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
韩松刚
朱辉的小说往往带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暗红与枯白》《红口白牙》《加里曼丹》等等皆如此。短篇小说《七层宝塔》（《钟山》2017年第4期）延续了这一风格。“塔”是印度梵语的译音，本义是坟墓，是古代印度高僧圆寂后用来埋放骨灰的地方。汉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宝塔成为重要的有着特定形式和美学风格的传统建筑形式。从表面上看，小说借宝塔的倒掉，暗喻了乡土文明的式微和消亡，以及现代社会精神信仰的沦丧和塌方，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理解这篇小说，虽然正确无误，其所蕴含的丰富性则失了光彩。
好的小说，不仅引发读者的心灵共鸣，而且诱发思想的触类旁通。读朱辉的《七层宝塔》，让我不期然地想到了鲁迅的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那句非常有名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就出自此文。鲁迅借雷峰塔的倒掉，无情地指出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固执守旧，自私自利。有病自然要医治，药方便是“破坏”，所谓“不破不立”，但作者也认识到，“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破坏”有“寇盗式的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和“革新的破坏者”三种，我们需要的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
毕飞宇说，汪曾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是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因此，《受戒》中写道，当和尚的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简直有点石破天惊了。汪曾祺反对“伪崇高”，主张回归生活。回到生计，就是回归中国小说的精神内核之中。在这点上，朱辉的确承继了汪曾祺小说的传统。朱辉的小说很实，不飘，即便是抒情性的表达和诗意化的描述，也是贴着地面疾行，攻城略地之后，依然留有浓浓的世俗化气息和烟火缭绕的人间温情。他热爱生活，对现实世界投以温柔的拥抱。已故评论家黄毓璜曾评价朱辉的小说道：“就小说的叙事格局而言，朱辉的路数不妨隶属于‘写实’，也无妨类分为‘日常’。他能够凭借语言的跳脱和妙趣，凭借细节的弹性和拉力，把那些频发抑或偶发、惯常抑或异常的故事拿捏得活灵活现而有滋有味。”《七层宝塔》依然持守这样的审美向度。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宝塔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他代表了唐老爹一代人心中激荡着的无尽孤独和忧愁，“宝塔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直立千年的宝塔没了，唐老爹的腿软了”。然而，于阿虎这代人来说，宝塔的存在与否，意义并不大，“阿虎关心的是门面，不是宝塔”。唐老爹的生活理想与阿虎的现实理想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这两者是冲突的，但无对错之分。朱辉借宝塔暗喻所指，自然地透露出一种象征意义，但其最可贵之处并不在此，而在于小说并没有喧宾夺主地嵌入一种主观的思想表达，相反，他在模糊的美学熏染中把这种“理想”的冲突尽量消弭在冷与暖交织的人性复杂中。
宝塔的倒塌，预示了一种理想的破灭，但新的理想同时在重生，所谓生死与轮回本就是佛教思想的原旨。在当下社会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中，宝塔倒掉与否实在是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悲哀更多地体现在茫然的现实和无奈的抉择中。安于现状，反抗平庸，说不好哪一种才是理想的归宿。城乡巨变之下，人们之间的陌生感也在加剧，这是不可抗拒的现实。朱辉也从来不掩饰这种残酷，更不逃避这些无奈，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细细地剥开来给大家看，美的、丑的，善的、恶的，冷的、暖的，都无情地撕裂，透着一种血淋淋的光亮，这是多么深沉的痛苦呢。朱辉说：“我经常提醒自己要恰当地看待自己的痛苦；过分的自怨自怜事实上会妨碍自己的写作。我也时常提醒自己要恰当地对待他人的痛苦；只有关心他们、悲悯地对待他人苦厄的人才能恰当地认识自己的困难，才能给自己的‘个人写作’找到恰当的坐标。”
朱辉用一部部精彩的小说坐实着这个坐标，尽管这是一条无比孤独的心路历程。可是哪个作家不孤独呢？朱辉是孤独着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孤独不仅体现在创作道路上的自我坚守，他有着自己的小说美学和思想见地，从来不迎合哪一种流行或奇异的创作路数，而且表现在他坦荡的性格中，他自己就说《七层宝塔》是由一次“深扎”活动触发，这在“排异性”极强的创作潮流中，是多么可贵的真诚呢。朱辉也是理性的，一位理性的浪漫主义作家。他十分善于运用自己擅长的科学思维，用科学的方式架构小说，就像这“七层宝塔”的建构一样，巍然屹立着。王安忆说，小说真的好像钟表，好的境界就像科学，它嵌得那么好，很美观，你一眼看过去，它那么周密，如此平衡，而这种平衡会产生力度，会有效率。朱辉的小说就有这样一种科学与美学浑融交错的魅力。
鲁迅在另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为雷峰塔的倒掉叫好喝彩，大骂“活该”。朱辉在《七层宝塔》中当然没有表现出这样愤世嫉俗的慨然，相反，他倒似乎写满了同情和不安，尤其在那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所深藏的浓郁悲哀，不能不让人生发出种种无奈又凄然的叹息。说到底，朱辉的小说和他的人一样，是温情的，他有一副令人心疼的暖心肠。但作为一位严苛的读者来说，我希望他的小说可以冷一些，冷一些，再冷一些。冷厉。冷峭。冷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