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羊作品:此曲不知所从何来

 

此曲不知所从何来

 

 

再有几天就入梅了,我在曹后村小区的大门口停下来,左脚撑地,不让自行车倒伏。

我向守门的人,跛脚,记不清或者当时没有看得清,他究竟是左脚跛还是右脚跛,反正有一边是跛的,另一边是好的,全靠了好的那只脚,他充当了小区守门人,还兼补车胎,甚至养了一条小身材的杂种狗。我扬起右手,晃了晃算作招呼。我主要是想向他打听一个去处,而不是向他扬手,向他打招呼,所以手刚扬起就放下,重新握住自行车的车把。上午十点半左右罢,唐兰去上班,走了快一刻钟了,太阳照在大门口和我头上,有些闷热。我看见铁门边睡着的那条狗,开始动了,翻身爬起来,不知要做什么。我说,你好,生意还好么,这附近有医院么。他说有,有的。

守门人说,这里最靠近的医院,往右拐,朝前骑,叫红山医院。他的那条狗,站在铁门边呆了一会儿,脖子上拖着细铁链,向主人脚跟走去,走得很懒很怯弱,不太厉害,大概没咬过任何人。我说,远么。他说不,一点也不远。我又说,那医院怎么样呵。

守门人扭着整个身体站起来。破脚的守门人说,嗯,怎么样,反正靠近得很,我们都去那儿看病的。他忽然想起什么,咧嘴笑着说:“全是老头子老太太,那儿全是老家伙,一个小姑娘都没得看见过呢。”我也不知所以地觉得什么东西好笑,就说哦,哦,真有意思。其实心里,倒有另外想法。我想小姑娘这玩艺,在哪儿都讨喜,要搁在医院里,怕是不怎么样呢。我记得小时候打针,最怕小姑娘了,小姑娘打针,能让你痛彻心骨,来不及想任何的事情。可我望着守门的人,和他脚后那条狗,它愣着眼,朝我腰间打量着。守门人还咧着嘴,笑容欲褪又止,变得比刚才还要浓稠。我觉得自己又哺哺说了两遍。

有意思。

有意思。

我暂时居住的曹后村紧贴着落城边缘,在东北角,靠近落城的火车站。要说也算不上荒僻,骑自行车进市区大约半小时,沿途拐一拐,还可以顺着湖边走一段,左边是水,右边是树和剩下的半堵老城墙,更不觉其远了。然而大凡来玩过的,都喊远,太遥远,有几个朋友身体瘦弱,竟不敢骑自行车过来,打辆又圆又矮的出租车,直开到坡度陡峭的台阶下面。一开始迁居到曹后村,我也嫌远,觉得不方便。住了两三月,楼后面山丘中间逛了三四趟,顿时改变看法。我半夜喝着茶,对唐兰说,这儿真的不错,等市区房子盖好了,咱们跟别人换罢。我说朋友们为何怕远呢,总是说太远太远,搬过来这么多日子,才来过两三拨,还有两个从外地来,专程看我的。住在落城里的朋友,难得登门了。这儿多好呵,前面望见湖水,后窗看得见山。我说的山,当然不过是座小岗子,可也长满了树木、一些不差的。唐兰给杯中补了水,又给自己点了那种细长褐色的女式烟。唐兰说,远不远都是人的感觉从市区过来,要经过汽车站,火车站,一截不算长却有火车在头顶上轰隆隆炸响的隧道,过了隧道口,这一路又都是外地人开店,民风显得比里面顽悍多了,你那帮朋友,自然觉得格外远,还格外的荒僻呢。我说好罢,好罢,不来拉倒,乐得个清静。唐兰哼哼地笑着,说不怕他们不登门,怕你长了就耐不住呵。我说怎么呢。唐兰说,你看琴上才安的丝弦,不出半个月,就给你弹得发毛,都快断了。我看看拇指侧面,说这有什么关系么。

当时我在守门人笑容和初夏阳光的映照下,骑上车子往右拐,临走时看见那条狗跟在后面,跑动几步,被拴在铁门上的细铁链给拽了一趔趄,百无聊赖地回了头。我没有继续看它,我想它大概又回到铁门边,趴着去了。

当时谁也没在意,过后掐掐指头数,才晓得我去红山医院那‘天,离人梅只有三天了。也就是说,在落城人梅前三天那个日于,我去了一家只有老人,男的老人和女的老人,只有老人忙来忙去的医院,接受治疗。

那家医院很有意思,设在一家同名饭店里面,饭店的招牌特别大,烫金的字高高地凸着,而医院的招牌,却很有意思很可怜,一块长方的木板上,糊着白纸,纸背的浆糊或胶水没有布匀,纸面坑坑洼洼的,用毛笔密密麻麻地写了美术字。最上面一行字稍大,写的是“落城铁路医院红山分院”,算作题目,从第二行起算,依次列出该院所拥有的强大阵容。所以说它强大,是因为我满眼看见的名字前面,都冠以著名专家头衔,譬如说我特别留意的那一行,著名外科专家,尤四先生,积五十余年之临床经验,专治擅治各类创伤,烧伤,烫伤,兼及疑难皮肤病症,曾移植各种部位皮肤总面积计达三百平米左右,成功率几近百分之百,云云。

朝南有一幢三层楼,灰白墙壁已有八成破旧之色。底下一层,自东而西七八个房间,门框上各自悬了小木牌,标明科室。我花一元钱挂了号,办挂号的会计,年纪很小,汗毛又硬又长,而且出乎意料是个姑娘,单眼皮眼睛不敢正面看人。我捏着会计姑娘给我的挂号单,一张比电影票还要小几倍的薄纸条,上面清清爽爽印着:壹圆。我走了几步,站在院子中间,忽然想起自己没有病历卡。多少年不生病,正如瞎子算过的,九岁之后我生了根,没病没灾活了多少年。现在这个病,也不能算病,这一点你会有所认识的。我返身到会计姑娘面前,又花七角钱买了病历卡,相当正规的东西,封面和封底都印了二号黑体字(简称“二方”),封底上说:病历不作任何证明请妥善保存复诊时必须带来。我把不作任何证明的病历卡卷成一个小纸筒,握在手中,慢慢走进了外科。我感到整个医院弥漫着饭菜气味。是隔宿存放的剩饭剩菜,被加热到相当程度,会突然冒出的那种气味,从院子里一直跟随着我。我走进外科,而且心里开始盘算,不晓得今天轮班的是不是那位尤四先生,尤大夫呢。

正如我们(你和我)熟知的那样,小说中人一旦有所盘算,所盘算的事情,或许紧接着就见分晓。这比实际所需的时间要更短,短得多。这就造成了有意思的局面,无论小说有多么细致或者拖沓,它其实还是让事情的发展较之现实要更为快捷。

我刚刚想到尤四先生尤大夫,那尤大夫就坐在我面前,当然我们暂时还不能验明正身,要等到我坐下准备细说病情和苦楚时,旁边那个穿白褂子的老妇抢口对他喊一声:“喂,尤院长,你的饭盒呢?”

我真不想告诉你,不想告诉任何一个知道我真实姓名的人,我在红山医院外科所遭遇到的隐秘情景。可能是尴尬而非痛苦,使我在外科里面朝北的房间里,呻吟不止,汗粘襟袖。尤四先生尤大夫尤院长拉开办公桌抽屉,端出一只饭盒(用胶布条箍了两道),从我肩膀上递给那个老妇(其实也就是他的命名者),缩回胳膊,把手放在玻璃台板上(玻璃台板压了些什么,除了手写的几排西药名称,还有些什么呢)。

我说,大夫,我真没想到。

他说,自然没想到,生病的人就没有预先想到的。

他说,从来没有过。

他说,真不晓得要是每个生病的人都预先想到了又会怎样呢。

他说月p 你说罢。

我是说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倒霉,不走运,病得不是个地方。要是碰巧了,哪天你会翻看我的病历,这是一本很干净很严肃的病历,边角一点不翘,平平整整的。我不懂它为什么“不作任何证明”。这么干净而严肃的东西,你总该拿它证明些什么,才不辜负自己。我丢失过不知多少本病历了,那些被丢失的病历,有的完全空白,有的记载了几次咳嗽,或者某天傍晚我的手被碎玻璃锈铁钉刺伤后不失时机地注射了预防“破伤风”的药水,或者因饮食不慎跑肚拉稀之类。空白的不说,即使有所记载也无关紧要,无关乎生活的宏旨。可是我假设你某月某日可能翻阅的这本病历,我认为它非比寻常,有它的含义。我一点也不想耸人听闻,哗众取宠,赢得你的兴趣。我只要你自己看。你会看到这本病历的首页(先得看封皮:姓名马余,性别男,年龄三十一,公费证号码无),填满尤四先生尤院长那一手走作猖狂而又过于方正的臭字,真正的臭字,记录了我真正难言的内容(汉字有意思,所谓内容不正是“里面的尊容”也就是藏在里面的嘴脸么)。

尤院长缩回胳膊,把右手放在玻璃台板上,我们看不见那只左手,尤院长把它插在白大褂左边的口袋里,迟迟不肯亮出来。

自从搬到曹后村,凡有朋友来玩,就成了我和唐兰的大事情。没来过的不说,来过两趟的也作态说这一带路线奥折难记,要我们下楼去接。曹后村过去是村,现今其实是挂在落城边缘的小镇,相对独立的典型的小镇,麻雀虽小,什么都有,什么都齐备,什么都有些简陋。它有一家旅社,一爿百货商店,一条通汽车的狭窄街道,两边有饭馆酒店卤菜铺,一个菜市场,菜贩于十有七八操着混乱不堪的外地口音,只有少数几位五十开外的妇女,是地道本地人,卖些自种的丝瓜青菜西红柿,丝瓜是给你削好皮的。幸亏曹后村什么都简易归一,接人倒也不算麻烦。无论楚八六楚老师(带着读大一的女儿楚沁)驾临,还是郭平郭老兄要来,电话里只要约定,说我们在菜场尽头的纸库碰头罢,全落城也只有这一家大纸库,就断断不会找错的了。

说起楚八六楚老师,他在我心目中抵得上半座落城外加一条环城高速公路,甚至还不止。我对己对人都常这么说,我说楚八六楚老师对我有恩情。这是一种隐秘的恩情,不仅别人难以辨认,就连楚老师本人也丝毫没有觉察。只有我知道,只有我很固执地这么说(只有当着楚老师的面,我才不说这个话,就像你不能对着端饭给你的父亲或母亲老是说谢谢,就像你不能说谢谢谢谢一样)。搬来曹后村不久,我们请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没有忘记要他带上楚沁一道来。我们喜欢楚沁,你说什么话,她总是先仰着脸听,听完了再想老半天,然后才搭腔,她会问刚才你说些什么呵。反正在二十一岁之前楚沁就这么憨,全身节奏都慢了半拍,让你觉得她成为姑娘成为花朵和小鸟的日期,总在往后推迟。我们喜欢楚老师一路上有女儿陪伴着,来回都不寂寞。曹后村毕竟远了些,楚老师的家在落城西南,在那座落城之最的电视发射塔下面,站在我们家阳台上,只能看见塔尖,从纷乱建筑物和烟尘中间浮现出来,很不真实的样子。我和唐兰有时候心情好,半夜里坐在厅里喝茶,谈起楚老师来做客时的细节,都想笑。那一次楚老师来做客,我们使劲地说这儿多好多好,前面望见湖水,后窗看得见山。我们夸夸其谈洋洋得意,无非是刚刚搬家的兴奋还剩了半桶余波。我们看着楚老师的表情,楚老师的表情一如既往,没有丝毫兴奋。天黑了要走,才认真向我们指出两点,一是纱窗上糊的白纸,风吹着哗啦哗啦响,让人不舒服,一是曹后村距离铁道太近,火车的声音太吵。楚老师说,火车站你们两个人是搬不动了,就让它放着罢,可是这白纸,还是撕了好。我和唐兰喝茶时,有好几次笑着谈起这事,我们说楚老师一定没想到,纱窗上的白纸,我们怕房间太破陋,为他要来,头大糊到半夜呢。

有些词汇,你在1986年北京第七十六次印刷的现代汉语词典上就是查不到。譬如支原体,你只能去别处寻找。落城的夏天一半湿一半干,通常以湿乎乎闷煞人的梅雨天气打前锋,一路冲过来掩杀过来,人只好缴械认输,凡有四堵墙的空间里,人都恨不得寸丝不挂地呆着。去年我在湿乎乎那一半夏天里,进过落城市区,与三个鸡鸣狗盗名声滔天的朋友切磋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拿什么写小说”,钢笔还是电脑。后来我们的切磋不了了之,很快延伸到其他领域。譬如说支原体,就是在冰啤酒浇灌下冒芽的。支持的支,原野的原,身体的体,向我们出示这个词的朋友生于落城,长于落城,他必须用这种特有的引证方式,才能把富于科学意味的字眼,从方言发音中解脱出来。他说,支持的支,原野的原,身体的体。他说,与一个人睡觉,只有百分之三十.添一个人就会成倍增长,增长到一定的百分比,就很容易染病了。他说,这当然是指女人,能查出来的。他说,处女可能没有支原体,却可能像无人居住的空关房,有蛛网灰尘,你说是吧。

红山医院没有泌尿科,也没有皮肤科,许多问题都集中到外科,集于尤四先生尤大夫一身,难怪他就是院长了。尤院长坐在办公桌对面,听我讲完那不幸而可笑的疾患的缘起,把左手从白大褂口袋里拿出来,放到玻璃台板上。这样,尤院长的两只手就同时出现在我面前,左手五指与右手五指,指尖相对,慢慢地碰击着。尤院长碰着指尖说,好好,好,让我们先看看罢。

外科的门是敞开的,院子里布满中午的阳光,水泥地面呈现出糅杂不纯的品眼的白颜色。尤院长坐在桌子对面。即使我讲完了疾患缘起,即使他声称“让我们先看看”,坐在对面的尤院长也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他那种稳如泰山的状态,似乎告诉我,他那一句“让我们先看看”不过要打断我过于细致过于拖沓的叙述而已。我穿着宽裆长裤,叉腿坐在靠门这一张木椅上,木椅脏得惊人,而且都是日积月累无法清除的污迹。只要尤院长不动,我也就坐着不动。我想,门这么敞开着,阳光这么亮。

院子里忽然有许多人影走过,三五成群,默不作声,很安静地走过,偶尔听得见碗筷的响动。我说过,红山医院开设在一家同名的饭店里面。从客房到前面餐厅必须经过这个不大的院子。因此那些发出碗筷响动的人影,从院子里经过,不是饿着肚皮,就是吃得太饱,全是现实的生命。仅仅由于我的注意力,主要落实在尤院长身上,那些人才变成人影。你旁观者清,你神智明亮,你该把那些人看作人而不是影子。碗筷响动的声音,绕过外科诊室里暂时凝固的三个人物。能被那种细微响动在刹那间惊醒的,除了你,还有谁呢。

只要尤院长坐着不动,我也就坐着不动,马余也就坐着不动。不过暂时凝固的人物或者现象,如果不至于永远地凝固,总有它柳暗花明恢复活力的机会。譬如当时,这种机会不久就来了,是那个穿白大褂的老妇送来的,她端着饭盒(两道胶布条已经解去,饭盒与老妇手掌之间,垫着当天的报纸),嘴里咝哈咝哈吹着气,从门外闯进来。

尤院长,吃饭吃饭,都十二点了。

尤院长,你带的菜还真不赖,是自己做的么。

尤院长快接过去烫死我了。

尤院长,咦喂,你这小伙于,怎么还不走。

我说你这小伙子,老妇倚着另一张办公桌站定,把语气放慢了。我说你这小伙子,有什么病就看什么病,看过病就回家,这儿都下班了。我刚想说点什么,她却扭过头去,对着尤四先生尤大夫,发出那种有意拔高的声音(哎呀哎呀尤院长,你怎么,趁热吃趁热吃了好,你可是胃病常犯的呀)。有胃病的尤院长把肩膀动了动,皱着眉,伸出左手食指,用指尖推饭盒,一直推到桌子靠墙的一边,然后微笑着说,“让我们先看看罢。”

他说话时,并不看我的脸。他微笑着盯着门外什么东西屈此他说的那句话,基本上属于无所用心自言自语一类。

我觉得尤院长神态有些怪,门外的人影已经散尽。

我坐在那儿,看看门外,又看看老妇,不肯站起来。

我对老妇只看了一眼,就收回视线。

我在视线中掺L 明显的疑虑和顾忌,看看尤院长。尤院长摆摆手,说这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老医生(意思是什么都见识过的)。我只好又看一眼老妇。老妇离开桌子边缘,对尤院长又嘱咐一声“趁热吃”,就走出门去。老妇没有把门带上,门依然敞开着,门外阳光比刚才还要明亮。

不怕远,到曹后村最里面这座山丘上的顶楼来看过我的人当中,有一位郭平郭老兄。今年的梅雨大,和往常相比格外间人,麦氏咖啡和黄“果珍”,都在瓶子下半部纠结成坚实无比的硬块,撬断了匙柄,也弄它不动。更糟更倒霉的是,今年人梅前三天起,我因为一种颇可忧虑的局部疾患,卧床四五个星期,五个星期我不能穿短裤,腰间围一块条纹布,像傣族姑娘的裙子,只不过遮挡的内容有些同异。不能穿短裤,就意味着不能下楼,不可以上街,更谈不上骑车进市区走朋访友了。记得人梅前三天那个上午,我在红山医院外科里面的房间里,被植皮专家尤四先生一不当心扯破了一块皮。我当时就疼出满身满头的汗水。我当时从那个房间朝北的窗户(窗帘很旧,卷起了半幅)望出去,急着想找到可能弓哦注意的东西,譬如斜过来的树枝,碰巧路过的姑娘或小孩,或者草丛里钻进钻出一只觅食的老鼠等等。我当时望出去,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大堆煤炭,高高耸耸庄严肃穆,堵在离窗口不远的地方,在阳光下越来越黑,黑得泛出绿幽幽的光斑来,往空气里直跳。当时我只好把视线收回窗内,重新看见那位尤四先生尤大夫,他一边唠叨着,一边慌慌忙忙的,给我裹上涂了药膏的白纱布。等到那一阵疼痛逐渐消散,又逐渐聚拢,成为另一种较为隐晦的疼痛,我看见植皮专家的额头上,和我一样挂满了汗水。而且我还听清了他的唠叨,自从扯破那块皮,他就一直在唠叨。

麻烦了,麻烦了,这可麻烦了。

这个地方的皮,太嫩太娇气,弄破了实在麻烦,没准就长不好,没准还要做手术植皮,要植皮呢。

郭平郭老兄是我的好朋友,他这样的人整个落城也不多见。我在梅雨季节的病卧中,念及几个人,他算其一。那天中午我从红山医院出来,胯间很不舒服,应该说胯间和心里都不舒服,说疼不太疼,说痒不太痒,就那么一种似疼非疼似痒非痒的感觉。我懒洋洋地骑着车,回曹后村,路过镇上那一家百货商店,看见公用电话的三色招牌。曹后村一带电话太少了,能拨长途的,只旅社二楼有。百货商店的电话,只能住落城市区拨,三角钱一次,一次三分钟。我叉着腿,像跛子一样,左深右浅地进了百货商店。等到进了店门,站在柜台前,我才想起自己是来打电话的。我当时有些糊里八涂。我虽然糊里八涂,郭平郭老兄的电话号码倒还记得。旁边有两个粗鲁的女青年,手里提着雨伞和难看的尼龙兜,外面天气并没有变化,没有下雨,她们等着打电话,或者不想打电话,就是瞪着我,要把什么东西看出究竟来似的。

喂,我找郭平,他在么。

好的,谢谢你。

喂,我想你了,快来罢。

我去不了呵,我生病了,不能走路,躺在山顶上。

喂月p 盘《姚门琴韵》录好了么。

我不动,我在这儿等你。

约好第二天中午他来看我,第二天是星期三,我让唐兰到山下菜场买了两只小公鸡,一瓶酒。等到下午两点半,他还没露面。我和唐兰一赌气,菜也吃了,酒也喝了半瓶。

又隔了一天,郭平郭老兄才带着那盘《姚门琴韵》来敲门。他在落城师范学院读过硕士,研究陶潜陶渊明,后来留在那儿,管中文系的线装书库。对他来讲,真是桩极好差事,谁都不能体会那种快乐。那间书库是老式建筑,房子极高,门前窗外有几株老松老柏。那间书库我去过不止一回,与郭平一起站在又宽又大的窗户后面,往外指点。每逢那样的时候,郭平总要对我说那几株老松老柏,落雪天才好看呢。校园里放了假,没什么人走动,看过一夜书,醒来往窗外一看,真吓人一跳。怎么吓一跳,好看呵。他这么指点这么说着,就好像那窗外漫天的雪,漫天的寂寥。

郭平郭老兄这人好是好,却有些迂,老远来了曹后村,倒不肯直接上楼,在菜场东张西望,硬是买了半只盐水鸭,晃悠悠拎上来。等到吃饭时,打开塑料袋一闻,那半只盐水鸭味道不对,只好又把袋口扎所紧,扔进厨房的撮箕里。我挺恼火的,冲他发脾气。我说,你看你这人,来就来了,还在楼下乱窜什么劲,弄半只臭鸭子上来,不是成心干坏事么。我板着脸,看他怎么应,却见他皮笑肉不笑的,从书包里掏出那盒《姚门琴韵》,说什么“本来我打算买只西瓜的,一想你就爱吃个肉食,又不能都买,结果挑了鸭子。”听他说得有板有眼的,我更加来气。我说,呸,挑了臭鸭子。

那天下午四点之前,郭平郭老兄要赶回市区,去师范学院街对过的幼儿园接儿子。他在顶楼我的客厅里,共计才坐了三个多小时。我们把《姚门琴韵》一直放,颠来倒去地听。郭平谈起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得,是关于自杀的,自杀并且已经死去,已经被焚化的那个女人,是一位朋友的妻子。我还记得,那位朋友(那位死者的丈夫)刚从柬埔寨回来,人挺好。

那天中午我在百货商店给郭平打过电话,推着车走进小区大门,有点累,就停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我看见守门人不知从哪里转过来,手里拿着一条鱼,鱼很大,有二尺多长,肚腹已经剖开了。守门人正刮着鱼的鳞片,边走边刮,见我站在大门口,就咧嘴朝我笑笑。那条拖着细铁链的杂种狗不在铁门边,它拖着那么长一条铁链,能到哪儿去呢。我也朝着守门人笑笑。我知道我的笑不太精神,萎靡不振。守门人把手甩一甩,鱼鳞落了满地,笑着对我说,你去看病了么。这时候,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女人,矮矮墩墩结结实实,从门房背后绕出来,眼睛看着我,嘴里却喊着守门人。

咳,废渣,还不把鱼弄好,米饭都熟了。

咳,废渣,你看你把鱼鳞刮得,怎么遍地都是呵。

那女人喊了两句,就不见了,大概绕回门房背后,去看饭锅了。被她叫做废渣的守门人还站在那儿,等着。我又朝他笑笑,说看过了,真的不太远。守门人废渣认真地点点头,跛着脚(还是看不清哪只脚破,哪只脚好,他一走动,觉得两只脚都是跛的)转身到墙角的水池边,拧开龙头,开始冲洗他手里那条鱼。我看见那条鱼很大,二尺多长,身上粘着的鳞片,顺着自来水纷纷脱落,掉进水池底部的出水孔。

咳,废渣,你弄好了么。

咳,废渣,你饱了是不是。

我听见刚才那女人的声音从门房背后传过来,心里有点难过的感觉。我知道难过的感觉也许不是难过,也许是某种感动,在过于幽深的地方打转,不能浮现出来。我推着车,慢慢地往里面走。快到一点钟了,唐兰回家了没有呢。她说好中午回来,要带些纱布和药棉回来的。天气这么热。

从小区大门口往里走,一路都是上坡。我看见有人在路边的树荫下,摆着象棋残局,对面有一副馄饨挑子,已经开始升火。我弄不清到底几点钟,好像不止一点了,好像中午已经过去。我在恍惚间有种不愉快的预感。关于这个梅雨天我将卧病始终的原因和日常细节,不能说得更多了。红山医院的尤四先生尤大夫,给我开过病假条,前后共两张,前后两次我都老起脸皮,硬让那位植皮专家把过分暴露过分直率的措词,改得更为含蓄或者含糊。我说过,我病得不是地方。虽然只不过皮肤出了毛病,倘若不是地方,也足以令人吞吐一番了。我就是这样,自从尤四先生扯破我身上一块皮,每天都要打针涂药,打的是青霉素,涂的是红霉素和金霉素。尤四先生用尖头带钩的镊子,把那块破皮从它原先生长的地方拽下来,甩到墙角一只铅桶里去。我瞥见那只铅桶里,装了半桶脏药棉脏纱布,都带着痴壳和紫黑的污血。我知道,它们那么脏,它们都是从不同的伤口上拽下来的。要是再深究,它们就无一例外,都是或轻或重某种疼痛的见证。甩掉那块破皮,尤四先生赶紧洗手,肥皂擦过两三遍,清水冲过两三遍,才回头对我笑笑。我觉得整个梅雨天,不是别人对我笑笑,就是我对别人笑笑,一个人躺着看书,我自己竟然会暗自窃笑。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天气这么湿这么热,有什么非笑不可的原因在么。尤四先生洗过手笑着,说出他对我那些皮肤的看法。

麻烦了,麻烦了,你麻烦了,不植皮怕是不行了。

你看这皮肤,都黑了,都坏了,将来都得脱掉的。

你看这皮肤,依我之见还不如趁早,把它剪下来。

不瞒你说,我知道瞒也瞒不住,瞒别人可以,还能瞒得你么,尤四先生对我那些皮肤的看法,吓得我不轻。差一点我就失态,差一点我就会伸出双手,去护住那个皮肤有病的地方。刚才裹上去的白纱布,渗出殷红的颜色。我连忙拴好裤子,几乎是悲哀地向尤四先生讨饶。

先别剪,先别剪,还是先别剪。

它是黑了,是坏了,是太难看。

我还是想让它自己掉,该掉的时候它自然掉。

先别剪它,好不好。

我们的郭平郭老兄,星期五拎着那半只臭鸭子,当时谁也不晓得它臭,气乎乎爬到顶楼,浑身湿透,背后有海洋植物图案的圆领汗衫,都贴在他骨骼嶙峋的身体上。郭平说怎么热得这样,屁股都要冒烟了。我说,今天就人梅,你屁股也只冒得烟,火是起不来了。郭平说,你这儿还好,顶楼通风,我的底楼就惨了,一人梅,全是水,早晨下床能滑一跤呢。

我们放上《姚门琴韵》的录音,然后坐下来,唐兰也坐到旁边。桌子中间泡好一壶绿茶,是宜兴朋友送的紫砂壶,苏州朋友送的碧螺春。郭平忽然侧过脑袋,把我上下打量一回,低低的声音问我:“马余兄,你害了什么病?”我说,皮肤感染,大事没有,就是行动不方便。郭平说,哪儿呢。我说,咳,胯下。即使对郭平郭老兄,我也没有勇气说得更具体。说得不具体,说得含糊,后来有朋友竞然把我患病的部位移换到脚趾之间(他们说,马余马余,你脚上的皮炎好了么)。可是郭平这一问,倒勾起我诉苦发牢骚的欲望来。我把三天前在植皮专家手上遭遇的惨痛情景,向他描述了一二。我告诉他的,和我已经告诉你的内容,没有大出人。我没有说得更具体,或者更生动。我看见郭平郭老兄鼓着嘴,眼睛朝桌上的茶壶瞪了片刻(像要把茶壶嘴儿给咬掉似的)。我忙问,哎,郭平你怎么了。他笑起来,说郭平没怎么了。我说那你愣什么神呢。他说,老庸医,老庸医。我说人家是专家,而且是植皮的专家呢。他笑着的脸一下子瘪住,像是生了好大的气。

屁,屁个专家,看出病来,要么不好好治,要么就治不好。

当时我弄不清郭平为什么要那样生气,那样骂人。当时我把他的话,视作戏言或者一时气话,听听就过去了。后来梅雨天结束,我的病也渐渐痊愈,两侧臀部,留下黑芝麻似的二十几粒针眼的痕迹。我一旦能行动自如,就去了郭平上班的那间书库。那间书库真是好地方,满屋子堆着好书,外面是老松老柏。我刚在里面藤椅上坐定,郭平也不递茶,就问:“你去看过楚八六楚老师么?”我指指胯部说,今天才能走路,过来想拉你一块去呢。郭平说,你知道楚老师的母亲生病么。我说一点也不知道,这么多日子,我一直躺在山上,除了打针没动窝。我说,也不知道老太太,又得了什么病。郭平门下脑袋,没吱声。我说楚老师这人,总有事来让他担忧,真够他受的。郭平抬头说,这一回真够楚老师受的了。

我们打算下午就去楚八六楚老师那儿。为了让楚老师睡好午觉,我们打算三点之后再去。我的一张琴,六七弦出许多飒音,放在楚老师那儿整理,顺便也好看看,或者先取回来再说,楚老师该烦心的事实在太多,让他再分出精力来修琴,真有些惭愧。

我和郭平在三点半到了楚老师家。我说过么,楚八六楚老师的家在落城西南。落城的住房比其他城市更困难,楚老师是困难中的困难。原先一幢学生宿舍楼,二楼三楼拨出来给教工住,公用的厕所,公用的水池,厨房在很暗的走廊里一字排开,油烟绕梁,长年不绝。楚老师一家三代,住在无遮拦的一室之内,确有不便。蒙了学校领导的恩,在靠围墙边那几排平房内,抽出一间,给楚老师的母亲单独起居。

我们一进门,就看见楚老师站在两张叠起来的椅子上,伸长了胳膊,从橱柜顶部往下取凉席。我们赶紧说,楚老师您歇着,让我们来罢。

凉席卷成筒状,外面裹着牛皮纸,尽管如此,经过秋天冬天和春天,还是沾了不少灰尘。我们下二楼(天气一热,三楼就停水)擦过凉席,洗过手,才回来坐着,与楚老师说话。

我说,楚老师最近,还好么。

楚老师说,还好,还好。

我说,奶奶的病,怎么样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在平日里对楚老师的母亲,是按着楚沁的辈份称呼的。所以我说,奶奶的病。

我说,奶奶的病,听郭平讲有些麻烦呢。

郭平说,是呵。

楚老师说,肺不好,拍了CT。

我不懂CT究竟什么意思,反正发音没听错,而且可以猜想,这是诊断某些疾病的手段。

楚老师说,里面有个东西,鸡蛋大。

楚老师说,每天煎些中药,喝下去能够缓释疼痛。

楚老师说,已经确诊了,没有其他说法了。

楚老师说,这个病,最后就是疼。

楚老师说,我们都不告诉她。

我病卧山顶有一个多月,病历放在枕边,每天看书看得累了,就打开收音机,听那些装腔作势极无聊的播音。记得是落城的调频台,总是在中午最热的时候,播放电子合成器摹拟的海浪声,还有一个傻乎乎的女孩,总在一旁结结巴巴地解说着。她说,这么炎热的夏季,听听大海的声音,多么美妙。

楚老师家住落城西南,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只能隐隐绰绰看得见西南方向有些烟尘,有一座电视塔的塔尖,细细的,好像很轻很柔软,风吹了就能弯曲。我朝着西南张望,视线从落城上空斜伸过去,阳光下的城市渐渐被烟尘覆盖,有如平沙无垠。我望着西南方向,看不见楚老师的家,靠围墙的那几排平房,更是无影无踪。我望着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离大海实在太远,根本听不到大海的声音,那种浩瀚的没有思虑的水声。

我站在我家阳台上,我的家是暂时居住的家。我朝着西南方向,无意识地张望。

我想起三年前的冬天,我和楚老师在城西干道的路边行走。我的脸冻得发肿,鼻涕挂在嘴角边。我对楚老师说,教我弹琴吧。我不看楚老师的脸,我听见楚老师叹了一口气。我听见楚老师说,弹吧弹吧,只是别太当回事了。我在冬天的景色里,对楚老师鞠了一躬,冷风吹过时,我的鼻涕飘零着,落人城西干道路边的尘埃。

那天下午,我们在楚老师的家里,围着矮桌坐,想起躺在平房里忍受疼痛的奶奶。楚老师说,这个病最后就是疼,没有其他说法。楚老师又说,我们都不告诉她。楚老师说了这一句,似乎无话可说。一扇门半开半关,从走廊里飘来煎药的苦味,那苦味太浓了,真呛鼻孔。奶奶原先是个多清爽的人,清清爽爽的脸,清清爽爽的衣服。那张矮桌上,放一盘晒得很硬的笋干煮黄豆,是楚老师家常备的茶点。我拈起几粒豆子,送到嘴里嚼着,我嚼着豆子,对楚老师和郭平说,咳,谁都有这一关,谁能不受些疼痛呢。他们不说话。我说,我十几岁就想这桩事,想了十几年了,想不开。我说哪天什么都想开了,这桩事怕就是想不开,有时被它逼得要哭。他们还是不说话。

楚老师忽然在琴上弹起一支曲子,那么短小,那么快乐,快乐得好比行云和流水,快乐得我和郭平都觉得头颈以下忽然失去了身躯,失去了身躯的头颈像植物。像植物的枝子上,开了满满一串的花朵。

1994.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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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6年10月31日  所属分类:名家名作  小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