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者的困局

——重读汪曾祺的《徙》

王干

 

 

《徙》写的是一场困局。

汪曾祺的小说冲淡,很少浓烈,《徙》似乎有点浓,但不烈。这种浓,表现在他反复写同一种命运和人生格局:高北溟、高雪两代人相似的命运,同样的人生格局,为展翅腾飞而身陷困局,终不能拔身而出。

有论者将汪曾祺归于乡土作家的行列,其实汪曾祺主要写的是市井人物,而且基本是县城的市井。他真正可归入乡土的小说大约有两篇,一篇是《受戒》,一篇是《大淖记事》。但《大淖记事》的大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大淖,而是县城边上的一个湖,用今天的话说,是城乡结合部。而且《大淖记事》一半的篇幅,比如关于锡匠的生活,也多半与市井文化有关,不是纯粹意义的乡村。将汪曾祺归于乡土,或许与他师从沈从文有关。

有趣的是,汪曾祺的两篇乡土小说,描写的都是爱情,因而美丽飘逸、意境悠扬。而他在描写市井人物时,常常呈现的是市井人物的困惑、困顿、困厄。早期的《异秉》是汪曾祺非常喜爱和器重的一部作品。这部写于1948年的小说,应该是汪曾祺的少作,时过32年之后,他又将小说重新写一遍。他为什么如此重视这样一部作品?《异秉》写的是市井底层人物的困局,几个小人物对自己前途的无望,最后解手的细节既可笑,又悲凉。而《岁寒三友》里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个人物在“岁寒”的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相濡以沫的古典人文情怀,正是对困局的抗争。《陈小手》里的男性接生婆陈小手死于非命,正是市井小人物困之极致。

《徙》描写的不是市井人物,用我们的话说,是三个知识分子。但这三个知识分子不是坐而论道的学者型或学究型书生,而是热爱生活的普通市民。谈甓渔、高北溟、高雪,三个人分属三个时代的三种知识分子类型,皆带着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高雪甚至有时尚人物的气息。汪曾祺笔下的市井人物常常带着文人气,《鉴赏家》里的叶三,《岁寒三友》里的三友,都带着一股被推崇的文人气;而他描写文人也离不开市井的氛围,充满了烟火气。或许这正是汪曾祺小说能够不同凡响、不拘一格的原因。汪曾祺笔下的人物被读者喜爱,不是他们的命运有多传奇,而是人物身上的生活情趣和文化内涵。

《徙》写了一群有志者,他们都曾满怀理想,都曾心比天高,但最终在时代和社会的限制下,难逃命运的悲剧。小说主要写高北溟父女的人生悲剧。这悲剧来源于他们的志向远大、心高气盛。高北溟,名鹏,字北溟,姓名显然取自于庄子的《逍遥游》。高北溟勤奋好学,受教于当地名师谈甓渔,本望来期在科举中一展身手,没想到民国废除了科举。高北溟壮志难酬,又不善交际,只能读个“简师”(速成师范),然后在小学、中学教书勉强为生。高北溟壮志难酬,就把希望寄托在小女儿高雪身上。高雪继承了高北溟的清高。三个知识分子生活的背景是市井社会,而且他们常常为生活所困。谈甓渔满怀诗人之梦,但死后文集难以出版;高北溟心气极高,但无奈和市井之人相处,屡屡受挫;高雪更是心存高远,但家境贫寒,也同为时代所限而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最终患了忧郁症,郁郁寡欢,年少病亡。

姐姐高冰面对死去的妹妹,说出了主题:“妹妹,你想飞,你没有飞出去呀!”

飞不出去,是人生最大的困惑,也是最大的悲剧。

父女两人,一场困局,校歌依旧,悲情难去。

《徙》写了人物与时代的关系。

一般人看来,汪曾祺是闲云野鹤,琴棋书画,远离政治的漩涡,远离时代的风云。其实不然,汪曾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虽然没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但绝非远离时代不食人间烟火之人,他对时代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其实一点儿也不淡漠,只不过是用灰蛇草线的方式来表达。《徙》是汪曾祺少见的表现时代变幻、历史沧桑的作品,而它是通过人物的命运来体现的。《徙》先后写了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的命运,是三个片段,也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缩影。三个人物,有点像老舍《茶馆》里的三幕戏,暗示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动荡。

谈甓渔是个名士,参加科举却累考不中,只中过举人,后来就索性淡泊功名,做诗人,教学生。因为教学得法,倒也培养了不少学生,有的学生中了进士,因而谈甓渔在当地名声显赫,以致盖起了院落,人称谈家门楼,品望很高。小说里有一个细节,很能体现谈甓渔的性格,“他爱吃螃蟹,可是自己不会剥,得由家里人把蟹肉剥好,又装回蟹壳里,原样摆成一个完整的螃蟹。两个螃蟹能吃三四个小时,热了凉,凉了又热。他一边吃蟹,一边喝酒,一边看书。他没有架子,没大没小,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是个很通达的人”。谈甓渔作为老一代文人在旧时代获得的尊重,显示了当时当地社会重文尚艺的传统与旧文化格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而谈甓渔的学生高北溟就没有谈甓渔那么幸运了,虽然他勤奋用功,认真学习,而且在十六岁时就中了秀才,本希望有鲲鹏展翅之日,然而时不我待,高北溟中秀才的第二年,朝廷废了科举。这对高北溟的打击可谓巨大,因为在封建时代,科举是年轻人求取功名的唯一路径,也是知识分子唯一的救命稻草。小说没有写废科举对高北溟的重创,而是写县城里增添了几个疯子,“有人投河跳井,有人跑到明伦堂去痛哭”。最悲剧的就是“哭圣人”徐呆子,因为废除科举,参考多年未中的他“到大街上去背诵他的八股窗稿。穿着油腻的长衫,趿着破鞋,一边走,一边念。随着文气的起承转合,步履忽快忽慢;词句的抑扬顿挫,声音时高时低。念到曾经业师浓圈密点的得意之处,摇头晃脑,昂首向天,面带微笑,如醉如痴,仿佛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天地间只有他的字字珠玑的好文章。一直念到两颊绯红,双眼出火,口沫横飞,声嘶气竭。长歌当哭,其声冤苦。街上人给他这种举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哭圣人’”。

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汪曾祺小说里没有出现辛亥革命字样,也没有写满清王朝的垮台,但高北溟的命运转折由此可见一斑。一心想建功立业的高北溟被迫终止仕途以后,只能当小学老师,之后当上了中学老师,有过短暂的好日子,但很快又被人取代,重新陷入困局。高北溟希望自己像庄子《逍遥游》里的鲲鹏一样展翅自由飞翔的梦想破灭以后,并不心甘,他把自己的理想间接地传递给自己的女儿高雪。

高北溟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高冰,一个叫高雪。冰雪之高洁,无疑是高北溟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宣言,他通过女儿的名字来传递他的人生境界。有趣的是,两个女儿有着宝钗黛玉式的差异:高冰懂事自律,高雪则任性而诗性。高雪可谓继承了父亲的鲲鹏之志,姐姐小学毕业之后考了女子师范,她却要上高中,考大学,还要到北平上大学。但是,在她读完师范,准备继续考大学的时候,“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她所向往的大学,都迁到四川、云南。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本县外出的交通断了。她想冒险通过敌占区,往云南、四川去。全家人都激烈反对。她只好在这个小城里困着。”

这一困,困至她生命的最后。和父亲一样,高雪最终也没有能够走出小城,没有像鲲鹏一样乘风万里,而是身陷小城,心在天外。虽然高雪结婚了,且丈夫对她恩爱有加,但是高雪向往的不仅仅是夫妻恩恩爱爱的小日子,她要一飞冲天。但时代无形的牢笼折了她的羽翼,她最后只能得忧郁症而死。忧郁症这个名词,是进入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一心寻找新的生活状态的高雪,配上了这个新名词。

高北溟的困厄在于科举的废除,高雪的困惑则源于时代的乱局,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动荡毁了高雪的腾飞之梦。在高雪忧郁而死后,高北溟曾自责:“怪我!怪我!怪我!”岂能怪哪个人,“心高命薄”是姐姐高冰对高雪的评价,也是有志者常有的命运。

命是什么?时代也。

《徙》还写了师生情缘。

汪曾祺在审美观念上,带有鲜明的道家思想。《徙》显然受到庄子《逍遥游》的影响,那个神仙一样不会数钱只会喝酒写诗的谈甓渔,正是道家精神的化身。同时汪曾祺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尊师重教的精神,在这篇小说里就通过人物命运得到了尤其充分的体现。

在另一种意义上,《徙》还是一篇写教育的小说。小说里写的最多的就是上学和教学的事情。小说开头就是一首校歌,五小的校歌,由校歌带出了作者高北溟,由高北溟带出了他的老师谈甓渔,由谈甓渔又带出了高北溟的教学故事,接着女学生高雪登场。高雪故事的核心就是梦想到北平上大学而未能如愿,婚姻也被耽搁下来,长期待字闺中,之后高北溟的学生汪厚基上门向高雪求婚,伴随高雪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小说里写得最感人的是师生情缘,高北溟幼时受到老师谈甓渔的厚爱,中了秀才,谈甓渔考虑到高家经济拮据,免收高北溟的学费,给了高北溟巨大的支持。高北溟在老师谈甓渔去世之后,先是花一百大洋购下谈甓渔的诗稿,然后省吃俭用,准备将诗稿刻印出来,甚至女儿外出求学没有钱,他也不肯动用这一笔存款。

汪厚基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对老师的感恩。和高北溟一样,汪厚基也是老师喜欢的学生。他天资聪明,成绩优秀,但实用主义的家庭让他学了中医。汪厚基的理想不像高雪那样是往外飞,他的理想是爱高雪。这是对师恩的另一种回报,也是爱戴老师的另一种方式。从小说里看得出来,汪厚基的爱是无私的爱,是不求回报的博爱,是近乎柏拉图式的爱。他迟迟不婚,终于等来高雪,但高雪心不在小家庭,不在卿卿我我、儿女情长。汪厚基也无怨无悔,一直伺候高雪到临终。高雪去世以后,汪厚基如失了魂一样,整日坐在高雪的墓前。高雪临死前,对汪厚基说:“厚基,你真好!”这让人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临死前说的话,“宝玉,你好……”。不过林黛玉是爱怨交加,高雪是爱意中包含愧意。她被汪厚基的爱情所融化、感动,同时为自己的心气高远连累汪厚基有所愧疚。汪厚基为爱所痴,高雪则为理想所痴,不同的痴迷,同样的困局。

汪曾祺小说一直以客观冷静著称。他始终与小说中的人物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在描写人物悲剧命运的时候,也保持着冷静,有时甚至是冷幽默。在《陈小手》最后,团长挥抢打死了为自己太太接生的陈小手,令人发指,但汪曾祺却不动声色,结尾写道:“他感到挺委屈”。不过在《徙》中,汪曾祺的文笔时有溢情之处,甚至在叙述语言上也带着某种倾向。一般说来,汪曾祺在小说中对人物总是直呼其名,这也是小说的一般常识,但在叙述到高北溟去五小教学这一段时,他却破例称高北溟为“高先生”,而且之后直接称高北溟的太太为高师母。也就是说,作家完全站在人物的视角上进行叙述了,这对老到的小说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

因为汪曾祺在县立“五小”念过书,“五小”是汪曾祺的母校。那首由玻璃一样脆亮的童音唱出来的校歌,是汪曾祺唱过无数遍的童年记忆。因而汪曾祺写这篇小说时,是带着追忆缅怀的情绪的。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常有生活原型,尤其是那些以高邮为背景的市井小说,人物的姓名也常常与生活中一样。当然,小说仍是虚构的产物,不是纯粹的纪实。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高北溟、高冰、高雪实有其人,连沈石君其人也确有。从小学到中学,教汪曾祺语文的有好几位老师,高北溟先生是影响汪曾祺较大的一位。汪曾祺自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二年级的国文,都是高先生教的。在高北溟任教的那几年,汪曾祺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徙》是在纪实基础上的叙述,是汪曾祺回望故乡、回望历史的感慨之作,也是汪曾祺的谢师之作。

小说中有一段写到高北溟在课本之外,还自选教材。这一段话,完全是非小说的叙述。在罗列一大段古今中外名著之后,汪曾祺的叙述居然是这样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初中国文教员中极为少见。他选的文章看来有一个标准: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这些文章有一个贯串性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人道主义”。如果这种笔法出现在王蒙的小说里,读者一点也不奇怪,出现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则颇为意外。按照汪曾祺自己的说法,该是“矫情”了。矫情是北京方言,含有自作多情、多愁善感、做作等多重含义。但不难看出,汪曾祺对这样一个虚构而又实际存在的高北溟倾注了怎样的感情。

汪曾祺在晚年标称自己的创作是抒情的人道主义,那属于创作谈的范畴,而在小说里公然谈论人道主义的问题,在《徙》里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篇小说里,汪曾祺不仅找到了文学的启蒙老师,还找到自己文学观念的源泉——人道主义。

可以说,《徙》里高北溟聪明灵慧的学生汪厚基,其实带着在“五小”读书期间的汪曾祺的影子。当时汪曾祺在“五小”就是像汪厚基一样优秀的人才。和高雪、汪厚基不同的是,汪曾祺飞了出去,从北溟奔赴南溟,他一生多迁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历经江阴、昆明、上海、江西、北京、张家口多地,所以,他对迁徙、流动有着切身的感受。

小说里,高北溟感师恩,终身回报。汪曾祺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除了家乡高北溟这样一些启蒙老师外,沈从文先生也是汪曾祺的恩师,汪曾祺写沈从文的文章达十六篇之多,情真意切,赤子之心。汪曾祺对高北溟的最好回报,就是《徙》这篇小说。《徙》会流芳下去,高北溟也会流芳下去。

《徙》写出了小说的旋律美。

中国文章的传统是讲究韵律美、节奏美、旋律美,但由于中国的小说来自于话本,往往满足于讲故事,对文气不是很讲究。《徙》是一篇回肠荡气、旋律优美的小说。小说首先从一首校歌开始,花了很多的篇幅,完整地抄录了校歌,之后校歌反复出现在小说的各个节点上,或高昂清脆,或低沉忧郁,强化了小说的情绪,也增强了小说的节奏感。小说一唱三叹,写出了有志者的困与郁。在语言的选择上,汪曾祺也苦心营造出一种与人物和时代相适应的文体,这就是文白相间、古今兼备的民国文风,在小说的局部还出现骈体文。这在汪曾祺小说里也是少见的,一方面显出了作者的国学功力,另一方面和人物的身份、命运也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有限的篇幅里,还运用了复调的结构旋律。这复调是通过两段引文来体现的,两段文字皆出于高北溟之手,一是他为五小写的校歌: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另一段是高北溟为自家书写的对联:

辛夸高岭桂

未徙北溟鹏

校歌由玻璃般脆亮的孩子们唱出,是有志者的宣言,是“无男无女教育同”的平等理想,是“乘风破浪”的少年憧憬;而对联巧妙地嵌入高北溟的姓名和字,当然也嵌入了他的命运,“辛夸”和“未徙”是高北溟和高雪的现实写照。校歌和对联的交替出现,写出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前者有志,后者困局。暗喻,又是写实。好小说都会在写实中透出暗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