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艳|小说不是生活,是生活开出的花 ——评朱辉短篇小说集《看蛇展去》

小说不是生活,是生活开出的花

——评朱辉短篇小说集《看蛇展去》

■刘艳

朱辉短篇小说集《看蛇展去》,作家出版社2018年11月版。收录了短篇小说《对方》《游刃》《暗红与枯白》《看蛇展去》《变脸》《吞吐记》《郎情妾意》《要你好看》《然后果然》《午时三刻》《七层宝塔》。苏童说过,“写短篇是为我自己而写,写长篇是为苏童而写”。苏童把自己的短篇小说,愈加视为是保留了“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两个地理标签的“画邮票”的工作。朱辉长篇小说《我的表情》(2012年再版《再爱》)、《牛角梳》《白驹》《天知道》,中篇小说约10来个,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在朱辉看来,是“作家各有各的命”。在我看来,朱辉的“命”,或者说他创作才华尤为显著和突出的地方,恰恰是他的短篇小说写作。如此说来,集中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朱辉短篇小说代表作的小说精选集《看蛇展去》,就大有看头了,值得期待关注并加以解读。
朱辉本人有着对于短篇小说的精到的认知:“短篇小说令我着迷。它体量小,但它提出了真正的艺术几乎所有的要求,它不允许出现任何短板。我不相信一个短篇写不好的人(不是没写过短篇的人),能写出真正的好长篇。当然,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家,未必就能写好长篇,因为长篇自有它特别的要求,除了体量和格局,还有气象和野心。开阔绵长的空间和时间,你要用好,这不容易。”这每一句话里面,不可谓不蕴涵着对于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真知灼见。朱辉是里下河流派的新一代代表作家,这里有着自古有之的文脉传统,汪曾祺是众所周知的重要作家。作为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家,汪曾祺专擅短篇小说,其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小说创作中具有的重大意义,殆无疑义。汪曾祺在《短篇小说的本质》当中,那段被广为征引的名言:“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形象地描绘出了汪曾祺短篇小说所呈具的“汪氏文体”气质,差不多就是汪曾祺对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文学宣言。短篇小说可以成就重要作家乃至伟大的作家,短篇小说不仅令朱辉着迷,而且可以实现他“聚焦于小人物,力图于方寸间尺水兴波,探幽烛微”的写作夙愿。
一、社会问题以及如何表达
近几十年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处于一个长篇小说绝对强势的时代,每年的出产量,足够惊人,有的年份已经达到每年万部左右的产量。在求长之风的追慕之下,甚至很多中短篇体量的小说,有时候也会被作家有意注水、拉长成为一个长篇,顾彬的当代文学盛产垃圾之说,虽然为许多人所不赞同,也有偏谬之处,但是,近年长篇数量过大而质量并没有足够的保证的现象,却是不容回避的。有学者在评论“70后”作家创作的时候,都忍不住这样说,“他们成长于一个长篇小说处于绝对强势的时代,在短篇小说上即便做再多的努力,也不易引起大家的注意”。这样的情形之下,作家的写作如果一味转向个体记忆,重在写小事、小情感、精神的碎片,仅仅把小说视为一种精致的艺术,是否就是理想的写作呢?“70后”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长篇小说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时代,“60后”作家朱辉是怎样在短篇小说上面自树一帜的呢?
在有的学者看来:中国的小说革命,一度在极端写实和极端抽象之间摇摆,如“新写实小说”,写出了日常生活的事实形态,但缺乏一种精神想象力,而先锋小说一度致力于形式探索,把情感和记忆从语言的绵延中剔除出去,也因失之抽象而把小说逼向了绝境。而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小说一直有着现代抒情小说一脉的传承,抒情传统对整个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比如郁达夫、沈从文、汪曾祺、迟子建等作家的小说皆是如此。诗性和抒情性,也是现代、当代文学尤其当代小说所不曾缺少的一种精神气质。具备诗性与抒情性的小说,是否就丢弃掉了对社会问题予以文学方式的思考和探索呢?有着社会责任意识和问题意识的评论家,对于文学为人生的想法是不会忍心丢弃的。但当作家普遍在茶壶里演绎叙事风暴的时候,能够用文学的方式面对和回答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的作家,是格外让评论家珍视和感到弥足珍贵的。在有的评论家看来:社会问题小说,是自新文学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学流脉,也是自1978年以来文学成就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现象。即便经过“欧风美雨”的沐浴之后,这个文学流脉仍然焕发着巨大的活力,这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作家对文学功能的理解有关。基于这样的理解,孟繁华竟然能够从石一枫的中短篇小说,概括出了一个主题“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从石一枫的小说创作看当下文学的新变”。
从短篇小说能够在小说所应具有的文学性、艺术性,或者说诗性与抒情性,与小说以文学的方式面对与回答时代和社会精神难题之间做到自如游弋方面,朱辉《看蛇展去》小说集所收短篇小说,所展示给我们的,可谓耳目一新。在研究者(周新民)看来,朱辉的中短篇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书写里下河的风情世俗,一类是描绘都市男女的情感关系。在都市情感的创作中,朱辉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教授或者编辑,他们或者离异或者出轨,在现实的欲望诱惑与性交易中矛盾与挣扎——这被目为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展现,也由之可以洞见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精神困境。《对方》中的马远,就是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五十几岁,因为没发胖,又一直没有孩子的拖累,看上去还风度翩翩,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已经快老了。他和属下华茜芳同行去杭州参加全国科技出版协会的学术研讨会,成了他的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的“双重出轨”之旅。
《吞吐记》写的是大学讲师徐岛和妻子孟佳的感情纠葛,他们几进几出民政局意欲离婚——确切说是妻子孟佳想离婚而徐岛并不想离婚。夫妻吵架是常事,《吞吐记》似乎是探讨了夫妻关系里,谁是舌头?谁是牙齿?——这一夫妻之间的重要问题。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龃龉都发生在哪些地方呢?孟佳心里过不去的,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之类的事情:徐岛讲师当了七年,评不上副教授;臭袜子乱扔,不配对的有一打;整天跟女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谁知道诱到哪里?乡下三姨六舅一大堆,前赴后继地来吃住——还凤凰男呢!凤凰男人不如鸡!鸡还会下蛋呢!他们租了两室一厅,稍作装修先住着。房子在二楼,楼下是一家证券公司。两个人的亲热、床事,与股票和证券之间也两相呼应。他们在民政局的遭遇和一个想离婚一个不想离婚之间的讨价还价,也不止是发生在他们夫妻之间的日常,是知识分子男女、都市夫妻都会遇到的生活和情感问题。
《游刃》看似是讲述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子叶蓁蓁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叶蓁蓁像很多我们生活中的女孩子一样,不好好念书,把念书的时间用来早恋了。被考上大学的男朋友甩了,借老父亲之力,读了一个代培的大专,与新班主任秦明相恋。秦明对她百分百真心,而她不过是借秦明得到了她想要的工作——到大学的学报做了校对,然后当然是过河拆桥,甩了秦明,由做校对而想转职编辑,她的心计差不多全都实现了。利用试编一次稿子的机会,和作者余校长搭上了关系,这样一个如邻家女孩般让人备觉心理熟悉之感的叶蓁蓁,是让习惯了官场的余校长不设防的,她也成功地接近了余校长的儿子余志,并嫁给了余志。《游刃》里同样有当今社会的“凤凰男”问题。叶蓁蓁能够倚赖秦明帮忙而留校后,与秦明一起回他的老家——苏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子,不止是菜不合胃口,晚上睡觉也成了问题,连夜里如厕也要用痰盂,这已是尴尬,由于不知厕所在哪里,痰盂还不得不由秦明母亲去倒掉,就更是尴尬。
《变脸》写的是前年才从外地的一所大学分来的何雨,五官一无特点,却是身怀绝技的一个异常人物,他能模仿与他骨相类似的那一类人,何雨的变脸也已经算得上一项绝技了,与川剧的变脸不同,他不是变脸谱,而是想把自己的脸变成谁的模样就能变成谁的模样。一个五官和其他所有方面都普通的人,由于身怀变脸绝技,所能给自己带来的祸福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悲哀喜乐问题。人在泥淖的现世,盖莫能免都要遇到或者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降临到身怀变脸绝技的普通小人物何雨身上,所衍生和衍化出的一个个场景,就具有了戏剧性。《郎情妾意》里有都市养宠和都市大龄女的婚恋问题。《要你好看》是手机摇出附近的人所产生的露水夫妻的一次至N次开房,结果这第N次也即最后一次后,男主人公竟然剃掉了还在睡梦中的女主人公的所有秀发——让她成了光头,这将是最无法遮掩和解释的异况,留给女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醒来便是悬崖绝境的处境。《然后果然》中的“他”,意外从事了代人体检的工作,却被客户揪住不放——因为他提供的尿液显示他患上了性病——这只能是妻子传染给他的,说明他已然遭遇了妻子出轨的事实,他也想跟妻子兴师问罪,而现实却是他也只能佯作不知。《午时三刻》以非常文学的笔触,写了秦梦媞的梦想——梦想变美而整容,并不断遇到新困扰新难题,而她又是如何将整容坚持到底的一种坚韧和执著。不读《午时三刻》,怎么能够对已经让我们逐渐能够习以为常、也已成为女性变美之司空见惯的途径——整容,有这样生动感人的解剖和真实直面呢?
《七层宝塔》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它的过人之处,不也是以文学的方式而能够对当今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揭示吗?授奖辞写得再贴切不过:“朱辉的《七层宝塔》直面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围绕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变化,敏锐地打开农民邻里矛盾中隐含的经济、文化、伦理向度,在典型环境中生动地刻画人物,显示了充沛的现实主义力量。”充沛的现实主义力量来自哪里?就来自于对大家都看到了,却未必能够以文学和小说的方式来生动写出并加以表现和呈现那些问题。能够敏锐地打开农民邻里矛盾中隐含的经济、文化、伦理向度,朱辉做到了这一点。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这个无所不有、价值观亟需重建的时代,一批重要作家“用他们的小说创作,以敢于直面的方式面对所曾遭遇的精神难题,并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情感立场和价值观。作为一种未作宣告的文学潮流,他们构成了当下中国文学正在隆起的、敢于思考和担当的文学方向”。
二、短篇小说写出心理的现实
短篇小说由于体量较小,可以说是空间逼仄,切口往往要很小,在一个很小的入口进去,却一定要有绮丽的风光。短篇小说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是每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都要思虑的问题。苏童在《短篇小说的使命》中,曾经强调讲好故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故事怎么讲,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学问。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叶子》,让无数人记忆深刻。他的小说是靠什么东西提供故事的?对,是偶然性。欧·亨利所有的短篇小说都依赖于某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然后,敷衍出种种的意外,它的戏剧性就建立于此。这种方式在某一时期内成为短篇小说的正统,直到现在,美国有一种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就叫欧·亨利短篇小说。苏童本人倾向于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他认为现代的短篇小说不是契诃夫,就是博尔赫斯。在布鲁姆看来,这是两种短篇小说,契诃夫式的短篇小说和博尔赫斯式的短篇小说。布鲁姆说:“短篇小说的一个使命,是用契诃夫去追寻真实,用博尔赫斯去翻转真实。”
在苏童看来,“追求真实”与“翻转真实”的差异,其实就是面对着一只落水的桶。契诃夫的小说,是慢慢地写水面的,水面慢慢地降低,桶底露出来,有一条缝,如果说这就是真实,那么契诃夫就从水写起,他是不破坏我们的习惯的。卡夫卡则是:只看你接不接受最后的结论,这就是把水倒掉,把桶倒扣在地上,直接告诉你,这个桶的桶底有一条缝。不止中国的小说革命,一度在极端写实和极端抽象之间摇摆,短篇小说在追求真实和翻转真实之间的寻找,实际上就是如何平衡写实和抽象的关系。朱辉的小说,要表达和描摹社会现实和诉述社会问题,就一定要立足日常生活的事实形态,但是,现实、具象的逼仄和泥淖很容易困顿作家的写作力,很容易让短篇小说失却诗性、抒情性和文学性。作家想象力的翅膀一旦被困住,不要说什么价值想象力与写出人的梦想和生活的可能性,更不可能展示心灵的秘密和精神的奇迹。
朱辉的《青玉案》《一箭之遥》《一桩与爱情有关的窃案》(未收入《看蛇展去》集)等小说,都有侦探破案的模式,显示了“热爱故事,着迷于悬念”一面的朱辉。而在朱辉的另一面,也就是他那些“聚焦于小人物,力图于方寸间尺水兴波,探幽烛微”的短篇小说里,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同样是面对人们常常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他能够发掘出平淡生活内在的戏剧性和冲突,虽然苏童说出了短篇小说写作的一种真实:在世界范围内,短篇小说创作都是在反莫泊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趋向于一种简单。但朱辉的短篇显然是没有完全丢弃欧·亨利和莫泊桑的短篇创作手法,又没有完全遵循契诃夫寻求真实的短篇小说写作伦理,也不是博尔赫斯“翻转真实”的写法。朱辉在“寻求真实”当中小心翼翼地、部分地使用着“翻转真实”的手法。他自言自己:“我专注于故事的转折和人心的裂隙,由此探究人性的幽微,这有点类似于点穴。”他所说的自己“专注于故事的转折”,其要义便大抵在此。而朱辉对人心的裂隙的探幽烛微,恰恰使他能够不拘泥于现实生活日常形态写作的描摹,通过文学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写出一种心理的现实,抵达一种心理现实。
《对方》写的本不过是编辑室的马远和属下华茜芳在出差杭州学术研讨会期间发生的“出轨”故事,以及两个人在开会回来之后后续的种种情感纠葛。朱辉没有满足于仅仅是讲好这样一个婚外恋的故事,他对马远在整个事件前前后后心理的细密幽微,是着意展现的。当两人发生了肉体之爱后,面对华茜芳,马远的心理是一直在奔突和变化着的。面对华茜芳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躯体,她的主动和放纵,她有意无意表现出来的娇痴,都令他那么着迷。他不想失去她,虽然他心里很清楚,这是在玩火。这团火是由他们两个共同点燃的,他有点害怕,怕这火会失去控制,过于迅速地蔓延开来,但这团火使他周身温暖,满面红光,在火光的映照下,他的身影被无数倍地放大了,他迷恋这种带有自恋性质的幻觉。”朱辉对心理现实的把握精细到了什么程度呢?让你仿佛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还在主人公心理的铺衍中,常常会如主人公一般陷入一种困扰,不知道小说接下来的情节会走向何方?悬念也由此而产生。
E·M·福斯特并不认同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类所有的幸与不幸全表现于行动”,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我们认为幸与不幸存在于秘密生活中,这种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私下里过着的,小说家也已(通过他的人物)进行了表现。我们所谓的秘密生活是指这种生活没有外在的表征,也不是如一般人想象的,通过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眼或是一声叹息就能窥破的。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眼或是一声叹息跟一次讲演或是一桩谋杀一样是呈堂证供:表明由它们揭示出来的那种生活已经不再是秘密,已然进入行动的领域。”E·M·福斯特太希望小说表现所谓的秘密生活。已经揭示出来的生活,是行动,是结果,已经不再是秘密。小说家的权限或者说显示写作造诣的地方,恰恰是在展现这些生活的秘密。太过明白透彻的生活,已经超出优秀的小说家的权限和兴趣所在。朱辉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所写出的那样一种心理的现实,其实正是好小说所能够表现出的秘密生活。
朱辉作为一个男作家,表现男性主人公的心理现实,是不难的,男作家更容易写好男性人物形象,似已是公认的事实。但朱辉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心理也往往能有入木三分的表现,撬开女性心理的裂隙,每每有着让人惊奇的发现。《游刃》中的叶蓁蓁,《郎情妾意》中的苏丽,《午时三刻》中的秦梦媞,莫不是如此。读《游刃》,你会觉得朱辉把一个普通家庭、学习不好然后落榜高考只是上了一个代培大专的女孩子叶蓁蓁,将她外表是貌似邻家女孩的样貌气质,而实际上满是心机以及她的现实生存智慧之下所包蕴的种种心理现实,把握得那么细致曲折而又迂回宛致。对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整容”问题,可以虚构出种种故事。朱辉的《午时三刻》以女性人物秦梦媞为主人公,对一个女性人物心理的探寻,是让人心生佩服的。别人尤其父母亲眼里的秦梦媞并不丑,她自己的心理却是丑女一枚。她与父母亲摊牌打算整容,简直就是言语交战与心理激战同时进行:“为了郑重,这句话她半端着播音腔。吐字准确,发音清晰。父母的反应是惊诧,疑问和反对接踵而至,川流不息。秦梦媞索性丢弃修饰,轻装上阵了。还是用真嗓子舒服啊,小时候她就伶牙俐齿,只是在懂事后她的口才才被相貌压抑,这会儿触及关键问题,她的潜能被激发了。她时而言辞激烈,时而款款软语,时而抹泪沉默,但态度始终坚决如一。”哪句话她半端着播音腔呢?“我不是气色不好,我是脸不好。我要去整容。”言语激战加心理激战,秦梦媞赢了:“秦梦媞径直回了学校,也不接父母电话。第二天,五万块钱打到了她卡上。”男作家写女人的整容,竟然“不隔”。在最令男人、男作家陌生化的领域,朱辉撬动的是那些深藏不露的隙缝,对女人自我苛求外貌长相并由此影响了自己的心理、生活和人生的种种,可以探究出一个心路历程,写出一种心理的现实;朱辉热爱现实,但在现实面前并没有放弃想象的权利,他以短篇佳作践行着自己“小说不是生活,是生活开出的花”的写作观。
三、小说是生活开出的花:抵达生活的可能性
如果果真如苏童所说,短篇小说不外乎是在寻求真实和翻转真实之间游走,那么朱辉却是在寻求真实和翻转真实之间走着一段平衡木,他在探求真实和翻转真实之间的有效平衡。过于拘泥于现实,如新写实小说一般受制于日常生活的具象形态,当然不是一种好的短篇小说写作状态。“呈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性,是小说最迷人的气质之一,而这种可能性正是隐藏于小说家的灵魂之中——通过想象,激动这个不安的灵魂,把灵魂的秘密和精神的奇迹写出来,你既可说这是小说,是虚构,也可说这是一份关于人类梦想和存在的真实报告。有梦想,有秘密,有可能性,有精神奇迹,有价值的想象力”,朱辉在短篇中,努力探索小说是生活开出的花以及小说抵达生活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如苏童如朱辉这些写短篇小说颇有心得的作家,都注意到了作家自己怎样在短篇小说当中对待自己感情的问题,也就是短篇小说中所应设置的作家的情感温度。苏童曾说:“我的观点是,与其说短篇小说有技术,不如说作家对待自己的感情有技术,如何在作品里处置自己的情感,你对自己的情感是否依赖,或者是否回避,是否纵容,是否遏制,这是一个问题,是需要探索的。”无独有偶,朱辉也在一篇访谈中说过关于小说温度的话:“我是说过关于小说温度的话。我的意思是,小说是人的文学,所以它应该是人的体温。过热,那是诗歌的权利,小说作为叙事文体,过热是要失真的。冷,《局外人》是真的冷,但那是特殊个体在特殊时代的特例,我宁愿把它看成是叙事策略的故意,或者本来就是哲学书。对了,还有卡夫卡,也冷,还玄。很少有人敢说卡夫卡不好,我也不说,怕人家说我没文化。但我现在人到中年,我说我不再喜欢了,这可以吧?一定的变形、夸张、抽象,有时是小说的必须,但我更喜欢普通的表情,日常的动作和语言,这里面别有洞天,小说家有用武之地。”细读朱辉的小说,比如《看蛇展去》里的每一个短篇,都能感受到朱辉这种既不过冷也不过热,要寻求小说合适的温度,其实也是作家在短篇小说中对待自己的情感温度、处理自己感情的技术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E·M·福斯特很希望小说表现所谓的秘密生活。在他看来,已经揭示出来的生活,是行动,是结果,已经不再是秘密。而小说家的权限或者说能够显示写作造诣的地方,恰恰在于如何展现这些生活的秘密。《对方》《游刃》《看蛇展去》《变脸》《吞吐记》《郎情妾意》《要你好看》《然后果然》《午时三刻》《七层宝塔》,几乎每一个短篇都在呈示生活真实之外的秘密生活。《郎情妾意》中,如果没有对养宠物狗的大龄剩女苏丽心理现实、心理秘密的揭示,就不能铺陈出这样一个真实生动,其实就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又通过朱辉的想象和虚构,揭示出很多心灵的秘密和生活的奇迹。
《看蛇展去》是笔者非常欣赏的一个短篇小说。开篇就是一句:“金良和刘健商量好,他们打算看蛇展去。”故事发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金良和刘健四处搜罗书看,很多书要央求刘健的哥哥,而且要偷偷摸摸地看。金良有一次从同学哪儿借到一本《谈蛇》,和刘健互相传阅看得津津有味,他们终于知道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种蛇。因为借书给他们的同学一句“我看过蛇展”,所以,“他们决定看蛇展去。”两个乡村少年,在那个久远的年代里,想到做到,他们上路了。“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他们走出了偏僻的庄子,他们走在高高的大堤上。他们的脚力和肚皮(挨饿),都吃了很多苦。他们过了一个小木桥,进了陆荡村。然后又问路,要到稻乡去。被他们向之问路的小孩反问到稻乡去干什么,他们答:“我们去看蛇展。”然后又经历了元友附近的乱坟岗,到了渡口,看到了电影船……就在这样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的黑夜,两个乡村少年,走着走着,金良的眼泪都已经流出来了。再遇人指路。在黑色的天幕上终于出现了一角灯光——那是稻乡的光,是电灯的光芒,三十五里路,十多岁的少年,他们终于走到了!金良用力拍着门板,敲开了奶奶家的大门。奶奶拿来两个大碗,倒上满满的馄饨,两人趴在桌上吃得“呼噜噜”响。朱辉这样写这两个少年:“他们根本吃不出任何滋味,只是在狠狠地杀饿。”他们到底没有看到蛇展,却捡到了本地蛇的漂亮的蛇蜕。小说结尾,他们告别了奶奶:“他们上了路。蛇蜕装在刘健的书包里,简直没有分量。他们在路上商量好,回去后不讲没有看到蛇展,就讲看到了,非常好玩。别人如果不信,就把蛇蜕拿出来给他们看。”为什么特别另眼相看朱辉《看蛇展去》这个短篇呢?它写出了一对乡村少年,十多岁的乡村少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为了心中的一个愿想,不辞劳苦不辞远途,走了三十五里路,历尽艰辛,只为一个想法“看蛇展去”。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朱辉以一个短篇的篇幅,还原和写出了一个少年的梦。能够以合适的温度写出两个十多岁乡村少年的一个心愿、一个梦,这样的短篇小说和作家本人,都是了不起的。
朱辉在短篇小说中是讲究技术的。这还不止指他那些侦破探案题材的小说。他的短篇除了会讲究莫泊桑式的层层经营,也会有欧·亨利小说式的偶然和意外。像《午时三刻》小说结尾,秦梦媞猛然发现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是当年母亲不孕,父亲与别的女子所生的孩子。《要你好看》中的他,在一夜欢愉之后竟然剃掉了还在熟睡中的她的秀发。《然后果然》里的他,无奈之中做了替人体检的“底层”工作,竟然意外发现自己被老婆传染了性病……除了偶然和意外的倚借,朱辉的短篇小说还会采用多声部混响的结构策略。让人联想起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巴赫金根据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主人公与先前俄国和欧洲小说主人公的比较,发现了一个原则性的区别,即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根本不同。在先前的小说中,作者是主体,主人公是客体,主人公存在于作为作者视野的世界上,小说的整体统一性服从于作者的声音和故事情节安排,小说所描绘的世界是作者意识的一统天下。他称这种小说为独白型小说,把它的艺术结构比作主调(独声部)音乐以某一个声部构成主旋律,以其他声部按照和声原则构成陪音或伴奏。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打破了小说世界的独白型统一性,他的主人公同作者平起平坐,都是主体,主人公和主人公之间也都平等,他们各有自己的意识、视野和声音,小说的整体不是统一于作者的声音或故事情节,而是形成各个主人公的意识、视野和声音的一种共存关系和相互作用。这种小说的艺术结构类似于复调(多声部)音乐:众多独立声部混响并行,其结构手法就是对位和转调。
《要你好看》虽则只是一个短篇小说,小说的艺术结构却类似于复调(多声部)音乐。他和她第三次上茶馆约会。他和她在聊着属于他和她的话题。但是,茶馆里的客人们,全都是一男一女两两相对,除了一桌打牌的。打牌的声音和对话不时传来——被插入故事的正叙当中。半空悬着的电视机里面正在播着的球赛也不断被引入叙述。不远处的牌桌有个男的叫牌,然后又叫牌,还有已开始争执的一男一女,他和她对周围人与事的揣测,而“他的预判果然不错,这一对是分手的”……茶馆门口的风铃叮叮当当一阵乱响。一个男人铁青着脸进来了。好似是来“查岗”的。然后牌友们都在看戏。而那边,分手的男女终于还是崩了。咣当一生,女的推翻了椅子,等等。小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都市男女通过摇手机摇出几夜情的故事,小说在一种多声部、复调结构中,将当代社会人的情感、人心浮躁和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并举呈现了出来。一个短篇小说能够若此,要归功于作家朱辉对短篇小说结构艺术的讲究和所作的探索。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 》(文学评论)
                                                                                                                (作者单位:《文学评论》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