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颗“平原”式的心——毕飞宇长篇小说《平原》

 李敬泽

 

如果一部小说名为《平原》,我认为这个作者的首要困难是:对平原无话可说。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中,遍布雄伟的高山大川,辽阔的草原和幽深的水,但你用心想一想吧,你很难记起一片平原,少时读书,铁道游击队出没于青纱帐,后来在莫言笔下看见无边的红高粱,那是平原,但那是因为战争而在我们意识中被抛荒为丛林的平原,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想到那玉米和高粱是人种来吃的,战斗和杀戮、铁和血使家常的作物变成了平原上狂野、神秘、风格化的风景。

所以,我们很少知道高粱和玉米收割后游击队的行踪,当然他们依然在活动,但是没有了青纱帐和红高粱,平原袒露出了它的家常——那是农事的循环,是日复一日的日子,是视觉上的疲倦和单调,是人类活动中的恒常一面,小说家们提不起兴致去说,文如看山不喜平啊,这个“平”就包括平原,平原不是引人注目的审美对象,也不是增强人类活动戏剧性的舞台。

但毕飞宇决心写一个平原——他说他决心写上世纪的70年代,但我认为,他真正的考验和困难不是来自时间而是来自空间,来自那家常的、令人不知所措无从说起的平原。

于是,一部名为《平原》的书必须是华丽的,是美声是爵士乐,是风情万种的长舞,它的作者一定要绷紧肌肉和神经,全力证明语言的力量,语言使平原不平,使家常、重复、单调的自然景物和人类活动变成浩大复杂的诗篇。

这是语言与平原的战斗,毕飞宇表现得专注、坚决,有时我感到他过于专注和坚决了,以至于语言或者说“声音”成了这部小说的主角之一,我能够强烈地感觉到那个讲述者的声音,如同另一个平原的歌者蒲松龄笔下的狐狸,宛转长吟,在平原的静夜中华丽地闪亮,始终完美无疵。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一部长篇小说,这有必要吗?狐狸是不是太爱自己的声音?我的看法是,一般来说,没有必要,但对于一部名叫《平原》的书来说,或许有必要,平原上狐狸必须成精,否则平原就将过于沉闷,或者说,毕飞宇必须把他自己的声音赋予被农事和历史充分“去魅”的平原,使平原获得强劲鲜明的风格。

事情的结果就是,想起一部名叫《平原》的书,也响起一种声音,这是十年来精心锤炼的声音:音律流畅,机锋凌厉,闪展腾挪,贴身搏杀,一寸短一寸险,把对人类经验和灵魂的冷酷分析变成了优雅炫目的剑术。它本身就是高度风格化的,能够被明确地识别,毕飞宇因此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最具魅力的叙事者之一,而在这本书中,这个声音暴露了它隐含的背景和场所,那就是平原。

——农业的平原,它广大、平坦,也因此平原在本质上是窄的、小的。人站在一片农业的平原上,你的周围是农事和节气所给定的无限循环的生活,在毕飞宇关于农事的诗意丰沛的描述中,一个反复回荡的主题是“纪律”,农夫必须遵守纪律,这纪律是天和地定的,无从商量。毕飞宇从来不是什么浪漫田园的歌者,他永远注视着那些在“纪律”之下、在重重限定之下、在命里注定的逼仄中苦斗、梦想和受难的人。

于是,“平原”成为苍天烈日下的庞大隐喻,在这辽阔的平原上,人的问题是如何走出去,行行复行行,周围的景色和逻辑是不变的,你会感到时间在流逝,生命在虚耗,行动全归徒劳,人的激情、意志、耐力和智慧的全部目标就是与平原战斗,求证行动的意义,从平原的囚禁中出逃。

囚禁与出逃——这是小说自现代主义以来的基本主题之一,从鲁迅、卡夫卡起,无数小说家都在这个闸门前攻坚。而毕飞宇的志向在于,他不肯止于隐喻,不相信任何不能结出果实的“升华”,他坚定地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是“想清楚”,更重要的是“看清楚”,是让人们恢复对那血液奔流伤痕累累的“身体”的复杂感受。

在本世纪初,“身体”变成了欲望特别是感官欲望的别称,这是我们的小资之命里注定的天真狂热的一个例证。在福柯那里,身体负载着全部历史和文明的具体重量,是人在重重权力下的幻觉、自欺中所失落的,是异己之物包括语言对人的支配,是人悲怆而严峻的宿命——以为一夜风流就找到了身体,那不过是都市小男女的轻狂。

所以,想像一部名为《平原》的书时,我反复斟酌是否使用“身体”一词,最终我还是决定用它,因为在福柯式的意义上,《平原》所揭示的正是“身体”——不是享乐和消费的身体,而是那个遍布意义,被重重权力所捆缚所界定的身体,那是属于中国乡村的身体,劳作不得喘息,天和地的纪律驱策着它,历史也如同天地一样驱策着它,它的向往和行动伴随彻骨的疼痛。

在平原上,那个名叫端方的年轻男子的戏剧正是从对身体的规训和惩罚开始的,他在第一次劳作中领教了农事对身体的毫不容情的要求,他必须屈服,必须使自己成为一部节奏精确的机器,从此,他知道了什么是他无从逃避的“力”——它的另一种较为学术化的表述是“权力”——在他的全部生活中,他都在与各种各样的“力”毫不停歇地苦斗,精神的、政治的、风俗的,暴烈和软弱的、真实和虚妄的,来自他自身的和来自外部的,毕飞宇像一个缜密的力学家,精确地展示了一个心怀远志、生机勃勃的中国农民身上所负载的复杂的权力结构,那正是农业的平原单调的表皮之下真实的神经、筋脉和骨骼,端方身在平原,而平原就在他的身体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体也正是他那痛苦的“心”,中国的传统思维中,“心”并不具有时间维度,不是一个堕落和救赎的过程。“心”是空间,是一个场所,是“心房”、“心间”,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打扫和整理这个场所,如何在其中找到恰当的路径——中国的小说家们已经习惯于把《圣经》供在案头,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希伯莱式的灵魂,实际上我们没有,除非我们硬装,我们有的是“心”,那是个平原式的心——永远在顽强地反复地寻求路径,承受一切直到碎裂、寂灭。

我一直希望看到一部写中国人之“心”的作品,现在我把《平原》想像为这样一部书,至少,看了这部书,我把中国人之心想像为“平原”。

我知道对这部名为《平原》的书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想像方向——毕飞宇自己就把它称为关于上世纪70年代的书,但我作为一个健忘分子对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大兴趣,我也并不关心它所提供的具体的历史波纹和质地,我所想的就是“平原”——那个我生长我厌烦的地方,那个我坐火车时望得昏昏欲睡的地方,我想这个平原其实也是我的,我竟一直没有意识到我在拼命地逃离。

我看见平原上一个年轻的男子走过,他从70年代走过来,他身后是萧条的村庄,他走向灯火灿烂的远方,他健壮而疲惫,他不知道他能否走到那里,但是他即使到了那里,即使他混入了嘈杂的人群,他也发现他的心里、身体里依然伸展着那个广大的平原。

然后,华丽得令人心酸的声音响起,一个人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