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怀乡与诗意解构(三)

 

二、抛弃与告别:悲悯背后的西绪弗斯式悲壮

我在《“以水润德”与“似水柔情”的人物塑造》里,曾作过预言,如果刘仁前接续这两部长篇写的话,他的第三部,应该是青春成长类的小说,且笔触锁定在柳永这一代人的成长角度。

在《刘仁前的“香河世界”》里,我曾经谈到,《香河》与《浮城》非常具有代表性地勾勒出刘仁前“香河世界”的全部轮廓。既然“香河世界”的全部轮廓已经呈现,那么,赓续其后的第三部作品,则应该是香河人的走出香河、走向外部世界。

因而,刘仁前在这部青春成长小说中,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月城,这里自然便产生一种人与城市的紧张关系的主题,这种紧张的主题,作家是以残缺与寻找的方式来展开的。这里的香河与人物形成了一种相互抛弃的关系,在形成这部小说失故乡主题的同时,作品展现了香河儿女在走出香河时的感情波折与遭际,并将新的时代元素和残缺意象安排在了《残月》里。

巴赫金在《时间形式与长篇小说中的时空关系》一文里,曾总结出长篇小说的四大空间意象:道路/城堡/沙龙/门坎。城堡历来是小说家们所醉心的空间意象。刘仁前在这本作品里,选择了月城这一城堡。同时,也选择了道路这一空间意象。正如巴赫金所言,这里的道路也可以是“人生的道路”。柳永以及围绕柳永的三个女性,四个年轻人的人生道路选择,因而也就成为这部作品的主题。不过,这里的人生道路,更多的是带着迷茫、没有方向的意蕴。

饶有意味的是,作品最后写柳永曾回到香河为曾祖父上坟,这似乎形成了一种与其父辈走出香河的呼应,但这一份乡情点缀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栖止与精神的疗伤。

这样,我们便又发现一点,在《浮城》里,那方水土,那些民俗与乡情一一消逝,是以柳安然的去世来隐喻一种被埋葬的主题的,而在《残月》里,则以柳永的再度扎入都市红尘来显示一种疯狂与欲望,虽然历经残缺或缺憾,然而却来势凶猛、一发不可收拾。

因而,《残月》的结尾是秦晓月的出走,就有了意味深长的涵意。一方面,秦晓月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呼唤,但另一方面,秦晓月的出走并不是一种回归,而是一种向南方深圳的寻求。这种寻求的轨迹意味着什么,相信,深圳这一城市的符号意义便能显示出这其中的意蕴。我们可以认为秦晓月的是为了让残缺丰盈起来,但秦晓月的这份努力与执着,却是使自己的那个小家庭的残缺作为前提的,秦晓月的这份执着里,有着不甘,但同样有着自己无法控制的欲望与疯狂。

诚如作者刘仁前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残月》这部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是丰富又荒芜的,命运的变化、取舍,左右抉择的因素太多……”

这样看来,《残月》这部新作,在形成失故乡或与故乡形成相互抛弃关系的同时,也表明了作家突破香河世界或告别乡土的文学转型。这种抛弃与告别,非常契合小说的悲悯风格,并进而表明了作家是在以字里行间的悲悯情怀在与这个日益具有侵犯性的外部物质世界作一种带有西绪弗斯式悲壮的困兽犹斗。

三、寻找与叩问:《残月》重大隐性主题的设置

这种悲悯情怀,这种带有西绪弗斯式悲壮的困兽犹斗,表明了作家在《香河》三部曲的最后,终于进行了一次庞大的香河告别仪式,也显示出作家努力突破自己、与自己的过去诀别的写作智慧。如果我们再细细推敲,我们发现,作品还设置了一种隐性主题,即:忧虑、寻找与叩问。如前所言,这部作品的空间意象之一是道路,而围绕这一意象的,则有四个年轻人的寻找主题的设定。这一隐性主题表明的是作家的问题焦虑,虽然这部作品是在以一个饶舌的说书人的隐性叙事者角色出现的,且这种饶舌有时候甚至以一种幽默与欢快的叙事笔调来完成。

这种焦虑,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我们如何安顿好自己的灵与肉,如何寻找到精神的栖息地,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首先考虑的,否则,我们的一切寻找,都将茫然无绪。作品中四个主要人物,最后的人生行为竟然都是寻找,这一点,实在意味深长。

第二、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与时代,几近空洞。空洞的人们茫然、失落、寂寞、无聊,而呈现出一种空虚状态,并进而形成当下中国因现代化进程而造成的精神空洞状态或沙化状态,令人堪忧。

第三、面对这样的空虚与空洞,我们拿什么去填充?我们还有没有能力高扬我们的精神去做这样的填补工作?而第三个层面的重力叩问则是:我们还有我们曾经标示自己为万物灵长的高贵精神吗?

这最后一点,可能正是作家写作这部书的真正目的所在。

作品的结尾,借秦晓月暗吟“杨柳岸晓风残月”来呈现诗意缺失的残破月城和精神沙化的人性面目。在宋词里与这一意象紧紧连在一起的则是柳永则在暗问:今宵酒醒何处?而《残月》的主人公,名字也是柳永,这种巧合,可能寓含了作品中的人物对自身及这座城市的双重叩问:今日我们魂归何处?

由此看来,在小说技术已经成熟的当下,“怎么写”实在不是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写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写?

这又可以看成是深具悲悯、忧虑之心与作家神圣责任感的刘仁前推送到每一个作家面前的两道难题。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陆续读到仁前兄的“香河三部曲”。我们有相同的生活背景,生长地只有一水之隔,或者说我们都住在“香河村”、喝“香河水”长大。这让我很容易进入仁前的小说世界,在那里,我与柳安然和他的子孙们再度重逢,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人物。《香河》《浮城》和《残月》,首先唤起我的乡村记忆,并返回已经消失的、残留的和正在发生变化的乡镇生活之中。

但这样的阅读感受不只是我的乡村经验和小说文本的吻合,而是审美力量的反应。仁前对小说艺术有自己的理解,他没有故意地先锋,也未固守现实主义。我觉得他在小说的叙述语言、节奏、细节和故事的展开以及人物的塑造方面,找到了与他描写的对象之间的切合点。读“香河三部曲”,觉得在生活之中,又在艺术的世界里。

“香河三部曲”显示了仁前小说创作的宏大抱负。一个作家其实只有一条河,一座村庄,即便小说中的人物迁徙或远走他乡,香河水仍然是他流淌的血脉。仁前不仅呈现了风俗画,还再现了一种生存方式,以及众多人性的故事。之前,我们已经有柳堡、王家庄,现在又有仁前的香河。我对是否使用“里下河文学作家群”或“里下河文学流派”一直持谨慎态度。但无论怎样,“香河三部曲”确实呈现了“里下河文学”的气象,这是江苏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贾梦玮(《钟山》杂志主编)

刘仁前是《钟山》的作者,他的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研讨会召开,我代表《钟山》表示祝贺应在情理之中。

仁前是里下河孕育的作家,里下河似乎已溶进了他的血液里,此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世态人心在“香河三部曲”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表达,这也是事实。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后人要通过“香河三部曲”来研究里下河的历史也未可知。认识作用本来就是文学的重要功用之一。

但文学的终极目标是“审美”,作家故乡的所谓“生活”、“人民”等等充其量只是作品的“场景”、“道具”的“影子”,和“审美”隔着相当的距离。福克纳说他自己一生就写了故乡奥克斯福那么一个邮票大的地方,有人认为这是谦虚;其实,这是极具雄心的一句话:他通过一张邮票表达了万千世界,又超越了万千世界,发现了人类灵魂的种种秘密。福克纳的作品与那张邮票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他的心有多大。优秀的作家从来不会拿现实做参照,而他的作品却成了现实最好的参照。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余华都是福克纳的私淑弟子,他们也都有自己一张小小的邮票,这邮票只供一些批评家反复谈论,与作家的创作没多大关系。

我的意思是,仁前小说的新境界,从他“忘”了里下河开始。

马永波(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员)

几年前关于刘仁前的系列小说“《香河》三部曲”之第一部《香河》,我曾就其若干特征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没有曲折的情节、激烈的动作和所谓的核心人物,作者似乎在刻意为我们还原一种生活的原生态,作者似乎有意淡化所谓的主题,而让乡间诸般事物一一呈现”。

在《浮城》中,作者对于上一部作品的情节淡化的特性,似乎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情节变得曲折而有合乎逻辑的发展,有源起,有突转,也有高潮。为了配合情节的推进,作者合理地吸纳了电影手段,比如交叉蒙太奇,比如闪回,从而将现实与历史的两条线索有机穿插起来,使作品获得了历史纵深感。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江苏农村的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发展的大的时代背景中展开,忠实还原了那个特定年代的时代氛围、人的精神风貌。小说末尾尤其带有戏剧舞台效果,主人公的幻觉中饱含了对亡者的怀念,对自己过往真实爱情之消亡的悲悼,同时也弥漫着政治生涯悲剧性的幻灭之感,林林总总,五味杂陈,都糅合在一起,并呼应了小说开篇两位主人公的久别重逢。重逢和永别,构成人生一个玄妙的循环。

一如既往地,作者化用了很多地方方言,生动别致之外,促使读者思考现代性不可遏止的步伐中,如何重新地域化,以持存文化群落的多样性这些问题。虽然方言的比例并不很大,但也足够使读者体会到整体上的语言姿态和地域气质。小说中引人注目的还有散落在叙事中的富有诗意的描述,如对童年取鱼摸虾、野蜂在土墙洞里酿蜜、顽童偷青蚕豆、开满油菜花像船一般飘浮着的垛田等等的回忆,都是十分宝贵的,不但使整部作品的气氛浓郁可感,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情节推进埋下伏笔。也正因为如此,我将刘仁前的写作定义为“有根性的写作”,他的这三部世系小说,便是证明。这种根性有助于保持原则与事实、判断与观察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对于维护小说的真实性来说极其必要。为了更加突出小说的真实色彩,作者不惜编织进大量数字,虽给阅读带来些许的枯涩,但也很有必要。

作者对农村风物和农事劳作、江南建筑与民俗,乃至多种专业的专门性知识,都有娴熟的掌握和细致了解。这是小说家令我们诗人最为佩服的地方:他必须是个杂家,他必须对待各种相关知识的处理就像木匠斜着眼睛吊线一样精准,他对词语的运用必须像劈柴者一样稳、准、狠。这一点,刘仁前做到了,且做得十分出色,不生硬,反而趣味盎然。

当然,在我看来,这部小说还有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比如,整部小说完全采用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全能视角,显得有些单调,尽管作者对于现代主义之后的写作手段可能是有意回避的,但适当吸纳一些新锐的技巧,有可能会使小说的生命力更为焕发,更有层次。

张宗刚(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研究员)

五年前的2010年秋,我们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跟省作协联手举办了刘仁前作品研讨会。在那之前是知道刘仁前名字的,但觉得他不是一个强大的作家;然而真正读到《香河》的时候很震惊,上次我的评价是:读刘仁前的《香河》和读刘仁前此前的中短篇集子,感觉就像读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读陈忠实此前的中短篇文本一样,其间所彰显的艺术水准的飞跃之迅猛,令人惊艳。刘仁前的第一部小说就体现出了很强的专业精神,很不错的技术指标,用一句话来说即“一出手就是高峰”,所以刚才好多嘉宾直言《香河》可以排在第一位,我觉得这个评价比较客观,《香河》在艺术指标、成熟度等等各个方面确实令人惊叹,元气充沛,非常好。刘仁前很有才气,但他的书写并不放肆,就是说他控制得不错,不像现在好多作家特别是有些基层作者,倚仗着一腔原本可贵的天然野性,任性书写,肆意挥霍一己才情,于是文本中时见旁枝芜叶、残枝败叶,层层叠叠,纠结夹缠,实在碍人眼目。我觉得这类作者是走不长远的,因为缺乏文本控制能力。在这方面,刘仁前已经具备了很强的专业精神。梨园行当有个词,就是汪曾祺在文章中批评过的“洒狗血”:声嘶力竭,哗众取宠,会赢得很多掌声,但观众并不真的佩服你。刘仁前这一点不错,一直沉静淡定,笔力控制得非常好,有种举重若轻、以柔克刚的感觉。

个人认为扬州、泰州一带文学,如果上溯其人文传统的话,有三个关键性的人物可供理解,一个是唐代的张若虚,一个是宋代的秦少游,还有一个就是当代的汪曾祺。他们文本中所体现的,就是孔夫子说的“中庸”精神,就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就是一种至高的审美境界。所以按照民国诗人和学者闻一多的说法,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唐诗排行榜里面,是可以排第一的,李白杜甫玩不过他的,好多人对此表示认同。这种说法的道理,就在于《春江花月夜》有着非常高的技术含量和指标,而技术和艺术是相连的,张若虚通篇控制得非常好,没有过头的东西,一切都得当、得体、合宜。宋代词坛的婉约派宗师秦少游同样如此。直到当代的汪曾祺,文字依然呈现出非常高的段位。我看到刘仁前作品里,很多段落能够直接和汪曾祺接轨,很多描写深得汪氏真传,甚至也有点刘绍棠乡土小说的特色,充满着野生的、蓬勃的力量。至于有人认为刘仁前的文字也像废名,只能说某些地方像,总体上不太像吧。因为废名的东西比较清冷,有点老僧入定的感觉,出家人的那种东西;而刘仁前的文字是发散着向上的生命活力的。

今天的我们,置身于一个文学密集恐惧症的时代,刘仁前有这么一个三部曲的长篇出手,值得祝贺。尽管刚才发言中做的“排行榜”,大家都直言不讳,包括丁帆先生诚恳地指出了文本中的不足,但个人感觉,刘仁前能把“香河三部曲”一气呵成地写下来,总体比较均衡,本身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众所周知,在文艺史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三部曲一部比一部写得好的似乎还没有过,我们很难超越人类的极限。所以刘仁前这种内力、内气和元气控制得很好,一开始就体现出很强的专业精神、很不错的技术指标。《残月》里面涉及到的2008北京奥运等等,一些必然的流行元素,他将这些都融入进去的同时,也难免会给人贴标签的嫌疑。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非常发达,几千年下来,已沉淀为非常好的资源,写来驾轻就熟;你要离开这个、另作探索创新的话,那么你所介入的城市文学层面,还没有经过足够的沉淀,必然会大大增加写作的难度。中国城市文学传统,总体看仍然是乏善可陈,我个人甚至觉得:真正理想的城市文学,大概也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或曰存在于想象之中。大致可以这么说吧。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以至张爱玲,我觉得他们笔下的那种城市文学形态可能成熟些,但那种成熟跟常态的不一样,有种非常态的、变形的东西在里面。或者讲当代作家王小波的东西,他的文字大概带有城市文学的特点,但往往具有明显的解构性和颠覆性特质。刘仁前在《残月》中直接以柳永,这个北宋王朝的词坛大腕、娱乐界浪子的名字为主人公命名,比较戏谑化,带有某种后现代式的解构意味,这跟乡村文学的写法都不太一样的,但刘仁前做了些力所能及的探索,刚刚众位专家也都予以肯定。

从上次研讨会到今天,五年下来,我们很欣慰,刘仁前已经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尽管刘仁前很谦虚地自称是一个基层作者,但当初第一眼看到《香河》时,就觉得这肯定不应该是一个泰州的刘仁前,至少应该是江苏的刘仁前。我也由衷地希望,有一天能够底气十足地称他为“中国的刘仁前”,因为他长篇小说的写作能力是比较强、比较内行的。——其实有些话题,我们人为地给它设定了一个禁忌,比如说到写长篇小说,必须要有一种充沛的“文气”,也是写长篇的前提和基础。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写长篇?其实说白了,就是种种主客观原因所致,他自己感觉写长篇hold不住,文气不足,真要写的话也许会有点自取其辱,所以干脆不写,以保持写作的尊严,就这么简单。所以好多人不愿意写长篇,吃力不讨好。写长篇的人我还是很佩服的,比如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他的文气非常充沛,天生就是写长篇的料。比较一下刘仁前的不同作品,包括很多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个人认为他非常适合写长篇。因此真的希望他能够做大做强,以里下河为发源地,一步一步从泰州、从江苏走出去,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张王飞(江苏省作协巡视员、原党组副书记)

刘仁前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今天的研讨会是对他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阶段性的丰硕成果的总结。《香河》写了“文革”时期的一条河、一座村庄,《浮城》写了官场浮沉,《残月》写了三个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都有残缺的女人。他的“香河三部曲”的主要贡献,一是书写跨越半个世纪的苏中农村地区的、由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发展的历史;二是风俗画、风景画、风情画的描写,体现得最好的是《香河》;三是对农村和小城市几代青年男女的情爱描写,这些成就与作者的生活和情感积累是分不开的,他生活积累和情感积累非常丰富,这也是他的作品里最拿魂的地方。

小说人物个性鲜明,每一部都是一个男主人公与三个女人的故事,其中很多细节描写非常到位,还有就是非常“生态”的语言,将里下河的方言运用得非常自如。当然小说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关于性爱的描写稍微多了一点,有些地方的描写有点重复,有些地名和人名写太实了一点。

刘仁前(泰州市文联主席)

今天由衷感谢所有与会专家对“香河三部曲”的肯定和鼓励性的点评、文本性的剖析和批评,以及对我本人创作所提出的中肯而真诚的意见和建议。我会好好地思考,进行消化吸收,滋养自己,用以指导以后的作品写作。

借今天这样的机会,我想向各位汇报的题目是: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多一个或少一个像我这样的作家,其实并不重要。但就那个处于里下河地域的我的家乡兴化而言,有了我这样的书写,则让家乡多了一个让世人知晓了解她的路径和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自己的书写对家乡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当然缘于我对家乡那份血浓于水的深情,一份赤子情怀,一份深深的爱恋。

“香河三部曲”正是基于这样内核性的思想而进行创作的。当然,这种对家乡爱的表达,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是变化着的。我曾经说过,读者朋友也好,专家学者也好,他们能从《香河》里读到一种浓郁的里下河风情,我很高兴。《香河》描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化水乡的淳朴风情,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在那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乡村,保持着最自然的风光和最美好的生态。对于《香河》,我抱有的是一份浓厚的怀旧心理。但是,我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这些。《香河》里,绝不仅仅有“风俗风物风情”。我想告诉世人,“文革”背景下,在“香河”这样一个特定地域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文革”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对于他们而言,似乎够不上“灾难”,更不用说“浩劫”。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文革”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灾难”,是“浩劫”。《香河》想提供另外一个视角的“文革”书写。到目前为止,这样看《香河》,这样讨论《香河》的还不多。

《浮城》中,时间已经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物也从乡村跳到了城市,虽然矛盾冲突、情感纠葛,还是与父辈们类似,但大环境变了。我对主人公柳成荫是持同情态度,他想实现父辈的期望“学而优则仕”,有所作为,受现实“官场”体制以及个人愿望的支配,他也难免为了实现个人价值、人生理想而搞“大建设”“大开发”,搞自己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虽然我对柳成荫在官场沉浮中表示同情,这并不代表我对他那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就不进行鞭挞,不为那些正在逝去的物事不进行反思。

终结篇《残月》,已来到当下,主人公柳永从城市到了都市,他的成长已经完全脱离祖辈们的成长轨迹,将祖辈们的期望完全打碎,崇尚金钱至上,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演绎自己残缺的人生。可以说,这部作品的批判性更强,直面当下所谓的潮流,普遍的急功近利,金钱至上,道德失范,精神空虚,《残月》试图反映人性的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同时,也在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没有丢失了什么?

在写《残月》时,我对家乡的书写色调是“灰暗”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我的家乡,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我对家乡爱得更深的缘故。正如我前面就已经说到的,我一直坚持“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同样也包括把那些丢失的、遭受破坏的东西告诉读者,让我们一同来反思,为什么当初我们极力想留住一个不消失的原始乡村,现在却消失了?为什么很多原生态美景现在只有在生态园区才能看到?那些本应葆有的所在为何都盆景化了?借用一句时髦一点的说法,怎样才能“记得住乡愁”?

从骨子里来讲,我本人还是一个农民,不管是否穿着西装、打了领带、穿着皮鞋,也不管是否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坐在高档的轿车里,我知道,自己骨子里面,自己血管里所流淌的,还是一个农民的情愫。我写“香河三部曲”,不是想借助故乡去表现什么,我要表现的就是故乡。我是要告诉人们,我的故乡是个什么样子,我故乡的乡亲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想让更多的人能记住我的家乡,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写小说的意义之所在。从这样的角度而言,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私心”的,“狭隘”的作家。

文字整理:朱晓陶、周卫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