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梅|主义以上的现实观照——罗望子小说论

作者:张艳梅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为罗望子写作命名的人不少。先锋文学,新乡土小说,新城市写作,小县城文学,里下河文学,这些概念都和他有关系,或者说,都可以用来描述他的写作。不过,给作家贴个标签简单定位,向来是比较轻率而有风险的,毕竟写作者并不会为了某个主义去写作,也不会因为某个主义收容了自己而产生归宿感。作家真正的归属就是文学和生活。从这一意义上,争论罗望子是不是立场鲜明始终如一的先锋作家,是不是中国的卡夫卡,意义似乎不大。如果回到一个作家写作的内部世界,作家观察生活现实和思考社会问题的目光,就会成为我们穿越现实与想象之间的通道。所以,比起敏感的艺术直觉,敏锐的生活洞察力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显然来得更为重要。罗望子的写作是比较自觉的,克服了个人和时代的某些局限,既不会停留在1980年代的桥上看风景,也不会仅仅把两个世纪理解成一堵墙,与其说他的文学世界是某种主义的先锋,莫如说他是主义之上的某种现实。

一、先锋时代的精神遗民

罗望子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的。他的小说似乎与很多作家一样,有着由回忆而当下,由城市而乡土,由先锋而现实的滑动轨迹;然而又不是那么界限分明,而且有种很固执的审美理念,始终没有在岁月岑寂和文学喧嚣中背他而去。最早的回忆系列以《橄榄镜子》为发端,以《南方》为代表,这些作品有着成长小说的味道,多为少年往事追怀,充满了水乡诗意。接下来是绕过回忆呈现生活,不过小说主角基本还是少年,这就是《红色消防车》、《望风》、《握着刀片溜达》、《被俘》、《假定约会》等作品。与前面“少年行”对应的是“好汉庄”,这一系列小说去除了部分诗意,增加了思考力度和精神深度,代表作首推《识字课本》。他的第一个长篇《在腼腆的桥上求爱》以词语解码的方式为我们探究了心理世界的本质和真相。

1990年代以后,罗望子的小说创作倾向稍微有所调整,努力切近现实。不过重心还在人物心理挖掘和精神探寻,视野更加开阔,文学空间得到了有效拓展。《婚姻生活的侧面》、《游走城市的人》、《裸女物语》、《另一时间》以及后来的三篇同题小说《老相好》,都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人精神层面的深度解析。而《旋转木马》、《漫步月球的马拉松选手》等作品,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有些寓言化迷狂的罗望子。以童话和寓言的方式写出人类生存的忧虑和批判,罗望子透过话言的扰攘和叙事的狂欢,带给读者生活的陌生感和陌生化叙事的震撼。此后,罗望子专注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类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建构,生存关注的宏大视野,与日常生活的小叙事相得益彰。《向日葵》《伴娘》《闲人》《麦芽儿》《墙》等一系列作品,对城乡之间的生活呈现背后,是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探寻和追问。其中,《墙》最具有代表性。近年来,他的《故乡》,《如梦记》,《修真记》、《福禄考》等作品,或现实,或梦境,或写实,或隐喻,探索的是人的隐匿而复杂的内心,追问的是现代人如何面对精神和情感的重重困扰。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生存差异和文化冲突得到了当代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的普遍关注。范家进认为:“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变革,要真正深入地参与和介入到现代中国人的社会改造与精神重建过程中来,如果离开了中国乡村这个‘社会深层’,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缘木求鱼。”对照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历程和心理变迁,这种观点无疑颇有道理。罗望子的城市爱情写得有声有色,其乡土小说同样显示出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和不错的艺术表现力。“以寓言承载人类生存状态的严肃命题,用幽默、个人化的立场批判现实生活,向深层意义掘进,反映了他批判现实的激情和超越平面化的追求。罗望子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和创作风格,不仅更新了我们对现实社会认识的深度和高度,也确立了他在文学上的独特品质。”王干曾经评价说,罗望子秉承的是先锋派的全部衣钵,而且处处想做到极至,他对小说语言符号性的追求近乎疯狂,对小说寓言性的索取不惜对具象的无情阉割。无疑,作为一个从先锋文学起步的新生代作家,罗望子始终对文学自身的形式极限和表达可能的探索和尝试抱有超出常人的兴趣和好奇,在先锋时代已成历史绝响的今天,他的执著就显得相当地与众不同。有时候,我在课堂上讲授先锋小说,恍然觉得20年前的那一段文坛往事,真的很像一场烟花绚烂瞬间凋零的旧梦。就在那短短的几年中,格非余华他们似乎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今,我们看到,还在满怀激情阅读先锋作品的人不多了。无论怎样,正是那一段先锋岁月的耀眼光芒,成就了这些作家迅速摆脱现实主义的僵化和伪现实主义的媚惑,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及至他们背负盛名在1990年代的文坛话语狂欢中各自突围,我们看到了一些自我的背叛,一些盛装的历险,一些孤独的坚守,背影已远,声浪渐歇,而先锋的痕迹隐约还在,形式上的极端狂野早已收敛,只有先锋精神作为心灵底色依旧历历如新,终究还是向现实投降了,不过和传统的现实主义相比,毕竟有着更多的文学自觉。李敬泽说,看罗望子,能看到二十年先锋与现实的纠缠,想来不是说这个剑走偏锋的人在固守先锋立场与现实对抗,而是在大家义无反顾转身的时候,罗望子把某种不甘保留到了今天。尽管,这种不甘已经变成了他生活中最微小的情绪,或者他文字里最隐秘的情怀,不过就是这一小小的不同,还是把他的写作从众人中区分了出来,使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他自己。

二、转型时期的城乡移民

现实,其实并不遥远,也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无论在写作的人眼里,还是普通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经历和目光都沉陷在日常生活的流动中,文坛盛行乔装打扮的写实,或者举着时尚大旗的犬儒主义。真正的生活布满伤痕和痛感,却被很多人很多笔墨轻易地绕过了。看过多年前罗望子和李敬泽的一个对话,谈到了乡土中国、乡村经验和书写底层等问题。那个时候的罗望子已经决定要把自己的文学和思想触角,从城市伸展到乡村。尽管还有一部分作家真诚地关注农村,我们还是不得不看着乡土世界真实的生存感觉和生存滋味,正在慢慢从当代作家笔下退场和褪色。奔走异乡的那些人们,在大地上守望和挣扎的那些人们,还有属于他们的泥土、爱和梦想,这一切仍旧吸引着罗望子的目光,他渴望写下他们,渴望把他们的根留在大地深处。

1、生存场域的新形态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乡土小说”打破了乡土中国的空间自足性,以城市和乡村生活的交融互渗为主,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了意味丰富的第三类空间书写。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城乡对立关系,“政策界讨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开通城乡让农民进城,始于1984年‘大包干’完成、1985年‘一号文件’准备出台之际。”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农民工相关的底层关怀和苦难叙事,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孙惠芬、阎连科、刘庆邦、王祥夫、何玉茹等作家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和行为受到异质文化和价值观念冲击的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走向。这些作品在空间叙事上与传统乡土小说有了明显差异。作家在肯定城市与现代性内在关联的同时,把弃土离乡进城谋生作为现代化的诉求方式,以此观照原有乡村秩序的瓦解,以及农民的经济变革和精神解放要求。乡土小说由此发生精神质变,这是“新乡土叙事”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初衷。在众多“新乡土小说”作家中,罗望子有自己的明确追求和鲜明个性。

罗望子的乡土小说重点不在民风民情,表现的主体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关注的是城乡之间的生存现实、文化冲突和精神震荡。作家基本是以市场经济打破城乡封闭、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全社会寻金热潮为大背景,那种非城非乡、既城又乡的共存状态,为这个时代立此存照。《向日葵》中简陋的流动书屋颇具代表性。书屋是谋生手段,但具有精神性特征,悬置在古老中国乡村大地上空,几乎就是抽象出来的整个时代和生活。《珍珠》中的小吃店位于偏僻街道,距离热闹的城市很远,以至于回家叫回乡,逛街叫进城。《麦芽儿》也很典型,缺少梦想的乡村生活让麦芽厌倦,进城后给人洗脚、工地开车,还是很边缘的城市生活。严酷的生存现实,以及日益沦落的城市道德都是她很难面对的。《闲人》中的王教授也是一个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人。在乡村,他像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正常的农民;在城市,他不愿屈服于金钱就是一切的都市生存法则,只能被清除出场,重新回到他被悬置的生活中。进城后的麦芽、水仙、水芹们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城市梦想,他们不得不面临复杂的生存考验、心理困境和文化困扰。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遥不可及,他们领受的多是屈辱和挫折,可是又不愿意回到原有的土地和生活。生存信仰和精神视野的重新确立,让我们看到了城乡之间独特的生存景观。

回顾百年中国文学,农民进城叙事的传统从未间断。从祥子到陈奂生,20世纪的中国农民一直走在进城的路上。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和城市化扩展,成千上万的农民怀抱寻金梦想踏上了异乡之旅。艰难求生不过是要面对的一个方面,道德堕落、金钱诱惑、人情冷漠、社会不公,向前去,还是退回来,强烈的漂泊感和失落感,时刻困扰着这些失却了又渴求着心灵之乡的人们。罗望子小说不仅为我们呈现了进城和流动这一时代主题,更为可贵的是他抓住了社会变革中生存个体的心灵裂变,展示了在文化冲突和生存考验面前,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复杂纠葛。《墙》中的老大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回乡修屋造墙,准备叶落归根,度过既能拥抱现代化又能脚踏泥土的两全其美的幸福晚年。最终愿望落空。作家深刻地揭示出当代人的无处皈依感。《闲人》很有深意。王教授是一个生活在别处的人,他的内心既不属于古老沉闷缺少变动的乡村,也不属于变化多端唯钱至上的城市。农民的命运最终还是与土地绑在了一起,他们的梦想似乎只能从泥土中生长出来。而心灵生活在别处就带出了关于生存本质的思考和追问,文学的叙述空间大大地拓宽了。罗望子对呈现某一类型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称得上专注。他写那些成功人士,就是他说的体面人,写他们庸常的生活,打牌,喝酒,吃生蚝,日子过得挺小资。不过,在这个看似闭合的世界里,总有一个裂隙,这一类人表面上在社会生活中游刃有余,风调雨顺,骨子里有不相容的那一面,一种精神性的游离。《故乡》中的倪云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作为商场上的成功人士,他有钱,有人脉,在几大城市有房产,把妻子儿子安顿在上海,自己则四处漂流。后来他考上了故乡小县城文明办公务员,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对官场不感兴趣,日子过得平淡,悠闲。这个人混迹于文坛,商场,媒体圈,却又不想被任何一个圈子约束,既想要大都市的生蚝,又想要那种自己拉风箱烧水喝茶,看炊烟袅袅。作者在小说中借助这样一种分裂的生存状态,展示疲惫的现代人,在寻找精神和心灵故乡的旅途上,经历的种种。最终因为一件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腐败案,倪云林被迫辞职离乡远走,重新回到漂泊的人生旅途。小说写得张弛有度,这个一心追求自由的人,其实无往而不在生活的牢网之中,不可能突围,也不可能超越。

2、观念层面的新思考

现代化进程中充满了冲突和裂变。“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或者都市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永恒时间与历史理性之间的冲突。”新乡土小说”的文化价值立场基本上是底层关怀、乡土批判、精神迷失、城市反思、现代乡愁等等。不少作家的“底层写作”站在人文关怀立场,记录了进城打工的农民遭遇的种种不幸及艰难处境。道德关怀和苦难书写成为“新乡土小说”比较稳定的两个价值取向。罗望子的乡土书写无论是对“底层”的同情,还是对城市文明的拒斥,都融会在温和的讲述之中,波澜不惊的人生,娓娓道来的叙事,隐含着沉重而独特的思考。农村文明是直觉的,城市文明是科学的;农村文明具有自然性,城市文明是机械的;农村人生活具有比较高的精神性和伦理性,城市人生活是物质主义的。 “新乡土小说”突出地表现了城乡两种文化和文明的差异。罗望子抓住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现实和心理变迁,以及变革年代精神视野里的恒定不变。对城市生活的优势文化价值的肯定本来是农民弃土离乡的主要出发点之一,不过,即使接受了城市的价值观念,忽略其中的冷漠不公与堕落,城市文化也不可能真正接纳这些满身泥土气息的乡下人。由于背负的农民性过于沉重,他们本质上依然是城市的过客,是永远的异乡人。所以《墙》中的老大在城里工作了很多年,还是希望叶落归根,回到泥土和大地中去。走出乡村——寄居城市——回归乡村,有多少“老大”曾经或正在经历着这样的文化抉择。最引人深思的是,即使回到原点,他们的心灵深处却再也找不到那份曾经属于自己的安宁。《闲人》中王教授对城里人的时尚主张毫不让步,这种不适应显然不是简单的城乡生活观念差异。城里人的自以为是其实是优势文化的虚张声势,是优势等级的不容侵犯。而王教授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体现的是以一种自足的价值体系与城市文化对抗的精神美感。《珍珠》中水仙的回归是价值观念的回归,也是生存理解的回归,背后隐含着对城市道德伦理观念的深刻质疑。

表达乡土社会的现代渴望,进而依托现代性价值对传统乡土伦理做出批判性审视,成为“新乡土小说”鲜明的价值维度。然而,由于生存困扰、现实歧视和社会不公,“新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现代景观同样成为批判审视的对象,而这一批判的价值立场往往又回复到乡土文化传统的想象之中。罗望子的小说避免了这种价值观的直接冲突,而是以人性为基础,为读者展现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普通人的内心情感轨迹。有离乡的决绝,也有对乡土的回望;有对现代文明的疑虑,也有对城市文化的渴求。麦芽、水仙和王教授守着人生底线,争取更好的生活,对生存局限的超越努力显示出比生存压力更大的文化力量。《伴娘》中的聪儿对生活始终保持着美好朴素的情怀。她的善良,重情义,信守承诺,对爱的珍惜都不仅仅是个人性情,作家塑造了如此美好的女孩子,她走出去又回来,因为脚下的土地是她生命的底色,使得她不会在金钱和势力面前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作为城市的外来者,他们在两种生存文化的转换体验中承受着两难困境。虽然认同现代文明,渴望融入城市,但同时对传统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不能不充满留恋,因为在想象中,那才是一块可以保持内心纯净的空间,是可以和喧嚣的都市生活对抗的最后的精神武器。作家以此表明了自己文化思考的落脚点,即淳朴良善的人伦风情未必不能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超越的价值支撑。从前现代语境走入现代城市的农民固守乡土记忆是一种主体自觉,支撑着乡下人在异己的都市中生存。而另一方面对乡土社会的伦理认同,更加深了他们在都市中的无奈感。对都市生存的冷静凝视,强化了农民作为外来者在都市文化体系中的他者身份。

从整体上看,当代“新乡土小说”正处在深刻的价值悖论之中。如同作品中游走于城乡之间,因体验着异质文化价值观念带来内在冲突而困惑重重的农民一样,作家也深陷时代性的精神困惑,难以形成明确的文化价值立场。罗望子始终关注城市化进程中流动者的精神状态,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在作家的深层判断中,城市和乡村,传统与现代无法彼此取代,各自的价值体系也并非不证自名。虽然作家自身不断变换文化价值立场,但每次变换只不过是审视对象的自身位移,并未试图弥合二者之间的根本分歧;虽然回避了尖锐的文化对抗,但是隐含的文化冲突总是最终决定了个体的人生抉择和命运走向。作家选择了以比较稳定的日常生活叙事尽量敞开被宏大主题和时代精神遮蔽的个体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

、先锋与乡土两个支点之间的精神深度

近年来,底层文学创作日益受到关注。罗望子反对简单地把乡村生活写成苦难,随意取消日常的喜怒哀乐,以及这种日常生活自身的意义和丰富性。同样,他也不愿意把乡村写成虚幻的心灵乐园,作为知识分子和文人逃避现实的精神归宿。作家努力展现乡土世界的生存感觉和生存滋味,发掘日常生活的美感,表现那种温暖的情感蕴藉和超越性的精神飞翔。同样写底层,很少触及暴力和死亡,而是抓住日常生活的温暖和普通人的坚强,很平凡的人性,却有着恒久的光亮,这种光亮最终超越了严酷的城乡对立。“不应再从日常生活之外寻找浪漫高蹈的‘意义和价值’,不应再用脱离日常生活的‘宏大’目标去控制日常生活,而应用它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去评判一切,因为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视,是人对自身的自信,对自身的重视,是灵与肉的双重解放,符合现代人性发展的内容和方向。”

无论是现实的生存空间,还是非具象的心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在罗望子笔下,总是有着鲜活的生命触感和细腻的精神质地,介于城乡之间夹缝状态的精神困扰、心理疲惫和内在疑虑,在《过云雨》中,我们看到了更清晰地走向。罗望子的小说叙事很有耐心,不疾不徐,舒缓有致,似乎人物的命运完全自足,而无需他插手干涉。读《过云雨》的时候,想到了小镇文学和小镇的内心风情。小镇可以看成是乡村世界的延伸,也可以看成是城市生活的过去,这两个方向在《过云雨》中是以人的心理呈现出来的。小说表面上是以小镇教师李忆和城里医院口腔科护士夏小巫的爱情为线,以两个家庭的干预和马平川穷追不舍为复线。在两家都不看好的一段感情和一个婚姻中夏小巫获得了成长。而李忆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感知则停留在原地,这就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反讽。小说叙事线索清晰,而意识的触角则相当纷繁。隐含其中的心理探寻细腻幽微,倏忽而逝几乎不着痕迹,显示出先锋和现实的双重影响。这个小说很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牙疼这个细节,爱情就像牙疼,牙不疼了,成长也完成了,爱情也过去了。《蔡先生》延续了这一风格。随意散淡的叙述,隐在背后的追问,小人物的时代境遇。小说沿着蔡先生一家的人生轨迹徐徐推进,文革,文革末期,然后是改革开放,童年的视角,孩子的眼光,平静的叙述,细碎的生存,就像一个无关紧要的故事,在闲言碎语里面,一种人生的悲剧感和无奈慢慢浮出生活的水面。小说选择的是一个回望的姿态,从远去的光阴里打捞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以童年视角写时代伤痕的不乏其人,写得好的经典名篇也有不少。这个小说写到结尾其实是有些荒诞手法和黑色幽默的。蔡先生一家的命运与时代投影,世相的少年记忆影响一生,然后是小妹的人生断裂。蔡先生的人生履历基本隐在背后,世相对小妹的感情则更像一个寓言。蔡小妹由乡而城,由爱而恨,蔡先生由城而乡,由生而死,这中间有个很有意思的纽带,人的外在生存和内心世界的对应和对抗,交织缠绕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罗望子对挖掘人心的执着。

罗望子小说从细微小事入手,从日常生存发掘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尤其侧重在城乡文化冲突中呈现出来的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元色彩,以及精神世界和心灵视野里的悸动与变迁,表现出典型的小叙事倾向。农民问题是大问题,但是能以小见大,把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心理变迁展现出来,勾画出大时代的缩影,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老相好》的故事是陶弟和妻子还有王跑之间的感情纠缠,从乡村到城市,成长履历中的爱恨悲欢,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饱含着对未来的渴望,还有妥协,很世俗的故事,写到结尾,王跑的薄情与陶弟的执著就有了很荒凉也很厚重的意蕴。《向日葵》更具有代表性。“守望他们,还是守候他们留下的土地,桑树,棉花,麦子,炊烟,猪狗,可他们就是回来了,也不到我这儿来了,……”小说中流水账一样的经历和梦想,在诗意的情怀和叙事里,稀释了那种理想与现实的紧张感。《我们这些苏北人》中“我”和雯雯走出影院一段尤其富有诗意,沁凉的忧伤和温暖的相知缠绕在一起,感人至深。还有《麦芽儿》《墙》中对未来生活的憧憬都隐含着作家对生活的诗意理解和期待。罗望子站在时代内心拥抱生活,表现出相当自觉的美学追求。也就是说,当作家选择了诗意的叙事方式,他自然而然地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情感的投入,并且沉浸其中,努力发现琐碎的生活表现背后深藏的精神力量。也许这种恒久不变的东西正是作家倾心追求的。

20世纪末“精神还乡”在浓重的乡愁色彩中融入了现代批判反思,其内涵比起五四乡土作家的批判与眷恋更为复杂。“新乡土小说”作家以深刻的现实理性反思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撞与残缺,并引发关于存在困境的哲学思考。罗望子小说中不乏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给农民以文化歧视的现实境遇,而生存表象背后,作家引领我们穿越的是抵达终极之思的精神苦旅。麦芽、水芹、小水和水仙们只是进入到城市的边缘生活中,那些酸甜苦辣的生命记忆本身就是乡下人与城市现代化主体冲突的隐喻。罗望子早期作品寓言色彩更浓,在书写现实生活和社会变迁时往往带有超现实的味道。《剩余的日子》中的大唐不是为种花而种花的,尽管这在别人眼里是没有意义的劳作,却隐喻了人类精神视野里超越生存本身的无限可能。正如《迷人的田园》的结尾:“我知道我迟早要离开我的田园的。”“离开”是现实选择,同时也隐喻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走向,不断地从自我出发,而身背后的家园正在不断荒芜直至虚空。《向日葵》中写到的那座会走路的房子,同样形象地传达出家园无处安放的无奈感。“他害怕生活在树上,又不知道如何回到地上。”黄狗的位置尖锐地隐喻了人类自身的处境。《失神的目光很慈祥》写出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以及如何找回自己生存的重量和感觉。“‘现代型’的本质就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常常表现为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悬空状态,它既失去了从前的幸福感,也没有对未来幸福的憧憬。”罗望子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心灵裂变和精神流浪。

总的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就是农村被城市化的过程。罗望子在自己的乡土遥望和怀想中,执著于平静质朴的情感蕴藉,不动声色却又饱含思考深度。他凭借独特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深入喧嚣的世俗生活背后宁静的情感溪流,沿着随遇而安的乡村生活观念,抓住日常生活细节,写出了背负传统伦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期盼。以生命体验和情感参与的方式获得了自由伦理叙事的活力。比起那些宏大的意义探询,罗望子更喜欢自由伦理和性情世界,喜欢用自己的目光关注和揭示时代的精神轨迹和心灵动荡。那些走在离乡和归乡路上的人们,他们家园何处?他们的迷失是否就是人类的整体性迷失?那么,建基于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之上的现代性历程,是否就是“新乡土小说”的必然走向?是否只有依托这一宏观价值展开叙事,才能真正书写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农民心灵的秘史”?那么,如何写出21世纪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的一切,是否也正是罗望子思考的问题呢?

苏童说:“二十多年了,罗望子穿着先锋小说家和新生代作家的大衣,独坐于幽谧之地,借助一面奇异的‘橄榄镜子’,孜孜不倦于小说的形状、表情和光泽,耐心而执着。他是小说叙事艺术狂热的挖掘者。”李敬泽说:“在同时代的写作者中,罗望子堪称标本:由激进固执的先锋派,到如今世事洞察的写实者,这个过程于他极为艰难,很难说是自觉还是无奈。他的写作见证了二十余年来中国艺术家与现实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陈晓明说:“罗望子小说中最为独到之处在于他把乡村经验介入城市经验,或者说总是在城市经验中插入乡村经验,二者总有一些差异和潜在冲突。而略微的荒诞感和随意的嘲弄,也使罗望子的小说有一种内敛的锋芒。”苏童与罗望子,这两位1960年代出生的江苏籍作家,各自怀揣文学梦,从先锋开始齐步走,难免有些惺惺相惜的,抑或两个人都是对方没有实现的自我的另面。苏童在1980年代的结尾处借告别先锋之势暴得大名,此后创作日臻华美;1990年代新写实和新历史声浪喧嚣,先锋作家大都已完成华丽转身,而罗望子就像苏童所言一直独坐文学黑屋子,百转千回,不断试图打破,然后重新建构。李敬泽和陈晓明两位学者的评价也很有代表性,由先锋而现实,的确是先锋文学背影渐远,先锋作家集体回归的轨迹。这种回归内外因皆有,我们今天看,一方面感叹现实生活对作家的诱惑和规约之力是如此巨大,那种世风浩荡的空茫感和日常生活的局促感,几乎在很短的时间,裹挟着大部分当代作家放弃了精神领域的尖锐追问,以及文学自身的疯狂探索。想想生活如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的置身其外呢?当然,我们还是希望看到更多既能深刻洞察生活,又能够超越各种主义局限的创作。

来源:《时代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