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 | 汪曾祺的固执(《宁作我》代序)

 

汪曾祺的固执

汪朗

许多认识我们家老头儿汪曾祺的人,都说他人很随和,一块儿参加活动时很少跟人较劲,还经常抖点小机灵,逗得大家哈哈笑,和年轻作家的关系尤其好。其实,这个老头儿既有随和的一面,也有认死理儿的时候,甚至相当固执。
老头儿在家里脾气也挺好,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由于脾气好,有时还难免受点儿欺负,被家里人呼来喝去的。老头儿地位不高的一个标志,就是全家人都管他叫老头儿。最初是妈妈叫,后来是我们兄妹叫,再后来他的孙女和外孙女也都跟着叫起了老头儿。他还都乐呵呵地答应,好像这就是他的名字。倒是外人有些看不惯,我的丈母娘到家里做客,回去就皱着眉头和我爱人说,卉卉怎么管爷爷叫老头儿啊?简直没大没小。老头儿听了哈哈笑,全然不以为意,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他对“没大没小”的看法,这就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的孩子有时管我叫“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都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因此,汪曾祺的“老头儿”这个称谓,完全是他自找的。
孙女和外孙女不但管汪曾祺叫老头儿,还经常给他上课,对他的文章说三道四。一次,我们全家人在一起聊老头儿的作品,大家都说的是好话,只有汪卉气哼哼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当时她上小学四五年级,老师让他们从文学作品里找点名言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她于是找了老头儿的书翻了一个遍,结果毫无收获。很生气。她的表妹比她低一年级,也站在一边敲边鼓,慢腾腾地说:“就是嘛。另外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
老头儿听了哈哈笑,嘴里还一再重复着:“没词儿,没词儿,说得好,说得好!”
汪曾祺年轻时写的文章,里面的词儿多得很,真是才气纵横,看着都吃力。不过这个毛病很快被他的老师沈从文指出来了。他晚年回忆说,上大学时他曾写过一篇小说,通篇都是对话,里面的人物说的话都很有哲理。沈先生看过之后说,你写的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这话让他记了一辈子,从此明白对话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不能成为作者显示才华的手段。这篇文章的题目老头儿早忘了,手头也没有存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居然收录了这篇小说,名字叫《葡萄上的轻粉》。其中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你在干甚么,仅向草丛里的黑暗深处看,又把烟喷向你所看的地方?跟别人一起而沉默至一吾灵伪。”

“你看这种豆子,野生的,春天开的花是深紫色的,样子像麝香豌豆,整个的花还不及麝香豌豆一个瓣子大,它的卷须也就像一根须发。……”

“你把我仅有的一点植物学兴趣整个打消了!你看了半天豆子,就在半天当中已经有多少豆子在你眼前挣破了荚子撒在地里了!”

“我从来没有一刻不说话。”

“这句话已经浸了许多唾液,碰一碰就发臭;沉默也是一种语言。”

“文到全篇都是警句时便不复有警句。”

 
确实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幸亏有沈先生提醒,不然汪曾祺还不知会写成什么样子。不过,这类文章是他二十多岁写的,正是年少轻狂肆意逞才的时候,写成这样也不足怪。后来他对文字理解更深,运用更加纯熟,花花词儿越来越少,文章也更有味道了。因此,没词儿可以说是汪曾祺的一种文学追求。
老头儿平时喜欢画上两笔画,这也成了孙辈的批判对象。一次他画了一幅荷花,两个孩子看了之后说,荷花应该是长在水里的啊,怎么看不出来呢?咱们给他添上吧,于是两个人便在画的下面添上了几道水纹。看了看又说,右边怎么空了那么多地方啊,添上两朵花吧,于是又画上了两朵荷花,把老头儿好好的一幅画弄得全然不成样子。可是老头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像没有这回事。前一段家里收拾东西,居然把这幅画找出来了,看了看,还挺有意思的,这应该是老头儿和孙辈合作的唯一作品了。
还有一次,两个孩子上街逛商店,回来时给老头儿带了一件礼物,一个小小的鸟窝模型,窝里有几只小蛋,窝边上立着一只小鸟。她们很认真地对老头儿说:“爷爷,你画的鸟太丑了,老是瞪着大眼睛,脖子还梗着。以后照着这个鸟好好画啊。”老头儿听了一点也不生气,笑呵呵地把鸟窝放进了自己的书柜,一直留着。不过,他画的鸟还是瞪着眼睛,梗着脖子,不改。
老头儿虽然脾气很好,但偶尔也有发火的时候,有时还挺激烈。主要是在他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四人帮”倒台之后,老头儿又被清查了一番,而且罪名很是离奇。当时有人说,“四人帮”倒台前预感到局势可能有变,于是安排一些人潜伏下来,以便东山再起。这些人便是“四人帮”的“第二套班底”,而汪曾祺便是其中一员。其根据是,当年这个汪曾祺是“四人帮”的红人,参加了样板戏创作,还上过天安门,后来此人好像不太受重用了,这其实是“四人帮”的有意安排,目的是让他们这批人淡出人们的视线,以便潜伏下来。这当然属于“老虎闻鼻烟,没有那八宗事”,但是当时却有人当成了真事,四处调查,还让老头儿没完没了地做检查,写各种交代材料。弄得他很是郁闷。好在当时已经没有批斗了,也不用隔离,每天都能回家。他回家后常常喝上点小酒,然后就发脾气,说自己冤枉,骂清查人员不懂政策,还手握菜刀大声嚷嚷,我要断指明志,以后再不写东西了。后来,他有了纾解愤懑的新法子,就是画画。喝完酒,就铺开纸,画画。画瞪着眼睛的鱼,蜷着一条腿的鸟,画完了还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后来清查不了了之,他的脾气也小多了。以后他写文章有了些名气,到处有人捧着,人也更随和了。
老头儿在一般事情上都还随和,但有时候也固执,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文学作品上。六十岁以后,汪曾祺在文坛有点“影响”了,也经常给人写些评论。他曾经说自己是“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后一句看似谦虚,实则有些小得意,前一句倒是大实话。他写的书评序言,好话居多,很有一条原则,就是绝对不添油加醋,把不足说成优点。像林斤澜、邓友梅两位叔叔,跟他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了,但他给他们写评论,也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不好的地方,任凭谁写的也不会说好。林叔叔后来在写作上有很多变革和尝试,有时文字有些涩,老头儿不太赞同。一次,他受托写一篇林斤澜《矮凳桥》系列小说的评论,里面说了肯定的话,最后很委婉地说:“斤澜的语言越来越涩了。我觉得斤澜不妨把他的语言稍微往回拉一拉,更顺一点。这样会使读者觉得更亲切。顺和涩我觉得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斤澜有意使读者陌生,但还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陌生和亲切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让读者觉得更亲切一些,不好么?”最后一句是:“董解元云:‘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一句“珍重”,饱含真情,同时也表明了老头儿的态度。这才是真朋友。
对待自己的作品,老头儿也是十分固执,往往是想透了才动笔,轻易不进行修改。老头儿和林斤澜的关系很深,八十年代中期常邀林叔叔经常到家里喝酒,两人还经常结伴到各地巡游讲课。他去世后,我们每到春节都要去林斤澜家拜个年,聊聊天。林叔叔说,老头儿给他作品提的意见,他基本都改了。但是他给老头儿提的建议,老头儿基本都没听。比如说,老头儿写过一篇《黄油烙饼》,说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其中有一段说当时地方要开三级干部会,杀猪宰羊,“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林斤澜建议把三级干部吃饭改成三级干部会餐,因为当时流行会餐这个词。老头儿认真想了想,最后还是没有改。我猜想,他的这篇小说是以一个八岁的农村孩子萧胜的视角看待各种事物的,而这样一个孩子的头脑中不会有会餐这样的词汇,因此只能用“吃饭”。这个猜想并非没有根据。《黄油烙饼》中还有一段写的是萧胜和他爸爸到坝上的见闻,其中写到一片马兰:

喝,这一大片马兰!马兰他们家乡也有,可没有这里的高大。长齐大人的腰那么高,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一眼望不到边。这一大片马兰!他这辈子也忘不了。他像在一个梦里。

 
老头儿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萧胜是个城市里的孩子,他看到这片马兰的感觉就应该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但是这个八岁的农村孩子不会有这样的词汇,因此他只能写成,“他像在一个梦里”。
汪曾祺如此“抠字眼”,很大程度来自于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一句教诲:“贴到人物写”。对于这一点,老头儿有过许多阐述,其中有一点,就是“写其他部分都要附丽于人物。比如说写风景也不能与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对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听声音,用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事件。你写秋天,写一个农民,只能是农民感觉的秋天,不能用写大学生感觉的秋天来写农民眼里的秋天。……我曾经有一句没有解释清楚的话,我认为‘气氛即人物’,讲明白一点,即是全篇每一个地方都应浸透人物的色彩。叙述语言应该尽量与人物靠近,不能完全是你自己的语言。对话当然必须切合人物的身份,不能让农民讲大学生的话。”
还有一件事能看出老头儿对于文字的固执。他在1982 年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说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代小说是忙书,不是闲书。现代小说不是在花园里读的,不是在书斋里读的。现代小说的读者不是有钱的老妇人,躺在樱桃花的阴影里,由陪伴女郎读给她听。不是文人雅士,明窗净几,竹韵茶烟。现代小说的读者是工人、学生、干部。他们读小说都是抓空。他们在码头上、候车室里、集体宿舍、小饭馆里读小说,一面读小说,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者汉堡包(看也不看)送进嘴里,同时思索着生活。现代小说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节奏。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当然,要做得好吃一些。

 
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时,编辑将“汉堡包”都改成了“面包”。这一改动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一家肯德基和麦当劳,中国人还没见过汉堡包长得什么模样。老头儿为此老大不高兴,嘟囔了好几天。其实他也没见过汉堡包,只是觉得汉堡包是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代表,面包则体现不出这个特点。“另外,面包那么干,叫人怎么吃啊?”于是,这篇文章在收入文集时,他坚决把里面的面包都改回了汉堡包。人文社出版《全集》时,因为要依据文章最早发表时的文字,于是编辑很负责地把“汉堡包”又改回了“面包”。我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和老头儿的态度,看了校样后赶紧又查找资料,根据他生前编定的《晚翠文谈》,把“面包”又改回了“汉堡包”,并加了一段说明告诉编辑是这么回事,最后这篇文章终于带着“汉堡包”出现在《全集》中。要不然,老头儿在那边又该嘟囔了。
老头儿尽管在文学创作上十分固执,但是碰上胡搅蛮缠的,有时也不得不变通,比如家里人。他的文章写好后,都要先交给家人审查,我们在结构、语言上当然说不出什么,不过其他方面还是能把把关的。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小说《陈小手》,说的是一个男性产科医生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要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我们妈妈看到这段话后,立刻严肃指出这不符合科学,没有一个产科医生单凭一双手就能解决难产问题,“林巧稚也要使用药物和器械”。妈妈在家里是绝对的一把手,说话分量毋庸置疑,她又在新华社从事医学报道,有些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我当年就是林巧稚接生的,据说当时就是难产,让林大夫用夹子夹出来的,妈妈自然是见证人。这些有力证据,让老头儿实在难以招架,最后只好很不情愿地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内写“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如今,每次看到《陈小手》里的这个括号我就想笑,好端端的一篇文学作品差点让我们这些外行改造成了科普文章。幸亏这些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没有太放肆,不然汪曾祺的东西就没法看了。
不过,遇到重大问题,老头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的。他写过一篇小说《寂寞和温暖》,文章的最后有一行小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六稿。”这篇小说连写六遍,充分体现了老头儿的固执。
《寂寞和温暖》主要写的是一个农业研究所的女技术员沈沅被打成右派后的境遇,其中有不少素材来自老头儿下放劳动的经历。当时,反右题材的小说很火,许多作家都写过自己的这段经历,基调就是如何倒霉,如何受罪,境遇如何悲惨,当然也有遇到好人的情况。我们就撺掇老头儿说,你也有这样的经历,也写点东西吧。他开始没应承,后来禁不住我们老在那儿磨叽,于是写成了这篇小说。家里人一看,格调怎么和别人写的都不一样,好像主人公当了右派根本就没受过什么罪,虽然心情有点寂寞,但到处都能遇到好人,有的同事待她很好,导师也是这样,饲养员还鼓励她好好生活,最后来了个新所长更是对她关怀备至,还推荐她当先进工作者,并且念了龚自珍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当过右派的人的感受吗?不行不行,重写重写。老头儿倒是不生气,让改就改,一遍通不过就再改,可改来改去,还是那个调调,而且还变本加厉了。最初的小说叫《寂寞》,改来改去,改成了《寂寞和温暖》,更加温情脉脉了。耗得全家人实在没辙了,算了,由他去吧,温暖就温暖吧。于是老头儿的创作史上就有了这篇写了六稿的小说。如果家里人继续折腾,可能得改十几稿。
后来老头儿写了篇散文《随遇而安》,回忆了他当年被打成右派和下放劳动的过程,其中看得出下放劳动还是挺苦的,像起猪圈、刨冻粪、扛着一百七十斤的麻袋上高跳这样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但是他不愿意过多渲染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东西,加以剪裁或放大,呈现给读者。他写过一首诗,前四句是:“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这是他的作品特别是六十岁以后作品的底色,别人很难改变他。这就是汪曾祺的固执之处。
(《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代序)
  作者:汪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