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毕飞宇的目光

一般而言,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对创作者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一个人无法回避同时代的文学趣味、文学理想、文学风格,甚至是文学技术对他的影响。而对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来说更是不同寻常,没有哪个人能抵挡得住那个时代强大的文学力量。毕飞宇的创作正是从那个时代中期开始的,所以今天看上去,他的80年代文学话语风格就异常明显。这样的风格是先锋的,是形而上的,也是宏大叙事的。这种宏大叙事不一定与现实有关,和当时许多创作者一样,毕飞宇的目光投向的是看不见的远方与深处。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说《孤岛》,虽然宏大,但它试图驾驭的是历史。作品的主人公北上长江死里逃生后在扬子岛称王,引发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年轻的毕飞宇在作品中表现出历史阐释的野心,虽然是以文学的方式,故事逻辑却是以历史哲学作为核心的。撬动历史的杠杆是人性之恶,当个体被置于群体之中时,激发起的是争斗、杀戮、阴谋、欺骗,是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残忍,在《孤岛》中,以此为基础,才有了制度、社会与文明。

对历史的兴趣以及为历史赋予意义的热情,支持了毕飞宇较长时段的创作,他此后较为重要的作品都与此相关,如《叙事》《楚水》《祖宗》《是谁在深夜里说话》等。《叙事》借助于祖辈的悲剧,思考的是家族史,它试图解构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家族、宗法体系,从而对这一强大而恒久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伦理与心理根基提出了质询,并残酷地将这一质询迁移到当下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必定会感受到的情感与道德猜忌。《楚水》则将故事置于一座有着古典文化气息的小城,它试图在战争的背景下,用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厮拼来展现历史的另一种存在,从而在极端的环境中逼出文化的丰富性,它的力量、它的变形与妥协。这是毕飞宇对历史新的思考。《孤岛》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大历史,它就是一般性政治与社会结构的浓缩;《叙事》探讨的是历史的某一具体问题,同时也试图解释具体事件在历史延续中的同构性与影响力;《楚水》则将历史文化化了,作家显然认为,历史问题说到底是文化问题,具体的历史在不断地更替,文化则更深入而抽象,它相对恒定地处在历史的深处;而到了《是谁在深夜里说话》,毕飞宇已经在对自己的历史思考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同时他也因此超脱了此前的历史叙事。历史固然可以在历史题材与历史话语中进行,同时也可以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甚至纯粹在现实的话语中进行。这个短篇以明城墙的拆修为故事线索,最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历史不是能否回得去的问题,而是我们回得去的历史竟然会大于历史本身。

这样的历史叙事显然与一般的历史小说无甚关系。历史只不过是个镜像,毕飞宇感兴趣的是借助历史进行的形而上思考。所以,这些作品无不带有寓言的意味。因此,说这一阶段毕飞宇写过历史小说可以,但说他进行过现代寓言创作可能更为确切。《孤岛》摒弃具体时空的写法,无限放大了它的象征意义,让我们看到了《鲁滨逊漂流记》和《蝇王》的影子;《叙事》几乎征用了一切可能带来意义与隐喻的故事、人物与物象,甚至设计了叙事人与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伟人们的对话,从而使作品拥有了尽可能多的意义增殖;《楚水》中更是遍布文化象征的物象与语符,书法、围棋、服饰、古典文学、建筑……繁复的意象构成了饱满的文化寓意系统。当然,最为核心的是故事构架与叙事方式,粗线条的开展、重复式的叠加、对原型的借用,都使作品近于一种元叙事。像《是谁在深夜里说话》,明城墙,以及古今的对话关系,就足以使其寓言的色彩浓重起来,而这又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叙事美学不无关联。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与历史叙事相重叠,同时表明毕飞宇与历史叙事逐步脱钩的是以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玉秀》《玉秧》,长篇小说《平原》《推拿》为代表的一系列创作,这也是毕飞宇迄今创作最为丰饶的时期。

可以看出,毕飞宇的思考在转向、在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艺术已经非常娴熟。他依然有着宏大叙事的自信,但这样的宏大现在已经渐渐退到后台,置于前景的是故事、人物与细节,特别是对人性深处的开掘成为毕飞宇用功最多也最为成功的地方,其创作的许多人物形象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熠熠生辉者。《哺乳期的女人》现在看来也可以说是关注留守老人与儿童的作品,这比后来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提前了十多年,由此也可以看出毕飞宇社会观察的敏锐性。不过,这时期毕飞宇的目光虽然在往回收,但依然是虚空的,因为他还没有将目光聚焦到当下,聚焦在眼前,与其说他在表现,不如说他在思想,此时的毕飞宇依然是个思想家,只不过思考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某一个时期,毕飞宇将人物放在他的一个虚拟的文学空间中,这就是著名的“王家庄”,毕飞宇的许多人物,端方、玉米、玉秀、王连方、吴蔓玲、三丫、王瞎子等,都生活在这个小村庄。所以,毕飞宇的王家庄书写也可以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新乡土小说研究的个案。对中国乡土运行系统的观察是毕飞宇乡土书写的杰出之处,他对中国乡村现实政治的表现独到而深刻。在长篇小说《平原》与“玉米系列”中,表层的政治权力被全方位刻画,上到国家政治,下到农村基层,人们的生活被高度组织化。这样的表现我们可以从新时期之初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许多同类题材作品中看到,毕飞宇的另一独到之处是在这一大传统之外看到了中国农村日常生活的小传统,也即“亚文化”的民间族群,以及民间宗教、习俗乃至心理与语言等等。《平原》的主人公端方在王家庄地位的确立靠的就是近似流氓无产者的民间方式,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控制了大批年轻人,形成了自己的权威人格。在正统的吴蔓玲的眼里,端方是叛逆的,这群青年人就是一伙痞子。

不管是表层的国家政治,还是潜隐的民间传统,它们既对立又互补,而其共同的属性就是“权力”。毕飞宇深究的就是不同权力对人性的戕害,他曾形象地将这种转化到人性之中的权力称为“鬼”,这个在我们身上作祟的鬼的内涵就是“人在人上”,“这个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所以,我们固然可以看到王连方、吴蔓玲等权势身上权力的“变态”,也可以在玉米、玉秀身上看到。它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的关系之中,比如《青衣》中筱燕秋与几代艺人的关系,筱燕秋之所以不服那口气,说穿了,就是不愿居人之下。

如果说这时期毕飞宇对人性的书写主要在“破”、在批判的话,那到了新世纪之后,他则开始尝试去“立”,去寻找人性中温暖的部分,寻找爱与善良。毕飞宇启动了他的重建价值的写作,这集中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推拿》上。面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人们都在寻找原因,更在思考应对的方略。在毕飞宇看来,人的尊严就是他认为当代人应该坚守的价值底线。在《推拿》中,毕飞宇以正面的方式书写了人的尊严,歌颂了人性的光辉。不能不佩服毕飞宇对盲人群体的了解,这使他在表达尊严时找到了最为直接也最具承载力的意义载体。毕飞宇将盲人作为主人公,因为“盲人的自尊心是骇人的”,他们“要比健全人背负过多的尊严”。这一群体虽然生活在黑暗中,但不管面对什么,无论是生计、金钱、爱情还是生命,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尊严。毕飞宇以一个特殊的群体推出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通价值,正因为它的普通,所以能接通许多丰富的现代人文理念,而这也为这部长篇预设了阔大的思想阐释空间。

几乎与《推拿》创作的同时,毕飞宇创作了一批可以称为社会关怀的世情小说。这批小说与他此前的作品相比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目光彻底而坚决地拉回当下,拉到眼前,甚至紧盯着眼前。也就在这个时候,毕飞宇表达了他创作中值得重视的又一个文学观,即对“世态人情”的重视,他将它称为“小说的拐杖”。

可以说,这些作品与社会现实是零距离的。《彩虹》关心的是儿童问题和老年问题,而这老少问题又关系到家庭问题。在作品中,老夫妻之所以境况凄凉,小家伙显得那么孤独寂寞,都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家庭未能给他们提供应有的关爱,而之所以如此,又缘于各自家庭在当今社会的驱动下的无奈选择。《家事》《大雨如注》《虚拟》可以归为教育题材。《家事》生动地再现了当前中学生的特殊生态,一种对家族关系的“戏仿”。小说虽然写的是孩子们的游戏,但让人深思的问题却不少,升学的压力与生活的单一,独生子女的孤独,以及由独生子女这一生育现状带来的血缘关系的单一化趋势,它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松散、家族生活的简化、人情的冷漠等等。《大雨如注》在中西教育观、成长观中展开故事,写尽了中国式教育对中国式家庭的整体性影响。《虚拟》中我们可能看到著名的“县中模式”,但作者追问的是,看似成功的教育背后,人到底是如何成长的?我们教育的目的与价值究竟在哪里?《相爱的日子》中两个主角是一对邂逅的男女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他们只能在城市“漂”着。偶然中,他们相识,除了做爱,连触及感情的资格似乎都没有。小说只写了一个二人世界,但折射出的问题却很丰富。场景与细节设计得非常精到,几乎每一处都让人产生联想,如城乡的差别、打工者的命运、成功的压力、教育与就业的失衡、价值的倾斜、底层的艰难、出路与希望等等。《睡觉》涉及社会灰色地带与特殊群体,作家试图在人性的扭曲与畸形的生存方式中寻找善良与温情的可能。《两瓶酒》虽为短制,但角色丰富。一方面描绘了底层生存的艰难,写出了社会转型时人们生活方式的复杂性,但同时仍对人间与人情的良善怀有希望。在任何时候,支持着人们生活至今的价值都是人性之舟的压舱石。

这些作品是如此集中,无疑表明了毕飞宇创作新的向度。然而更具意义的是,从毕飞宇的个人转型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的整体走向,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与社会的总体氛围。当下,社会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走向开放,社会的公共领域不断扩大,人类活动的社会化日渐明显;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也在不断社会化。在媒体越来越发达,特别是互联网强大的今天,社会为写作与阅读提供了可以称得上是过剩的资源与空间,以前纯粹是个人化的“记事”行为,现在都在公共平台上进行。一方面,是社会不断出现新问题、新现象,个人生活常常深陷茫然与危机;另一方面,又是人们对社会参与的热情、责任与可能性的不断增大,这样的局面与社会力量总会被毕飞宇这样敏感的作家捕捉到,进而促成了文学对社会的新关注。可以说,自新时期文学以来,当下的文学正以不同的方式直面现实,现场感明显提高,夸张一点说,文学或将迎来现实主义的又一次浪潮。以毕飞宇近年的创作为个案,我们可以感受到,文学对现实的回归将更密切关注社会的具体问题,更贴近民生,呼应各种社会力量的现实诉求。这是毕飞宇现阶段创作的重要的前瞻性意义。

任何一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目光。循着毕飞宇的目光,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个作家如何看待他者与自己,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目光去观察与他共时性的文学进程,进而是文学对世界的观照。这时,目光就是方法。

(本文发于中国作家网与《文艺报》合办“文学观澜”专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2021年6月21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