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王干

品味王干

蒋泥

学习生活

王干在《潜京十年》里怀念乡情,他不谈同乡汪曾祺的小说,早在1 982年,他就写出万余字的《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等,似乎已谈足,他要谈的是“向汪曾祺学习生活”。汪老所谓的“生活”,就是烧得一手好菜,本是个美食家,过着平常日子,然后笔下写市井,写近乎平淡的生活,和“大叙事” 无关。可见得王干提议的“学习”,其实是学习一个大于文学的汪曾祺,挖掘的是海上冰山水下的那部分—— 当然,这不能是冰块,而须是真正的“冰山”。

王干的几部随笔集,《潜京十年》《王干随笔选》《静夜思》《灌水时代》等等,便是他“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心得。话题之宽泛、涉议之深入,看似寻常,背后却体现出一个用心生活者的深厚功力。

他说围棋、说麻将、说体育、说古谱、说茶道、说汉字、说电影电视话剧、说各地春秋景象,以及大说特说美食,无一不是生活,无一不需赤诚投入。难得的是,他每一样都能说

出新意,其间有大智慧、大情怀。

譬如麻将,其他的消遣都比不上它的热闹刺激,有无穷多的未知,摸牌、出牌、吃牌、碰牌自然流动,非常随机、相对、偶然。在这里“运气远远胜过智力”,打错了就是打对了,变幻无端,在很多可能性里流动,而最后那个唯一的可能,也得靠“运气”,碰巧就来了,碰不巧永远不来。这接近于我们的生命和历史状态,接近于歌德所说的“上帝的神秘作坊”。它和围棋一样,其运行方式包含着东方人思维的特性,没有大小、好坏之分。对好坏、大小进行认定和确定,大概属于西方式思维,这无疑比较的简洁明快,但没有了麻将与围棋所体现出来的复杂性、流动性和相对性。

王干还写他生活过的城市,写北京、写南京、写泰州,写它们的四季,比较它们微细的差别,让我这样的粗人顿感到生活的意义,获知了不少的常识,因着我们都出生泰州,都留恋南京,后来又都在北京“潜” 下,而添了更多的亲切。

我注意到他写北京的“杨胡子”,过去只以为它就是南方的柳絮、杨花,毫不稀奇,王干却把它描摹得有声有色:它“像胡须,黑黝中泛着点青紫色,这胡子慢慢长大,到杨花飞天的时候也就是枝叶绿成一片,北京的春天就姗姗来迟了”。“春在溪头荠菜花”,“北京的春,不在溪头,也不在荠菜花。溪头无水,荠菜花不开。北京的春从哪儿来?从‘杨胡子’ 生长的那一刻开始,一个漫长而迟缓的迎春仪式便开始了”。(《潜京十年·北京的春夏秋冬》)读来很有情趣。但北京的春天有时会杀气腾腾,满城的“黄金甲”,那是刮起了沙尘暴。北京缺水,花开得精神有力,不像南方的花那么软绵绵,那么迷人眼。北京的特产是暖气,南京人享受不到它的好,过冬就只好钻被窝了。

王干写南京则情深,离开一座城市,遥望她,会像处子思恋远地的情人。南京是树城,桥下有水,烟水迷离, 到了秋天,色彩丰富,树叶开始断断续续往下落,最初是梧桐、泡桐,之后是银杏,“金色叶片哗哗地像一阵清脆的童音飘落下来”。还有水杉,“秋风一起,树叶便开始有点红晕,秋风越劲,她的面庞越发通红,红得都让人醉了”(《王干随笔集·闲话南京》)。

电影、电视、话剧,现在离大众的生活最为接近,本来是一个谈不好、说不透的东西,王干却能借助他浑厚的文学理论修养,讲解起来深入浅出。比如大陆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王干认为它的母本—— 苏童的《妻妾成群》写得很成功,写了四个姨太太的“窝里斗”,以颂莲这个独特叙述视角介入—— 她是局外的、现代的,上过大学,又是个迟到者、姨太太,窥见了大院里的种种罪恶;对女性微妙而复杂的心态,描写得极其细腻而丰富。过去的张艺谋扬长避短,绕开了他不熟悉的南方风情,将小说用镜头处理得非常北方化,但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他延续旧住,虚构一个灯笼的神话,通过点灯、封灯、灭灯、毁灯一连串仪式化的画面,强化民族特性,这却是个“伪民俗”,违背生活真实,冲突就此被简化了,过于直奔主题。这样处理,只能说明张艺谋心目中的观众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让老外对古老的中国“民俗”感到震惊和新奇。问题是我们的本土并无这样的“民俗”(《潜京十年·大红灯笼为谁挂—— 兼析张艺谋的导演倾向》)。

让我大出意外的,则是王干对美食研究之细致周全,读来津津有味,我联想到许多类似的经历。对着他《潜京十年》里私藏的美食地图,我仔细揣摩、回味,实在很难记起除烤鸭以外,北京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美食,因为家母是做菜的高手,吃遍全北京,我也没有发现有几道菜吃起来口味能胜过家母的。我曾怀疑是水土原因,以至于妻子坐月子,家母抽空来京,我忙请她下了厨,一道鱼、红烧鸡端上,依旧是淮扬风味,大快朵颐。我惊叹,问:你这是怎么做的?我们怎么就做不出这味道?到了北京还是头一回吃出家乡味。家母便教起我做菜的技艺,我却是扭过头就忘。真是没有汪曾祺的口福啊!

或许我的脾胃已经适应了家母的味道,有意无意在“排斥”旁人?然而这个道理又说不通, 因为我离家二十年,这二十年难得回去,胃口早该变了,谁知是这么顽固,认定了那风味,做定了淮扬人。所以我家附近新开苏帮菜松鹤楼不久,我连着就去吃过好几回,不过尔尔。王干便推荐东四十条的沪江香满楼,他是那里的常客,他说他们的小吃好过了上海本地的。

我从王干的美食地图上,惊喜地发现了离我家不远的云腾宾馆,那里有我生平最难忘的过桥米线。我几乎每天从它旁边来去,也知道它是云南驻京办,云南的朋友来北京就住在那里,但一直没有朝美食上想,云南的朋友更是从不在那里宴客,要请都在外头,我误以为那里没有诱人之处。前两天便跑了一趟,察看线路,期待今后做它的常客。

我这么痴迷这道“大菜”,是因为2007年去云南蒙自,伍立杨兄专门带着我去吃了最正宗的过桥米线,吃过后再也难忘,回来就找过桥米线,但口味差远了,“米线之迷” 王干却说他在云腾宾馆给自己的胃和舌“找到幸福的家园”(《潜京十年·过桥米线和菜泡饭》),能不令我垂涎?

至于烤鸭,那是老北京特色,我懵懵懂懂,最初当学生,从未在意, 以为它就和火车站买一包德州扒鸡那样,啃啃就完了。第一次吃,我的运气比王干好,他是在王府井,l985年,排队近两个小时,旁边有人盯,吃时鸭已凉,油腻腻、软塌塌(《潜京十年·平民烤鸭》), 印象极差,后来吃亦不可口。我却是1999年,刚刚拿到稿费的余杰同学请客,在北京大学学生餐厅的二楼,虽然都是一帮学生用餐,其他菜都很一般,可它的烤鸭,做工还真考究,我吃后赞不绝口,去过好几回。2002年到圆明园跑了半天, 中午找地方吃饭,突然怀念起北大的烤鸭,就徒步过去,重新过瘾了一把。不过吃多了烤鸭,好像哪里都差不多。即使到全聚德、便宜坊,也没觉得味道有什么特异之处。家母离京时,我曾请她在全聚德吃烤鸭,她却是没有尝出它的好,反觉得一套两三百,太贵,来这儿高消费,真是“没事做”(不值得)。

值得一记的只有20l0年的冬末,《南方周末》的马莉大姐来北京,我们七八人在京尊烤鸭店点了两套烤鸭,那才是脆、嫩、香,热乎乎,入口即化,特招人喜爱,一桌的人夸道,“这里正宗”,卷了一次又一次,很快就把它们消灭了。我们《北京晚报》的赵李红大姐,过后还念念不忘,说这是她吃过的最地道的烤鸭,下次吃烤鸭,咱们还来这里。

文墨世界

有一回和摩罗兄聊天,不知怎么的说到莫言,我说莫言早期有几篇散文很不错,尤其是写哑巴女的那篇,读得我潸然泪下。摩罗惊奇,问:莫言还写散文?对于王干,我们相识虽晚,他又是长辈,认识他之前我仅仅看过他的评论,知道他是位很有成就的评论家,待到有所接触后,我才像摩罗之于莫言惊奇的那样,发现王干居然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随笔。

其实这并不为怪,毕竟评论是“为人作嫁”,散文、随笔却完全属于自己。但是王干的朋友叶兆言私下里传经:六十岁前身体好、神气好,多多写小说,等到哪一天写不动小说时,再写散文、随笔。王干做不到,他是个大忙人,又是个出色的编辑家, 自然没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对付小说,这时散文和随笔恰好填了空。他这些作品,别看篇幅短,文字相对于小说来讲也很少,却一个顶一个,有的文章竟然写了好几年。他说写南京和北京的一年四季,都是好几年才完成。我很少写这一类散文,揣想最好自然是当季写,可以“取现”,或者走出去,主动寻找可写的细节、场景,让内容丰满、真切。

王干善谈,越和他交流,我们发现彼此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趣好。

他喜爱朦胧诗,20世纪80年代就写了《废墟之花—— 朦胧诗的前世今生》,在手上耽搁十多年,一直到2009年才交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走向文坛,则是靠研究朦胧诗起家,二十六岁在《文学评论》发表诗评。我则是中学年代读朦胧诗,二十年后补债,写了数篇有关朦胧诗及其诗人的文章。因此我们对字词都比较敏感,爱读词典。

王干曾说他专门打电话给广州的朋友,请教《大话西游》里的“大话”作何解,却原来就是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含有戏说、搞笑等喜剧元素。通过这个词他还发现,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让人记住的不是情节,它甚至谈不上是一个故事,它的落脚点就在“大话”上,没完没了,许多落在“意义” 以外,没有意义,可能只为逗人发笑,但有时具有杀伤力。王干说唐僧被牛魔王捉住后,对小妖精反复灌输废话,看押他的小妖精受不了,就自杀了。这和“文革” 时期的大字报一样,以看似废话的暴力话语攻击人,豪情万丈,铿锵磅礴,受不了的人都会自杀(《潜京十年·武侠、灌水、大话》)。这是“大话” 的魔力。

我们也都研究、玩味过王朔的新北京话、老舍的旧北京话。由于热爱老舍,王干年轻时就找到老舍的全部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而我写过老舍的传,我们共同认为,老舍的文学地位应该往上拔。他觉得仅次于鲁迅,我认为超过了鲁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无比之欣赏沈从文,他不以为老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20世纪有资格获得该奖的中国作家是沈从文。我和王干却认为老舍的文学成就在沈从文之上。我说自己不喜欢鲁迅的小说,《伤逝》是唯一的例外。鲁迅最好的小说是《伤逝》,那里有他的恋情,深婉沉痛。王干偏偏也很喜爱《伤逝》,并说在台湾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尚不及胡适,排在周作人那样的位置,而老舍则很高。这都是比较新鲜的意见。

对于当代作家,汪曾祺自不用说,他那代人中,能够在文学吏上永远留下来的,大概就只有汪曾祺了。汪的《受戒》,几乎是当代中短篇小说的顶峰。1948年他就发表《鸡鸭名家》,功力和潜力不让他的老师沈从文。20世纪50年代,老舍说他看好的年轻作家只有汪曾祺和林斤澜,不是凭空发言。

我们还共同喜爱刘恒。王干喜欢他的《虚证》,说它对人性和灵魂的拷问,跳出了写实层次,“以一个虚拟的想象去寻找一个朋友死亡的理由,小说采用了层层推理的警探小说方式,去想象模拟一个死亡者生前的言行。但小说又是不确定的,死亡的追踪变成了对人性的追踪,而人性的追踪犹如死亡那样复杂不可测,刘恒悲天悯人的慈悲胸怀油然而生”(《潜京十年·三X与刘恒》)。

《虚证》的责编岳建一则认为,刘恒最出色的小说是《伏羲伏羲》,下来是《白涡》《狗日的粮食》,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大概《伏羲伏羲》写的是过去,生活经过了沉淀,写法比较传统,接近“古典”;而《白涡》《虚证》等则是写当代,里面的生活尚未沉淀,浮皮之处不少,手法偏新,不够“古典” 吧—— 曹禺评价一部作品好不好,总拿够不够“古典”作标准,我在此借用一下。

王干和我分歧较大的则是如何评价莫言的小说。莫言最出色的小说无疑是中篇小说《红高粱》,我觉得它确实优秀,但缺点也比较明显—— 叙述视角上的前后没有全部照应、缺少统一,支撑主要人物行为的心理也不足信。王干却说前者恰恰是莫言的创新之处。我就请他写出来,可供探讨。因为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莫言的小小失误,修订一下就可解决,无损他的成就和声誉。但究竟是误笔还是创新,那可以公开进行论辩,这个过程,相信能够澄清一些重大的理论障碍。

说到四大古典名著时,王干的一个观点让我吃惊,他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古典名著,这没有问题,问题是《红楼梦》,他认为它算不算古典名著,尚不好定论,还需检验。它完全是王国维、胡适、俞平伯这几个人推出来的。他们指定它是经典,它才成为了经典。这之前,它默默无闻。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意见,感觉有意思,再次鼓动他写出来。因为他跟着来了一句,说以后的四大名著恐怕得这么排:《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庸武侠。

在这里,金庸武侠作为一个整体,被拔到经典的位置。话题的引出就是2011年初,我的新著《金庸的醉侠世界》由东方出版社推出,在书中有一个看法,那就是金庸最好的《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放在《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行列,完全恰当,它唯一不能比的是《红楼梦》,因此“金庸是曹雪芹之后中国小说家第一人”。在某些方面,譬如金庸小说在展示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生活内容的宽广和深度,包括刻画人物的人性与情感深度上,我认为《鹿鼎记》等甚至已超过《红楼梦》。这个看法引起强烈的争议,国内外数不清的报刊、网站进行了报道和转载。我就请王干谈谈他的看法。谁想到某种意义上,他比我走得还远。

王干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带着浓厚的武侠气息,《水浒传》是好汉演义,《西游记》里孙悟空的成长史是所有武侠英雄成长的浓缩,而《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关羽、张飞结义本身,就是一种江湖义气,三国争雄和华山争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武侠英雄是超现实的一群精灵,“他们又是以暴易暴、以恐怖制恐怖、以暗杀制暗杀、以陷阱制陷阱的英雄,虽然武侠中的英雄都是和平主义者,都是武功武德双馨的人格神,但他们用暴力代替法律,用个人行为代替政府行为,不论是国外的蝙蝠侠、佐罗和超人,还是中国的黑旋风、孙悟空、令狐冲”(《潜京十年·武侠、灌水与大话》)。

而且金庸武侠的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华人世界无人可比。

王干说自己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顿让我有知音之感。因为我一直觉得南京那帮师友都是排挤和不看金庸的,我所尊敬的董健老师和王彬彬兄,就是反对得最为厉害的两位。蓦然有王干同行,今后再到南京,我就不会孤单!并且,有他的正面支持,《金庸的醉侠世界》就不显得个色,起码我们也可以组成一个“独唱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