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 | 王尧《民谣》

王尧,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彼此的历史》、《王尧文学评论选》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江苏省社科一等奖等。另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先后在《南方周末》《读书》《收获》《钟山》等开设专栏。

王尧长篇《民谣》首刊2020-6《收获》,入选2020收获文学榜长篇榜第二名

 

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

 

王尧

 

我因为写了一部小说,不少朋友将我的身份区分为批评家、学者、散文家和小说家,这些让我汗颜的名号,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把自己视为一位“写作者”,在写作中我没有身份转换问题,也非根据身份去设计文体。我想写小说,或者想写散文,就努力去写了。我想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崇敬的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称为文学家的人,他们常常在多个文学文体创作或研究领域有所成就,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身份常常是藩篱,忘记身份或许可以解放自己,此刻,我想回避“小说家”的命名。

坦率说,我已经过了想做作家的年龄,同龄人中的优秀者早已在我问学之初就写出了优秀作品。梦想文学是简单的,我青少年时期多数梦想几乎都与文学有关。我高中开始写作小说和电影剧本,但没有一篇是完成的。我常常在小镇石板街文化站的玻璃窗前驻足,那里面发表公社业余作者的散文小说诗歌剧本等。我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名字在窗里出现,但我很想去县城的文化馆看橱窗里的作品。语文老师说,文化馆发表的作品比公社文化站强多了,他不久也会有作品在那里发表。这位老师是我小说中写了《向着太阳》的杨老师的原型。高中毕业前我唯一一次去县城是暑假去体育场割草,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逛街。当时,我没有失落感,我订了《朝霞》和《解放军文艺》,我不相信县城文化馆发表的作品比这些杂志上的作品厉害。等到有一天我可以在县城从容闲逛时,文化馆已经没有了。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在今天看来失败的、非正常的文学最初哺育了我。我现在当然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走得很远,与这个“最初”有关,而不仅仅是“现实”的某些原因。作为很长时期从事“文革”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的学人,我不会把那个“最初”简单化,也不会因为“最初”的失败而牵连到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整体评价。但我始终提醒自己,我对“最初”的研究其实是一次自我批判。尽管自己微不足道,但总是在历史之中。一个“弑父”者可能会成为英雄,但他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也许有一天儿子看他时,看到了祖父的影子。我们这一代人保持对自己思想来源的警惕,不是没有必要。即使那些日子里我又读到了《红楼梦》《水浒》,还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甚至读到了《金瓶梅词话》。这些作品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哺育了我。我现在无法计算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气质的作品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它们模模糊糊存活在我的阅读经验、感情记忆和思想深处,此消彼长。

我是在分裂的语言中长大的,可能不仅是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一个写作者的成长,总是在清理自己语言生活中的一部分。风生水起的八十年代重塑了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的语言。当我们尝试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时,也不能完全告别那个“最初”。这是一个痛苦的至今尚未完成的过程。语言对应的是认知、思想、感情和思维,当我们换一种语言表达时,其实也是改变自己的思维、认知、思想和感情。语言和思想互相转换。尽管那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但它已经存在于自己的血脉之中,现实中的一些因素又不时复活我试图抑制甚至清理的那一部分。夸张地说,换一种语言表达,就是换一次血。因为有了八十年代,我们才走近“五四”,走近“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对现代汉语以及汉语的思想表达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

分裂的语言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影响(正面与负面的),现在也难以说清楚。但我明白,我今天的问题首先与昨天有关,然后才与今天有关。如果说之前更多的是被历史塑造,后来则是历史塑造和个人选择的双重结果。语言与思想、词与物的关系是复杂的,简而言之,当我主动或被动选择一种说话方式或一种文字表达方式时,我的“思想”已经在说与写之中。但彼此之间也非一一对应,难免有无法控制的缝隙,有许多意外之音自觉不自觉地在口齿和笔下流淌出来。或者,选择一种说话方式或一种文字表达方式时,又会被另一种方式牵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复杂性。面对一些事物,我们内心有清晰的价值判断,但有时会模糊表述,也会犹疑、沉默或闪烁其词。在终于准备完成《民谣》的写作时,我意识到需要以赤子之心坦陈自己的思想敬畏自己的语言。

如此,我不能不经由语言回到那段历史中。我不是写“我”的历史,是写“我”在历史之中。我在为《收获》公号写的创作谈中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这个重建几乎是我中年以来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中不间断的工作。我在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和一段时间以来的散文写作中,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我自己的清醒、困惑、迷失、寻找、反省、愧疚、欣慰等在这个过程中时隐时现。也许我并不是在寻找自己,我只是询问与我相关的一段或几段历史的那一部分。”有一位年轻朋友读了这段文字后问我:你们60后这一代学人为何特别愿意谈论历史?其实,谈论历史应该是所有学人的常态。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已经是历史的几个阶段,比如“文革”和“八十年代”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是在这样的历史中长大的,学术的训练也养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喜欢谈论历史的特性,谈自己就要谈到历史。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塑造的痕迹很重,然后我们又在新的语境中反思历史。有意义的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学会反思历史时,曾经的历史论述解体了,正是这样的契机,我们才有可能放弃一种语言。

回到我自己的那个村庄(不是我笔下的村庄),我发现人的生存状态、命运与分裂的语言秩序有关。诗分风雅颂,一个村庄的语言也是这样。在普遍意义上,父老乡亲说的是“风”,但他们离“雅”很远,离“颂”很近。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风”中,或言语或沉默,其中一些人我只听过他们喊我的名字,或者听他们问别人吃饭了吗?他们只有生活,没有语言,生活就是他们的语言。其中的个别人,生活在“风”中,偶尔也“颂”(广义的),但多少年过去了,他们又回到“风”中。我熟悉的那些乡村知识分子,他们从书本里学来的“雅”早被风吹雨打去,偶尔会文雅起来。其中的一些人因为教书,保留了部分“雅”的语言。也正是这些乡村知识分子在那个局限的空间中常常是“颂”的转述者,但不是创作者。我在初高中时期的作文等,其实也是另一种“颂”。这种分裂的语言生活,其实就是历史本身。

如果说我在写作《民谣》时有什么特别用心之处,那就是我想呈现曾经的分裂的语言生活。卷一至卷四的叙述和“杂篇”的注释是我今天的文字表达方式,“杂篇”和“外篇”则残存了另一种语言的状态。我尝试写作杂篇和外篇,既想还原我们曾经的语言生活,也想探究我们思想的来源。卷四的语言有些飞扬,那是我和我的伙伴们想挣脱某种语言的束缚。我的语言并不忧伤,是那些人事物让我忧伤起来。但我坐在码头上,阳光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我同时有了破碎的温暖。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也许因为这个村庄的古老,我总觉得它的阳光潮湿,散发着我难以名状的气息。这气息弥漫着许多人的呼吸,我熟悉的陌生的那些人;还有草木枯荣的清香和腐朽。好像历史和人的命运就在在这呼吸与枯荣中沉浮。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内心有了一丝忧伤,然后又是什么温暖了忧伤。记忆在我的语言中,我在语言中呼吸。我用语言留下记忆,用语言抵抗虚无,也用语言虚构记忆。

因为离开了村庄,我才可能在“世界”中识别分裂的语言和它的声音。汉语流浪到世界各地,于是汉语又被称为华语。我不习惯华语这样的说法,但我知道我们讨论汉语的参照系变化了。那些“华语作家”的汉字仍然连接着一个伟大的传统,在我第一次访问欧洲时,我见到了一位华裔作家,她用普通话对我说:我没有去过大陆,但我在唐诗宋词中熟悉了祖国。而后来更为广泛的接触和阅读告诉我,连接着一个伟大传统的汉字在华语写作中又融入了另外的传统。我们无法把汉语写作孤立起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我知道,在分裂的语言中,个人的语言是孤独的。如果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我只能再次告诉自己:个人的语言是孤独的。

 

(原载《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