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百年诞辰 | 杨早:故乡无此好湖山

【杨早,祖籍苏北,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中山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当代文化研究等,译著有《合肥四姐妹》。近年关注汪曾祺研究,有论文《汪曾祺的水灾叙述与士绅传统》等,主编《汪曾祺文学自传》,策划主持关于汪曾祺的读书会“读汪会”。】

汪曾祺在云南,准确点说,主要是在昆明,住了七年,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年。这七年中的大半时间,他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度过的。

汪曾祺回忆西南联大的文字不在少数,他对联大的情感似乎是历久弥新。有趣的是,一直念着母校好处的汪曾祺,当年却因为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不好意思去飞虎队报到当翻译,违反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必须为军队服务的规定,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严格说,他只是西南联大的肄业生。

这却一点儿都没损害汪曾祺对母校的感情。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成立的,八年时间,学校的设备、条件当然无法与和平时期相比,教授学生生活清贫困苦,却人才辈出。有人甚至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汪曾祺的回答是:“自由。”

看汪曾祺的回忆,西南联大是一个怪人、怪事空前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绰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同学,有在敌人炸弹来袭时留守学校、只为了炖冰糖莲子的怪人,有打着无锡腔把词念一遍就算讲解完毕的先生,有养了只大公鸡和自己同桌吃饭的哲学家……

西南联大的学风,“宽容、坦荡、率真”,简单六个字,汪曾祺推崇了一辈子。他说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西南联大,就是因为听说这三所大学特别是北大,学风相当自由,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他就是冲着这“吊儿郎当”来的。

西南联大的自由和宽容成全了汪曾祺,他可以在上课时间随意地泡茶馆,在茶馆里写作甚至完成自己的考试卷,观察各种各样的人和生活;他可以任意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旁听,也可以独自一人“乱七八糟”地看书。

联大的老师们,教给汪曾祺的与其说是具体的知识,不如说是一种为人为学的风采。汪曾祺的笔下,那些学识渊博也各有怪癖的先生,每一个都值得他好好来写一写。联大的老师重报告而轻考试,他们爱惜并尽可能地激发学生们的才气,他们不怕学生的“新”与“怪”,只担心平庸。尤其是汪曾祺所在的中文系,它的民主自由风,在联大诸多院系中格外浓重。

“开放”,是汪曾祺形容联大中文系精神时曾用到的一个词。他说那时还没有这个词,但确有这个事实。在学风上,联大的“开放”促成了汪曾祺初学写作时的格调,他能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学传统中汲取多方营养,这是汪曾祺的幸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时,曾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 A. 纪德,后来是萨特。我二十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的阿索林。……我读了一些伏吉尼亚 · 伍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

汪曾祺初学写作时期的作品明显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实验意味浓厚。其实不止是他,他的老师辈作家在西南联大开放的校园文化中,都在经历着写作生涯中的“转型”:诗人冯至在《十四行集》和《伍子胥》中探讨着纯粹艺术形式和超越性的哲理命题,小说家沈从文在《看虹录》中进行着更为繁复的文体实验,诗人卞之琳转而探索散文化小说的叙事和文体。

成熟作家的转型与初学写作者的实验,都需要文化氛围、文化信息的开放,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教师构成、学术氛围、教学理念……为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空间。

汪曾祺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写下了相当一部分收入《邂逅集》里的小说习作,这些习作里,“西南联大”的烙印至为明显,“高邮记忆”同样若隐若现。这两大特质,构成了汪曾祺毕生创作的两大基石。

多年之后,汪曾祺成为回忆西南联大的最重要作家。这些回忆中,散文多而小说少。而少数几篇写昆明与联大的小说,气质仍然独特,不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写高邮的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这些写云南的篇什,依然透着一点儿古怪,一点儿漂泊时代的逸气,还有那种随脚出入的阿索林式的俨然无事。

汪曾祺坚持认为,母校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流水,水流云在”。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给汪曾祺的文学滋养,相对于苏北小县的古典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提升与改造,无怪八十年代的汪曾祺要化用苏轼的诗句来表达这份感怀之情:“羁旅天南久未还,故乡无此好湖山。”

这就是汪曾祺,一个生于高邮,却是在联大的特殊气氛中“泡”出来的作家。

本文原载北京头条客户端2020-03-05 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