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曳多姿的艺术笔墨 一一评石言的四篇小说

费振钟

 

一个作家的创作,能不能具备多副笔墨,这是衡量他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老作家石言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上偏少一些,但在艺术上摇曳多姿、风采杂陈,表现了可贵的艺术品质和才能。

三十多年前,石言写作了中篇小说《柳堡的故事》,最初涉猎于军事爱情禁地,对生活进行了独到的发掘。时至今日,作品仍然受到人们的好评和重视。从1982年起,他发表了《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陪同》、《魂归何处》四篇颇有影响的短篇,以其质量上的收获,证明了他小说创作的成熟。

与大部分作家一样,石言带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既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改革潮流,也对过去的历史生活作了深刻的反顾。前者即是《漆黑的羽毛》、《陪同》,作品从人才“解放”、人才选拔的视角,探索社会问题,针贬时弊,后者是《秋雪湖之恋》、《魂归何处》,它们描写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情”、“人性”,凝结着作者热情的讴歌和哲理性的思考。当然,这四篇小说,就其主题来说,并不为“独家”所有,但是为什么这四篇小说在其中显得并不一般,在读者中有较强的反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其创作艺术的充分注意了。

《漆黑的羽毛》获奖后,有些论者用“构思独特、描写生动”对之作了评价。这自然无错可言,但作品的艺术特征究竟是什么,就使人有些不甚了然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其实很简单,学习遗传工程的生物系女大学生,被禁锢在县猪场培育良种猪。这只当年的小“鸽

子”,因有能“从东京飞回北京”的本领,所以被“主人”当作奇货,“关在笼子里,喂她吃好的,叫她天天生蛋”年复一年,“漆黑的羽毛”中,已掺进根根白丝了,尚不知何年何月放飞。为“鸽子”的不幸遭遇,读者应该洒一掬同情之泪。但读了小说,我们的感觉却不是酸楚衰惋,无论从整个作品的艺术气氛上去感受,还是从故事情节、作品语言上去体味,都没有那种人们惯常用于叙述“不幸”故事的情调。中秋之夜,“等是有家归不得”的四条汉子,聚饮招待所,以“奇人奇事”谈闲助兴,首先就以风趣诙谐的笔调而产生轻松自如的特殊效果。在情节的主体部分,猪场的“蔷薇小屋”,“特约通讯员”胖大嫂通风报信,陈技术员盘查监视,夏副县长闻“警”上门,以及“记者”与“明达”书记斗智,也都写得特别风趣诙谐。不言而喻,作者在处理这一题材时,使用的笔墨是幽默性的。悲剧性质的生活题材,经过艺术的“化学反应”,呈现出了喜剧的格调。不论从“构思独特”上说,还是从“描写生动”上说,这才是《漆黑的羽毛》艺术特色的具体入微之处。考察众多的富有创作才赋的作家的创作,在表达他的思想和形象时,凡属自己所特具的方式、手段,往往就是他的作品艺术特征的根本之所在。

也许,相当多的读者已经感觉到了《陪同》的艺术格调与《漆黑的羽毛》是相同的。是的,这两篇小说,不仅在探索当前体制改革问题上步调一致,即在艺术笔墨上也是前后相承的。如果说,《漆黑的羽毛》的幽默色彩、喜剧格调集中地体现在对故事情节的铺陈渲染之上,那么《陪同》则是主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陪同》反映的生活,有其不容怀疑的现实性和真实性,但在表现形态上则有明显的夸张性和浪漫性。它的主人公田红莲,是某市剧团的女演员,多才多艺,能说会唱,其性格的核心是热情、“浪漫、正义、敢作敢为。作者在勾画这一形象时,采用了幽默画的笔法。她说话时,每句都以“妈也”开头,特别会“咋呼”,而且,她能张嘴就唱,触景生词,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才能。当然,田红莲的性格还是通过她自己的行动得到充分展现的。她面临全剧团关注的团长人选大事,慨然受众人之命,“单刀直入”闯进了市委书记的深宅,大唱“民歌”,赢得了患了神经痛的书记夫人的信任支持,并且“调动”了研究社会学的书记的儿子,最后说服了书记,成功地改变了主管人事的市委书记的“成命”。无疑,田红莲的喜剧细胞是作者精心“培养”的。也许生活中并不缺乏如田红莲一样的喜剧型人物,但只有艺术才会使这种喜剧性格集中化、丰富化。从创作的角度看,田红莲这个喜剧形象,是构成这篇小说幽默色彩、喜剧格调内在的、重要的因素,正由于有田红莲其人,也才使作品在读者那里强烈地感受到作品的喜剧效果,从而把握到了作品显著的艺术特征。

然而,仅仅把这两篇作品归类为使用了同一种艺术笔墨,似乎还停留在一般性的认识上,而且也不能充分说明石言小说创作艺术表现上丰富变化的特点。尽管两篇作品有着共同的幽默色彩、喜剧格调,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比较清楚的。如前所说,《漆黑的羽毛》描写的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悲剧,悲剧的根源是管理制度存在弊端,管理者身上有着目光短浅、本位主义的社会性痛疾。作者用喜剧中的悲剧手法表现之,形成了艺术的对比,写得越是轻松幽默,越是使人感到沉重压抑,其诉诸读者的情感效果,发生了“逆转”,从而加深了对生活的认识,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理解。这就是所谓“带泪的微笑”,一边微笑,一边叹息,一边沉思着生活。而《陪同》是悲剧中的“闹剧”,夸张的人物、夸张的情节、夸张的语言,使喜剧因素得到了充分发挥。现实的弊病,可鄙的人物(裴副团长之流),在“闹剧”式的艺术描写中,受到强烈的指责和嘲弄。特别耀目的幽默色彩所引起的“笑”,是名副其实的,也是为《漆黑的羽毛》所不可能有的。

很明显,喜剧的因素在《陪同》中得到了发展。那么,“发展”的根本原因何在呢?它不可能仅由一些外部的东西诸如情节、人物、语言等决定,而是根源于作者的创作思想。当《漆黑的羽毛》向我们展示了一场社会悲剧后,人们对于人才“解放”的期望,尽管十分强烈,但也只能如“鸽子”那样寄托在“等”字上,严峻的社会现实,也会使读者如小说中那位推销员一样沉重地感叹“我们厂也有一个……”。作者在1982年的这篇作品中所透露的题旨,虽然不是“失望”,然而也不是乐观的,改革在当时毕竟刚刚在重重阻碍之下艰难起步。但,时代的步伐隆隆向前,改革在今天已成不可遏阻的洪流,《陪同》中田红莲的成功正是时代所使然。裴大同式的“陪同”,会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使欺骗者得逞,因而非摒弃不可!田红莲式的“陪同”则可引导领导干部深入群众,掌握实情,头脑清,有助于领导干部准确地考察选拔人才。这是作者思考探索生活的真知灼见,所以,田红莲的成功也是作者创作思想所使然。通过喜剧中的“闹剧”,使读者在捧腹酣笑之中,尝到了体现在田红莲的成功上的改革之果,也正是作者对生活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的表现。由此,我们便可领会到作者艺术笔墨同中有“变”,“变”中发展的良苦用心。

《秋雪湖之恋》间世,熟悉石言的读者便立刻想起了《柳堡的故事》,把它们称之为姊妹篇。“秋雪湖”的恋歌,直接承接着《柳堡的故事》的余声,当年的二妹子的“故事”,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又“复活,重演了。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雷同的。不论在题材的选择提炼,还是在主题的开拓方面,《秋雪湖之恋》都有新鲜之处。尤其在艺术上,它使用的悲剧手法,及所表现出的深沉凝重的艺术格调,更是超过了前者。而这种笔墨,与上述那种幽默色彩、喜剧格调则是迥异其趣、径渭分明的。

《秋雪湖之恋》以饲养班班长严樟明勇救落难的农村姑娘为中心,描写了他与芦花姑娘的爱情纠葛。小说的悲剧手法,首先是从总体背景上,把对生活的反映扩大到了整个时代。十年浩劫,许多普通家庭被拆散了,无辜善良的人民横遭摧残,在这块大地上每天都有芦花一家那样的悲剧发生。正是在这时代悲剧的大展现中,严樟明、芦花的个人悲剧的描写才以其深沉的艺术力量,深深地激起读者的共鸣。其次,还表现在众多的人物关系巧妙设置上。严樟明是各种关系的纽结。他与芦花、芦花的未婚夫、饲养班的战士们、连长等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种种社会关系相互联结的一种艺术体现。作品把个人悲剧与生活的复杂内蕴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样它的整个发展进程就会严格地规范于生活的逻辑之中,而获得高度的真实性。第三,作品中“爱情”纠葛本身,也以它的崇高感显示了悲剧的庄严色彩。严樟明的爱情是以无私地保护芦花姑娘为基础的,当他知道芦花已经有了未婚夫,便立刻痛苦地暗暗放弃了对芦花的爱恋,同样还是纯洁无私的举动。这样的“爱情纠葛”,就不是一般青年男女出于个人原因的悲欢离合,而是有其深广的思想意义的。总之,艺术的直觉告诉我们,悲剧手法的沉著深蕴,乃是石言小说创作具有又一种艺术才能的表现。

几年来,小说创作盛况空前,作者笔下的社会生活也极为丰赡。但是,用短篇之制,描写性格悲剧的作品恐怕还比较少见。《魂归何处》也许是“捷足”了。也就是说,石言不仅用那支多彩的笔,表现了时代悲剧中的个人生活悲剧,而且,还对比较难于表现的“性格悲剧”作了可喜的尝试。

《魂归何处》的主人公唐正雄,是国民党上校团长,同时也曾是一名“抗日英雄”。他以“雄狮”自傲,标榜自己的“英雄气慨”、“骑士精神”。“对于失去抵抗力的敌人,对于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他“不屑加害”,因为在他看来他们都是“羊”。对于“生死搏斗的敌手”,他并不隐讳自己的“凶残狠毒”。他的“英雄”标准是“仁信智勇严”。那么造就他的“英雄性格”的材料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为了生存发展,只能弱肉强食。动物如此,人类亦然。”他抗日爱国的主观动机,不是别的,而是因为“奴隶”的地位与他的“英雄性格方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要是说,这在抗战的历史阶段,客观上尚对民族利益有利,那么,当他执行蒋介石的内战命令,用枪炮杀向他的敌手“共军”,以实现他“率领羊群,扫荡阻碍中国强盛和自身发达的一切”的“大志”时,他就成了一名罪恶的帮凶。但是小说显然没有一般写唐正雄如何在这场内战中被人民军队歼灭,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而是集中笔力表现了他的“英雄性格”的崩溃。在人民战争面前,他成了“敌手”的俘虏,但并没有由此真正击败他。起初他试图逃跑,负了重伤后,面对死亡,他也毫无惧色,及至在公审大会上,他只是有些愧悔—愧悔别人借他之手杀死了“失去抵抗力的敌人”何玉凤,而当时他竟还为自己能慷慨解囊的“侠义”行为自我感动不已。真正击败他的还是精神的力量。乡指导员何玉凤的遗物,那幅绣字枕巾中所显示的共产党人忘我献身精神,才使他“真正感到自己的卑下”,同时感到有一种他“从未见过,也不理解的力量”,把他“身边的一切都吸走了。”作品对唐正雄悲剧性格的必然性的揭示是深刻而有力的。我们看到,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自身发达”,表面上是追求“个性”的发展,实际上则是把人性与动物性等同,并以动物性取代人性。于是他以“英雄”的身份站到了进步力量的反面,不可避免地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社会发展的可怜而渺小的人物。这就是唐正雄悲剧性格的根源。同时,作品在表现唐正雄性格的悲剧上也是独具匠心的。作为唐正雄的“爱人”,谢春红代表了那种超阶级的“互爱”、抽象的人性,她天真地要求唐正雄“阪依”她的“宗教,”可是她的“宗教”在唐正雄面前显得太苍白无力了,根本不可能改变唐正雄的“英雄性格”。作者安排唐、谢爱情纠葛的深意即在于此。靠什么否定、战胜唐正雄的“宗教”呢?那是何玉凤的献身精神。只有这种真正、伟大的人性、人道,才使唐正雄的“英雄性格”受到强大的冲击而最终被摧毁。当然,作者在表现唐正雄性格悲剧时,对唐正雄的性格也不是完全否定的。因为唐正雄的性格内部还有善良、正直的一面。他被荒谬的哲学引向了歧,过度的中毒,使他的性格中本来是美好的东西,也改变了原形而黯然无光。当他的“英雄性格”被粉碎以后,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整个大地将越来越多地为你们所有”。不过,按照他的性格逻辑和时代条件的制约,他还不能幡然醒悟,他重又走入新的迷途。:但是,也许他最终将会抛弃一切虚妄,回归到正确的坦途上来。小说作这样的处理,仿佛对我们有更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而作为一种悲剧性格的立体式的塑造,唐正雄应该是军事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典型之一。同时,也是石言小说创作的悲剧艺术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的突出标志。

一般来说,成功的悲剧艺术,都可能使作品的格调显得深沉凝重,这是由“悲剧”的审美特性所决定的。我们从《秋雪湖之恋》中能够比较清楚地体会到这一点,同样也在《魂归何处》里感受到由深沉凝重的格调所产生的艺术张力,反过来又加强了作品的悲剧特质。然而,我们还须注意到这两篇小说也还有其各自见长的地方。尽管《秋雪湖之恋》描写的是时代悲剧中的个人悲剧,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赞美讴歌严樟明以及他的战友们纯朴高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人民子弟兵身上优美的人性,因而,作品有着浓郁的抒情性,那封分别见于始终的“诗一般的信”,是回荡在整个作一品中的抒情主旋律。与之不尽相同,《魂归何处》也以“人性”、“人情”为其主题,但不重在赞美,而重在几种不同的“人性”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方面的人物通信,都是思辨式的,使作品带上了明显的哲理性色彩。这实际上是针对“人性”等向题的讨论,以小说的形式作了形象的、回答。看来,《魂归何处》富有哲理性,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了。

屠格涅夫说过,一个有生命力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家,其显著的特征就在于能有“自己的声音”。石言的小说创作正是以“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他的创作个性。而他在创作中摇曳多姿、风采杂陈的艺术笔墨,则标示了他在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方面所作的努力。事实上,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艺艺术手段,他的创作个性才会有稳定的、长足的进步,并且越是向多样、多变发展,越是见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