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对创建当代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价值意义

陆建华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当代看,在中国文学辽阔广袤的领域里,里下河的文学天空中从来都不乏星光闪烁,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名人名作层出不穷为人所共见,但都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真正的“里下河文学流派”,这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因此,《文艺报》和泰州市文联联手开展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讨,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积极的、富于远见的文学创举。既可对当代里下河的文学事业进行一次科学的总结,更是为未来里下河地区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真正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把里下河地区的文学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期待中的前无古人的当代“里下河文学流派”,应该深深植根于丰腴的里下河地区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这个崭新的文学流派,还应该是当代里下河已有的文学成果、文学经验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不妨把目光投向高邮籍作家汪曾祺,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和经验值得我们在创建“里下河文学流派”时认真学习和科学借鉴。

当代里下河文学的标志性作家

汪曾祺(1920-1997)一生致力于小说、散文和戏曲剧本的创作,经历坎坷。早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初,在沈从文的指引下,汪曾祺就已经开始小说创作,并于1949年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但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创作题材和擅长的创作方法,都与当时紧紧与政治捆绑在一起的主流文学相去甚远,干脆搁笔埋头做文艺杂志的编辑。以后又身不由己地到北京京剧团(后改名北京京剧院)任编剧,一干就是整整20年,创作出占其一生创作总量十分之一的戏剧作品,其代表作是家喻户晓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他是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再创作为现代京剧的主要执笔者。新时期到来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文艺界的创作环境愈来愈宽松自由,已到花甲之年的汪曾祺文坛复出,他的写作也从此由戏剧转入小说、散文。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其作品背景清楚地分为5个方面:故乡高邮,主要是写高邮的旧生活;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昆明;塞外的农场果园;上海;北京。在这五类不同背景的作品中,最具有思想和艺术价值、奠定了汪曾祺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地位的,是那组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和散文。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作品,就没有在当今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汪曾祺,当然也就没有了他个人的创作辉煌期。

今天,我们在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时,首先要在创作题材的价值取向上,学习汪曾祺努力从里下河平常生活中发掘美和诗意,明确“写什么”。更重要的则是借鉴他“如何写”,这是我们向汪曾祺学习的核心所在。汪曾祺在他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与散文中,坚持用上世纪80年代人的感情写往日的美和健康的人性,给人们打开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艺术天地。作品中那些三四十年代苏北里下河地区小县城的风土人情,那些从历史深处飘来的往日的歌,总是动人地撩拨起读者对故乡的深深恋情,勾引起他们对依稀的童年往事的回忆。这也正是汪曾祺的作品广受读者热爱与赞赏的重要原因,具有浓厚的苏北里下河地方特色的风俗画描写在他的作品中到处可见,他也因此被称为“风俗画作家”。

他的作品所表现的生活领域十分广阔,工农学商,柴米油盐,布帛麦菽,花鸟虫鱼,几乎无所不包。他总是通过对平凡的劳动和普通风俗的描写,引导读者去发现大千世界万物之美,获得重温世界的美感,领略平民百姓的纯朴高尚的灵魂。读者总能透过那些绘声绘色的风俗画描写,看到一幅幅令人神往的绵长悠远的劳动画卷,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既把风俗作为人的背景,更注意把风俗和人结合在一起,使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的契机,展示出风俗中保留的里下河民众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具有一般作家作品难以具备的普遍性意义,受到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程度甚至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同样的欢迎。弥漫在汪曾祺作品中的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绪,自然符合文化层次高的、年纪大的读者的胃口并产生共鸣,这容易理解;可是,年轻的读者也喜欢读汪,当然不是为了怀旧,他们是在读生活,读人生;至于没有多少文化的读者居然也成了汪曾祺的铁杆“粉丝”,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从作品中享受生活的真实与情感的真诚。

充分认识汪曾祺的作品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向汪曾祺学习的自觉性。改革开放新时期刚一开始,当中国文学终于挣脱长期以来的“左”的桎梏开始一个新的里程,却又一时不能完全摆脱文学为政治中心服务的旧的轨道时,是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一批以童年回忆为视角、致力于赞扬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人性美的作品,既把从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始,其后又因时代的、政治的因素被迫中断了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重新连接了起来,又为当时相继出现的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一统天下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我们都清楚地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以揭批“四人帮”在十年“文革”中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为主旨的伤痕文学和稍后一点的反思文学,受到广大读者近乎狂热的欢迎,人们积压在心中太久太久的愤懑情绪在阅读时得到痛快淋漓的宣泄;接着,改革文学应运而生,大量体现改革精神的文学作品传达出中国人民渴望改革、振兴中华的急切心声。但如果文学就这样顺流而下,那就会于不知不觉中重新走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老路。当此之时,汪曾祺携带着他的一组反映故乡高邮旧生活的作品出现了,他更在创作这些独特题材的小说时、采用了人们不常见的散文化抒情笔法,唱出人们很久听不到、甚至根本没听过的田园牧歌,这就及时地启示和加速推动文学界让文学真正地回归文学。虽然这一切,未必完全是汪曾祺有意为之,但客观上的确起着这样扭转创作风气的作用,功莫大焉。

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汪曾祺的创作成果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把他的创作成就予以无限的夸大,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定,在宏阔、雄伟、辉煌而且色彩斑斓的新中国文学殿堂里,汪曾祺的创作不是主体,但肯定有其一席之地;在新时期百花齐放的中国文学园地中,汪曾祺的作品是一朵赏心悦目的不可缺少的鲜花;当然,将汪曾祺置身于里下河范围考察,他应无可争议的是本地区标志性的文学大家。

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创作经验

要真正看清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或许最好的时机是在他去世以后,看他的作品是否还依然被读者记着。有的作家生前名声很响,报刊上经常见到他的名字,荧屏上见到他的身影,关于他的作品讨论会也不时举行,但读者并不十分在意;而一旦这位作家去世以后,他的名字和身影,还有他的作品便很快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也有这样一些作家,活着,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写,他们并不刻意炒作自己,其作品却不胫而走,且好评如潮;而一旦辞世,人们在无限惋惜的同时,更表现出对其作品的珍惜与热爱。汪曾祺属于后者。

说实在的,从数量上看,汪曾祺一生写的真不算多,连书信在内,其总量满打满算也就是300万字左右。对所写不多这一点,汪曾祺自己从不讳言,他甚至在1986年应漓江出版社之邀第一次编自选集时,坦率而幽默地戏称这过程仿佛老太太择菜,“往往把择掉的黄叶、枯梗拿起来再看看,觉得凑合着还能吃,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汪曾祺自选集〉自序》)生前尚如此,辞世后不可能再有新作,更何况如今出版社定选题都首先有经济效益的考虑,然而,就在汪曾祺1997年5月16日去世后仅一两个月,不少出版社就开始抓紧出版他的各式各样的著作单行本。到2012年年底,即汪曾祺辞世15年后,见到新出的汪曾祺的书已多达78种!与此同时,汪曾祺的作品不断被选作各种版本的教材,成为高考语文试题的条目,甚至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歌赛上,评委居然也以汪曾祺为话题,考察歌手们的文学水平。

据悉,争相出版汪曾祺著作的势头还在继续,方兴未艾。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书得到广大读者的由衷喜爱和热烈欢迎,有着可观的市场前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这一点上,出版社的眼光、利益与读者取得了难得的一致。没有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书能得到读者的欢迎,但像汪曾祺这样,其著作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好像不是太多。

这一文学现象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深刻的启示呢?

首先,是自觉的文学担当。汪曾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作品的社会效果是他时时考虑的首要问题。他总是努力通过自己的作品帮助读者正确认识世界,增加对生活的信心。他认为:“真不该是作者就是那样写写,读者就是那样读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首先是社会的得失。我有一个朴素的、古典的想法: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他自信:“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关于〈受戒〉》)在这样明确的写作观指导之下,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的作品不是写的大题材,或者作品中没有容纳着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而自惭,相反,他却总是热情洋溢地从生活中的一个个凡人小事中孜孜不倦地挖掘其中所蕴涵的美和诗意;他不奢望自己的作品像良药那样能为读者治病,但却也盼求能化为一股清澈的泉水,去滋润读者的心灵。自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以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汪曾祺的作品,证明汪曾祺所希望的创作效果已经实现了。作家凸凹在一篇散文中这样描绘他读汪曾祺作品的感受:“(汪曾祺)取与读者平等的角度,娓娓地跟你谈些什么,使心灵的毛孔张开需要的便是这种娓娓的气氛,这娓娓的情调,会给心灵以滋润。猛火给人以表皮的刺痛,文火才把温暖滋润进骨髓。”(凸凹:《爱读汪曾祺》)说得对,再多的华而不实的大作品,也抵不上能滋润自己心灵的一篇“小”文章。“实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汉·王充)这应当是汪曾祺作品给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启示。

其次,是清醒的文学坚守。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不以自己的创作迎合世俗,宁可暂时搁笔,也不随波逐流。二是对自己创作条件和才能有清醒的认识和自由自在的发挥。生活中常见这样的写作者,他不乏才气,也勤奋,长时期的创作生涯也已为自己在文坛上博得不算小的名气,但后来,尽管著作等身了,却没有一部被读者记到心里去,浪得虚名,徒然一生。问题出在哪里呢?有数量无质量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创作无特色,或者说,没找准自己的位置。汪曾祺文坛复出时虽已是花甲之年,但他很快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优秀作品获得成功,遐迩闻名,就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汪曾祺说,“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晚翠文谈〉自序》)汪曾祺的位置就是写他熟悉的旧生活,他找到这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后就从此坚持不懈终其一生。当有人提出他的作品不够深刻,他既坦然认可,同时也心平气和地回应:“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当有人好心地希望他能写些“大作品”,他既真诚地表示感谢,又再次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还是后天形成的,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晚翠文谈〉自序》)岂望有宏篇钜制为时代留影?唯愿以率性之作替岁月写真。这就是汪曾祺。而当有的青年作家,看到汪曾祺写旧社会一举成名,表示自己也想写写旧社会,他马上诚恳地劝阻:“我看可以不必。你才二三十岁,你对旧社会不熟悉。而且,我们应该多写新社会,写社会主义新人。”(《道是无情却有情》)。

第三,淡泊名利,真诚写作。汪曾祺从来没想过通过写作获得什么,他只希望通过写作获得“非外人所能想象的快乐”!他这样描写自己的写作生活:“凝眸既久(我在构思一篇作品时,我的孩子都说我在翻白眼),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自得其乐》)就为了这,他说:“我愿意悄悄写东西,悄悄发表,不大愿意为人所注意。”(《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只有真正淡泊名利的人,才能拥有这种视写作为快乐、为享受的创作态度。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汪曾祺的淡泊,不仅表现于他在认准了的位置上坚守,还表现在他的创作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和赞誉之后,仍然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宠辱不惊。《受戒》问世后好评如潮,他在应《小说选刊》编者之约而写的文章中却这样写道:“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效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关于〈受戒〉》)没有丝毫的骄矜自得之情,字里行间充溢着的尽是真实、真挚与真诚。

期待里下河文学的美好未来

一个名家的诞生,除了他自身不懈的努力与追求,更离不开时代、社会与环境的影响。在高邮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出现汪曾祺,不是偶然的事情。作为里下河地区的名城重镇,高邮不仅历史悠久、物产丰富,而且文化底蕴丰厚、名家大家辈出。北宋杰出的婉约派词人秦少游,明代的南曲大家王磐,清代的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这些人不止高邮人引为自豪,他们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也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他们的杰出成就,事实上已与大运河的水气一道,浸入汪曾祺的血肉,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更影响了他的作品的风格。在如此深厚历史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汪曾祺,加上他自身的勤奋努力,成长为当代中国自成一格的作家,不仅是必然,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同样的道理,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也离不开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人才的诸多因素的支撑与支持。在当前提出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设想,有着诸多有利的因素,既有里下河地区无比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基础,也有当今改革开放新时代提供的宽松自由的良好环境,更重要的,经过新时期30多年的磨炼,里下河地区的一代文学人才茁壮成长,他们中间,尤以兴化的一大批文学人才引人注目,加上其他县市已经开始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当前里下河文学呈现出万木葱茏、百舸争流的喜人形势。但这一切,只是预示着在未来岁月里有了进一步形成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可能,并不能由此宣布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经诞生。文学流派,说到底是一个名家名作的问题,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联翩出现一批审美观念一致、创作风格相近或相同,并且这一些都鲜明地体现在已经或正在产生影响、经得起时间考验、得到广泛公认的大量作品之中,这才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也只有到了那时,我们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诞生。

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需要时间、毅力与韧劲,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更不是人工炒作所能奏效。除了积极争取政府的、社会的支持,更迫切需要的是要有一批热情、负责、自觉地以振兴里下河文学事业为己任的志士能人,用乐于奉献和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建立一个虽然松散自由但却是实质存在并且认真严肃的组织机构,积极筹建一个便于实践、有利交流的平台,用战略眼光持之以恒地抓好一支里下河地区的创作队伍。这三方面的工作都是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所必需的,而我们面临的并且无法回避的却是这样严峻的现实:虚夸浮躁情绪到处蔓延滋生、急功近利之风遍布生活中每一个角落,在如此社会环境下,无疑大大增加了构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难度。正因为清楚地看到这一切,所以,作为一个在里下河土壤上长大的文学爱好者,我对发起这一次“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的《文艺报》和泰州市文联,表示由衷的敬意,并确信,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团结一心,里下河文学流派就一定终将能成为令人鼓舞的现实,里下河的文学事业将因此有一个既继承传统更开拓创新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