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 | 时代与肖像:气功叔叔

 

一次我发高烧时,王叔叔快速驮我去了医院。

医院在大桥向南两千米左右的一片农田里。除了镇上的中心医院外,我们这个医院是全公社最大的,方圆几十里的人生病了都在这里就诊。我模模糊糊记得自己在王叔叔厚厚的背上晃动着,然后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条椅子上挂水。这一年流行疟疾,俗称“打摆子”。开始发烧的时候,我喝了很多树根熬成的汤,还是没有效果。在我的嘴唇上似乎有了霜以后,父母亲知道要送我去医院了。这个时候,王叔叔正好在我们家。

父执辈中,这位王叔叔是外乡人。直到我读大学后,才有机会去到他家,台城西溪八字桥附近的一座老房子里。我们这个大队在50年代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后来撤掉了,但供销社、医院、电话总机、学校等都保留下来,成了公社以外另一个相对繁华的中心。我在村上长大,但生活在小镇式的氛围中。各路人马都会在这里进出,带来与我们村不同的气息。在那样一个年代,这个空间算是相对敞开的。王叔叔在电话总机房工作,除了转接电话,还负责线路维修等,是位技术工人。他当时还年轻,我们村上的人都叫他小王。等到人家喊我小王时,他成了老王,我成了老王时,他已是王老了。

我高烧退了,王叔叔与我们家的情谊更深了。他和我父亲有相同的爱好,喜欢写字。那时村上没有宣纸,平时写字用的是一般的白纸,或者写在报纸上。我对写字的兴趣,就是在他们切磋时养成的。王叔叔擅长隶书和毛体,他在青少年时应该读过帖、临过帖。和王叔叔比,我父亲写字可能更多是与天赋和感觉有关。王叔叔的隶书在我记忆中基本上是书法家的水平,他用浓墨,纸张铺开时,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落笔,写完了,又哈哈大笑。那时,我没有书法的常识,听王叔叔说,他学的是汉隶。我们家造房子,上梁时王叔叔送来写在红纸上的对联,贴在木柱子上,差不多十年没有破损。我有事没事会看这幅字,觉得这就是字帖。我现在看一些书法家的字,常常想到我父亲和王叔叔挥毫的情景,他们那时便把豪情写在纸上。如果以他们俩做参照,一些人真的不能称为书法家。在他们都落笔后,我也好奇地用毛笔在报纸上画几笔,开始练柳体,然后开始大胆写春联。父亲和王叔叔看我写字,都说我太拘谨。他们建议我练颜体,说这样可以加强骨力。我开始知道颜和柳,在王叔叔写毛体时,我又听到“乱石铺路”的说法,听说一个叫张旭的草圣。很多年以后,王叔叔再看我的字,他说我写得比他好,但还是太拘谨了。

乡村散落了许多文化人,他们没有机会表现,甚至也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做与生计无关的事,才是真兴趣,但兴趣往往被生计磨损了。我小学毕业时,大队的总机房也撤了,王叔叔到公社的邮电局了。他留了一本草书字帖给我,好像是民国的版本,我照着写,怎么写都还是正楷的样子,看来我是拘谨到骨子里了。这本字帖后来不知道在何时何地遗失了。我好像再没有看到过王叔叔写字,他的兴趣转移了,开始更多地关注女儿的成长。他有时候会骑着自行车从镇上到我们家,这种日子的饭菜,通常是我们家一年里最好的。知道他到了,不是因为自行车的铃声,而是他的哈哈大笑声。就像领导干部下车以后受到夹道欢迎一样,他从大桥上下车后,一路和人招呼,到我们家本来只有五分钟的路,他差不多用了二十分钟。这里有他青春的记忆,有他青年时期的朋友。我们去镇上,他一样热情招待。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吃了什么,而是每次去都能够见到他的新朋友。他的朋友特别多,如果生活在古代,王叔叔可能是位侠客。

我到镇上读高中时,王叔叔已经回到台城了。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很少有去台城的机会,只是暑假劳动时会去台城的体育场割草,没有时间也不方便去看他。差不多在春节期间,王叔叔会到我们家。这时候从台城到镇上的公共汽车通了,他可以坐车到我们村前的一条公路上,再走到庄上。和以往一样,他走到巷子口时,我们就听到他的哈哈大笑声。在我高考过线而没有被录取的那一年,他特地到我们家关心此事。他询问我报考的专业,我说是中医。那几年我母亲身体特别不好,我放弃了文科,报考了医学。王叔叔很认真地告诉我,我报的大学可能会扩招,他有一个熟悉的朋友愿意帮忙。王叔叔抄下了我准考证的信息,带回台城了。在台城,他还打来一次电话,说已经拜托朋友了。我将信将疑,但存了一丝幻想。最终当然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但王叔叔对此事的关心,是我在人生低谷时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在询问我报考的专业时,我发现王叔叔的兴趣已经从书法转移到医学上了。他说他现在开始给病人针灸治疗,在我诧异时,他从包里拿出了几根银针。还像以前一样,他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说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说完再哈哈大笑。那时我神经衰弱症尚未痊愈,他说针灸有效果。我害怕吃药,不怕打针,愿意尝试一下。我记不清楚他在我脖子以上的什么部位扎了一针还是两针,他轻轻旋转银针带来的酸痛感我一直印象深刻。后来不时传来王叔叔针灸的一些消息,有说一个瘫痪了多年的人被他针灸好了,有说到门上找他针灸的人络绎不绝,有说他被镇上的医院请去坐堂。等到他春节到我们家时,我们家也门庭若市,很多乡亲都来找他针灸。空闲下来,我问那些关于他针灸的传说,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仍然是哈哈大笑。他说他现在朋友很多,他给别人针灸不收费。我相信这是真的,他应该是个人道主义者。

以王叔叔的智慧和他对事情的专注,如果坚持下去,或许会在针灸领域取得成绩。可能因为风尚转得太快。等我再次遇到王叔叔时,他已经是气功师了。在我们家的堂屋里,王叔叔先做了一些简单的动作,然后哈哈大笑。为了显示气功的力量,他让一位访客站起来。那位客人诚惶诚恐地站着,王叔叔对他说,你的身体会随着我的手势动起来。堂屋里的人一下子都安静下来,甚至屏住呼吸,看王叔叔运功。站着的客人真的好像先向后仰再向前倾,大家都向王叔叔投去敬佩的眼光。王叔叔停下来,哈哈大笑。有客人说这里不舒服,王叔叔用手悬空转转,再用手摸摸,问怎么样。客人说,好像舒服多了。王叔叔说,一次不能治好,我现在很忙,你们可以到台城住下来,多治疗几次就有效果了。客人们散了以后,王叔叔对我说,你用脑,经常熬夜,睡前要打坐,早上起来也要打坐。他随即示范,我跟在后面模仿,怎么弄也没有办法把双腿像他那样盘好。我对气功的神奇,一直不怎么相信。但从王叔叔的动作看,我知道他确实是在练气功。很多气功师是骗子,王叔叔不是。他好像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能力。晚上喝酒时,王叔叔虽然满头大汗,但酒量有增无减。同席的人问他,这个年纪了,酒量怎么这么大,而且不醉。王叔叔回答说,我有气功,我喝酒时把酒精运到脚下了。在座的都认为这是真的。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这边熟悉他的人都喊王叔叔“气功师”,我们兄弟仨则称呼他“气功叔叔”。

气功师说他带了很多徒弟,其中有一位是苏州的中层干部。他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问我熟悉不熟悉,我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不熟悉。气功师说他到苏州的时候,介绍我认识。隔了一段时间,王叔叔到苏州了。那时我还住在集体宿舍,王叔叔不时哈哈大笑,邻居都听到了,看到我从厨房出来时,便说你们家到客人了。我说是的,我父亲的朋友,气功师。邻居说,难怪声如洪钟。我的一位邻居张老师,此时也痴迷气功。夜深人静时,这层楼的老师几乎都在读书写作,这位在实验室工作的朋友通常在校园的树林里对着大树练气功。早晨,我去操场看学生出操,他已经对着大树练了一个小时了。我说我腰椎不舒服,他建议我每天撞树,效果会很好。我确实在夜间悄悄去撞了几次,但没有效果。我告知他,他说可能是我姿势不对。于是,他建议我练气功。我想想还是放弃了。听闻我家来了一位气功师,张老师便在饭后过来切磋。就像抽烟喝酒一样,会气功的人一旦做起什么动作,就成了朋友。他们谈得很投机,好像还探讨了气功在未来的可能性等。第二天,王叔叔去看他的那个徒弟,问我去不去,我说有课,就不去打扰了。早上送王叔叔出门时,我看到小树林里有很多人在练气功。

在一些气功大师声名狼藉时,我想到了王叔叔。他在气功的影响如日中天时,不再以气功治病和交友,而改做养殖业了。我不知道他养殖什么,先听说是养殖鳗鱼,出口日本,后来又听说他和别人合作的养殖场亏损了。这个时候,我的父母亲迁居苏州生活,很少回老家。逢年过节时,王叔叔会打电话来问候我的父母亲,只要听到父亲接电话时有哈哈大笑的声音,我就知道是王叔叔打电话过来了。我有时候也给他打电话,简单聊几句。他再次说到气功,是听说我母亲膝盖出问题以后。王叔叔打来电话,动员我母亲去台城住一段时间,他可以用气功治好膝盖的毛病。王叔叔的语气是自信和坚定的,不管他能不能做到他说的那样,我内心都倍感温暖。我问母亲要不要试试,母亲说:“我不相信什么气功,就说老嫂子谢谢他。”

前几年,我陪父母亲回去扫墓,约了王叔叔一家到村上小聚。我们好几年不见了,王叔叔哈哈大笑的声音还如当年一样洪亮。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他,仍然身板硬朗,额头发光。他说起晚年的幸福,但没有说到书法、针灸、气功和养殖。在交谈中,这四个词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它们几乎成了王叔叔大半生的关键词。比起其他父辈,王叔叔是个不甘后进的人,他一直往潮头上靠,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也许在我们看来,王叔叔的这些努力或许有些可笑,也微不足道,但他自己感到充实。他活在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中,真实也好,虚幻也罢,这是一种幸福。临别时,王叔叔问我现在写不写字。我说偶尔写,并给他看了微信朋友圈里的几幅字。王叔叔看过后说:你还是太拘谨。说完,他一如既往哈哈大笑。

本文刊于《雨花》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