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光|庞余亮《有的人》:撕得越碎,记得越牢

来源:文艺报 | 陈永光  2018年08月01日08:27

从前,《有的人》是一首诗。现在,《有的人》是一部长篇小说。

看似妙手偶得,实则其来有自,苦心经营。

在小说《有的人》中,提到了彭三郎的第一次写作。在那首诗(如果能叫做诗的话)中,写下了他对老师的“咬牙切齿”:李文标,我们在织你的殓布。不用说,这是对于另外一首诗歌《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直接套用。它像我们现在流行的、某某经典歌曲的落地版本一样,层次不高,原创不够,仅仅出于原始的、自我的、甚至是功利的感情色彩,有时简直近于戏谑了。

和这种简单的互文写作相比,小说《有的人》要复杂得多了。你看,诗歌变成了小说。以“有的人”为关键词,串起了整体的写作提纲。在文本的铺陈中,不仅有“小说”与“诗歌”的互文,还有“彭三郎”、“你”这种人称的变换,还有“彭三郎”、“小P”、“宋建设”这种角色的流转。这使得小说《有的人》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形成了一个连环的互文。又像一座座彼此相连的迷宫,迫使你去寻找、发现那通幽的曲径。

作家庞余亮早已构成了属于自己的互文体系:比如反复提起的庞家庄,比如父亲的形象,比如乡村教师的身份。在诗歌中,在散文中,在小说中。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表情与姿势。似曾相识,相互映照,互相补充。如果说,这种“互文”是一种加法或乘法的话,那么,《有的人》的写作则试图做减法、做除法,在仅仅保留某种语言模型的基础之上,探索更多的心灵空间与现代意味。

诗歌一针见血,小说山重水复。彭三郎的语文课本上,有三首诗:《有的人》《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有极强的针对性、时代性,但“有的人”这个标题体现了一种不确定性,更含蓄,更多义,更广阔。它既给诗歌的窗户拉上了窗帘,又交给了小说更为高远的想象天地。很有意味的是,诗歌《有的人》至少在字面上并无确指,但意义是外向的,而小说《有的人》有名有姓,人物众多,在意义上反而是内向的。它是溯流而上,它是痛定思痛,它是反躬自省。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比如陈皮,比如海子。比如父亲。

海子向死而生,以决绝的姿势,作为殉道者的形象被人仰望。陈皮则当头棒喝,死于意外,可谓惨烈。联系到他独一无二的家庭变故,更是令人悱恻。在去交子弹费的路上,外公对陈皮说:别叫我好外公,叫我坏外公,叫我东郭先生,叫我老混蛋。这个世界,对于陈皮,有没有同样的愧疚?!对于诗人,有没有同样的愧疚?!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西东。”诗人在物质世界中只是一个偶然,又是精神世界中的一个必然。精神世界无拘无束,物质世界里规则千丝万缕。海子让人无话可说、欲说还休,而陈皮,则让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个诗人熄灭了,在另一个诗人心里燃起了熊熊大火。

陈皮死后,彭三郎为他所做的一切,除了道义使然,同时也有来自诗歌的驱动。生命固然兔死狐悲,而诗歌精神的跌落尘埃,则是更为广大的人间悲剧。所以,对于彭三郎来说,他的长诗虽然叫做《完成》,但却一直没有真正完成。诗人死了,就像一个句号,又像一个等待下文、而又难以接续的破折号。

父亲的亡也像这样一个破折号。母亲让人亲近,父亲则令人疏远。奇怪的是,一个人出生以后,就要立即剪掉和母亲相连的脐带。一岁左右,就要断乳。母亲更多的是生理的、日常的、物质的。父亲呢,他与我们的联系,更多的是心理的、内在的、精神的。我们与父亲,同样连有脐带,同样存在哺乳关系。然而,要剪掉内在的、心理上与父亲相连的脐带,实现精神上、灵魂上的断乳,则要迟缓、隐秘得多。也许,这种“剪”与“断”,将持续一个人的一生。

父亲未必能成为合格的精神导师(正如李文标不是一名合格的老师一样),但父亲是离我们最近的老师。父亲帮助我们确立相对独立的自我。总有一天,你会惊觉:原来父亲在暗中曾经给予了我们如此巨大的影响!父亲的亡,不过是在形式上切掉了父子之间的联系,在儿子幽暗的内心世界里,从此却点上了一盏长明灯。

尽管彭永强的所作所为堪称恶棍,但羞怯的、阴郁的、愤怒的儿子彭三郎还是写下了《父子一场》,并且还获得了大奖。如果说,诗人是另一个自己,那么,父亲则是又一个自己。父亲亡了,自己至少死去一半。半个身体与灵魂,如何在这孤独的世界里苛延残喘?!

李文标撕碎了课本。衰老和疾病撕碎了父亲。偶然的事故撕碎了陈皮。对于彭三郎来说,有的碎片叫课本,有的碎片叫父亲,有的碎片叫诗人。这是一个碎片的世界。父亲和诗人一样,都是我们的人生课本。吊诡的是,撕得越碎,记得越牢。课本、父亲、陈皮,都成为了彭三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暴力、死亡和混乱,它们挡住了本该灿烂的阳光,给生命投下了重重叠叠的阴影。

家庭中的父母。社会上的老师和朋友。我们的成长,离不开这些“挡在前面的人”。孙悟空再狠,唐僧有“紧箍咒”治他。贾宝玉听人一说“老爷来了”,随即拼命奔跑。孙权纵然“神武雄才”,也要“兼仗父兄之烈”。 《水浒传》就是一群朋友的故事。在家国情怀的抒写中,我们历来较多地宏大叙事,较少关注细弱的人心,挣扎的人性。《有的人》内求于父,外诉于友,恰恰是这样一种小叙事,甚至是微叙事,在类似独白、反省、沉思的语气和情境之中,将深重的父兄情结绵长、细腻、生动地展示出来。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父兄如同镜子一样,帮助我们看清自己,修改自己,完整自己。父亲即便是有罪的,我们也还是绕不过去。诗人当然是无辜的,但是个人该如何作为?一个人的成长不会顺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程序,也甚少古圣先贤“格物致知”般地自觉修行,它更多的表现为条件反射,过程为野蛮生长,最终实现水落石出,头角峥嵘。它像一颗被随意丢弃的种子,必须学会在缺少营养、风雨不时、虫咬鸟啄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开枝散叶,结出果实。我们的内心是荒芜还是繁茂,是枯竭还是丰盈,是冷漠还是温暖,决定于我们必然或偶然遇到的人,经过的事,听到的话,读过的书。每一个微小的空间,每一个琐碎的时间。

当然,每个人的成长不仅仅来自家庭、校园、小社会,更与时代、与大社会紧密关联。海子的死,意味着诗歌帝国的崩溃。陈皮的死,则言说着社会的江湖化。父亲的一言一行,与传统乡村的尾大不掉有关。在社会转型、人心流散、灵魂失重的环境之中,谁能够激浊扬清,独善其身?我们不妨问问:诗意如何栖居,人心如何收拾,乡村如何重塑?《有的人》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展开,它更关心的,是“彭三郎”的自我救赎:在迷乱、沦陷与失败之中,如何走向清明、秩序,重新拾得尊严与信心?

《有的人》结尾写道,彭三郎想得很深很深,又忍不住骂了句:细狗日的。我们不妨再问问:当我们不仅仅是儿子,也已经是父亲,我们如何来做好这样一个“挡在前面的人”?从父亲开始,又回到父亲。从儿子开始,又回到儿子。人伦永继,我们既站在父兄的肩膀之上,又必然要将自己的肩膀让给子女。每个人既是恒星,又是卫星。世道轮回,“父”的问题、“子”的问题一直在那里。原来,生与死,既是我们共同见证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独自完成的一次互文。诗人的死,父亲的亡,同样贯穿于这条人生主旋律,不过是洪钟大吕,出现了两次逻辑重音而已。

从有的人开始,到有的人结束。雄强的生活,始终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小说《有的人》就像一次折返跑,又像是庞余亮把左手交给右手,独自一人完成的一次接力。他让我们感到,死亡既像一把冰冷的利剑,又像一种温暖的粘合剂。既分离我们,又融合我们。在死者与生者之间纠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困惑,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不管我们写下的是诗歌还是小说,都不过是亡羊补牢、退而结网,在寻找一个坚定有力的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