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羊作品:鬓毛

 

鲁羊作品
鲁羊,1963年生,江苏海安人。曾先后就学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年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时代开始写诗。自1990年以来,以小说形式发表作品,间或发表诗歌、散文和评论 。1991年开始以小说形式发表作品,是“新生代”代表作家之一。迄今著有《银色老虎》等小说选集五种,长篇小说一部。
鬓  毛
1
大约在飞扬的尘土中颠簸了七个多小时,车窗外的景色渐渐熟悉了,我用带落城口音的普通话对司机说,到前面路口停车。长途汽车的司机是很了不起的,我一直这么认为,他能把破烂一团的农村公共汽车开这么远,开过一村又一店,想想看吧,他能开着破车从落城到偏远得地图上查找不出来的蓉塘小镇,不是很了不起的壮举么,更何况这样的壮举对于他来说并非什么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而是每天要做的极平凡的活儿,事情往往就这样,平凡中才真正显示出非凡的东西来。我从行李架上取下意大利国进口的名牌旅行袋,不太沉,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两册挺厚的书,我把旅行袋挎在肩上,又拎起放在过道边被许多我踩过的那辆婴儿车,对了不起的司机说,喂,老师傅,到前面那个路口,停一下,好吗。司机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话,也不理会我说话时明显的委婉语气,哐啷哐啷,那个路口近在眼前。
我有点急,换了地道的蓉塘方言对他喊道,你娘的停不停,开过了还要我往回跑哇。这一喊效果还不错,司机踩了急刹,回头对我说快点快点,快点下去。我真没想到长途汽车的司机,性子这么急,都开出这么老远了,漫漫长途剩一截零头,还赶什么劲啊。
八月的阳光特别好,我站在蓉塘小镇街西头的一个丁字路口,肩上背着青色旅行袋,手里拎着一辆半旧的婴儿车,婴儿车所有柔软部件都是粉红的颜色,阳光照着,很鲜艳。汽车开走了,留下满鼻子汽油味,我站在路口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用空着的那只手揉一揉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巴,从蹭满铁锈的白色短裤的兜里掏出太阳镜,轻轻一抖手,打开两条细细的镜腿,又就着汗衫下摆擦去椭圆镜片上的那些浮灰。戴好太阳镜,透过灰绿的镜片看事物,看周围越来越熟悉的故乡景色,我的心神忽然安定多了。婴儿车虽然已经半旧,却还看得出它是件好东西,当初女儿出生时,我挑儿童用品店里最好款式买,手里捏着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还向同事挪了五十元,才算凑足。我历年来生活清贫未能走上富裕的道路,可是我有选购最佳商品的习惯,真是有些活得不讲道理了,我安慰自己说,有时候偏要不讲道理,才能活得有点意思吧。婴儿车的骨架是钢管做的,如今起了锈,我试图把婴儿车由折叠状态改变为工作状态时,费不了不少力气,我以为是锈的缘故,后来才发现,因为长期没有使用它,我对它的使用方法已经完全不得要领,力气都用的不是地方。我在八月阳光照耀下的丁字路口忙了好几分钟,勉强把婴儿车支起来,能够推着走。由路口向南走三十步就到了一座桥的桥头,这座桥是近年才架起来的水泥颜色还没有发暗,我推着半旧的空婴儿车从桥上经过时,眼睛望着桥下,桥下的河水比从前脏,漂浮许多绿得让人恶心的奇怪的水生植物,船只泄漏的油液,使黄浊水面上泛起颜色如彩虹的大油花,直径都有好几丈。
我在桥上经过时看见的这条河流是我个人经验中最为重要的河流,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甚至还不足以说明这条河流的重要性,可我至今说不出它的名称。
下桥之后,我走的是一段很难走的泥土路,整个八月的雨水和阳光使它更难以行走,推着婴儿车,向右拐,再向左拐,我离老家是越来越近了。我有点怕。我看见故乡的房屋无论在八月里生长的都是水稻,水稻在故乡田地里长到了天边。
(我还看见路口的一户人家,门前搭起了很长的敞棚,白布的棚顶下,放了二、三十张八仙桌,几个妇女坐在敞棚一角,叠着纸元宝,黄的和白的纸元宝堆满了她们身边的箩筐和簸箕,桌上也堆放了许多。叠元宝的妇女叠着无宝,有时互相说几句话,或者哼起最简单的歌子。)还有另一些妇女,那些老妇人和半老的妇人们,坐在稻田边的泥土路上,坐在她们和她们子孙的房屋旁边,像等什么似的。我推着婴儿车从桥上走下来,她们就坐在我回家必经之处。我走到她们身边时,看见她们围坐成几堆,用很细小的梭子或者金属钩针编结着什么,用的线有黑有白,就像她们的头发。编结什么,是故乡的妇人们经久不衰的副业,这个编结的队伍,似乎保持着一种大致不变的阵容,以老妇人和半老的妇人们为主体,尤其是这几年,村里人也办了大小不等的工厂之后,年青姑娘和小媳妇都远远近近去做工人,编结队伍很快就老化了。从前在这些老妇人和半老妇人们的身边,有些十几岁的女孩子,跟着学习编结,现在很难见到了,在她们未来的岁月里,可能要出现许多不同事物,围坐在稻田边,日复一日地编结与自己无关的什么东西,对她们来说将难以忍受。现在编结队伍中,年青人越来越少,而我在八月阳光下所看见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年过半百的妇人,最老的恐怕有七老八十吧。我推着婴儿车走过她们身边时,她们纷纷抬起头,我看见其中有些面孔,几年前还算得上年青,转眼间怎么会如此老去了呢。她们纷纷抬起头来的时候,表情都无喜无忧,就像我不过是一只稍大一点的青蛙。我对着那许多面孔,点头微笑,对它们说:奶奶大妈大妈婶婶姑姑姨老人和半老的妇人们,都是留在故乡从不远去也无法远去的人,她们是故乡这个概念中最稳定的内容之一,因为老,所以熟悉。她们抬起的脸,陆续笑了起来并且说,这么胖,养得真好,这么胖,长成这么个大块头啊。我推着粉红色的旧婴儿车走过她们身边,她们都说我长得胖。我听见她们在我身后越来越远的地方,有的问,有的答,讨论刚刚走过的人,是谁家的,从哪儿回来,然后又对我渐渐发了胖的身材,进一步作出好评。
蓉塘小镇的居民,蓉塘小镇周围的人,认为胖是好的,每个人都应该胖起来,不管怎样,一个人要是瘦了,所有的人都要提醒他,安慰他,甚至为他担起许多的忧虑,而一个胖人走在路上,大家看见了,就特别感到愉快。
继续往前走,我还遇见几个更熟悉的人,譬如说曾经一起光屁股游水的童年伙伴,或者小学时候的同学,他们才三十多岁的人,却显老,又黑又瘦,其中一个稍胖的都没有。他们看见我,就笑着招呼,可是我觉得他们笑容里藏了劳累和苦楚,他们对你笑,故乡人讲究的是“见人一脸笑”,他们笑的时候,就像肩上扛了几百斤的重物,笑容里的苦楚和劳累,一望可知。
老家的屋后,是一个正方形的大池塘,约有三四亩地宽窄,岸边近水处,长着些不怕水的植物,往上一点,就是树。老家的屋后,裁了一排水杉,整整齐齐,我在池塘的这一边就看到了。路上遇见的熟人,都笑着和我打招呼并且对我说,来坐来坐,或者说来玩,来歇一会儿,假如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天黑之前,都到不了家里。现在我推着婴儿车走在正方形池塘的北岸上,路很窄,池塘里的水很满,离岸不过几寸。隔着水很满的池塘,我看到水杉,那是一种笔直的树木,现在已经比老家的青瓦屋顶,要高出许多。
(婴儿车前后一共有四个轮子,前面两个是固定的,后面的两个,套在一根圆珠笔粗细的轴的两端,没有加螺钉,总是往下掉。不是左边的掉,就是右边的掉,我推着婴儿车,走几步,就要停住,把掉来的轮子,重新安装上去。在落城,去长途车站的路上,也是这样,因为要赶车,这种情况就更加恼人,好几次,我想把这恼人的婴儿车扔掉,扔在路边,反正有人捡。现在我不再着急,慢慢推着它,后面的轮子掉得再勤,也没有很大关系,快到了。)

2

老家很安静,安静得像没有人似的。我沿着正方形池塘的另一条边(与刚才所走的那条边直角相交)走到老家的西侧,一点声音都没有,再拐弯,绕到门前,门前是砖和水泥铺成的小平台,说是小平台,其实比稻田也就高出一膝左右。我顺着平台向东,看见二姨妈在厨房门边坐着,慢慢筛着什么,好像是豆子。最东边的房间敞着门,我看见母亲躺在一条长板凳上睡午觉,乡里人都有这样好的本领,能在板凳上睡觉,睡多久也不会跌落,小时候我也能的,我的板凳放在聋婆婆家的橡树下,我在那条板凳上躺着,读完了石印本的《水浒》。到了老家门间,我看见二姨妈在筛豆子,母亲在睡午觉,二姨妈的的丈夫(一位退休还乡的煤矿工)从屋后院子里慢慢走厨房门前,他首先发现了我,迎着阳光笑起来胞的牙很大。我站在那儿,手里推着婴儿车,肩上背着青色旅行袋,浑身是汗,大声说了这样三个名词——妈妈。姨妈、姨父。
母亲从板凳上爬起来,母亲比往年更瘦了,头发很枯燥,没有光泽,母亲从凳上爬起来,一时没说什么话,整个人显得疲惫而苍老。
等我放下旅行袋,老家已是一片忙碌,姨父进了厨房,姨妈也跟了进来,烟囱里开始往外冒烟,一只煤炉也打开了风门。母亲端来一盆井水,放在我面前,然后不停地和我说话。母亲的话题是这样开始的,几乎总这样开始:几点的车票,路上有没有停车吃饭呢,前几天天气热得吃不消啊,吃点什么吧,要不要放鸡蛋呢,等等,我说,阿弥到哪儿去了,怎么不见人影呢。母亲忽然提起了精神,向我讲起阿弥,母亲说,晦,她玩得不想归家,叫人去喊吧。
这时候,兰从外面走了进来。
兰是我的第二妹妹,家里她最小,一直是孩子脾气,如今也出嫁两年多,并且有了八个月的身孕。
母亲对兰说,去把阿弥找回来吧,她玩疯了,不想归家了。
兰说,她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家玩呢。
母亲说上能在哪家,不在燕子家,就在蓓蓓家,三个小孩形影不离的。
兰的身孕有了八个月,却不怎么显,走路时并没有大腹便便很困难的样子。
我说,路上滑,兰要当心点啊。
兰说没事,就走了出去。
母亲说,这孩子很耐苦,怀了孕一直没有歇过,成天上街给爸爸帮忙,你看,晒得乌漆塌黑的。
我说,爸爸的生意做得还好么。
母亲叹了口气说,好是好,就是难做啊。
这时,姨妈从厨房出来,招呼我吃饭,我确实感到饿,乘过长途汽车之后,总是饿。姨妈端来饭菜放在红漆的八仙桌的一角,一碗蛋炒饭,饭里的蛋黄亮晶晶的,特别好看,还有一碗青菜腐皮汤。我对姨妈说,您也吃点么。姨妈的脸色好极了,而且一直那么好,红润润的,说话声音也响,就是头发黄,黄而稀疏。姨妈说客气什么,嫌淡嫌成说一声。姨妈又说,汤里要不要加麻油。
正说着,姨父已经不吭声地拿来了麻油瓶。
母亲说,就是难做,现在不同以往,做的人多了,要竞争,你爸爸的摊位占得好,多少人眼红得要死要活的,总是捣蛋搞鬼。
我说,听小娄在电话里讲,镇上要高市场管理,爸爸的摊位被撤掉了,是怎么回事。
小娄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和我相处最好,早我一年上大学,学的师范中文系,毕业分回母校当教师,已经当了十一。二年,干得相当不错的,几年前提了教务主任,小娄的妻子叫于萍,教历史,都说教得也不错,还得了地区教学比赛的头等奖。他们两人是蓉塘中学的骨于,都说再过三年五载,小娄怕是做校长呢,镇上只有一所中学,是全镇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了,做校长,对于家在本镇的小娄来讲,是不小的荣耀呢,可是小娄似乎没什么兴趣,总想往外面跑,去年夏天到江南的一个什么地方,把调动弄得差不多了,县里没放,先调于萍进县中,然后再调小娄,县中在县城,是县里最好的中学,有几年升学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几,作为这个县最好的中学,调谁去谁都觉得面子有光,可是小娄说起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没有高兴到哪里,他想去的地方,他真正高兴去的地方,远得很了,就不定是天涯海角吧。
我一直让老家把电话装起来,这样我在外面也放心得多,十天半月可以问问老家的情况。父亲在信里告诉我,缴过钱了,就等邮局拉线,可是从镇上往老家拉线下不是件容易事,要竖好几棵电线杆子,拉线过河所用的杆子矮了不行,要有高度,没有几千块下不来,父亲想再等一等,看有没有邻居愿意装电话的,那样买杆子拉线的钱就可以平摊,所以老家的电话至今还没有通。
老家电话没有通,我遇事常把电话打到小娄那儿,小娄转告我父亲,又把我父亲的话,用电话传给我,这样很费事,却毕竟能完成一个小的循环。
夏天热。落城的夏天更热,我在落城东郊的临时住处,只有一间房,这间房原本是一套房的客厅,两头是玻璃门,一头连着饭厅。有段时间,我睡在没有遮拦的饭厅里,冬天冷,夏天蚊子多,那也不算什么,最让人难堪的是有个毫不相干的家伙,早晚进出都从我的床头经过。在睡意朦胧中,我觉得自己像受了狐蛊的蠢人,躺在人来人往的路口,周围的墙壁不复存在,那些墙壁是幻化之物,已经随着狐精鬼怪的离去而消失了。那个毫不相干的家伙,既非同学又非同事,却要和我住在一套房子里,坐在同一个便座上拉屎。他是个退伍的兵,如今混入我的虚构之乡,在落城的什么饭店里做厨师,身体练得棒棒的,每天把他新买的一辆山地车搬上搬下,五层楼如履平地。退伍兵做了厨师之后,不仅买了山地车,还买了吉它,叮叮咚咚的,码足了劲苦练,就是听不出什么曲调来。有一次,扛吉它的厨师还没露面,一个二五兮兮的“纸漏”忽然出现在饭厅里,我惊问你是谁,怎么进来的,那“纸漏”并不答话,朝里面房间公鸡似的喊了几声,就昂着肩,扬长而出,视我如无物。所以说我在94——95年期间的临时住处,很窄迫,很尴尬,甚至还不那么安全。9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和退伍兵发生冲突,当时的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我方,退伍兵引来的麻将战友有四、五个,清一色的杆子,聚在走廊里有虎狼之势,虽然最后是不战而散,却给我的心里抹了阴影,一听见保险门的响动,或走廊(也许应该叫过道)里有生人的脚步声,就想着赶紧操家伙,操家伙。
说归这么说,其实也没什么家伙可操,也没什么地方可逃,只好在惊恐和耻辱中强作镇定。
小娄在电话里说,镇上要搞市面管理,我父亲的摊位,恐怕是要被撤掉了。我父亲在蓉塘镇上摆摊卖东西,少说也不止三十年,他靠他一丈见方的小摊位,维持了全家三十年的生计。小摊位,他在街边路口的方丈之地,说是他的命根子,也不算夸张。
母亲说,有什么办法,街边路口不许摆了,全都赶进农贸市场,生意大不如从前了。
我说,也这么大年纪,就看看破,别再拼啦。
母亲摇摇头,叹着气说,谁劝都不听,早上四点半起床,风雨无阻,晚上黑里到黑里,要人催了,才收摊,一年四季两头不见亮啊。
我想起我的临时住处,我想起那个使我不能安心的地方,还有每个月苦于计算的日常开销,我说,妈,儿子没出息。
羞愧的心情,有时压倒其他所有的心情,在我心里面坐了主位。有时羞愧的心情,起源很简单,甚至有些琐屑。我今年三十多岁,上不能养老,下不能抚幼,就像世代相承的生命链中一个无用的环节。为什么这样的环节也要腆颜存在,而不自行脱落呢。
我读过许多书,书里讲知书明理,可是,明理是一回事,现实是一回事。我懂得养老扶幼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却日益丧失了承担这种责任的能力和勇气。面对老母亲,我忽然觉得,那些面对神圣面对历史的羞愧,实在虚渺,只有面对老母亲赢弱之躯所感觉的这种羞愧,于一个人良心的打击,才是真的,真实得无可回避。
我知道我这样纠缠于琐屑的羞愧之中,有点病态,至少使自己的精神领域变得狭隘起来。怎么办呢,我所自出的地方和我眼下居处的地方,都是那样窄迫。一个人精神领域的真正扩展,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到的事情啊。
想着大,却越缩越小。
老家的饭菜很可口,一大碗鸡蛋炒饭和一大碗青菜腐皮汤,转眼吃得精光,肚子里感到胀胀的。姨妈进来收拾碗筷,对我母亲说,姐,我回了。我站起身说,不再坐一会儿么。姨妈说,我和你姨父常来的,不客气。姨妈走到门外,抬头看看天,说这天悟燥,怕是熬不住,要下大暴雨了。我也走到门外,对姨妈说,你走回去么,这路可不近啊。姨妈说我有车的,不用走。说着,她穿过厨房和正屋之间的夹巷,进了屋后的院子。
以水井为中心,老家的院子里分布着许多有用的东西。水井在中间,一只漏底的铁皮吊桶放在井边,老家的电力也渐渐正常化了,所以添了许多用电的器具,譬如说现在很少用吊桶打水,水井上安装了小型水泵,有一根结实的塑料管由水井通向厨房,合上开关,不消两三分钟,就能灌满一口贮水用的很大的缸。猪圈门口也接了一个水龙头。水井左边和右边,各有一棵苦棵树,树上牵的丝瓜,藤叶已经半数凋落了,很肥大的几只老丝瓜,挂在树丫权那儿,风吹就晃悠。
老家的厕所不再是露天的,只是对着院子这一面,没遮挡,木制便座高得出奇,坐那儿出恭,俯临院子中的那些东西,倒像皇帝坐殿似的(厕所檐下还悬了一盏高瓦数的电灯泡)。
姨妈的车子是一辆三轮车,头朝里,放在厨房和正屋之间的夹巷当中。要掉头不大容易,所以姨妈进院子推着车头往外倒。
我跟在三轮车后面,把姨妈送至老家屋西的那条窄迫泥泞的土路上。
母亲说,人活着也快,今年一个夏天里,病的病,死的死了。
我忽然想起老外公,他今年八十九岁,瘦瘦的,他是老得很好看的那种人,头发全白鼻子挺挺的,满口牙都掉光了,嘴瘪着,总好像有点笑意。
老外公明年就满九十岁了。
我说,老外公今年怎样。
母亲说,外公是个将军呢,那么大年纪,没病没痛,走起路来一阵风,连拐杖都不用。
我说,他还是那么健旺啊。
母亲说,健旺,忙起来的时候,还帮我们家割了一垄麦子,呼啦呼啦的,比别人还快。
我说那真不错,什么时候请他老人家来玩。
母亲说,常来的,你爸对老人孝顺,外公喜欢他。
当初外公可不像现在这样喜欢我父亲,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是曾外祖母作的主张,外公一百个不满意,多少年没有跨进我家半步,我父亲当时很穷,买了一小蓝子鸡蛋去送礼,被我外公拎起来,扔出门外好几丈远,外公扔的,当然不是我父亲而是装鸡蛋的蓝子。
母亲说,也多亏外公这几年健旺,舅舅家盖了新房子,路西边的草屋,也推掉,盖了瓦房。
我记得路西边的那间草屋,那是我在故乡呆得最长的地方,曾外祖父和曾外祖母亲带着我,在那间草屋里住了十来年。两位老人都是在那间草屋里过世的。先是曾外祖母,我在另一篇小说里给她换了名字,叫聋婆婆,她是有点聋,不过没有人喊她聋婆婆,聋婆婆另有其人,是一位远房亲戚,比我的曾外祖母要低一辈。真的聋婆婆手最巧,会给活人做衣裳,还会给死人扎花轿纸马。曾外祖母爱她的针线做得好,经常留她在那间草屋里过宿。我那时小,比我女儿阿弥现在的年纪还要小,总是嫌聋婆婆的脚臭,又嫌她会放屁,她就扎一只披挂整齐的纸马,送给我玩,小的时候我没有玩具,所以她扎的纸马,就成为我暗中施展幼年想象的中心意象。后来曾外祖母过世,她就很少来,听说如今她也不在了。曾外祖母过世的时候,我和我母亲就在她身边,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亲人的死亡,我看见她忽然睁开眼睛,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对我们微微地笑着,就咽气了。她咽气时很安详,眼睛紧紧闭着的,隔了好几分钟,我看见有两滴泪水从她的眼角流出来,顺着面颊一直挂到耳垂那儿。
曾外祖母死后流出的两滴眼泪,让我疑惑了很长时间,甚至疑惑到此刻。从表情上看,她死的时候没什么痛苦,为什么流泪呢。看那些情形,倒像一个人不小心吃了极酸或极辣的东西之后,流出了与悲喜无关的眼泪。我老是想起那两滴眼泪,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在有生之年可以想得通的。
曾外祖母一死,曾外祖父就病倒了,成天躺在床上,哭喊已经过世的人,枕边的痰罐子里,渐渐发出腥臭的气味。这样过了八个月,他跟着走了。
那年夏天我离开老家去落城,路西边的草屋就空了,再过一段时间,我外公和外婆搬了进去,外婆也在里面过世了。
我想永远记住那间草屋,寒假时用傻瓜相机拍了许多那间草屋的照片,洗出来都模糊一团。
我又在一篇小说里,写到它,我觉得写出来之后,却有些不像了。
关于那间草屋,我遗漏了许多重要的东西,譬如四壁的土墙上,有数不清的小洞眼,小洞眼的人口都扁圆光滑,每逢春暖,地里开了萝卜花的日子,无数只野蜂就在那些小洞眼里忙进忙出,不知做什么紧要的营生。
我遗漏了无数野蜂的嗡嗡声,和它们带来的萝卜花的香气,可能还遗漏了水缸盖子上,鼻涕虫夜间爬过的痕迹,灶脚和草垛下面的蛐蜒,旧门框上吊着的灰色的草蜘蛛。
老的倒没事,母亲说,小的死掉好几个,真不晓得怎么搞的。
我说,您和爸爸身体好吧。
母亲说,好还好,就是瘦了,你爸比往年瘦多了。
我说,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呢。
母亲说,倒也没有,只是担的心事重,起早贪黑的,吃什么都胖不起来。
我说,劝劝他,这么大年纪,量力而行吧。
母亲说,说了他不听,每天都像拼老命一样,佩山到齐齐哈尔去了,他就自己骑车去县城拿货,一趟要驮两百多斤。
(佩山是我的大妹婿,和凤成婚后,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这几年跟着我的堂弟去东北,每年离家七、八个月,在工程队里做水电某案)
母亲说你爸他把六十当十六过呢,人家问他高寿,他就说小得很,才三十来岁。
我说,他这辈子够辛苦了。
母亲说,确实的,没过一天轻松日子,前天你二叔发病,好像不行的样子,你爸回家来还哭呢。
我说,二叔发的什么病,现在怎样了。
母亲说,你二叔这次发病,真吓人,说是胃子出血,上面吐下面拉,都是血,赶紧打电话让罐子回来,送到县城检查,也没查出什么所以然,配了药吃,都是止痛止血的药,现在还住在医院呢。
(某案,罐子是我另一个堂弟,二叔之子,因我二叔当年是人赘李家,其于女均李姓。)
母亲说,你爸听说你二叔进了医院,回来就掉眼泪,他说什么道理呢,你二叔这辈子,全是苦过来的,没享一个时辰的福,要是这么走了,你爸说这是老天不公呢。
我听着母亲说话,心里面一惊,我觉得我父亲不仅是为二叔哭,也是在为自己而哭。他跟二叔比起来,这辈子吃的苦只怕更多,享的福,只怕更少。
抬头看看门外的天色,渐渐暗了半边,母亲说要上街,帮我父亲收摊子,又说阿弥这小丫头还不归家,都玩疯了。
立秋虽然多日,暑气却是依旧的炽盛,我感到闷热难当,就走到院子里去,想站在井边,打井水冲凉。
这时我看见兰带着阿弥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燕子和蓓蓓,五婶家的梅。我看见六岁的阿弥晒得黑黑的,脸上粘着泥巴,小小的个子,站在厨房门前,远远看着我,也不说话,站得那么远,就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
我用漏底的铁皮吊桶打上井水,穿着衣裳站在井台边冲凉,井水寒,天气越热井水越寒,迎头冲下去,寒得有些刺骨。我感到口腔中两排牙齿轻微碰撞着,忍不住声笑了起来。
我冲过凉之后,顺手给阿弥擦去了脸上的泥巴。
3.
只要是出门离家,不管去哪儿,路途是多远多近,去干什么勾当,马余总喜欢带几册自己爱看的书。马余的这个习惯,一般得很,几乎算不上一个特点。可是这个不成其为特点的特点。有时也会夸张到显眼的程度,不小心在朋友中间落下谈笑的资料。记得有一年夏天,天气比今年夏天还要热几分,马余忽然打电话给我们几个相处得最好的朋友,说他在落城再也呆不下去了,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而且说走就走,即刻让我们去给他送行。给他送行的地点,定在方东平家,东平是落城的名士,诗歌文章,海内外都是晓得的,他现在独居,无妻子之累,所以朋友们想聚聚了,就会想起他那儿。再说他住的那地方,离船码头虽远,离飞机场却是最近的。大伙儿分别从落城的肮脏角落里出来,到了方东平家坐等,直等到在座诸位有意要散的时候,马余才姗姗地来到楼下,喊人下去帮忙。
那一次马余带了整整一衣箱的书,特别沉重,我们都觉得好奇,问他带那么多书干吗,他笑笑说,君子不离辎重呢。问他都带了哪些书,他拉开箱子说,自己看吧。我们看见整个衣箱里根本就没有别的东西,装了七、八函线装的佛经,一册袖珍本的《新旧约》,还有不太齐全的章太炎文集,和一套绿封皮的东坡诗,还有特价书市上买来的通志堂,等等。我们劝他别带这么多书;要么彻底不带,要么只选其中一种带着,出门在外,行动也方便些。他哪里听得进去,箱子拎不动,他就扛着走。这也不好笑,好笑就好笑在,没过一个礼拜,他又扛着大箱子回来了。
别人问,马余马余,你扛这么一箱子乱七八糟的书,扛出去又扛回来,这是什么毛病啊。
马余说,费劲归费劲,还是扛着它们,心里踏实些,读书人扛着书,走到哪儿也还是合乎情理的嘛。
我不是马余,所以我用不着扛那么多,离开落城的那天早晨,起大早,随手拿了两本旧书,打算路上消遣,上车后翻开一看,竟那么巧,都是马余那儿借来的,而且是久借不还的两本。
一本是凡高的书信集,书名叫《亲爱的提奥)。
一本是《斯宾诺莎通信集》。
在老家的这几天,我打算把它们好好地再读一过,在世界上所有的天才人物当中,我最喜欢这两个疯子。
斯宾诺莎。
文森特·凡高。
4.

天黑之后,我父亲从街上回来了。没地位的人,我父亲常这么说自己,他说他是个没地位的人,做着没地位的业。老家屋西的那条泥泞的土路上,响起自行车的铃声,铃声从黑暗出发出来,似乎格外响。我一拍阿弥的背说,快去喊爷爷。阿弥正与蓓蓓她们一起玩电子琴,特简陋的那种,里面储存了几首前几年流行得不得了的流行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
小芳;
十五的月亮;
千年等一回;
鞋儿破,帽儿破;
借问路在何方;
血染的风采;
金色盾牌;
十二座光阴的小城;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纤夫的爱;
(电子琴的声音又直又亮,按一个红色的键,里面储存的流行歌就一首接一首演奏不止,循环着来。)阿弥和几个小姐姐正玩得人迷,不情愿地跑到门边,对外面喊了一声。
爷爷。
奶奶。
我父亲瘦得筋骨毕见,头顶上的头发这几年脱得更凶,剩下没几根了。我父亲身材不高,眉毛总是显得有灰尘,洗都洗不去。我父亲的眼睛被灰尘和汗水腌得发红,总像含着眼泪,眼泪欲出不出的样子。我父亲从街上回家,递给阿弥一盒冰淇淋,什么也不多说,坐在东屋的八仙桌旁,打开了酒瓶。我父亲不是不喜欢说话的人,这时候他一言不发,是累了。
厨房门前的空地上,放了一只煤炉,炉门已经打开,炉内的火势正变得越来越旺。大妹妹凤下班回来,正和五婶家的梅坐在炉边做藕饼,凤往切好的藕片中间夹肉馅,然后交给梅,下到滚油里,两面翻着煎。
厨房门前飘起了香味。
一直在割草和筛豆子的姨父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只记得他临走时,张开嘴对我笑了又笑,反复推着我拿给他的四只大梨子,他走的那会儿,天还没有黑下来,说不定能趁亮到家吧。
喝了两口白酒,我父亲渐渐缓过神色,从床下拎出几瓶地方产的啤酒来,放到我面前说,也喝点吧。
我说我现在不喝酒,什么酒都不喝。
母亲在一边说,你就陪着爸爸喝点吧,又不喝多少。
啤酒瓶上落满灰尘,我努嘴吹了吹。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酒瓶里气太足,杯中啤酒翻着白色泡沫飞快地溢到桌面上。
我父亲笑起来。
我父亲说,这啤酒新鲜,你看气多足,快点喝。
我父亲向来爱喝酒。在我的记忆中,他不知喝醉过多少次,每逢父亲喝酒的时候,母亲就低声发些牢骚,我和两个妹妹就屏声静气在一旁等着,因为我们知道,只要父亲一端起酒杯,必定以大醉收场。父亲喝醉之后,会发很大的怒气,对所有能够看见和想到的东西,都表现出最激烈的愤慨。现在想起来,父亲的发怒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还是他醉后的痛哭。父亲一哭起来,我就不知怎样才好。
失声痛哭。
痛哭流涕。
自从过了五十岁,父亲喝酒越来越有节制了。开始的时候,一年还会意外地喝醉几次,譬如堂伯父去世(糖尿病),我父亲和二叔、五叔一起去吊祭,那次我父亲喝得大醉(乡俗,办丧与办喜同等待遇,均备足酒肴以飨客),独自离席回家,半途不知去向。堂伯父家很远,中间隔了县界,离我家百里以上,一个醉人在途中走失,找也没法找。后来天色晚了,大伙儿打着灯笼火把(其实不过是几支电筒)沿途呼喊,发现他坐在河畔的苇丛里,哭声大作。这件事我没有亲见,是假期还乡时别人告诉我的,细节上有许多不足,可是据我多年的经验,大体无诬。
近几年来父亲一次也没喝醉过。
父亲不再喝醉,他今年满六十岁了。
我从不再纵饮痛哭的父亲身上,感到了难以承受的的寂寞。
温和多了。
也寂寞多了。
我坐在寂寞的父亲对面,喝了半瓶啤酒,渐渐问起他在街上做生意的情况。我父亲做的生意很小,原本也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做了几十年,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譬如卖蔬菜种子,西瓜种、黄瓜种、辣椒种、菠菜种、后来卖熟食,做来做去总是小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往街口站,风吹日晒雨淋。街上的人都笑他,说你的儿于出息了,读书读出头绪来了,你怎么还于贱业呢。父亲怎么回答的,我不知道,只晓得父亲还是天天往街口站着,用我的话讲,他的身影在阳光下像颗铁钉,钉在小镇的街口那儿,纹丝不动。有人又笑他,说你可生不了病的,那些病菌,冬于都被冻杀,夏天都被晒杀。这话倒有几分属实,街口站了几十年,我父亲还没有病倒过呢。我从离家那年起,每年写信回家的时候,都要说“爸爸、妈妈要保重身体”这样的话,然而我心里清楚,这都是空话,他们怎样才能保重他们的身体呢,街上的摊位要人去站,田里的农活要人去做,家里还养了猪,养了羊,到了春秋天,还要养蚕,要不是有两个妹妹照应,真不知怎么好。我在外面,隔着百里千里的路,自己那点生计,早已焦头烂额难为支撑了,光在信里对他们说“保重身体”,有什么用。我是这么想,我父亲倒不这么想,他说只要你在外面好,家中不必担心。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在外面即使再不好,回老家也得瞒着。我对他们说,您放心吧,儿子在外面不偷不抢,没什么不好,什么都挺好。这好像应了我父亲常说的那句老话,大家骗着过。要是不相互地骗着,日子就没法过下去,在休戚相关的亲人之间,这种骗就是安慰吧。
在许多的情况下,钱是个关键。我从小对钱这东西的感觉,就有些病态,不是说因为家贫就嗜钱如命的那种病态,而是面对钱,我的心情比别人更为复杂。我曾经恋爱过的一个女子说,她对钱没什么感觉,因为她从小到大都很少遇到钱的困难和窘迫。我相信她的说法,只要一个人并无穷奢极欲的念头,也不想炫耀财富以博虚荣,对钱这东西应该是无所谓的。可是,能够对钱无所谓,却需要一个前提的存在,那就是你没有真正经历过贫穷给你施加的莫大的折辱和阻挠。
小时候喜欢看电影,当时每场电影的票价不过五分钱,可是家里没有钱,或者说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有看电影这样额外的支出。
家里没有钱,只有父亲喝劣质白酒剩下的空酒瓶,把空酒瓶卖到镇上的废品回收部去,每只可得七分钱,一枚五分硬币,一枚二分硬币,或者是三枚二分硬币,外加一枚一分的。按国家的币制,七分钱还可以有其他的组合形式,譬如七枚清一色的一分硬币,等等。我记得所有的组合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购买五分钱一张电影票,都能直接给出那个五分钱,不用找。
我总是拎着空酒瓶去镇上看电影的。有一次我去得迟了,镇上的废品回收部早就打烊关门,我看看手里的空瓶,我认清这迟到的空酒瓶今晚只能是空酒瓶而不能变为一张电影票的那个时刻,忍不住哭了起来。
看不成那场电影,算不上什么大事情,更何况在我长大之后,看了许多好电影,有什么损失也都补回来了,可是我怎么也躲不开那个拎着空酒瓶在道旁痛哭的小男孩的身影,我时常看见,我对自己说,他有多么失望。)我父亲坐在我对面,显得有些寂寞,往常爱讲话,爱教训人,现在似乎不愿意再讲更多的话了。我递给他一支烟,他说不抽,拿起了木柜上的黄铜水烟袋。家乡人把水烟称为“青条”,父亲说,还是“青条”好。父亲抽完后,母亲也接过去拍了几口。有一只大蛾虫从门外飞进来,扑喇喇满屋子乱绕,阿弥吓得大叫起来,我说叫什么,蛾虫不咬人的。父亲说,周围都是稻田,蛾虫特别多。
母亲说,你爸今天回来得最早了,平时你叫他收摊子,他总是磨磨蹭蹭的,说就收就收,其实我明白,他指望着最后再来一笔生意呢。
父亲说,现在不比从前,街边不给摆摊子,只好租了两处门面房,房租水电,加上养路费和市场税,七个八个的,每天总有花销,要是生意做得不好,就得倒赔进去,我是一天也不可放松啊。
母亲说,早上那么早起来,又不吃早饭,弄到最后可别像老二那样。
我说,二叔的病怎样了。
父亲叹气说,他也是个苦人,忙了一辈子把身体都弄坏了。
我说,现在怎样了。
父亲说,还住在镇东的医院里,你正好回来了,明天要去看看他。
我说,也不晓得他想吃点什么,明天上街买了带去。
父亲说,你去看望他,也是一片心意了。
阿弥吃着饭,忽然伏在桌上睡着了。
母亲说,这小东西,白天疯得不肯归家,现在却像倒了瞌睡山似的。
兰站起来说,我带她去把澡洗洗。
凤说你就歇着吧,就把阿弥抱起来,去了西屋。
兰也打着哈欠,离开了饭桌。
我听见西屋传来打开电视的声音。
母亲说,凤和兰都是懂事的孩子,别看兰从小文乎文乎的,现在上街做生意,倒也不弱似别人呢。
我说,像她现在这样,可要多加注意。
母亲说,她也不在乎,照样忙来忙去的,前几天还被姓王的打了。
(姓王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也在街上摆摊做生意,她的摊位与我父亲的摊位比邻而设,曾经合伙做了两年,后因故闹翻,便又各做各的,倒也相安了一个时期。)我说,为什么事呢,兰这样,怎么能对她动手呢。
母亲说还不是为了生意么。
父亲忽然插言阻拦,别说了,有什么好讲的。
我说,要是我在家的话,谅她也不敢。
母亲说,她打了兰十几个耳光,正巧你姨妈到了街上,拉住了,要不然兰还得吃亏的。
父亲说,我也没有和她吵,没和她闹,街上的人都有眼睛,看得凶,我让她去遇别人。
我忿忿地说,三长两短打出来,抓她也晚了母亲说,就为卖几斤苹果,有个人先来向兰买,姓王的在一边喊,把生意抢了过去,兰不服气,说你怎么拦路抢生意,品倒差呢。
我说,品是不大好,干吗还打人,论起来她还是长辈,怎么好随便伸手呢。
母亲说,几斤苹果,卖出去也就一、两块钱的利,动拳动脚的,钱倒是个命根呢。
我红着脸说,我要是有出息,也不让你们在家受这种气。
父亲忽然压了嗓音对我说,儿啊,你是外面回来的,不要卷进这种事,现在街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渣亮也多了起来,可是天有天的理,人有人的理,只要站在一个理上,就不怕。爸爸在这条街上站了几十年,没欺过谁,可也没怕过谁,你不要担心家里,明天早些起来,去看望你二叔,要带点吃的东西去。
我说,带些什么好呢。
父亲说,你先空手去,问问他能吃什么。
我说,烟和酒是不行了。
父亲又叮嘱我说,明天你到街上遇见姓王的,还得打招呼,喊她阿姨,家里发生的事,你一概当做不知道,记住了么。
我点点头说,我懂的。
晚上睡不着,每次坐了长途车回家,头一天晚上总是睡不着,这可能是累过头了,就像有时候没有饭吃,饿到后来,饭菜端上桌,都不想动筷子。
要是在城里,我会觉得自己“失眠”了,可是回到老家,就没有“失眠”这个概念。
夜晚这么安静,门外稻田里有些虫鸣,应该说是秋虫卿卿了,今年立秋早,八月上旬立的秋,按理讲该有些秋意了,可就是没有,热门赛过盛夏。
蚊帐里的微风吊扇发出格吱格吱的噪音,却不妨碍扇叶的转动。
我就着一盏黄色灯罩的台灯,想把带回来的两本书翻一翻。
两个都是荷兰人,斯宾诺莎和凡高。
书信集。
年谱。
5

《亲爱的提奥》:
我注意到,这幅油画与另一幅的麦田很配得来,但是它们距离人们所理解的存在于自然的一个片断与另一个断之间的奇怪关系,还远得很;虽然如此,它们彼此仍然互相解释,互相区别,有些人对此默不作声,那是有道理的。你在服装上可以看到各种很漂亮的浅颜色的配合,这便是一种进步;如果你能够抓住你所见到的过路人,画下他们的肖像,这些肖像会同过去不论什么时期的肖像一样出色。我甚至想,在自然中往往存在着一种普维的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魅力——介于艺术与自然之间的美。
加歇大夫已经允许,让他的女人在另一个时间伴着那架小风琴供我画像。也许还会有一个乡下姑娘来给我当模特。
我试画一些习作——长着蓝绿色杆子的玉米,长长的叶子好像是绿里透红的带子,穗子刚刚变黄,由于花粉的关系,周围呈现出玫瑰红色:一条玫瑰色的葛藤盘绕着一根玉米杆。这是一幅由各种不同的绿色画成的画,色彩十分协调,这样就形成了一整片绿色,绿的色彩的跳动,使你想起穗子在微风中摆动的温柔的沙沙声。
我想在这个鲜艳的但却是平静的背景上画几个人物。
我还画了一幅麦田,以及与它作伴的乱树丛,紫色的白杨树杆,树杆下面开着玫瑰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与绿色的花。最后是一幅傍晚的景色——深黑色的梨树,背后衬着一片黄色的天空,有一些谷物,在紫色的背景里,是围着黑压压的绿树的住宅。
我仍然十分喜爱艺术与生活,但是正好像对自己要有一个妻子一样,我对此是缺乏信心的。我是(至少我感到)太老了,我不能凭自己的双腿走回头路或者对另外的事物发生兴趣。那种欲望已经离我而去,但是由它而造成的精神的痛苦仍然存在。我担心说我快到四十岁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对于情况的变化可能怎样,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我专心致志地画画,就像我所热爱与敬仰的一些画家那样努力地干。
(你侧卧在老家的床上,把凡高的书信集一直翻到最后几页,开始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你觉得凡高所说的一切,甚至许多细节,都与你密不可分,你觉得自己或者凡高在一瞬间堕人了奇妙的融合。后来就睡着了,奇怪的是睡着之后,你好像还在看书,只不过换了另外一本。)
“这位很智慧的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即用高贵的鄙弃财富,而不是用卑贱的乞求财富使自己发了很大的财。在另一个时候,他也指出,智者不享有财富是不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因为当他的朋友有次为了他的困而责备他时,他答复他们道:难道你们想要我指出我也能得到那种我认为不值得劳神而你们却热切追求的东西吗?当他们回答是时,他就租用了全希腊的所有榨油机——”
我睡到靠近中午的时候才起床,到井边刷牙洗脸,见到姨妈和姨夫在厨房和院子里忙着什么。凤也没去上班,她正在厨房门前洗衣服,要洗的衣服很多,堆了满满一澡盆。老家也买了洗衣机,是双桶的,容量有五公斤,只是白天电力不足,没法用起来。厨房门前是一块长方的空地,在这块空地的左侧靠近水沟处,长着两棵桃树,树的个头不大,却年年结果,到了夏秋之交,满树都挂着紫色的桃子,今年摘得不及时,掉在树下的泥泞里,怪可惜的。
我说,这桃子都掉在地上烂了,怪可惜的呢。
凤抬头说,今年结得多。
我说,怎么不吃呢。
凤笑笑,说家里人忙,顾不上,你要是想吃就自己搞吧。
我说,妈哪儿去了。
凤说妈一大早就上街帮忙,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刷才托人捎了几个烧饼,是定做的,放在堂屋的香几上,你吃了算早饭。
凤低头搓了几下衣服,又对我说,哥,妈今天中午到人家吃斋饭,让我问你去不去。
吃斋饭是乡俗,哪家有人去世了,在“头七”那天要举行仪式,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有时连道士一块儿请来,也不晓得各自念些什么经,反正念就是。讲究的人家还要招几个吹鼓手,吹吹打打一番,以渲染气氛。在白布为顶的敞棚下面,摆上几十桌饭菜,甚至还有酒,宴请村里村外的人。乡邻们带着纸钱香烛来吊唁死者,多少不等要折些钱钞给丧家,然后就席吃饭,吃的这顿饭就叫斋饭。
斋饭原本指施与和尚的饭食,现在大伙儿来吃,或许更有利于超度死者吧。我觉得,这倒像乡邻们集资举办的大聚餐,热热闹闹地给死者送行。
我说,吃谁家的斋饭呢。
凤说不知道么,是国家。
我说,国家有谁死了。
凤说,是国的妻子,也叫梅,才三十二,得病死了。
我说,上次回来,我还见过她呢。
凤说,在船上发的病,送到县城医院,一口气没上来。
我说,怎么回事呢。
凤说,哮喘病,你去不去。
我说,不去了。
看看中午将近,我回到西屋上午去看望二叔是不可能了,那就下午去吧。我躺到床上,拿起《斯宾诺莎通信集》。我看到一个叫博许的人在 1675 年 9月11日写给斯宾诺莎的信。为着能使背叛教会的斯宾诺莎回心转意,写信的人在信中要求他考虑七个方面的问题,并且说,请想一想无神论者的可怜和不安宁的生活,也请特别考虑一下他们最不幸的和最可怕的死亡。那些自以为加人了信仰者行列的人,说起话来或者写起信来,都有一种特殊的腔调,那是有强大靠山的怯懦的人特有的腔调,声音颤抖,虚张着声势(多无聊,脸色那样铁青,姿态又那样狂妄)。伪上帝的狗奴才。隔着很多书页,我看到了斯宾诺莎给那人的复信,既坚定又廉和,至少他没有仗势欺人的企图。身处某种行列,仅仅以这个原因就自感有了势力,而不返求自身最真实的认识,这种人比比皆是。因为自己的自由思考而脱离行列,自觉忍受孤立之痛,这样的人,在每个时代都很少。但是一切高贵的事物,斯宾诺莎早就说过,其难得正如它们的稀少一样。
我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又睡了很久,原先握在左手里的书,已经掉到了床侧的砖地上,门外吹进来的风,把书页翻得哗啦哗啦直响。
窗口暗成了一片。我觉得腰酸背痛,左边胸口橡针刺一样。
在下大雨了。
我走到门外,看见几个孩子围在水沟边的紫桃树下,用竹杆打紫桃。阿弥不在其中,她去哪儿了呢。
母亲从街上回来告诉我,国家的梅就要埋葬了。
很远处传来吹打的喧闹声,仿佛还有人的哭声,在雨前潮湿的风中,模模糊糊地混杂起来,沁人心脾。
母亲说,你不是看书,就是睡觉,这样要生病的,还是出去看看吧。
我说天要下雨,这雨怕是说下就下的。
母亲说,你别走远,站在屋后就能看得见。
我说开始了么。
母亲说,正在封棺,马上就要抬出来。
我说,埋到哪里去呢。
母亲说,埋到旧住场那儿。
我说,那儿么,挺好的地方呢。
母亲说,可惜不是个整尸。
我说,那埋的是什么。
母亲说,骨灰,还能是什么。
我说,是把骨灰盒放在棺内埋么。
母亲说,现在人办法怪多的呢。
我跟着母亲来到屋后的池塘边,那儿的风更大了,风中开始夹着雨点,很大的颗粒,但很稀疏。我们远远地看见一行送葬的人,披着麻片,穿着白衣裳,跟在棺木后面,走走停停的。吹打的人总共才有三个,发出的声音却穿过大片稻田,传遍了老家的村庄。
母亲说,你知道棺里装了什么。
我说,装了什么呢。
母亲说,是请纸扎匠扎的草人。
我说,埋个草人管什么用。
母亲说,扎个草人,把梅的骨灰洒在草人肚子里,再给草人穿上衣服。
我说,是这样,也难为想得到。
母亲说,国这孩子命苦,十几岁就要养家,供弟弟和妹妹上学。我说后来他行船,收人也还不错吧。
母亲说,行船打铁磨豆腐,都是最苦不过的,这几年他和梅总算有活水,梅又死了。
我说,他和梅还有个女儿吧。
母亲说,叫佳佳,才七岁,什么都不懂。
我说,比阿弥也大不了多少。
母亲说,梅是哮喘病,发病的时候难看,眼睛勒着,,孩子害怕,叫她看看妈妈都不敢近身。
我说,孩子能懂什么呢。
母亲说,国把丧事办得可以的,花了万把块,恐怕几年行船积蓄的那点,一瓢舀得差为多了。
这时候,风小了下去,雨大了起来。
父亲和兰从街上回来,阿弥跟在后面,用手擦着脸上的雨水。看她的表情,像是才哭过的样子。我问,阿弥怎么回事,阿弥不答应,委屈得又要哭。
父亲说,半路上碰到的,她一个人去看人家丧事,吹吹打打的,大概她觉得热闹,走到半路的时候,雨大了,她进又不是,退又不是,站在路上咿哩哇啦直哭,我就把她带了回来。
我听了,觉得好笑,就伸手捏了捏了阿弥的小鼻子。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屋里更暗了,父亲拉开所有的电灯,我们看见西屋和堂屋有几处漏雨,砖地上积了水。
这时候我看见凤半撑着一把雨伞从外面进来,手里还牵着一只猫,那只猫浑身湿漉漉的,看不出它原来是什么毛色。
凤说,这猫总要拿绳子系着,一松开,就跑得没影子。
我看见那只猫有些惊慌,又像是因为被绳子系住了,有些不耐烦,绕着阿弥坐的椅子,不停地窜跳。
阿弥吓得把腿缩回去,盘在椅子上不动。
母亲拿来几只盆,放在漏雨的地方,很快就传来几种不同的嘀嗒声。
我说,怎么新盖的房子也漏雨呢。
母亲说,现在的匠人不用心,请个老瓦匠来,动动手就能修好的。
我说,一定是太马虎,瓦片没放齐。
母亲说,也不知怎么了,现在做什么的都这样马虎。
父亲说,只有我做我的这个业,从来没有马虎过。母亲说,那倒也是,你就是太拼命了。
我说,还说要去看二叔呢。
父亲说,刚才我见你二婶接他出院,等雨过去,你到他家里看他就行了。
我说,二叔的病好了么。
父亲说,好些了吧。
母亲说,那就好。
雨一直下到晚上,下到夜里,雨实在太猛,我不能去看望二叔,就把那辆粉红色婴儿车搬出来,想趁空整理整理。几年不用,婴儿车的钢管骨架都有些生锈了。
我对它的使用方法,也忘得一于二净。我围着它忙来忙去,出了一头汗。后来总算拾摄好了,又对兰交代了几条使用方法(在整理的过程中,我渐渐回想起来,不管忘得有多干净,我毕竞是用过)。我一边示范着,一边说,譬如怎样折叠,怎样固定后面的车轮。我掸掸手说,这么简单的玩艺儿,倒忙找老半大,现在好了,到时候你可以用它了。
兰坐在一只小椅子上,就着盆里的雨水洗紫桃,见我刚才忙得没手抓痒的样子就笑了。
兰对我说,哥,看来做舅舅也不容易啊。
我一愣,这才意识到,兰要生的孩子和风将来要生的孩子,都是我的外甥,也就是说,我不仅是个孙子、儿子、兄长、父亲,不久还要当舅舅。
我随即笑了起来,我笑的声音在雨声中也很大。
是不容易呢,我说,姨妈和姨父什么时候走的,别淋上这场雨了吧。
屋里的人都说不会的不会的。
他们两个早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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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6年10月31日  所属分类:名家名作  小说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