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朱辉:世间万物必有其理,所有过往都会发芽。我正力图打破惯性,姿态应是贴地飞翔

朱辉这个名字,似乎有些普通,但是如果在前边冠以“作家”二字,就显得非同凡响了。著名作家朱辉的老家江苏兴化,那里土地肥沃,任何一粒种子掉在地上,只要不被践踏,很快会成为植物;随便挖个坑,十天半月就会积水,坑里面就有小鱼游弋。那里在历史上出过两个非常有名的文人,施耐庵和郑板桥,但是朱辉受到影响最大的,却是自己的父亲母亲。他学的是农田水利专业,大学毕业留校,接触的也都是公式、矩阵和图表,但是他十分珍惜那段经历,认为所有过往,都会发芽。这么多年,大家几乎忘记他还是一个长篇小说作家,这是一种无奈。不过,值得期待的是,他正在写新的长篇,写我们这代人,“我不敢吹牛说能写得多好,但这个一定比那四个好,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一、施耐庵和郑板桥都是兴化人,那里文风很盛,现在回想起来,家乡对断文识字的人都高看一眼。

青年报:朱辉老师,我在百度上一搜,和你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有医生,有明星,有官员,你喜欢自己的名字吗?你当年有没有起笔名的想法?
朱辉:朱辉是我的原名,我还有个弟弟叫朱煜。我们原本的名字分别是朱天民、朱天石,文气古意都有,但在特殊年代,有人说,我的名字“天民”与“天明”音同,是对现实不满,盼天明的意思,只能改了。写作之初并没有想到要取个笔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换个名字觉得父母会不适;等到想改时,已经发表了不少东西了,就罢了。这倒省了办护照、拿稿费的手续麻烦。
青年报:你是江苏兴化人,你简单介绍一下你出生的那个家乡吧。
朱辉:江苏兴化是鱼米之乡,水网纵横,我很小的时候,出门主要靠腿和船。那里土地肥沃,几乎任何一粒种子掉在地上,只要不被践踏,很快会成为植物;随便挖个坑,十天半月就会积水,再过上一阵子,你会发现里面有小鱼游弋。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小麦、蚕豆和油菜,小时候,蔓延无边的油菜地,是我游戏的天堂。我们空手钻进去,只带一根线,出来时顶着一头斑黄头发,脖子上都挂了一串剥好的蚕豆,绿茵茵很好看,那是儿童的项链。我们在油菜地里玩,顺手就把田埂上的蚕豆摘了。
兴化油菜已成为景点,名扬全国。油菜花好看,但有个缺点,那就是季节性强,花期短,“轰”地全开了,“哗啦”又全谢了。兴化人很聪明,他们引进了很多品种,尽可能错峰开花。兴化油菜花,现在花期远超一个月。油菜花汇聚到水网纵横如阡陌的“垛田”,浮琼漂玉。  
我把垛田写进了长篇小说《白驹》。
青年报:写出《水浒传》的施耐庵,和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他们两个都是兴化人。我很羡慕你,生在这么一块土地上。你对这两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了解?你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吗?
朱辉:出生地是不能选择的。泰州、扬州,因为这两个古人,大大增加了知名度。这两个人在当地,几乎无人不晓。都说兴化文风很盛,但我小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认知,因为没有比较嘛。回想起来,家乡人一直以来对断文识字的人,都高看一眼,这是真的。
我之所以以写作为业,主要还是受家庭的影响。我的父亲是解放后小镇第一个大学生,家里有不少书,《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等。我还不识字,父亲就在夏天乘凉时,摇着芭蕉扇,一段段娓娓道来,金戈铁马,鬼气森森。这些文学人物,就仿佛活在我周围。但在气质上,我恐怕跟母亲更像,坚韧、耐劳、富于幻想。至今记得,母亲在灯下做针线,轻轻哼唱着好听的歌谣。我从小生活在校园里,这个小环境对我的影响更明确。1978年,在我面临人生选择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父亲的同事们中间不胫而走,人们挨排排等着看。我记住了陈景润,更记住了徐迟。多年以后,我写短篇小说《绝对星等》的时候,脑子里居然出现了那一期《人民文学》上,大段的数学公式。多年以后,我学过了《高等数学》《概率论》《线性代数》,一个小时候就提出的问题有了答案:徐迟肯定不懂这些公式。我一个理工科的半懂不懂,他当然不可能懂,但他就写到了文章里!这种上天入地,汪洋恣肆的胆略和才华,令人难忘。我很钦佩。
青年报:你在家乡生活了多少年?最后走出这块土地的原因是上大学吗?目前在这块土地上,还有没有你放不下的人和事?
朱辉:我不到十八岁就离开了家乡。考上的是华东水利学院(1985年恢复传统校名河海大学)。虽然因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诱逼,我没有能考文科,但我承认,离开家乡是我人生的关键一步。走出来很重要,到哪里不那么重要,但能到南京,是我的运气。家乡是我的衣胞之地,我的童年和青春也在那里,即使我母亲已不经常住在那里,我还是会去,祭祖。顺便吃吃正宗的兴化“八大碗”。
青年报:你在大学读的是农田水利工程专业,我们非常好奇的是,这和文学似乎隔得比较远,你的文学理想或者文学创作,是从这时候起步的吗?你介绍一下你在大学期间与文学有关的生活吧。
朱辉:读水利,爱文学,这是我到南京以后的状态。我没有读中文,当然就没有文学的同学、老师,没有圈子,不在某个谱系里,这很孤独。这阻碍了我,还是成全了我,我也说不清。大学的专业,我读得还不错,但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文学阅读上。读书馆的纸质借书卡,我用了很多本,后来,友善的图书管理员熟悉我了,会主动把新书给我留着。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那时还是手写,刊物不退稿,还不接受复写件,我怕自己的字丑,影响编辑的观感,这时候是友情帮助了我,朋友会帮我抄。后来毕业了,慢慢有了文学朋友,也参加一些私人交流。上世纪90年代,南京的文学氛围真是好啊,有一大帮写作的年轻人,我们荤素不拘,言辞犀利,无话不谈。时间在流逝,那拨人有些人断了消息,有些人不写了,但那种简陋的环境中十分深入的探究,令人怀念。
我们可能读彼此推荐的书,但各写各的,互不干扰,同道间心存善念。那时文学是很热的,我起步的刊物《青春》,据说每天的来稿要用麻袋装,发行量好几十万,收入可以起一栋楼。那时的编辑也敬业,我的第一个责编李潮(韩东的哥哥)对我的稿件就很认真,为了稿件的修改,会约我去他家谈。他家住七楼,印象深刻的是他家的电话线极长,可以从这个房间拖到任何一个房间,李潮常常拖着电话线跑来跑去。
青年报:你毕业的时候好像留在了学校,这一选择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在大学校园里的工作有没有值得你怀念的和排斥的地方?你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在高校的那段经历,对你后来的文学创作是否有用?
朱辉:1985年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不错,还当过体育部长,我可以去的单位不少。但直觉上,我感到如果去了水利单位,那就真的离文学更远了,还是学校好些,而且我不愿意离开南京。系里的领导问我:你愿意留校吗?于是,我就在学校工作了30年。
这30年,中间也不时有选择,可以搞行政,可以继续读硕读博,免试的,但我选择了从系里调到出版社,还是觉得离文学可以更近。事实上,大学出版社主要出版水利教材和专著,我每天面对的还是公式、矩阵和图表。我白天组稿审稿,晚上写作。这是一种近乎人格分裂的状态,我从不适应,倒处之泰然,最后基本游刃有余了。而且,我居然体察到了严格的理工科教育对我的滋养,甚至是支撑。世间万物,必有其理,物之理,人之性,常常并不相悖。况且,高校是一个人的场域,酸甜苦辣,功名利禄,也会在这里交汇,这对我的写作也是富矿。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在大学写的,但我并没有局限于校园,故乡、社会、历史,我都写。
大学的30年,在我的思想上打上了印记。我没有研究过在大学的作品和在作协写的作品有什么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校园的经历,我不会在《绝对星等》里写一个天文学教授,《七层宝塔》可能都写不出——我大学的专业是水利,小说里关于土地规划的理念早就在我脑子里了。所有过往,都会发芽。
 

2.世间万物,必有其理,物之理,人之性,常常并不相悖。

青年报: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文学的故乡,你觉得兴化和南京哪个是你的文学故乡?在你的文学版图上,哪一方面的作品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朱辉: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诚实地说,是一个水乡出生的孩子,在南京成长。
我的作品总量不大。我写过故乡,写过社会,比较多的,写的是男女情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什么意思?我反正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二”。二就是阴阳,在人世,也是男女。没有男女,不成个世界。在人的生命旺盛期,男女的事,都是特别重要的事。几乎一切的人之关切,都与男女关系分不开。我没有具体统计,但确实写了不少男女。其中的许多篇目,是我自己钟意的。显然还有更宏大、辽阔的主题,写这些,易流传,能得奖。如果看对眼了,我也会去写。
青年报:你的名气很响,那么你的成名作是什么?回过头如果让你重写,你会怎么去写?
朱辉: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名。写小说的,也就是圈子里的人知道。就名来讲,作家比不了歌星——一首歌,还不是他写的谱的,他只唱这一首,能一直唱,反复唱,唱到不能呼吸的那一天。呵呵。作家必须永远写。写新的,不一样的。
就同行知道、我自己也还觉得不错而言,是短篇小说《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两个写的都是初恋的复辟。这样的题材,我用心写了,那就是消耗性的,我不会再去写。
青年报:你创作长篇小说《白驹》的时候电脑被偷了,你立即重新写了开头的一万多字,你觉得重新写的和原来相比哪个更好?这种变故,有没有改变后边的走向?包括《白驹》,你原来还创作过《我的表情》《牛角梳》《天知道》等重要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如今的命运如何?
朱辉:电脑被偷,又失而复得,是个奇遇。等警察把小偷抓住,把电脑送回来,我已重写了开头。新写的跟找回来的旧稿不一样。我最后用的是新写的。不是经过这十几天,我的能力提高了,而是手头的已经写顺了。我写作,基本是想好了再写,重写并不改变整个大局。
我至今只写了四个长篇。它们有的再版过,有的签约过电影,没有拍,但都已经是旧作。我正在写新的长篇,写我们这代人。我不敢吹牛说能写得多好,但正着手的这个一定比那四个好。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青年报:你的新长篇我们都非常期待,停了这么多的长篇,而去写短篇小说,有什么考虑和苦衷吗?
朱辉:最近十几年,我写的都是短篇小说,连个中篇都没有。我觉得,短篇小说是最有趣的艺术形式,另外,这么多年来,除了三年专业写作,我一直都是业余创作,忙于为稻粱谋,坐在那里打字的时间真不多,我只能写短篇。这是一个业余作者的无奈。
青年报:你以短篇小说《七层宝塔》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这篇作品写出了城市化进程对传统文化或者乡土文化的侵蚀,里面的宝塔是一个象征,它贯穿始终。这尊宝塔是你刻意安置的吗?
朱辉:写这篇小说的细节和过程,我历历在目,但怎么起的念头,我还真的搞不清。这种题材我以前几乎没有碰过。对城市化,我确实关注已久,但思绪繁杂,我缺少一个点,一个可以聚焦的点。突然有一天,一句话蹦了出来:村庄竖了起来。立即,宝塔就出来了。连结构都有了,小说七节,宝塔七层。
3.我力图打破惯性,在艺术上有所变化,革自己的命。我希望是一个贴地飞翔的姿态

青年报:你最近的作品和书是什么?获奖至今已经三年过去了,你觉得这几年有没有写出超越的作品?相比之下不足或者超越的是什么?
朱辉:马上作家出版社要出我一本短篇小说集《午时三刻》,都是这两年的作品。写短篇有瘾,有惯性。这个惯性有时也是惰性,我力图打破惯性,在艺术上有所变化,革自己的命。我希望是一个贴地飞翔的姿态。这些短篇就是这种努力的成果。自己觉得,不会比以前的作品差,至于有没有超越,我说了不算。里面的《如梦令》《求阴影面积》《彼岸》等,是我自己偏爱的。
青年报:有些作家,是为当下的读者而写,有些作家是为历史而写,你认为自己是哪一种作家?
朱辉:我可能都不是。我为人而写,为自己写。
青年报:如果让你选择一部作品推荐给当下的读者和进入文学史,你分别会选择哪一部?这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和永远不变的东西吗?
朱辉:非得选,就是《我的表情》。读者和文学史,没有必要细分,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一回事。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风格,诚实地写出你自己,唯一性才是最珍贵的。
青年报:你的另一个身份是《雨花》杂志主编。在高校挺好的啊,你为什么会选择文学杂志呢?
朱辉:2013年我调入作协,专业写作。有了那么多年的生活积累,我梦寐以求地想专业创作,离开高校不算什么。2017年我担任《雨花》主编,不是选择,是工作需要。
青年报:如今文学期刊越来越不景气,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有没有后悔?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理想的职业是什么?
朱辉: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选择;更严峻的是,有的时候你没得选。既然编刊物,我就必须把刊物编好。我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声必须嘹亮悠扬。终归,我会专心致志地写作。正如理工科的学习也能让我心有感念那样,当主编的日子也不会雁过无痕。
青年报:你还记得第一天到杂志社上班和最近一次上班的情景吗?这两次变化的和不变的是什么?
朱辉:第一天到杂志社上班似乎手续繁多,几个会,作协期望很高。具体细节记不清了。最近一次上班就是昨天,除了审稿,还催了专栏,梳理了《雨花》文学奖的评选环节,查看了《雨花》写作营的学员名单。
对我来说,第一天上班和最近一次上班,除了可想而知的新鲜度有所区别,变化不大。我调到作协前,在大学出版社工作,基本一样的事,可以说是熟门熟路,也可以说一夜回到从前。
青年报:《雨花》创刊于1957年,在文坛上影响力很大,你任主编以后,比如办刊理念,比如栏目设置,比如活动拓展,哪些是从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哪些是发展出来的?
朱辉:《雨花》立足江苏,面向全国;作协对我们还有个要求,就是要多助力年轻作家成长。这一点,我们扎实尽力。我们继承了“雨催花发”栏目,关注文学新苗;设置了“绽放”等栏目,着眼全国,推出在文坛已崭露头角的新锐。《雨花》的文学活动,如“毕飞宇工作室”“雨花写作营”“全国作家主题笔会”等,也着力准确,层次分明,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出于对“江南”的珍视和爱恋,《雨花》2020年,推出了六期的《长三角青年作家联展》,试图寻找江南,呈现江南,在全国文学刊物是第一家。
4.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泛滥的时代,谁坚持读纸书,谁将得益。 

青年报:所以,《雨花》是许多青年作家走上文坛的重要通道,你们在培养和发现文学新人方面有哪些方面的措施?
朱辉:《雨花》从各个方位、多个层次给青年作家以推力。其中,改稿会和栏目推出,是重要的两翼。“毕飞宇工作室”的形式,是众多文友为一个匿名作者改稿,大家畅所欲言;“雨花写作营”,邀请多家刊物主编,为一批作者改稿,一个主编对一个作者,大家一起听。《雨花》的改稿会,培养和推出了一大批文学新秀,其中《雨花》写作营已举办四期十二次改稿会,数十位青年作者得到培养,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了数百篇作品,有学员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多位学员获得了重要的文学奖项,江苏省首届“名师带徒”的徒弟,近半数曾是雨花写作营的学员;毕飞宇工作室已举办了18期,改稿会作品和座谈实录在《雨花》发表,举办地也从兴化逐步扩展,走进了高校,走向了外省。
“雨催花发”和“绽放”栏目,除了发表文学新秀的作品,还配发创作谈、评论和作者创作年表,并为多个青年作家举办了个人创作研讨会,引起文坛关注。
江苏是一个文学大省、文学强省,底蕴深厚,新人辈出,吴风汉韵,风格各异。《雨花》在2021年,将推出“苏南作家小辑”“苏中作家小辑”和“苏北作家小辑”。我们将精心耕耘,为文学新人的成长提供支持。
青年报:对于著名作家、成熟作家和文学新人,你们更在乎哪个群体?选择稿件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
朱辉:《雨花》提倡“不薄名人厚新人”,我们最看重的,是质量。最欣喜的,是发现发表青年作家优秀之作;毋庸讳言,著名作家、成熟作家,一般而言稿件质量比较高,他们拿来的如果是他们的得意之作,我们非常感谢。
青年报:你在与作家打交道和编杂志的过程中,应该有很多花絮或者佳话吧?你能举几个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分享一下吗?
朱辉:作家与作家交往,是一种味道;编辑与作家打交道,又是另一番滋味。刊物挑作品,作家也挑刊物,这很有趣。《雨花》底蕴深厚,我们稿源丰沛。因为我自己也是作家,我对把自己满意的稿子给《雨花》的作家,格外敬重感念——这稿子是不是他的水平,我心里是很清楚的。作家大多是性情中人,有的人才华横溢,但错讹笔误不少,到了我这里三审,我还要动动笔;也有的十分严谨,令人肃然起敬。
没有什么花絮,都是工作。即使有的作者第一天发来稿子,第三天大早我还没醒就问我用不用,我也好言以对——好吧,他已经等了两天了,大早打电话是因为他夜里纠结了一夜。
最开心的是收到出色的稿件。记得四川有个作家,叫凸凹,他的小说《夜奔》,写一个发誓锻炼跑步的中年男子,带好随身夜跑装备,决心打破惰性,一定要跑足五公里。就在他体力不支准备要习惯性放弃的时候,一个老同学的电话过来了,让他去某某娱乐场所,“有好事”,他精神大振,立即跑步前往,他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到了那里才发现被骗了,根本没有好事,连个熟人都没看见。他骂骂咧咧地慢跑回家,到家里一看计步器,他长久以来第一次远超了五公里——这个小说把庸常的生活写出了形而上的味道,好。
青年报:你盘点一下当主编的这些年,你们杂志都取得了哪些荣誉?都推出过哪些重要的作品和作家?
朱辉:《雨花》的装帧和质量一直稳步上升。一大批青年作家从这里起步、腾飞。但我们不能贪功,不能说某人是我们培养的,一个人的文学之路,说到底,取决于他的天赋和努力。我们只是长跑中的陪伴者。这几年,《雨花》关注了一些作家,发表了一批好作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我们推荐了朱山坡的短篇小说《推销员》,入围了前十;第七届江苏文学最高奖“紫金山文学奖”,短篇小说前两名,分别是汤成难的《奔跑的稻田》和朱婧的《那只狗它要去安徽》,都发表在《雨花》,还有五位“雨花写作营”的学员获得了这届紫金山文学奖的其他奖项。
名家之作是《雨花》的标高,专栏是刊物的底盘。丁帆先生的《先生素描》、于坚先生的《逝者如斯》、南帆先生的《村庄笔记》、王尧先生的《时代与肖像》、刘琼先生的《花间词外》在《雨花》推出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评论和转载接踵而至,多家出版社竞相邀约。2021年,我们又推出了李修文和邱华栋专栏。
我们的编校质量也过硬。在江苏省新闻出版部门的抽查中,《雨花》是零差错。
青年报:那你觉得当主编与当作家,哪个对你更重要?哪个更难当一些?
朱辉:当好主编和做一个好作家,都不容易。我当然愿意写得更好。
青年报:你是怎么看待和使用微信的?这些新媒体的使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同时对人的个性产生了伤害,你对年轻人有什么要说的吗?
朱辉:微信大大方便了人的生活,但任何的方便都有伤害。我用微信有几个阶段:微信刚出来时,我不感兴趣;后来,我的小姨子在我家玩微信,抢红包,我都不懂什么意思,她笑我是土鳖,抓过我的手机就帮我装上了;用是用了,但不发朋友圈,总觉得发自己的消息是嘚瑟,鄙视,但一个主编对我说“人家发了你的文章,你都不传播一下,谁还带你玩啊”,于是我就发了在她的刊物登载的作品;从此就算下水了,我刷圈,也发。但微信确实打搅人,你在工作或写作时,那声音,烦,我现在关了声音提示,得空了就看看,决不让它打断我的思路。我做主编,也离不开微信,我不能拒绝接受作者的微信投稿。
传播学中有个概念,叫“第三人效应”,是美国学者戴维森提出的,大意是:人们面对信息,常常会认为这个信息对别人的影响一定比对自己影响大。事实不是这样的,撇开个体间的学养、定力等差异,就普通人而言,信息的影响都很大。所以微信和微信传播的信息,其害处几乎人人难以完全规避。微信便捷,但传播的信息泥沙俱下,它不但打搅你,有时还影响你,潜移默化,有的人还试图说服你,雄辩滔滔,实在吃不消。有时,微信甚至还是个是非窝。我有几个很牛的朋友,他们至今不玩微信。
我曾经对学生说:在这个信息碎片化泛滥的时代,谁坚持读纸书,谁将得益。但这种话有几个人会听进去呢?
青年报:谢谢朱主编。
朱辉:不客气。
                                                                                                          转自《生活周刊》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