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批评的使命

批评的使命

王 干

从事文学批评至今,快有十五个年头了。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批评的使命是如此的沉重。这种使命感一方面来自职业的驱使,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工作者,作为一个文学的研究者,他所必须坚持的立场、所必须保有的原则和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就构成了他特有的使命;另一方面则来自作为一个健全人生和健全人性所必须拥有的基本理想,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说得好:“我们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的能力、有所作为、与人联系在一起以及摆脱利己欲的约束。”我想我所以选择文学批评确实是“一种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是想“有所作为”,因为文学评论能够表现我的某种能力(有时觉得是我的全部能力),与人发生联系(至少文学评论让我与作家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但关键还在于能帮助我摆脱利己欲的约束。弗洛姆在表述“利己欲”这一概念时进一步论述道:“战争和苦难比和平生活更能唤起人的牺牲精神,在和平时期最为盛行的则是自私自利的行为。”而和平时期的文学批评则体现了某种牺牲精神,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必须克服自私自利的行为之后,才有可能肩负起批评的使命和责任。批评的牺牲精神特性的形成在于文学批评具有某种“战争性”,这种战争是看不到硝烟、枪林弹雨的,这种战争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精神对峙造成的。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必须是和平的、自由的,但文学批评的内在结构则必须有某种紧张和对抗,这种紧张不是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对抗,而是来自两股精神力的较量,是征服与反征服的格斗。一个作家的作品在完成之后必然蕴育着某种征服力,它是对读者阅读结构的设想和模拟,是营造“请君入瓮”式的精神圈套,而批评家就在于破解这个圈套,以自身的理论和思想的力量来对作品进行征服。由于批评天生的滞后性(产生在作品之后),批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攻城,批评者就是攻城的战士,他要穿过语言的枪林弹雨,顶着语词的硝烟,去突破作家精心设立的防线。或许,一颗流弹飞来,将他击中,他因此便倒在城墙的脚下,后来者踩着他的尸骨,继续前行。这是我们在攻城的战役中经常见到的情形,而现在我则联想起批评家的精神历程,想起批评家的使命——文学繁荣的牺牲者。回到世俗的层面上,批评家是一个随时随地与利己欲决裂的人,当他在“攻城”的过程中,征服了这部作品,他或者发现了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发现了一个优秀的作品,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梯,伟大作品的传世是和作者连在一起的,批评家是注定要被淹没和遗忘的。这有点像某种昆虫,在献出生命的汁液之后死去。如果批评家发现了一部“皇帝新衣”式的作品,他必须无私地揭露未穿衣服的真相,而这种揭露又是一种与利己欲做斗争的结果,因为他不仅会得罪那个没穿衣服的人,更重要的还会得罪那些人云亦云的围观者,批评者同样付出了代价,他可能牺牲了朋友甚至同道。对他的谴责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没穿衣服就是一种巨大的创造,人的天体就是一件伟大的新衣”,“是你的眼中没有衣服”,“泼脏水!低能!”,这时候的批评家甚至会被不明真相的人视作一个不谙世事的好事者和顽童(难怪《皇帝的新衣》的揭发者是个小孩子),陷入前所未有的尴尬。也就在这个时候,批评家才会充分显示出他的理想和抱负,他必须坚持真理,坚守批评的疆土,他可以倒在批评的岗位上(岗位这个和平岁月里的常见词在此时如此地悲壮),但不能退却,因为他是肩负使命的人,他是文学的清道夫。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8年第4期

在不能逼近的距离外守望

——王干论

葛红兵

感伤的唯美的形式主义者及其他

读硕的时候我的一位导师说:王干会成为一个当代文学批评史现象。我的这位导师是一位诗评家,经历过“文革”的沧桑,对世事沉浮有独到的敏锐。我想他说的是有道理的:王干太富于争议性了,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难以找到另一个人像他这样受到如此多的争议又得到如此多的敬意。但是即使是批评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近乎神秘的悟性。他对文学的理解力几乎是天生的,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当初走上文坛是从诗评开始的。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他关于朦胧诗的系列论文就是如此。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然而他却一口气写出了《反思:理性与非理性共生——论朦胧诗的哲学背景》《直觉的苏醒:思维结构的嬗变与调整——论朦胧诗的认知方式》《悲剧:人的失落与人的呼唤——论朦胧诗的理性支柱》等系列论文,涉及朦胧诗的审美特征、语言方式、哲学内涵等方方面面,成了国内研究朦胧诗最系统、最前沿的专家之一,对于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人来说,他的人生经验也许是不足的, 但是他过人的审美悟性,给了他早慧而过敏的灵魂,帮了他的大忙,使他在诗评的领域里显得游刃有余。诗评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悟性的,一个人对诗歌语言的领受是他对物质世界的直觉的延伸,他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能感受到多少冲动、自由、限制、冒险、悲悯、优美……他就能在别人的诗歌中同样地体悟它们。王干拥有这样的悟性,他选择文学评论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文学青春、冒险,在限制中能够让他无限地发挥他的悟性。

由此想到他的喜欢打牌。他是一个喜欢冒险、冲动,喜欢智力挑战和自由的人——天知道同一副牌在不同的人手上有多少种不同的打法,可以说它可以给你无限的自由——从这些方面说王干不仅是一个聪明的牌手,而且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牌手,可是王干身上的诗评家气息总是帮他的倒忙,对于他来说, 打牌过程中“美的仪式”要比“有利的结局”更有吸引力,牌桌上,他是一个感伤的唯美的形式主义者,他是那样钟情于打牌的美的形式,一副烂牌在他的手上也会变得宁折不屈,打得从容而富于美感,充满浪漫主义的气韵,有他参加的牌局是绝对不会出现丝毫的颓废主义气息的,因为那个喜欢以行云流水的方式、以理想主义的牌法走向“感伤”的人在场:一种唯美的形式主义的出牌让人感伤但绝不会使人感到颓废。王干就是这样以一种感伤的唯美的形式主义的方式追逐着“美的完成”,生活中的王干总是给人一种“追逐”的印象, 就像打牌一样,他的这种追逐给人一种“形式主义”强迫症的气息:伤感的唯美。我想,有时候他甚至是不知道自己在追逐什么的:他的“唯美”是苛刻、抽象、难以达到的,他身上那种堂·吉诃德的气息是很浓的。文学评论上的王干也是如此,他说:“我向往一种境界:热烈而欢快,自由而明朗,生动而优美。……文学的真谛越来越难以捉摸,我们时时感到它越来越远,但真谛会像空气一样包围我、笼罩我、侵蚀我、溶化我,我们只能在真谛中死去。”① 

这使他十余年来一直以一种唯美的眼光追索着文学。对美的“真谛”进行堂·吉诃德式的追踪是他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的最令人佩服的素质,有一次开玩笑我说他永远是“青年评论家”,是的,新时期以来几乎每一个文学潮动中都有他的身影,从朦胧诗到后现实主义,从后现代到“新状态”……敏锐的审美触觉、热烈的追踪使他能不断地感受时代的脉搏,及时地提出新的概念,给 予真切的总结和提示。他不是一个赶潮者,但是,他却具有一种一直站立潮头的力量。这在批评家中是极为难得的。想一想,80 年代出来的批评家们,当初那些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评论家们如今又在哪里?想到他们的缺席(即使“在场”,知识老化、观念僵化也使他们成为“在场的缺席者”),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追踪”的艰难与不易了。做一个永远青春的评论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时间意识·文体意识·理想主义情结

王干的时间意识

也许富于天才的人总是对时间的流逝特别敏感。王干的时间意识是强烈而过敏的。批评家的时间意识和文学史家的时间意识是不一样的。批评家的时间意识更为极端:一种即时感,他总是试图抓住“此刻”。此刻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在王干的心中地位太崇高了,他总是害怕“此刻”逝去得太快,总是企图使作家们务必地珍惜“此刻”,在“此刻”写出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品。一个文学史家,他对“此刻”总是不屑一顾,他总是要等一种文学现象脱离此刻,成为历史中的“那一刻”的事件时才去关照它。这一点我们从王干的文学的注解总是用文中注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来,王干几乎不用文末注,这不是因为王干的文风问题,而是因为王干的时间意识:他重视的是那个引文对于他这篇文章的即时性意义,而不是那段引文的历史价值——换句话说,在评论方面,王干首先重视的是一个文学作品在此刻的意义,其次才是它的历史价值,而一个文学史家则不会如此,例如陈平原的论文,他的注解不仅都是用文末注,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在注解中特别突出其出版时间、版本。但是这不等于说王干没有历史意识,相反他的历史意识也因为这种对“此刻”的重视而显得特别强,他总是将“此刻”和一个更大的时间概念结合起来,使此刻显得格外沉重,他总是将作家放在新时期或者更大的宏观历史背景上来加以评论,他的作家论总是笼罩在一种宏阔的历史意识中。王干的这种批评家式的时间意识更突出的例证是他对“世纪末”的过敏。他在有关新状态的一系列论文中集中突出了对于世纪末逼近的焦虑——时间就要过去了,而我们的作家还沉浸在过去的成绩里沾沾自喜,“这些日子里,他非但没有能够继续丰富他的世界,反而在无端消耗他所特有的良好的艺术知觉和语言才能,在不断稀释他偶然得来的一点灵性和感悟……”②,甚至他的第一本专著的名字就叫《世纪末的突围》,在王干的心中对于世纪末这个时间段有着几乎神经质式的敏感,他是将世纪末当成一种末世来加以体验的,因而在这个时刻他显得特别焦灼。这种焦虑使他有时对作者的评价近乎苛刻,大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例如他对马原……他是那样地看重这些人的文学才华,希望在他们中看到大师的风范,因此他总是掩不住失望的情绪③,为他们虚掷“灵性”而扼腕叹息,1989 年他预感马原“该搁一搁笔了”④(事实是竟然被他言中了)。

前年王干提出新状态的理论命题也是基于这一时间意识。“新状态”不仅仅是一个刊物操作策略,它更是一个深度理论命题,这个命题包含四个方面的内涵:一、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告别“现代性”的努力,“现代性”概念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先有“西方”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按照西方尺度理解我们的文学是落后的,然后才有“中国”和“中国文学的非现代性”,而新状态文学命题的直接指认是中国当下的现实以及超越,因而它是呼唤一种中国本土性的文学;二、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告别“新时期”的努力,它是中国当代作家告别新时期那种国家、民族、社会等“总体”代言人身份回归纯粹的边缘知识分子角色,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告别新时期那种堂皇叙事而进入小叙事的宣言:三、它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纯粹文学、个体文学的一个理论预想;四、正如我的朋友姚新勇在一个对话中所说的,新状态概念不像以往的文学概念那样纯粹,不光是一个现实呈现和意向指涉概念,还是一个具有结构组织功能的预设概念。我在一个对话中也讲过,“新状态”概念不仅问“文学怎样在”的问题,同时涉及“文学的可能在”的问题,新状态概念之最重处在于它是一个“优美的世纪末”告别仪式,同时也是对新世纪来临的迎接式——这里蕴含着一种怎样的时间意识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干以及他的合作者在新状态这一理论问题上的作为是悲剧性的,王干一向不相信理论的所谓“指导”意义,相反他反对那种将自己打扮成上帝“宣喻真理”试图引领读者走向一个唯一的神祇的写作理论家⑤,但是在这一问题上,他却主动地跳向了这个“指导”的深渊, 原因很简单,王干心中有一个“世纪末”的强烈的时间概念。他的世纪末意识太强了,以至于他不能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状况只是保持一个追踪的形象而不出现一个引领的姿态了。他甚至违反他们的理论信念,甚至明知这是一个陷阱他也要义无反顾地走去。就此我不得不说,“新状态”作为王干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努力是悲剧性的。因为一个批评家具有如此的时间意识是无可厚非的,这是批评家的宿命之一,任何批评家无论他怎样优秀都无法反抗这一宿命,甚至可以说做一个批评家就意味着自觉地接受这一宿命。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出色的批评家的前提。

但是这并不影响王干作为一个批评家在理论上的预见性。1988 年他在与王蒙的一个对话中指出“现实主义经历了创立、分化、瓦解的几个阶段”,作出“现实主义在今天的文学生活里实际已经消失”的断言,同时预见性地提出了“后现实主义”的概念,概括出后现实主义“消解典型”“还原生活”“从零度开始写作”“读者作者共同操作”等特征,这些都为后来“先锋派”的崛起、“新写实”的风行所证实,再比如1989 年他使用的“第三代作家”的概念也是如此。上文已经提到的新状态概念也是如此,尽管这个概念在整体上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但是它的若干理论命题(如个体化等)还是被今天已经成为文坛主力的“晚生代”小说家的创作所证实,晚生代小说家创作中越来越明显的非道德、非英雄、非意识形态、非“作家”(反堂皇叙事、反宣教型叙事人)、非构造倾向都与“新状态”理论的一些提法不谋而合:这恐怕就是理论的预见性力量吧。

王干不仅创造性地提出文学审美的时代新命题,用他个人化的创新概念指涉不断发展的文学精神的力量而成为新时期文学潮动的最出色的梳理者之一, 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的更出色的地方还在于他拥有自成一家之说的小说文体理论体系。当然,他首先是个批评家而不是理论家,因而他的小说文体理论不是用专论的形式写出来的,而是融合在批评论文中的。

王干的文体意识

一是小说必须是灵性的,拥有一种情感的质地,而不是道德的、宣教的。在《融入幻境》一文中,他首先引用了卡西尔的一段话:“如果神话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感知世界,它就不能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之作出判断和解释,必须追溯到这种更深的感知层,以便理解神话的感知特性。”然后,他说:“同样我们研究评析作家作品的时候,就必须把握‘这种更深的感知层’,而‘感知层’ 更多地依赖于情感的同一性,而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法则。……它是一个作家各方面的素养与潜能合成的一条内在的脉络,它是一个作家的精神的内运河,负载着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艺术阅历、预言习惯、审美趣味,但它的终端并不是一个实在的理念世界与道德模式,它是诗的、阳光的、空气的,总之是不可捉摸的、不可人为构造的一种情感质地。”⑥ 二是小说必须体现人格的力量,是对人性的张扬和肯定,人文与文本统一的意识。王干说“现代生活里面, 很多的作家往往只是作家,还有些作家小于他们的作品,人与文的统一和人与文的分裂都是很正常的。我是笃信人格力量总会投影到作品中发挥效应的(这一点很古典,很落伍),人本大于文本”⑦。三是超越意识。他认为“中国文学必须具有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向纵深和广阔的领地进军”,“所谓超越意识即充分张扬个性,充分发挥主观灵动性和自由性,表现为艺术表现手段的不断蜕变不断更新,不断寻找新的审美视角,不断地寻找新的文学语言,不断地寻找新的遗传结构,打破自己,重新组合自己”⑧。但是他认为从整个小说创作的形式来看,超越意识还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一些中年作家在机械的模式中捉迷藏。而一些青年作家也缺乏初登文坛时那种咄咄逼人的主动进取气势和无所顾忌的蜕变精神,缺乏一种危机感,缺乏一种自我否定的自觉意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焦灼。四是小说应该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有的时候王干又用“实在的内在”⑨概念来指称这一点。王干在《“平面人”与精神侏儒》⑩一文中曾经借鉴了米兰·昆德拉的一个提法,讲到小说应该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的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解释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坚持小说的作为“精神的最高综合”,就是要求作家们坚信文学的反世俗精神、小说的实验性、艺术的创造性,而不是将文学当成小市民的装饰物。综上所述,我们知道,王干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他极富个性的理论体系,这里有他对历史的借鉴,对他人理论的拿来主义,更有来自他自己过人的审美悟性的那一份成果。

在我看来,他之所以在小说家理论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最强项,其原因正在于此。他对小说的这份天生的悟性使他看作家总是比别人高出一筹,他的许多作家论,如《朱苏进论》《苏童意象》等虽然时过六七年了,但是就论这些作家而言,其学术水平至今依然没有人能够超过,那依然是论这些作家最到位的可以代表当代作家论写作成绩的学术篇什。

王干的理想主义情结

对于文学,王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时间体验方面的焦灼感使他总是不能对现存的文学状况完全满意,他总是希望看到“大师”“大手笔”,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所训练出来的文学星探的本能促使他到处寻找“更好”和“最好”,当他在现实中找不到的时候,他就只能寄希望于“理想”了。1993 年他发在《文论报》(8 月12 日)上的一篇题目为《孤岛·非卖品·乌托邦》的文章就是在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意识支配下产生的。在这篇文章中要求文学家们既不要沉湎于对逝水年华的追忆和感叹,也不要为现实的世俗的,特别是经济的障碍所迷惑,而坚守文学这个“孤岛”,他呼吁生活于这一孤岛上的人们首先要有一种顶住的意识,要顶住孤独寂寞,要顶住金钱和其他诱惑, 甚至顶住死亡的考验。他说“顶住”是一种必需的姿势,一种心理。进而他甚至提出了一种“非卖品的文学”的建议,并探讨了“重返‘乌托邦’的可能”。在1993 年那种人人争下海的情势之下,写这样的文章的人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什么呢?恐怕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在常熟的一个全国性的文学会议上,他对这一提法有些修正:“后乌托邦”,他说有感于严肃文学的困境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特别是面对大众消费文化的冲击,如何采用新的策略来维护文学的价值尊严,来对抗世俗情调对知识分子精神的亵渎,便有了“后乌托邦”这张盾牌,所谓“后乌托邦”是在承认对传统乌托邦幻想和神话的消解的前提下,进行新的超越的尝试,是对旧的乌托邦理想主义价值的批判,也是它的复兴和继承,一种借助于语言和信仰获得的诗意,一种对外在世界的新的解释和理解。不管王干的阐释如何,其中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终究是抹不掉的。

3
呼唤的姿势与南方的文体

王干的批评文字有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有两副笔墨。有的时候他的文字特别讲究诗意和美感,是一种诗意的再生与重塑,这时他是用一种特别感性的方式来写作他的评论的,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感悟型批评家(如前文提到的《苏童意象》)。而另一些时候,他的文字又特别理性,使用一种严格的理论语言来写作,这时候他是一个学者型批评家(如他关于朱苏进的批评文章),他对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史的系统了解,对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了解, 使他的文风有时有些学院气,但是随着他的批评工作日渐深入,随着他个人性的批评范式的日渐成形,他将二者有机地个性地结合起来的条件终于具备了, 在这方面他是有意识的,他正在有意识地建构一种批评上的独特的文体:南方的文体,这是他的一个明确的追求。这标志着他的独特的批评风格的形成。

对于批评上的南方文体,他如是说:南方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一种与河流和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它的流动,它的飘逸,它的轻灵,它的敏捷,并不能代替北方文体的严峻、凝重、解释、朴素。北方文体是学者的文体,这是与山峰和长城密切相关的文体,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领域里,北方文体始终占据中心和主导的地位,而不像南方文体处于边缘的、被遮蔽的状态;北方文体追求立论和结论,而南方文体更注重过程和状态;北方文体相信公共原则,而南方文体则倾向于大化的语体。……但是南方文体显然是一种新鲜的文体,是一种需要发展、需要补充的文体,它的热情、它的稚嫩都充满着一种青春的光彩,而北方文体的成熟、老到都是一种中年的象征。

王干渴求唯美、珍视感悟,他同时也是一个注重自由、讲究灵性的人。他承认“真谛”的存在,同时又“要求摆脱被上帝领导、控制的奴隶意识,从而真正成为世界的主人。” 他是那种不愿“拉着真谛的手向它请安、向它道歉、向它忏悔”的人,因而在批评的领域里,他一贯反对那种高高在上的宣教型批评,反对那种艰涩枯槁的导师型批评,反对那种虚伪做作的道德型批评,反对那种意识形态化的哨兵型批评,他总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对待他的批评对象, 用一种平和的诗意的语言阐述他心中的体验之流,因而他的批评文风是优美诗意却又平和中肯的。即使有时不免苛刻却也总是让人心服口服。他从不摆出一副道德主义的面孔训诫别人,从不装出一副牧师的样子“超度”别人,他的评论完全是从他对作品的审美的体验出发的,而不是从一个外在的什么概念、什么精神、什么利害出发的,所以也容易导致这样或那样的误解。但是,一条美的悟性之流总是在他的文章中哗哗地流淌着,只要是从这一河流中淌出来的文字,即使有时是酸涩的刺耳的,也总是因为它的启发性而终会得到人们的认同。

 

 

(葛红兵,时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