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领 | 张家口如何滋养汪曾祺

编者按:

地域分野不仅内化于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形式肌理,也是其自我理解的重要路径。然而,对于汪曾祺及其文学创作都至关重要的张家口仍未受到应有重视。本文通过细读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中的相关文本,重建张家口与汪曾祺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历史联系,从民间文学、方言体验和阅读史三个角度剖析张家口如何滋养了汪曾祺。在张家口将近四年的生活经历不仅重建了汪曾祺与民间文学的联系,而且活学化用民间故事,最终实现从民间文学的整理者到创作者的转变。张家口方言体验则促使其吸纳方言词汇,改变语言观和写作思维方式,并生发出《大淖记事》的新创作。而同时期的阅读史,则促使汪曾祺转化“气质”和观物的方式。张家口既是他的受难史,也是他的成长史,而经由从“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而出的汪曾祺,最终才有可能成为1980年代令人惊艳的“谪仙人”。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6期,感谢作者张高领对保马的支持

民间文学、方言体验与阅读史重构

——张家口如何滋养汪曾祺

文/张高领

1983年,汪曾祺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说:“张家口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比较起作用,我的那本集子1除了四篇是解放前写的,解放后写的十二篇中有七篇以张家口为背景,过了半数。五九年我写过一些小说,后来搞戏了,重新拿起笔写小说,还是从张家口开始的。” 2 显然,汪曾祺对于张家口之于自身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有着相当自觉的认知。此后,在汪曾祺编选的文集中,不仅张家口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而且这种地域视角越来越受汪曾祺青睐。1986年汪曾祺指出: “我的小说的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我以这些不同的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3四年后,在编选《汪曾祺选集》时,汪曾祺开始尝试在小说部分“以这几个地方为 背景的归在一起”4。这种编选思路最终在《矮纸集》中得到更为集中的“依序编排”:“以作品所写到的地方背景,也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分组。”5因此,地域分野不仅内化于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形式肌理,也是其自我理解的重要路径。

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路径已颇受学界重视6。然而,在这种研究路径中,研究者对于不同地域的关注程度差别相当大,往往聚焦于高邮7、昆明8和北京9,即使仅有一篇小说《星期天》涉及的上海近年也得到了高度关注10,而张家口之于汪曾祺文学创作的意义则仍未受到应有重视11。本文通过细读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中的相关文本,重建张家口与汪曾祺及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历史联系,从民间文学、方言体验和阅读史三个角度剖析张家口如何滋养了汪曾祺。

一、 “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

从整理者到创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长期担任《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1980年代,汪曾祺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曾回忆这段编辑岁月:“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12比如,汪曾祺晚年津津乐道的民歌“花儿”,其实是《民间文学》1950年代最常见的艺术形式之一,他与这一艺术形式的最初渊源应奠基于此,而后历经数十年依旧兴趣盎然。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不仅来自工作需要,而且有相当自觉的理论思考,他在《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 一些基本看法》中特别指出“民间文学”之于鲁迅的重要意义。汪曾祺认为,鲁迅有丰富的民间文学的感性经验,而“民间文学曾经养育过鲁迅”,由此可见 “民间文学的伟大的教育作用”13 。

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之外,汪曾祺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的整理工作。他先后独自整理过鲁班故事《赵州桥》14、《锔大家伙》15、《兜头敲他两下》16 和民间传说《牛郎织女》17,参与整理傈僳族长歌《逃婚调》18,其中鲁班故事三篇均正式发表于《民间文学》。在当时民间文学工作的工序中,整理是第二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搜集或记录工作,而这需要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同工人农民交朋友,同时改造自己。”19 而汪曾祺一直没有机会下去体验生活,往往在别人完成第一道工序之后展开整理工 作,将口头文学写定为书面作品。既必须力求保持民间文学之原貌,又必须对其进行“一切美的创造”20,这对深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汪曾祺构成了不小的挑战。然而,细读汪曾祺所整理的作品,如何保持原貌已不可知,但其语言则一改早年欧化文风,变为质朴准确的鲜活口语。这也可以视作汪曾祺“得益匪浅”的例证之一。

如果说上述文艺实践是侧重体制化的,那么谈到汪曾祺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时,还值得提及的是赵树理的影响。汪曾祺在《说说唱唱》工作期间,曾和赵树理是同事。赵树理是深受农村口头文化影响的“地摊文学”作家,汪曾祺是毕业自西南联大的“现代派”,两种几乎异质的文学观念之碰撞对他产生的冲击无疑相当深刻。他后来先后两次撰文怀念这位“农村才子”,在其他文论中也多次以 赵树理为范例阐述己见21。有研究者指出:“我认为赵树理对汪曾祺的写作有很深的影响,可能比老师沈从文的影响还深。”22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没有四十—五十年代的赵树理,也就没有八十—九十年代的汪曾祺。”23民间文学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深厚助益,对于一直想重拾文学创作的汪曾祺来说,这显然促使他更主动而深入地汲取民间文学的力量。

然而,1958年汪曾祺在北京市文联系统整风复查中被划为“一般右派”,同年10月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研所”),接受劳动改造,下放使他一度沉痛地认为“对民间文学的感情被割断了”24 。其实,汪曾祺与民间文学的感情不但未被切断,反而“因祸得福”而真正“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25 ,得以与农民实现“三同”26 。而被割断的“感情”与其说是“对 民间文学的感情”,毋宁说是基于纸面阅读而建立起的工作关系和审美判断。

如果说汪曾祺编辑《民间文学》与整理民间文学作品,都是基于搜集者的文字记录,那么下放则使他有机会面对面领略老百姓的即兴口头创作。在《塞下人物记》中,汪曾祺写过这样一个说话押韵的人,他出口成章:“三顿饭一顿吃两碗;两顿饭一顿吃三碗。算来算去一边儿多,就是少抓一遍儿锅。”27 叙述者“我”将他和莫里哀戏剧里说了四十年散文的汝尔丹相提并论,认为他说了“六十年韵文”,并以赞赏语气评价说:“他的韵押得还很精巧。不是一韵到底,是转韵的。而且很复杂”,“节奏也很灵活,不是快板或是戏曲,倒像是口语化的新诗”28 。叙述者对他何以有此能力颇为不解:“这个人并不爱滑稽逗乐,平常连话也不多,就是说起话来就押韵,真怪!”不过,这种不解只是小说 中引而不发的“卖关子”,汪曾祺在文论中曾明确解释过这一现象:“奥妙就在他们赖以思维的语言,就是这样有格律的、押韵的语言。他们是用诗的思维来想的。莫里哀戏剧里的汝尔丹先生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民歌的歌手一辈子说的 (想的和唱的)是诗。”用诗的语言思维,汪曾祺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向民歌手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们,训练自己的语感、韵律感。” 29

虽然下放改造期的汪曾祺并不负有民间文学相关的任务,但“三同”生活对他理解农村、农民和民间文学仍不无裨益,有时甚至成为民间文学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劳动之余,汪曾祺也参与文娱活动,办展览,演戏,农业工人唱山西梆子时负责化妆30 。每逢赶集,汪曾祺还热衷于深入集市“采风”,“怀了很大的兴趣,看凤穿牡丹被面,看铁锅,看扫帚,看茄子,看辣椒,看猪秧子”31 。另外,农研所老人回忆往事时特别提及汪曾祺的顺口溜:“人聪明,记性好,编的顺口溜很有趣。”32 虽然这一口述所说顺口溜已难以确证,但小说《王全》中快板《果园奇事》所汇集的老汪之手笔,或是上述情形的一种曲折反映。

正是张家口的生活经历,使得汪曾祺从民间文学的整理者转变成了创作者。关于利用民间素材进行创作,汪曾祺的老同事、《民间文学》创刊编委贾芝认为:“以民间创作为素材进行创作,或称再创作”,“作者完全有自由按着自己的意图进行创作,也象其他创作一样”,“作者可以将民间创作中他认为可取的内容大加发挥,加以发展,写成新作品”33 。就此而言,汪曾祺的以民间素材进 行的再创作是相当出色的。在汪曾祺1960年代创作的小说《羊舍一夕》中,留孩曾讲过一个从大人处听来的颇富地方意味的鬼故事。一帮河南34人到口外割莜麦,晚上在空无人烟、荒郊野外的一个旧马棚过夜,有一烟瘾大的汉子半夜起来抽烟,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你老们,起来解手时多走两步噢,别尿湿了我这疙瘩毡子,我就这么一块疙瘩啊!’

“这汉子也没理会,就答了一声:

“‘知道啦。’
“一会儿,又是: “‘你老们,起来解手时多走两步噢,别尿湿了我这疙瘩毡子,我就这么一块毡子啊!’

“‘知道啦。’

“一会会,又来啦: “‘你老们,起来解手时多走两步噢,我就这么一块毡子!’ “‘知道啦!你怎么这么噜苏啊!’
“‘我怎么噜苏啦?’
“‘你就是噜苏!’
“‘我怎么噜苏!’
“‘你噜苏!’
“两个就隔着门吵起来,越吵越凶。外面说:
“‘你敢给爷出来!’
“‘出来就出来!’ “那汉子伸手就要拉门,回身一看:所有的人都拿眼睛看住他,一起轻轻地摇头。这汉子这才想起来,吓得脸煞白——” 35

虽然从中并不能看出“故事讲述的年代”,但在奉行唯物论的1960年代转述如此迷信的故事无疑并非“可取的内容”。而神奇之处在于,这篇小说不仅广受好评,而且被选作少年儿童读物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其中部分缘由在于,当时文坛对此类内容有一定程度的宽容:“应该承认一切好的文学作品,包括《西游记》、《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说和出现神仙、精灵一类民间故事在内,是都反 映一定的生活现实,而且应该是不违反人民的观点和利益的。”36 尽管如此,这则鬼故事之所以未引起批评,其根本原因在于汪曾祺出色的再创作。故事结尾处,这帮河南人推己及人想到这个鬼和自己同是外出谋生者,甚至有可能是同乡。天明之后,为门外的新坟加土后方才离去。至此,阴森恐怖的故事已变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连带感,这自然“不违反人民的观点和利益”。而且,叙述者最后又再次画龙点睛:“这故事倒不怎么可怕,只是说得老九和小吕心里都为那个客死在野地里的只有一块毡子的河南人很不好受。”37这个故事在1960年代初显然既大胆又新颖,而且寓意颇深,可见汪曾祺对民间故事的再创作非常成功。

还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汪曾祺某些关于民间文学的心得与积累并不发生于张家口时期,但它们的缘起也与之密切相关,比如马铃薯相关的民歌。马铃薯 (当地俗称山药蛋)是张家口的主要蔬菜,汪曾祺曾受命为农研所画《马铃薯图谱》,极其熟悉马铃薯,自诩“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38 。有此渊源,汪曾祺后来格外注意搜集马铃薯相关的民歌。他在《散文四篇·马铃薯》中特别提及山西和内蒙古以马铃薯为意象的民歌:“交城的山里没有好茶饭,只有莜麦栲栳栳,还有那山药蛋。”“想哥哥想得迷了窍,抱柴禾跌进了山药窖。”39 这未尝不可视作其张家口经验的一种回音。

“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里”,在张家口将近四年的生活经历不仅重建了汪曾祺与民间文学的联系,将《民间文学》期间的纸面阅读与切实生活经验紧密结合,从而熔铸为他对民间文学终生不倦的感情,而且学以致用,“反其道而行”活学化用民间故事,真正化作自身文本的血肉,最终实现从整理者到参 与者、创作者的转变。这就是汪曾祺所说“我从农民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方言体验:

词汇运用与语言认知的转变

众所周知,汪曾祺高度重视语言问题,他曾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40 。下放期间,汪曾祺切身参与到“农民式的幽默”的语言现场,“到生活里去学习语言”41 。1950—1970年代强调学习群众语言者并不罕见,但1980年代末仍高度肯定农民语言艺术的并不多,汪曾祺就是其中一个42 。他曾明确表达下放经历的益处:“我下去生活那段期间,和老百姓混一起,惊讶地发觉群众的语 言能力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表达的,很厉害,往往含一种很朴素的哲理,用非常简朴的语言表达出来。”43 比如《王全》中王全批评马号组长的话:“旗杆再高,还得两块石头夹着;一个人再能,当不了四堵墙。”44这大概是汪曾祺“一辈子忘不了”45的一句话,1980年代被视作“很好的语言”46 、“极有哲理”47的范例一再谈及。除了这种汪曾祺颇为自得的1960年代的历史范例,还有农民的语言穿越近二十年的时光再次重现于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味刻画了生动而独特的人物形象,表现了汪曾祺对农民语言艺术深刻而历久弥新的记忆48。

长期在老百姓中耳濡目染,重视语言的汪曾祺不可能不关注当地方言。正如他所说“熟悉了那个地方的语言,才能了解那个地方的艺术的妙处”49,对于读者而言,如果不熟悉汪曾祺笔下的方言,或许很难体会某些不易察觉的方言的妙处。在汪曾祺摘去“右派”帽子时,农研所给予的组织鉴定是:“老汪干活不藏奸,和群众关系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50关于“人性”一词,汪曾祺曾直陈他的困惑:“‘人性’是一个引起麻烦的概念”,“是不是只有具体的‘人性’——其实就是阶级性,没有抽象的人性”51。况且在当时政治性的组织鉴定中,颇有人道主义色彩的“人性”一词更显得格格不入。其实,鉴定中的“人性”并无人道主义的意味,而只是当地方言用法而已。汪曾祺在《七 里茶坊》中透露了该词的方言含义:

“我交了介绍信,这位同志问我: 

‘你带来的人,咋样?’

 ‘咋样?’

‘他们,啊,啊,啊.....

其实对方想问的是“政治上可靠不可靠”,结果“啊”了半天,仍找不到恰当的“报纸语言”。最终用了“一句不很切题的老百姓的话”解释明白了:

“‘他们的人性咋样?’

‘人性挺好!’”

由此可见,当地方言中“人性”指的是政治素质,组织鉴定所用的也应为同一词义。也泛指品行。时隔数十年,汪曾祺仍在特定语境中沿用“人性”,可见印象之深刻。

如果说“人性”可能是汪曾祺无意识的方言运用,那么有意识地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张家口方言,并在文论中引以为例则体现着汪曾祺语言观中方言意识的自觉:“我写《七里茶坊》,里面引用黑板报上的顺口溜:‘天寒地冻百不咋,心里装着全天下’,‘百不咋’就是张家口一带的话。《黄油烙饼》里有这样几句:‘这车的样子真可笑,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骨鲁鲁,骨鲁鲁,向前滚。’这里的‘骨鲁鲁’要用张家口坝上口音读,‘骨’字读入声。如用北京音读,即少韵味。”52张家口方言的学以致用,极大增强了汪曾祺关于方言的“理论”自信:“作家要对语言有特殊的兴趣,对各地方方言都有兴趣,能感受、欣赏方言之美,方言的妙处。”53“偷师化用”张家口方言已然难得,但汪曾祺似乎并未就此止步,进而追摹语言背后的深层逻辑:“学习群众语言不在吸收一些词汇,首先要学会群众的‘叙述方式’。群众的叙述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识分子绝对不一样。他们的叙述方式本身是情致的,有感情色彩的,有幽默感的。”54在张家口的方言中,“管小狗、小鸡小鸭,甚至是小板凳,都叫做‘孩子’”,饲养员王全则叫他所喂的马为“孩子”,作为叙述者的知识分子老汪评价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55 。所谓“特别的味道”,既是方言之美,也是王全的人格魅力,同时也传达着出入其间并能讲述这一切的知识分子叙述者“我”的语言禀赋。

张家口方言词汇不仅为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增光添彩,而且挑战乃至修正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语言认知。汪曾祺在《栈》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昔在张家口坝上,听人说北京东来顺涮羊肉用的羊都是从坝上赶下去的(不是用车运去的),赶到了,还要zhan几天,才杀,所以特别好。我不知这zhan字怎么写,以为是‘站’,而且望文生义,以为是让羊站着不动,喂几天。”56方言文化中的某 些音,当地人使用时彼此心领神会,却未必能在书面语中找到准确的对应字词,而无此地域文化的生活经验,则很难理解其具体所指。汪曾祺读宋人陶谷《清异录》时,才发现“zhan”的对应字是“栈”,意为“精饲料喂养”57。他由此展开考据发现,这一用法在先秦的《庄子·马蹄》中已出现,之后又重现于《水浒传》中的引车卖浆者流郓哥之口。显然,从先秦典籍、宋人笔记、明清小说到张家口的日常用语,“栈”字这一用法始终赓续不绝,这促使汪曾祺自觉反省了此 前的常识:“有些字,要用不知道怎么写,最好查一查,不要以为这个字大概是 ‘有音无字’,随便用一个代替。其实这是有本字的。”58这种认知最早在汪曾祺1960年代创作的《王全》中得以贯彻。王全又被老百姓叫作“偢六”,“这地方管缺个心眼叫‘偢’,读作‘俏’”。汪曾祺起初并不知“偢”字如何写,特意写信问西南联大的同学、著名语言学家李荣才得到正解。最后,汪曾祺意味深长地感慨道:“作家和演员都要识字。”59作家要识字的判断看似不得要领,其实蕴含着汪曾祺颇为严肃的语言认知60,而这一反省则肇始于张家口时期,方言体验对于汪曾祺的触动由此可见一斑。

方言习得不仅改变着汪曾祺的语言观和写作思维方式,而且重构了他早年某些相关经验,并由此生发出新的文学创作。在此方面,《大淖记事》的“淖”字就是一个生动例证。《大淖记事》是汪曾祺最著名的小说之一,而题目中的“大淖”二字正是源自其张家口经验。大淖原是汪曾祺故乡高邮的地名,但并未写作“淖”字:“我们小时候做作文、写日记,常常要提到这个地方,而苦于不知道 该怎么写。一般都写作‘大脑’,我怀疑之久矣。”61这个疑惑在汪曾祺大学时代开始小说创作时仍悬而未解。直到他到张家口之后,受当地人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作“淖儿”启发,才开始意识到“大脑”的“脑”应写作“淖”。据汪曾祺所说的“坝上”——张家口沽源县的县志可知,该县境内共有库伦淖、三道营淖、公鸡淖等12个较大淖泊62 。临近沽源县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则有 哈夏图尔淖尔和巴彦查干淖尔63。由此可知,张家口的山川风貌使汪曾祺举一反 三地联想到儿时经验,为家乡久无定字的地名找到了更可信的对应字。

“淖”字不仅事关1980年代一篇杰作的题眼,而且勾连着一段1940年代的“失败经验”:“三十多年前我写的一篇小说里提到大淖这个地方,为了躲开这个‘脑’字,只好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64这篇文章发表于1982年,由此倒推三十余年,汪曾祺所说的时间节点应在1940年代左右。而阅读汪曾祺1940年代故乡相关的小说,可以推知那篇小说是1948年发表的《鸡鸭名家》。《大淖记事》中出现的“鸡鸭炕房”和“鲜货行”65都曾出现在《鸡鸭名家》66 中,汪曾祺为避开“淖”字而不得不“另外改变了一个说法”的地名也可以得到落实:“说是老街坊,余大房离我们家很有一截子路,地名大溏”,“大溏是一片大水,由此可至东北各乡及下河县城水道,而水边有人家处亦称大溏”67。此处的关键并不仅在于地名找到了适当的词汇,更在于由此熨平旧的创伤体验而重新激活了年深月久的写作欲望:“为什么在知道淖字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心里觉得很高兴呢?是因为我很久以前就想写写大淖这地方的事。如果写成‘大脑’,在感情上是很 不舒服的。”68如果对照两篇小说关于大淖的风景描写,不难发现,与《大淖记事》第一部分对大淖相当浓墨重彩的风景描写相比,《鸡鸭名家》中的大溏仅点到为止,甚至远不如同篇中“一口小湖”白莲湖的风景描写69。显然,一个感情上不舒服的字眼,可能引发的反应不仅是难以规避的情感体验,而且在具体创作中也有碍于写作逻辑的展开。在此意义上说,若无对张家口日常语言和地方文化的省察与体悟,汪曾祺对地名“大脑”的怀疑或将无解,甚至阻碍他将1940年代的创作挫败感创造性转化为《大淖记事》的新缘起。

另外,在《羊舍一夕》中的“外手边”一词,被特别以注释强调是张家口赶车人的说法70 ,而它在《大淖记事》中也有类似词汇“外手”71 ,不过它不再被叙述者视为方言,而作为普通词汇使用,这或许也是在潜移默化中汪曾祺无意中已将张家口方言接受为通用语,并用之于书写故乡高邮的小说。就此而言,张家口方言体验之于汪曾祺的意义,或许比他意识到的或已经明确表达出的部分更加深远。李陀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观时指出:“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语言即是内 容,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路子。”72 这一判断有其道理,但结合前文所述,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汪曾祺看似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其实融通着宽广的中国血脉,其中张家口时期的方言体验则是这一血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气质转化与张家口时期的阅读史

 

如果说前述体现了汪曾祺张家口时期“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那么他同样也未曾放松另一种学习方式,即“向作品学习”73 。而且,这种学习是自觉的提前规划。关于这一点,正如汪曾祺后来的经验之谈:“我们要读较多的古典和现代的作品。我们有的同志只读当代的同辈作家的作品,这不够。还要多读点古代作品,古代散文,多背点古诗词。不然写出的作品语言就没有味。”74 这种夫子之道在张家口时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效:“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75下放期间,汪曾祺制订了包括古今中外名著的阅读计划,其中一项就是批注鲁迅小说:“我在下放期间曾发愿将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像金圣叹批《水浒传》那样,逐句逐段地加以批注。搞了两篇,因故未竟其事76。”虽然“未竟其事”,但此后鲁迅在汪曾祺的文论中留下的印痕却是非常深刻的。在汪曾祺早年专门论述短篇小说的文章并未提及作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奠基者的鲁迅,而1980年代后其文论中鲁迅出现的频率之高,仅次于他极为尊重的恩师沈从文,推崇致敬之意溢于言表。

据笔者判断,汪曾祺在张家口时期所批注的鲁迅小说有《祝福》77和《高老夫子》。尤其是《高老夫子》在鲁迅的小说中并不算最著名,但汪曾祺对它却格外欣赏,反复论及,特别是他对鲁迅在《高老夫子》运用绍兴方言“酱”的“用字至切”尤为赞叹:“我没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学堂真不知要闹成什么样子。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78汪曾祺认为绍兴方言中的“酱” 字,“非常准确”79,“在平平常常的、人人能说的,好似平淡的语言里边能够写出味儿”80,先后在数篇专论文学语言的文论81 中再三引以为例谈语言运用之妙。他之所以在张家口批注《高老夫子》时特别青睐绍兴方言之处,也与同一时期他由张家口方言而引发的关于文学语言的思考密切相关。

据目前所知的汪曾祺张家口时期的阅读书目,其中有他在沙岭子新华书店意外淘得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癸巳类稿》和《十架斋养新录》,也有他带去的《乐府诗集》82以及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四史》83 等。可以想见,这些出现在汪曾祺后来记述中的书目应是其中一部分。在小说《看水》中,小吕84在一天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也要坚持看两节《水浒传》,或许就是从汪曾祺读书情形移花接木而来。而在《七里茶坊》中的叙述者老汪在寒冬腊月劳动之余抽空夜读《分类集注杜工部集》,也应是取自汪曾祺的真实阅读经历。与小说中忙里偷 闲、见缝插针式的阅读不同,汪曾祺在沽源时期的灯下夜读,时间更充裕,心态也更从容。显而易见,在灯下夜读的书目中,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笔记占据着汪曾祺阶段性阅读计划的主导地位。如果放宽历史视野,或许它还处于汪曾祺早年阅读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的延长线上,又与其晚年的笔记体著作的阅读及笔记体小说创作一脉相承。不过,不同之处在于,沽源时期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超功利阅读应是无可比拟的。1986年他以自嘲式的得意笔调回忆道:“白天画图谱,夜晚灯下读书,如此右派,当得!” 85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汪曾祺当时的阅读技能、阅读观念、阐释策略和阅读效果很难为今日的读者确知,在此意义上说,更历史化地接近其微观阅读过程,尚需要跨越从“读什么”到“怎么读”的界限86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汪曾祺的阅读经验与当时当地的生活经验的互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他对古代典籍的理解方式

《硕鼠》是汪曾祺所说的“民歌总集”87 《诗经》中的名篇,他对此篇的解释不同于此前惯用的引经据典式的章句考订:“硕鼠,即田鼠,偷盗粮食是很凶的。我在沽源,曾随农民去挖过田鼠洞。挖到一个田鼠洞,可以找到上斗的粮食。而且储藏得很好:豆子是豆子,麦子是麦子,高粱是高粱。分门别类,毫不混杂!这是一个典型的不劳而食者的粮仓。而且,田鼠多得很哪!”88 显然,旁人看来繁重且无意义的田间劳动,经由汪曾祺的阅读体验中介,已经隐然在训诂考据之外打开另一种理解古代文学的路径。

在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作品外,汪曾祺还着力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汪曾祺早年的文学观念相当现代(或更准确地说是“西化”),当时他奉为圭臬的作品是短篇小说《亨利第三》《军旗手的爱与死》等89 ,而对长篇小说颇有异议,其中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他所举长篇小说的例证。而经过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实践和思想改造,他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兴趣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友好,托尔斯泰式的小说大概更合乎时代的“知识范型”,这一点在汪曾祺所写1960年代前后农研所的青年研究人员沈沅的阅读趣味中也有所体现90 。张家口时期的汪曾祺最终克服早年的畏惧心理攻读《战争与和平》,虽然阅读感受仍旧不佳,但他终究“硬着头皮读完了”91 。尽管如 此,早年敬而远之的托尔斯泰仍然在汪曾祺的后来的作品中留下了显著印迹,比如汪氏名言“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其实它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赞赏的语言92 ,经汪曾祺的转述而广为人知。

相对于以上名著而言,一些名不见经传却隐匿于其作品中的书籍也同样值得重视。比如,在1960年代的小说《羊舍一夕》中提及的《果树栽培学各论》93 , 这是小吕特别佩服的张士林所阅读的专业书籍,象征着高超的技术能力。而1980年代的小说《温暖和寂寞》中,这本书又再次出现在农研所赵所长的书桌上94 ,以表现这位抗战时期的老武工队长转任新职后学习农业科技的努力。时隔近二十年,同一本书两次出现在汪曾祺小说中显然并非巧合。结合汪曾祺下放期间在农研所果园劳动经历来看,这本书应是他同期所读之书,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波尔多液的勾兑方法。据农业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果树栽培学各论》介绍,仅仅葡萄——这也是汪曾祺再三浓墨重彩刻画的植物——的波尔多液配方就多达六种, 其中病害五种,虫害一种,症候不同,剂量亦个个不同95 。上述勾兑方式与汪曾祺的记述高度吻合:“硫酸铜、石灰,加一定比例的水,这就是波尔多液”, “这是一个果园的看家的农药,一年不知道要喷多少次”96 。汪曾祺认为农民之所以不愿意做喷波尔多液的工作是由于工序复杂,除此之外繁复的配方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另外可以做旁证的一点是,《羊舍一夕》写成时间是1961年, 那么小说所提的《果树栽培学各论》应在此前出版。而河北农业大学主编的 《果树栽培学各论》则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于1960年。考虑到农研所果园恰为该版本的期待读者,且同属河北辖区,而该书的葡萄一章特别提及果园所在地沙岭子97 。因此,汪曾祺所提的《果树栽培学各论》应是这一版本。

《果树栽培学各论》不仅是汪曾祺小说两次出现的阅读书籍,而且是他获取葡萄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在《关于葡萄》中,汪曾祺指出:“玫瑰香的家 谱是可以查考的。它的故乡,是英国。”98 汪曾祺所查考的对象应是《果树栽培学各论》中的记载:“玫瑰香(Muscat Hamburgh),欧洲种,原产英国,为黑罕与白玫瑰香的杂交后代。”99 汪曾祺在这篇散文中所说的葡萄传入中国路 径的“最流行的说法”也应参考了《果树栽培学各论》的观点100 ,尤其是《齐民要术》的一条记载,两者更是毫无二致。如果说这些是相对机械的知识学习,那么它也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汪曾祺观看植物方式的变化。在《果园杂记》中,汪曾祺写到以前他曾反对将树涂白,原因是“以为很难看”,但有果园劳动经验后才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树木过冬” 101,其理论依据在《果树栽培学各论》中也有明确说明 102 。与此同理,汪曾祺童年时认为粉蝶很美,但自张家口 归来后却知道对蔬菜而言是“一场灾难” 103 。从美学观感出发的观看方式,经过果园劳动和学习,转换为深知稼穑之苦、立足农业科学的眼光。如果将发表于1940年代涉及高邮植物的《灌园日记》、云南植物的《昆明草木》与1980年 代的《关于葡萄·葡萄月令》相对比,不难发现,同是写植物,汪曾祺早年作品的出自“我”的主观抒情色彩浓郁,而后者的生物学特征、物候性描叙则显著增多。汪曾祺认为:“我觉得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跟作家的气质很有关系,而他本人气质的形成又与他爱读的小说、爱读的作品有一定关系。”104这固然很有道理,但“爱读”不仅是作家一己选择的结果,更与当时当地的境况密切相关,甚至某些并非自己主观选择的爱读之书,也可能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成为转化自身气质的媒介。

1947年,汪曾祺说:“一个小说家才真是个谪仙人,他一念红尘,堕落人间,他不断体验由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罪恶之中不死去者,端因还承认有个天上,相信有许多更好的东西不是一句谎话,人所要的,是诗。”105如果抛开其中想落天外的比喻和想象,以此审视作为小说家的汪曾祺与张家口之间的关系,这段话依旧蕴含着穿透历史的可能与能量:张家口既是他的受难史,也是他的成长史,而经由从“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而出的汪曾 祺,最终才有可能成为1980年代令人惊艳的“谪仙人”。

1 按,所指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  汪曾祺:《生活·思想·技巧——在张家口市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汪曾祺 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6页。

3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396页。

4  汪曾祺:《捡石子儿——〈汪曾祺选集〉代序》,《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人民 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0页。值得注意的是,与前后两次作品集自序不同,汪曾祺 此次提及的地点中省略了上海。

5  汪曾祺:《〈矮纸集〉题记》,《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版,第370页。

6  这一点可以徐强近年编选的《汪曾祺地域文集》为代表,文集包括《梦里频年记故踪 汪曾祺地域文集·高邮卷》、《笳吹弦诵有余音 汪曾祺地域文集·昆明卷》、《岂惯 京华十年尘 汪曾祺地域文集·北京卷》和《雾湿葡萄波尔多 汪曾祺地域文集·张家口 卷》,江苏广陵书社2017年版。

7  陆建华:《评汪曾祺描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夏希:《论汪曾祺“高邮故事”的叙事智慧》,《小说评论》2015 年第3期;季红真:《汪曾祺文学风俗画中市井风情的初始场景》,《文艺争鸣》2017 年第12期;杨早:《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声名不出于里巷——从〈徙〉等小说看汪 曾祺笔下的高邮文人》,《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8  李光荣:《汪曾祺的大学生活与西南联大书写》,《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王艳 华:《西南联大和汪曾祺的经典化》,《名作欣赏》2019年第26期。

9  孙郁:《汪曾祺与易代之际的北京文坛》,《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于淼:《汪曾 祺小说中的北京叙事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方星霞:《京派的 承传与超越 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袁满芳:《“人间送小温”: 汪曾祺的北京》,《博览群书》2016年第10期;徐晓凤、陈佳冀:《那座日渐消失的城 池——汪曾祺笔下失落的北京文明》,《南都学坛》2017年第3期。

10  郜元宝:《一篇被忽视的杰作——谈汪曾祺的〈星期天〉》,《小说选刊》2017年第 5期;郜元宝:《汪曾祺结缘上海小史》,《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4期;郜元宝: 《上海令高邮疯狂——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张千可: 《“旧上海”与“新时期”——在“小生产者”视角下的重读汪曾祺》,《文艺争 鸣》2017年第12期;史琤:《汪曾祺对“上海经验”的另类“重写”》,《图书馆杂 志》2018年第11期;孙荣:《试论汪曾祺的上海书写及其情感转变》,《长江师范学 院学报》2019年第4期。

11  除了陆建华的《草木人生 汪曾祺传》和汪朗、汪明、汪朝的《老头汪曾祺:我们眼 中的父亲》等传记外,正面关注张家口时期汪曾祺的文章主要有苏北《汪曾祺在张 家口》,《读书》2014年第4期;郭娟《那些明亮的忧伤——汪曾祺在一九六〇年前 后》,《书城》2018年第1期。

12 40 汪曾祺:《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437、435页。

13 汪曾祺:《鲁迅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14 平水等搜集、曾芪整理《赵州桥》,《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按,曾芪为汪曾祺当时所用笔名。

15 恨钟等记录、曾芪整理《锔大家伙》《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

16 阮启成搜集、曾芪整理《兜头敲他两下》,《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

17 搜集时间为1957年,汪曾祺整理,初收入《中国民间故事选粹》,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参见《牛郎织女》,《汪曾祺全集11·诗歌、杂著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9年版,第307~311页。按,《民间文学》1955年5月号刊有《彝族传说故事三 篇·阿龙寻父》,署名为朱叶整理、曾芪修改。或许在别人修改基础上加以修改,著 作权应归朱叶,故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未涉及此文。

18 徐琳、木玉璋搜集,徐琳、木玉璋、曾芪整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逃婚调》 (傈僳族长歌),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9 33 贾芝:《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文学评论》1961年第4期。

20 关于整理工作的具体要求,可参见与汪曾祺同任《民间文学》创刊编委的毛星的观 点。毛星:《从调查研究说起》,《民间文学》1961年4月号。

21 比如说,汪曾祺指出,他在《大淖记事》中侧面描写巧云的技法,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镜鉴就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写小芹的方法。参见汪曾祺《传神》,《汪曾祺全集 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页。

22 72 李陀:《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花城》1998年第5期。

22 赵勇:《汪曾祺喜不喜欢赵树理》,《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

24 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108页。

25 汪曾祺在给一位读者的信中指出:“搞民间文学,我以为要看几本外国的讲民间文学 的书(苏联的、欧洲的、日本的),并要能常在‘下面’,即生活在民间文学的活水 里。”参见汪曾祺《致王欢》,《汪曾祺全集12·书信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版,第134页。

26 汪曾祺说:“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 里,一铺大炕上(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 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参见汪曾祺 《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页。

27 28 汪曾祺:《塞下人物记》,《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版,第66~67、67页。

29 汪曾祺:《“花儿”的格律——兼论新诗向民歌学习的一些问题》,《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5页。30 50 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287~288、288页。

31 汪曾祺:《读廉价书》,《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371页。这种观察视角和汪曾祺童年时期观看高邮街市可谓一脉相承,二者不同之处在 于,童年时期是无意识的,而张家口时期则带有作为作家的充分自觉。

32 王守刚:《汪曾祺先生与塞外山城张家口的情缘》,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张家口文史》总第47辑,内部资料,2012年9月。

34 按,并非指今河南省,而是指张家口境内洋河以南地区。参见汪曾祺《羊舍一夕》, 《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35 37 70 93 汪曾祺:《羊舍一夕》,《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版,第21~22、22、25、5页。

36 毛星:《不要把幻想和现实混淆起来——试答关于几篇民间故事的疑问》,《民间文 学》1956年4月号。

38 汪曾祺:《随遇而安》,《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289页。《羊舍一夕》中,有秦老九等人烤自己所种山药的细节。参见汪曾祺《羊舍一 夕》,《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39 汪曾祺:《散文四篇·马铃薯》,《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版,第5页。

41 汪曾祺:《浅处见才》,《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457页。

42 罗岗的《“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文学评论》 2011年第3期)一文在文学史层面对1950—1980年代这30多年之于汪曾祺文学语言的意 义做了深入的分析。

43 84 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对谈者:施叔青),《汪曾祺全集11·诗 歌、杂著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0、362页。

44 45 汪曾祺:《王全》,《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 38页。

45 汪曾祺:“最重要的是对人的兴趣,有的人说的话,你一辈子忘不了。”参见汪曾祺《关 于作家和创作》,《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00页。

46 汪曾祺:《语言是艺术》,《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238页。

47 49 汪曾祺:《关于作家和创作》,《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版,第505、499页。

48 比如《王全》中被叙述者老汪认为“含义极其丰富”的“看看”二字,在1980年代初 期又再次出现于《塞下人物记·乡下的阿基米德》。

51 汪曾祺:《美——生命》,《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第319页。

52 53 汪曾祺:《学话常谈》,《汪曾祺全集10·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第254、253页。

54 汪曾祺:《〈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读后》,《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 版社2019年版,第467页。爱取外号也是群众语言和叙述方式的一个有趣例证,它之于 汪曾祺语言观的转变的意义可参见拙作《“外号”与“取外号”——论汪曾祺小说创 作的流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6期。

56 57 58 59 汪曾祺:《栈》,《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342、342、343、343页。

60 在1983年的小说《卖蚯蚓的人》中,汪曾祺笔下的叙述者再次以北京方言为例强调了 这一点:“这个‘烹’字我不知道该怎么写,只能记音。这位行家给我解释,是用蚯 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参见汪曾祺《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321页。

61 64 68 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182、182页。62 沽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沽源县志》,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63 张家口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家口市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8年版,张家口市区规划图页。

65  71 汪曾祺:《大淖记事》,《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148~149、149页。
66 67 69 汪曾祺:《鸡鸭名家》,《汪曾祺全集1·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第178、178、186页。

73 74 汪曾祺:《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181、179页。

75 83 汪曾祺:《散文四篇》,《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4、4页。

76 91 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14、 313页。

77 在创作于1981年的小说《徙》结尾处,汪厚基在妻子高雪死后,逢熟人便不厌其烦地 讲述妻子临终前的举止,与鲁迅《祝福》中反复讲述儿子阿毛被狼叼去前细节的祥林 嫂,可谓高度神似,或可视为汪曾祺受鲁迅影响的间接例证。

78 鲁迅:《高老夫子》,《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79 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札记)》,《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357页。

80 104 汪曾祺:《文学语言杂谈》,《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42、443页。

81 除了前述两篇文章外,谈及这一例子的文章还有:《汪曾祺全集9·揉面——谈语言运 用》和《汪曾祺全集10·语文短简》。

82 85 汪曾祺:《读廉价书》,《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371、371页。

86 在当代文学史和阅读史视域中的相关论述,参见罗岗《“读什么”与“怎么读”—— 试论“重返80年代”与“中国当代文学60年”之一》,《文艺争鸣》2009年第8期。

87 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88页。

88 汪曾祺:《读民歌札记》,《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104页。

89 105 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汪曾祺全集9·谈 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4页。

90 汪曾祺:《寂寞和温暖》,《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123页。

92 汪曾祺:《揉面——谈语言运用》,《汪曾祺全集9·谈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版,第163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汪曾祺所转述的托尔斯泰的话,与高尔基的 说法在字句上略有出入:“菌子已经没有了,可是在峡谷里,还留着它们的潮湿的气 味......”参见高尔基《文学写照·列夫·托尔斯泰》,巴金译,《巴金译文全集》第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页。

94 汪曾祺:《温暖和寂寞》,《汪曾祺全集2·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136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书在此出现时未加书名号。

95 97 99 100 102 河北农业大学主编《果树栽培学各论》,农业出版社1960年版,第468~475、 373、370、356、548页。

96 关于喷波尔多液的相关记述,可参见《汪曾祺全集》相关篇目:《汪曾祺全集2·羊舍 一夕》《汪曾祺全集4·果园杂记》《汪曾祺全集4·关于葡萄》《汪曾祺全集5·沙岭 子》《汪曾祺全集5·随遇而安》《汪曾祺全集6·果园的收获》。

98 汪曾祺:《关于葡萄》,《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165页。

101 103汪曾祺:《果园杂记》,《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 143、143~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