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百年诞辰|王干:《鉴赏家》的“赏”

《鉴赏家》的“赏”

 一、“欣赏的语气”

      按照叙事学的观点来说,小说叙事人的态度决定了小说的语境和腔调,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腔调,不同的腔调背后隐藏着的是作者的人生观和美学趣味。当然,这个作者不等同于作家自己,叙事学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隐含作者”。隐含作者和真正作者的关系比较复杂,即使作者刻意去隐瞒自己的立场,也不难读出作者的潜在的“声音”。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提出,隐含作者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审美趣味等诸如作品之中,在叙事文本的最终形态中表现出来。

汪曾祺早年小说的叙事常常是用独特的人称视角来进行,《复仇》、《小学堂的钟声》等都是采用的绝对视角,也就是叙事学上的叙事人的视角,作者与叙事人的身份是有意拉开距离的,但上个世纪80年代复出文坛之后,老先生有些返璞归真了,他不再采用那种非全知全能的局部视角了,反而采用近乎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了,虽然在局部的叙述时不时回到个人的视角中,但整体上的叙述是作者自己,有时候和作家的身份保持同步。这种叙事人转换的变化,是现代主义的外壳慢慢蜕去了,而内心里则是那个传统文人的情怀历经风雨之后显露出来。

汪曾祺深受笔记小说的影响,而笔记小说的叙事人是全知全能的,讲述人和作者是重合的,笔记小说的不存在隐含作者的叙述。笔记小说叙事上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叙述者是带着距离地陈述笔下的人和事,白描成为其重要的叙事特征,郑板桥说的“删繁就简三秋树”,就是白描的特征,删去人物其他的声音,只留下作者的声音来掌控小说的局面。汪曾祺的小说是深得白描三味的,但又不是简单的传统的白描,在白描之中又融入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元素。

这些元素让汪曾祺的有了自己的腔调和语气,这种语气就是他自己说的生活是很好玩的,就是他要提倡的抒情的人道主义。如果用“赏”来概括汪曾祺的作品,也许不免有些简单化,但如果把“赏”来形容汪曾祺对笔下人物和生活的态度,到是非常确切。他的《大淖记事》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对他笔下的诗意表示疑议,旧社会的生活怎么可以那么有味道,那么诗情画意,确实是,建国以后,在《大淖记事》之前几乎所有的作品在描写旧社会生活场景时,几乎都是我们电影上经常见到的镜头:黑云密布,阴风怒号,悲惨而痛苦。而大淖的人们,居然是那样的开心快乐,甚至县政府也不是黑暗腐败,还貌似执法整治歪风邪气,这在当时颇为不同凡响。

其实,这只是作家的生活态度和文学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样描写右派下放改造生活。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汪曾祺的《寂寞与温暖》就大相径庭,张贤亮的苦难叙事,对生活的爱憎是分明的,而汪曾祺的《寂寞与温暖》则很难读出苦难叙事的沉重来。

同样喜欢写故乡,鲁迅的笔下的故乡是这样的:

时候既然是深冬,临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而《鉴赏家》的开头则是这样的: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

 

对照两个作家的叙述腔调,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是冷的,冷峻,冷酷,而汪曾祺则是温的,温和,甚至有点温润。这种叙述态度的形成与作家对待生活的关系有关,鲁迅的冷峻是与他一直秉持对国民性的批判有关,因而他对笔下的人物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对祥林嫂、阿Q、闰土、孔乙己、吕纬甫等不可能采取欣赏的态度,即使对闰土哪怕少年时代月光下的闰土欣赏有加,但对中年的闰土则也变得冷峻(不只是闰土的麻木)起来,他对闰土的生活状态是冷冷地批判。而汪曾祺的温与他的“人间送小温”的文学思想有关,他对作品的里人物不仅包容、理解,更多的时候还是带着欣赏的口气,以至于一些当代文学史家对他在《受戒》中的“欣赏”的态度表示怀疑,王彬彬在《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一文中说“汪曾祺在《受戒》中以欣赏的语气把民间这种吃教的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似乎有鼓励“吃教之嫌”。其实,不仅在《受戒》中,汪曾祺对笔下的人物的一些不合常规的言行活动奇技淫巧带着欣赏的语气,在其他的小说里,汪曾祺也是常常带着这种欣赏、把玩的腔调来叙述小说,这使得他的作品不像鲁迅那样爱憎分明,那样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所以王彬彬按照鲁迅的标准来要求衡量《受戒》,自然不太“欣赏”。

其实,这正是汪曾祺成为汪曾祺的地方。作为一个追求“和谐”的作家,汪曾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鲁迅是不太一样的,鲁迅作为一个启蒙者思想家,是不可能去用欣赏的口气去对待生活的,他要么在前线呐喊,要么在彷徨中思考。而汪曾祺不是一个在场的思想家,他是生活在生活中的生活家,热爱生活、享受生活是他的文学观,因而“欣赏的口气”才成为他的叙述主调,也才有《鉴赏家》这样的名篇出现。

二、“知音”新说

       知音体因一本大众文化的刊物《知音》而成名,如今这本刊物虽然因网络上更多的同体的网文兴起而逐渐式微,但知音体却成为大众文化传媒研究一个有趣的话题。《鉴赏家》当然不是知音体,但《鉴赏家》为知音这个中国古老文化的典故创造新的传说。

赏,是两个方面组成。赏与被赏,赏是主动的,被赏是客体。客体是文本,主体是欣赏者。《鉴赏家》写的是水果小贩叶三欣赏大画家王陶民的故事,是一个位置低的人对位置高的欣赏,如果在仕途,下面的人欣赏上面的人,那叫马屁,那叫奉承,而在艺术上,低位者可以毫无顾忌“欣赏”比自己学问高、地位高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这叫知音。知音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一个理想追求,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说的也是知音难寻。

叶三其实就是一个知音。叶三是个水果贩子,他和汪曾祺笔下那些非定型的市井小人物一样,也是非典型的水果贩子,是带点艺术气质的市井人物,“他这个卖果子的和别的卖果子的不一样。不是开铺子的,不是摆摊的,也不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他专给大宅门送果子。也就是给二三十家送。这些人家他走得很熟,看门的和狗都认识他。到了一定的日子,他就来了。”这是一个有想法有“格”的水果贩子,他是按需供应水果,今天的词来说,有点私人定制的味道。古语说,宝剑送英雄,水果不是宝剑,但叶三的水果送的也是他懂的人。

当然,能够赢得大宅门的信任,还在于货色靠谱。“他的果子不用挑,个个都是好的。他的果子的好处,第一是得四时之先。市上还没有见这种果子,他的篮子里已经有了。第二是都很大,都均匀,很香,很甜,很好看。他的果子全都从他手里过过,有疤的、有虫眼的、挤筐、破皮、变色、过小的全都剔下来,贱价卖给别的果贩。他的果子都是原装,有些是直接到产地采办来的,都是“树熟”,——不是在米糠里闷熟了的。他经常出外,出去买果子比他卖果子的时间要多得多。他也很喜欢到处跑。四乡八镇,哪个园子里,什么人家,有一棵什么出名的好果树,他都知道,而且和园主打了多年交道,熟得像是亲家一样了。——别的卖果子的下不了这样的功夫,也不知道这些路道。到处走,能看很多好景致,知道各地乡风,可资谈助,对身体也好。他很少得病,就是因为路走得多。”

这样一个见识广的水果贩子和全县的第一个大画家成为知音,他是季陶民最欣赏的鉴赏家。季陶民身上有傲气,瞧不起那些附庸风雅的权贵们,因为他们不了解艺术,不理解自己的艺术追去所在,而叶三这个另类,却句句话都能说到他的心坎上,小说有这样一段对话:

季匋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匋民提笔题了两句词: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匋民画了一张小品,老鼠上灯台。

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

“何以见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顽皮。”

这短对话让我想起了《警世通言》里《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描述:

伯牙将断弦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于高山,抚琴一弄。

樵夫赞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

伯牙不答。又凝神一会,将琴再鼓,其意在于流水。

樵夫又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

 

上述引文的段落是我根据汪曾祺的行文风格分段的,可以发现二者的有异曲同工之处,《警世通言》里写的音乐,写普通樵夫钟子期能听懂士大夫俞伯牙的高雅艺术古琴的演奏,也是一个卑贱者和高贵者的平等的艺术交流,伯牙是高明的艺术家,子期则是艺术水平很高的鉴赏家。《鉴赏家》写的绘画,季匋民有士大夫气,四太爷,是贵族,叶三是小贩,类似樵夫,两人身份的差距类似伯牙和子期的距离,但两人精神上的沟通则是零距离。汪曾祺通过《鉴赏家》写了知音新传,当然,知音一词后来有些变俗了,鉴赏家更符合汪曾祺的风格。

汪曾祺身上的文气深厚,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留痕迹,叶三和季陶民的故事可以在俞伯牙、钟子期的“知音”故事里找到原型,如果仅仅如此汪曾祺还只是“改写”或“故事新编”,汪曾祺的魅力在于融会贯通,不留痕迹。小说的后半段,写日本人辻听涛出大钱收购王陶民的绘画,叶三坚决不卖,小说的结尾写道:

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读到这里,不禁有些动容,真正的知音,也是真正的鉴赏家。普通小贩叶三的故事,居然让我们想起了唐太宗和《兰亭集序》的故事,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尤其酷爱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为了得到他的真迹不惜动用朝廷的权力将它骗到手,最为荒唐的是,临死前,居然让《兰亭集序》真迹陪葬了,世人再也不能目睹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了,而在昭陵中沉睡千年。我们在感慨唐太宗对艺术的痴迷的同时,又有些愤慨封建帝王的贪婪和无耻。叶三对艺术的痴,和唐太宗一样,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其痴并不显得贪婪,反而更为真诚和可爱。汪曾祺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传统文化常常被成功地转化。

三、自我搏弈

 汪曾祺的很多人物来自记忆,在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鉴赏家》的人物有原型的,里面写到的四太爷季匋民,高邮人,原名王陶民,是和刘海粟同时代的大画家,只是寓居高邮不为更多的人所知,现在有些作品还被藏家关注。叶三,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曾在高邮查询有无此人的原型,没有找到这么一个理想的小贩的鉴赏家,显然,叶三是虚构的。虚构和非虚构混在一起,正是汪曾祺的魅力,也是小说的魅力。《鉴赏家》其实是可以作为小说的虚构和非虚构如何有机结合的经典教材。

季匋民其实也不是现实中的王陶民,我在高邮工作时,做过高邮的文史资料收集研究,了解过王陶民的生平,也见过王陶民的作品,其实和小说中的季匋民还是有着不少的差异。这个季匋民是借“四太爷”的外壳,灌的是汪曾祺自己的绘画理想和艺术精神。比如,小说里写季匋民喜欢喝酒就水果,一边喝酒,一边作画。这多半是汪曾祺自己的写照,他经常画画写字时就着酒,还喜欢在墨水里加酒来调节浓淡。“季匋民最爱画荷花。他画的都是墨荷。他佩服李复堂,但是画风和复堂不似。李画多凝重,季匋民飘逸。李画多用中锋,季匋民微用侧笔,他写字写的是章草。李复堂有时水墨淋漓,粗头乱服,意在笔先;季匋民没有那样的恣悍,他的画是大写意,但总是笔意俱到,收拾得很干净,而且笔致疏朗,善于利用空白。他的墨荷参用了张大千,但更为舒展。他画的荷叶不勾筋,荷梗不点刺,且喜作长幅,荷梗甚长,一笔到底。”

我见过王陶民的荷花作品,也见过汪曾祺的荷花作品,汪的荷花比王陶民更像李复堂的。因此与其说季匋民佩服李复堂,不如说汪曾祺佩服李复堂,这也是汪曾祺没有使用王匋民原名的原因,因为王匋民的作品有不少是山水长幅,而李复堂则以花鸟短制胜。汪曾祺的绘画多花鸟小品,少山水泼墨,也和李复堂一样的。如果把汪曾祺和李复堂的画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汪画对李鱓的绘画精神一脉相承,甚至有的题款也受到李复堂的影响,比如“南人不解食蒜”就是直接从李复堂那里化用过来的。

汪曾祺还在小说里化身叶三,与季匋民对话。叶三作为一个小贩,充满了艺术家的气息,他卖的水果,四时八节,应运而生,新鲜,又出自最好的产地,堪称艺术节令品,他是把生活艺术化了。但在叶三身上我们却能看出汪曾祺的影子,汪曾祺是个艺术家,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把生活艺术化了,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尽管原义是说的仁政的问题,但后来被士大夫视作高雅的借口。汪曾祺不远庖厨,喜欢下厨房,喜欢买菜。喜欢做美食家。小说里面叶三关于水果如数家珍的种种见解,其实是汪曾祺的生活心得,是汪曾祺对“水果”的欣赏。《鉴赏家》里面有两重鉴赏,容易看到的是对艺术的鉴赏,而在另外一个层次还有对水果的鉴赏,其实是对生活的鉴赏,当然也不难看出汪曾祺对自己生活艺术化的欣赏,笔墨纸间隐隐流露出浅浅的自得。

可以这样说,《鉴赏家》是汪曾祺小说中“自我”色彩最强的一篇,他化身生活,他化身艺术,他化身季匋民,他化身叶三,他自己和自己对话,他自己和自己博弈,最经典的就是叶三和季匋民的关于葡萄和风的对话,其实汪曾祺的内心里多么渴望有这样一个叶三。这篇小说写于1982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小说的主流价值观对汪曾祺的小说并不看好,汪曾祺内心的孤独和渴望,大有“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但汪曾祺不是怨天尤人的风格,他化作了《鉴赏家》这样自我博弈、自我欣赏的名篇,而我们今天以“欣赏的语气”来阅读汪曾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鉴赏家的心态:生活是很好玩的。

2019年9月5日初稿

奉子英之意

12月25日改定于于润民居

         (发表在长江文艺202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