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梦玮:一灯如豆,最晚熄灭的那是我的光;赤子之心,失去了干什么都干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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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乡亲敬佩地对我说,

我家的灯一直是村里最后熄灭的。

一灯如豆,那是我的灯。

青年报:我们谈谈你的名字吧。“玮”的字意:一是玉名,二是珍奇、贵重。那么“梦玮”,似乎是梦见了珍贵的玉。起名字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层意思?
贾梦玮:文学其实是“梦”的事业;“玮”乃美玉,不仅美好,而且珍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跟精神操守有关,君子必佩玉,玉和一切珍贵美好的事物相关。“贾”字中的“贝”跟“货币”相关,也很“宝贝”,客观上也很重要。这个名字的三个字都在虚实之间。
有位习道教的朋友和我说:你名字中第三字必须是“玮”,换了其他的wei诸如“伟”“炜”“纬”“苇”都不行。我觉得尤其不能称“伟”,梦见伟大,太可怕了。记得我名字的朋友当然都会写成“玮”,记错的,写成其他四个wei的都有,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理解的。道家的道理我不懂,也没问;但我确实内心也只能接受这个“玮”。作为“主观”事业,精神至关重要。
青年报:你的老家是江苏东台市,隶属于盐城市,顾名思义,那里最有名的是盐,你能讲讲当地和盐有关的历史吗?我们天天都在吃盐,但是非常好奇,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你也帮我们普及一下吧。
贾梦玮:东台历史上属泰州,据说1952年后才划归盐城。在我的印象中,东台人往往直接说“我是东台人”,较少会说自己是盐城人。明清以来,东台、泰州出过不少人文方面的人才。作家成群的地方,往往有哲学背景。泰州学派的王艮是东台人,其故居在今东台市安丰镇。泰州学派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对文学创作应有指导意义。包括东台在内的苏中地区的作家,甚少“宏大叙事”,更重人物的日常生活,小人物的日常情感与心理,可能与泰州学派有关。
东台历史上是重要的产盐区。有不少地名含“灶”,灶即是烧盐的灶,海水烧制、蒸发成盐,可以想象,这活儿非常辛苦。不过,现在东台似乎已经不以此法制盐,我只是从父辈那里听说烧盐之事,在他们的口中,那是世界上最辛苦的活。
青年报:你的老家还有一个地方非常有名,那里是“董永传说”的发祥地,流传着董永与七仙女的传奇故事。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对你有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
贾梦玮:董永与七仙女的传奇故事当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产生“浓厚兴趣”应是到了“钟情”的年纪,哪个不向往凭空掉下个仙女呢,而且就是你的了!后来知道,除了我的家乡东台以外,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七仙女的传说。做这样美梦的不仅是董永和我,天下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不是从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群中出现的,而是美的突然降临,具有强烈的美学冲击力。一方面是对周遭的审美疲惫,一方面是对美好事物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人类需要这个,需要文学想象。
青年报:你最近一次回东台是什么时候?在东台至今还有哪些让你牵肠挂肚的人和事?
贾梦玮: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离开东台,至今已近三十年。我那时已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早已是记事的年龄。东台是我的故乡,已经融入血液之中,跟好歹、美丑没关系。
东台地处黄海之滨,多盐碱地,很难种出庄稼,乃贫穷之乡。但靠着大海,也是它的特点。从少年开始,几乎每年都要跟着父辈们一起下海,到泥滩上捡泥螺,炒鲜泥螺,那真是“天下第一鲜”。天还黑着就带着妈妈准备的干粮一路向东,起先认为天空逐渐亮起来,是我们努力向东、离太阳越来越近的缘故,其实是太阳在一点一点升起,主要是时间的变化而不是空间的变化。站在大海边,涉世未深的我难免要想象海的那一边。大水让我有微微的恐惧,于是我又希望自己是一个山里的孩子,大山可以成为我的庇护。由此我想,同样是乡下孩子,大海边的和大山里的,应该有所不同吧。
今年五一节,我带着全家十多口人回老家。又走过当年骑向海边的路,路两边的水杉当然更高大了。海边成片的树都长大了,成了“黄海国家森林公园”,建起了五星级度假酒店,来此度假者操不同的方言和语种。后来去我原来在老家住的房子,让两个儿子在我原来的卧室兼书房拍照留念。六岁的老二对我说:爸爸,这地方这么破,你当时太辛苦了,为什么不去住五星级宾馆呢?
父母已经跟着我们在南京定居多年,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吧?还是会经常想起东台,五味杂陈,那里有我所有的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的回忆。
青年报:每个人都有离开故乡的原因,你从东台走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你的文学理想和那块土地有没有关系?
贾梦玮:我想,离开原来的地方,应该是不少人的理想。因此,离开是必然的。当然,有些人是想离开而未能离开。那时候,工作多年以后,我一心要重返学校读研,考上了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自然就离开了。
文学可以与任何一块土地有关系,关键是文学的心灵,每个人都有故乡,能成为作家的极少。故乡是作家生命的重要部分,当然和文学有关系,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我写过几篇关于故乡的散文;如果我哪天写小说了,东台的种种无疑会潜进来。
青年报:据资料显示,你198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你这时候才19岁。你记得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内容吗?回过头来,你自己如何评价当时的作品?
贾梦玮:上世纪80年代发表作品,媒体包括报刊,还有广播,可能是发表在报纸副刊或是在广播播放,我自己也考证不了了。在那前后,我还报名参加了首届鲁迅文学院函授班的学习,好像这个首届班也有一个发表的园地。一开始肯定是比较幼稚的,即使是天才,也始于稚嫩。
青年报:你1999年出版过一本《红颜挽歌》,我在作者简介里看到一段资料,你原来那么励志。你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先后任职于学校、机关和企业,业余自修中文专科本科,最终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你愿意的话,说说这段令人敬佩的故事可以吗?
贾梦玮:我是地道的乡下孩子,初中毕业后做过农民,后来做初中代课教师、乡镇府的代文书、乡镇企业会计和办公室主任,1994年入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之前也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在此之前基本在乡下生活。等我到南大报到入学时,我才把我的农村户口改成所谓城镇户口,此时我已离开学校十多年。后来又在职读了博士学位。
上世纪80年代,乡下的孩子要改变命运,只有考大学一条道。但我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成了“农二代”。在别人看来,我脚下的路窄之又窄,命运已经注定: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孩子只能还是农民。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或者并不相信自己的处境,兀自做着自己的作家梦、文学梦,我想象着外面的世界,不管不顾地认为自己一定会离开原地。是文学经典给了我想象外面世界的通道,并锻造我、鼓励我逐步走向外面的世界。我那时虽然已被周围的人看扁,无任何光鲜可言,但内心很骄傲:我早早成了一个自立、独立的孩子、男人,经济上的、甚至也是精神上的。
若干年后,每当我从外面的世界回到自己的故乡,总有乡亲敬佩地对我说:从我初中毕业至我考研离开的十多年间,我家的灯一直是村里最后熄灭的,有的村民到了后半夜起夜时也常常看到我家的灯还是亮着。一灯如豆,那是我的灯。开始的几年还没通电,是煤油灯,一个晚上下来,鼻孔全是黑的。夏天,为了防蚊虫叮咬,我把双腿浸在水桶里,听蚊虫在我周围嗡嗡营营;冬天,我裹上破棉絮,让我家的猫坐在我的腿上,互相取暖,它念它的经,我读我的圣贤书。
 
2

没有了赤子之心,

弥散了那个“真元”,

干什么都干不好,

做文学尤其不行。

青年报:现在一切都好了,你已经成了大家的骄傲。回过头来,你怎么看待那段艰难的日子?
贾梦玮:一个初中毕业生在社会上打拼,其艰辛可想而知。世态炎凉,孤独寂寞,坚守自我,其实殊为不易,虽然如今想来均为有益的回忆。我太太跟我谈恋爱时对我说:你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浸染多年,居然仍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大有赞赏之意。这一点也是我最为看重的。没有了赤子之心,弥散了那个“真元”,干什么都干不好,做文学尤其不行。
我的经历似乎有点励志,但外在的那些东西真的没什么。有中学请我去演讲,我是把我当初早早离开学校的经历作为反面教材来说的。年纪太小,世事艰巨,太难了,自己会毁了自己,该留在学校的时候还是先尽可能留在学校。
青年报:这对你以后从事文学创作和从事文学编辑有没有什么帮助?
贾梦玮:无论从事什么行当,经历、经验都很重要,对人格的锻造尤其如此。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写作来说,经历、经验的重要性早就为人所论述。将来如能写小说,我的这些人生经历应该能派上更多的用场。
青年报:《红颜挽歌》,看书名像言情小说,其实是历史文化随笔,写“后宫”女性的命运和情感。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材?你觉得“红颜”和命运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贾梦玮:这是岳麓书社的约稿,组稿人是我的导师丁帆先生,上世纪90年代出版,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刚进《钟山》工作,住在办公室,编辑部刚刚买了第一台电脑,我就在那电脑上结结巴巴地敲出来,很专心,也很虔诚。书虽然单薄了一点,我也曾动过念头增加一些内容,把它做得厚重一些,对女性问题有更多的思考。但一直腾不出时间来。书里的文章大多被转载或者收入多种选本,也一直有出版社联系再版,算是有些影响,我自己也比较看重这本书。希望早日有个修订版。
女性的地位和命运,在不同的国度和文化环境,区别是很大的。这也是一个永远扯不清的话题。总体来说,与古代相比,现代女性地位是大大提高了。我觉得,谈女性时不应把男性置于对立面,男女是相互依存的。女性命运更多由文化和制度决定,探讨女性命运应该更多地从这方面揭示束缚女性、伤害女性的诸多因素。这也是《红颜挽歌》的主题。男人和女人,有着更宽广意义上的共同命运。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心灵要有男女的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艺术的创造,必须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结成美满的婚姻,整个心房必须大敞四开,才能感觉到作家是在美满地交流他的经验。”男女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文学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一直想着要写一本关于男女问题的大书。
青年报:我又想到了你的另一本书《南都》,这是一本关于六朝古都的文化随笔,给南京注入了一种特别的精神气质。这是一个大移民时代,其实你也算一个“南漂”。你在南京生活二十多年了,你现在还有没有“漂”的感觉?
贾梦玮:我1994年到南京读研,毕业后留下来工作,至今27年,已经是一个南京人。我在此生活从无违和感,没有“漂”的感觉,如无特殊情况,我也将终老于斯。我喜欢南京。喜欢的理由可以说出很多,但我既已是南京的一部分,也就没必要去夸它。
我为南京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往日庭院——南京老公馆》,一本是《南都》,也都是约稿,是被“逼”出来的。并不是我不愿为南京写书,而是说我要写一部更好的、配得上南京的书。也是因为积累不够、准备不足,更重要的也是因为没有时间,所以至今没有动笔。
青年报:我们接着谈你的编辑家身份。你1997年研究生毕业进入《钟山》当编辑,当时有没有别的选择?选择文学杂志有没有特别的动力?
贾梦玮:我是研二的下学期开始到《钟山》编辑部实习,并逐渐喜欢上了编辑工作,爱上了《钟山》。
最近几代中国人有相当比例是从小爱好文学的。所谓爱好文学,理想当然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小时候写作文大概没有人说:我爱好文学,将来要做一个文学编辑。我后来总结了“爱好文学”的四重境界:一是做一个优秀作家,立德立言,名利双收,受人膜拜;其次是做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掌握文学权力,好的可以引导文学创作,做作家和文学的诤友;第三是做一个文学编辑,为文学做保姆,为作品做“嫁衣”;第四是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文学官员,说为文学服务也好,领导文学也好,总觉得牵强得很。我虽然从内心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层级划分,但这样的分层确也从一定的角度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状况。其实,作为文学链条上的几个环节,作为一份工作,创作、编辑、批评有着各自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并没有高下之分。优秀的编辑应该永远和文学待在一块儿,与优秀的作家为伍,能发现文学新的苗头,找到文学发展的方向,并与所有反文学的东西斗争。
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文学编辑这项工作吸引力已大大减弱,电视台、出版社这些单位因为收入高,成为择业的宠儿,公务员次之。那时的学校风气是:毕业就行,反正绝大多数不会从事专业对口的工作。我之所以属意于文学期刊的编辑,首先是知道期刊编辑不要严格坐班,相对自由,开始的时候这是最大的吸引力。后来一直做到主编,并且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工作,跟喜欢和责任心有关。好作品以及种种文学策划经你的手面世,和作家一起成长,会让人产生幸福感。其实主要的文学杂志和它的主编,对汉语文学的发展,都负有重大责任。
3

优秀文学作品可以帮助阅读者

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

精神情感生态,

以此来拒斥精神病毒的侵蚀。

青年报:经过你的手发表的第一篇稿件和最近一篇稿件是什么?这两篇作品和两个作家之间有相通的地方吗?
贾梦玮:第一篇经我手编辑发表的较有影响的作品是叶弥的中篇小说《成长如蜕》,这也是叶弥的成名作。最近组发的作品是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我本人也很看重这两部作品。人物和环境的碰撞互动,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是这两部小说表达的重点。
青年报:《钟山》创刊于1978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在文坛上影响力巨大。你们的来稿量应该非常大,估计名家的作品都用不完,你们是怎么处理名家和文学新人的关系的?对于无名作家的来稿,尤其是自然来稿,你们目前是怎么处理的?
贾梦玮:《钟山》每期发稿大概都有三分之一是新人的自发来稿,《钟山》有一个自己设置的投稿系统,很方便,投稿者可以自行从网上查阅自己稿件的处理进度。不薄名家爱新人,这是《钟山》的传统。现在信息发达,我要求年轻编辑要通过各种途径发现文学的新生力量,除了约稿和投稿系统外,还要从其他期刊推出的新人、各界人士的推荐、作者的微信微博等其他途径“侦探”文学苗头,催发新的生长点。
青年报:《钟山》推出的作品,在各类奖项的评选中获奖概率很高,仅仅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就有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朱辉的《七层宝塔》两篇小说和夏立君的散文《时间的压力》等三篇。你能不能从一个主编的角度举例说说,鲁奖作品有什么特别的标识或者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贾梦玮:获奖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么多届评下来,内在的标准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总体来说,优秀作家获奖的概率更高,但获奖作品往往不是获奖作家最优秀的作品;也可以说,优秀作品获奖的概率并不高。好作家、好的文学期刊,并不把获奖作为目标,虽然客观上好作家、好杂志得奖的概率高。把获奖作为努力目标,那真是太傻了。
青年报:我曾经在《钟山》发过一个中篇《木马记》,收到稿费的时候大吃一惊,而你们似乎非常低调,从来没有宣传过高稿费。大家想知道,你们目前的稿费标准是什么?现在的好多期刊已经涨到了千字千元,你是怎么看待高稿费这一现象的?
贾梦玮:没钱肯定办不好杂志,但钱多、稿费高也未必能把杂志办好。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文学品质、文学的信誉、影响力,编辑和作家之间的精神契合等因素是最重要的。
《钟山》一直是稿费最高的文学期刊之一,目前的标准也是千字千元,经济上没有大的压力。《钟山》的成长得益于江苏优良的文学风土,当然也跟财政支持分不开。倘若维持一个低稿费的运转,《钟山》可以做到自身循环。财政补贴的部分主要用在了增加稿费。
青年报:目前,纸媒非常不景气,许多报纸纷纷关停,你觉得文学纸刊会不会被新媒体取代或者消亡?
贾梦玮:文学阅读人口下滑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文学期刊界也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也知道新媒体的重要性。但纸媒文学期刊也具有其不可替代性。翻阅的乐趣、白纸黑字的力量,仍具有其魅力。不是怀旧而是需要。纸媒文学期刊,仍保有了最真诚的文学表达、最新最优秀的文学成果。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帮助阅读者建立和维护一个健康的精神情感生态,以此来拒斥精神病毒的侵蚀,也才可能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为了让读者以他喜欢的、最为快捷的方式读到他想要的作品,期刊的领导者当然必须适应融媒体形势,综合运用纸媒、电子版、微信、微博为读者服务。《钟山》是唯一运营自己官网的文学期刊,除了提供电子版外,还设置了多个栏目,帮助读者阅读相关作家作品,提供相关的文学资讯。对海外的汉语读者而言,电子阅读当然更方便。纸媒阅读与电子阅读将长期共存。
青年报:你至今都没有使用微信,这在当下是十分罕见的。你不用微信的原因是什么?你感觉没有微信有没有交流上的障碍?
贾梦玮:信息时代的“信息”当然重要,微信对传播信息功能强大,而且可以建群,方便工作。但是,信息泛滥、信息对人的挤压,也是“信息时代”的题中之意。我精力不如别人,眼力尤其不济,不用微信固然造成种种不便,但也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可以让我选择更有意义的事情做。有手机、有短信、有邮箱,交流应该没有问题。等我退休了,时间允许,也许我会利用、开发一些微信功能为我所用。
青年报:最后一个问题,你除了工作和写作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你对年轻人的阅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贾梦玮:中外文史哲的阅读仍然占去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我原来打过几年的羽毛球,但后来球搭子调去外地,自然停止了。现在运动就剩下跑步,不求人,无场地和器械的要求,随时随地可以跑起来,一周大概五次,我在世界不少地方跑过步。跑步维持了我的体力、精力,保证了生理各项指标基本正常。音乐几乎是每天都听的,我相信,音乐对人身心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培养人的情志,帮助人找到、体会那些精微的情感和爱意,音乐具有不可替代之功。
我发现现在不少人把阅读时间主要放在了微信上,总觉得是有问题的。对于已经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用来阅读的时间本来就有限,还是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最有营养的阅读摄取上。有选择地读两本好的文学期刊也是必要的,因为那里面有对我们人生的最新理解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