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文学批评

——评汪政、晓华评论集《我们如何抵达现场》

 韩松刚

 

当下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对文学本身的关注,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和分析越来越少。在批评家的眼里,作家仿佛已经“黔驴技穷”,而文学也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似乎已经没有值得去关注的价值和意义。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对此,汪政、晓华有着非常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在评论集《我们如何抵达现场》中,他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的文学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几种文学力量分而治之的状态已经成型。讨论文学,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所谓文学已经不能全面地说明问题。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这样的文学格局,而在于面对它们如何进行描述与判断。”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关注,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文学的狭窄领域里,而是应该大胆地走出来,跳出这一方小天地,进入另一番广阔的文学世界中。在他们眼中,当下的文学不但没有沦落到不值一提的田地,而且日新月异,大有繁荣发展之象。当下的文学写作已经大大地越出了传统文学的边界,“泛文学写作”、“畅销书写作”、“网络文学”等种种类型的写作与传统文学写作共同构成了当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文学生态。因此,对于当下的文学状况,我们不仅没必要心灰意冷,而且应该充满期待和希冀。汪政、晓华对于当下的文学现状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见解:既不悲观,也不失望,承认并接受当前文学的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建言献策,对那些写作者的理想进行细心的呵护和培育。

而这种积极的批评方式,注定了他们与许多批评家,特别是学院批评家的与众不同:在场。当下的许多批评之所以对文学作品越来越疏离,一方面是对当下文学的“日暮途穷”感到失魂落魄,另一方面是因为面对当下文学的“日新月异”而一筹莫展。他们既对当前的文学现状不满,又没有耐心认真梳理当下文学的发展态势,从而给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他们更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去生发、去思考、去臆想,而缺少从微观的视野即针对作品自身而延展开来的解析和阐释,换句话说,他们已经丧失了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而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对当下文学现状或文学创作的认识要么言不及义,要么言过其实,真正是顾左右而言他了。

与这些批评家对当下文学的疏远不同,汪政、晓华的批评倒体现出与文学“套近乎”的意味,他们的批评条分缕析、客观公正,几乎不容纳任何随性的“嬉笑怒骂”,他们对于文学的体悟和评论如探囊取物而从未有让人觉得矫情的遮遮掩掩,他们的批评建立在深厚的文学和理论功底之上,见解独到而又入木三分,但从未有恃才傲物、目空一切之嫌,让我们不得不赞叹他们为人、为文的勇气和魄力。他们的这种批评取向,首先体现在对当下文学“在场”批评的认识。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当下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上,他们从批评家的角度给出了文坛和批评界少有的微言大义。其次,是对于当下海量的文学作品的披沙拣金、信手拈来。阅读汪政、晓华的评论集,其中一个很大的感觉便是他们的阅读面、阅读量之大、之广,让我们不仅惊叹于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如数家珍,而且艳羡他们在这浩瀚的作品中怎会有如此一身融会贯通的本领。

法国学者蒂博代曾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种,即“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汪政、晓华的批评自始至终都带有一种强烈的自发性,不管是《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中的目光如炬,还是《我们如何抵达现场》中的鞭辟入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批评风格的在场、即时和积极参与。他们有着 “职业批评”的严谨、持重与客观,但同时又没有那么重的“学究气”,与大多数“学院批评”对当下文学的持有偏见和疏远不同,他们“身临其境”,走进文学现场,进行认真的“勘探”和“挖掘”。因此,不管是对当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总体评析,还是对于苏童、毕飞宇、范小青、黄蓓佳、鲁敏、徐风、贾平凹、阎连科、盛可以等作家的个案解读,汪政、晓华都展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批评视角和深度认知。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一些评论家的认可,“汪政、晓华的批评常常针对当代作家具体的文本展开,他们的视角贴近时代的步伐,文字不拘长短,显得随性、机智”。当然,“对于作家及文学现象的评论,汪政、晓华也不总是能品出甘甜滋味来的,他们也有不满、忧虑,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愠不火地,表现出在当下文学批评中一种难能可贵的求真、超然之态而毫不浮躁”。而这种对于文学的持续热情和坚定执著,或许正是源自他们对于文学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文学是一种生活,文学批评是一种生命的表达。

在谈到汪政、晓华的批评之路时,吴义勤说,“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文学评论这条路上坚定地走着,不管文坛如何变幻,也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他们的步伐总是那样的扎实,沉稳, 不浮躁。”是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评论写作到现在,汪政、晓华在评论界的知名度其实已经很高,但他们依然活跃在当下文坛的第一线,与当代作家保持着密切又疏远的联系。

我想,之所以密切,是因为他们可以第一时间体察到文坛的新迹象以及作家的新动向,真正身临其“场”,而之所以疏远,是基于他们对于批评的另一种认知,在一次访谈中,汪政谈了这一想法,“我建议批评与创作、与作家保持距离,批评家自己先要自重,将自己的工作视为创造,同时,心平气和地将作家的创作视为公共文本,确立对其进行讨论的权利,其他就不管了,批评自己不能认为是在引导创作,反之亦然。”而可能正是因为保持了这种“在场”的“距离”,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才显得如此的平心静气、娓娓道来。(韩松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