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的《平原》都出瑞典语译本了,你还没有开始读吗?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

       这是《平原》的开头,发表在2005年的《收获》上,在时隔十二年之后《收获》杂志的六十周年庆典朗诵会上,毕飞宇朗诵了这一段。
        毕飞宇对《平原》这部作品的钟爱,可见一斑。
这部长篇写了三年半,毕飞宇曾说:“《平原》是离我最近的一本书,它就是从我的现实人生里生长出来的。”这部作品是他整个写作生涯中“运气最好的一部”,因为它从来没有被打断过,也使得他在交稿后用很长时间来适应告别了《平原》的日子:“我和《平原》一直手拉着手。我们来到了海边,她上船了,我却留在了岸上。”
       1976年的中国乡村,麦子熟了,端方高中毕业回到家乡王家庄遇到地主家的女儿三丫,两个年轻人勃发的荷尔蒙就此升腾起来了,欲望在试探中相互逼近,二人终于初尝禁果。然而,热烈的爱情难以逾越悬殊的身份鸿沟,二者的命运就此直转急下……
      《平原》是毕飞宇长篇小说代表作,曾经压倒性的政治力量已经疲软,旧的东西在复苏,新的东西在滋长,这是他留给70年代的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玉米》。毕飞宇借用身体符号构建的磅礴隐喻,直面那些更古不变的,被压抑、遮掩、崩坏的欲望,不仅写出了权力倾轧下人性的暴烈,也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柔,平原上缓缓流动的,是不变的生命长河。
       著名专栏作家、电影评论人毛尖曾评价这部作品:小说人物已经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小说也飞跃了作家设定的年份,这才是“平原”的题中之意,迈向一个“内心世界”更辽阔的20世纪,借此既挣脱对中国作家构成语境也构成噩梦的卡夫卡和弗洛伊德,也挣脱整整三代的伤痕书写。
       《平原》多次获得文学奖项,作为毕飞宇的长篇代表作品之一,其多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被译为法语、越南语、韩语等。其中法译本荣获2010年法国《世界报》文学奖,《世界报》给这部作品的评语是:“只要打开这本小说,就会意识到这是一本非常伟大的小说,充满智慧、细致入微、具有独特的叙事艺术,宏大、雄心勃勃,对风格有一种真正的的追求。”
       最近,瑞典语《平原》译本也已经推出。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毕飞宇的多部作品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名片与窗口,影响力不断增大,因此拥有了更为广泛的世界意义。
        以下为大家分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平原》时,毕飞宇为这部作品所写的序言:
《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我的电脑上清晰地显示,《平原》的定稿日期是2005年的7月26日。很遗憾,开工的日期我忘了写了。但我是记得的,那时候很冷。我对“冷”很敏感,因为我怕冷。我的生日是1月19日,用我母亲的话说,那是“四九心”,是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我离开母体之后,接生婆把我放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中间只隔了一张《人民日报》。按照接生婆的说法,她这样做有两样好处:一是去“胎火”,二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不怕冷。经过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火”,照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不怕冷的人才对。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怕冷。我怕冷是写作带来的后遗症。——在我职业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写作的条件还很艰苦。因为白天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天晚八点写到凌晨两点。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极其给力的,家里头都能够结冰。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在冬天的深夜,每当我搁笔的时候,需要用左手去拽,因为右手的手指实在动不起来了。——经历了十多年“寒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
         也许是寒冷给我带来的刺激过于强烈,一到最冷的日子我的写作状态反而格外地好,都条件反射了。说句俏皮话,我一冷就“有才”。因为这个缘故,我的重要作品大多选择在1月或者2月开工。这个不会错的。如此说来,《平原》的开工日期似乎是在2002年的春节前后。
        我决定写《平原》其实不是在南京,而是在山东。
         为什么是在山东呢?我太太的祖籍在山东潍坊。2001年,孩子已经五岁了,我的太太决定回一趟山东,去看看她生父的坟。说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第一次为亲人上坟——我人生里有一个很大的缺憾,我没有上坟的经验。我在过去的访谈里交待过,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孤儿。他的来历至今是一个黑洞。这里头有时光的缘故,也有政治的缘故。同理,我的姓氏也是一个黑洞。我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我不姓“毕”,究竟姓什么,我也不知道。1949年之前,我的父亲姓过一段时间的“陆”,四九之后,他接受了“有关部门”的“建议”,最终选择了“毕”,就这么的,我也姓了毕。——我这个“姓毕的”怎么会有祖坟呢,我这个“姓毕的”哪里会有上坟的机会呢。
       说完了这一切我终于可以说了,在上坟的路上,我是好奇的,盼望的,并没有做好足够的精神准备。我太太是两岁半丧的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生活在江苏。这个我知道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当时还不知道,“丧父”这件事从来就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结终,相反,会因为生父的离去而开始。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一个机缘出现之前,你其实“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事。这不是我们麻木,也不是我们愚蠢,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临其境,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我再也不想回忆上坟的景象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五内俱焚。我一直在恍惚。我的脑子里既是满的又是空的,既是死的又格外活跃。我对一个词有了重新的认识,那就是关系,或者说,我对“人物关系”这个日常的概念有了切肤的体会。哪怕这个关系你根本没见过,但是,它在,被时光捆绑在时光里。
        我的处女作发表于1991年。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就技术层面而言,我的主要兴趣是语言实验。到了《青衣》和《玉米》,我的兴奋点挪到了小说人物。山东之行让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我下一步的重点必然是人物关系。
我记不得我是在哪一天决定写《平原》的了,但是,在山东。这一点确凿无疑。
  
       《平原》是小说,就小说本身而言,它和我的家族没有一点关系,它和我太太的家族也没有一点关系。但是,隐含性的关系是有的。因为特殊的家世,我对“家族”、“血缘”、“世态”、“人情”,乃至于“哺乳”、“分娩”等话题一直抱有特殊的兴趣。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小说家”,许多人对这句话是误解的。以为我狂。我有什么可“狂”的呢?我希望我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幸福,可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我的家族里的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许多人的人生都有无法弥补的缺憾。——我愿意把这种“无法弥补”看做命运给我的特殊馈赠。生活是有恩于我的。
       在《平原》发表之后,也就是2005年下半年之后,我的访问和演讲大多围绕着“世态人情”,我的许多谈话都是从这里展开的。不少朋友替我着急,认为我不尊重文学的“想象力”。扯什么淡呢,没有想象力还写什么小说呢。我想说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不愿意信口雌黄,开口闭口都是永远正确的空头理论。——他的言谈往往会伴随着他的实践,写到哪里,他就说到哪里。在不同的写作阶段,他的言论会有不同的侧重,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推拿》出版之后我反反复复地唠叨“理解力”的原因。
  
       如果你执意要问,你写《平原》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好回答。我写作的时候脑子并不那么清晰,这是我喜爱的和刻意保持的心智状态。但我会悬置一些念头。这些悬置的念头是牧羊犬,它领着一群羊。似乎有方向,似乎也没有方向。每一头羊都是自由的,“放羊”嘛。但总体上又能够保持“羊群”的格局,否则就不再是“放羊”。我想我前面已经说了第一条了,为了表达的清晰度,我愿意再把两条牧羊犬牵出来,让它们叫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