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作家、学者、书法家。江苏兴化人，现居北京。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文学创作壹级职称。历任《文艺报》编辑、《锺山》副编审、江苏作家协会创作室副主任、江苏电视台《东方》文化周刊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执行主编等，现任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名誉院长、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干随笔选》荣获第伍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作品有英、法、西等文字译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出版《王干文集》（11卷）。
如果你身边有“50后”“60后”，他们应该都很喜欢汪曾祺，他们喜欢汪曾祺作品里的醇厚，汪先生作品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但是我最近了解到，其实“90后”“00后”也知道汪曾祺，也非常喜欢汪曾祺。但是他们喜欢的和我喜欢的可能不一样，他们喜欢汪曾祺笔下的美食。
扬州是世界美食之都，除了要有美味的食物、烹饪美食的大师，同样还需要汪先生这样大的美食家。汪曾祺的美食文字让扬州美食、扬州美食文化在全国、全世界得到推广。
有个朋友曾跟我说了一句话，“开口不说汪曾祺，读尽诗书也枉然。”我认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和某个人说到汪曾祺，你们的感情马上就拉近了，虽然你们可能本是陌生人，但是只要提到汪曾祺，你们就好像是老乡、是熟悉的人一样，这是特别有魅力的。
汪先生是高邮人，他把自己称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其实，汪先生受到高邮文化、扬州文化的影响特别大。比如高邮有著名的文学家秦少游，秦少游的特点是婉约，讲一个“情”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汪曾祺小说里的人物重情。
汪曾祺喜欢写美食。高邮有个明代著名的散曲家叫王西楼，王西楼曾经写过一首野菜谱，把家乡的野菜画出来，怎么吃、什么味道，一一作了说明。
汪曾祺还受到扬州八怪的影响，他喜欢郑板桥，写过《金冬心》，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李鱓。汪曾祺在《鉴赏家》里面写季匋民，汪先生写的时候，说季匋民最喜欢李鱓的画，其实是在说他自己。
汪曾祺是我们的“运河之子”，他是扬州这块丰沃的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大树。
怎么贴着人物写？汪先生悟到真意了，就是要贴着人物的性格、命运、灵魂写。在汪曾祺的《陈小手》这篇文章里，陈小手是一个男妇产科医生，被汪先生写得特别好，骑着大白马。那天团长的太太难产，陈小手赶到以后果然妙手回春把孩子成功接生出来。为了表示感谢，团长给了陈小手二十块大洋，这可是一笔“巨款”啊。但是哪知道，陈小手骑马走了，团长在后面一枪把陈小手打下来了。团长说，我的女人，谁敢碰！
其实我们以前觉得，文章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汪曾祺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团长觉得怪委屈。”后来我们读了很多遍才懂，原来这个就叫贴着人物写，这个时候写到了团长的灵魂，一个扭曲的灵魂。
汪曾祺曾说，写文章的语言要像揉面一样，不停地揉，把它揉顺。我想用收藏界的一句俗语来形容，汪曾祺的文学作品是有“包浆”的，他的作品原来就自带“包浆”，经过多年的淘洗打磨，愈有“包浆”感和“包浆”味。所以他的作品经得起玩味，可以反复读，反复出版，反复欣赏和把玩，而有“包浆”的作品不多，有“包浆”的作家就更少了。
打通南北其实很好理解，汪先生是扬州人，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后来又去了北京、张家界，这种南北文化对他的影响特别大。我以前没去北京的时候，喜欢汪曾祺写的高邮，特别好，但是对汪先生写的北京没什么感觉。后来去北京生活了很多年，发现汪先生不仅高邮写得好，北京原来也写得这么好。他对当地文化、民俗的理解非常透彻。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打通中外，学习西方文学，书写中国味道。汪曾祺在《西窗雨》中说：“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作家也许不会成为作家。”又坦言“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他写的小说、散文传递都是中国人的情感，表达的都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和气质。
最后一个打通，是我最近做研究以后发现汪先生还有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就是打通了尘戒与天界。什么叫尘界？尘的简化字是小、土。古代的尘（塵）是鹿、土。两字的区别在“尘”只是一个形状小的土，是灰尘；但“塵”不一样，是鹿奔跑溅起的土叫尘，奔跑的鹿有速度、欲望。鹿谐音是禄，民间故事里面是美女的象征。尘，有欲望、有美丽、有生命。所以说，我们的现实世界就是尘界。什么叫天界呢？天界就是我们的精神空间，天界看似虚无缥缈其实也很具体，天界就是肉身的腾飞，就是精神的翱翔，天界是心灵的家园，也是灵魂的栖息地。但是我们很多人其实生活不在尘界也不在天界，我想了一个词叫魔界：有欲望、金钱、权利、高楼大厦、各种珠宝、各种荣誉、各种名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要把握自己，不能变成“魔鬼”。汪先生的文学观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世道就是尘界，天界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永远保持一个赤子之心就是天界，你就不会为尘埃所惹，就更不会去惹尘埃。
同时，汪先生还有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情怀 。汪曾祺有一句话说得很朴素：“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983年4月11日，汪曾祺在写给刘锡诚的信中，说：“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
我们也要像汪先生一样，永远步履不停，永远热爱生活。
全文整理自丨3/21扬州晚报A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