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刚:“破坏者”,抑或“理想”的冲突 ——关于朱辉短篇小说《七层宝塔》及其他

朱辉

韩松刚

朱辉的小说往往带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暗红与枯白》《红口白牙》《加里曼丹》等等皆如此。短篇小说《七层宝塔》(《钟山》2017年第4期)延续了这一风格。“塔”是印度梵语的译音,本义是坟墓,是古代印度高僧圆寂后用来埋放骨灰的地方。汉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宝塔成为重要的有着特定形式和美学风格的传统建筑形式。从表面上看,小说借宝塔的倒掉,暗喻了乡土文明的式微和消亡,以及现代社会精神信仰的沦丧和塌方,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理解这篇小说,虽然正确无误,其所蕴含的丰富性则失了光彩。

好的小说,不仅引发读者的心灵共鸣,而且诱发思想的触类旁通。读朱辉的《七层宝塔》,让我不期然地想到了鲁迅的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那句非常有名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就出自此文。鲁迅借雷峰塔的倒掉,无情地指出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固执守旧,自私自利。有病自然要医治,药方便是“破坏”,所谓“不破不立”,但作者也认识到,“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破坏”有“寇盗式的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和“革新的破坏者”三种,我们需要的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

在小说《七层宝塔》中,阿虎就是一个“破坏者”。毒死唐老爹家养的鸡,把自家当仓库摆放炮仗和焰火,盗掘宝塔,阿虎的确是有些虎头虎脑,蛮不讲理,毫无畏惧,甚至是大逆不道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十足的“坏人”,在唐老爹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人于水火。朱辉《红口白牙》中遭遇的严重生活危机和精神困境,在《七层宝塔》中得到了更深沉的渲染。在阿虎身上,体现出了鲁迅所说的盗寇的、奴才的和革新的三种“破坏者”的混杂面向。著名评论家黄发有说:“朱辉的小说追求一种模糊美学,他的作品的情节设置和语言风格都力图挖掘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一个人物彼此冲突的面向展示出来。”因此,给阿虎这个形象贴上一个色彩鲜明的标签予以定位是很难的,他更像是乡土和城市文明交融下的一个“怪胎”。初读感觉有些令人讨厌,再看却也流露着可爱,他的冷漠和无畏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特定产物,但他的温情和善良却依然是传统文化和乡土世界滋养出的理想之光。

很多研究者认为,朱辉的小说有汪曾祺小说的神韵,并将其看作是一个温情的人道主义作家。对此,我十分认可。但以我个人之见,朱辉小说更多地承继了鲁迅小说思想的精髓。那种强烈的孤独意识和悲剧意味,那种对于人物情感世界的撕裂和内心世界的勘探,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反抗绝望的执念,都有着鲁迅式的坚硬品质,将人一次次推入思考的深渊。具体到《七层宝塔》来说,如果再联系鲁迅的小说,我觉得,朱辉笔下的“阿虎”与“阿Q”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两个人物当然有着天壤之别的艺术气质和时代意义,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内在渗透和相互映射。从故事背景来看,一个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动荡之际,一个发生在城乡转型中国社会变化之时,两人本质上都是农民出身,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不同的是,一个从不正视现实,是一个失败者,一个一切从实用主义出发,快速适应着新的时代,是一定意义上的“成功者”。从人物塑造来看,阿Q自尊自大,既油滑狡黠,又质朴愚蠢,一套精神胜利法直接透视了国人的灵魂世界,阿虎无畏无惧,既自私自利,又善良上进,对于传统的漠视映射了当下人们的精神困境。当年的阿Q,为生计进了城,走上了“革命者”的道路;今天的阿虎,离开土地,为生计干起了鸡飞狗跳的营生,踏上了“破坏者”的征程。两相对比,实在令人莞尔。从小说叙事来看,鲁迅始终是冷眼旁观的,他对于阿Q精神世界的探测是含泪的苦笑,阿Q的死亡是一场必然的人性葬礼,但这死亡也是无意义的,因为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最大的遗憾竟是:“他们白跟一趟了”。朱辉却终是菩萨心肠,阿虎的种种不敬和不堪在他的笔下不过是轻轻摇曳的人性短板,他从不忍心给他的人物致命一击,相反,往往于峰回路转中打捞生命的光华,于是,在唐老爹生命垂危之际,阿虎的形象一下被丰富了起来。

毕飞宇说,汪曾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是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因此,《受戒》中写道,当和尚的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简直有点石破天惊了。汪曾祺反对“伪崇高”,主张回归生活。回到生计,就是回归中国小说的精神内核之中。在这点上,朱辉的确承继了汪曾祺小说的传统。朱辉的小说很实,不飘,即便是抒情性的表达和诗意化的描述,也是贴着地面疾行,攻城略地之后,依然留有浓浓的世俗化气息和烟火缭绕的人间温情。他热爱生活,对现实世界投以温柔的拥抱。已故评论家黄毓璜曾评价朱辉的小说道:“就小说的叙事格局而言,朱辉的路数不妨隶属于‘写实’,也无妨类分为‘日常’。他能够凭借语言的跳脱和妙趣,凭借细节的弹性和拉力,把那些频发抑或偶发、惯常抑或异常的故事拿捏得活灵活现而有滋有味。”《七层宝塔》依然持守这样的审美向度。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宝塔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他代表了唐老爹一代人心中激荡着的无尽孤独和忧愁,“宝塔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直立千年的宝塔没了,唐老爹的腿软了”。然而,于阿虎这代人来说,宝塔的存在与否,意义并不大,“阿虎关心的是门面,不是宝塔”。唐老爹的生活理想与阿虎的现实理想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这两者是冲突的,但无对错之分。朱辉借宝塔暗喻所指,自然地透露出一种象征意义,但其最可贵之处并不在此,而在于小说并没有喧宾夺主地嵌入一种主观的思想表达,相反,他在模糊的美学熏染中把这种“理想”的冲突尽量消弭在冷与暖交织的人性复杂中。

宝塔的倒塌,预示了一种理想的破灭,但新的理想同时在重生,所谓生死与轮回本就是佛教思想的原旨。在当下社会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中,宝塔倒掉与否实在是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悲哀更多地体现在茫然的现实和无奈的抉择中。安于现状,反抗平庸,说不好哪一种才是理想的归宿。城乡巨变之下,人们之间的陌生感也在加剧,这是不可抗拒的现实。朱辉也从来不掩饰这种残酷,更不逃避这些无奈,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细细地剥开来给大家看,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冷的、暖的,都无情地撕裂,透着一种血淋淋的光亮,这是多么深沉的痛苦呢。朱辉说:“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恰当地看待自己的痛苦;过分的自怨自怜事实上会妨碍自己的写作。我也时常提醒自己要恰当地对待他人的痛苦;只有关心他们、悲悯地对待他人苦厄的人才能恰当地认识自己的困难,才能给自己的‘个人写作’找到恰当的坐标。”

朱辉用一部部精彩的小说坐实着这个坐标,尽管这是一条无比孤独的心路历程。可是哪个作家不孤独呢?朱辉是孤独着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孤独不仅体现在创作道路上的自我坚守,他有着自己的小说美学和思想见地,从来不迎合哪一种流行或奇异的创作路数,而且表现在他坦荡的性格中,他自己就说《七层宝塔》是由一次“深扎”活动触发,这在“排异性”极强的创作潮流中,是多么可贵的真诚呢。朱辉也是理性的,一位理性的浪漫主义作家。他十分善于运用自己擅长的科学思维,用科学的方式架构小说,就像这“七层宝塔”的建构一样,巍然屹立着。王安忆说,小说真的好像钟表,好的境界就像科学,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观,你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朱辉的小说就有这样一种科学与美学浑融交错的魅力。

鲁迅在另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为雷峰塔的倒掉叫好喝彩,大骂“活该”。朱辉在《七层宝塔》中当然没有表现出这样愤世嫉俗的慨然,相反,他倒似乎写满了同情和不安,尤其在那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所深藏的浓郁悲哀,不能不让人生发出种种无奈又凄然的叹息。说到底,朱辉的小说和他的人一样,是温情的,他有一副令人心疼的暖心肠。但作为一位严苛的读者来说,我希望他的小说可以冷一些,冷一些,再冷一些。冷厉。冷峭。冷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