我觉得他在小说的叙述语言、节奏、细节和故事的展开以及人物的塑造方面,找到了与他描写的对象之间的切合点。读“香河三部曲”,觉得在生活之中,又在艺术的世界里。

“香河三部曲”显示了仁前小说创作的宏大抱负。一个作家其实只有一条河,一座村庄,即便小说中的人物迁徙或远走他乡,香河水仍然是他流淌的血脉。仁前不仅呈现了风俗画,还再现了一种生存方式,以及众多人性的故事。之前,我们已经有柳堡、王家庄,现在又有仁前的香河。我对是否使用“里下河文学作家群”或“里下河文学流派”一直持谨慎态度。但无论怎样,“香河三部曲”确实呈现了“里下河文学”的气象,这是江苏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贾梦玮(《钟山》杂志主编)

刘仁前是《钟山》的作者,他的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研讨会召开,我代表《钟山》表示祝贺应在情理之中。

仁前是里下河孕育的作家,里下河似乎已溶进了他的血液里,此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世态人心在“香河三部曲”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表达,这也是事实。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后人要通过“香河三部曲”来研究里下河的历史也未可知。认识作用本来就是文学的重要功用之一。

但文学的终极目标是“审美”,作家故乡的所谓“生活”、“人民”等等充其量只是作品的“场景”、“道具”的“影子”,和“审美”隔着相当的距离。福克纳说他自己一生就写了故乡奥克斯福那么一个邮票大的地方,有人认为这是谦虚;其实,这是极具雄心的一句话:他通过一张邮票表达了万千世界,又超越了万千世界,发现了人类灵魂的种种秘密。福克纳的作品与那张邮票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的心有多大。优秀的作家从来不会拿现实做参照,而他的作品却成了现实最好的参照。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余华都是福克纳的私淑弟子,他们也都有自己一张小小的邮票,这邮票只供一些批评家反复谈论,与作家的创作没多大关系。

我的意思是,仁前小说的新境界,从他“忘”了里下河开始。

 

马永波(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员)

几年前关于刘仁前的系列小说“《香河》三部曲”之第一部《香河》,我曾就其若干特征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没有曲折的情节、激烈的动作和所谓的核心人物,作者似乎在刻意为我们还原一种生活的原生态,作者似乎有意淡化所谓的主题,而让乡间诸般事物一一呈现”。

在《浮城》中,作者对于上一部作品的情节淡化的特性,似乎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情节变得曲折而有合乎逻辑的发展,有源起,有突转,也有高潮。为了配合情节的推进,作者合理地吸纳了电影手段,比如交叉蒙太奇,比如闪回,从而将现实与历史的两条线索有机穿插起来,使作品获得了历史纵深感。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江苏农村的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的大的时代背景中展开,忠实还原了那个特定年代的时代氛围、人的精神风貌。小说末尾尤其带有戏剧舞台效果,主人公的幻觉中饱含了对亡者的怀念,对自己过往真实爱情之消亡的悲悼,同时也弥漫着政治生涯悲剧性的幻灭之感,林林总总,五味杂陈,都糅合在一起,并呼应了小说开篇两位主人公的久别重逢。重逢和永别,构成人生一个玄妙的循环。

一如既往地,作者化用了很多地方方言,生动别致之外,促使读者思考现代性不可遏止的步伐中,如何重新地域化,以持存文化群落的多样性这些问题。虽然方言的比例并不很大,但也足够使读者体会到整体上的语言姿态和地域气质。小说中引人注目的还有散落在叙事中的富有诗意的描述,如对童年取鱼摸虾、野蜂在土墙洞里酿蜜、顽童偷青蚕豆、开满油菜花像船一般飘浮着的垛田等等的回忆,都是十分宝贵的,不但使整部作品的气氛浓郁可感,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情节推进埋下伏笔。也正因为如此,我将刘仁前的写作定义为“有根性的写作”,他的这三部世系小说,便是证明。这种根性有助于保持原则与事实、判断与观察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对于维护小说的真实性来说极其必要。为了更加突出小说的真实色彩,作者不惜编织进大量数字,虽给阅读带来些许的枯涩,但也很有必要。

作者对农村风物和农事劳作、江南建筑与民俗,乃至多种专业的专门性知识,都有娴熟的掌握和细致了解。这是小说家令我们诗人最为佩服的地方:他必须是个杂家,他必须对待各种相关知识的处理就像木匠斜着眼睛吊线一样精准,他对词语的运用必须像劈柴者一样稳、准、狠。这一点,刘仁前做到了,且做得十分出色,不生硬,反而趣味盎然。

当然,在我看来,这部小说还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比如,整部小说完全采用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全能视角,显得有些单调,尽管作者对于现代主义之后的写作手段可能是有意回避的,但适当吸纳一些新锐的技巧,有可能会使小说的生命力更为焕发,更有层次。

 

张宗刚(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员)

五年前的2010年秋,我们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跟省作协联手举办了刘仁前作品研讨会。在那之前是知道刘仁前名字的,但觉得他不是一个强大的作家;然而真正读到《香河》的时候很震惊,上次我的评价是:读刘仁前的《香河》和读刘仁前此前的中短篇集子,感觉就像读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读陈忠实此前的中短篇文本一样,其间所彰显的艺术水准的飞跃之迅猛,令人惊艳。刘仁前的第一部小说就体现出了很强的专业精神,很不错的技术指标,用一句话来说即“一出手就是高峰”,所以刚才好多嘉宾直言《香河》可以排在第一位,我觉得这个评价比较客观,《香河》在艺术指标、成熟度等等各个方面确实令人惊叹,元气充沛,非常好。刘仁前很有才气,但他的书写并不放肆,就是说他控制得不错,不像现在好多作家特别是有些基层作者,倚仗着一腔原本可贵的天然野性,任性书写,肆意挥霍一己才情,于是文本中时见旁枝芜叶、残枝败叶,层层叠叠,纠结夹缠,实在碍人眼目。我觉得这类作者是走不长远的,因为缺乏文本控制能力。在这方面,刘仁前已经具备了很强的专业精神。梨园行当有个词,就是汪曾祺在文章中批评过的“洒狗血”:声嘶力竭,哗众取宠,会赢得很多掌声,但观众并不真的佩服你。刘仁前这一点不错,一直沉静淡定,笔力控制得非常好,有种举重若轻、以柔克刚的感觉。

个人认为扬州、泰州一带文学,如果上溯其人文传统的话,有三个关键性的人物可供理解,一个是唐代的张若虚,一个是宋代的秦少游,还有一个就是当代的汪曾祺。他们文本中所体现的,就是孔夫子说的“中庸”精神,就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就是一种至高的审美境界。所以按照民国诗人和学者闻一多的说法,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唐诗排行榜里面,是可以排第一的,李白杜甫玩不过他的,好多人对此表示认同。这种说法的道理,就在于《春江花月夜》有着非常高的技术含量和指标,而技术和艺术是相连的,张若虚通篇控制得非常好,没有过头的东西,一切都得当、得体、合宜。宋代词坛的婉约派宗师秦少游同样如此。直到当代的汪曾祺,文字依然呈现出非常高的段位。我看到刘仁前作品里,很多段落能够直接和汪曾祺接轨,很多描写深得汪氏真传,甚至也有点刘绍棠乡土小说的特色,充满着野生的、蓬勃的力量。至于有人认为刘仁前的文字也像废名,只能说某些地方像,总体上不太像吧。因为废名的东西比较清冷,有点老僧入定的感觉,出家人的那种东西;而刘仁前的文字是发散着向上的生命活力的。

今天的我们,置身于一个文学密集恐惧症的时代,刘仁前有这么一个三部曲的长篇出手,值得祝贺。尽管刚才发言中做的“排行榜”,大家都直言不讳,包括丁帆先生诚恳地指出了文本中的不足,但个人感觉,刘仁前能把“香河三部曲”一气呵成地写下来,总体比较均衡,本身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众所周知,在文艺史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三部曲一部比一部写得好的似乎还没有过,我们很难超越人类的极限。所以刘仁前这种内力、内气和元气控制得很好,一开始就体现出很强的专业精神、很不错的技术指标。《残月》里面涉及到的2008北京奥运等等,一些必然的流行元素,他将这些都融入进去的同时,也难免会给人贴标签的嫌疑。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非常发达,几千年下来,已沉淀为非常好的资源,写来驾轻就熟;你要离开这个、另作探索创新的话,那么你所介入的城市文学层面,还没有经过足够的沉淀,必然会大大增加写作的难度。中国城市文学传统,总体看仍然是乏善可陈,我个人甚至觉得:真正理想的城市文学,大概也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或曰存在于想象之中。大致可以这么说吧。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以至张爱玲,我觉得他们笔下的那种城市文学形态可能成熟些,但那种成熟跟常态的不一样,有种非常态的、变形的东西在里面。或者讲当代作家王小波的东西,他的文字大概带有城市文学的特点,但往往具有明显的解构性和颠覆性特质。刘仁前在《残月》中直接以柳永,这个北宋王朝的词坛大腕、娱乐界浪子的名字为主人公命名,比较戏谑化,带有某种后现代式的解构意味,这跟乡村文学的写法都不太一样的,但刘仁前做了些力所能及的探索,刚刚众位专家也都予以肯定。

从上次研讨会到今天,五年下来,我们很欣慰,刘仁前已经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尽管刘仁前很谦虚地自称是一个基层作者,但当初第一眼看到《香河》时,就觉得这肯定不应该是一个泰州的刘仁前,至少应该是江苏的刘仁前。我也由衷地希望,有一天能够底气十足地称他为“中国的刘仁前”,因为他长篇小说的写作能力是比较强、比较内行的。——其实有些话题,我们人为地给它设定了一个禁忌,比如说到写长篇小说,必须要有一种充沛的“文气”,也是写长篇的前提和基础。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写长篇?其实说白了,就是种种主客观原因所致,他自己感觉写长篇hold不住,文气不足,真要写的话也许会有点自取其辱,所以干脆不写,以保持写作的尊严,就这么简单。所以好多人不愿意写长篇,吃力不讨好。写长篇的人我还是很佩服的,比如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他的文气非常充沛,天生就是写长篇的料。比较一下刘仁前的不同作品,包括很多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个人认为他非常适合写长篇。因此真的希望他能够做大做强,以里下河为发源地,一步一步从泰州、从江苏走出去,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张王飞(江苏省作协巡视员、原党组副书记)

刘仁前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今天的研讨会是对他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阶段性的丰硕成果的总结。《香河》写了“文革”时期的一条河、一座村庄,《浮城》写了官场浮沉,《残月》写了三个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都有残缺的女人。他的“香河三部曲”的主要贡献,一是书写跨越半个世纪的苏中农村地区的、由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二是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的描写,体现得最好的是《香河》;三是对农村和小城市几代青年男女的情爱描写,这些成就与作者的生活和情感积累是分不开的,他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非常丰富,这也是他的作品里最拿魂的地方。

小说人物个性鲜明,每一部都是一个男主人公与三个女人的故事,其中很多细节描写非常到位,还有就是非常“生态”的语言,将里下河的方言运用得非常自如。当然小说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关于性爱的描写稍微多了一点,有些地方的描写有点重复,有些地名和人名写太实了一点。

 

刘仁前(泰州市文联主席)

今天由衷感谢所有与会专家对“香河三部曲”的肯定和鼓励性的点评、文本性的剖析和批评,以及对我本人创作所提出的中肯而真诚的意见和建议。我会好好地思考,进行消化吸收,滋养自己,用以指导以后的作品写作。

借今天这样的机会,我想向各位汇报的题目是: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多一个或少一个像我这样的作家,其实并不重要。但就那个处于里下河地域的我的家乡兴化而言,有了我这样的书写,则让家乡多了一个让世人知晓了解她的路径和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自己的书写对家乡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当然缘于我对家乡那份血浓于水的深情,一份赤子情怀,一份深深的爱恋。

“香河三部曲”正是基于这样内核性的思想而进行创作的。当然,这种对家乡爱的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变化着的。我曾经说过,读者朋友也好,专家学者也好,他们能从《香河》里读到一种浓郁的里下河风情,我很高兴。《香河》描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化水乡的淳朴风情,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乡村,保持着最自然的风光和最美好的生态。对于《香河》,我抱有的是一份浓厚的怀旧心理。但是,我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这些。《香河》里,绝不仅仅有“风俗风物风情”。我想告诉世人,“文革”背景下,在“香河”这样一个特定地域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文革”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够不上“灾难”,更不用说“浩劫”。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文革”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灾难”,是“浩劫”。《香河》想提供另外一个视角的“文革”书写。到目前为止,这样看《香河》,这样讨论《香河》的还不多。

《浮城》中,时间已经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物也从乡村跳到了城市,虽然矛盾冲突、情感纠葛,还是与父辈们类似,但大环境变了。我对主人公柳成荫是持同情态度,他想实现父辈的期望“学而优则仕”,有所作为,受现实“官场”体制以及个人愿望的支配,他也难免为了实现个人价值、人生理想而搞“大建设”“大开发”,搞自己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虽然我对柳成荫在官场沉浮中表示同情,这并不代表我对他那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就不进行鞭挞,不为那些正在逝去的物事不进行反思。

终结篇《残月》,已来到当下,主人公柳永从城市到了都市,他的成长已经完全脱离祖辈们的成长轨迹,将祖辈们的期望完全打碎,崇尚金钱至上,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演绎自己残缺的人生。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批判性更强,直面当下所谓的潮流,普遍的急功近利,金钱至上,道德失范,精神空虚,《残月》试图反映人性的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同时,也在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没有丢失了什么?

在写《残月》时,我对家乡的书写色调是“灰暗”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我的家乡,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我对家乡爱得更深的缘故。正如我前面就已经说到的,我一直坚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同样也包括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告诉读者,让我们一同来反思,为什么当初我们极力想留住一个不消失的原始乡村,现在却消失了?为什么很多原生态美景现在只有在生态园区才能看到?那些本应葆有的所在为何都盆景化了?借用一句时髦一点的说法,怎样才能“记得住乡愁”?

从骨子里来讲,我本人还是一个农民,不管是否穿着西装、打了领带、穿着皮鞋,也不管是否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坐在高档的轿车里,我知道,自己骨子里面,自己血管里所流淌的,还是一个农民的情愫。我写“香河三部曲”,不是想借助故乡去表现什么,我要表现的就是故乡。我是要告诉人们,我的故乡是个什么样子,我故乡的乡亲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想让更多的人能记住我的家乡,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写小说的意义之所在。从这样的角度而言,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私心”的,“狭隘”的作家。

 

文字整理:朱晓陶、周卫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