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的暖意

——重读《岁寒三友》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文眼的。

中国古人写文作画,讲究。讲究之一要有诗眼、文眼,所谓“画龙点睛”,其实是在文章的结穴点上做够文章。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都是诗眼的范例。王国维《人间词话》第46条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岁寒三友》的文眼在哪里?寒,在“寒”字上。

小说的结尾写道:

 

这天正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篇末点题,很巧妙。大年三十,是岁末;大雪纷飞,是背景,是“寒”的大自然形态。即使简短的结尾,也体现汪曾祺先生的文风所在,这是一个容易滥情的地方,一般作家会大段地写风雪的肆虐和天气的寒冷,然后说,屋里,温暖如春。但汪氏就用了一句最日常的口语:正下着大雪。没有一句形容,没有修饰语,可谓不著一字,境界全出。

小说写了高邮城的三个小人物,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两个小商人,一个小文人,他们的日子不是很稳定,时常为钱所困扰,但在金钱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格和美好人性,是全篇的亮点。

小说写人物为钱所困。王瘦吾的“穷”,一个细节尽出,儿子上学,穿的是钉鞋,其他同学穿的是胶鞋。开运动会,女儿没有运动鞋,母亲就用白布仿做一双,王瘦吾看了心酸,读者看了更心酸。“因此,王瘦吾老是想发财”。陶虎臣的炮仗店开始还行,后来接近倒闭,起先是喝粥后来连粥也喝不起。画师靳彝甫的日子也紧紧巴巴地过,但手中有三块田黄石章,在朋友吃不上饭的时候,在陶虎臣上吊自杀的时候,他毅然卖掉三块珍爱的宝贝,为朋友全家的生计换来了钱。小说全篇写三个人命运的起伏,写三个人生存的困厄,但始终洋溢着一种暖意,这暖意是友情,也是中国文化济贫救难的慈悲情怀,也是视朋友的安危和冷暖为己事的一种君子风范。中国小说有重友情的传统,《三国》写桃园三结义,《水浒》写梁山兄弟的生死与共,但都侧重在侠义上,是写英雄的侠义。而汪曾祺笔下的这三位市井之人,一心为钱、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所体现出来的相濡以沫的暖意,在今天对那些重利轻义的市侩之风也是冷冷的批判。汪曾祺的小说始终充满了对人性温暖的表现,始终为善良的心灵礼赞。当然,也表现了汪曾祺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喝酒对岁寒,是御寒,取暖,也是人生的达观和乐观。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结构的。

汪曾祺在谈到林斤澜的小说时,曾用“苦心经营的随便”来形容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其实也是夫子自道。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也说:“词中句与字,有似触著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著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著之字也。”“极炼”就是苦心经营,“不炼”就是随便。在《岁寒三友》这篇小说里,体现在貌似随便的结构上,其实精心构思、巧妙运行,真可谓“极炼如不炼也”,简直是“不炼”到极致。

在《岁寒三友》这篇小说里,人物即结构。因为要写三个人物的命运,要写三个人物的性格,作家以人物作为天然的结构形态,三个人物,松竹梅的三种形态。王瘦吾的瘦,不仅是形态上,也是经济状况,也是内心的孤苦,似竹。陶虎臣开炮仗店,被炸瞎了一只眼,他是性格和炮仗一样,热烈,豪爽,像松。靳彝甫是个小文人,画师,沉静,如梅。小说先合后分,“这三个人是”,小说开头的平易近人的一句口语,恰如空谷来风,交代了三个人合传的原因。接着分别叙述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性格特征,中间又分别写了三人的好运和厄运,最后在大年三十的雪夜,三人聚集在如意楼喝酒,又合了起来。在结构形态上,起承转合,天然形成。

《岁寒三友》没有主要人物,三个人物平行发展,作家平均用力,分头叙述,最后命运交叉在一起。这种写法显然受到了司马迁《史记》叙事风格的影响,《史记》里有多人合传,像《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刺客列传》等都是把类型相同的人物合在一起,文章内在的联系是草蛇灰线,暗含其中。《岁寒三友》更像《刺客列传》,《刺客列传》写了五位刺客,《岁寒三友》写了三个做小生意的街坊,当然,《刺客列传》未能把五人最后合到一起,因为那是历史。《岁寒三友》是小说,是虚构。或许在作家脑海里最早出现的就是岁寒大雪松竹梅在喝酒的场景,才推出后来的小说框架。

汪曾祺在谈到小说的结构时,曾说好的小说像一棵树,《岁寒三友》分别写了三棵树,最后让三棵树融合到一起,结构浑然天成。《岁寒三友》还巧妙地运用了暗结构,那就是隐藏在阴城的侉子,这个人物貌似闲笔,却出现在结构的节点上。当陶虎臣准备上吊自杀,正是他割开绳子,救了陶虎臣一命,也才有了后来的三友之温。这时你才发现,汪是怎样的结构高手。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节奏的。

都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好,语言好在哪里?好在节奏。汪曾祺的文字讲究平仄,讲究对称,深得中国语言文字的精髓。但好的语言必须依附在一个好的小说节奏上。如果节奏拖沓,节奏混乱,语言的美就会像不会打扮的女性身上的装饰物,多余而卖弄。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开头就确定了小说的基调或韵律,《岁寒三友》的开头是“这三个人是”,点题,也确定了人物的身份,“这三个人”的称谓平常而自然,而在中间一转,“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转了好运”,想发财的王瘦吾发了点小财,陶虎臣的炮仗卖火了,而靳彝甫居然也在上海办画展了,还卖出了几幅画,斗蟋蟀还赢了钱。节奏从开头的局促走向舒缓。然而,好景不长,“这三年啊”之后节奏走向陡峭。王瘦吾的绳厂被欺行霸市的人收购了,陶虎臣的炮仗厂倒闭了,到了卖儿卖女的绝地,靳彝甫也远走他乡。最后,小说结束在“这天正是腊月三十”上,岁寒三友,人间友情温暖如火。

《岁寒三友》是一篇有温度的小说,作家一开始叙述三个人物的命运,用“不上不下、时好时坏”来概括,叙述的温度可以说是常温偏低,叙述的口吻偏低沉,中间三个人突然交了好运,叙述变得热烈起来,语言的节奏也趋向明快,尤其是那段写放焰火的场景,可谓余热触手可及,至于那句“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露水是带着寒意和冷意的,但在此,你能感受到的是温暖和热乎。从“这三年啊”开始,小说的节奏变得冷意横生,叙述的语气变得滞重而沉痛,写到陶虎臣被迫嫁女,上吊自杀时,寒意逼人,节奏停滞。之后,三人在小酒馆相聚,“醉一次”,节奏又舒缓荡开,人性的热度,友情的温暖,在叙述的语调中自然呈现。

 

1992年初夏,汪曾祺夫妇应江苏电视台之邀,拍摄陆建华先生策划的专题片《梦故乡》,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在南京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汪曾祺和高晓声、叶至诚见面,三人的亲切劲儿,让我先想起了“岁寒三友”的场景。叶至诚先生生性随和,是老好人,而高晓声素来以清高、孤傲出名。他专程到饭店去看人,我印象中非常少。后来听汪先生讲,三人这么好是有典故的。高晓声复出之后,在南京没有地方住,叶至诚其时接替顾尔镡任《雨花》主编,就让高晓声在编辑部落个脚,当然要找个理由,就让高晓声也看看稿。汪曾祺当时把《异秉》投给家乡的刊物,《雨花》的编辑说,这篇小说怪怪的,缺少剪裁。高晓声看了以后,说:你们不懂,这才是好小说。高晓声在他有限的编辑生涯中,破例为这篇小说写了编后记,而且小说作为头条发表,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小小的震动。汪曾祺的自由来稿被高晓声、叶至诚看中推崇,可谓是知音难得,至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2年春天,《北京文学》评奖,我和林斤澜先生都是评委,那天他和我喝了很多的酒,说了很多的话,最多的一句就是: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林斤澜和汪曾祺、高晓声、叶至诚也是非常谈得来的朋友,当时汪曾祺、高晓声、叶至诚先后辞世,而我恰巧都参加了三个人的葬礼,也很感慨。说到动情处,林先生都哽咽了。如今斯人亦去,诸位同道之间的友情在天国里应该更加浓厚,像汪先生的《岁寒三友》一样,绵厚悠长。

[ 作者系评论家,本刊副主编 ]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文眼的。

中国古人写文作画,讲究。讲究之一要有诗眼、文眼,所谓“画龙点睛”,其实是在文章的结穴点上做够文章。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都是诗眼的范例。王国维《人间词话》第46条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岁寒三友》的文眼在哪里?寒,在“寒”字上。

小说的结尾写道:

 

这天正是腊月三十,这样的时候,是不会有人上酒馆喝酒的,如意楼空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

外面,正下着大雪。

 

篇末点题,很巧妙。大年三十,是岁末;大雪纷飞,是背景,是“寒”的大自然形态。即使简短的结尾,也体现汪曾祺先生的文风所在,这是一个容易滥情的地方,一般作家会大段地写风雪的肆虐和天气的寒冷,然后说,屋里,温暖如春。但汪氏就用了一句最日常的口语:正下着大雪。没有一句形容,没有修饰语,可谓不著一字,境界全出。

小说写了高邮城的三个小人物,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开绒线店,陶虎臣开炮仗店,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他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三个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缙绅先生,也不是引车卖浆者流。他们的日子时好时坏。好的时候桌上有两个菜,一荤一素,还能烫二两酒;坏的时候,喝粥,甚至断炊。”两个小商人,一个小文人,他们的日子不是很稳定,时常为钱所困扰,但在金钱面前他们表现出来的人格和美好人性,是全篇的亮点。

小说写人物为钱所困。王瘦吾的“穷”,一个细节尽出,儿子上学,穿的是钉鞋,其他同学穿的是胶鞋。开运动会,女儿没有运动鞋,母亲就用白布仿做一双,王瘦吾看了心酸,读者看了更心酸。“因此,王瘦吾老是想发财”。陶虎臣的炮仗店开始还行,后来接近倒闭,起先是喝粥后来连粥也喝不起。画师靳彝甫的日子也紧紧巴巴地过,但手中有三块田黄石章,在朋友吃不上饭的时候,在陶虎臣上吊自杀的时候,他毅然卖掉三块珍爱的宝贝,为朋友全家的生计换来了钱。小说全篇写三个人命运的起伏,写三个人生存的困厄,但始终洋溢着一种暖意,这暖意是友情,也是中国文化济贫救难的慈悲情怀,也是视朋友的安危和冷暖为己事的一种君子风范。中国小说有重友情的传统,《三国》写桃园三结义,《水浒》写梁山兄弟的生死与共,但都侧重在侠义上,是写英雄的侠义。而汪曾祺笔下的这三位市井之人,一心为钱、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所体现出来的相濡以沫的暖意,在今天对那些重利轻义的市侩之风也是冷冷的批判。汪曾祺的小说始终充满了对人性温暖的表现,始终为善良的心灵礼赞。当然,也表现了汪曾祺对生活的乐观主义态度,喝酒对岁寒,是御寒,取暖,也是人生的达观和乐观。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结构的。

汪曾祺在谈到林斤澜的小说时,曾用“苦心经营的随便”来形容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其实也是夫子自道。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也说:“词中句与字,有似触著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著之句也。宋景文‘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触著之字也。”“极炼”就是苦心经营,“不炼”就是随便。在《岁寒三友》这篇小说里,体现在貌似随便的结构上,其实精心构思、巧妙运行,真可谓“极炼如不炼也”,简直是“不炼”到极致。

在《岁寒三友》这篇小说里,人物即结构。因为要写三个人物的命运,要写三个人物的性格,作家以人物作为天然的结构形态,三个人物,松竹梅的三种形态。王瘦吾的瘦,不仅是形态上,也是经济状况,也是内心的孤苦,似竹。陶虎臣开炮仗店,被炸瞎了一只眼,他是性格和炮仗一样,热烈,豪爽,像松。靳彝甫是个小文人,画师,沉静,如梅。小说先合后分,“这三个人是”,小说开头的平易近人的一句口语,恰如空谷来风,交代了三个人合传的原因。接着分别叙述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性格特征,中间又分别写了三人的好运和厄运,最后在大年三十的雪夜,三人聚集在如意楼喝酒,又合了起来。在结构形态上,起承转合,天然形成。

《岁寒三友》没有主要人物,三个人物平行发展,作家平均用力,分头叙述,最后命运交叉在一起。这种写法显然受到了司马迁《史记》叙事风格的影响,《史记》里有多人合传,像《孟子荀卿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刺客列传》等都是把类型相同的人物合在一起,文章内在的联系是草蛇灰线,暗含其中。《岁寒三友》更像《刺客列传》,《刺客列传》写了五位刺客,《岁寒三友》写了三个做小生意的街坊,当然,《刺客列传》未能把五人最后合到一起,因为那是历史。《岁寒三友》是小说,是虚构。或许在作家脑海里最早出现的就是岁寒大雪松竹梅在喝酒的场景,才推出后来的小说框架。

汪曾祺在谈到小说的结构时,曾说好的小说像一棵树,《岁寒三友》分别写了三棵树,最后让三棵树融合到一起,结构浑然天成。《岁寒三友》还巧妙地运用了暗结构,那就是隐藏在阴城的侉子,这个人物貌似闲笔,却出现在结构的节点上。当陶虎臣准备上吊自杀,正是他割开绳子,救了陶虎臣一命,也才有了后来的三友之温。这时你才发现,汪是怎样的结构高手。

 

汪曾祺的小说是讲究节奏的。

都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好,语言好在哪里?好在节奏。汪曾祺的文字讲究平仄,讲究对称,深得中国语言文字的精髓。但好的语言必须依附在一个好的小说节奏上。如果节奏拖沓,节奏混乱,语言的美就会像不会打扮的女性身上的装饰物,多余而卖弄。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开头就确定了小说的基调或韵律,《岁寒三友》的开头是“这三个人是”,点题,也确定了人物的身份,“这三个人”的称谓平常而自然,而在中间一转,“这一年,这三个人忽然转了好运”,想发财的王瘦吾发了点小财,陶虎臣的炮仗卖火了,而靳彝甫居然也在上海办画展了,还卖出了几幅画,斗蟋蟀还赢了钱。节奏从开头的局促走向舒缓。然而,好景不长,“这三年啊”之后节奏走向陡峭。王瘦吾的绳厂被欺行霸市的人收购了,陶虎臣的炮仗厂倒闭了,到了卖儿卖女的绝地,靳彝甫也远走他乡。最后,小说结束在“这天正是腊月三十”上,岁寒三友,人间友情温暖如火。

《岁寒三友》是一篇有温度的小说,作家一开始叙述三个人物的命运,用“不上不下、时好时坏”来概括,叙述的温度可以说是常温偏低,叙述的口吻偏低沉,中间三个人突然交了好运,叙述变得热烈起来,语言的节奏也趋向明快,尤其是那段写放焰火的场景,可谓余热触手可及,至于那句“人们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来了”,露水是带着寒意和冷意的,但在此,你能感受到的是温暖和热乎。从“这三年啊”开始,小说的节奏变得冷意横生,叙述的语气变得滞重而沉痛,写到陶虎臣被迫嫁女,上吊自杀时,寒意逼人,节奏停滞。之后,三人在小酒馆相聚,“醉一次”,节奏又舒缓荡开,人性的热度,友情的温暖,在叙述的语调中自然呈现。

 

1992年初夏,汪曾祺夫妇应江苏电视台之邀,拍摄陆建华先生策划的专题片《梦故乡》,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在南京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汪曾祺和高晓声、叶至诚见面,三人的亲切劲儿,让我先想起了“岁寒三友”的场景。叶至诚先生生性随和,是老好人,而高晓声素来以清高、孤傲出名。他专程到饭店去看人,我印象中非常少。后来听汪先生讲,三人这么好是有典故的。高晓声复出之后,在南京没有地方住,叶至诚其时接替顾尔镡任《雨花》主编,就让高晓声在编辑部落个脚,当然要找个理由,就让高晓声也看看稿。汪曾祺当时把《异秉》投给家乡的刊物,《雨花》的编辑说,这篇小说怪怪的,缺少剪裁。高晓声看了以后,说:你们不懂,这才是好小说。高晓声在他有限的编辑生涯中,破例为这篇小说写了编后记,而且小说作为头条发表,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小小的震动。汪曾祺的自由来稿被高晓声、叶至诚看中推崇,可谓是知音难得,至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2年春天,《北京文学》评奖,我和林斤澜先生都是评委,那天他和我喝了很多的酒,说了很多的话,最多的一句就是: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林斤澜和汪曾祺、高晓声、叶至诚也是非常谈得来的朋友,当时汪曾祺、高晓声、叶至诚先后辞世,而我恰巧都参加了三个人的葬礼,也很感慨。说到动情处,林先生都哽咽了。如今斯人亦去,诸位同道之间的友情在天国里应该更加浓厚,像汪先生的《岁寒三友》一样,绵厚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