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百年诞辰 | 苏北:张家口给了汪曾祺什么?

【苏北,著名作家,原名陈立新,安徽天长人。青年时期与汪曾祺先生亲密往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忆·读汪曾祺》《一汪情深》等随笔集】

汪曾祺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说劳动好听点,其实就是思想改造。一九六〇年“摘帽”,一九六二年初回到北京(那会儿我还没出生呢),前后将近四年。

这四年对汪曾祺有什么意义呢?对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呢?

汪曾祺虽然小时候生活在苏北高邮的一座小城(挺封闭、落后的),但他从小到十九岁离家出去求学,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在“菩提庵”中躲了半年不算),更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他的家庭比较殷实,过的是“少爷”生活。后来上学、教书、当编辑,虽然也到过农村、见过农民,但在骨子里与农村、农民是不够贴近的。张家口的四年,是他与农村、农民最接近的四年,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套用沈从文的说法,是“滚到了农民中去了”。(沈先生爱说“滚到生活里去”。)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农村,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可以说就基本了解了中国。

汪曾祺是一个从小立志当作家的人(这是有根据的,而且他确实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作家必须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汪曾祺下放到张家口,是被动的,但也是“意外”收获。

用汪先生自己的话说:“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汪曾祺青年时的创作是个现代派,在大学里还写过“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诗”(他自己说的)。他是想努力创作的,可多是自我的“痛苦”或者“观察”来的生活。(他在晚年,别人曾劝他翻翻旧报纸,找找青年时的作品出一本书,他说:“我不想干这种事,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他并没有机会,去真正感受中国农民的“痛”(生活)。这一回算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他后来的创作,趋于平实,更关注现实,多去抒写普通人的疾苦,不能不说与张家口这一段生活经历有关。

张家口可以说给汪先生补了一课,补了一堂“中国农民课”。

关于张家口的十一篇小说,《羊舍一夕》《王全》《看水》写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是写孩子的,但不是儿童文学;《骑兵列传》写于一九七九年,那时春冰初融,写得有点禁锢的样子;《黄油烙饼》和《七里茶坊》,许多人都说写得好,很感人;《寂寞与温暖》是写他自己,小说主人公沈沅的思想感情,就是汪曾祺那时候的思想感情;《护秋》和《尴尬》写于一九九二年,这时的汪先生已经完全放开,这两篇写得就很有意味了。

这本集子里还有一个《思想汇报》,这挺有意思。细看里面文字,有一段话颇有意味: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有一晚无灯黑坐,曾信笔写了一首旧诗:“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三十年前,被人称赞颇为聪明的时候,曾经打算作一个画家,没有想到到塞外来画山药品种志的图,搔着满头白发在山药地旁边来和胭脂)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者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这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

这段当初只写给很少几个人看的话告诉我们:汪曾祺实在是热爱文学,他要为之奉献终生的。

当年,汪曾祺受农科所领导指派,到一个叫沽源的地方去画马铃薯图谱,画成后却不知怎么给弄丢了。实在太可惜了。如果还在,那将是一本妙书。

本文原载北京头条客户端202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