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林:当代小说叙事的“下河”语境

两千多年前,面朝黄海的东台因“汲海水煮盐”而置盐场,北宋年间更至鼎盛,吕夷简、晏殊、范仲淹等北宋名相皆先后在东台任过盐官。范仲淹任盐官期间,体恤当地沿海居民饱受海潮侵袭、卤水倒灌之苦,组织民力修筑了一道捍海堰,是为范公堤。

范公堤的筑堤之土取自堤畔沙土,故范公堤矗立延伸之时,一条名为串场河的人工河流亦依堤而生。串场河将沿途各盐场串联起来,这也是串场河名字的由来。众所皆知,一马平川的苏北素有里下河平原之称,里下河不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而是里河与下河的简称,里河专指流经扬州、淮安的大运河,下河则指串场河。东台离里河较远,而下河则贯穿全境,故东台文化血脉里嵌入的是下河基因。

范公堤将东台隔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堤西受范公堤庇护,河网密布、风调雨顺,堪称“苏北江南、鱼米之乡”;堤东随着泥沙淤积、大海东去,滩涂逐年生长,移民追随海潮向东迁徙,盐碱地上不断演绎着“沧海变桑田”的奇迹。仅仅是一堤或一河之隔,就构成了东台文脉错综复杂又相互兼容的下河语境。评论家普遍关注着里下河文化,但都偏于里河的研究,包括以知名作家李有干、曹文轩等为代表的作家,都被贴上向里河靠拢的“西乡文化”标签,下河文化的语境表达,鲜有评论家关注。此种现象,是评论家们自我放逐的追求流量,还是集体拥趸的有意为之,不得而知。

贴近下河的东台,先后走出了诸多当代知名小说家,其中以肖元生、朱剑(已故)、薛德华、鲁敏、北乔、杨铁平等尤为突出,他们中有鲁迅文学奖得主,有全军文艺奖得主,有紫金山文学奖得主,有省“五个一”工程奖得主,可谓星光璀璨、成果斐然,已经构成蔚为大观的东台作家群现象。就地理空间而言,东台是以范公堤为分界线,将区域分为堤东和堤西,事实上多年来东台人也是这么自我认知和定位的。而从文学版图上来说,笔者有意识地以下河(串场河)为分界线,将小说的语境表达分为东岸和西岸,旨在增强不为外人所知的东台作家群在小说语境表达方面的辨识度。

咸与淡,是下河语境表达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从东台走出的专业作家肖元生在其创作旺盛期,曾在东台沿海乡镇挂职。他获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潮涨潮落》(《人民文学》,2003年11期),是下河东岸小说的代表之作,小说揭示了社会改革进程中的诸多矛盾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尴尬,对沉浮其中的各种人物予以逼真地刻画,描绘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面,营构出个性各异的人物画廊。咸涩的海风、奔涌的浪潮、荒凉的盐碱地……构成了肖元生小说叙事咸咸的语境。而这独到的、咸咸的语境,就如调和百味之首的食盐一样,虽做菜时只需用那么一小撮,但注定不可或缺亦不可过量,需拿捏得恰到好处,那一小撮盐可谓掌握着一桌菜的命运;与肖元生同一时期出道的作家朱剑,则是下河西岸的作家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太平庄白话》(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以下河西岸的“小江南”太平庄为故事发生地,相较于下河东岸的作家,他小说语境的表达味道相对淡了许多,这体现在《太平庄白话》中大量运用的“白话”,小说的语言都是下河西岸日常生活中常听常说、耳熟能详的乡土话。它们平平常常地从读者眼前流过,点点滴滴地沉淀到读者心里,比如,小说中,聪明的人叫“人儿精”,愚笨的叫“木冲子”,不讲理的叫“蛮驴子”,漂亮说作“刷刮”,肮脏说作“邋遢”等等,这些语言,在下河流域生活的人一看就懂,不在下河流域生活的人,也不要怕看不懂当地方言俚语,朱剑那惯用的、淡淡的、娓娓道来的语境表达,会把你带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

收与放,是下河语境表达中最为直观的特征。东台下河西岸的成陆时间较东岸早了至少数千年,自古人口稠密、人文荟萃,且深受以吴文化为代表的江南文化的影响较深,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情感细腻,性格相对沉稳内敛。作家薛德华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狐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虽是一部地域“史记”,小说刻画的女性虽集“狐性”与“匪性”于一身,但作者却没有任由其“野蛮生长”,而是用深厚老到的笔力,清清淡淡地展现出女性的“柔性”,一部几代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史,呈现给读者的却是回归内心和人物本性的“田园牧歌”。薛德华有过多年的军旅生涯,而生于东台下河东岸的北乔同样从军多年,他的小说却有着潮起东方的热情与奔放,其长篇小说《新兵》(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聚焦军营热血男儿,文笔干净利落,叙事大开大合,尤其是北乔尽管写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们,他却用神来之笔,拉回到自己在东台下河西岸的童年生活,让记忆中的黄海澎湃浪潮飞溅于《新兵》之中,生动传神地演奏着“他的童年”“军旅的童年”二重奏,可谓一浪胜过一浪,给读者带来荡气回肠、浪遏行云的品读感受。

隐与显,是下河语境表达中最为深邃的特征。隐藏是小说家本能反应,这一点在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敏的小说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创作风头一直较盛的小说家,她的小说力作不断呈现,不断给当代文学界带来惊喜。鲁敏创作成熟期的小说,评论家们已经关注得太多,笔者最早关注的是她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早期作品《方向盘》,小说讲述了一个机关驾驶员因车改面临下岗的故事,常规来写,会写成一个职场小说,但鲁敏却隐忍不发,偏偏把笔锋一转,把故事的发生地从机关拉回到家庭,把职场故事变成了围城故事,使一个平淡的选题具有了向内生长的力量,让生活琐碎代替了宏大命题,使得小说活色生香。这种隐,也为她今后的“城市隐疾”系列小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鲁敏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生活在东台下河的西岸,她的小说语境表达是否带有下河西岸特有的情绪隐藏,《方向盘》中应该隐藏着答案。隐的另一方面当然是显,长期在下河东岸工作生活的杨铁平,他获紫金山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世界的光》(《钟山》长篇小说B卷,2017年)以农村灭狗的故事为核心,直面乡村生活,直面社会底层矛盾,表层结构似乎聚焦于人与狗的冲突,深层结构则表现为人性的内在冲突。小说将人的欲望与灵魂的升华、伦理秩序的解体与信仰的重建等重大命题交织其中。该小说是下河东岸小说叙事“显”语境的代表之作。

最后需赘述的是,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文学本身容纳了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可能性。笔者长期生活工作在下河西岸,也曾贴近下河创作了以“白云庄”“西大仓”等为故事发生地的中短篇小说,也曾试图跨过下河去探知下河东岸的情况,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笔者不敢揣言从东台下河两岸走出的小说家们,是否出过横跨下河东西两岸的精品力作,但从笔者所阅读过的作品而言,至今尚未发现,这也给未来留下了一个可能性,铺展了一个全新的文学领域新空间,而这个新空间正是吸引小说家们去探寻的魔力之所在。

本文原载《文化艺术报》2021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