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 像汪曾祺那样生活——《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序

很多歌消失了。

汪曾祺在《徙》的开头写道。

很多人也消失了。汪曾祺也消失了。他的“歌声”依然在 人间回荡,他的文字永远不会消失。

汪曾祺,一个奇怪的名字,就这样躺进了文学史。

很多人喜欢汪曾祺,有人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哦,小说可以这么写?!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当初我们读到汪曾祺的那种新奇、兴奋和不安,《异秉》、《受戒》、《大淖记事》、《陈小手》那样一批小说让好多的评论家和学者大跌眼镜,也让年轻的作者和读者如痴如醉,有人这样评论汪曾祺的小说,“初读似水,再读似酒”。奇怪的是当时正是现代派和先锋派大行其道的时候,仿佛是一种讽刺,汪曾祺以地道的汉语风味广受青睐。年近六旬的作家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包括好多狂傲的自以为是的先锋派和后来以国际性写作为标准的准国际作家也在老先生面前甘作弟子。

我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小说的时候,并不是在他大红大紫的时候,而是在“文革”期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暑假在外婆家,从四舅的抽屉里翻到了一本旧的《人民文学》,上面有一篇小说叫《王全》,很耐看,也觉得有点怪,印象极深。但并不知道是汪曾祺写的,直到后来看到《汪曾祺小说选》时,才恍然大悟。很多人都是因为读了《受戒》、《大淖记事》才慢慢了解汪曾祺的,我则是读了《异秉》之后就对汪曾祺感兴趣的,《异秉》当时发在顾尔谭主编的《雨花》上,很少有刊物转,也很少有人评介,而那一年我却巧订了《雨花》(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异秉》我看了的第一感觉像解放前的人写的,与我父辈的生活极其相似,更重要的小说的功力力透纸背。等读到《受戒》、《大淖记事》之后,就更加激动了。不仅因为他写的是家乡的生活,而是他把“解放前”的生活也写得那么美。孙犁也是写生活美的高手,但他写的都是劳动人民,而且都与抗战有关。汪曾祺写的都是市井,与抗战也无关,最让我震惊的是他在《大淖记事》里写到巧云被刘号长奸污之后,居然没有《白毛女》里那种愤怒和反抗,“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我原先脑子里的阶级斗争观念一下子被击穿了。刘号长与巧云是压迫于被压迫的关系,巧云居然没有“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后来锡匠们还是游行反抗了),还有她的贞洁观呢?《大淖记事》没有简单地搬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来写小说,这在80年代初还是需要勇气的。当然,老先生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让小说写得更生活化一些。我读汪曾祺的小说,经常产生这样的念头,哦,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哦,原来日常生活也这么美好!因为景慕汪曾祺的小说,一段时间我竟能整段整段地说出来。心想,什么时候能见老先生一面多好。1983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最想见的人便是汪曾祺,便查地图找到北京京剧院,我倒了好几趟车终于找到了京剧院。我以为京剧院也像我们的机关一样正常上班了,可找了半天,才撞到一个人,他说汪曾祺在七楼编剧室上班,我欣喜若狂,我爬上七楼,可整个楼层一个人也没有,我又到六楼、五楼、四楼,没有一个人上班。就像今天那些追星族,我在京剧院空等了半天。

1981年秋天,阔别家乡  40年的汪曾祺回乡了,当时我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你崇拜的汪曾祺要做学术报告。我便从百里之外的兴化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轮船,再转汽车赶到了高邮。这一折腾,从早晨六点到高邮百花书场,已是下午两点半了,我匆匆进入会场,还好,报告还未开始。不一会,汪曾祺来了,我远远觉得他满面红光,精神劲儿十足,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谈自己的小说,也谈鲁迅,也谈沈从文、孙犁,也谈契诃夫、艾略特、舒婷。他谈兴浓烈,只是天色已晚,他意犹未尽。他谈的不是文学外部的东西,而都是写关于艺术本体,内部结构方面的见解,尤其是他对文学语言的阐释颇为深刻。当时一些人在谈论文学本体以外的内容往往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可一进入艺术内部结构只是泛泛一带而过,而汪曾祺却能游刃有余,深谙三味。20出头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优秀的作家,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的文学真经,我仿佛站到高山之巅,领略到无限风光。我当时几乎把他讲的话全部“吃”了肚子里,我像一块海绵吸足了水分,从百花书场里出来,我觉得自己有些微醺,被陈年老酿“灌”的。到现在,他说的那些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能够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也因为是与汪曾祺的不解之缘。1982年,我们看到《北京文学》上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鉴赏家》,爱不释手,后来我和同学费振钟、陆晓声合写了一篇万字的评论,比小说还要长。后来索性扩展开去,写成了《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投给当时的《文学评论》,没想到这家权威的刊物居然准备录用。我们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文学评论》太大了,也太难发文章了。讫今为止,《文学评论》依然是评论界权威的刊物之一 ,而在80年代则是绝对“Number 1”。尽管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篇文章发在文学评论丛刊25期上,但树立了我们在文学上的信心,尤其把我们推到了文学评论的一个前沿地带,确立了主攻的方向。自那开始,我就一发而不可收,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一直走到现在。虽然不是汪曾祺直接并没有把我带上文学评论的路,但因为阅读他的作品,提高了我们的文学鉴赏力,以此作为文学评论的一个基本的参照,自然是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名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尤其在“寻根”浪潮涌起一些人惟《百年孤独》是瞻的时候,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大波大澜,很少戏剧性,写的都是极其日常的生活,极其平常的生活,可依然时时闪现着文学的光彩。写日常生活,写市井生活,很容易沉闷,也很容易琐碎,但也是最容易见人性的。汪曾祺用他的实践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文学,甚至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以前一直对写实的日常的作品有偏见,可我阅读研究了汪曾祺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写实作品特别是“新写实”小说进行了较早的开发和研究。

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因为老乡的缘故,也因为研究他作品的缘故,我和他本人有了很多的交往,我发现了他不仅是在小说中审美,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美的原则进行生活的。可以说,他的生活完全是审美化的。比如,他喜欢下厨,且做得一手美妙的家常菜,他是有名的美食家,他认为那也是在做一部作品,并没有因为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影响审美。我是有幸多次品尝到他手艺的人,他做的菜也像他做的作品一,数量少,品种也不多,但每次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有特点。我最后一次吃到他做的菜,是去世前的半个月,那天有个法国人要吃正宗的北京豆汁,汪曾祺就做了改进,加了一点羊油和毛豆熬,他告诉我说,豆汁这东西特吸油,猪油多了又腻,正好家里的羊油又派不上用,羊油鲜而不腻,熬豆汁合味。他说“合味”的“合”发的是高邮乡音ge。这豆汁果然下酒,我们俩喝了把一瓶酒喝了。之后他送我到电梯口,没想到,这成了永诀。

热爱生活,在生活当中寻找诗意和审美,可生活并不全是诗意和审美,汪先生对此似乎毫无怨言,他身上那种知足常乐甚至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颇让我吃惊。很多人没有想到汪先生直到死前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一直住他太太施松卿的房子,先在白堆子,后来在蒲黄榆,都是施在新华社的房子。有一次我跟老先生开玩笑,你们家阴盛阳衰呀。老先生呵呵一笑,抽着烟,没有搭腔。也有人替汪曾祺打抱不平,向中央反映汪的住房问题,可绕了半天,居然要中国作协解决他的住房问题,而汪的工作关系又不在中国作协,这个著名作家的房子问题就不了了之。汪曾祺向我述说这件事时,一点也不恼怒,好象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房子只能“挂靠”在太太那里。他在白堆子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但蒲黄榆的居所我去了无数次,没有客厅,稍大的一间做了客厅,太太和小女儿合住一间,他自己在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写作、画画、休息,很多的佳作就是在蒲黄榆的那间小屋里写出来的。蒲黄榆原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因为汪曾祺,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我最后一次见老先生,发现他搬到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的一幢大楼,这一次,老先生有了自己的画室,他可以尽情画他的画了,他刚搬进去的时候兴奋得画个通宵。我以为是给他“落实政策”,可一问原来是大儿子汪朗把自己分的房子给父母住。汪朗是个孝子,他了解父母的心。汪曾祺在儿子的“大房子”走完他人生的最后的路程。

以后我碰到类似房子这种不公平的事再也不怨天尤人,汪曾祺用小说和他的生活告诉我们怎样生活是美好的,怎样才是“抒情的人道主义”。

2002年初稿于南京碧树园,定稿于北京朝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