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汪曾祺,一个讲好了中国故事的作家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出身名门西南联大,师从大家沈从文,一生历经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等轰轰烈烈大事。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一般来说,一个作家的出版热往往与一些时间节点和事件有关,比如作家获得大奖,或者去世,或者百岁诞辰纪念,或者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热播。对于汪曾祺来说,今年并没有太多的由头来“炒作”,这些集子,大多是图书公司策划运营的,并不属于“文化工程”建设的范畴,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民间”自发、不由自主地酿成了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汪曾祺热”。

汪曾祺的作品总量并不庞大,总数量也就200多万字。如果出书,就十本左右。今年新推出的这些作品除了《汪曾祺小说全编》里增加几篇佚作外,都算不上新作,其他的出版都是单篇不停地重新组合,就像从A、B、C到B、C、A再到C、A、B……其实也是一种重复出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市场需求在主导——对于汪曾祺的作品,读者要读,喜欢读;第二个就是中国图书发行分布不均匀,每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发行区域,这个区域覆盖了,另外一些区域没有覆盖,不影响各自的图书市场。其实汪曾祺热也非今年开始,他的“人间送小温”理念让他的作品也一直温热着,有点经久不衰。

一个讲好了中国故事的作家

现在呼吁作家要写好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精神,要有中国叙事,但什么是具有中国精神的文学?汪曾祺之所以让广大读者喜爱,是因为他契合了我们的文化需求、文化理想和文学理念,也就是上上下下都希望有一个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的作家。以前汪曾祺的作品也受到欢迎,但更多的时候他是被当作“风格”作家看待的,他的意义和价值处于半遮蔽的状态,评论界往往从艺术、技术的层面去认可他,他的价值没有和中国故事、中国精神这样高的层面结合起来,没有发现他的作品包裹的是一颗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心。

这颗文化的心,首先在于汪曾祺朴素而真诚的文学理念。汪曾祺说过:“文学要有益于世道人心。”1983年4月11日,他在给刘锡诚的信中写道:“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这是他整个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观,即对世道、对人心要有益。他的性格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强势,强调引导、引领社会风气,他只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对文化发展是有益的,这样就会传播一种正能量。

有益世道人心对于文学发展本是基础性要求,但当今文学市场上,有些作品与这个要求存在不小的距离,尤其是网络上的一些作品,对世道人心没有积极的影响,过于八卦、娱乐化,写的情感、情绪不太健康,目的就是纯粹的吐槽、猎奇,只为感官刺激,缺少中国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的笼罩。

汪曾祺的个人经历潮起潮落,但他在作品里始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者,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即便在人生低谷,他都还能感觉到生活的诗意,发出“生活是很好玩的”的感慨,成为他相信人可能“欢悦的活着”的根源。

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他的作品从小处着手,从最基本的生活层面找出诗意和美感。汪曾祺在白马庙教中学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近桶口处画了一圈串枝莲,墨线勾成,笔如铁线,匀匀净净。粪桶上描花,真是少见。”一个挑粪桶的工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寻找生活美感的人。美是无处不在的。汪曾祺善于捕捉到这样的细节。所以,有人称他为“美的侦探”,一个孜孜不倦地探寻美的老福尔摩斯。

汪曾祺的作品里具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让人读了心软。他讲的都是些普通人的故事,都是些世相百态,小说里可以说没有一个“高大全”式的人物,都是身边的故旧亲朋,环视一圈,都很眼熟。《受戒》里面的小英子、小和尚以及他们身边的大和尚,都是接地气的普通人。《岁寒三友》中县城的小画家、小地主、小商人、小业主,他都写得非常接地气,都是民间生活里很生动、可爱的人物。汪曾祺写普通人的情操,写普通人的善良,当然也写普通人的悲悯。他写北京的市民生活的《安乐居》,几乎就是当时他自己生活现实的一个植入,几个整天泡在“安乐居”里的酒友,每天都喝一毛三分钱的酒,吃三四毛钱的兔头。然而,不管是看大门的老吕、扛包的老王、传电话的老聂、说话挺“绝”的上海老头,还是风度翩翩的画家、怕媳妇的瘸子、卖白薯的大爷,这些生活在民间底层的人,都把日常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主义”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写中国人的生活、情感、经验,还要运用中国叙事精神。汪曾祺反复讲“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主义”。为什么要用“回到”这个词呢?现在仔细想想,其实是有深刻含义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受到境外各种各样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这有益于打开思路、扩展思维、开阔视野。但要讲好中国故事,不能总是通过翻译体来讲述。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精神和叙事方法,不能简单地废弃。这些年出现的向西方小说看齐的作品,其实都是对西方小说的一种借鉴和模仿。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作家基本上都不懂英文、拉丁文、法文,他们对西方小说主要是借助于翻译家的文体来学习,总体上缺少中国精神,缺少汉语的精华。

汪曾祺生前为之焦虑,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之间是相当隔膜的”,要“打通”,他在《西窗雨》中说:“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作家也许不会成为作家。”又坦言“我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因为“没有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他写的小说、散文传递都是中国人的情感,表达的都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和气质。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对汪曾祺的“中国特色”赞不绝口:“汪曾祺淹通古今,知悉中外,出而能入,往而能返,最终还是将自己的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土壤里,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用真正的汉语,写出了表现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和气质的作品,形成了具有中国格调的成熟的文学风格和写作模式。”

汪曾祺反复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文学的根就是语言,再好的小说故事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按照汪曾祺的话说,语言不仅是形式,更是内涵。汪曾祺把语言视为作品的一个有机体,把中华文化的文字美、汉语美通过他的作品充分展示了出来。他在谈语言问题时,提出了更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他劝告青年作者,趁年轻多背几篇古文,多背几首诗词,熟读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这自然是肺腑之言,也是甘苦之言。汪曾祺受到读者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语言带着深厚的中国文学特色,尤其是把现代汉语和古典文学成功地嫁接,韵味婉转而不落俗套。因为纯用口语没有韵味,用文言写作难免冬烘气,汪曾祺扬长避短,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他的作品在当时并不是领风气之先,但由于深得中国文化的底蕴,充分表现了汉语自身的优美,又和当代生活密切联系,经久愈醇,厚重耐读。

汪曾祺在当下能够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作品是得人心、益世道、传精神的。用收藏界的一句俗语来形容,汪曾祺的文学作品是有“包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淘洗打磨,他的作品越来越有“包浆”感和“包浆”味,可以反复品读、反复欣赏、反复把玩。

 

汪曾祺语录

 

“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汪老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一点都不端架子,也不迂腐做作,他的真性情即便是现在的眼光看来,也是相当可爱。

 

这样率真奔放的语言,在汪老的散文中并不少见。

在北京我也摘过灰菜炒食。有一次发现钓鱼台国宾馆的墙外长了很多灰菜,极肥嫩,就弯下腰来摘了好些,装在书包里。门卫发现,走过来问:“你干什么?”他大概以为我在埋定时炸弹。

野菜多半带一点苦味,凡苦味菜,皆可清火。但是更重要的是吃个新鲜。有诗人说:“这是吃春天”,这话说得有点做作,但也还说得过去。

我在这些腊梅珠子花当中嵌了几粒天竹果,我到现在还很得意:那是真很好看的。我把这些腊梅珠花送给我的祖母,送给大伯母,送给我的继母。她们梳了头,就插戴起来。然后,互相拜年。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我家旧园有腊梅四株,主干粗如汤碗,近春节时,繁花满树。这几棵腊梅磬口檀心,本来是名贵的,但是我们那里重白心而轻檀心,称白心者为“冰心”,而给檀心的起一个不好听的名字:“狗心”。我觉得狗心腊梅也很好看。

作为文人,汪老真的没有在客气,超敢讲,全是接地气的大实话:

 

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有的同志建议我写写剧团演员,写写他们的心灵美。我是想写的,但一直还没有写,因为我还没有找到美的心灵。

我散步后坐在爱荷华河边的长椅上抽烟,休息,遐想,构思。离我不远的长椅上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抱着亲吻。他们吻得很长,我都抽了三根烟了,他们还没有完。但是吻得并不热烈,抱得不是很紧,而且女生一边长长地吻着,一边垂着两只脚,前后摇摇,这叫什么接吻?这样的吻简直像是做游戏。这样完全没有色情、放荡意味的接吻,我还从未见过。

“蚂蚁上树”原是四川菜,肉末炒粉丝。有一个剧团的伙食办得不好,演员意见很大。剧团的团长为了关心群众生活,深入到食堂去亲自考察,看到菜牌上写的菜名有“蚂蚁上树”,说:“啊呀,伙食是有问题,蚂蚁怎么可以吃呢?”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团长呢?

 

为什么西方人把这种花叫做 forget-me-not呢?是不是思念是蓝色的?昆明人不管它什么勿忘我,什么 forget-me-not,叫它“狗屎花”!这叫西方的诗人知道,将谓大煞风景。

 

星点不同,瓢虫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吃蚜虫的,是益虫;一类是吃马铃薯的嫩叶的,是害虫。我说吃马铃薯的嫩叶的瓢虫,你们就不能改改口味,也吃蚜虫吗?

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

 

中国人很会吃鸡。广东的盐焗鸡,四川的怪味鸡,常熟的叫花鸡,山东的炸八块,湖南的东安鸡,德州的扒鸡……如果全国各种做法的鸡来一次大奖赛,哪一种鸡该拿金牌?

 

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

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

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

 

沈从文评价汪老:“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冯唐形容汪老的文字:“明末小品式的文字,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颠沛流离,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却写出了今人所没有的慢与闲。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老横竖撇捺,一字一句,处处皆有人世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