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民》——沙黑短篇小说选集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

 

 

作者简介

沙黑(1945.12—),海陵人,六七十年代插队高邮农村,八十年代以来著有短篇中篇长篇小说、随笔、戏剧等作品约三百万字,做过工人、编辑。泰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编剧。

 

 

街 民

——沙黑短篇小说选集

 

 

 

目录

 

街民------------------------------------------------------------------------

斜柳巷记-------------------------------------------------------------------

难忘的小张庄------------------------------------------------------------

课程-------------------------------------------------------------------------

主人--------------------------------------------------------------------------

明天-------------------------------------------------------------------------

前途--------------------------------------------------------------------------

王山轶事--------------------------------------------------------------------

盐----------------------------------------------------------------------------

豪杰--------------------------------------------------------------------------

碎片--------------------------------------------------------------------------

 

 

 

 

 

 

 

 

 

 

 

短篇小说

 

街 民

 

 

张  二

 

考棚街上的人,都认得他叫张二。

张二住在考棚街中山塔前,那里围绕街心住了一转儿人家,张二就在一个单间的小屋子里安身,一个人过。

他靠挑水吃饭。考棚街人吃水有三个来源。一是天落水,每当大雨,必把家中大缸小缸的都弄满;二是城河水,那就要走头、二里路,到东城河或北城河去挑、抬;三是井水,最正常吃、用的便是井水。考棚街的井不止一个,不在大街上,七拐八弯的在某一条巷子里,附近的人都知道。中山塔面前这一转儿人家用的井,在古家巷,叫做古家井。

张二春夏秋冬,年复一年,脚步不离古家井。他给人家送一担水,收二分钱。一个上午挑二十担水,下午再挑十担八担,就不挑了。后来物价有点上涨,送一担水就收到三分钱。

一般有劳力的人家,不喊他挑水。或者是男人挑一副水桶上井,或者是女人挑一副水桶上井,或者是半大的孩子二人抬一只水桶上井。大多数人家水桶都有自己的,吊桶也有自己的,尽量不求人,但有人来借,也借。每天的井上,忙得很,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真是这样。

张二上井,是不站在旁边等的。他走过去,很温和地插进井边的人圈里,把吊桶往井下放。挤在一起的人们一见是他,也就让,晓得他是靠挑水吃饭,耽误不得。

张二的吊桶特别好。那也是白铁皮敲的,但总是像新的一样,从井下打水上来,有一下子是一下子。一般人家用的吊桶,就什么样的都有了:有换过底因而变得矮佬似的了,有打上来时只剩下半边耳子还勾着的,有一边打上来一边哗哗漏水的,更时常有绳子断了耳子滑了把吊桶掉在井里的,于是就要用几根竹竿接起来去捞。张二见到有的人捞得不利索,就拿过竿子来,把下面绑的钩子查一查,伸下去,闭起眼睛,一会儿就把吊桶找到了,悠着提了上来。张二打水,那吊桶下去,就进了水,他拎着绳子往下一抖,井里“扑通”一声,就满了。他打过水,那吊桶绳子一把一把的不乱,也不湿。他挑水走了时,那吊桶就放在井旁一颗树下,绳子搭在树丫上,没有人动他的吊桶,如果有人去拿用,别的人就会说:“那是张二的!”

张二挑水的那副水桶也特别好。做得很有样子,桶底略小,桶身略显弧形,不像一般水桶直上直下笨头笨脑,也不像江南人的水桶过于纤巧。张二的水桶用板不厚,上下有两道铁皮箍。还有一点,为一般水桶所没有,他的水桶里外结着一些青苔,板缝处尤多,鲜绿,这水桶就更不漏水了,从里面倒出来的水也好像更碧净。平常人家的水桶,搁一天不用,用时就要泡一泡涨一涨,每年还要记住上桐油。张二的水桶不需要这样。

张二的那条扁担也出色。一般人家的所谓扁担,有毛竹片子的,有是一支竹杠的,有用拴门杠临时凑合的,有将断未断上了夹板的,真是五花八门。而张二的扁担才称得上是扁担!那是桑木的,坚韧,桐油抹成了枣红色,上面不见一个伤疤;两头做得翘翘的,担在肩上像一把大弓,又像一弯新月。棕绳绕着花样固定系在扁担两端,下面是铁钩子,挑水时往水桶把子上一钩,腰一挣,一担水就晃悠悠挑起来了。

张二挑水,走路有规矩节奏,不急不缓,一步一晃,那扁担搁在肩上是前面略少,后面略多,一只手搁在前面扁担上,一只手空着,步子“嚓嚓嚓,嚓嚓嚓……”。省劲就全靠这支两头翘翘的扁担,还有步子,还有搁在扁担上那只手。步子走得好,扁担上下点头也正好,手是略微压着扁担的,或轻或重。张二挑着水走路,专注而又轻快,显出一个职业挑水人的熟练与优美。

水送到人家了,不歇担子,肩头上有数。扁担一头略一高起,手就势一拎,一桶水哗啦下了缸;扁担这头再一高起,那只手又就势一拎,又一桶水哗啦下了缸。好像没有费劲。不作兴缸外面泼洒出水来,也不作兴把人家的水缸碰出响声来。

夏天的时候,张二穿一条大裆的齐膝短裤,蓝布的,一掖,腰上用宽宽的黑布带系紧。上身就赤膊,一块青色的方布折成三角巾斜扎在身上,在胸前打个结。他精瘦有力,不粗壮。不矮,二号个子。

冷天的时候,他上身一件小棉袄,下身是两条单裤,裤脚卷起来,在膝盖以下用细带子一扎,露出小腿。不论热天与冷天,他挑水时就是赤脚穿一双草鞋,那草鞋在大拇趾着力处缠绕了布条儿。挑水前,他把小腿与脚都抹上“凡士林”,油晃晃的,水浸泡不到他的皮肤,洒上去成为细碎的水珠。下午,他就到雅堂浴室脱在最低等座位上去洗个澡,不过五分钱。雅堂就在南边,脚一抬就到了。

张二早上在家门口烧饼店里买三个大炉烧饼,站着吃掉。先扒底子吃,再吃中间的瓤子,最后吃红堂堂的面子,上面尽是芝麻。吃得认真、仔细。他挑水时顺便就把中饭菜买好,或者拢豆腐店买两块豆腐,或者跟挑担子的买一扎青菜,有时也会剁一块肉、拎条把鱼。中饭是他自己烧,烟从他的小屋子里弥漫出来,往街上散。他烧的是锅腔。张二不找女人,也没听说他有什么不规矩的事。人家说他怕闻马桶味。不过张二对女人和对男人一样,也很谦和。

张二挑水最多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食堂的水塔断水了,喊他送水;二是开水炉上叫他。开水炉是张三开的。张三也是到井上取水,但有时一个人来不及,就叫张二。张二与张三各是一张,没有亲,张三比张二还大几岁。张二如果这一天水挑多了,晚上就必定看到他坐在门口喝酒。猪头肉、猪尾子,几个麻雀,都是从烧腊摊上买来,每每还有一包油炸蚕豆瓣。

张二给人家挑水,是弄熟了的。谁家的水缸盛几担水,什么时候要去挑了,一清二楚。如果人家说:“缸脚子怕的要打一打了。”张二就帮人家把水缸里弄干净。那得把水缸扳倒,把里面用抹布洗一洗,再用清水冲两回。水挑好了,人家就给他钱,一边还说:“夏夏(谢谢)你!”张二就接过钱,说:“不要夏(谢),不要夏(谢)。”

张二生得周周正正的。他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从来听不到他有什么高声,即使挑水,也不大声打号子,至多轻轻地一哼一哼的。简朴的考棚街安宁、满足,他也是安宁、满足里的一个。

后来,江州城兴办了自来水,一开始是一处装一个龙头,大家拿了桶去放水。中山塔这一转儿人家,就公推张二管水,水龙头安装在他那门口。这时的张二,人有点老了,挑水已见着些吃力。放一桶水,收一分钱。张二说:“就随它去吧!”但人家还是如数把钱丢在那小木头盒子里。这时,张二脸上就起了些愧色。

再后来,一家一户渐渐都安装了自来水,张二门口的公用龙头就闲起来了。

现在,人们在用自来水的同时,天落水、河水、井水有时也是要用的。天落水烧茶好,河水煎药好,井水寒暖夏凉。所以,古家巷里那口井也还没有废弃。有一天晚上,井旁人家看到老张二拄了拐杖在路边上望着井,望了好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呢?不曾有人去问他。

 

 

子  云

 

子云十七岁出去学生意,之前,是在家里念书:由据说中过秀才的祖父教他,诗云子曰;还有写毛笔字,临帖。

子云学生意,是在江都仙女庙,在西边,八十里路,坐船。他学的是钱庄,庆阳号。一进门,坐下来填了一张单子,姓名、岁数、家庭地址。老板看到了,问他大字能不能写?他说写过的。老板就叫人拿来宣纸、大笔。钱庄里的人就都来看小学徒写字。写的是庆阳钱庄的嵌字立志对子,现成的,“庆云多景色,阳气暖晴春”。站着写,悬肘,一笔一笔,写得规真,娟秀有骨,似乎不比挂在墙上的差。看的人就都说好,懂的人说这是诸遂良的体。老板吩咐:“给它收起来。”老板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学生意先是学算盘。桌上摆两个大算盘,双手打,要打得手指如飞,响声悦耳才行。后来就渐渐学账理。子云自己,天天早起临一通帖、晚上临一通帖。

仙女庙热闹、好玩。有寺、有庙、有宫、有庵、有堂、有馆,都不止一处;五条渡口,一道大关,还有六街、十桥。长江里闽浙来的木排,北边高、宝、兴来的米船,东边通、海来的咸货,满河满港。

子云学徒三年,没有朝外面伸过一脚。

他弄的账,没有错过一回。

满师之后,他才出去玩。别的地方先没有去,只问大圣寺在什么地方,去了之后就站在山门前仰起头来看,那上面有四个字:“古大圣寺”,是康熙甲戌榜眼顾图河写的,早就听说了。

老板就叫子云跟着“内账房”大先生,这就意味着子云以后做大先生,当时他才二十岁。

也没有人说是老板偏爱,事实上子云算盘好,账理清。打“归元”,五位小数,加减乘除,铜元、大洋、小洋,存放计息、汇兑往来,头绪繁多,双手算盘,一气要打半天,不能差错分毫,这种硬功夫,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得到的。

钱庄里有厨房,头二十个职员都在里面吃饭。钱庄里吃得好,虽非顿顿筵席,却也月月元宵。早上子云还在房间里练字的时候,厨房师傅就先给他送来一碗莲子银耳汤。等他字写好了,就吃点心,还有一小碗鱼汤盖交面。一般职员和学徒,是自己到厨房吃,也没有莲子银耳汤,只有少数几个职员,才有这种待遇。子云二十岁就成了高级职员。

人们对子云不嫉妒,因为他规矩、谦虚、随和,那是从小儿中过秀才的祖父教出来的。他走出来,众皆仰视,但“少年得志”这几个字,却不忍加到他头上,他毫无“得志”之意,倒是比较可爱。

渐渐地,仙女庙的商号,家家都有子云书写的对子,送到扬州精裱,悬挂在店堂里。比如,药店里的对子:“恒心采取长生药,德性炼成不老丹”,茶馆里的对子:“松涛烹雪醒诗梦,石鼎餐云荡俗肠”;剃头店里也有对子:“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此外,还有“交以道接以礼,近者悦远者来”,不一而足。

庆阳钱庄银房门口的一副对子,也是子云书写的:“白镪赠君还赠我,青蚨飞去复飞来”。

再以后,扬州、镇江、苏州、上海,也都有了子云写的对子,这是那些做钱业生意的人,向子云索讨带去的。

子云就做了庆阳钱庄的女婿。

跟外面做钱业生意的事情,子云不擅长,他只做账,老板也只要他管好一本账,大先生养在家里,再好没有。

子云是从江州彩衣街出去的,他是王家的老二。到外埠学生意有了这样的出息,街民们莫不称道,多少人家训子弟遂以子云为楷模。

庆阳钱庄的老板派了人到江州来,就在彩衣街上买了六间屋、两间门面,整旧如新,开了小巧一个银楼,店号宝和。店堂里悬挂一对金碧辉煌的招牌:“宝光璀璨,和气冲盈”,自然,是子云书写。这座银楼,就算老板给女儿的陪嫁。

这简直是天禄街“饮香书场”说书的嘴里才有的美事,却成了眼中的实事,岂但彩衣街,一座江州城都轰动了。

银楼自有经理,子云夫妇仍在仙女庙。

没有几年,子云带着有钱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回到了江州,立即把银楼改成了“三友纸笔店”,露眼招风的金银首饰不见了,满山架柜台里是毛笔、黑墨、砚台、宣纸而已。店堂当中挂一副对联:“三省三思三不惑,友直友谅友多闻”,落款是“王子云谨书于江州”。原来,日本鬼子进了中国,眼见得局势动荡,庆阳钱庄也关门了,各自云散。

开个纸笔店,煞是轻松,王子云乐得在楼上写字自娱。

既然有了专门的纸笔店,且老板也大可算得是一位年轻的书家,江州城里书画上的老少文人,就常来常往了。王子云到底是做过生意的,他便又开辟一门面,经营字画。

王子云开了两个店,别人也不晓得他赚不赚钱,倒多是怀疑他并不赚钱,是玩玩的。纸啊笔的他玩得起。

江州书画界从此有两怪之说:一怪叫支振声,自称“梅癖”,一生画梅不辍,愈穷而愈工,所谓“惯将水墨写花枝”;另一怪就是王子云,因为他从小学书,发达靠书,虽在生意场中,所好却惟有其书:“子母不知权衡,云是以书为友”,这是江州一个文人赠他的嵌字对子,子云二字嵌在对首;而他的书法,亦为人尊崇,故被人称为“书痴”。

书者,写也。有请王子云的大笔的,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不间断。那些风雅上的事,写把扇子,写个轴子,凭交情;那些世俗上的事,写招牌,写店号,写碑,就要把红纸封儿备好,这是规矩,都晓得的。但在从前,红纸封儿要交给王子云的管账先生,郑重预约;新社会这些礼也就马虎了,直接就拿着红纸封儿顶了面求字,而且也不晓得里面封了几个钱,这时王子云脸就板起来,眼睛看也不看那红纸封儿,一边铺纸拿笔,一边说:“收起来吧!”来人也就晓得欠礼了,须能应变一些。不过不管怎样,王子云字是照写的,只是人走之后,他要生半天的气。建江州烈士祠,纪念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中的烈士,那几千字的碑文,就是王子云书写的,正规褚体,一笔不苟,至今还在。书写这个碑文,王子云写了有十几天,最后一分钱没有肯收,被誉为“开明”;后来王子云是江州市历届政协委员,大约与此有关。

王子云擅长的还是写对子,他写的对子,雍容、端庄,刚柔兼济。扬州修个园的时候,有一副对子是来请他写的,用的是成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省出版社每年都来跟他要字,出版他几幅春联,到春节的时候,新华书店里有得卖,“红梅迎春”“东风劲吹”之类。

他去世之后,江州书画院和博物馆一查,竟没有收藏他的书法,这个疏忽委实是奇怪。原来,王子云的字虽好,却没有写过什么内容高深的东西,给出版社写的春联,应景话语,难登大雅,谁也没有想到要去收藏,于是皆以为可惜,把烈士祠的碑文拓了下来,把扬州个园的对子拍了照片,终还觉没有真迹。后来,有一个好事者,献了一幅王子云的书法,弥补了这一空白,那书法只有两个字:“抱朴”。据说,当时是请王子云写“知白守黑”四个字的,但王老似觉不妥,不肯写;于是才又请他写这两个字,王老想了一下,说:“朴就是朴素,艰苦朴素。”似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写了。其实他不知道这两个字与那四个字是一个意思,皆源出于老庄。大家都说,王子云缺的,正是这一方面。

 

 

李 少 山

 

李少山是个做烧饼的。他在薛家烧饼店里做。薛家烧饼店夫妻两个,店在考棚街上,家不在。李少山三顿在薛家吃,宿就宿在店里,他没有家。据说他是薛老板老家的乡下投奔来的。

薛家烧饼店门口,是街民们消闲的一个地方。夏日的晏下午,太阳下去了,薛老板和李少山在外面地上洒过水,把案板搬出来,两个人赤着膊“扦膏”(揉面)。薛老板墩实,李少山修伟,都是一身好膘。两个人扦起膏来,那前胸后背和膀子上的肉,一团一团鼓起。他们各自把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面团儿揉过来弄过去,揉扦得平滑而富有弹性似的了,每每就在上面极愉快似的‘啪!”打一个很响的巴掌,在一旁看的人,心里于是也奇怪地极感舒服。

他们两个“扦膏”的时候,老板娘就在那里切大量的葱,刨大量的萝卜丝儿,分别地装进布包里,放在一块门板上,上面再压一块门板,她站在上面,把里面的汁水压掉。老板娘一个人的重量不够,薛老板和李少山就丢下手上的面团,也站到门板上去,以三个人的体重一起压。第二天早上做葱油烧饼和萝卜丝儿烧饼的馅心,就有了。

薛家烧饼店是大炉烧饼,也叫草炉烧饼,麦秸草似乎是整捆地放进去烧,不管夏天冬天,薛老板和李少山都赤膊,戴个布帽子,整个上半身探进火烘烘的大炉里去,把烧饼往炉壁上贴。贴左边的时候,身体朝左;贴右边的时候,身体朝右;贴顶上的时候,身体就仰着。两个人都烤得红堂堂的,流着汗水。烧饼贴好了,一个人叉起炉底红亮的丝丝分明的草灰烘烧饼,另一个人就去帮助老板娘做烧饼,案板上“的的笃笃”地响。

烧饼烘好了,蟹壳黄,就往下铲。用一个长柄的小铲子,轻轻一铲,用一个铁丝大兜子,在底下接着。一兜子烧饼往扁子里一倒。“嗤!”一片脆声,同时就闻到很浓的新鲜的烧饼香。

薛老板就拍拍手上的面粉,来卖烧饼。一炉等不得一炉。大多数街民是买回去坐下来吃,旁边一杯茶。也有人买了就当场站在街头吃,吃得也同样讲究,托着烧饼,先扒底子吃,再吃掉瓤子,再吃掉面子,最后舔尽手上残留的芝麻。

早上的烧饼是圆的,下午做斜角烧饼。斜角烧饼是菱形的,在小炉里烤,碳火,没有大炉烧饼讲究。大炉烧饼三分钱一个,斜角烧饼只卖二分。因小炉烧的碳火,每天下午总有一回,李少山用他肩上的毛巾,或者用桌上的抹布,朝着那方方的炉口打三下,“嘭!嘭!嘭!”这三声传得很远,深巷里的人家也听得见,晓得有斜角烧饼吃了。下午吃斜角烧饼似乎是一种规矩,也似乎是在告诉众街民:时间已经是下午。

薛老板有两个孩子,都像薛老板,他们喊李少山“耶耶”(叔叔)。薛老板李少山每晚总是一起到澡堂里洗澡,一前一后地走。有时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去,大的薛老板搀着,小的骑在李少山颈项上。他们先给孩子洗,洗好了,李少山给孩子穿上衣服,然后用澡堂里的大毛巾把自己拦腰一扎,遮着下体,把孩子抱送到澡堂大门口。老板娘便从等着的人当中站起来,把孩子接过去,带回家。薛老板先洗好了,坐在上面喝茶,给李少山也泡一杯,放在那里。李少山送罢孩子,下池再洗,好半天,洗好上来,就把那杯已经不太烫的茶“啯”一大口。

薛老板家里的水,都是李少山挑。烧饼早市过了,店门口冷清起来,老板娘就第一个回家去;不一会儿,薛老板和李少山把店门关了,也回家去。于是,就看到李少山上井挑水,挑七、八担。

薛老板家里的衣服是老板娘洗;下河去汰,却是李少山。他提着个大“擓络”(竹篮),里面是满满的衣服,甚至还有被褥之类,一只手上拿着捶衣棒,到东城河去。

薛老板家里的烧草、店里用的麦秸草,都不要送草的送,而是李少山带了扁担绳子,直接到北门城外草埠头去买。有时薛老板也去,那就是两副担子。

个把多月下来,李少山就领了两个孩子,一起到剃头店去剪头。剪头的时候,小的要李少山抱着剪。从剃头店出来,三个人的头都是新的,平顶。李少山于是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一支棒儿糖。

后来,薛老板、老板娘和李少山,都成了饮服公司职工,工资定得一样多。他们工作上服从公司调度,时常变动,不在一个烧饼店,也不曾再到过考棚街。李少山的宿处,公家另外有了安排,不远,在税务桥西街,一间小屋。

李少山一天三顿,还是到薛家吃。

薛家的吃水用水,还是李少山到井上挑。

薛家的衣服,还是老板娘洗了,由李少山拎下河去汰。

烧煤球了,薛家的煤球,是李少山到煤球店里运回来。

小孩子大了,洗澡不再要人去接,但每次进澡堂,必定是李少山带了去。李少山手上拿着三个人的换洗小褂裤,两个孩子跟在后面走。

李少山宿舍里,只有简单一张床、一个脸盆架,他的衣服都在薛家,被褥换洗也都是捧到薛家去。李少山的每月工资,都给老板娘,老板娘从中拿出二十元来,给他做零用。

小孩子上学,每年,李少山给买一个新书包。过年的时候,李少山把爆竹买回去。上灯的时候,他买回两只兔子灯。

李少山的衣服总是同薛老板一样的布料、一样的式样。

薛老板与李少山都胖、壮。

一下子,他们都老了。薛老板一共三个孙子,他们喊李少山“二爹”。李少山笑眯眯的,乐哈哈的。孙子上学的书包、过年的爆竹、上灯的灯,便都是“二爹”买。

渐渐地老了之后,李少山坐在薛家的时间,就渐渐地长,只有晚上临睡觉,才回税务桥。有一个孙子跟他去睡,遇到比较黑的地方,孙子就用电筒照着前面的路,李少山就哼一声,既表示赞赏,又表示感谢。

 

 

天  福

 

天福是个人。早几十年,也是布店的店号。店不大,他父亲开的,就在考棚街上。有了天福这个儿子,也就挂出了“天福” 布店的牌子,一时的高兴罢了。

天福这个人,看着个子不高,其实比三号个子还略高些。不能怪,人往横里长了。他块块有肉头,处处饱满着,手伸出来像把蒲扇,脚伸出去是个方的,整个人好比一个大秤砣。脑袋沉硕,颈项粗短,肉鼻厚唇,眉毛阔而不乌,眼睛大而不锐,天然一副憨相。

天福有个弟弟叫天禄,人物英俊,性格豪纵,显着比乃兄强出十分。年轻时,天福喜欢下乡做生意:肩上扛一匹两匹布,带一把竹尺一把剪子,走几十里下去,卖布。天禄忙的是练拳脚,玩朋友。先人去世,没有交代以后谁当家,天禄推天福,理由是:“你老大,店也挂的你的牌子。”天福推天禄,理由是:“你朋友多,走得出去,又比我有脑筋。”推来推去,还是天禄当家。

考棚街上不大看到天福。他大早就下乡去了,下晚才回来。向兄弟交了账,他就没事了,别的一项不问,要紧的就是洗脚。这双脚一走几十里,用热水烫洗一番再惬意不过。洗脚之后,他就一个人坐着,不停地摸摸脚,又摸摸大鼻子,眼睛四处看看,无所思,极其心满意足。夏天,就洗了澡,握一把蒲扇摇到睡觉。

外面当家的是天禄,里面当家的是二娘。天禄当然也让过的,但天福不肯他让,说:“我那个是小脚,由她在厨房里转转;二娘脚是放过的,不方便些?里外有什么事,你们夫妻也好商议。我们两个就吃个现成饭,再好没有。”偏巧二娘原也精明,逢人一脸笑,处事宽严得当。

二娘接连生下一男一女,大娘却还不动不摇,服侍二娘坐月子倒细致周详。弟兄二人晚上小酌,天禄说:“哥,大娘恐怕不中吧?”天福问:“什么不中?”天禄说:“她怎么到今天不生育?”天福脸上略现一点苦恼,但马上便释然说;“不着急。”天禄说:“家里这几个钱还是有的,是不是另外想个办法?”天福大眼一翻,说:“还去烦这个神!”

就这样,天福没有儿女。

在外面,如果有人问天福:“日子过得不丑啊?”他就会很感满意地回答:“从前跟着拜拜(方言,指“父亲”)过,现在跟着兄弟过。”

在家里,他洗了脚,正坐着享福,二娘在喂小女孩的奶,男孩来同他调皮捣蛋,他就说:“呆瓜!跟我闹什么?要奶喝去!”那男孩就果真去要奶喝,二娘就急得喊:“大妈妈!”大娘早已在厨房里听到和看到了,连忙小脚歪歪的走出来,把小男孩一搀说:“你大了,不喝奶了,到大妈妈这块来吃冰糖。”天福在一旁哼哼地笑,其乐无穷。

天禄后来被绑了票。“拿钱赎啊!”天福对二娘说。大娘在一旁叹气,撩起围裙揩眼泪。二娘想来想去,还是起身到房间里拿出黄货来,交给天福,说:“去掉大半啦!”天福说:“财去人安,不可惜。”他下乡去了,绑票的人指定交钱地点在一个荒野去处,天福走过的,离城有十几里。

回来之后,天禄气得说不出话,二娘给他上下抹胸脯。天福不住地劝,说:“不要气,碰到了恶时辰,躲也躲不掉的。以后晚上出去吃酒,要早点回来,晏了街上就没有人走路了。”但天禄后来终于就气得呕血,没有好起来。

天福时常想兄弟这件事。有一天,悟出来了,说:“我兄弟那走路的样子不好。”天禄平日走路,过于雄赳赳,八字步大跨大进的,头仰到天上去,两个膀子横着,街都不够他一个人走的了,这样子不惹事吗?

二娘就要天福当家,天福两个巴掌摇过去,说:“你来你来,我一贯不用心,舞不下去。”二娘也不再推,勉力为之,但后来也就做不起布生意,只得用所剩资金,买了几十挂汽油灯,出租。

天福做的生意并没有断,他少量地批些布回来,仍然一匹两匹的扛下乡去卖,他晓得乡下人喜欢什么布。他的最大一乐,也就保持着:归来之后,马上有热水烫烫脚,歇着,无所思,心满意足。在外面,别人问他过日子的情况,他就说:“我兄弟不在了,我们跟二娘过。二娘凶(方言,用于此处指“能干”)啊!”天福的语气里有由衷的感激。

一日,半夜,雷电交加,大雨瓢泼。只听得二娘那边一连叫:“大爹!大娘!”天福两口子忙穿了衣服,顶着布伞,越过天井,到了二娘这边。二娘开了房门,让他们进去。“什么事?”天福问。“响雷霍闪的,人不怕吗?”二娘说。于是天福就对大娘说:“我们等雷过去了,再走。”他就坐在床边上,大娘二娘一边一个倚着他。雷声雨声电光,闹了半个把时辰才住。天福说:“好了。”站起来,对二娘说:“你这么凶的人,响雷霍闪怕什么?”二娘说,“凶归凶,怕归怕。”大娘说:“你不要说现成话,你是个男人,不介意的。”天福“噢”了一声。从此,天福下乡卖布,总是当天早早地赶回。别人倘要留他过宿,他就告诉人家;“我家二娘胆小,家里不能没有一个男人。”

日子就这么过着。二娘竟能把汽油灯从几十挂,扩到二百多挂,每日生意不断,城南城北都要到考棚街租灯。天福在外面走路,便常有人指着他:“那就是天福的老板!”他就更把头低下去。熟识的人会对他说:“你那个店生意好啊!”他就高兴得笑起来,诚恳地说:“夏夏(谢谢)你!”又说:“我家二娘当家,她凶!”

一天,天福洗着脚,问二娘:“家里有钱吔?”二娘说,“有啊。”天福说:“看着哪家丫头好,给小伙把个亲好订一订了。”二娘马上有了眼泪,感激地应着:“嗯。”大娘在一旁就挨家挨户数:“某家大丫头不丑,某家二丫头也不丑……”说着的时候,天福已经歪在椅子上睡着了,发出了鼾声。

然而,天福这个想法落空了。小伙与几个同学,一块儿离开了江州,都给家里留了信,说是一年半载不会归来,要在外面做点儿事情。二娘眼泪滚滚。天福说:“不要怕。几个人一起走的,又不是他一个。我明天去测个字,看看有险无险。”第二天,天福一早就去了南门高桥,请戚先生测字。

戚先生说:“你一口报个字给我。”天福郑重想了一下,报了一个“土”字,尔后便紧张地看着戚先生。戚先生在纸上写出“土”字来,嘴里说道:“由此下去,”那“土”字变成了一个“去”字,又说道:“是为得法。”那“去”字又变成了一个“法”字。天福问:“不碍事吧?”威先生说:“照字上看来,不碍事。”天福说:“不瞒你先生,我侄子跑出了,两房合了他一个。一起出去的还有几个人,都是高中学生。不晓得有无风险?”戚先生说:“有土不远。又‘由此下去,是为得法’,说不定还有些小造化。”天福说:“只要没险就好,别的都不想。”又问:“多少时可以回家?”戚先生说:“三年必有消息。”

天福就很放心地回去了。叫二娘大娘都不要愁。

过了个把月,二娘同天福以及大娘商议说:“小伙出去以后,我心神不定。今天就少收了人家的钱,又不好意思再去追。我想把生意停一停。”天福很同情,望着二娘,说:“不怪你,停就停下来吧。”

二娘就把所有汽灯卖了,把房子租给了戴家豆腐店。她在家里叫了一桌菜,送两个伙计。吃酒的时候,大娘二娘都不上桌,由天福陪客。天福对两个伙计说:“你们晓得的,我由小是个不用心的人。我二娘再凶,她儿子跑出去了,也就凶不起来。店里生意做得这么好,倒把店关了,对不起你们二位。”两个伙计忙说:“大先生不要客气。小老板跑出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一切妥当以后,二娘便要向天福报账。天福摇手叫她不要报。叹口气,说:“我晓得这几年生意做得是不错的。都亏了你。剩多余少,你都收好,等小伙回来,还有多少事要做呢!”二娘从此就不大出门,与大娘两个家务之外就绩麻,结网,正好天井长,摇线也不用到街上去。结出的网由天福顺路带到南门高桥卖给网店。

小伙的确三年才归。回来时,穿一身旧军装,拎一只马皮箱,气概不凡。进门,就被正做作业的妹妹看见了。妹妹小他三岁,认得出他,惊叫一声,放下钢笔向他走去。他就很激动地把妹妹拥抱起来,又连连狂吻,弄得高中生的妹妹满脸通红,挣扎着。天福在屋里看见了,把脸转过去。小伙进屋,朝天福双膝跪下,叫一声:“大爹!”一头磕了下去,眼泪直淌。天福呜咽一声,从椅子上滚下来,跪下一条单膝,扶起小伙,说:“回来就好啦!回来就好啦!你把人望死啦!”眼泪也就止不住。

天福买了两包好茶食,去谢那个测字先生,测字先生已经不测字了,也记不得给天福测字的事了,但天福恳切一定要谢他,也便只好收下。

原来,小伙那几个人,出去是要投奔解放区的,却让蒋介石的军队拦住当了兵。亏得有文化,没吃什么苦,也没去打过仗。后来,被解放军收容,当了解放军。天下大定,就让他们复员。几个人都安排当了小学教师。天福听着小伙的这段经历,就心有余忧地大叹:“险啊!”

小伙既不要家里为他找人,自己又迟迟不谈对象,天福不满,对二娘说:“小伙还不弄个人回来,他想的什么心事啊?”二娘把这话告诉小伙,小伙想了一下,很觉得内疚,就跑到天福面前,说:“大爹,我就去谈个人。”天福朝他点点头。

小伙果然不久就把对象找回来了,是个标致的小媳妇。天福很满意,常常用眼光跟着她。到天福从花纱布公司退休时,媳妇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了。人家问他退休了,他说:“孙子都有了,还不退休啊?”

一度时间,外面说二娘是“漏划”。天福就到这些人那里去,说:“我叫天福,天福店是我和我兄弟的,二娘是个妇女啊!”那些人不睬他,说;“情况我们都晓得。”天福回去就叫二娘逃走。女儿大学毕业后嫁在长沙,二娘就连夜走了。几千里,一去不回。在外面平安过了十几年,后来病逝。骨灰送回家,大娘抱着那盒子恸哭,喊着:“二娘,好妹子,你家来了!”天福这时也很老了,站在屋檐下,望着天。

小伙对大爹大娘十分的孝敬。天福八十几了,仍能不用拐杖到澡堂子里去洗澡。他比从前略瘦些,但厚敦敦的样子没变。闲谈时他说:“我们现在是跟小伙过,侄子,等于是儿子啊!”他不会吃烟,又不大喝茶,平时就呆坐在天井里,夏天时也会坐到外面来,一坐就是半天。大娘偶尔也会站到大门口,扶着门框,看街。年轻人于是就发现了一双如今罕见的粽子般的尖尖小脚,穿着青布缝制的袜子。

 

 

豆  腐

 

豆腐店的房子,就是过去天福的。豆腐店老板姓戴,人称戴老大。他在考棚街出现的时候,才二十几岁,是一个不大会说话的乡下人。他到街上来,就是打算开豆腐店的。他看到:考棚街的豆腐店只有一家(在西边),考棚街这里的人不野。他就把他的豆腐店开在考棚街了。

戴老大到街上观看,是他女人叫他来的。他同天福家二娘谈租房子的事情,就把这样的内情漏出来了,原来,他家里是有田的,父亲又留给他一个磨坊,碰巧的是他女人在娘家也会做豆腐。他女人就叫他把田、屋、车、牛都卖掉,到街上来开豆腐店、做街上人。

后来,考棚街上就看到戴老大的女人了。小小样样的,生得细巧,可以说是个美人,但身上透着野气,脸上显出杀伐,什么温柔妩媚,一概没有。考棚街人心里说:“凶!”看出了她的能干。

戴家豆腐店就开张起来。半夜里,闼子门缝里透着灯光,传出磨豆浆的磨子声,飘溢出豆浆的清香。早上,闼子门一块一块卸下来,这时才开始做豆腐。女人把雪白的豆腐脑儿一勺一勺舀进白布铺着的豆腐盒子里去,满了匀了,就把白布的四角覆好,盖上板子,戴老大就搬了石头压在板子上,也要压得匀,那黄黄的水就从盒子底下往外渗往外流,汩汩流进桶里。过一会儿,豆腐就成了。女人用薄薄的紫铜刀横里划到头,又竖里划到头,豆腐就四四方方一块一块的了,白嫩厚大,一块只卖二分钱,买到手时还是热的。一盒子有一百块,一早上要做好几盒。做百叶有做百叶的盒子,小得多。做百叶费事,一张百叶就要一层布,把豆腐脑儿撇在上面。做百叶的布狭狭的,很长很长,用好后都洗净了晾在店里或晒在后面天井里。

天天早上,戴家豆腐店门口人不断。买豆腐的而外,就是来等那做豆腐时流出的黄水,嘻嘻哈哈的,都是这附近的女人。把黄水弄回去,倒在自家茅缸里,乡下人来买粪,担数就多。

戴老大是难得出门的,每天有一件事出门——上茅缸。这往往是下午,他似乎一个很长的中觉才睡过来,遇到人就木怵怵点个头,只顾往那里去。看人时眼睛从下往上,额头上的皮便立即推起一排浪。他理的是极老实的平顶头。

人们见到的戴老大,是做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夫妻两个一起,一看晓得女人当家。但戴老大也有叫人不敢小窥之处,你看他不声不响,有三分懵懂,他却让他女人给他接二连三生孩子,一共生了六个,三男三女,个个像他。夏天的时候,都在门口乘凉,一大堆。戴老大女人也不弱,孩子生得虽猛,她还是她,老是小小样样,标标致致,能能干干的。

考棚街人判断,这都是豆腐吃的!

机关食堂的事务长是个大喉咙,一副滑稽相。来买豆腐就开玩笑。先朝戴老大点个头,接着就朝老板娘大声说:“暧,想吃你的豆腐呢!”老板娘一边手上忙着一边说:“豆腐尽你吃,拿钱来!”事务长一声“钱有得是!”就从口袋里掏出票子来拍在桌子上。老板娘拿起票子也不看就收进口袋。事务长佯急着说:“啊呀多呢,你数一数唦!”老板娘手一扬,说:“去有你的事!少了我还要找你!”事务长就很高兴,大笑而去。过一会儿,老板娘就叫戴老大挑两盒豆腐送进政府——中山塔里去。如此的玩笑,常看到。

戴老大住的屋子,前面是磨豆腐的地方,后面还有三间(一堂两厢),当中一个小天井。戴老大家里养两头猪,外面人都不晓得。到把猪捆起来往外抬时,才晓得。于是就想:“到底是乡下人。”但乡下人真会过日子!

全城的豆腐店后来一齐关掉了,组成了豆食品厂。戴老大和他女人也就都成了按时上下班的工作同志。很高兴,国家的人了,有保障。考棚街上从此就没有豆腐店了。

豆食品厂的豆腐不是黄豆做的,是豆饼做的。黄豆先在油厂榨了油,下来的豆饼再送到豆食品厂做豆腐,最后的豆渣又送到万头猪场喂猪。买豆腐要凭票,票在发粮票时一齐发下来,一季度发一次。

早上八九点钟,有一个陌生汉子,推一辆板车,上面是一盒一盒的豆饼豆腐,从北城河北岸的豆食品厂出发,绕一个大圈子,到考棚街来卖。戴老大和他女人在其他街上。他们是半夜上班做豆腐,早上豆腐卖掉就算下班,板车要送回厂里去。

戴老大夫妇进厂以后,常把厂里一个瘦人请家来喝几杯酒,有时在窗口能听见戴老大对那瘦人说:“我们只有靠组织啊!”那人说:“对!对!”戴老大一个月送一份申请补助报告,总是请邻居张老师写,“兹有……因家中人口多,小孩皆上学……”云云。

过去做豆腐的地方后来搁了三张铺,一个男孩一张。摆了一张吃饭大桌,还有一些不齐整的凳子椅子。三个女孩睡在后屋里,合一个房间。戴老大和他女人在另一个房间。猪不养了。下午放学后,几个孩子都伏在大桌上做作业,在街上就看见。

戴老大的孩子都不吃字。都上到初中就不上了。早早地就了业,实惠。有两个儿子后来当了股长,有权。三个女儿出嫁了。当股长的儿子在外面分到了住宅,老两口就同小儿子在家里。

戴老大和他女人现今都退休了。他女人被机关食堂请了去做豆腐,进出中山塔。老邻居们开玩笑说:“当大干部去啦!”她就笑着应道:“大干部!“她从食堂里弄得到外面不大好买的东西,排骨、肚子之类,还有价钱不太高的鲜鱼之类,儿子姑娘常来拿,邻居们有时也请她带点。

戴老大身体也不错,厂里留用,还是替厂里出来卖豆腐、百叶,还有干子、素鸡。现在又都是黄豆做的了,不凭票的贵些,凭票的便宜些。戴老大有时在路上站下来同人说话,竖起大拇指和小指头,说:“我有六个儿女!”

 

 

 

汪  家

 

一对夫妻。男的姓汪,女的也不知姓什么,人称汪大奶奶。他们住考棚街试院那儿两间不齐整的屋里。试院是古时候的名称,考棚街也是古时候的名称。从前,汪家夫妻靠做纸扎匠生活。用细芦材做骨子,用纸糊成纸屋,并且在上面简略描画出砖瓦的线条,人家买了去烧给亡人。一般当然是订做,做多大做几间有什么讲究,都要事先说好。纸屋上每每有两句对联:“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

汪大奶奶一双巧手,瘦精精的细芦材秆儿经她手上一折两折的,再用绳子(也是纸的)一扎,屋架子就出来了。把白纸黄纸往上糊,也是她的事情。最后,在纸上描画,就是汪老板的手艺了。汪大奶奶扎架子的时候,他就裁纸。考棚街的人不喊他汪老板,而喊汪三。但上门订做纸屋的,开口仍然称老板。

后来破除封建迷信,纸扎店没有了生意。但汪三一家,除夫妇二人之外,还有四张嘴,每天要吃饭。汪三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一只眼睛又有些眇,越发显得些无能。个子不大的汪大奶奶袖子一捞,说:“还是凭两只手啊!”

汪大奶奶有眼光。试院做了机关,门口的牌子并排挂了四五个,机关干部天天要上班,星期天又要看戏看电影,忙得很,代他们洗洗衣被,收几个钱,岂不是一桩简便的生意?

他们把家里的洗澡长桶搁到门口,弄来一块搓衣板,买了几条洋碱(肥皂),就忙起来了。

果然,洗开了头,就源源不断。除机关里的之外,附近的一些单身人也把衣被朝这里送。

汪大奶奶两袖卷得高高的,站在桶前,不停地搓洗。汪三做下手,到井上去挑水以及帮助绞干被褥,就是他的事。他们每天都要洗两大竹篮。洗好之后,汪三弯着两个膀子,一边挽一个竹篮,里面满满的是绞干了的衣被之类,汪大奶奶手提一柄捶衣棒,跟在后面。二人到东城河去汰洗。东城河水好,汰出来的衣裳晒干后一股水香。从东城河回头,汪三就在试院旁边一个空场上拉绳子,那里正好是一个死角,没有人走,又晒得到太阳。每天,只要天好,那几根绳子上就晾满衣被。汪大奶奶的手伸出来,十指都泡得白白的,一年到头是这样。

汪大奶奶一狠心,把大女儿嫁了出去。姑娘那年刚十八。鞋匠李四有个儿子也做鞋,店面就在考棚街当中,小小一个楼。上面一间是房,下面一间是店。汪大姑娘就在上面一间做了新娘子。老李四只好在楼底下天天搁个临时铺。汪大奶奶晓得这女儿嫁得有些马虎,她主要是减少家中人口。她再一狠心,把儿子送到沈家剃头店去学徒。剃头店也在考棚街当中,来去倒是不远。家里吃闲饭的就只剩小女儿和小儿子了。政府挨家挨户动员少年儿童入学受教育,十岁的小儿子和十三岁的小女儿一齐进了小学一年级,享受免费。

大女儿夫妇两个,后来一块儿做了制鞋厂的工人,在别处有了住房,生了一双儿女,虽不能算怎么样,日子也还安逸,时常来走动。汪大奶奶和汪三对于大姑娘,也就把心放下了。

大儿子才学会剃头,公安局招收人民警察,他就丢下剃头刀,穿上了民警服。公安局也在考棚街上,时常有同志到沈家剃头店理发。汪大奶奶的大儿子叫汪能贵,生得面若敷粉、眉目生动,令人喜爱。偏偏他又是个很争气的人,未有几年,就做到了派出所的所长。每逢星期天,汪能贵必然骑了自行车,来看一看父母。一身警官服装,冬夏不同,人又生得神气,真是装了门面。

小女儿小学毕业时,已经是十九岁的人,再去读初中,不大像了,正好试院里一个干部看上了她,娶了过去。后来这小女婿一直在一个公司里做一个主要的负责人,小女儿的终身也就不算丑了。夫妻二人挣工资,生了两个男孩,一家子走出来齐齐整整,也叫人放了心。

小儿子不中用。初中也没有考上。哥哥帮他的忙,早早地就了业,在一个仓库里做保卫。嘴虽会说,人不精明,又绝没有哥哥生得神气,到三十一上,靠姐夫替他在郊区找了个姑娘,结了婚就住在丈人家,也就罢了,随他去吧!

儿女一个一个成家立业,汪三夫妇肩上担子卸下来了,但人也老了,转眼从四十几的人,变成五十几、六十几的人。他们不要儿女负担,仍是为人洗衣。虽然自来水也已装到了家里,汰衣服还是竹篮子朝膀子上一挎,到东城河去。

他们又扎过一次纸屋,当然也是人家来订做的。多少年不摸了,做起来并不手生。汪三给纸屋描画出砖瓦的线条之后,照例又写上那副对联:“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考棚街一带的少年儿郎谁见过这东西?就是见过的人也觉得新鲜了。观者如簇。汪大奶奶雄心勃勃,叫汪三去采办了不少纸张。但细秆子芦材不像从前容易买得到,打算叫小儿子辛苦一趟,下乡去找。这时,大儿子骑车子来了,对他们说:“赶快不要再弄!你们就不想我还在当所长呢。你家女婿也在外面当干部!”老两口这才醒悟过来,不做了,找个熟人,把纸又退给商店。

汪三比汪大奶奶显老。他发胖了,脸上的肉松耷耷挂下来,眼皮盖住了两眼。但他仍能挽两大竹篮衣服去下河。汪大奶奶也仍然是提了捶衣棒跟在后面走。她的嘴瘪了,但说话响亮,眼睛有神,劲抖抖的,一路上跟人打招呼的就是她。

谁想得到呢?那么神气的大儿子能贵,走路时忽然平空栽倒,也就断了气,不过才四十几岁。人皆可惜。

那小女儿站在娘家门口,泪眼红红的,大叹:“我汪家没有人了!我汪家完了!”闻者心摧。

汪三和汪大奶奶也就不再洗衣服,整天看不见他们出来。一日,老两口忽然出来了,只见形容大变,脸上有异色。

他们一件一件往外搬,在门口摆成了赫然一个纸扎的大院。有楼有亭,有树木山石,前后两进,有正屋有厢屋,室内各样俱全,院中树下卧着两条狗。那院门两边的对联,依然两句老话:“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笔划写得颤抖,但一笔一笔认真。门楣上有一横小字:“江州考棚街汪家”。

这真可以说是艺术杰作。但人们晓得马上是要点火烧化的,若果能化入另一世界,却也令人神往。

汪三颤颤抖抖从口袋里摸出火柴来,从院门那儿点着了。一时,整座纸扎的住宅燃烧起来,火焰跳荡、扭动,间有哗剥之声。一股青烟往上升腾,愈高愈淡,袅袅地不见了,却又依稀还有。汪三与汪大奶奶站在那里看着烧化,表情木然而专注,火光一度把他们全身映成一片橘红。

过了不久,老两口双双去世。人们发现时,只见汪三仰卧,已经穿得齐整。汪大奶奶蜷卧汪三头旁,却是家常的衣服。。

现在,汪家门上一把锈锁,屋子空在那儿。门口地上烧化纸屋的一滩黑印,已渐被雨水冲淡以至消失了。

后来,竟还有个单身汉子捧了脏衣服来,见到汪家门口干净得冷清,诧异道:“人呢?”

 

 

楚  爹

 

楚爹住在政府大门对面。楚爹这一边,只有他一户人家,他家旁边是长长的围墙,里面是干部宿舍,另外有门从西边的阔巷里走。政府门口看不见人,只有四棵青松。

楚爹的门,早早地就开了,是闼子门,一块块寸把厚的门板,卸下来就放倒了堆在旁边的围墙下。机关干部上班的时候,楚爹已经坐在那张藤椅上喝了好一会儿茶了。他用一把半大的瓷茶壶,套在嘴上喝。嘴一歪,吸溜一声,就放下,壶里的水大约是很烫的。他坐的位置正对政府大门,去上班的干部,一个个都在他眼里经过。

但楚爹的眼皮是耷的,并不注意外面的事情。

楚爹的藤椅很旧,腿子上和扶手上都绑了许多布条儿。楚爹肥重,藤椅已经变形,塌了下去,楚爹便把自己全堆在上面,很舒服似的。

楚爹面前,搁着两个扁子,里面是萝卜,一个扁子里是萝卜头儿,一个扁子里是带萝卜缨儿的。楚爹有时伸手到底下去,就取出一个水淋淋的刷锅把子来,往那带缨儿的大萝卜上有力地洒些清水。楚爹卖萝卜是常年不断,春天有紫萝卜、青萝卜,夏天有洋花萝卜(粉红色,水多),秋冬有白萝卜、红萝卜。

楚爹不仅仅卖萝卜。在扁子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玻璃门儿的小橱子,里面是香烟、火柴,桌上还有几个大瓶子,里面是鸡蛋、小糖、麻饼儿。在另一边,有两个书夹子,上面尽是小人书,都是从前出版的,有《金扇子》、《王先生游地府》等等。

楚爹坐在这一切的当中,从早到晚不大动身,有人来买香烟了,有人来买萝卜了,有人来买两个鸡蛋了,都是伸手就能拿给人家,有小孩来租看小人书,楚爹看着他们自己从书夹子上拿,一分钱只准看一本。

早上,干部上班的时候,其中就会有人来买香烟、火柴;少数时候,也会有人在上班以后从机关里出来,到楚爹这里买一点东西,萝卜也买,小糖、麻饼儿也买,甚至还会租十本八本小人书去看。楚爹的鸡蛋卖五分钱一个,乡下人给他送来时,是三分钱一个。附近的街民晓得楚爹的鸡蛋赚钱,但还是来买,没有什么人家跟乡下人买多少鸡蛋存在家里,也不大吃鸡蛋。

楚爹这里最热闹的时候,是下午和晚上。下午,小孩子们放了学,就到楚爹这里看小人书。门口簇一堆,那放倒在地的门板上,全坐满。一边看小人书,一边还要买楚爹的东西吃,麻饼儿、小糖、萝卜头儿。带缨子的大萝卜要三分钱一把,小孩子不大买,贵。

楚爹的萝卜头儿似乎是专门为小孩子们准备的,也似乎不赚钱。天黑时,楚爹门口的电杆上的路灯亮了,政府门口的门灯亮了,附近的孩子们就都在这里玩,有看小人书的,有玩“躲躲擒擒”的,有唱着“城门城门有多高”一类的当地童谣做游戏的。楚爹自顾喝他的酒,眼皮儿耷着。孩子们玩一会儿就来买萝卜头儿吃,给楚爹一分钱,楚爹张开五指,在萝卜头儿里挖着,抓一大把,孩子们要伸出双手去才接得住。一个小孩子一个晚上每每不止买一回,萝卜头儿太好吃了,雪白的,一咬,“咔吧!”崩脆、鲜甜,小孩子吃得口滑啊。到孩子们回去睡觉了,楚爹也便酒止,慢慢地收拾东西,慢慢地把闼子门儿上起来。于是,政府门口空无一人了,四棵青松,两盏门灯。

楚爹在门口做他的小生意,里面有一个老女人默默地做家务,几乎从不朝外面望一眼,又好像里面总有做不完的事情。那当然是楚爹的老伴儿了。有时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个年轻姑娘,在帮助老太太洗萝卜,她也是不大抬头朝外面望的,偶尔掉过头来看见了人,那眼睛一瞬间张皇而明亮,赶快又掉过头去。楚爹的女儿不好看,脸色苍白,跟楚爹一样阔方脸。她有很显著的双眼皮、圆眼。她的耳朵上有好大一副金耳坠。

有些乡下来上访的人,很自然地歇在楚爹门口,望着对面的政府。楚爹听随他们坐在门口,不赶他们,也不同他们说话,有人向他要一口水喝喝,他就朝后面喊道:“倒点开水来把人家!”喉咙沙哑。于是老太太就一声不吭从后面捧了热水瓶来,给要水喝的人倒些开水。有向楚爹开口请教怎么上访的,楚爹就告诉他:“早上七点半,下午一点半,你进去,不要怕,直朝里走,找信访科。科长姓沈。”

楚爹放钱。不认识的人不放。跟他借钱,要写个据,中间见证人也要在上面捺个罗纹。附近街民到楚爹那里借钱,先得预约时间,然后才好去。去了之后,楚爹一见,就从藤椅上起来,朝后面喊一声:“来看住一下。”不等老太婆出来,他便同来的人到后面去了。后面有一个堂屋,说好了借多少钱,多少利,何时还,立好了据,楚爹就收了据,到旁边黑魆魆的房间里去,听不到什么声音,一会儿,就如数把钱拿了出来,交到中间人手上,由中间人复点过了,交给借的人。

楚爹如果把门口交代给老太婆,他出去了,到附近街巷里去,那便是借钱的人没有按期还款,他上门去收钱。他背着手,微驼着,吃力地走。他去收钱不提钱的事,好像是走走玩玩的,坐下来东谈西谈。大家都觉得闲谈的时间差不多了,借钱的人就主动说:“楚爹,那笔账再宽几天。”楚爹就站起来,也不急,也不恼,说:“好吧。”于是就走了。背着手,微驼着,吃力地走。

后来有个画画儿的,三号个子,人极瘦,剪着平顶头,衣着寒酸,站在楚爹门口街边儿上,手上松开一张画儿,画的是出山猛虎,朝着对面的政府,也不说话,也不叫卖,天天来,一站半天。什么意思呢?后来人们晓得了,他是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美术才能,政府应当用他,安排他的工作。画儿画得是不错的,不过不晓得可真是他画的?他这人神经上有没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政府不睬他?

楚爹就把这人叫到面前来,“画儿是你画的?”“是我画的。”“你卖不卖”“不卖。”“你不卖就呆了。你天天站在这里,不是把功夫站掉了吗?不如多画几张画儿。兴化从前有个郑板桥,做过县官,画出画儿也要卖银子;不卖银子,他在扬州连水也没得喝。画儿卖出去就是你的名。你有了名,政府就晓得你这人有用。你现在这个样子,政府不仅不会用你,还怕你呢!”

画画儿的果然就听了楚爹的话,而且画儿就挂在楚爹屋里卖;从外面往里看,墙上满是斑斓猛虎,配着高山流水,有些意思。

画儿卖掉了多少不晓得,画画儿的做了楚爹的女婿。楚爹死去之后,萝卜摊儿、香烟糖果小人书就都收掉了,完全成了一个画铺,也卖老虎,也给人画像,招牌上写着“了一画室”,原来楚爹的女婿叫“了一”。这什么名字?怪!

 

 

宜 粉 儿

 

她的大名叫宜粉儿,但辕门街上,几十年来,只叫她“鞋匠奶奶”。她是从城南嫁过来的,是街上人。嫁过来的时候,年方二十。结婚那天晚上,大多数街民未能一睹芳容,而回门那天,她又走得早,也没有能看见。回门之后,大约在街民们一般用早饭的时候,大家都看到她了,是被她的叫骂声召集出来的。只见长富鞋匠店门口叉着手站着一位上着红、下穿蓝的年轻女子,想必是她了,头发乱着,鬏儿松着,一句一句的,破口大骂。新娘子身量高大,四方脸盘,粉色盈盈,火爆爆一对大眼,很重的双眼皮。原来,有一股脏水,从西边而来,淌到了鞋匠店门口,不走了,汪积在那里。那是西隔壁第二家,宦家剃头店倒出来的。

“我昨天回门就看到了,忍住了没有说!血水怎么朝人家这边淌!什么呕脓哇血的血水!”她跳了起来,双手拍屁股,脸朝西狠骂。她的喉咙像一面镗镗锣儿,一下接一下地猛敲着,恐怕能传三里远。口词锋利,像一把快刀,一刀连着一刀嗖嗖地杀过去,不但不容还手,而且也不容逃避,哪怕你躲在家里,也被一刀一刀的杀着。宦家剃头店里没有人出来,看骂的也没有人敢开口。

以后,宦家剃头店门口挖了一个很深的地窨子,口上盖两块箩底砖,砖上剜了两个洞,剃头店一切脏水从此就倒进这里去,剃头店门口的街面上,也不再老是有一大滩水印,而长富鞋匠门口,也不再有从西淌来的脏水了。

这一战,奠定了宜粉儿在辕门街、在鞋匠店家中的地位。

也是,那边剃头店倾倒出来的脏水,就是喜欢朝这边淌,非止一日,路面上形成了几条颇有历史深度的细长的水道,最后汇集在鞋匠店门口,地上有许多的头发,甚至连鞋匠家中也有了许多这样的头发,那是起风时从门口刮进去的。

那天宜粉儿得胜回朝,鞋匠长富及其老母对她皆不敢仰视。

宜粉儿嫁到鞋匠家之后,就跟着鞋匠绱鞋子。家家户户的女人,把鞋底鞋帮送来,鞋匠就把它们绱起来,再用楦子楦。长富每日一大早起,除了吃饭和上茅缸,就一直地坐着,膝头上铺一块黑布,上面是一只正在绱或正在楦的鞋子。他埋着个脑袋瓜儿,专心地做。

宜粉儿来了之后,起身应酬的事情,就是宜粉儿了。来送鞋子绱的,多为女人,由宜粉儿招呼,倒也似乎很好。长富只须在那里专心绱鞋而不必送往迎来了。他最多有时嘴动身不动地随口应一声,接着便又埋下头去。某家送来的鞋子有几双,某家的鞋子绱好没有、放在何处,渐渐都是宜粉儿才晓得。长富的老母本来就专门烧饭。宜粉儿来了之后,还是这样。同她儿子一样,她是笨嘴拙舌不大会说话的,成天只见她佝偻着在里面小天井里忙。

宜粉儿早起头一件大事是梳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她梳头不在屋里,而在外面。一张方杌子,上面是镜子、刨花水、梳子、头绳(一根红的布带子),一张小凳子,上面坐着她。她看着镜子慢慢地梳,头发又厚又黑,要梳好半天。最后,梳一个好大的嬷嬷鬏儿盘在脑后,上面横插一根银簪子。她梳头时候长富在那里开始埋头做鞋,早上的第一缕金色的阳光照着他的半个店。

宜粉儿梳好头之后,是吃早饭,仍然是那张方杌子,那张小凳子。她捧着早

饭碗,里面无非是烫饭、菜粥、疙瘩、谽子粥之类;杌子上是一碗小菜,无非是酱瓣、萝卜干、咸菜、酱腌豆之类。她吃早饭同她梳头一样,都是极正经极严肃极认真的事情。

“老板娘这头梳得格挣啊!”

“头当然要格挣!”

“老板娘吃早饭啊!”

“吃早饭!”

宜粉儿的回答总决无一点含糊、随便。

隔一天,宜粉儿就要端出大马桶去倒茅缸,一摇一摇的,神情庄严可畏。回头刷马桶时,刷声坚脆、有力、响亮,也是极其认真严肃的。

从辕门街南北两头出去,考棚街、学政街、鼓楼街,荷花巷、旗杆巷、蒲草巷,街街相连,巷巷相通,街里有巷,巷外有街。以“恶”闻名的女人不多,但似乎每一簇子人家里面,也就会有一个,她们各有自己的领域,遥遥相望,互不相干。宜粉儿就是其中之一。

到豆腐店等黄水,宜粉儿把一只桶排在那里,人却不在,如果有哪个不当心,把她的桶挪到旁边去了,她到了之后,必有一场好骂。虽只是“泛骂”,但听到的女人,都会觉得心惊肉跳。这时是没有人敢去认骂,也没有人敢去劝骂的。宜粉儿骂过了,就乒乒乓乓硬挤上去,宁可把桶碰坏了,决不退让,又宁可打架,也决不示弱。一转儿的女人都认得她狠。

宜粉儿多产。生下三男三女,一个接一个。大眼睛个个像她,性情懦弱却皆如其父。三男三女,莫不在其母骂声的保护中长大。只要他们有谁挨哪家的孩子骂了、打了或骗了,宜粉儿必然找上门去,当着人家大人的面,训斥、威胁人家的孩子,然后火爆爆地扬长而去。因此,逐渐,鞋匠家的小孩没有人同他们玩,一个个从小都显得很孤独,眼虽大而其神如鼠。

宜粉儿在门口买菜、买柴草,也是极会较量的,看秤、算斤两、讲价钱,反反复复,得寸进尺,一步不让,坚忍不拔,必把来的乡下人弄得吃亏而去,临了还要被她伸手再抓一把。最狠的一着仍然是骂,骂得不肯卖的乡下人不敢不卖,要不然走不了,担子被她拽住了,一边拽住一边骂,哪个进城的乡下人吃得消、陪得起?只有认晦气卖给她。在门口买东西,跟乡下人缠,几乎成了宜粉儿的乐事。

但长富的鞋匠手艺是真扎的,绱的鞋子有样子,决无粗针大线图省事不牢靠之处,绱一双鞋子要多少钱也有一定的数,因此,宜粉儿虽恶,鞋店的生意倒一贯地好;宜粉儿也决没有骂过来绱鞋子的人,倒往往对人一律地客客气气,好语相迎,好言相送,也颇正经、严肃。

以上这些都是往事了。长富的老母久已去世,长富在制鞋厂退休了,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家。老宜粉儿同长富二人守着老屋,听不到她的骂声了,年轻人大约就没有听到过。但中年以上的街民,仍每每以敬鬼神而远之的目光看她。每天的早上,她还是坐在门口,还是那一张杌子,上面还是有镜子、刨花水、梳子、头绳儿(一根黑的布带子),也还是那一张小凳子;她的神气,仍是极正经、严肃。只不过她的头发不黑不厚了,脑后的嬷嬷鬏儿,几乎只剩下了一个鸭蛋大小。

 

 

顺  英

 

顺英嫁到谷子街的时候,是坐在轿子里的,轿子是从稻河的轿船上抬上岸的,谷子街的人但闻吹乐之声,不见新娘之面。都知道:黄家钱庄的呆儿子娶老婆了。

谷子街乃江州城北第一等繁闹去处,凡北边水乡所来船只,皆入稻河,稻河即在谷子街下。谷子街上,商行一个挨一个,大秤小秤有千百把,人语喧哗,秤砣不停地在秤杆上抹过来抹过去。最大宗的货物,自然是北边里下河来的稻米,无穷无尽。谷子街商行虽多,钱庄只有一个,就是黄家。

黄家生有五子,其余四子或远出英、美留洋,或近在南京、上海做事,皆有出息,惟有第三子不佳,先天是个呆子。

黄三呆子被看在家中,是不允其跑出大门来的,但能走得进黄家的人,在里面也就能看到他:无非也是一个人罢了,穿得倒是齐整,面貌也像黄家的,只是形体孱弱不足,精神气质全无,每每站在庭院当中或是屋檐之下,抱肘缩肩,一对痴目却盯紧了往来之人,倒似有睥睨之意。他大约整日就这么站着的。

黄家三媳妇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就这么给呆子做了老婆?她既是由稻河坐轿船而来,必定是北边的乡下人,或许是黄家用钱买的?

不久,也就有人晓得了,说了出来:呆子的老婆竟不是个乡下人,而是大网镇上有名有姓人家的女儿,并且还在扬州女中上过学、念过书。

谷子街上的人后来也就看到了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长模脸儿,不难看,白净净的,眼睛很黑。的确不是个乡下姑娘,是镇子上出来的小门小户人家的,念过书的样子。人们想从她的脸上看出什么不如意来,却看不出,她只是平平静静的,叫人失望和愤然了。

顺英跟呆子是怎么过的?不晓得。有一次,呆子跑到外面来了,也不犯嫌,只是站在巷口呆相。先是黄家的一个佣人来拖他回去,他执拗着不肯;接着顺英来了,并没有对呆子说一个字,呆子看到她,就乖乖跟她走了,似有畏惧之意。人们点头叹息:呆子也是个人。

顺英后来却就怀孕了,这实在使得街民们暗自有许多的遐想、揣测。于是就有一些趣闻从黄家大院里悄悄传了出来:说顺英在一针一线做娃娃衣了;说呆子根本不懂得老婆怀孕,仍然只是站在庭院当中呆相而已;又说顺英天天在菩萨面前烧香、祷告,但求生下的孩子不呆。

顺英头胎生了一个儿子。到三岁上,搀出来玩的时候,街民们都看到,这孩子是呆子生的。虽说呆子与他家的人相像,但毕竟有些区别,而这孩子是呆子所生,则属无疑。使人更惊奇的是,这孩子不呆。街民们皆用佩服和祝福的眼光看顺英了。

然而,呆子却仍然是呆子,他不知道世上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他有了儿子。试过他几次的,他不知道。顺英后来就不让人去试呆子,因为每次试不出什么来,就使她难过。

顺英和呆子以后就搬到谢家汪去住,离学政街不远。黄家在这里有房子。从城外到了城里,也就好像是两个世界了。顺英叫佣人把呆子在家里看好,大门总是关得铁桶似的。好多年,谢家汪一带的街民不晓得顺英的丈夫是呆子,都以为是个病人,不能出门罢了。

顺英就在育新医院里做了护士。

顺英在医院里与同事们有说有笑,在许多的笑声里清楚地听出她的笑声,她的笑声表现了一种愿望,要把她自己竭力融入大家之中,并且希望大家接纳她。没有人不说顺英单纯、好处。大家都晓得她是黄家钱庄的媳妇,有的是钱,可是她并没有一点有钱人的架子,她仍是一种小门小户人家出来的样子,把自己摆得比别人低。

顺英回到家里,是个什么神情姿态,那也不晓得。然而,终日关得铁桶似的大门,安安静静的院落,规规矩矩进出办着事情的佣人,就在告诉街民们:顺英是这里的一家之主。人们还可以看到的是,顺英从育新医院出来,走在回家去的路上,那脸色就渐渐显出了烦恼、愁苦和沉重,而当她出家门,到医院去上班,她就慢慢有了乌云消散、轻松愉快的神情。

顺英从来不把同事往家里带,如果别人有这方面的要求,她也总是婉言谢绝,连对于女同事也是这样,她哀婉地说:“我男人有病,他怕见生人。”见到她这种有几分隐痛的样子,同事们也就不勉强她了。然而,逐渐地,同事们也就晓得了,顺英护士的丈夫竟是个呆子!

医护人员都是有知识的人,越是晓得了顺英的内情,就越是注意在言语态度上尊重她,连无意当中的伤害也没有。普通的街民们就不同了,他们看到顺英,就流露出许多复杂微妙的眼神、态度,或是好奇,或是可怜,或是鄙夷,顺英大约也就感觉到了,于是她整个的人就明显地孤独。如果在路上喊她一声,她也往往像是从梦中惊醒似的,尔后才很高兴地点头答应。

顺英的肚子,又大起来三次,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然而她的丈夫依然没有出过大门边儿。

所有的人们都理解了顺英,她不多生几个儿女,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顺英生下的后代并不呆!也就渐渐有些女人主动同顺英说些话,浅浅地表达些关心与同情的意思。到了黄家钱庄随时代变迁而不复存在,顺英只靠自己当护士,去养活呆子以及几个儿女,露出困难光景的时候,女人们对她的关心,就更为诚恳、贴近而温暖了。

呆子与顺英白头共老。顺英脸上的皱纹与常人似乎不同,竖着,曲折而深,沟漕一般对称分布在鼻子两侧的脸上,那是一副苦脸。

顺英的儿女都大了,走上了工作。每当佳节,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和女儿女婿,带着各自的小孩,都聚集在顺英身边,表达他们对母亲的感激和慰问,那情景是十分动人的。看到这一趟儿孙,街民们莫不说顺英一世的罪总算受下来了,到头了,不容易。

当全家这样大团聚的时候,白发苍苍的呆子也在,他躺在一张大藤椅上,他不大能动了,但他俨然是一个有福的老人。

 

 

画  师

 

他是城北下坝街的,家里没有房子,就一个人住到考棚街酒店巷来了。酒店巷里有一间民房,带一个小天井,归文化局所有,就给了他。他是文化局的画师。

画师是个不声不响的人。不声不响地住来了,不声不响地过着。他身上总是加着一件蓝布的长襟工作服,上面有些颜色点子。如果他头伸在前面急急地走,目不旁注,这往往是去上班。如果他步子迟疑似的走,眼睛畏怯似的朝人一看便又低下,这便是他已经下班了。

他的小院门是成天关闭着的,但人们还是看出那很小的天井里已经被他美化过了,变成了一个玲珑小巧、纷繁齐整的花草与盆景的世界。在外面也可以看到,蓝色的喇叭花已经从里面悄悄地爬上了墙头。

他在中山塔面前作过画。站在梯子上,在那个竖在半空、大得像一面墙似的木板上面画。开始画的是“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后来把这个用油漆盖掉,又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

他作画,很慢,慢慢地打格子,慢慢地描出人形,又慢慢地上色。有时有几个小孩在下面仰了脸看,有时就没有人看。他扛了梯子不声不响地来画,又扛了梯子不声不响地离开。

他看上去显老,但估计也就三十岁的人。他天天在考棚街上来去,没见有人同他说一句话,也没见他同别人说一句话。街民们看见他老远地来了,穿着那件蓝大褂,心里晓得是文化局画画儿的,目光也就漠然地移到别处去了。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画师听到有人敲他的门,甚为诧异,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老妇与一个少女。老妇作谄笑状而少女殊羞。“门敲错了。”他说。“不错,来找你的。”老妇说。

于是后来这少女便成了画师的妻。少女是几年前的小学毕业生,待业在家,因家里舍不得她下乡插队(作为街道知识青年),便把她婚嫁。那老妇即居住画师屋后,画师不识,却竟作成了他的婚姻。

少女姓孙,画师称她“小孙”。画师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这么容易就结了婚。算算岁数,也的确可以结婚了。但根本原因还是小孙太美了。画师在大学里专攻西方人体画,他的眼睛主宰了他。画师以后不仅上班走路急急的,下班走路也急急的了。

街民们说:“咦,呆人有呆福!”

十年以后,文化上又是一潮。画师以其古代仕女图而进人本城国画界。他是西方人体画的底子,而仕女图又以国画出之,故形美而外更尤有韵味。几位画家到扬州合办画展,独他的仕女图被一购而空。后来他的仕女图在扬州画店标价到二百元一张。

画界的人说:“他的灵感,来源于小孙啊!”

画师被吸收为省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小孙后来性喜逛街逛商店逛公园,这就与喜爱雅静独处的画师不合。画师从不注意衣着与风度,固定的形象还是身上一件蓝大褂,与人交谈时也总是弱不自信的模样,这些,都是小孙的不满之处。

小孙便有了一个要好的男性朋友小赵,时常把小赵带到家里来喝茶、闲谈。画师在窗内作画,他们两个便在窗外小天井里高谈阔论。小孙所谈,每每是她们厂里有男工走错了门,走进了女浴室之类。小赵所谈,亦不外乎此。小孙咯咯笑,小赵哈哈笑,其乐也融融,而画师却只管作他的画。

小孙有时无端同画师纠缠吵闹,不放他安逸。画师无法,就丢下笔去把那个小赵请到家里来解劝,小赵一到,两句话一劝,小孙也就很乖。接着,两个人或在天井里坐下来谈笑,或一块儿出去逛一圈。画师于是得到了清静。

小赵是厂里修水泵的,两个水塔归他管。

小孙后来便要同画师离婚。画师苦着脸,说:“我没有待你不好。”小孙说:“我和你合不来了。”画师说:“我们结婚有十年以上了。”小孙说:“当时跟你结婚是当时的形势。”画师便沉默了,说:“你让我考虑一下。”他就坐到小天井里去。

“想好了没有?”小孙走过来问他。“想好了。”他连忙站起来,很伤心地说:“我错了,当时是不应该的。”小孙就哭了,说:“你也晓得啦,当时我没有路走,跟了你!”画师低着头,像个犯人。

画师想起了他们的孩子,一直丢在城北他父母那儿。,说:“可是我们有了孩子,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跟你!”小孙毫不迟疑地就说。

“可是她不能没有妈妈呀!一个没有妈妈的儿童!”画师啜泣一声,蹲了下去。

“我反正又没有死!”小孙很气恼地说。接着,她脚步很重地进了屋,就动手整理出她的衣服。

画师跟进了屋,对小孙说:“结婚以后,屋子小,也没有置多少东西,只有这三门橱和两个皮箱还可以,就都给了你吧!”小孙说:“我不要你的!”画师呆站着,看着她整理衣服,问她说:“你以后怎么过呢?是跟小赵过吗?”小孙说:“这个不要你管。”画师说:“小赵没有什么文化,你性子又急……”小孙一声“哼”,画师就把下面的话缩了下去,似乎也觉得没有说的必要了。

不久,离婚手续就办好了。一辆小卡车开到了酒店巷口,小孙从驾驶室副座上走下来,小赵和另外一个男青年从车箱里跳下来,到画师屋里搬出了三门橱拎出了两只皮箱,画师帮着抬上了卡车。

卡车“咕——”地发动起来,开走了。

画师在巷口站了好久。。

以后,画师再也没有画仕女图。

大约过了年把,热心人为画师觅得了一位良匹,年龄与画师更近些,亦带有一个小孩,一望而知是个稳练、善良,会过日子的妇女.

画师现在走出来衣着齐整,人也胖了些。

他现在专画花卉,内行人说,画得很好,已经不亚于扬州的某一位老画家。

 

 

张  仙

 

张仙不是仙,是个瘸子。江州人戏称瘸子为“仙家”。张仙住在龙槐巷头第一个大门里。白天,他每每拄一枝竹杖,歪支着半个身子,站立巷头,观看街上来往行人。站累了,就转过身去,走几步,踅进门,回到他的屋子里坐下来歇歇。

张仙的屋子在天井的一个角落上,小三架梁儿,屋上有稀疏的瓦,没有窗子,也没有门,只有一个黑黑的门洞。冬天的时候,门上就悬挂一个不知打何处拾来的草帘子,冷风吹得一飘一飘的。张仙照样地睡,破衣烂被堆得像一座小山,他整个像獾狗子躺在这座小山底下,不容易叫得醒。

想看一看张仙屋里有些什么的人,总是站到那门口就止步了,那屋里太黑,估计气味也不会好。

张仙的屋里四壁空空,连吃饭的碗,都是放在地上。

他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图章。他的裤腰上缝了一个小口袋,有两颗揿纽,那个木头刻的图章就包着两层纸,深藏在这个小口袋里,往外拿的时候,要耸起一只肩,把上衣掀起来老高。

每月五号,他到日杂公司财务科去领工资。他的工资每月十五块钱,只能算是一种救济。三十多年前,张仙是日杂公司南门吊桥口小店的营业员,那时每月二十四块钱;但他安排上工作才两个月,就得一场大病,公家用掉多少钱,他还瘸掉了一条腿,并且失去了工作能力。

三十几年来,每个月的这一天,风雨无阻,他拄着拐杖,走好远的路,到日杂公司去。遇到熟人,他就兴奋地告诉人家:“去领工资!”他把上衣掀起,从裤腰的小口袋里取出图章来,交给会计,手抖动着,脸上尽是愧色。钱取到之后,必定要一再地哈腰,把“夏夏”(谢谢)二字连说几遍,才走。

张仙住的这个门里,房屋都是张仙的姐夫的;姐夫与姐姐都在外省,张仙自己没有房子,姐姐就叫他住在这里。三间正屋里住着季老太一家。季老太每半年把房租寄给张仙的姐夫,一切与张仙无关。

张仙自己不开伙。江州市委的机关食堂正好不远,一日三餐他就拿着碗筷,到机关食堂里去。每个月工资一到手,除了把洗澡钱留下,其余都买饭菜票。

季老太的中饭菜烧好,往往会喊一声:“张仙,拿个碗来!”张仙就“哦”地应一声,拿着一只碗,从小屋里瘸出来,让季老太盛些菜给他。他把这菜就带到食堂里去吃。

张仙每天帮季老太择菜。青菜、韭菜、毛豆、药芹,一应的蔬菜都帮着择。他在巷头,看到季老太把菜买来,就转身回去,坐在天井里小板凳上,等着动手。一边择着菜,一边讨教今天的菜价,瞪大了眼睛听。

季老太需要出门,天井里又晒了东西,就会对张仙说:“天井里晒了东西,望住点儿。”而后就放心地出去了,有时堂屋的钥匙也交给张仙,防止落雨,要把东西往屋里收。

张仙个子不高,生着一副大脸,满面红光的,剃着平顶头,头发花白了。季家的儿子的朋友们,对他也是比较熟悉的了,拿他开心说:“张仙,按你的相,你本当是有官做的。”张仙就很重视,睁圆了眼,问道:“那么,我的相是破在什么地方呢?”他特地坐端正了,头仰起了一点,好让人家给他看相。玩世不恭的青年人对他说:“你的相没有破,只是头大了些,肩小,搁不住,所以把一条腿也压坏了,江山没有坐稳。”众人都笑起来,张仙不认为是拿他取笑,他说:“这话不假,我这个相,多少人都说过好。各人的命!我平常站在巷头也看,当干部的,相哪里就一定好?必定有其它的地方托住了他!”众人就又都笑了起来。季家的儿子对他说:“你天天到机关食堂吃饭,就说明你本是有官运的,你看我们就走不进,没得机会进!”张仙睁大了眼,雪亮的,呼吸气都加重了。季老太这时大声说:“你们不要拿他开心!”张仙这才叹了一口气,拄了拐杖,走回他的黑洞里去。

张仙每天晚上出外洗一个澡,常年不辍,固定在雅堂浴室。他一去,聚簇在一角的老浴客们就叫道:“仙家来了!”张仙于是便有些飘飘然,一瘸一瘸的走近他常坐的位子。直到晚上九点半放汤,张仙才会出来。出来之后,他肚子里便有了若干的新闻。

“外面大城市里,太阳堂堂的,在街上就用刀子把人戳死!几百个人围着看,没有哪个敢去抓杀人犯,末了还闪出一条路来,让杀人犯走掉!妈妈的!”

“绝!绝呀!你以为公安机关就没有人在场吗?有!便衣!他不则声!照片已经给你照下来了!等你把人杀了,你还逃得掉吗?逃到天边也抓住你!绝!绝煞了!妈妈的!”

张仙在一旁只是竖起耳朵听,眼睛盯着说的人,脸上时而惊讶,时而义愤,时而敬佩,又时而茫然。

第二天,早上择菜的时候,张仙就说给季老太听:“你晓得吗?外面大城市里,大街上,太阳堂堂的,就有杀人犯杀人,几百号人围着看,没有人去抓他,末了还闪出一条路来,让杀人犯走掉!你以为公安机关就没有便衣在场吗?有!他不则声!照片已经给你照了下来了!等你把人杀了,你还逃得掉吗?逃到天边也抓住你!绝!绝煞了!”

但季老太是个有见识的,等张仙说完了,就冲他:“不要瞎说!公安局看见杀人不管吗?”张仙就眼睛定定地看着季老太,一会儿,说:“我也是这话!”

张仙站在巷头观望,或者一瘸一瘸在外面行走,他有一种凝神的态度,打量世界好像高深莫测,他仄着脑袋,一肩高起,一肩微下,颇具神气。季家的儿子就对他说:“你看我们哪能比你?我们拿几十块钱工资,上有老,下有小,上班、下班,烦恼人生。你呢,仙风道骨!我们这些辛辛苦苦活着的人,在你面前,简直是可笑的了!”

张仙不能完全听懂这些话,但晓得这是把人抬举高了,于是便把头微微昂起,眼光里的确有了一种藐视人生的神气,俨然真有了些仙风道骨,正处在高高的云端里。季家的儿子笑出泪水来,指着张仙说:“仙家!仙家!仙家来了!”旁边的人也都笑得前仰后合。

季家的儿子听到一个消息,说退休人员可以加到工资,就告诉张仙,叫他到他的公司里去问问,也许能加到几个钱。不管怎么样,物价上涨,他也不能老是拿十五块呀。张仙坐在凳子上,听过之后想了半天,后来说:“不去,我不去。我一点事情也不做,拿了几十年工资,不算丑了。”季家的儿子说:“你不好意思去,我代你去问一问。”张仙也不肯,说:“我够了,我够了,随他吧,加到我就加到,加不到我就加不到。”

张仙后来没有加到钱,但副食品补贴之类开始有了他的一份,总收入还是增加了,张仙很满意,“有这样就不丑哪,有这样就不丑哪!”他说。

在张家住了二十年的季家要搬家了,儿子分到了新宿舍。张仙说:“你们是楼上,还是楼下?楼下我就搭个棚子,我跟你们走。”季老太看看张仙,说:“你跟我们走吧。把你的床板带走,其它一行都不要带。”但张仙听到说新宿舍在头营,虽不很远,也隔了两条街,就说不去了,他离不开雅堂浴室,洗惯了的。

现在,季家每个星期日,都要把张仙带去过一天。由小孩来说:“张爹,我家奶奶、爸爸、妈妈叫你去吃饭。”这就行了,张仙自己瘸了去。有一回,季家儿子过生日,是在星期一,星期天就没有来叫,第二天才派小孩来说:“张爹,我家奶奶、爸爸……”一语未了,只见张仙已经眼泪鼓鼓的!季老太知道后,就叫张仙逢星期天就来,不要等喊。

 

 

淑  芳

 

淑芳是从草河街嫁出去的姑娘,做了谷子街宋家的媳妇。第二年,便生下一个女孩,都很欢喜。头胎女,二胎男,这样的前景也还值得人去想。然而,小女孩才三个月,宋家的儿子就被逮捕了,上了洋铐子。谁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后来晓得了:宋某于1950年随同某某出差去上海,在那里与某某一道参加特务组织。于是宋某理所当然被判处十年徒刑,开除了公职。

宋某服刑的地点,远在黑龙江,相去万里。解送之前,允许淑芳去探监。淑芳抱了小女孩到了看守所。看守所在中山塔西边,几百年来都是县狱的所在。宋某平时就没有多少言语,彼时更一句话说不出,看上去他只觉得苦。淑芳一看,就心里明白了。她于是对宋某说:“我不怪你,你是不晓得外头的事情,上了人家的当。你好好的去,不要瞎想,十年过起来也快;我等你回来再给孩子做十岁!”听罢淑芳的话,宋某就“啊啊”地哽咽,捂住了脸。

淑芳就做起了临时工。早上,她把小女孩喂了奶,就丢在家里,让公婆照管;她穿一身破旧的衣服,扎了头巾,急急忙忙赶了去上班,步行。她在一个建筑队里,接砖送瓦,和泥搅灰。那时,瓦匠师傅一般是每月四十五元工资,像淑芳这样的小工,是二十四元。淑芳就用这二十四元养活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小女孩。

劳动和生活上苦些,倒也罢了,淑芳苦恼的是瓦工师傅们的纠缠。他们都欺她年轻不幸。淑芳是个做小工的,下个月有得做没得做,就在瓦匠师傅嘴里,她同他们真又真不得,假又假不得。纠缠她的人有好几个,她都一回一回地拒绝了。但有的人脸色已经不大好看。她没有什么妙巧的法子,便只好自己苦恼,她已经请邻居的学生写过两封信到黑龙江,问丈夫,那里她能不能去?宋某回了信:现在还不能去,如果他将来期满留场工作,她就可以去。淑芳扳指头算,那还得有七八年。她握着宋某的信哭。

后来有一个小工,也是女的,来同她说:某某师傅想跟她做个朋友。这女人带来两块上好的布料,就是某某师傅送给淑芳的。女人劝淑芳:宋某还有好多年才能回家,这好多年你没有人帮,怎么过?张三想你的心思,李四不放你安逸,还是索性靠一个好。某某师傅技术高强,能看图纸,能领一个工程,烧酒能喝一斤,个子又大,哪个也让他三分。你有了他,还有什么苦吃?还有什么人敢来碰你?况且某某师傅人好,相貌也是堂堂的。淑芳脸上被说得通红。

淑芳托人把两块布料带给了那个女工,她抱着孩子,拎着包袱,去了黑龙江。

三十年后,淑芳才回到江州。宋家两个老人都死了,是公家收的尸。房屋做了一个小工厂的仓库。淑芳从黑龙江回来的一家,就在外面搭了个棚子安身,等小工厂让出房子。谷子街和草河街的人,也就见到了淑芳和她的一家人,皆有隔世感。

宋某跟着淑芳回来了。他变了形,见人便有很卑微的笑容,那笑容却托出一种苦相,他呆呆地坐着,没有什么话说。他如果开口说话,就说个不停,絮絮叨叨,但嘴里呜啊呜啊的,听不清他说的什么,脸上却尽是苦容。然而,人们也终于大致明白了,三十年前,淑芳去了之后,那边有关方面就地安排了她的工作和生活。宋某后来提前释放,并且留场工作。他们的女儿在黑龙江嫁给了当地人,后来吃不消丈夫毒打,就离了婚,这次把两个孩子一起带回江州来了。他们这次,户口什么都没有办,是不顾一切回来的;再不回来,要老死在外面了。宋某的案子是错的,但时间过去太长了,当时的材料也找不到了,不过平反不平反对他也失去了实际意义。有关方面很同情,表示接受他一家的户口,并且帮助安排就业。

活得正常的人们,看到淑芳和她的一家,就不免会想,人也会这样过了几十年,却还没有好好生活过的。

淑芳容貌没有什么改变,老了些,黑了些,人却精干,一家人在街上来去,她走在前头。她的后面,是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两个外孙。

淑芳自己的上人和靠近些的上人也都不在了。她认了谷子街荷花巷里年龄最长,同她母亲一辈儿的一个老太做了干娘,她同干娘谈心谈得眼泪汪汪。老太说:“姑娘,你不容易,苦桃子!”

现在,宋某在钢铁厂做临时工,他的女儿在飞燕服装厂做合同工,两个外孙上学,淑芳在家剥蚕豆壳,一天可以剥一块多钱,大拇指头都剥肿了。

 

 

胡 驴 子

 

胡老头携牵着他的儿子名叫铁锅者,讨饭到了江州小城。他发现这地方衣食丰足,人情淳厚,且又十分安宁平静,遂定居下来。他从“国军”留下的一个马场上,拖扯了一些材料,在考棚街矢巷的荒角落上,搭起了一个窝棚存身。矢巷不长,里面却有一个不小的荒角落,瓦砾遍地,一周十几户人家的粪缸便安置在这里。粪缸半埋半露,大小高低,错落参差,既是小城百姓彼时的卫生设备,又是他们的私有财产,靠它从进城收粪的乡下人口袋里赚出几文钱来。

附近人家看到这个忽然冒出来的窝棚,虽也诧异,却不曾有谁去干涉。过了不久,挨家挨户人口造册的时候,胡老头和他的儿子就被登记在考棚街矢巷了。胡老头无业,明摆着已穷到一无所有,政府把他列为救济对象,发了两套蓝灰的棉衣,还发了一些米,后来就安排他做工。不是这里修路,就是那里挑河,每月能拿到二十块钱。那时经济闭塞,鸡蛋二分钱一个,所以二十块钱不算少了。

胡老头小个子,剃着光葫芦头,黄黑粗糙面皮,双眉弯弯下垂,眼睛处惟见朦胧两线,一望而知其规矩本分有余,精明强干不足。政府也曾对他进行培养,皆因他本北方省山沟里一个贫穷农民,旧社会破产流浪,可谓苦大仇深。但胡老头少窍,扶不上马,也就一世为民了。

胡老头住在窝棚里,与粪缸为伍,人皆不屑,其实他倒暗中积攒得起钱来。一个普通街民,每月六元,就能青菜豆腐饭过下去,他呢,不但在外面做工,而且又捡破烂,荒角落上他分门别类整理捡来的破烂,去卖钱。

胡老头就这样默默在世上存在着,那仅仅朦胧两线的眼睛,走路时只看脚前一片地方,决不去打量世人,世人也并不怎么注意他。他的相貌神态,令人想到那个头不大、只会出力、不紧不慢而又耐久的老实动物——驴,难怪人们不知何时起提到他便称为“胡驴子”,不是刻薄,而是形象。

爱国卫生运动一起,矢巷里粪缸统统挖掉了,由公家盖了一个公共厕所。有关方面在厕所旁另盖了两间小屋,就由胡老头住。这厕所,以及其他街巷的三个厕所,统归他冲刷打扫,每月固定二十四块钱。胡老头于是有了正式工作,又有了住房。从此,胡老头肩挑一副破水桶,手提一把用得秃秃的竹扫帚以及一柄勺子,挑着水时走得颠颠的,空桶而回时略有几分悠闲。他并不放弃捡破烂,每天下午,他背一竹篓,手执长长的竹夹子,到各处垃圾堆上极有经验地拔弄、寻觅。

胡老头还有一项会过日子处。他把瓦砾从泥土里拣找出来,这就种上了青菜,四周又逐渐栽插了荆条,一片青翠,倒也怡人眼目。菜棵子大了以后,有时他会用稻草扎一捆,送给邻居。他站在外面,菜送在人家门槛里。钱呢,嘴说不要,但给他,也收下,不看多少。他与邻人的关系,仅此而已,这种本分,与本地习俗颇合,得到好感。

小铁锅转眼中学毕业,自己拿了户口簿,到派出所去,改“锅”为“戈”,这自是因为有了些知识。小城人历来善考大学,也历来有到外面大地方做事的习惯,胡铁戈虽出自外省,但终是在小城长大,亦深受熏陶;成绩中下,却也录取到了苏州医专,当然,家庭成份优越,也是考取的一个原因。

胡老头对儿子说:“你晓得我一生一世为了谁?”儿子说:“为了我。”胡老头说:“你既然晓得,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儿子大吃一惊,说:“我怎能不回来?”胡老头说:“你回来就没有出息。”胡铁戈明白了,就带着一股悲壮之气,上大学去了。

头一个假期是寒假,寒假连着春节,他回家来了。胡老头伤心说:“龟儿子,你不听我的话呀!”儿子说:“放假呢!”胡老头说:“啥假不假的!”他塞给儿子一把钞票,“没有钱用,我寄给你!”

胡铁戈以后果然两年没有回家。

胡老头精神抖擞冲厕所、捡破烂,依然把钱积攒起来,十元二十元悄悄往远处的储蓄所存。过年的时候,他一个人,毫不寂寞。家家放爆竹,他也放爆竹。他门上也照样贴一副鲜红的对子。街上有人写对子卖。初一下午,他就挑起水桶冲厕所去了。年三十夜之前,他捡破烂的收获超过平常。

每个月,他都到天禄街邮政局去,五分钱请代写书信的人填写一张汇款单,寄十块钱给儿子零用,附言上写道:“安心在彼,切勿念家”,还有“一切如常,勿须挂念”。

第三年盛夏,胡铁戈提着旅行包,又出现在矢巷里。他家的门上一把锁,他只好在外面等着。他看到,门口摊晒着捡来的破布烂棉花,堆放着几个坏柳筐,里面是脏瓶子之类捡来的杂物。他知道,破铜烂铁是藏在屋里的,他望着这一切,后来掏出手绢揩了一下鼻子,就走到屋后阴凉处去了。

听到门那边响声,他就沿墙根转了过来。门已经开了,门口新出现一个大背篓,里面是才捡来的破烂。屋里是黑的,传出“国国”的饮水声。正在喝水的父亲转过脸来了,“爹爹!”胡铁戈叫了一声,走进去。“咚!”胡老头很重地放下手中不知打哪弄来的断嘴缺把瓷茶壶,说:“你回来做啥?”“我?回来看看。”“看啥?要你看啥?”竟僵住了。“我是对你咋说的?你给我走!”胡老头拿手指着门外。

胡铁戈把旅行包放到那张简易的桌上,环顾屋内,还是那个搁在竹凳上的床铺,上面没有帐子,还是那个锅腔以及一只小水缸。锅腔那儿的墙上,也依然乌黑一片,烟熏的。屋里有浓浓的蛟香味、霉味和铁锈味、咸菜味,一些捡来的杂物堆放在旮旮旯旯里,“碗豆虫”和“百脚子”在地上爬着。

“你走!”老头子声音里有哀求。

“我把你带到苏州去。”儿子说。

“想得出!我到苏州做啥?”

“你去就不要做什么事了,我的工资够用。”

“我让你背个包袱啊!”

“你如果想做事,我在医院里给你找个工作。”

“你光荣啊,一个打杂的老子!”

“你是我的爹呀!”

“不要想得出!我不去!”

“爹,我有对象了,是个护士,苏州人。”

“好的。不要把她朝这里带。”

“我们腊月里结婚,那时我来接你去。”

“我不去。我在给你添光啊!”

儿子沉默了一下,忽然伤感地说:“爹爹,你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你?”

老头子说:“你在苏州好好过日子,不要犯错误,钱要舍得用,衣要舍得穿,就是对得起我。”

“我把我们的照片寄给你。”

“不要老想这边,不要同人家谈到我。”

“我就老不回来看你了?”

“我不叫你回,你就不要回。”

“爹,我现在工作了,而且是做医生,这捡破烂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了。”

“我记住你这话就是。”

儿子打开旅行包,把带给父亲的礼物一件一件往外拿。

“以后不要花这个洋盘钱!我要吃这些高级东西做啥?我又没有病!”

儿子把东西全拿出来了,旅行包也就几乎空了,花花绿绿的摆了一桌。

胡老头走到床铺边,趴下去,掀起了里面一块床板,伸手到床下去摸,一会儿,摸出一个油纸包儿来,交给儿子,说:“这钱你用在结婚上头!你到西仓桥储蓄所去拿——现在就去。钱放你这小包里,小包再放这大包里,不要离手。就在西仓轮船码头上船,有到苏州去的快班!”

儿子捧着油纸包儿,说不出话。

“你在苏州过得像个人,我就等于享到福了,记住我这话。你去吧!”

胡铁戈走出家门,回首望望,老头子已经在门口提起背篓傾倒那新捡来的破烂了。他含泪而去。

胡老头虽是个瘦小的一个老头,但总是没病没灾,劳动力也似乎总是没有减弱,退休了,他不再冲厕所,七十岁,他停止了捡破烂。他那小屋门口,逐渐清爽起来。前两年,他开始与两个青年合伙做起螃蟹生意,他那小屋,就成了存放螃蟹的仓库。他有时也跟小青年一起在街头卖螃蟹,人家恭维他说:“你儿子在苏州啊!”他就很高兴,少收人家的零头钱。

胡老头闲在家里时,顶大一桩事是看照片,他拿着照片框子,在屋外端详。他早已逐渐用荆条把菜地与两间小屋都围进来,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小院。荆条蹿得高高的,在外面只看见老汉的光头。

合伙贩卖螃蟹的青年人看到他挂在床头墙上的照片,说:“你媳妇漂亮啊!”胡老头说:“苏州人哪!”青年人又说“你咋不把孙子带来玩玩?”胡老头略一愣,后来便说:“我寄钱给他们用!”

有一天,胡铁戈突然收到一笔汇款,汇寄人是他父亲,数字很大,他就有一种预感。一算他二十年没有回去了。

每二天下午,他风尘仆仆,到了老家。他见到门口洁净,悄然无人,门微开着。他走进去,看见床上仰卧着父亲,似乎不对。上前一步,发现微有鼻息。他叫了一声“爹爹!”便听见老人喉咙里咯的一响,立即毫无气息了。这真是奇怪万分的事情。他略有些恐怖,环顾屋内,家徒四壁。他又发现父亲外边的这只手里,握着一把钱。

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看见床头墙上他们一家的照片,便取下来,把照片插进父亲胸口的衣服里去。老爹苍老得很了。

他很冷静地走到外面来,去打电话给火葬场。他心里谴责着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悲伤?现在的人是不是都太理智了?但悲伤是装不出来的。

没有走出矢巷,就遇到一个老邻居,他上去告诉人家:“我父亲……去世了!”一语未了,哽咽起来。悲伤原来却是很深的。

 

 

蔡 静 安

 

蔡先生名静安,《大学》上说:“静而后能安”,这就是出处了。

百子街上有一家烟庄,好大的门面,抬起头来,墙上有两个斗大的金字,柳体,凸的,做在墙上——“裕和”,蔡静安就在裕和烟庄柜台上卖烟。他进裕和的时候,是十七岁,但在柜台上穿着长衫卖烟的,与在后面赤了膊用刨子刨烟的,却就不同,应该称之曰:“先生”。蔡静安十七岁头发就水光可鉴地向后梳过去,穿了长衫,神情严肃,做了先生。

烟庄的规矩也是大的。头一桩是不管闲事。不要你管的绝不可问。那大宗的烟叶、豆油、末香、红土、大枣、南花籽儿进了后面的作坊,怎么就变成了香喷喷、提神醒脑的烟丝,并且品类竟有六种之多,如何配料,有多少工序,诀窍何在,皆不可问。

对于柜台上的先生,其它的规矩当然还有,但最要紧的是不可自坏烟庄的声誉。包烟的时候,斤两准足,四两就是四两,半斤就是半斤,包包要过秤,宁可翘一点。包烟用的白报纸和灰报纸,里外要干净,有什么脏斑在上面,宁可废弃不用。包的包儿当然要美观、一致,并且每个包儿上要盖裕和的庄号。站柜台的时候,要有站功,不准坐下来,站的姿势还要有讲究,决不可萎靡不振,弓腰曲背。到了柜台上,一是不要弄错,“双桂”是“双桂”,“银鹤”是“银鹤”;二是扎捆要牢,乡下人拎在手上走多少里路,不作兴散了包;三是口声要和气,有外地烟客,还要领人家去住旅馆。

蔡静安在裕和做了十几年。清晨,他头发向后梳得整齐,身上是一件长衫,脚上皂鞋净袜,腰背笔挺,不疾不徐地走,直达烟庄。晏下午,就见他依然上下一丝不苟,不疾不徐而归。天气热的时候,长衫就每每折叠得整齐,搭在左手膀子上,拢在腰旁,这时右手就常握有一柄纸扇。

有拿了钱请他从店里顺便带包把烟的,他总是说:“别的事情能帮忙,这桩小事,还就不大好弄;我们都是空手进店,空手出店,避嫌——你看我可吃烟?”至诚至恳,又确属事实,倒使人肃然起敬。

每年正月初五这一天晏下午,蔡静安就早早地到澡堂匆匆洗个澡,里外换得干净,回到家中,椅子上静坐着,一杯茶,一会儿饮一口。此时家中人不得同他说话,也不得发出大的声响,如果大门那儿有人来了,就要去挡驾,能挡掉的都要挡掉,直到六点,天擦黑,蔡静安站起来,叫家里人泡两个脆饼给他,吃好了,再饮一口茶,鼓漱两下,一口吐掉,复饮一口茶,咽下去,揩了嘴,说一声:“我去了。”就神色庄严出门而去。

这一天晚上,烟庄老板请职员吃“财神酒”,谁被请坐到上席,老板敬他的酒,就等于接到了解雇通知,不必来上班了。事先并无知晓,尽管各自暗猜,毕竟不敢自信,因此,这一顿酒饭颇算神秘、重大。有经验的店员都不敢掉以轻心,临来之前,要做一番精神准备:落到自己头上,该如何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落到别人头上,须有怎样的神情态度才最为恰当。这是处世的大场面,为人的大考验,是好是歹,总要仁义、本分、通达,不能有半点不足让人耻笑。

隔两天,初八的这一日晚上,蔡静安又是早早地到澡堂匆匆洗个澡,换得里外干净,回到家里,椅子上静坐下来,饮茶、定神,家里人也同样不得杂言高声,到时候了,泡两个脆饼吃下去,净了口,神情庄严出门而去,不过脸上却有喜庆之色,因这一天去吃的,方为迎新酒席。

蔡静安的家,原住在董家小桥,后来才搬到北水关板桥西街,离烟庄是近得多了。但搬家并不是因为远近,却是因为一位女子。蔡家的对门,是史家;蔡家这边母子二人,史家也仅有一独女。一日,蔡静安出门,一抬头,那史家女儿正站在对门院子里屋檐下,凝眸看他。他这才发觉史家女儿已经长这么大了,似乎年岁与他正仿佛,不觉脸一红,赶紧走掉。但他对史家女儿便存有了反感。那一双眼睛看他时太明亮,站在屋檐下也好像是专等着看他的。后来,又有一日的中午,蔡静安出门时,忽有两条白光在眼中一闪,抬头看时,史家女儿似匆忙到天井里收一件衣服,却仅着一条裤头,白嫩嫩两条腿便恰好及时让他看到了,使他觉得很羞耻。

他便托人打听房子,觅得了板桥西街这个住处。一切办妥之后,他才与母亲商议,卖掉老屋,搬家。但他母亲却正打着对门史家姑娘的主意,要托人出来做媒。他就把史家姑娘的行为对母亲说了,不愿意娶这样的女人。母亲听后,竟也无话可说。

蔡静安搬家的这一年是二十岁,第二年他结婚,那是草埠头王家的姑娘,当然有人做媒,相亲的时候是见第一面,姑娘规规矩矩的,低着头,忽然站起来躲进房间里去了,这使蔡静安很满意。

旱烟、水烟后来没有什么人吃了,烟庄也关了门,老板做了国营糖业烟酒公司城北门市部的柜台小组长,蔡静安做了西仓桥门市部的营业员,卖香烟。

蔡静安脚踏车就没有学,上下班步行,腰背还是笔挺,走路不疾不徐。时代改变,长衫自然是不穿了,也没有人叫先生,但他别的上头省,衣服上不省,身上不离一套中山装。鞋子与从前一样,黑布鞋,圆口的,脚上是纱袜。皮鞋后来也穿,不是好的,猪皮平底,式样老,同布鞋差不多。他的头发也依然是讲究的,水光可鉴地向后梳过去。

蔡静安年年先进。他上了班就不作兴坐下来,总是站在柜台面前,随时准备接待每一个顾客。他的服务态度没得话说,百问不厌,百拿不烦,不作兴脸色上有一点不悦。他浑身一股中和之气,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有好感。他对待上级尊重,哪怕这个上级是才提拔起来的年轻人。他对待同事客客气气,从来不说玩话,不卷入任何闲言碎语,更不会与人闹什么意见。评先进他总是让,但总是落到他头上。他的账是从来不错的。没有人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蔡静安生有一男二女。女儿嫁出去了,儿子结婚在家里。他老两口同儿子儿媳合不来,同大女儿也合不来,总是往南门小女儿那里去。

蔡静安的老妻不幸死了,他哀痛极深,在老家设了亡妻的灵位。他不愿意一个人住在家里与儿子儿媳同过,便住到小女儿这边来。

现在他每天行动规律是这样:早上起来,洗漱、梳头完毕,出门转一圈,透空气;尔后买两个税务桥的烧饼回来,自己泡一杯茶,慢慢地吃了,上下穿得整齐,出门而去,不疾不徐地直达水关板桥西街老家。他有钥匙开了门,在亡妻灵前点上一枝卫生香,默坐一旁,不一会儿似有所得,就拿起一旁的毛笔来,蘸了墨汁,在旁边也是备好的纸条儿上写上几句悼念的话,用糨糊贴在灵旁板壁上,再默坐一会儿,就离开;第二天上午再来。这样,一个上午就用掉了。下午,他必须睡两到三个小时,才能起来,出门洗澡,回来看电视,时间也就过去了。他从书店里买了几本书,有《拍案惊奇》、《三国演义》,时或翻翻,但都远远没有看完,也不知哪天才能看完,似乎也并无看完的意思。

蔡静安如此的行止,他的儿子、女儿都有意见。儿子那边,母亲的灵位不敢撤去,但两旁板壁上贴满了那些白纸条儿,上面写着各种迂腐可笑的话,来人见了,总之不雅。女儿这边,见父亲虽然退休在家,不做家务也就罢了,却每日比上班去还辛苦,从南门跑到北门,又从北门返回,还要去悼亡伤怀,岂不影响身体?但儿子、女儿都不便老是说他,日子就这样地过下去。

 

 

秋  云

 

秋云是城北天滋河那儿的。嫁给莲花巷周家的儿子。周相公在私立育新中学做数学教员,一街的街民都称他“周先生”。“周先生”也才二十多岁,但人物英秀,长袍大褂一穿,望之使人起敬。

周相公到学校教课,是从莲花巷出来,由街上向东,一路安步而去。如此早上一趟,饭后一趟。秋云必定送他到巷头,然后站在巷头望着他走到转弯口,不见了,这时就用较快的步子赶过去,复站在转弯口望着周相公安步而去的背影。由莲花巷口到育新中学,路虽不多,这样的转弯口却有五个,秋云就是这样一直目送着周相公到达学校。这,也是早上一趟,饭后一趟。上午与下午,放学的时候,秋云就提前一些时间,预先站在学校大门口附近,又如此目送周相公经过五个转弯口回家。

周相公一路决不敢与任何一个女人或女学生说话,连点头也不。否则,他回去就会受到秋云的盘问:同你点头(或谈话)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好在周相公走路时,素来昂首阔步,目不旁视,不易接近,因此,倒也容易避免了这烦恼。

秋云对自己,约束亦严。倘若她上街买东西,或者到井上去打水,或者下城河汰衣服,一路她也是目不旁视,且有一副凛然难犯的神气。至于同外面的什么男人说一句话,那是根本不会得有的。为此之故,周相公忍耐了秋云对于他的那种过分的约束。周相公习惯了秋云这种严谨的做法,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倒觉得这样亦甚好。

过了些时,周相公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南京下来,就要周相公跟他去做官,薪水高过中学教员好多倍,放到下面来就是一个县太爷,秋云也可以带去,那边有洋楼、小花园。一家都很欢喜,周相公也踌躇满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出山之意。

独有秋云一言不发。周相公到房间里问她时,她说:“安安逸逸教书吧,官大险大!”

就这样,周相公就没有去得成南京。周家其余的人也听随他们,并不甚可惜。这件事之后,周相公每日去教课,以及放学回家,秋云都不似已往了,任周相公自来自去。周相公在家里,秋云对他更温柔体贴。

周相公除了到学校去教书,平时足不出户。有一日,晚饭之后,周相公出去了,至很晏才回。秋云不免就要在枕边盘问。周相公不肯说。愈不肯说却就愈使秋云怀疑,一定要他说出这一晚的去向。周相公无法,就先要秋云起个誓,决不泄露。秋云起了誓,周相公才告诉她:学校里一位同事的,约了他密谈,今晚这么长时间,就是躲在鲍家坝麦田里。什么事呢?是要吸收他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是什么,秋云不知道。但国民党她知道,县党部的牌子,不就挂在那里吗?中山塔门口。

“共产党同国民党不是一党?”秋云问。

“不是一党。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周相公说。

秋云就吓出冷汗来,抱住周相公,央求他不要参加共产党,“你教你的书,安安逸逸的,不管它什么党。”周相公又对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但秋云不要听,只是说:“还是教书安逸。”

周相公后来也就没有参加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军进了江州城,国民党江州党部的牌子,换成了共产党江州市委的牌子,共产党从天而降似的,胜利了。渐渐地,一切起着变化。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或闲谈时,就会说到已往的事情,大有沧桑之感。

周相公那位同事,原来就是共产党江州地下市委的,胜利之后,自然就由地下转为公开了,每天到中山塔里上班,不久之后,就调到南京去了,当了大干部,此时想见他一面,也不容易了。

这件事难免在家庭的闲谈中提到,或者一笑了之,或者也令人有些感叹。连周相公有一次也忍不住对秋云流露了责怪的意思。秋云一声冷笑,对周相公说:“我妨碍你的前程了,不曾放你到南京去做官,弄个反革命的帽子戴戴!”周相公就现一苦笑,无话可说。

如今,几十年过去,周相公也老了,秋云也老了。后辈的人根本就不晓得从前的这些事,他们也不再谈到。老两口感情融和,身体也都不差,时常双双地在外面走。人称周相公为“周爹”,称秋云为“周师娘”。“周爹”清瘦些,而“周师娘”富态些。两个人衣服都格挣,过年的时候,一人一件黑色雪花呢大衣,笔挺的。

 

 

宫 斜 子

 

宫斜子姓宫,头天生是斜着的,斜上去的一只眼睁得很大,总是那么大,小不下来。宫斜子就天生一副藐视人、不服气乃至要来与你斗一番的样子,但其实并没有那回事。宫斜子先天的缺陷不止这一项,他的双腿罗圈得厉害,如果叫他两脚并拢立正,两腿之间一定能安放一口坛子。他走起路来,双腿向左右两边支开,摇摆着走,好像玩什么把戏似的,裆底下那个大空子,钻得过一个小孩。他个子不高,但也许本来可以高一些的,就由于罗圈腿而不得不矮了下来。

从小,多少人说过:“这人不能算个人了。”但宫斜子的先父并没有遗弃他,教给了他两样手艺:做酱园和做圆木匠。

他本来住在南门,分家之后,就到城里斗鸡场这儿开酱园店,前店后园,曹家的房子。开始的时候,是他的先父先母帮着弄,后来,他有了老婆,就自己弄。老婆站柜台,他自己在后面园子里做,有时也到外面来。

宫斜子的老婆当然不好寻。事有凑巧,一日,南门他父母的店门口来了母女两个,女儿虽然面黄肌瘦,但手大脚大,身架也大。一谈,是凤阳人。宫斜子的妈妈慧眼识宝,把女儿留了下来,拿了些钱,让做娘的回凤阳。凤阳姑娘就在南门老店园子做了些时,也在柜台上站了些时,面色红润起来,身体渐渐饱满,也脱了些乡下气。宫斜子就与这个姑娘成了亲,带回斗鸡场。

酱园店的后园里,有十几只头号大缸,上面罩着尖尖的芦席盖子,就像戴着大草帽,里面是一缸一缸的酱。宫斜子时常背着手在缸边转,停下来揭开盖子,看看酱色,用指头弄一点到嘴里尝尝味道。那大草帽有时需要拿掉晒太阳,有时又需要盖好。

到腌制萝卜干的时候,宫斜子的后园里,就是一片笃笃的刀声,宫斜子请了四周的女人在那里切萝卜,切一担是多少钱。做酱的原料是蚕豆、豌豆、黄豆,黄豆酱最好。街民或街民的孩子,拿了大碗,到酱园店里,说:“买二分钱酱!”宫斜子或他的大个子老婆,就会收了钱,接过碗,用竹板子刮,碗的一转儿都刮到了,碗底上没有,这是卖酱的规矩,卖酱的艺术,就应当这么刮。酱可以生吃,讲究些的,就切些红大椒丝儿,倒些香油里面,放在饭锅上蒸了吃。穷些的街民,一家人就围着一碗酱吃完他们的早饭、中饭、晚饭。

宫斜子的酱园店里还卖酱萝卜头儿、小黄瓜、酱蒜头与咸蒜头,酱瓜子和咸瓜子(菜瓜做的),还有酱莴苣、酱生姜。这些,都是价钱贵些的东西。也卖冬菜,腌制得黄黄的,一张荷叶包一大包给你。春天没有什么菜吃,街民们就吃冬菜豆腐汤,酸酸的,又有些香;吃罢,硬菜梗子吐一桌。

进货的时候,宫斜子最威武:站在门口,看着人把一箩一箩的豆子、一筐一筐的红大椒、一担一担的小黄瓜之类往里头园子里运,那斜着的样子,很有气魄。卖货的时候,宫斜子却叫人不放心,他刮酱、舀红大椒,抓萝卜干儿,那斜头模样,好像是在做狠心的克扣。

宫斜子吃饭在店堂里,热天的时候,就把小桌子移到门外来。他在晏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喝酒,一个人喝,不要老婆弄菜,都是烧腊摊上的。他喝足了酒,后来就停了杯,一只腿搁在另一只腿上不住地晃,颈项脖子红通通的,这时他喜欢同人说说话,发表些通情达理的见解。喝酒之后,便是到澡堂里去洗澡,口袋里带半段皂荚,背着手,斜着头,罗圈腿摇摆着走。

他做酱园的时候,圆木匠不大做,但有时也会露一手。他的几个盛放萝卜干儿的扁圆桶,就是他在门口自己做的。划线、锯、刨、拼、做底、上箍,两个罗圈腿儿正好夹桶,好得很。晓得的人,就会来请他,说定了就把木料送来,他高兴时就抽空做,钱照收。换个底、紧个箍,这些零碎的事情,他不揽,回答说:“没有空啊。”

宫斜子也就接连有了孩子,先是四个女孩,后是两个男孩,一个挨一个。好几年,都看见宫斜子的大个子女人在店里解怀喂奶。宫斜子的女人浑身胖、松,脸上笑眯眯的,眼皮子耷着。人们望到她衣服下松松的宽大的奶子和松松的宽大的肚皮,还有那耷着眼皮笑眯眯的陶醉模样,觉得她大约可以不费劲地无限生育下去,在她旁边的宫斜子也就更被衬托出了几分邪劲。

到生下第二个儿子之后,宫斜子就买了房子,铁炮巷陈家的,就在斗鸡场对街,五间旧屋,一个大天井。宫斜子放了好多爆竹。他把“天庭炮”举在手上放,他站在巷子当中,嘴上含一支香烟,斜着头把“天庭炮”一个一个放上天。

合作化的时候,宫斜子让他老婆带着酱园店进了酱菜厂,工作分配在西门酱园店,天天走出去上班;他自己挑了一副圆木匠的担子,满城街巷里去,走一会儿仰起脖子喊一声:“箍桶欧——欧!”最后一声忽然高起,又忽然中止,凡箍桶匠都是这个叫法。有人家喊他了,就歇在人家门口做,既做新桶也修旧桶。认得他的人,仍称他“宫老板”,不认得的,就喊“箍桶的”。宫斜子做圆木匠与众不同,小马子大马子不修,马子垢不打,都是一口回绝。喊做这事的女人就会怅然说:“呸,又不是不把钱。”宫斜子头也不掉,说:“不弄!”

酱菜厂原是要宫斜子去做师傅的,他没有去,也没有把进工厂放在心上。后来,当社会上把零散劳力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就进了土产品公司,每天去上班,专门箍桶,成批地做长澡桶、圆脚桶、小水亮子。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有劳保的人,工资还不低。年轻人常奇怪这么一个五行不正、身体丑陋的人,怎么也会成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呢?

宫斜子现在是铁炮巷里最斜的人。巷子里原有的老人都死了,他现在就成了元老。他年纪既最老,脾气又最斜,人也就不跟他噜苏。宫斜子这名字被人叫了一世,现在仿佛才真的斜起来了。他现在是他那五间屋子、一个大天井的守护神,时常在四周转悠,背着手,罗圈着腿,嘴上叼一支烟。周围有哪一户兴了土木,他就会整天地看着,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说:“我七十几岁了,上代要传下世!”

宫斜子虽然人老,身体不差,每天下午必定酒喝得脸和脖子红通通的,去洗澡。他那神气,十足自信、满足乃至是藐视人的。不能怪,他有手艺。

 

 

毛  猴

 

他本来就是这里的。他的父亲是个挑水的人,他也曾挑过水,他的父亲病死之后,他不挑水了,挑草。每天早上,空扁担上绕着绳子,扛在肩上,好远,到草河去。从那里挑一担草,都是北乡里下河来的芦柴;几大捆,堆得高高的,芦柴梢子拖在地上,“刷刷”地挑来。你家两捆,他家两捆,送到人家厨房里去。一户人家两捆草,烧七八天,又要送。周围人家的烧草,都是他挑,他叫毛猴。

毛猴挑草的钱,也就正好够他平日买米买菜,洗澡剃头,过年做一身新褂裤,买一顶新帽子。

毛猴挑草伤了力,吐了血,歇了一些时,人走出来很瘦,脸上全是毛。这时恰逢家家不烧灶了,都烧煤球,用不着挑草的人了,连草行也不开了,草行里的人都进了煤炭公司,毛猴也就改了行。

毛猴转糖、卖蜜酒酿儿。

一块圆板,从圆心向外射线似的贴着彩色的纸条,纸条上或多或少摆着糖果,甚至还有红蛋、糕饼,越是好东西,那纸条儿就越是狭。圆板当中竖一根木棍,上面顶着一根能转动的竹片,竹片的一头悬着一根细绳。来玩的孩子交出一分钱,用手把竹片轻轻一带动,让它转,渐渐停下来之后,看那绳子上吊着的一根针,针尖停在哪个纸条上。落空的时候多,正好停在纸条上的少,停在那细狭的纸条上的就更少。针尖所停,那纸条上摆着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有多少,统归这交了一分钱的孩子所有。这就是转糖。孩子们都愿意用一分钱来玩这个游戏。

毛猴每每在中午的时候,挑了担子,到小学门口去。他的担子是两只箩,前一只箩上搁着转糖的圆板,后一只箩里是一碗一碗的蜜酒酿儿。他还没有歇下担子,就有上学的孩子跟上来了,“老毛猴来罗!吃蜜酒酿儿罗!”一碗一碗的蜜酒酿儿,一刻儿功夫,全卖光了。那是浅浅的小陶碗儿,里面的酒酿儿都是好糯米做的,雪白,闪着亮光,当中挖出一个小小的凹塘儿,里面就渗满碧清的蜜酒。五分钱一碗,糯米吃在嘴里一颗一颗的,不渣,不粘牙,鲜甜、冰凉。孩子们吃的时候,先用筷子把蜜酒酿儿划出一条沟来,好先喝碗底凹塘里的那一口蜜酒。一碗一碗的蜜酿儿吃光了,孩子们就玩转糖,簇成了团,叫嚷不已。

粮食上了计划,糯米又少,蜜酒酿儿卖不成了。后来又讲卫生,转糖板上那些糖果糕饼也就很可疑,去玩的日见其少。毛猴就从小学门口消失了。

他便以钓鱼为生。他找出一个坏了的水亮子来,喊住圆木匠给他改箍了一个扁扁的、把子高高的鱼桶,上面罩着铁丝网子。那时城里有好多河,每条河里都有鱼钓,却并没有人去钓。毛猴早上出去很早,在人家快要烧中饭的时候,他回来了,头上戴着破草帽。他把鱼竿子送回家,拎着鱼桶儿去卖鱼,全是活泼泼的大鲫鱼。

毛猴冬天也会钓鱼。他穿着长棉袍子,站在河边上,端着鱼竿。河里连绵起着些波浪,冷风吹动枯白的芦草,也吹动了他毛茸茸的胡子。这样冷的天,这样大的浪,还能钓到鱼吗?站到他旁边去观钓,马上眼睛花了,钓鱼线上的浮子也看不见,而且那冷风朝衣服里钻。但毛猴是能钓到鱼的,而且冬天钓的总是很大的鲫鱼,黑黑的一条有一斤上下,不知在河里长了多少年似的。

后来,钓鱼的人忽然就多了起来,工人、干部,大人、小孩,一有空就握了鱼竿站到河边去。鱼越钓越少,河越钓越远。城里的河逐渐钓不到鱼了,都跑到郊外去钓。钓鱼已经不能当饭碗,毛猴就不再钓鱼。

他改卖口哨。从工厂的垃圾上捡回薄薄的钢皮,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两片一合,就做成铁口哨,含在嘴里,可以吹出黄雀鸣啭的声音。毛猴就又出现在小学门口,他的身上好像藏有一只活泼爱叫的黄雀,到了跟前,才发现那好听的鸟叫是从他嘴里吹出来的。于是孩子们就掏钱买,五分钱一个。毛猴卖口哨卖了一学期,各个小学门口都站过了,全城到处是孩子们学吹鸟叫的口哨声。铁口哨含在嘴里,腥甜的滋味久久留在孩子们的舌头上。

有好几年,一到秋天,毛猴就卖“蛮喳”,也就是“蝈蝈儿”。他先得下乡把“蛮喳”捉回来。他身背四只旧的热水瓶壳子,篾制的那一种;底下用布蒙紧了,口子上用篾子做一个活门。下乡去也不远,出了东门,就在鲍家坝。黄豆田里,“蛮喳”叫成一片,盖住了田。人轻轻走进田里去,豆叶下“蛮喳”只顾振翅鸣叫,把手悄悄伸向它的背脊,两个指头一捏,就逮住了,就像捏住一只虾儿一样。

早上出发,下午回来的时候,四只热水瓶壳子里都捉满了。一路走回,“蛮喳”就在里面不知疲倦地“唧啯唧啯”叫一路。那时的毛猴,脸上晒得黑油油的,胡子乱蓬蓬张扬开来,身上带着一片“蛮喳”的叫声,大踏步走着,好像为城里人从乡下弄来许多的宝贝,在街民们的注视和孩子们的跟随之下,显得有点异乎寻常,可以说有一种英雄气概。

毛猴把那绿色的小动物“蛮喳”,一只一只分进一个一个的小笼子里去。小笼子是拳头那么大,麦秸草做的,也有竹篾子做的,毛猴早个把月就把这些笼子做好了。到第二天,他就一支扁担,前后挑着满满的小笼子,一路走街串巷一路卖出。“蛮喳”分了笼,宽松了,更加此起彼伏地叫,叫得炸耳,好像把黄豆田里的闷热和野外的凉风一起带上了街。家家户户就花一角钱,买一只小笼子,吊在屋檐下,听那“蛮喳”叫,提神、清心,感到了秋意。小孩子就剥几颗毛豆米,用篾子一穿,插到笼子里去喂“蛮喳”。

毛猴的一生,就这样没有固定职业地过。他好像一直就是很老的一个人,又一直也就这么老。现在,他卖老鼠药。他的地摊摆在城北彩衣街,那边北乡上街的农民多。地摊是一块布,摊在地上,上面堆了几堆小纸包儿,还摆着几个大老鼠,那是老鼠皮里塞着稻草缝合起来的。最吸引人的是他有一个小转盘,上面有一只小白鼠,毫无约束,却并不逃跑。当毛猴呷一口茶,开口唱起来:“嗳,老鼠药,你不买,我不怪,老鼠在家里啃锅盖……”那小白鼠就在那块转盘上奔跑起来,于是转盘就旋转不已。小时候吃过毛猴的蜜酒酿儿、买过毛猴的铁口哨的人,看到了他,就会想:“呀,他还活着?”估计他有好大的岁数了。

 

 

填  房

 

何云在家做姑娘做到二十八岁,家道实在是衰落,她带着一箱书,离了海陵城,到镇江银行里做职员。何云的祖上清朝时做过县官,何家在本地也有些名气,虽还剩三间朝北的破屋和一个很荒的院子,但那块地方还是被人叫做何家花园。她也就是何家花园出来的小姐了。

银行里有位刘先生,老家在海陵东南渔湾乡,一表人物,英文极好,是个高级职员。刘先生不幸死了结发的妻子,拖着一串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母。别人左劝右劝,何云就嫁给了他。

刘先生托人在海陵城里买房子,购得王家桥东街普通房屋一处,单门独院,大小五间,于是就把家安在海陵了。刘先生仍在镇江银行里做事,何云就同刘母并四个孩子回到了海陵。家庭经济拮据,何云就到学校代课。刘母临终时,把刘先生、何云,以及一个有了十岁的大孙女叫到房间里去,其余三个都在门外;过了一会儿,里面喊三个小的都进去,刘母还来得及看了众孙一眼,去世了。

刘先生就一直在镇江银行。后来何云生下一女,起名五儿。若干年后,刘先生从镇江银行退休,何云从海陵小学退休,时常双双的出门,双双的回家,手上拎着蔬菜瓜果,对人都彬彬有礼,很安静的。刘家门里五个子女都大学毕业,除了最小的一个在本地,并且就住在家里,其余皆在外地大城市工作。刘先生、何老师在王家桥东街特别受人尊敬。

刘先生到杭州大女儿那里去了一趟,大女儿同父亲一起到了王家桥东街。下午,小女儿夫妇和孩子出去了,大女儿跟何云老太提起金子的事,刘先生在一旁不作声。一提起金子,何云老太马上说,在呢!原来,几十年前,刘母临终,把一块金条放在了何云的手上。

何云老太到房间里去,开了橱柜,从抽屉里也就把金条拿出来了。原样不变,在何云老太手掌上黄澄澄的耀眼。

坐到外面来,何云老太把金子送到大女儿手上,说,你们在家上学的时候,日子再穷,我没有舍得动,现在一分一毫不少,你们去分吧。大女儿也就用手帕包了金条,放进不离手的手包里去,说,当时祖母只有我们四个,五儿还没有……她留着半句没有说完。何云老太也没有等她说完,就很同意地点点头。

大女儿起身去翻旅行包,找出一张质地坚牢的白色的纸来,上面有黑色的字,刘先生的笔迹,想必在杭州写好的。这张纸送到了何云老大手上,大女儿说,这是爸爸写的。爸爸虽然身体健康,但他七十八岁了,有些事情还是预先写下来比较好。何云老太戴起老花镜一看,上面写的是《遗嘱》二字,底下内容是:王家桥东街这房子,原系刘某于某年某月购置,刘某与配偶何某在世时,房产权归刘某与何某二人所有,如若二人故世,则房产权归五个子女平均共有,相互之间可以折价转让。何云老太看过后,摘下老花镜,也点点头。于是大女儿把准备好的好的印泥送上来,刘先生伸出大拇指醮了印色,在他自己名下捺了手印,何云老太也找准了自己的名字,捺了手印。

有关财产事宜就这样办好了,刘家门里平平静静。晚上,何云老太小小的身影照样在厨房灯下忙碌。一家人坐下来共进晚餐,刘先生按照常规独自饮了一杯上好的白酒,五儿夫妇陪大姐喝了葡萄酒,何云老太也喝了一杯。

何云老太去找她的老同事们,都是退了休的小学老师,还有退了休的学校领导。她在老同事面前倾诉几十年的含辛茹苦。老同事们于是有特地找刘先生谈谈的,有在路上遇着刘先生拉到路边说几句的,都说,刘先生,你在外地工作,你的病母,是何云服侍送终的,你与前妻所生四个子女,当时都不足十岁,是何云一手抚养成人,直到送进大学。何云这一辈子,是为你做了牺牲。她当时是看你可怜,才嫁给你的,她是何家花园出来的小姐啊。你最后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五儿也是你生的女儿,不是何云带到你门上去的,既然房子五个人分,金子为什么四个人分?再说他们四个人在外地都有住房,过得不错,老家这几间破屋,为什么还要来争?不都是一向认为何云比亲妈妈还要亲的吗?怎么现在这样计较?何云当初为了你这四个孩子,是不想生育的,你一定要她生,结果她生了一胎。她对待家庭,真是一贯照顾大局,你老这最后一手,无论哪个人,也会感到寒心啊!她也不是要为五儿争金子,你将心比心想一想……

刘先生不为所动,最后说出一句话来:她是填房!

人们不再言语。何云老太也没有告诉五儿。日子就这么糊糊涂涂地过。

 

 

封 永 高

 

昌寿药店在考棚街上,大门两边有一副对子,“昌占五世,寿祝千秋”,这是本地书家王子云的字,饱满、端正,有骨子。药店两间高大门面,进去又有四大间,深邃、宽敞。三面柜台,贴墙立满药橱,气势亦颇宏大。一进门,肃静、阴凉,一股子浓浓的中药香。

买药的人,拿着先生开的药单子,进了药店,给算账的划个价,交了钱,便去让站柜台的抓药,拉开药橱上一方一方的小抽屉,一味一味地抓、戥,一期一期地分倒在纸上;吃三期,就摊开三张纸,均匀分倒三次。戥好了,别一个站柜台的就来查查,是否抓错,不错了,两个人都在药单上签个字,把单子收起来,尔后就—一地包包儿,三剂,就是三个包儿。煎药时需要后下的那一味,就单包个小纸包,放在大包儿里,写明“后下”。最后是包扎,整个这一帖药加个大纸套儿,纸套儿下面垫一张黑蜡纸,防潮;再用红棉线绳儿扎起来,留个扣儿,好拎。纸套儿上印有煎药法和服药法,还有昌寿店号,旁边有两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意思是说本店的药,选材地道,炮制讲究,外面的人虽看不见,但天老爷是有眼睛的。

昌寿药店的生意是好的。除了北门外有一家恒德药店,全城再没有第三家,城里的人,以及东门、南门、西门外来的乡下人,买药就必到昌寿。在昌寿,药缺味的时候少,昌寿再缺味,就要上扬州大德生了,不过,也不必去,宁可请先生改一味。

昌寿药全,而且药好,是管事的能干。昌寿管事的不是老板,老板死了,管事的是个药工,叫封永高。老板在的时候,昌寿还没有这么大的格局;老板死了之后三年,昌寿的柜台、药橱加了一倍,房子也多了一倍,药店扩建了一回,才有了这个样子。

老板有两个老婆。大奶奶不生育,老板在四十一岁上娶了小奶奶,这是合乎当时的规矩的。大奶奶小小的个子,虽不识字,人却要强,在里面当家。老板中了风,她旋即叫药店里全体职员,都站到老板床边,又叫小奶奶带了十四岁的儿子,也站到老板床边,她问老板:“以后药店里由哪个管事,你指一指。”老板听得懂她的话,就拿眼睛看,最后用手指住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封永高。

封永高受命之时,才二十一岁。

他做了管事先生,当晚就召集职员,无非约法三章。最后说:“药店虽是老板开的,却是我们大家的饭碗。店里的事情要靠大家。好花也要绿叶扶持,我年轻,多跑跑腿是应该的。老板当家的时候,药店开得是好的,老板不当家了,药店要开得更好,药店就是我们大家的脸。各位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我如有不到,各位就当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儿子,监督我,给我指教;不好对我说,就对大奶奶说。”

一席话,谦虚、本分、诚恳,又有骨子,无不悦服。

接着就是安内。他与管账的一起,到鼓店巷老板家里去,先看望了老板,尔后就同大奶奶、二奶奶坐下来谈家务。问每月家用多少?大奶奶报了一个数,他在上面又加了一点,作为老板的调养费,说,以后就照这个数,每月初五由账房送来,除此之外,无事就不好支钱、借钱了。大奶奶说这样很好。至于老板的医药费用,当然是尽用,实报实销。店里有的药,店里抓,店里没有的,哪里有就到哪里买;听到哪里有高明的先生,能请到的都请到。说:这是店里大家的意思。大奶奶、二奶奶说:“夏夏(谢谢)各位,夏夏各位。”

封永高就这样把昌寿药店管起来了。他是药工的本色,管事之余,一有空,还是做药工。

在后面炮制中药,不厌其烦。蒸、炒、煅、炙、浸、水飞……几十种工艺,有时一道工艺上要耽搁几天,他自己动手,用心钻研,精益求精,说:“开好药店,就要做好药工。”选料严格、炮制讲究,就从这里来的。选剩的药材,当兽药卖,很贱。

昌寿后来增加了一项小生意。特制了一种药末,还有一种膏药,专治疮疖、无名肿毒,价格低廉,夏秋两季,门庭若市,军民人等,购者如云。当时的人,头上身上就好生这些多余不争气的东西。先把膏药用火烘化开来,再把药末撒上去,热烫烫贴在患处,不出五日,必愈。

封永高对大奶奶说:“相公不光去念书,还要到店里来学学。”十四岁的小老板上学之外,就跟在封永高后面学徒,也是从药工学起。识别药材,记住药名、药性,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学成,小老板不长进,封永高就打他的手心,说:“这个药店,这么大家私,我是代你家管的;你不好好学,将来怎么当家?”

元宵节这一天,药店关门,在店堂里年终结账。全体职员之外,还有大奶奶、二奶奶、小老板参加。封永高向店主以及同仁报告一年下来的经营、收支;所赚的钱,提成做店本之外,店主得红利,店员得奖金,大小红纸包儿上恭书各人姓名,了了分清。小老板作为半个学徒,也得一个红纸包儿,做上学的学费和零用钱。

结账之后,大奶奶要说几句话,一是对封永高和全体职员表示感谢,二是提些希望,三是委任新的管事,当然还是封永高。这都是形式,但形式要做。大奶奶说过之后,封永高也说几句,总要带上些新意。

这一天晚上,店里聚餐。

第二天,封永高夫妇必上下穿得齐整,携带厚重礼物,到老板家里去,对店主(大奶奶、二奶奶)表示感谢,恭恭敬敬。

昌寿药店,就这样一年一年地下来,兴旺,稳定。

解放的前一年,一九四八年,小老板二十岁,在时敏中学高中毕业。封永高就要向大奶奶交店,由小老板当家,大奶奶不肯,小老板也不肯。小老板想到上海去上大学。封永高说:“相公出去求学,要么学法律,要么学中医,这两项以后用得上。”小老板点头称是。大奶奶说,以后,店主就用相公的名字。二奶奶叹一口气,流眼泪。

小老板在上海学的法律。毕业时他填登记表,学校里叫他“本人成份”填“资本家”。小老板被分配当了中学教师,就在时敏中学,教历史。他把药店献给了国家。江州市工商界第一届青年积极分子代表,有他一个。封永高和全体职员也就归了国家。国家派了一个干部来当经理,封永高留用为副经理。经理换过不少,封永高没有变动。

昌寿的风格也就一直地保持。至今还是那深邃宽敞的店堂,红堂堂的柜台和药橱,做药也还是选材严格、炮制讲究,抓药也还是认真细心。一进店门,肃静阴凉,一股子浓浓的中药香。

细小的变化也是有的:门面上“昌寿”二字凿掉了,但还有痕迹;门口“昌占五世,寿祝千秋”这样的对子,纸套儿上“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样的话,自然也都去掉了,新社会不兴这些东西。

每年的正月,封永高夫妇仍然必穿得整齐,携带厚重的礼物,恭恭敬敬,到鼓店巷老板家拜望。

现在,大奶奶、二奶奶,封永高夫妇,都不在了,只有小老板还在,六十几岁了,从学校里退了休,早上喜欢提个雀笼子到东城河边遛鸟。

 

 

巧  妹

 

巧妹不是什么人的妹妹,她的名字就叫巧妹。她是光孝寺东边罗家的独养女儿。罗家也是寻常百姓,男人在蜡烛店里做蜡烛,女人挑香油担子。巧妹渐渐长成大姑娘,也不算标致,也不算风流。

后来,丁家巷里姓郭的二相公却就托人到罗家来求婚。这事情一传出来,一转儿的邻居再看巧妹就怪自己以前没有留心看。巧妹的鸭蛋脸虽然略大了些,但那眼睛多长,而且清水似的。那脸颊多嫩!那鼻子多直!那嘴虽大些,形状却是多么好!巧妹还有一个出众之处,肩小、臀宽,整个人像个花瓶似的,窈窕动人啊!

但是,郭家的求婚,罗家却未许。

罗家的男人还是到蜡烛店里做蜡烛。罗家的女人还是挑着担子出去卖香油。巧妹也还是在家里烧饭、洗衣、做针线。

街民们嘴里虽不说,心里对罗家赞佩,日子也便这样平平静静地过。

罗家隔壁的顾家,住进了一个姓顾的学生,在堂屋里搁了一张床,吃三顿,按月把几个钱。他是从南乡泰兴县黄桥镇来的,跟江州陈家桥姓翁的医家先生学医,祖上有交情,开始还不大注意,后来就有人说巧妹同顾生意思上好像不丑,至于两个人相好与否,却不敢瞎说。有一次巧妹在洧水河里汰衣服,顾生蹲在她旁边就着河水洗手,站起来后又同她说了几句话,才拿起放在树丫上的一本书离去,这倒是有人看见的。

然而,日子也便这么平静地过。

税局里有个吴正民,是北乡里下河老阁吴家庄的,家里水田有七百亩,兄弟二人,他是老二,年纪轻轻到江州来做事,二十几岁当股长。税局离此也不远,吴正民看上了巧妹,自己带着许多金银首饰上门求亲。

罗家的女人回他说:“我家女儿不把官里的人。”

吴正民不可能辞去官职,他热衷仕途,他在中统里还担任重要职务。他对罗家的女人发了狠,说:“我也不娶,看你家女儿把个什么人!”

罗家着了慌。有一天夜里,巧妹就拎了个小包袱,跟着她的舅舅坐船到江南去了。舅舅有个朋友在常熟做铜匠,巧妹就嫁给了铜匠的大儿子。铜匠家的门口挂满出售的铜器,风过处,叮叮当当地响。

吴正民也没有办法。

顾生不久之后也不见了。

过了几年,江州中山塔上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星红旗。

郭家二少爷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人又不振作,得病死了。吴正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兼地主分子的帽子,安排在烟酒店里卖香烟,后来又查出他的什么问题,判了无期徒刑。

巧妹和她的丈夫从常熟回了一趟江州娘家,光孝寺、洧水桥一带的街民都看到了。那小铜匠在常熟做了车间主任,人生得不好看,配不上巧妹。巧妹瘦了些,别的也无大改变,手上搀了一个小男孩。巧妹对她从前的女友说:亏得我家里不慕荣华,要不然,我现在怎么过?众皆点头,莫不叹息。

巧妹是独女,罗家老两口常到江南去。来去时虽见得高兴,但也有些凄凉。后来,巧妹小两口就迁调到了江州。

巧妹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黄桥镇的那个顾生来了一趟。邻居看见他下午进了罗家,过了个把时辰,巧妹夫妇两个送他出来,在门口点头道别,很客气,看不出什么。

顾生不在黄桥工作,他远了,在安徽省。他在一个县医院里当医生。他在那里有了家小。

巧妹的男人生病死了,丢下了巧妹和一双儿女。巧妹的儿子女儿这时也大了,很快的,都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

于是就有人找巧妹,要同她“介绍”,巧妹说:“过些时,再谈这件事。”

巧妹肩上吊着一只旅行包,出去了。

她说她去玩了一趟黄山。黄山好啊!

巧妹后来就同一个离休老干部结了婚,到扬州去了。

 

 

田 二

 

田二是个瓦匠,考棚街一转儿人家都认得他,遇到都跟他招呼:“吃过啦?”因为说不定哪天要请到他。

田二高高的个子,瘦猴似的,常年身上一件旧蓝褂子,敞着,如果加在棉袄上,就连棉祆也敞着,这是他的习惯:敞怀,仰着头直走。他的裤子自然也不讲究,就像灯笼似的,空荡空荡。他另外还有一顶旧布帽子,软耷耷堆在后脑勺上。他的衣服、裤子和帽子上总有许多的石灰点子,脸上也总是有几个,有时被他顺手抹过了,像马马虎虎搽的粉。他的脚上,赤脚穿一双旧球鞋,上面用黑的布、蓝的布、绿的布重叠地补过了,并且早已让泥灰弄脏了。他早上出去做,晚上归家,胳肢窝下夹一把瓦刀,手上拎一个结满石灰的灰桶。

雨季的时候,田二最忙,天天不止一处来约。“田二,明天无论如何请到我家,山墙剥下来了!”“剥山啊?”“剥山!”“好的,明天先到你家去。把泥、灰、纸脚准备好。”“石灰等你泡?”“等我泡!”

第二天,绝早地,田二就夹着瓦刀、拎着灰桶到了。山墙倒了的那个人家,全家就都起来。田二屋里屋外望望,说:“剥得不轻!”主家说:“不轻!吃着饭,外面轰隆一声,晓得山剥下来了。挨不掉,非请你来不可。”田二说:“假如俯就镶上去,雨一大,还是要剥。要拆掉重砌!”“要重砌吗?”“要重砌!”“砖头够吗?”“不够再找!”“好吧,随你。”

田二就动手泡石灰。或者泡在一只坏缸里,或者在人家院子里开个塘,或者就堆在天井平地上。主家拎来水,由田二一桶一桶地倒,用四齿耙在里面拉过来推过去。石灰一有水就鼎沸起来,热气腾腾,噼啪作响,倒了山墙的一家人就都站在旁边看,视为壮观。

田二把石灰泡好了,就动手撕纸脚,灰尘直往他脸上扑,他也不让,一边还说着话。撕好了,对主家说:“放水泡。”他就洗手、吃早饭。早饭很简单,主家平常吃的:两碗烫泡饭,几块萝卜干。田二一边吃着,一边就看着小工和泥,碗一丢,田二抹抹嘴,就上梯子,拆墙。

砌山墙要两天。头一天,只能砌一小半,就丢在那里,第二天再来往上砌。夜里,倒了山墙的那个人家就等于露了天,如果风雨还不停,就格外挨点搅,但也就挨过去了,平心静气。

中午一顿,主家是要特地弄一点好菜的:割一点肉烧烧,买几块豆腐。田二中午不在人家喝酒,要抓紧时间把事情做掉。他吃过饭,站着略歇歇,闲谈几句话,就又动手了。

傍晚完了工,田二就把帽子格外往后脑勺推推,屋里屋外望望自己的手艺,对主家说:“再大的雨,也不怕了。我包你二十年不得再倒!你这是乱砖墙,假如是整砖,五十年也不得再倒!”主家脸上绽出笑容来,完全相信他这话。于是就坐下来吃晚饭,也很简单,烫泡饭;菜,是中午剩下的再热一热。也还是不喝酒,田二说:“不在这里喝,你们还要收拾半天!”晚饭吃过,就算工钱。田二总是对主家说:“二级半,我是二级半!”又自信又惭愧似的。二级半瓦工是每天壹元叁角,他做了两天,共是两元陆角,主家绝没有还价的,马上就数出票子来给他。田二蒙蒙亮就来了,中上又不歇,晚上做到黑,吃又不讲究,给这个钱不为多。田二把钱往胸口衣袋一塞,说:“走呐!”点一个头,拎了灰桶,就走了,瓦刀夹在胳肢窝下。田二是奔雅堂浴室,五分钱洗个澡。旁边的人把田二一想,就说手艺人好,在外面混了两天,另外还得了两元陆角钱。

田二就这样,是个野瓦匠。街民们住的是祖宗传下来的旧屋,少不了一个野瓦匠。从考棚街,到天禄街,以至到获柴巷、王家小桥,一大片地方,田二不停地跑,天天有得做。街民们相信田二,认为只有他能砌乱砖墙,多少年下来不凸不凹。田二拾漏子也好,他那么高的人,在屋上拾漏子,脚底下不作兴踩破一片瓦。主家仰了头望着,只要听到屋上“卜”的一声,就晓得瓦被踩破一片了。田二拾过漏子的屋,同时也就整理一新,瓦行子笔直,瓦一片伏一片很规矩,屋上落的树叶子和猫儿屎都用扫帚刷下地。

翻旧房建新房,算是大工程,平地砌屋、立柱安梁,人家就不请田二。不知请的哪里的瓦匠,大工小工一大串,又是香烟又是酒。田二每每会出现几回,他似乎总能认得那些瓦匠里的人,彼此很熟地打招呼,说些内行话。主家见到田二,也会来敬烟,但他不会,用手推掉。他站在那里望望,看看墙砌得直不直,梁柱安得好不好,有时就对瓦木匠提醒一句什么话,在某一处纠正他们,并说出些道理。他是站在主家一边去考究的,也好像他对这一带房屋负有一种责任似的。来砌屋的瓦木匠对他不反感,而且很尊重。田二这样尽了他的责任之

后,就离开,有他自己的事去了,手上拎着灰桶,胳肢窝下夹着瓦刀。

府南街那里挂起了建筑公司的牌子,公司下面还有各个建筑站。就有人来动员田二,说是都要有组织。田二被叫到居民委员会去谈话,告诉他建筑站缺老师傅,他去了就定三级半。田二不肯去,说:“不习惯!”最后,他把儿子叫回来,加入了建筑站,儿子在外面也是做瓦匠。

多少年一过。田二的儿子成了建筑站说一不二的大师傅,成年不在家,在外面包大工程,会砌宾馆大厦。田二仍是一个野瓦匠,仍是专门给街民的那些旧屋补墙拾漏。他的衣着似乎也没有变,总是一件溅满石灰点子的旧蓝褂子,赤脚穿一双旧球鞋,用布补过了。在人家做完工后,也仍然是那两句又自信又惭愧似的话:“二级半,我是二级半。”

田二并不怎么见老,他还是瘦精精的,敞着怀,仰着头直走,旧得不能再旧的布帽子很有气势地推在脑后。他能说得出哪一家有几间什么样的屋,哪一年墙倒了在他手上修过,哪一年为了透气后墙上开了个窗子,哪一年因为后代人上来了,天井里盖起了两个小厨房。

 

 

阿 春

 

阿春是下河来的女人。下河在江州北面,兴化、宝应、高邮三个县统称下河地区,也有叫北乡里,也有叫里下河的,反正全是水田。下河人到江州,只有水路。一把橹,慢慢摇,不着急。阿春到江州城上,是来做唐家二少爷的老婆的。

唐老爹二十年前,街上好像就没有他这个人。他空锁着三间破屋,成年累月地不在,带着一块惊堂木,背着一把“丝嗡子”(二胡),在北乡里下河东庄转到西庄,不是说书,就是唱曲。三十多岁的时俟,唱回来一个下河女人,这就是后来的唐大奶奶了。他们把三间破屋改成了草鞋店,专卖草鞋。冬天的草鞋叫做毛窝,穷人一个冬天有三双,也就能过去了。唐大奶奶的老家,在高邮界首,稻草自是不用说,水荡子里又产芦柴,所以芦柴花儿是有的,草鞋、毛窝就在唐庄做好了,用大船摇到江州来。

唐记草鞋店开在学政街,后来在城北下坝街上又有一个分店,兼作仓库。屋后正好是稻河,下河来的船都停泊在稻河里。稻河很低,下坝街河边的屋子下面都有长长的柱子撑在河底,行船的人是不作兴让船撞到的,也不作兴在这些柱子上扣船绳。

唐老爹发财了。

唐二少爷十七岁的时候,唐大奶奶下了一趟乡,带来阿春。阿春那年二十一,阿春不是唐家庄的,是唐家庄对河李家庄的。

唐大奶奶的算盘是:阿春既给二少爷当老婆,又在家里做佣人,从烧饭到洗衣,有她一人就行了,又放得心。

阿春壮实,生得还清爽,红嘟嘟的脸,个子大了点儿。

阿春果然就能又当二少爷的老婆,又做唐家的佣人,勤快、满足。

唐老爹对唐大奶奶的做法,亦无异议,只不过他有时看看二少爷,心里就似有些惋惜。这惋惜的意思,唐大奶奶看得出来,对唐老爹说:“丑妻好田家中宝!”阿春当然还不能算丑,但配二少爷,很悬殊。

二少爷是个“标品”,极俊秀。到金城戏院去看戏,穿一身西装,皮鞋子尖尖的,浑身透出灵毓之气。也有不足之处,年龄的关系,略显稚嫩,尚少气魄,但以后那是会有的。

二少爷有一回被大少爷一拉,带他去了烟花巷。大少爷自己很熟地钻进了一个房间,叫二少爷自己各个房间去看看。二少爷不习惯,他站到大门口去了。后来,被大少爷笑了一通。大少爷非要二少爷下水不可,就很认真地物色了一个,二少爷果然被这个姑娘迷住了,每天都去。

这些事,阿春都不知道。有一天,阿春在厨房里洗菜,邻居一个女人走来,朝她上下看看,说:“阿春,你这个样子太不行了,你也要晓得打扮打扮自己呀!”她就悄悄告诉阿春,二少爷天天去烟花巷,相好的姑娘叫兔子,在某巷某家。

阿春一听,木住了,但她说:“他是少爷呀!”

女人点头暗叹,又对阿春说:“话固然不错,我也不是挑你去管他,但你是他老婆,你不应当绊住他吗?他是你的人呀!”

然而阿春不晓得怎样才能绊往二少爷。她有几天也注意把头梳得好些,衣服也换过,对二少爷服侍得更小心,但这一切二少爷根本不曾有眼睛看。二少爷的心的确不在家里。

阿春不怪二少爷。但她想看一看兔子。

有一天,阿春趁着下城河去汰洗被褥的机会,把衣裳篮子往路边一个人家一放,拜托了一声,就到烟花巷去。七拐八绕,她找到了那一家。进了门,她不敢冒失,问了一个年纪不轻的倦懈的女人。那女人手一指,说:“那不是兔子!”阿春于是看到了,兔子小小样样的,岁数比她小,神情却也是倦懈,这都是夜里少睡觉。“兔子,这位嫂子找你!”那女人这一声叫,使阿春慌了,但也便看到兔子朝她仰面的一看。兔子是惹人疼爱的,兔子又是伶俐有心眼儿的,兔子是个“小精干”。阿春说:“不是你,我不找你。”她就快步离开了。

阿春没有说过二少爷一句,她随他去。

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后来有几天二少爷精神不振,长吁短叹,晚上也不出去了,有时还淌眼泪,不止一次。阿春猜想,必定是兔子怎么样了,但她不敢问二少爷。正好原先劝过她的那个邻居女人来告诉她:“你可晓得?兔子得急症死了!”阿春就吓了一跳,忽然冒出许多眼泪来。“你要哭什么?”女人问她。“我看见过兔子。”阿春说。

阿春现在七老八十了,天天早上还能出来买豆浆。有一天,老阿春忽然想起往事,对她的一个儿子说:“你们不晓得,你父亲从前也不学好,在外面有过一个女人。”儿子问她那女人什么样子?她想了一下,脸上出现爱惜之意,说:“不丑,小精干。”

 

 

粽  子

 

巷子里有个盐店。普通的民房,普通的两扇门。进门之后,门掩里有一个盐斗,木头打的,下面是斗子,梯形,底小口大,能堆好多盐;上面一根横梁,悬挂一杆秤,没有秤钩,一个紫铜的大戥盘,做成畚箕的模样。盐是粗盐,大的有蚕豆那么大。附近的街民买盐,就拿了家中的盐钵子,到这个盐店去。门是开着一扇的,进了门,喊一声:“买盐哦!”屋里就会有一个轻雅雅的声音应道:“来啦!”这一声的确极轻极雅,事情再急的人,也会有了在门口等待的耐心。于是,屋里走出一个女人来,中年,沉静,小巧,清爽,一双小脚,裤脚子扎得好好的。这就是“卖盐奶奶”。卖过了盐,她就仍然回到屋里去,做别的事情,等有人喊,她再出来。

街民们只管买盐,卖盐奶奶的盐斗里也总是有盐。街民们就不曾关心过,卖盐奶奶的盐是从哪里进的?什么时候进的?

卖盐奶奶除了出来提井水,几乎是足不出户的,井也靠近得很,没有几步远。卖菜的卖油的,总是叫卖到人家门口,还有卖针线卖洋油卖烧草的,也都是卖到人家门口。米,需要到米店去买,但并没有看到卖盐奶奶去过米店。因为去买盐,见过卖盐奶奶的人很多,但同她说过话的人就不多了。卖盐奶奶不大同人说话,她只是认认真真地卖盐。

卖盐奶奶屋里就她一个人。街民们也不曾关心,卖盐奶奶有没有男人?有没有儿女?有没有亲戚?老的街民晓得,卖盐奶奶的屋子,一底不是她的,是周家的,周家把房子卖掉了,一家都去了上海,以后就住来了卖盐奶奶。

她只是卖盐,别的不卖,这能赚几个钱呢?冷冷清清的,但卖盐奶奶也就这样冷冷清清的过着。也不见她胖,也不见她瘦,也不见她老,总是那个模样,沉静,小巧,清爽,一双小脚,裤脚子扎得好好的。

合作化的时候,卖盐奶奶的盐斗子就搬到街上的合作小店去了。小店里只有三个人,她卖盐,其它两个(也是女人)卖酱菜萝卜干,卖烟酒肥皂糙纸。卖盐奶奶像一件古物似的,一下子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街民们好像这才把她看清楚了:细细的两条蛾眉,不大不小的一双杏子眼,清水似的,黑白分明。鼻子侧看大了些,正看饱满,笔直。一只嘴是樱桃小口,撮在那里,圆圆的。头发水光光的,一丝不乱,梳个嬷嬷鬏。额头雪白的高高的,身量娇小,神情古板。有人来则卖盐,无人来就坐着,别的事不管,虽说合作了,还是一个没有合作的样子。街民们提到她,还是叫她卖盐奶奶,但她是有名字的,她的名字写在合作小店的营业执照上,挂在小店的墙上,那上面有三个名字,一个何秀英,一个马陈氏,一个粽子,粽子就是卖盐奶奶。

似乎没有多久,卖盐奶奶就不到小店里卖盐了,她回了家,不工作。然而她那小院里,却有了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小孩。隔个把月,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操扬州口音,到她这里来过上一天。她的大门,一般总是关着的,不与人来往。这样地过了几年,扬州的小夫妇把孩子带走了,卖盐奶奶复只一人单过,而每个月,却有了从扬州汇来的钱。

社会上房屋渐渐紧张,于是就有人敲门,看上了卖盐奶奶的房子,想租一间住住。他们都没有得到应允。卖盐奶奶就一个人住三间屋,一个小院,围墙高高的,上面松树林似的长着瓦花,还有些狗尾巴草。

卖盐奶奶需要每天出门上街了,到菜市场上去买菜。有时也会看到她买了米、面条,买了油盐酱醋回去,小脚歪歪的,慢慢地走,贴着墙边儿。但人们还是不大看到她,因为她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人们都上班去了。人们对卖盐奶奶的家的印象,总是两扇关得紧紧的大门。

四周人家安装自来水,巷子里的地面都挖开了。邻居们就敲卖盐奶奶的门,对她说:“我们都装自来水了,你也趁手一齐装吧。”卖盐奶奶摇头摇手,说:“不装,我一个人。”于是,还是看到她到井上提水。提水亮子已经有年代了,锯掉了一半,长的变成了扁的,但提在手上,正好没有那么重了。卖盐奶奶一手提水亮子,一手提吊桶,打水回去,所过之处,路上有两行水滴出来的潮印子,一直到她门口。

后来有一个老头子到了卖盐奶奶这里,一起过。老头子气概不凡,满头白发,紫红面皮,人很结实,衣着也不差。买菜,提水,买米,就都是老头子的事情了。有多嘴的街民在路上问老头子:“卖盐奶奶是你什么人呀?”老头子回答说:“我妹妹。”扬州口音。

卖盐奶奶生了病,住医院。天天去送饭、服侍的,就是这个老头子。卖盐奶奶后来死在医院里。她早有写得好好的遗嘱,房屋给她的扬州侄儿某某。扬州侄儿就是老头子的儿子。卖盐奶奶临终前,他赶到了,见到了面。侄儿也不年轻了。

老头子一个人在卖盐奶奶屋里又住了两个月,把房子作价卖了,就到扬州去了。

据说,只有派出所的人才知道底细:卖盐奶奶从前是这个老头子从什么人手里救出来的,老头子过去是个贩私盐的头目,卖盐奶奶的盐,除了向盐仓进一点做样子,其余都是贩私盐的暗中送来,吃的米也是顺便就带来的好米。这房子,是老头子当初为卖盐奶奶买的。至于一世以来,他们怎样相处,怎样的感情,那就不晓得了。

 

 

绮  凤

 

绮凤是糟坊街王家巷里的,在扬州一个学校里念过书,毕业回来之后,应聘在私立时新中学教生物课。她是新式人物,性情又极潇洒,糟坊街的人时常可看到她与几个风流倜傥的男子并肩而行,且可时闻其哈哈大笑之声,头往后忽然一仰,笑嗓高出众男子之上,脆亮、跳荡。

绮凤小姐的书房,也就是她会客的地方。她的书房里,经常的高朋满座。到她那里去谈谈说说的,大多是学校里的青年教员,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绮凤小姐尚未婚配,书房里的那些男子里面,想这心思的人无疑不止一个,这情况就像一群蜂蝶,围着一朵香香的鲜花,团团地转。

然而,这样玩了两年,绮凤并没有嫁给这些男子里的哪一个,而是做了一位青年官员的太太。这位青年官员是南京来的,背景深得很,前途未可限量。据说,他是仅仅偶然在一次舞会上,才认识了绮凤小姐,一见倾心。那时,会跳舞的女子,在小城可真是凤毛麟角啊。

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绮凤的身边围绕有那些男子,也听不到她那哈哈的大笑声了。她的蜜月,是到南京去过的。与她的先生双双从南京回来以后,她依然到时新中学教书,但来去都坐黄包车,珠光宝气的,表情高傲,目不旁视。

糟坊街上的人,觉得那些做教员的男子,一个个都像瘪下去了似的,但又显出些清高。

绮凤小姐后来却一个人回到了王家巷。原来,那位青年官员忽然地就死了。绮凤小姐从此杜门不出,时新中学的教职也辞掉了。街民们谈起这事,对绮凤小姐不怎么同情。

自从绮凤回到王家巷,便有一个男子去得最勤。人们认得,他是以前那一群男子里的一个,一直地在时新中学教书,是棂星门棺材店里的二相公。他是个马脸,长长的,大相不错,不难看。

于是,绮凤小姐也就逐渐露了面。每每在傍晚黄昏,她便挽着这男子的臂膀,二人双双到天滋河边去散步。

绮凤小姐也委实是生得不错,苗条,适中,白净的脸,大大的眼睛。虽说经历了一番人生,与以前比却也看不出有甚不同,眼睛黑了些,却更好看,只有那哈哈的大笑声和那头往后一仰的样子,不再有了。她走在那男子身边,有如一只依偎的小鸟,显示了一种朴实情态的复回,倒也使人同情,不再想去嘲笑她从高枝上栽下来的悲剧。

这当儿发生了一件大事:旧社会被推翻了。

人民政权发展教育事业,缺乏师资,绮凤就去做了小学教员,脱下了府绸旗袍,穿上了兰布的列宁装。

然而,那个长长脸的男子,再一次从绮凤身边消失了,王家巷里再也见不到他来。当他放学回家一个人走着时,显得特别孤独、抑郁,贴着墙边儿无声无息地走着。再后来,就完全看不到他,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

原来,绮凤重新嫁了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大人物,也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因为娶了绮凤,而受到了降级的处分,但他不在乎。

糟坊街的人后来看到了这个人,个子并不高大,扁扁的头脸,身子微微有些歪斜,年纪比绮凤明显大些,穿一身质地不一般的银灰制服,令人敬畏。绮凤走路依偎着他,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也从不与人打招呼,而绮凤则显得甜蜜、满足,脸上放出光来。

绮凤后来不当教员了,到机关里做了委员。

然而,绮凤的丈夫原来却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据说在会上公然地说了出格的话,犯了错误,于是被一抹到底,受了开除的处分,送到原籍的乡下劳动去了。原籍是兴化乡下的。

绮凤没有下乡,她同她的丈夫离了婚。这是应该的,因为立场问题最重要。绮凤早已不住在王家巷,但时常是到父母这里来的,后面跟着两个小孩,就是跟那个人生的。街民们多少听说了她的事情,对她远远地也有些同情。

过了几年,绮凤丈夫的事情有了和缓,得到了恢复,但就在乡下当了副社长。绮凤坐了船,到兴化去了一趟。这时的绮凤,人家已经喊她是部长了。然而,绮凤停留在兴化城上,没有到乡下去,因为她得知丈夫在乡下与一个农村寡妇同居,这寡妇有三个小孩。绮凤回来后就把这情况公布了出来,左邻右坊的都晓得了。

时光一晃过去了多少年。绮凤没有再嫁人。大家替她一想,不错,她的事情现在是难办了,叫做高不成、低不就。于是也就见得她满头的乌丝花白起来。但她周身气派还是高人一等的,是的,从年轻时起,她一贯没有把自己平常地看过。

老绮凤到了五十多岁上,第三次结婚。糟坊街的老街民们看到,她的新丈夫脸儿长长的,就是三、四十年前的那个青年教员,棂星门棺材店里的二相公。原来,他一直是在扬州教书,现在是副教授。

据闻,老绮凤说,也有人给她介绍省里的离休干部的,条件好得不得了,她都不曾答应,但这个人,一说,她就答应了,难得人家一辈子都把她放在心上,她不能一错再错了。

 

 

乡  忧

 

蒋云先生是半亩轩的老名流。他这人命奇。三十多岁上死了妻,接着自己一场大病,好了之后废了一条腿。他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高中毕业生,后来是做教师。因为废了一条腿,就不再想到学校上班去了,办了长期病休手续,对他这人来说,等于是退休了。

蒋云先生这样做,还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蒋新,当时才九岁,并无别人为他料理家务,他得自己承担起来。

蒋云先生后来就在家中授课。有那高考落榜,下年还想再考的,可以到他家里补习。从语文外文到数理化,各门功课都是他一人讲授。他家人丁虽不旺,祖宗留下的院子屋子却颇大,容纳二、三十学生不觉得拥挤。辅导之余,蒋先生也就把饭菜做好了,儿子放学一回家,就有得吃。

蒋先生的补习班成效极高,遂年年学生满座。这项收入多少年来等于固定工资一样,也颇丰厚,对于病休的他,正好是一个弥补。蒋云先生的补习班直至前几年还在办,如今不办了,主要是因为蒋先生想歇歇了。

蒋云先生最忧虑的,是他的儿子。蒋新高中毕业时,高考还没有恢复,只好当工人。但蒋新各门功课成绩是优异的。国家决定从工农兵当中招收大学生时,蒋云先生就让儿子报考了。其时儿子已做几年工人,具备报考资格。蒋新也就考中了,蒋先生高兴了几年,直到蒋新毕业分配。但从此以后,对儿子的忧虑却年年加深。

蒋新毕业后,被分配到最边远而又艰苦的省份去了,工作是做中学教师。一晃数年,只回家一次。想办法把儿子调回家,就成了老先生时刻萦绕心际的大事。蒋新也与父亲一致,想调回老家。但蒋先生只是私塾先生一样的人,孤独得很,要把儿子隔七八个省调回来,真觉得没有办法,况且行动既不便,年岁又大了。蒋新那边看来也无头绪,一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蒋老先生从无牢骚怨言,他只是默默等待。不免有人叹息说,蒋先生虽有儿子,等于无有。

蒋老先生的忧虑,终被儿子一封信驱散。蒋新得以调回本省了,但不是本地,而是一个发达的中等的城市,与本地隔江相望,坐汽车是大半天的路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比回到本地小城来还要好些。蒋老先生的欢喜,可想而知。更可喜的是,蒋新有了女朋友,就在调回的路上旅行结婚了,只不过后面加了一个括号,说这位新妇不是出自寻常人家。见了这括号里的话,蒋老先生忽觉一种忧虑,虽无十分道理,却是挥之不去。信中还说,一时还不能回家探望,等安置妥当后,尽快携妇回家拜见父亲大人。

蒋老先生就一心一意等儿子媳妇回来探望他了,家虽破旧,却收拾打扫一新。等啊等,蒋新却似乎忙得连回来一趟的时间也没有。新来的信上要求父亲到他那里去,如何乘长途车只要四个小时,下了长途车如何乘公共汽车只有五站路,都一一写得明白。蒋老先生甚为不快,回了一信,婉言推辞不去。蒋老先生跟一二老友谈起这事,也还是生气,说,既然这么简单,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抽空回来一趟呢?这话问得确也有理。

以后,蒋老先生仍然只有从儿子的信上了解儿子的近况。数月之间,儿子寄来四封信,告诉了自己工作的变动:第一封信说他由教师而做了教导主任,第二封信说他做了校长,第三封信说他做了某区教育局局长,第四封信说他被调往某县做了县委副书记。蒋老先生接到第一封信时高兴,接第二封信时更高兴,接第三封信时微感吃惊,接第四封信时不觉大吃一惊,背上似乎滚过一道寒气。

蒋老先生久久深思,数易其稿,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说了许多古今的道理。“汝是平常人家的儿子,到得这个地步,当思侥幸二字,父不望你有为,亦不怪你庸常,位高则险大,权重则害巨,儿以古人廉洁二字时时铭刻心头,愚父死而瞑目矣,不然,则死不瞑目。”这是蒋老先生给儿子信上末尾的几句话。

大约一年多以后,儿子忽然又从某县调回城市,信中透露又升迁一级。蒋老先生握笔之手直抖,给儿子写信说:“非以为吾儿不能也,乃以天下济济,何独钟爱吾儿?吾大不安,不以为喜,且以为忧也。望吾儿刻刻以圣贤古教勉之勉之,则老父幸甚,百姓幸甚,国家幸甚!”

这封信去后,儿子好长时间没有信回,蒋老先生只有摇头叹气而已。不想,却有传闻到他的耳中,说他儿子在某县时做下不好的事情,如今某县有暗状追告上去,于他儿子前程大碍。蒋老先生一听,觉得有点像,于是一封长信写给儿子,先责他久不来信,再要他如实告知近况。蒋老先生的健康立时衰退。

儿子来信说,确有人捣蛋,但目前仍在某局任职。信极简短,不得要领。老先生一看却是明白,外面传闻大抵不差。儿子在某县时做下的那等事情,自然是不会如实告诉他的。老先生独自垂泪,就像儿子被劫走或被杀了一样。过了几天,他才有力气给儿子回信,对儿子痛加训戒,叫儿子不必再来信,好自为之吧。

儿子果然也就没有再来信,父子关系似乎僵住了。

但老先生终于又收到儿子的信,是从一个较远地方写来的。原来儿子从市里调到省里某厅当副厅长,兼任某农场场长。这个农场想必很大。老先生叹一口气,就给儿子复了一封最短的信,其中写道,“世事固非老朽所知,此次儿之工作实为主要负责农场,可算是下了基层,但级别毕竟有所提升,实为父所不敢想象,领导让儿在较艰苦地方从新做起,儿当自思自警。以古衡之,儿乃民之父母官者,一切该当如何,不待我言。自此以往,儿之事,父不再论。”

蒋老先生给儿子写信皆存有底稿,至此一并取出,拿到天井里去,付之一炬。

 

 

老  鹤

 

老鹤的家在城北旗杆巷。他是个高中生,离毕业还差半年,不上了,因为他生了病。老鹤的样子,一直就像个有病的人。他很瘦,瘦得两肩高耸,背也就驼上来了,站着时活像一只仙鹤,同学们就不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老鹤,他听了很高兴,把肩头直抖直活的。

老鹤的病,只能叫做体质太差,差到连听课也不能坚持下去。“我的命是不会长的。”他自己很有数的样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镇静。

老鹤的同学,喜欢跟老鹤玩,即使他不上学了,大家还是常到他家玩,因为老鹤是最快活的人,一句话,一个词,一个绰号,一个谐音,都能使他跳啊笑啊,手舞足蹈,以至于吊在人的背上直蹦直叫,要人跟他一起快活。

老鹤的爱好是买书,数学书、物理书。这些书,他自己绝对看不懂。《广义相对论》、《经典场论》、《现代波导理论》、《凸函数和奥尔里奇空间》、《抛物方程的网络积分法》、《偏微分方程有限差分方法》……这些大部头,他一本接一本买,买回来就用洁净的纸包起来,在书脊那儿用毛笔写上书名。

遇到同学,他就告诉他们,他又买了一本好书,是如何的好。同学到了他的家中,他就把书柜打开,让他们欣赏。他的同学只是用眼睛朝里面望着,不动手去拿,因为他们也是看不懂的。

“你买它们有什么用啊?”

有人会发出这个疑问,老鹤一点也不意外,他的眼睛倒反而特别地亮起来,兴奋的样子,回答说,“我是给我的弟弟买的啊!”

老鹤的弟弟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同学们一听老鹤的话,就都大笑,说老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老鹤对于一下子获得这一称号极为高兴,他跳着笑着,说,“我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老鹤还喜欢收集世界名画,印刷精致,确实叫人爱看。他收集最多的是贵夫人的画像,也有一些西方小孩的画像。有女生到老鹤的家里,老鹤就把这些给她们看。描绘外国小孩的名画,就被女生要走了几张。“她们将来,应该有这样可爱的孩子。”老鹤把这事告诉男生,并且这样说,大家就都无言。

老鹤进了街道办的纸品厂,当会计。这时他的同学们都下乡插队去了。老鹤的厂是三大间阴暗的旧屋,一个大院。老鹤就把女工春云往他家里领,打开书柜叫春云望,拿出名画给春云看,这时老鹤的脸上升起两朵潮红。

“我的命是不会长的。”他望着春云。

“我的命也不会长。”春云低着头回答他。

春云同样很瘦,同样是有病才不再上学的,她是个初中生。

老鹤和春云就结了婚。老鹤拿出一幅外国名画来,上面画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我们应当生一个孩子!”他对春云说。

春云望着他,脸上是恐惧,但是她勇敢地说,“哪怕对我有危险,我也为你生一个!”

老鹤就有了一个儿子,春云不曾有危险。

老鹤的弟弟被老鹤的同学叫做二鹤,这是无理的,其实他有一个好名字,叫登阁。

登阁是个不活泼的人,平时只喜欢呆在家里。他读到初中,后来就当了工人。老鹤在家里把登阁教到高中的程度,登阁就自己啃起那一本一本的大部头。

大学停招十年之久,高考恢复了,老鹤就去给登阁报考,登阁被录取了,是数学系,跟老鹤的两个高中同班同学做了大学的同班同学。登阁如今早就是博士生资格的教授,他自己也写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老鹤就把它们排在他过去买的那些大部头的后面。老鹤说他弟弟如今很忙、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乡探望了。

老鹤如今在街道工作区抄抄写写,抽空儿就到股市上去,他还从来没有输过,不过他是小户,赚得很有限。“我现在,就为儿子。”他说。

 

 

月 珍 儿

 

得富儿是个死无用。念过几天私塾,后来到水鲜行里学生意。行里全靠手上一把秤,心算得要快还要能言善辩,会察颜观色,该笑的时候笑,该狠的时候狠。这一切,得富儿学了几年学不会。他会称秤而不精,会算账而不快,也许反而错给了人家;他也能狠能笑,能说几句,但那是白说掉了、白笑掉了、白狠掉了,人家反而看出他是个无用的人。后来,行里就不让他执秤,叫他管些杂事。从此,得富儿对于行里执秤的人,就由衷佩服,对于老板,更是敬畏,即使在外面,如果听说某人在某店某行里是“一把好手”,他就顿时萎缩下去,对人家用迷惘、畏惧、佩服的眼光窥视,如果看到文武官员,有钱有势的人物,他就看呆了,嘴巴不觉就张了开来。哪怕在夏天,得富儿走在外面,也是哈着腰、缩缩的。

得富儿的女人叫月珍儿。她是鸳鸯楼那儿的,家里开油坊,磨麻油。她是围着麻油磨子长大的。有眼力的街民们看出,月珍儿不会是个安份的女人。她虽然不好看,大嘴,门牙支在外面,但身体饱满,腰肢活劲,眼睛过于明亮,笑声过于响脆,皮子也太白。然而,谁叫得富儿偏偏是个死无用的人呢?

月珍儿的相好的,果然很快也就有了,却不是外人,是得富儿的姐夫。姐夫在上海做事。有街民听见他在浴室池子里跟人卖弄过外国话,叽哩咕噜的,他在上海大约就说这个。姐夫并不时常回来,但隔一段时间,也就会看到他。他穿着奇怪的衣服,认得的人说,那就叫西装。他的脚上总是皮鞋,黑的红的都有,走路响。月珍儿白天就同他相好。门一关,谁也不晓得他们在里面做什么。姐夫从里面出来离开的时候,就低着头笑眯眯的一路走去。

得富儿所在的水鲜行后来关掉了,得富儿就失了业。月珍儿同他两个,锁了门,到上海去找姐夫。过了几个月,得富儿回来了,说他不习惯在上海,吃的水叫自来水,有药水味,住的地方整天整夜走汽车,睡不着觉,况且也不能就把家丢掉不要了。原来,姐夫在上海确实有些头绪,能为他们找到了一间屋。但上海人房子小,烧饭、睡觉、上马桶,全在里面,受这个穷罪,得富儿也不愿意。还是靠姐夫的本事,月珍儿在上海马路边上摆个小摊头,卖水果。卖水果能赚钱?能!月珍儿能养他。

以后,月珍儿果然就没有回来,也果然每个月寄十块钱给得富儿。得富儿一个人过得蛮惬意,天天上茶馆。过个把两个月,他就到上海去一趟,回来的时候,不是身上有了一件半新的外套,就是脚上有了一双半旧的皮鞋,时常跟人吹些上海的牛皮。

时光渐渐过去,得富儿渐渐老。有一次他收到上海来的电报,就急急地坐船去了。回来之后街民们才晓得,是他姐夫死了。得富儿说,“还好,月珍儿已经有了上海的户口。”他说他姐夫办公的地方在外滩,那里外国人多。

月珍儿一直没有生育。得富儿说,“又不是我没得用,是她没得养。”

但多少年之后,月珍儿却生了一个儿子。得富儿到上海去带了回来。得富儿说,这孩子是他上一趟到上海去的时候有了的。那男孩在街上长大了,姓得富儿的姓——史,长到十几岁,清清俊俊,背着书包上学。他既不像得富儿,又不像月珍儿,不知道像谁。他穿的衣服,都是上海寄来的,全是上海的式样。

街民们说,“也就罢了,得富儿虽一世无用,却总算有了这么一个儿子,不管是谁的吧。”

怎么料得到呢,这孩子就得急病死了。得富儿像女人一样号啕大哭,月珍儿没有回来,她寄来了丧葬费。得富儿听到敲铛声,就把瞎子请家去算命。瞎子给他掐过八字之后,说,“你命苦!但吃穿到老不愁。”得富儿以后就承认他命苦,又说有得吃有得穿就行呐。

又过了十多年,得富儿早已不大去上海了,月珍儿每月的钱还总是按时汇到,而且随着物价提高而提高,已经寄到每月二十五元。得富儿觉得不够用,就向街道居委会申请民政救济。

得富儿死得很知趣,不声不响突然死了,死在床上,很干净。得富儿死,月珍儿也没有回来,她寄来了五十元丧葬费。得富儿有侄子,来收尸,来继承了他的房子。继承房子的时候,两个侄儿发生了争执,坐下来谈了三天,结果是一人各得一间半屋、半个天井。月珍儿现在的情况,就没有什么人晓得了,也不再有人提起。

 

 

龙  珠

 

多少年前,谷子街鱼郎巷里有一枝花,她叫龙珠。那时谷子街上很热闹,大小米行、水鲜瓜果行,一个挨一个,买卖兴隆。龙珠是秦家的。秦老板穷下来之后,不做老板了,在人家的行里做事,也就在谷子街上。龙珠有时出来喊她的父亲,从谷子街上走过,多少人就拿眼珠子跟着她。但人们说,龙珠也算不上美丽绝色,她只不过比较撩人罢了。

虽说龙珠生得有些撩人,她并不轻佻。她是大眉大眼的一副大脸,神情庄重得冷淡。龙珠平日走路从不东张西望的,但倘若看到姚家的小少爷,她就会有所注视,有所羞涩,多少流露泄漏出了爱慕的意思。究竟是龙珠确实看上了姚家的小少爷,还是众人认为龙珠倒是能配得,因此越说越像真的,人们已有结论说:“龙珠痴想了。她是独女,老秦必定是要招个女婿回去的,姚家的小少爷岂是适合入赘的人?即使是龙珠嫁过去吧,恐怕姚家还要嫌秦家穷呢。”

后来,一切都符合了人们的料想。秦家招了女婿,那是从南门吊桥口一户儿子多的贫寒人家,选了一个年龄般配的,来做了龙珠的丈夫。

然而,龙珠与姚家的小少爷,倒确实有着些意思。秦家女婿进门之后才数日,龙珠忽然不见了。过了两天,才晓得她是跟姚家的米船到北乡老阁去了,正是姚家小少爷在船上。秦老板坐了船,八十里水路,向北追到了老阁,把龙珠带了回头。秦老板关上大门,对女婿说,“我忘记告诉你了,龙珠贪玩,你是做她丈夫的人,以后要管住她。”并且叫女婿取了“家法”——竹板子,打龙珠的腿,说,“打断了我不怪你。”女婿胆怯着略打了两下,秦老板一声喝,叫龙珠跪了下去。于是又训了几句,才叫女婿把她带回房间。

从此以后,龙珠死心塌地,不但不曾有外心,而且大体上足不出户,每当出来,神情冷若冰霜,却也叫人叹息。

龙珠庄重冷淡的神情就固定下来了,谷子街上的街民看她的冷脸看了几十年。

秦家的门是招女婿的门。龙珠没有生儿子,却有两个女儿。龙珠的父亲秦老板和她的丈夫,最近二十年间先后去世,龙珠就与两个女儿在一起。她是六十多岁的人,依然丰满的一副大脸,冷冰冰的,似有秋霜,显得极有斩杀,使人无端有三分畏惧。

街民们说,龙珠对待她的两个女儿,态度不一样,喜欢大的,不喜欢小的,但对待两个女婿,却相反,喜欢小的,不喜欢大的。

大女婿是个大学毕业生,在南京工作,人却是江州本城西门的。大女儿结婚的时候,龙珠似乎是高兴的,因为女儿把了个大学生,在大城市工作。大女婿人老实,见了人就善良地笑笑,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南京西去江州三百里,来去也不容易,时间与路费的原因,大女婿是难得回来的。虽然如此,大女婿每回来一次,大女儿就要同他发生口角,一旦口角起来,老龙珠就毫不犹豫地护女儿,于是大女婿就早早地回了南京。

大女儿也有文化,是个老高中生,在什么公司里工作,见了人很有礼貌。也文静。街民们想不通她在家里为何那么会口角,吵架的嗓子炸炸的响到墙外来。

以后,还是有人看出了一点名堂:有一清秀的人物,高大的块头,红红的脸皮,戴一副金丝眼镜,颇有风采的,隔些时就会来,每每是在星期天上午。来了大女儿就关上大门。他要到下午才离开,下午走的时候,却是龙珠母女两个送人家,极尊重、客气。胆大些的人背地里挑明了说,那是大女儿的相好的,是个经理吧。

龙珠的小女婿,却就是从前姚家小少爷的侄子,脸模儿很像当年姚家小少爷。这门亲怎么做起来的,人们不晓得,但做起来之后,就有街民把老底子翻出来了,于是就有了微妙的说法,但那纯属闲话,说不得的。

然而,龙珠的小女儿逃过婚。她要跟她过去的一个同学逃出去结婚,这事被发觉了,龙珠把她找了回家。据说小女儿被关了三天。

小女儿后来也就同姚家的那孩子结了婚。

龙珠叫小女婿天天送老婆上班,接老婆下班。龙珠在家里请了酒,把小女儿调到小女婿的那个小厂里去了。小女儿就渐渐黑、瘦,表情抑郁,没有笑脸。

有人传说,小女儿结婚姻那天,因为哭、气和不肯吃东西,已经昏过去了。龙珠把小女婿推进洞房,说,“不要可怜她,要把她变成你的人,不行就打,不打做不了老婆。”小女儿果然就乖乖地做了老婆。

大女儿和小女儿都生了孩子,又都是女孩。

现在,大女儿有了一套环境好、质量高的楼上住宅,搬出去了,不远,就在城北何家洼。小女儿仍住在家中,老龙珠就时常两头跑。

为了改变三代无男孩的家族史,老龙珠说,要向计划生育部门申请,让大女儿再生一胎。

人们看到庄重、冷淡、显得十分有斩杀的老龙珠,认为她要做的事情,是会办得到的。

 

 

杨 扯 扯

 

考棚街东头方家巷内,走过那些乱砖墙的平常人家,有一处高墙大门,青青的墙砖水磨过的一般,砖与砖之间用糯米汁石灰浆勾缝,年深日久,更见青白有致;那大门是两扇,眼睛看得出它的沉重,密密有序的门钉还在。大门对面,没有人家,墙上用水磨方砖砌成很大一个正方形,好像镜子一样照着大门,有取其方正之意。

这一目了然是从前的大户人家,非官即绅。不错,这诚然是从前扬州教育局长的家。江州人而到扬州做教育局长,也算是在外面做了大事,宜乎有如此的房子,何况此乃继承的祖产呢。教育局长姓杨,是方家巷内杨大地主的大公子,在北京念过书,到英国伦敦留过学。杨扯扯就是他的爱妻。

杨扯扯供在堂屋正中的大相片上,那个着西装领带,架金丝眼镜的清瘦秀逸的人,便是杨局长,才三十岁的年纪,杨扯扯从二十多岁就成了他的遗孀。

杨家大门里,一进去是老大一个天井,左手一道墙,空心的瓦窗,里面另有一小天井,设花坛和太湖石。小天井通向小书房,大天井对着三间正屋。右手这边又有一间房子,不与正屋相连,是为厨房。正屋再向后,本来还有好几进房子,也一般儿是天井、大屋,杨氏弟兄分家后,便各自独立了。杨扯扯这一房就分得了大门,其余的只能在深巷之处高围墙上一一开门了。现今方家巷内几户姓杨的,都是本家。

说杨扯扯是那杨局长爱妻,也还不够完整。局长本来有一原配夫人,出身门第自与杨家能平。这夫人不孕,于是就叫杨局长纳妾。局长是新式人物,又做着国民教育事业,岂可作这样的事情?这位夫人与菩提善庵尼姑要好,就去做了尼姑。杨局长无法,不久就娶进了杨扯扯。

这事情杨扯扯现在是常常拿出来回忆的。“要不是她,我也不得到杨家。”她感叹地说着。“其实,我儿子从小是她带大的,我们哪一天不到庵里去?”她现在依然很神往,仿佛那情景就在眼前。“我是小户人家的,也识几个字;我到庵里去,唐诗宋词她一句句的讲解给我听。”杨扯扯说着,就背出一首唐诗来,使得妇女们啧啧赞叹。这些事情,考棚街细民人家的妇女,怎么可能知道?现在杨扯扯来谈起,竟有些艳丽,叫人爱听。

“她是同我男人感情深,才出家去的。我过去都叫她姐姐。我男人死了以后,过了一年,她也死了。她是想他想死的。要不然,现在江州反正没有尼姑庵了,我把她接到家来,一起过,多好!”杨扯扯说到这里,就流泪了。

杨扯扯老年的日子并不难过。她有一个儿子,按月寄钱给她。这儿子貌若其父,清瘦俊逸,因其一手好文章,人又通达,谨慎,遂一直升了上去,现今在北京做事,每次回乡,本城书记、市长必陪同在明园招待所吃饭。儿子一家在北京,当初自然也是要接母亲去的,但几千里呢,杨扯扯舍不得离开方家巷。她看着堂屋正中大相片,眼泪汪汪,责备儿子说,“我守着他五十年了,你现在要我走!”儿子亦颇觉辛酸,望望房子望望天井,说,“也好,你不去就不去,等我退休了,就回来住。”所以,偌大一个庭院,至今就只是杨扯扯一个人在里面。

在杨扯扯面前说话,须得有所注意,不然,她就在一旁自己“扯”上来。比如,你倘若说到某处某妇人寡居,如今已与某人做了夫妻,她等你们闲谈过了,便问你,“刚才,这位同志说寡妇改嫁,当然,新潮流,寡妇应该改嫁,但是,你是不是想来劝我?或者是笑我?”又比如,你有兴趣到她那庭院里看过,或者仅仅在门缝里朝里张过,不由得对她说,“你就一个人住在里面呀?”她就很沉着地问你,“你怀疑有什么人住在我家里,你可以去找一找。我二十五岁守寡,难怪别人对我不放心呀。”

杨扯扯七十多岁了,本犯不着这样硬“扯”,然而,这便是她的特点。其他的人(自然多是中老年妇女)就笑着劝她,“杨家太太,你不要多心,人家没有说你。”她便说,“我也晓得不一定就是说我,不过也要问问清楚,要不然老放在心上睡不着觉。”碰到这种时候,不可与她含糊,不可与她开玩笑。

别的时候,杨扯扯最是讲道理。谁家有了些纠纷,她必然认真在一边听,然后就插进去跟双方解劝。

早上,买了菜回头,她就往往在考棚街与她相熟的细民人家坐一坐,吸一支烟,一一指着菜篮里的菜,讲如何与菜贩子鱼贩子较量价钱的,分析得头头是道。“也不能叫我们吃亏,也要让人家做贩子的有得赚,你说是不是?”她公允地说着。

她是四方略长的脸盘,眼睛至今很明亮,头发全白了,像一头的麻丝,剪的是齐脖子短发。她的腰驼了下来。整个上身越来越向前弯下去,而头却又不得不努力抬着。她的体质却是好的,显出几分壮实。

她把天井和室内变成了繁养花草的地方,遍地是花盆。她每天都要在家里付出不小的劳动,忙花。花草上市的时候,便见到她弓着腰,顶着一头白发,推着一辆改装过的育儿车,上面摆满了花盆,下面也摆满了花盆,无非是月季、茉莉、菊花、金桔、海棠、杜鹃之类。盛着中饭的搪瓷杯和一只热水瓶,以及一个小凳子,也都在车上。她从方家巷里推出来,走过考棚街,到闹市区寻一个角落,坐下来卖花。

据她自己说,也有政府的人问过她,生活上可有困难?她猜出是因为看到她卖花草,而她的儿子在北京做事,似乎不太好看,便说,“我卖花草不是因为没有钱用,这是美化环境呀,也是一个人的爱好。”政府的人也就不再来问她了。收税的不认人,杨扯扯虽然卖花草不为钱,但要她往外拿钱,且把她视作小商小贩似的,也便不高兴,这之间便有些小小的智斗和较量。

江州城的老少文人,好跟杨扯扯表示亲热。看到报纸上有她儿子的文章了,就会告诉她,她就去买来这份报纸,看过了带在身上有空再看。

杨扯扯平常称呼人总爱带上“同志”二字。“李兰芳同志”、“王顺堂同志”、“老四同志”、“二姑娘同志”。街巷里的普通百姓被叫得脸上一亮。

她对古代历史很熟悉。孔子厄于陈蔡,鬼谷子是孙膑与庞涓的先生,她都能说得很详细。小青年听她说出一段历史故事来,便再不敢把她看成一个普通老太婆了。她说起《红楼梦》来,简直是清清楚楚。

如果某家有少年人嫌她,不要她去玩,她也就生了畏惧之心,不敢再去。这时,这家人家的大人,必定要责怪孩子的无礼,拉她到家里去玩,无非坐下来闲谈几句而已。如果又受到无礼的驱逐,她就会说,“同志,我同你家大人玩,又不同你玩,我不过只坐几分钟,又不妨碍你。”语极恳切、哀婉。

她送花草给考棚街上要好的人,无非也是些中老年妇女。她说,“放两盆花这里给你看看。”过了一些时,她还会来换上别的品种,说,“也要换换口味是不是?”这当然都是不要钱的。她在考棚街上朋友颇多,妇女们都喜欢同她谈谈说说,然而也都记住她会“扯”,不说容易使她误解的话。

杨扯扯现在还健康地活着,到考棚街就可以看到她。

 

 

尚 古 斋

 

考棚街当中,过去有家尚古斋,也就是古董店。店旁有一小巷,没有巷名,至今仍在。其巷甚浅,并且仅有一户人家,完全可以看成从街面上有意凹缩进去的。别小看把大门位置从街面凹缩进去这么丈把,给人的感觉却就不一般了,若即若离,有闹中取静之意,有超然物外之意,有隐于世间之意,总而言之,有点儿深度。

尚古斋主人叫任呆子,家就住在店旁这小巷里,里面是一个大院,很好的房子。任呆子是绰号,当面则称任老板或任爹——本地陋习,三十多年纪便可以戏以“爹”呼之。尚古斋的营生,无非是买卖古董。看上去冷清,但倘若做到一笔好生意,获利就必定无算了。与众不同的是,做古董生意,凭的是博古的学问与识宝的眼力,自有三分古雅,使人肃然起敬。

任呆子虽生就一副大肚笑佛模样,大光头,黑滋滋的,呆相浑然,为人随和,而考棚街的人晓得他做生意并不含糊,没听说他把生意做错了的。但他生意是怎么做的,别人也不晓得。

乞丐到了尚古斋,所获必定多于别处;倘若是残疾之丐或有拖累之丐,所予也有所增加;又倘若逢年过节,所予又有不同。如果是唱道情的到了门口,又必定有茶有座,“请先生坐下来唱。”店里店外一同恭听。末了,店里人双手捧出钱来,甚为尊重。这些,任呆子在店与不在店,都一样。算一算,一年下来,光是这些叫花子就弄去了多少!

考棚街一转儿也有百十户人家,凡家境贫寒者,皆得到任呆子接济。不管是到他家去,还是在路上遇到,只要开口告难,无有不允。哪家女人将要生养,任呆子的女人必定到这人家去做催生,为之购买布料之类,并且还要以钱财见赠。哪家有了丧事,买不起棺材,任呆子必着人封了钱送去。

破落户子弟,拿了不值钱的花瓶字画,到尚古斋换钱,或哀怜哭穷,或强讨硬要,任呆子皆宽厚对待。有个彭三,吃白面荡尽了家产,连老婆也不要了。于三年前携一把茶壶,到尚古斋卖,神气是傲然的。任呆子接过一看,笑道,“三相公,这茶壶先放我这里,你来,是把脸我。你如果缺钱用,你就说个数字。”彭三不说话,伸出四个手指头。任呆子又笑道,“四个洋能做什么事?这样,我给你十个洋,你先用着。”当下立据,划押。彭三接过十只大洋,不谢一声,扬长去了。任呆子叹口气,吩咐把茶壶收好。三年后,彭三早已成丐,到尚古斋来讹诈,拍着柜台,说骗了他家宝贝。任呆子走出来,叫人给了彭三一张椅子坐下,给了他一杯茶,便取出那把茶壶,并有字据账本,说,“三相公的东西,我怎敢动?茶壶好好的还在,上面有你家的图章。三年前我给你十个洋,我晓得你来必定又有了一时的难处。这样,我再给你十个洋,这茶壶你要带走呢,就还给你,如果不方便。我还是给你收藏着,你看如何?”语极俯就。彭三也不说话,只把巴掌伸着。任呆子就把洋钱当当地放在了他的手上。彭三走了。任呆子说,“他是个有数的人,我是拿钱激他。彭三的字是写得好的呀。”

那把茶壶其实就只值两个洋,还要拿到上海去卖。

任呆子女人进门十年,没有生育。却也不见任呆子有甚烦恼,听不到他女人有何叹息。后来,他女人到育婴堂抱一女婴而归,起名志梅。志梅长到五岁,任呆子女人自己生下一女,自然是喜欢。又过了几年,发觉亲生女儿竟是个呆子,一条考棚街的人都觉得不平。任呆子出门吃早茶,必定把呆丫头骑在肩上,一只手搀着志梅,笑嘻嘻的,自得其乐。

呆丫头后来会说话了,但很有限。见到男孩,她就叫“咕咕”,见到女孩,她就叫“贾贾”。志梅上小学,上中学,呆丫头还是呆丫头。每天到了放学的时候,呆丫头就站在巷口,等着,嘴里不时念叨,“贾贾!贾贾!”

呆丫头平时是不大出来的,有时也会开了门到外面来,任呆子见了,就说,“家去!”呆丫头回嘴说,“不家去!不家去!”任呆子只好由她。她也不走远,只在店门口望行人。如果有小男孩走过,她就叫人家“咕咕”,有小女孩走过,她就叫人家“贾贾”。任呆子就笑着走出店来,向人家小孩以及小孩的大人道歉,并且把呆丫头推着回去,说,“人家比你小,不要乱叫。”但呆丫头嘴里依然津津有味重复着,“咕咕!贾贾!”颇固执。送回呆丫头,任呆子到店里,依然笑嘻嘻的坐着,觉得这天地间很有意思似的。

任呆子后来得一子,取名天愚。天愚渐渐长大,浑然呆相虽如其父,却神情冷漠,与乃父不同。他最喜在家以水墨画蟾蜍,俗称癞宝。所作从不示人。他读书到高中,后便在尚古斋继承父业。但尚古斋也就在他手上停掉了,他到博物馆里做了馆员,每天悠闲闲的走去上班,又悠闲闲的走回来,缩着个头,一副独往独来寡情于世的模样。

自儿子接上了手,任呆子就不大出来了,他从前的呆事已成既往。他有时笑嘻嘻的站在巷头,也好像是在观看一个陌生而有趣的人间似的。

志梅在本地银行做会计,后婚嫁,后守寡,无子。

呆丫头仍是呆丫头,称天愚为“咕咕”,称天愚的两个儿子为“癞宝”,不辩其大小。

任呆子和他的老伴皆于打瞌睡时含笑逝去,享年皆八十向上,人谓有福,一下子说起了他们从前的好处。

志梅退了休,呆丫头也五十向上的人了,志梅来把她接了去一起过。天愚作了一幅画送她们,兀然一块石头,下有两只癞宝。有一天,呆丫头指着画上的一只癞宝,说,“贾贾!”又指着另一只说,“呆丫头!”志梅就抱着呆丫头笑,却流下泪来。

(小说发表于1987年第6期《收获》、1988年第5期《清明》、1989年第4期《雨花》)

 

 

 

 

 

 

 

 

 

 

 

短篇小说

 

斜柳巷记

 

上篇

城南有个斜柳巷,斜柳巷有个穷秀才,穷秀才虽然穷,却有一个好女儿。打从这女孩儿头上扎两个朝天丫,脖子上挂一个银项圈的时候,大家就说这女孩儿将来不得了,是个美人儿灯。瓜子儿脸,小巧儿嘴,凤眼蛾眉,三五个女孩子一起踢毽子,老远你看到的就是她。玩归玩,闹归闹,只七八岁的小人儿,好像身上脸上就有一种气派。都说:嘿,穷秀才要发达,就看这丫头了。

穷秀才姓李,人称李三。李三一生读书,不求闻达,守着祖上三间破屋一个小院,开着私塾,教几个小小蒙童。闲来把玩文章,也会几笔写意,无非山水高人。李三生得面目清俊,体格均称,走路头直、腰直,身穿府绸长衫,手执纸扇,儒雅大方。每打街上走过,豆腐店、裁缝铺、炮仗店、剃头店、杂货铺,一条边儿屋里的女人都把脸转过来,有的就在那二层楼上偷窥。但李三名声极好,绝不风流,不唯苟且之事不做,即城北大东桥烟花巷中,也从不去走。他除了早晨进茶馆,偶尔去会友,此外足不出户,小院清风,诗画自娱。因此,一转儿的人家乐意把小孩儿送到他那里,入塾、拜先生。

李三娘子长相平凡,给李三养下这个女孩儿,就一命归阴去了。人说,多亏像李三,要像她母亲,翠凤就不好看了。这李三娘子一死,上门来要为李三续弦的人极多,凡男人皆说一番不可无后以及不可过于凄清的道理,凡女人皆流露出出爱惜之意。但李三坚不再纳,并非对已故娘子如何眷念,实乃出于拘谨,从此洁身自守了。嗨,当时确也曾使那么几个人闺中暗叹!

李三独花一枝,爱惜之意自然不同,这翠凤从五岁上起,就在塾中有一个座位,无非李三面前,长条桌下,添一张小凳子。到十岁上,李三就给翠凤讲些古今的故事,做人的道理,又给她读些唐宋的诗文,乃至练几笔花卉虫鱼。按李三的意思,他自己尚不求闻达,又哪里想女儿显贵?他说翠凤的将来,就像为父的这样,小院清风,也就足矣。

这翠凤渐渐长大,平常就不大出门,横竖卖菜的、卖香油的、卖针线雪花膏的,都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每日必到门口叫卖,在屋里听见了,就朝外喊一声:打香油的!或者:卖雪花膏的!那外面的担子就歇在门口等了。

然而,话虽如此,百年老家,左邻右舍世代相处,也有翠凤到人家找女孩儿们玩的,也有那些女孩儿们到李家来说笑的,更有那长夏炎季,合巷老少皆出来追阴纳凉,从午前直到半夜,最是热闹,因此小翠凤却也绝不孤陋寡闻。比起幼时,她更是日渐明白自己国色天香,虽生长寒门,以后却当与众不同。却不料。一念在心,便把那本性迷了!

离斜柳巷一箭之地,经过钟楼、玉花浮庵,就到了紫藤花架。紫藤花架有一个大地主,姓薛,三十多岁年纪,在周围朱庄、塘湾、苏陈庄有田无数,在城里和乡下开着多少家当铺,远近闻名,高堂大屋,后花园,吃的是油、穿的是绸,到了紫藤花架,见到那一转儿高高的白粉墙,墙头上盖着乌溜溜的青瓦,墙里面树木葱浓,气象升腾,就是薛家了。

薛大地主叫薛耀祖。小城之中,谁家媳妇标致,谁家女儿好看,他全清楚,他也就把李翠凤看上了。

这一年,翠凤十八岁,拿了一只蓝花大瓷碗,到酱园店里买豆酱,回家的时候,半路上有两个穿戴齐整、和和气气的女人喊住她,同她在墙边儿上说了半天的话,翠凤后来就红着脸低着头回去了。没有过两天,薛耀祖的人到了李家,说了多少好话,那李三却是脸色由红转白,长衫底下的腿子一个劲地抖晃,一声一声地冷笑,眼睛鄙夷着。

你们不晓得我李三的个性么?

啊呀,你的个性大家自然都佩服的,但女儿的大事,就要变通些为好,这是翠凤一世的好运气,也是你一世的好福气啊。

不嫁!做大老婆也不嫁!

做大做小,不过是个虚名,其实各房点灯各房亮……

不嫁!

薛耀祖说了,只要一过去,就是单独门庭、一套家私……

但李三站起来了,拱袖子送客:再说下去,我就没有好言了,请回,请回!

然而媒人身子不动,其中一个女人脸上皮动肉不动,说:李先生,我说出来,你也不要气,也不要为难姑娘,现在也早经是民国了,你问问翠凤去,看她答应不答应?

我不用问,我家的姑娘,我不晓得吗?

女人说,李三,你当真要我说出来吗?

李三觉得好笑:难道我有什么短事,怕什么不成?

另一个女人说,李先生,你女儿自己都已经答应了!

李三气得直活,但又不信,朝房间里喊:翠凤,你出来!

姑娘出来了,走了两步,头低到胸前,远远地站着。

李三明白了,伸手就要去打,却自己晕倒,头在桌角上一碰,碰破了,流出血来。等他醒来,翠凤正在喂他红糖茶,两个媒人已经走了,他从藤椅上拗起,问翠凤:你?

翠凤放下茶碗,手里捏着褂子边儿,说:爹,世上人无数,苦也一世,好也一世,我们哪里就不如别人?前后我都想过了。

李三放眼光朝女儿冷冷望去,这才见出女儿于娇柔清丽之中眉梢眼角之间有一凌厉之气,乃为平时之所未见,于是似觉自己十几载用心都白费了,长叹一声,不再言语。

薛耀祖那边并不放松,前日两个妇人又踅来,在门口等着了翠凤,没等她们开口,翠凤就手一招,说,你们过来,别鬼鬼祟祟的!竟把两个妇人带进家中,对她们说,我爹为我的事已经气出病来了,躺在铺上呢,我又没有娘,只好自己说了。薛耀祖若有真心,我的心也就在他身上,他的名字我也听说过的。告诉他,有一处不到,我定不依。别的话没有,就这一句。两个妇人魂惊舌咋,连声称是,就去了。

薛耀祖果然不含糊,第三日早上,送彩礼的班子就吹吹打打,一路招摇而来。出门接彩礼、散钱、茶点照应的,却是两个媒人并两个手下人,那李三睡在屋里不出来,还吩附把房门关紧。翠凤也不躲,她看着那彩礼一宗一宗地抬进,刹那间摆满一屋,脸上也没有见一个笑。底下人偷眼望去,无不生畏。最后,媒人捧上首饰盒子,戒指、手镯、钗、簪、耳坠,金光闪耀,色泽鲜艳。更叫人称奇的,还有一件洋玩艺,那是金项链上吊着一个八面放光的钻石!不由分说,妇人们一声欢呼,把翠凤拥进房里,上了首饰,闹着就拜“二奶奶”。

翠凤推开众人,到她爹屋里,说,爹,你转过身来看看我。李三不转身,拿手朝后面摇摇,说,爹留不住你了,你的东西你带走,一根纱丝也不要留,免得我看见来气。要走就早点走,你早去我早清静。

退出房间,媒人对翠凤说,索兴不拘,今日就过去,怎么样?也免得老爹不安宁。翠凤说,按理不拘是不行的,哪有才送彩礼就带人的?但我爹这个样子,叫我怎么办?说着便流泪。

下午,花轿迎娶,吹吹打打,把翠凤接走了。薛家却周到,着一个老汉服侍李三。

翠凤的住处,就在紫藤花架薛家大院里。东院墙上有个角门,进此角门,有一小院,名叫尘外斋,四五间清雅的屋子,一小座假山,两丛修竹,雕花栏杆,碧绿纱窗,原为子弟读书而备,却成金屋藏娇之所。

翠凤一到,便见一切皆妥,老少下人,忙着伏侍,光景与在斜柳巷做一个寒门的姑娘,已是不同,暗觉遂了自己素来的大志。

至晚,并不见薛耀祖人影,却听得大院那边,闹哄哄人欢语笑,翠凤命老妈子把门关好,熄灯睡觉。下人不敢不从,只得依了,却皆和衣假寐。

翠凤把首饰一一解下,摊在桌上,摩挲把玩,墙上的罗马挂钟指着十点沙当沙当敲响的时候,院门也正有人敲拍。立即,老妈子和小丫头跳了起来,点上灯,就要去奔院子里开门。

慢!翠凤站在房间门口,说,去回我的话,若是旁人,问有何事,留下话就行了;若是老爷,就叫他明天早上再来。

老妈子和小丫头们不敢吭声,也不敢动。

怎么?没听见我说的话吗?翠凤一个一个看着她们。

一个老妈子胆大些,说,二奶奶,若是旁人,还好说,若是老爷,门是非开不可的呀。

非开不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么一说,老妈子胆战心惊,忙打自己一个嘴巴,说,二奶奶的意思我懂了,我去说。

外面果然是薛耀祖本人,在门那边先把老妈子一骂,怪开门迟了,老妈子大胆高声回他说:老爷,你也欠尊贵,二奶奶叫我们不开门。那边薛耀祖笑了一声,问道,什么意思?老妈子说,反正今晚别想进门,明天早上再来说话吧。薛耀祖倒没着恼,沉吟片时,说,你去说吧,就说我明白她的意思了,但求今晚能见一面,行不行呢?老妈子就回头问翠凤,一会儿又到院门这儿来,对外面说,老爷,回你的话,能明白她的意思就好,今晚还是不见。又低声说,老爷,不过几个时辰的事情,你就忍一忍吧,你的自然是你的。薛耀祖说,好吧,你就说我明天一早就来喝茶。叫她好好安睡,这地方背道,你们几个轮着班,门户小心。薛耀祖竟就离去了。老妈子和小丫头们这才伏侍翠凤睡下,悄悄带上房门,在外面伸舌头、竖大拇指,把头直点直摇。

第二天,用过早点,喝茶的时候,小丫头跑过来说,老爷来了。翠凤款款站起,那薛耀祖已经大步跨进堂屋,只见:三号个头,肥胖长脸,两条浓眉微挂,一双细眼含笑,威风不露,富贵气象,虽非风流人物,却是本地财主。翠凤一朵红云上颊,早把粉面低垂。这薛耀祖一言未出,却早哈哈大笑,声震屋宇,跨进房来,说,翠凤,委屈你了。小丫头上了茶,薛耀祖吩咐,都到外面去,别放闲人进来。

翠凤不开口,等他说话。薛耀祖说,你叫我好想!翠凤不答,却把身子一扭,拿手绢儿往眼睛那儿揩。薛耀祖伸手按着她的肩,说,你有什么心事?翠凤让掉他的手,说,这就叫明媒正娶了?薛耀祖说,噢,这事!是我不对,昨晚来了几个朋友,酒灌多了,不该来敲你的门。今天我正是来同你商量,后天是个好日子,把大事正经办一办!翠凤便不再言语。那薛耀祖就拿起她一只手来,摩挲了几下,又意欲朝嘴上放。翠凤抽出手来,说,不要急。薛耀祖索兴捉住她两只手,看着她,说,仙桃似的,叫人怎么忍得住!先亲一亲!一把抱住了。翠凤撑拒开,高声道:王妈!薛耀祖松了手,说,好,我服你了。以后再跟你算账!说罢,到底偷个空子,在她嘴巴上硬啜了一口,一阵大笑,走了。

到时,薛耀祖果然大宴亲朋,紫藤花架一带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晚上,高围墙里透出霍霍的灯光,细乐吹打之声自空中传出,飘落深巷。都知道,薛耀祖娶二房了,小老婆才十八,好看得不得了。

那李三,薛耀祖着轿子去请,却不肯来。翠凤关照,若他爹不肯动身,就不要硬抬。于是,空轿而回,却事先有准备,留下一挑食盒,两坛老酒。

三日后,翠凤回家,推门进去,屋里冷冷清清,父亲病恹恹躺在藤榻上,额间还扎着带血的布条。她叫一声“爹”,那李三眼睛不肯睁,把头歪转过去,不看她。翠凤忍住泪,揭开食盒,荤蔬如故,并未动箸,酒坛亦未启封。翠凤垂泪而言,爹,翠凤是明媒正娶、八人大轿吹打进门的,到那边房屋家私什么都有,自己过日子,不和旁人一起,不看哪个的脸色,穿是穿的,吃是吃的,又不受哪个的气,喊一声,下人就来了。嫁给别人不也是个嫁吗?我晓得爹一贯是清高,但我的人就爹一个,爹的人也只有我一个,爹老是这样子,我还有什么意思呢?翠凤说得眼泪滴滴的,后来,叫人把食盒挑走,自己从小丫头手上接过一个小包裹儿,说,爹,我走了,这钱是我自己的,留在小桌上了,你用吧。李三闭着眼并不应声,翠凤泪眼又朝老子望了一下,就离开了娘家的门。

翠凤怎么能说她有自己的钱呢?还不是薛耀祖给她的吗?话虽这么说,因为薛耀祖既立了二房,就立了二房的一套开销,归翠凤掌管,银钱就如数的送过来,所以翠凤说是她自己的钱。这薛耀祖待翠凤如何,就看翠凤屋里的家私,不下一年,那家具,摆设,都换得更好,大床后面的钱柜子和那十个大羊皮箱子,丫头们是只觉得搬不动了,下人们不说薛耀祖怎样,都说翠凤厉害。打翠凤这里看出去,世界就应该说是女孩儿的。

不知不觉,到翠凤生孩子的时候了,给薛耀祖生下个儿子来。满月这天,晚上吃过酒,薛耀祖就过来了,催着叫嬷嬷把儿子抱走,好让他两口子说话。他说,翠凤,今天我有句话要同你说。翠凤答道,我也有句话,要同你说。薛耀祖涎下脸来,说,我那句话这会儿不说。翠凤答道,你这会儿不说也好,等你先答应了我的话,我再听你说你的话。薛耀祖笑道,不好,又被你玩住了,你说吧,你是句什么话?翠凤却不答,走过去,“扑扑”两下把帐子放下来,朝外面喊道:打水!

过了两天,就有木匠瓦匠来给尘外斋封了通里的门,同时开了通外面的门。外面是打笆巷。翠凤这就显出单门立户的样子来了。她到底去把爹劝来吃了一顿饭,还放了炮竹。

那李三在姑娘这里吃饭,竟拘拘束束。翠凤在一旁道,爹,这是女儿自己的家,你慢慢喝慢慢吃,就像在家里一样。但李三仍是只匆匆喝一杯酒,吃了一碗饭,满桌的珍馐只略动了几筷,就说好了,后来又接过小丫头端上来的茶盅,揭开盖儿,呷了一口,放下就要走。翠凤也不拦他,说,爹,你亲眼都看到了,这是翠凤自己的门户,自己的家私。我有儿子,没有什么人敢欺负我。你没事就过来,抱抱孙子。说罢,无端生悲,落下泪来。李三仰天长叹,说,唉,罢,罢,知道了。撩起长衫走了,回到家中,竟开了酒坛,一杯一杯饮了一个醉。

薛耀祖在外面三朋四友不在少数,有一天起哄道,什么时候也该把二奶奶带出来玩玩!薛耀祖哈哈大笑,说下次吃酒,定携翠凤同来。

翠凤由薛耀祖带出去推麻将、赴酒会,把他那些朋友都认得了,却钟情下一个人来。此人也三十多的年纪,却是高大英俊,气概不凡,一条笑嗓虽不及薛耀祖粗宏,倒比他亮雅。他也有几百亩良田,心思却用在开店做生意上头,现有着一爿杂货店、一家旅馆和一家当铺,姓乔,人称乔二。翠凤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几次大庭广众面前,四目略一勾连,就好像彼此心里已有,而嫁了薛耀祖,竟是弄错了似的。

谁知这乔二,却是个胆大的,竟也就找了个空子,把一个细纸包儿塞到她手上,说,聊表心意,可叹无缘。她也胆大,仰了脸,眼睛酸酸的,说,你晚了一步,我也恨!言罢,二人各散。回去小心打开细纸包儿一看,一对钻石耳坠,她忙悄悄深藏起来。

一晃又是几年,儿子四岁了。这一天好像合该出事。中饭时下起小雨,一下就不停,李三正好被翠凤着人请过来吃饭,饭后也就被雨留住了。那薛耀祖是从来不与李三照面的,知道李三如今也马虎了些,隔些时也到翠凤这边吃顿把饭,这点他当然容得。中饭这一时,他却就回避着。如果他自己要过来吃饭,总是叫人早早地就关照,以免碰到李三。未料到李三今日让雨留了一个多时辰还没有走,他从外面打着雨伞来到时,就撞见了。那李三,一见薛耀祖,顿时脸上通红,却也就有礼貌地站起来了,但那薛耀祖非但不为礼,反而脚一跺,“嘿”了一声,掉头就走。李三一口气憋下去,眼睛一翻,平空裁倒。待翠凤并下人把他弄醒,又口一张,呕出鲜红的血来,捂着胸,用手指着大门,一句话也说不出。翠凤强忍泪水,忙叫人用藤榻抬着,亲自送回斜柳巷,并且自己留下来服侍。

没想李三回去,又接连呕血,未及第二日天亮,竟一命呜呼。眼睛一直闭着,一句话也没有说,死的时候,眼睛却暴暴地睁开了,好不吓人!翠凤伏在老子身上,哭得呼天抢地。

这下子出了大事,翠凤住在斜柳巷不回尘外斋了。薛耀祖自知无法交代,就派了管事人等,前来料理丧事,又派人送钱送物,自己却不敢露面。

那薛耀祖的朋友们,也有家眷来吊唁的,也有本人来磕头的,翠凤却只等着一个人。这一天,乔二来了,磕过头,坐下用茶,翠凤招手喊他,乔二也就放下茶盅,跟她进了厢屋,别人见了,也并不多心。

翠凤说,你可晓得我早就望你来了?乔二说,我晓得。翠凤问他,你说我现在怎么办?乔二说,看你自己。翠凤说,我再跟薛耀祖,我还算个人吗?乔二说,我的心,你都知道。翠凤说,你要对得起我。乔二说,我怎会得让你受委屈?翠凤说,过了七。乔二点点头,说,一切放心。翠凤把自己的手放在乔二手里,让他握了一握,就抽出来走了。乔二跟了出来,与别人拱拱袖子,也就离了斜柳巷。

断七的前一天,夜晚,翠凤带了随身老妈子和小丫头,由斜柳巷迤逦到了打笆巷,从腰间解下钥匙,开了门,里面黑洞洞寂灭无声。她命把大门顶上,窗帘子拉上,然后方点了灯。她脱下身上衣服,却从衣橱里取出自己早先的旧衣服来穿上,镜子里一照,不再是薛家的二房,依然是斜柳巷的翠凤。别的一概不取,只找出乔二送她的那对耳坠,收藏在身,走出房门,下人一见都呆了,却不敢问。她一道一道锁了门,带着随身之人,又迤逦回到斜柳巷。

断七这一天,诸事皆毕,众客将散未散,翠凤就从房间里走出来,一身旧日打扮,众客惊讶不已,她从容说道:我爹怎么死的,我也就不说了。一言未了,哽咽起来。揩揩泪水又说,他薛耀祖家财再多,从前待我再怎么不错,我也不能再跟他了,谁不是“人身父母养”的?从今天起,我与薛耀祖一刀两断。今天是断七,当众人的面,光明正大,请大家都做个见证。说罢,手中抛出一串钥匙,掷地给了管事,说,烦你了,带给薛耀祖,他的东西,我一根筷子、一根纱丝也不要,都留在那里。这几个老妈妈和小丫头,你也带回去,不要亏待了她们。管事的连忙全应下来。

众客哗然,却不好说话,内中有人高声叫道,我们都看到了,晓得就行了。于是一哄而散。

那管事的不敢就走,到底还是留下一个老妈子和一个小丫头,然后才带了其余的人回奔紫藤花架而去。

一时满城风雨,翠凤名声大响。小城虽小,民国以来却有新人办了一份晚报,于是这条新闻也就上了报,文末还说:邑人拭目且观薛耀祖如何收场?

薛耀祖两日不见动静,第三日,只见一队人抬了十只大羊皮箱并一个钱柜,从紫藤花架出来,不走抄近小路,却从大街而过,惹得人人瞩目。最后进了斜柳巷,管事的给翠凤送上薛耀祖的亲笔:

翠凤吾爱见字只因一时失礼致使酿成大错愧悔晚矣无颜见卿虽思卿返却知社会人伦不许奈何奈何卿与我绝莫可云非思卿无极寸心已裂今将卿之细软尽数归卿以记夫妻之情孩儿留家童稚离母伤哉奈何耀祖书于尘外斋民国某年月日

翠凤阅信,读到最后,滴下泪来,收了信,拿钱赏了管事人等,便留下箱物。

这件事第二天便又见报,标题是:薛耀祖有始有终,李翠凤重新待字。一时茶馆澡堂便都是李翠凤的话题,难以细述。

那乔二却还未露面,叫翠凤好不心焦。两日后,来了两个戴金插银的妇人,翠凤在麻将桌上见过,都是那一圈儿里的奶奶。两个妇人先致一番问候的话,而后便说,翠凤,我们还要恭喜你呢。翠凤一听,心中警觉,不知她们今日算是哪路人马?那两位奶奶色迷迷拿眼睛望她,说,你这样子,怎不叫人家想你!翠凤说,我再也不做这事了。妇人道,啊呀,这话不要说,只怕你到时来得个快!一句话把翠凤说得脸上飞红,笑了起来,又正经说,我是不想,男人没有一个有良心的。妇人道,这倒也不一定,我说出一个人来,只怕你心中早已有他了,还瞒得过我们的眼睛么?这下子翠凤好像明白了,又笑起来,说,不要拿我开心,好奶奶!另一个妇人马上说,乔二,怎么样?翠凤便不言语。一个妇人拍手笑起来,另一个妇人却叹了口气。笑的问叹气的,你是吃醋了吧?叹气的说,我不吃我们的醋,我吃男人的醋,我想说,我怎么就不变个男人的呢?于是三人都笑起来。

当晚,乔二就自带了轿子并许多人手来,把翠凤和物件都抬走了,斜柳巷锁下一个空屋。七拐八弯,来到一个地方,灯火辉煌的,十几张汽油灯烧得雪亮。从侧道进了一个房间,乔二关上房门,先抱着使劲亲了亲,翠凤让他亲过了,却问,这是怎么说?乔二说,你不看到外面多少人等着!就指点着桌上一叠新衣服叫她换,又从自己身上拿出一个小巧的首饰盒子,揭开盖子,放在梳妆台上,说,都换一换吧。翠凤望着乔二,就伸出手臂抱住了他,啜泣一声,难过起来。乔二爱抚劝慰了一阵,还是叫她快些儿换衣服换首饰,我自己也要去换一换。乔二便走了出去。不一会,乔二推门进来,已是一身西装。于是携了翠凤,来到那灯火辉煌的地方,两人双双一露面,一屋子的人就拍巴掌,这叫鼓掌。

夜静了,正待休息,翠凤招手喊道,你过来。乔二已经脱得只剩一件小褂子,走到她跟前,翠凤两个指头捏住了乔二膀子上一块肉,使劲绞住了,说:好大的计谋,曹操似的,把我算过来了。乔二叫着疼,说,你倒不曾说,我被你想到了。翠凤松开手,说,反正我李家没有人了,以后就随你高兴呐。乔二忙把她温温存存抱了,说,好翠凤,乔二要对你不好,天地菩萨都看着。翠凤问,这是什么地方?乔二说,王公馆,我租来的。翠凤说,这就算数了?乔二说,你不用愁,我计划好了,就在斜柳巷动工,把你家的旧房子拆掉,再扩一扩,重建一套,中西合璧的,没有人比得上你了。翠凤说,噢,你倒不呆,我被你连人带房子都弄过来了。乔二说,你说呆话,我是为了你,那里是你住,名字上写的是你。翠凤不作声,用手在乔二健壮的颈脖上摩挲着,忽然,她伸手到自己怀里拿出那细纸包儿来,给乔二,说,你色胆大如天!乔二打开一看,记起来是一对钻石耳坠,不由得脸上一红,笑起来,于是就给翠凤把耳朵上的又换下来,装上这一对儿。

本城报纸又披露说:乔二爷高才捷足,李翠凤再嫁良人。乔二把前后几张报纸收起来,对翠凤说,你出名了。翠凤说,好大的诡计,全是你!乔二说,我有几个新式的朋友,都是他们的主意,这是为了防薛耀祖。翠凤沉默了一会儿,后来说,他是自作自受。

斜柳巷李家旧宅果然翻建一新,长里变成宽里,而宽里却延伸开去,把原先外面的空地都包了进来,于是赫然一个大院。一转儿是高围墙,大天井用砖头铺得平整。房子朝南六间,朝东朝西还各有三间,俱是玻璃门,上天花、下地板,靠墙板、隔墙板,都是新式做法。此外桌、椅、柜、几,圆凳、长凳,一应家俱,都是红木制作,做工极细。一进卧室,越加疑非人间,道不尽富贵风流。树荫之下,西围墙角,有一个小门,进去却是豁然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有太湖石,有松竹梅。

翠凤重返斜柳巷,李家老室变作乔家二房。乔二大会亲友,吃酒打牌,玩了几天。光阴迅速,翠凤为乔二生下一女,取名小凤。渐渐也就到了一九四九年,是人民大众的新社会了。

 

 

 

下篇

小凤从家里走到外面来,巷子里和街上的人们,眼睛就向她看过来了,晓得的人说,比老翠凤从前还好!

那乔小凤,白衬衫,蓝吊裙,天天肩上挂一个书包去上学,早上去了,中上回头,吃过饭去了,下晚又回头,幽娴沉着,也不看人,也不同人说话,不是羞涩,也非清高,是个自重的姑娘。

可惜了,这姑娘,好日子被她妈妈过尽了。

老翠凤的房子已经被改造掉。也是,你一家三口(乔二爷还只算一半,他另外还有家),住这么多房屋做什么?那朝南的正屋六间就划归一个姓赵的工程师住,朝东的三间就归翠凤,朝西的住进了另外的百姓。赵家人口多,就从西围墙小角门那儿出入,花园围墙上开了门通外面大街,花园里面渐渐就是赵家种菜。翠凤偏居在大天井的这一隅,出入走原来的门,通斜柳巷。与赵家素无往来,各自安静。

侥幸的是,乔二在旧社会以工商为主,土地收入只在其次,所以本人成份就定为工商兼地主,不是地主兼工商,这就主要作为资本家对待,是团结的对象。翠凤是乔二的外室,本人又不经营什么,也就只当普通家庭妇女看待。但小凤这姑娘好像毕竟还是可惜了,假如生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或者哪怕生在一个普通平民的家庭,那是多好。现在,一朵十足的鲜花,上面似乎蒙了一层难以掸掉的灰尘: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这是事实;小奶奶生的,这是人们背后闲谈的话题。

老翠凤半老之人了,头发还是梳得没一根乱丝,身上衣服也总是干干净净,人称“小凤妈妈”。早上,见到她出门买菜,下午,见到她耐心绩麻。有一次屋漏雨,瓦匠田二到她家屋上拾漏子,吃一顿中饭,又吃一顿中茶,出来咂嘴舔舌说,她家炒的咸菜都细得不得了,比肉还好吃,到底从前是大地主!

小凤在灯下做功课,她妈妈就在旁边借着灯光绩麻,正屋那边传来人语欢笑,小凤妈妈就叹气。

小凤下晚放学回家,洗了脸,端了饭碗,她妈妈就张长李短的跟女儿说,某家大姑娘出门了,把的个大干部,某家的二姑娘考进了部队文工团。小凤不说什么,丢下饭碗就做作业。小凤妈妈要再是噜苏,小凤就不耐烦嗔怪一声:妈哎!于是老翠凤就不作声,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绩麻,赵家那边的人从院子里偶尔往这边瞥一眼,见到的就是这幅母女功课图。

乔二当然不再是老板了,他在土杂公司柜台上当个普通的营业员,卖瓷器。他平时要顾问两头,大老婆那边有三个儿女,小老婆这边有一个,两边都要把钱。后来,两边的一些家俱之类,就渐渐地变卖掉,贴补着过日子,也不甚可惜。

有一天,乔二到小凤妈这一边来,坐下喝茶,说,小凤把个大学考上去,就好了,就是国家的人了。小凤妈说,不晓得怎么样呢。乔二说,我遇到她们老师了,就是郭家绸缎店的大公子,他现在做教师,他说我们家小凤成绩好,男生也不及她。小凤妈说,出身成份怕的要害她。乔二摸着脸望着外面,不作声。

某日,邮递员送信来,小凤妈接的,她不会写字,但认得字,信封上写的是“乔小凤同学收”,底下落款是“苏联莫斯科大学”。做妈妈的心里一跳,邮递员还没走,正看着她,朝她说,苏联有人给你女儿来信,不简单!苏联老大哥啊!笑眯眯地走了,在巷子里响起一串铃声。

小凤回家后,老翠凤就把信送到女儿手上,却见小凤对着信封感到奇怪,立即就躲到房间里去看。小凤在房间里老是不出来,妈妈就进去,只见女儿脸上通红的,一副从未见过的羞涩样子,见到她来,说,同学的信。做妈妈的诧异:你有同学在苏联?小凤说,上两届的,包送到苏联留学的。妈妈听得有些明白了,又问,没听你说起过呀?小凤说,我其实也不认识他,他倒晓得把信寄到斜柳巷来。噢!妈妈一想也就明白了,不说什么,出来,让小凤一个人在房间里。给人家回个信!她说。

老翠凤后来就把这事告诉乔二,乔二一愣,说,苏联老大哥,到苏联留学,不简单呀。二人推测着,那学生想必是早先暗暗中意了小凤,忘不了,现在自己有了这前途,就大胆写个信来试探试探,心想小凤以后嫁给他呢。不错,不错。乔二很高兴,关照这事到外面不要说,虽然是好事,但八字还不曾有一撇,况且小凤高中还没有毕业。老翠凤说,我晓得。乔二走后,小凤妈就绩麻,扁子里满了,就绕“蛹子”。

小凤还是那样,天天肩上挂一个书包去上学,幽娴沉着,也不看人,也不同人说话。

考大学的考场就在本校,兴化、姜堰、泰兴、靖江的考生也都到这里来考。天气热得不得了。小凤就像平时上学一样,早上去了,中上回来,吃过饭去了,下晚回来,非常的逸当,不紧张。后来就有一些女同学到斜柳巷来,叽叽呱呱的,把屋都吵翻了,她们是对得数,回忆题目做得对不对。小凤妈妈听不懂,但还是一边结网一边注意听着。

女同学们走了以后,小凤妈妈就问小凤,你都答对了?小凤点点头。妈妈就流出眼泪,忙去煎两个鸡蛋给小凤吃。小凤吃过之后,揩揩嘴,就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她夹了一本厚书出来,对她妈说:去寄信。

暑假总是长长的。小凤要么在房间里看书,《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么在巷子里帮她妈妈摇线。绩出的麻绕成“蛹子”,安在摇车上,抽出头来,几股一合,就摇成了麻线,就好结网了。结一张网十五块钱,卖到收购站,收购站卖到外面打鱼的地方去。这是小城百姓几乎家家会做的一项劳作。小凤坐在摇车前小凳上,叉开两腿,手拿一根竹筷,把线车儿匀匀地摇着,声音哗啦哗啦的。

后来小凤就不大出来摇线了,膝盖上放一本书,打开着,却时常呆着看不下去,她在等录取通知。饭量也小了。邮递员的车铃声一次次地响过去,她没有等到。但有的女生却等到了,跑来告诉她,并且带来别的同学录取的好消息。来的女生都诧异,你怎么还没有呢?小凤摇头说,不晓得。神情已有些黯然。大家一想,也就猜到了原因,但都不说破。小凤自己也想到,自己也不说。小凤妈妈心里明白是那一层意思了,她更不敢说。

小凤在房间里的窗口听外面邮递员的车铃声,一天两次。她直到九月一日还听,后来就伏在那大理石桌面的圆桌上哭泣。妈妈说,明天再看,也许明天还有。小凤说,哪有明天啊,九月一号,全国都开学了。老翠凤就不敢再说,只有陪在旁边叹气。乔二坐在房间外面,里面的情形听得清楚,一脸的歉疚,大有负罪之感,后来就一声不响拿脚走了。

过了三天,小凤出了房门。她承担了妈妈的一部份家务,到思蕙亭菜场那儿去买菜,到董家小桥去汰洗衣服。街巷里知道她的人就指着她的背影议论说:成份不好,大学没有录取。

小凤妈妈忽然想到,小凤好像许久没有到邮局寄信了,不觉诧异,问小凤:你这向时怎么不写信的呢?小凤把脸一偏,说,没什么意思。说着,眼睛就湿润了。小凤妈妈似想劝一句什么话,但又没说出口,咽了下去。过了些时,一天下午,那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来了一封信,小凤妈妈接住了,用双手捧着,送到小凤房间里去,说,你还说“没什么意思”,人家不是还给你写信吗?好好回人家的信。人家既然不断,你也不要清高。

晚上,小凤妈妈发现房间里有火光,一看,是小凤把铜脚炉从床底下拉出来,在里面烧信,一封一封的,正是那苏联来的蓝色信封。小凤烧着信,脸上木然,有泪痕。小凤妈妈着急说,这就是你不对了。小凤不答。乔二正好进来,小凤妈就叫乔二劝姑娘。乔二把老翠凤拉到外面来说,人家是苏联留学生,前途大得很,我们的家庭可能会对人家有妨碍。小凤在里面早已是泪珠儿直滚下来。小凤妈恍然大悟,对乔二说,小凤有脑筋,好些时不寄信了,说“没什么意思”。今天莫斯科寄来的怕不是什么好信。乔二把头点点。老翠凤说,小凤的性格就像她的婆爹。乔二望着她,如梦一样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时光,叹了一声。

第二日早上,小凤从房间里出来,并无半点萎靡不振,眉宇间微露刚毅。早饭后,放下碗筷,小凤就要出去,一问,说是去“找工作”。小凤妈妈顿时眼泪下来,说,在家里歇歇吧,找什么工作!小凤说,我到劳动局登记。就毅然地走了。

饭时已过,小凤还没有回家。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正在焦急,却回来了,脸上气愤愤的。问她何事,她不说;叫她吃饭,她不吃;一转身,进了房间。老翠凤一见,非同小可,心下已经猜着八分,走过去,袖子一捋,问,是哪一个欺负你,告诉我!小凤这才把眼泪揩揩,说,那个什么科长,留住我东谈西谈,我看看不对,站起来要走,他又说与我同路,在饭店门口,又要拉我进去,说交个朋友,我不肯,摆脱了他,就回来了,头一回进入社会,就碰到这么不怀好意的人。老翠凤听了,说,还好,你是有知识的,没有上他的钩,混帐东西,碰到我手上,把他皮剥掉!

乔二来了,听说此事,脚一跺,说,幸好还有王法,要没有王法,还得了!老翠凤说,小凤想找工作,你在外面也拜托拜托人。乔二说,现在你又不是不晓得。老翠凤便不开口。

小凤工作也不找了,早上就买菜、烧饭、结网、摇线,下午就到状元楼图书馆去看书,晚上在家还是看书。老翠凤到银行里卖掉了最后一枚金戒指,只有那对钻石耳坠还没有舍得卖,心里的打算,将来要给小凤的,因此深藏着。

有一天,素无往来的赵家的女人过来致问候,似有话要说。老翠凤便请她进屋来坐,她不进,反把老翠凤拉到她那边,泡了一杯茶,满脸堆笑。老翠凤说,赵师娘,你找我总是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赵师娘说,你大概心里也有数,谁叫你有那么个好姑娘呢。老翠凤极谦虚,说,赵师娘,你夸奖她了,小凤其实也平常,脾气又古怪,不讨人喜。赵师娘说,啊呀,你太客气了,我今天就是想来大胆多一件事,给小凤介绍一个人,就看你可给我面子了。老翠凤说,你也不要客气,你说说看,反正她自己的事情是她自己作主。你不晓得,以前有个到苏联去的留学生,小凤并不认识他,他一封一封的信从莫斯科大学寄得来,小凤清高,多长时间不给人家回信,后来就断了。这丫头,你可能也晓得,要不是我们的成份耽误了她,凭她的成绩,早就上大学去了。

赵师娘说,小凤妈妈,你别看我们没甚来往,其实我们眼睛是看得清楚的,我就看出小凤虽不大说话,心里头很高。我们一定要对她负责,找个好好的人家,不然就可惜了。老翠凤叹一口气。赵师娘把一只手放在老翠凤膝盖上,说,你们的困难,我们在旁边看得出来。我家老赵已经托人在生资公司为小凤弄了个工作,不苦,当会计。你叫小凤准备准备,后天就可以去报到、上班,性质是全民的呢,可不容易!说着,拿出老赵亲笔写的一封私人介绍信。老翠凤那么有嘴巴子的人,这时也只会说,啊呀,这,这,这怎儿好!赵师娘笑笑,说,家边邻居的,应该互相照应,不是什么大事,老赵认得的人多,一说就行了。刚才我说做媒,那是另外的话,小凤同意不同意,无所谓的,婚姻是个缘份,没有缘,硬拉也不合。我们不是为了做媒,才为小凤找工作,你们千万不要这样想。老翠凤忙说,这真是大仁大义,我们还有什么话说?你要谈的是哪一家?说把我听听,你们看得上的,自然不会差。赵师娘说,你这就懂我的心了。这样,你先让小凤去上班,这事我们以后再谈。老翠凤说,这是你的大度,但我们不能对不起人。赵师娘说,千万不能这样说,做事情,本来应当这样做才对,不能混淆。

但老翠凤坚持要赵师娘把对方的情况先说把她听听,要不然,她也不好让小凤去上班,小凤也不会肯去上班。赵师娘就只好说出一个人家来。是一个主任的儿子到赵家来过几回,把小凤中意上了。老赵是总工程师,老赵的上级是局长,局长的上级就是主任。赵师娘说,说老实话,你听了也不要见气,一开始,主任不怎么愿意。他的儿子工作积极,人品又好,才学又好,又是这样的家庭,要说前程,真是远大不可估计,他老子也是为儿子着想,但这儿子也怪,摆出多少理由来驳他老子,他老子后来也想通了,有他这棵大树,也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况这不过是个婚姻问题。加上我也劝主任亲自来暗中瞧一瞧小凤究竟是不是好。你不晓得,我这边来的客人多,里面就有他们。早把小凤看过几回,做老子的也没有话说了!还说你们其实是贵族呢!

老翠凤听着,心里先是听得不大舒服,后来就容光大放,咧开嘴笑了,忙说了许多谦虚的话。

下午,老翠凤就喊女儿一块儿上街,去买布。小凤说,我衣服还有得穿,不要做新的了。妈妈说,你几件衣裳都旧了,老是个学生样,也不行。于是母女二人迤逦从斜柳巷,走八字桥、王家桥这边过来,到了坡子街“天福布店”。柜台里老店员认得老翠凤,又见旁边一个水灵灵的小凤,正是当年小翠凤的影子,早把笑脸相迎,帮着看了布,买妥了。老翠凤领着小凤,即从荷花池巷插过来,到考棚街找到杨裁缝,给小凤量身腰,做两件中式小腰的褂子。往回去的时候,老翠凤就把赵师娘的一番话告诉女儿,小凤站了下来,望着王家桥下的流水,说,我不去,我不要他们给我找工作,我也不谈对象。妈妈说,人家也不要你现在就谈对象,你说不谈,人家也不要紧,你先去报到、上班,工作还是要的。小凤说,我自己会找工作。老翠凤说,赵师娘确实真心诚意。这样的人家,再不合你的意,还有什么更好的人家?你要晓得,姑娘大了,总是把人家的呀,不要不服气。

但小凤终于没有肯到生资公司去报到。

赵师娘确实没有不高兴,说,我家老赵事前也关照过的,决不要勉强,要尊重小凤自己。老翠凤连连抱歉,说太对不起人了。老师娘让她千万不要不过意,谈这种事情,总是有成、有不成,全靠缘份,那是天意,不能怪人的,你不要放在心上。

有一天,小凤精神焕发回到家里,告诉妈妈,教育局按高考分数和学校推荐,录用了几十个没考上大学的人,去当初中民办教师,是中学里的班主任通知她的,她已经到教育局拿了工作介绍信。先教初一年级,跟班教到三年级,教语文,做班主任,工资三十六块,以后还会增加……小凤说着,兴奋得眼睛亮亮的,嘴唇红艳艳的,饱满挺拔的鼻子尖上细细地沁出汗来。

哪个学校?

鸳鸯扣民办初中。

鸳鸯扣?向东,就是智家堡乡下了,这么远!

不远,我早上去,下晚回来,学校旁有个电机厂,老师都在厂食堂吃中饭。

做老师最逸当,适合你,你就去吧。

小凤一转身就到房间里去了,嘴里哼出一声“啦啦啦……”难得!已经不晓得她哪天唱过歌的了。

小凤不再是从前的小凤,现在是工作同志啦,天天早上去上班,天天下晚回家,穿的衣服,走路的神态,都不同了。她把第一次的工资三十六元交给妈妈时,妈妈说,以前我虽然有钱,但我是家庭妇女,靠男人,现在你是自己工作挣钱,真是妇女解放,还是新社会好啊。我只收你十块钱,其余的你自己用,不用的就去存起来。

小凤中午在电机厂吃中饭,时间不长,她就觉察出她被许多爱慕的目光前前后后地盯上了,她总是取坦然的态度,幸好也没有人敢向她做爱情的进攻。

有一天,小凤带了学生们到车间参观“工人做工”,那车间调度员见她来了,不觉就把自己的头发理了一理,又忽然对一个人发出一个命令说,喂,去把铁屑子倒掉!这好像是在小凤面前炫耀自己的权威似的,小凤只装作不知道。那被指派的人是书生模样,态度老实,马上就去动手。身上有香水味的调度员热情地领着小凤带着学生在车间里转了一圈,忽然告诉小凤,刚才那个人,是放到车间里监督劳动的技术员,还是啥大学毕业呢。

过了一些时,小凤看到那技术员拿着饭盒儿去吃饭,正巧,车间调度员走到她旁边,对她说,这种人,总归危险,地主出身,思想反动,上次查反标,就怀疑到他,只差一点点!但他却看到,小凤一对乌黑的大眼睛里,对那人却似乎深深同情起来。他真后悔自己说的话,但后悔也迟了。

更凑巧的是,后来电机厂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到学校里来找小凤,把她拉出来,说给她介绍对象,觉得她跟这个人比较配,拿出照片一看,正是那个技术员。中年妇女说,当然我们也不瞒你,他的家庭出身……小凤忙制止说,别的一切我不需要知道。说着时,眼睛里竟有泪水。

他叫罗登阁,比小凤大四岁,也是本城人,家住南门景范楼。小凤和老罗相处起来了,中午吃饭时,菜就打在一处,二人在那长饭桌两边对面而坐,共进午餐。电机厂多少人眼红得难受。

鸳鸯扣学校的女校长忽然找小凤谈心,说,小乔,你到我们学校以来,各方面表现是好的,对你来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有许多优点,上级对你很注意……。你怎么不说话呢?校长问她。我不晓得说什么。乔小凤抬起坦率到天真的脸。我的话,你回去好好想想吧,要对照自己的行动。女校长莫测高深戛然而止结束了这次的谈话。

过了几天,就开始了第二次谈话。上次跟你谈过之后,回去怎么想的?女校长问。不料,乔小凤同志美丽的脸儿坦率地对着她,两个大眼睛里满是漠然不解的神情。女校长急了,说,你这个人,看上去透明的,怎么反应这么迟钝呢?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为什么要同电机厂的罗登阁谈对象呢?他不但出身不好,而且政治上有一定嫌疑,他的问题至今尚未结案,内里还注意着他呢。你同这样的人在一起,还准备以他做你的终身伴侣,这种选择,是没有前途的,是不合适的,我要给你严肃地指出来!这是对你的关心。

小凤不开口,泪花儿在明澈的大眼睛里闪动。

你自己不知道,你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民办教师,却有许多人都在关心你。据说民办教师马上要转正一批,但不是全部,你不要努力争取吗?女校长说出这个重要的情况,希望引起乔小凤同志的高度重视。

但小凤还是同罗登阁共进午餐,下班后坐在罗登阁的自行车后面一起回家。

后来,学校里一个平时不多言语的老年女教师对小凤说,校长同你说的,你不要听!你不晓得,她背后有人,就在教育局当人秘科长。我是共产党员,我可以对你负责地说,校长这样逼你,是不对的,她是别有用心。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你要尊重自己,千万不要违背自己的良知屈从于什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嘛。

乔小凤这才大吃一惊明白过来。

有一天她有机会到教育局去,就从人秘科门口经过,悄悄朝里一看,有个年轻的官人一本正经坐在那里看文件,又白又壮。她赶紧走了过去。第二天,她就要罗登阁跟她一起,到歌舞巷留缘照相馆拍了订婚照。去拿照片的时候,照相馆的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要把相片放大、加彩,在门口橱窗里陈列。她笑着看了罗登阁一眼,都同意了。从那以后,多少人都在留缘照相馆门口停步欣赏那一对年轻幸福的笑脸,也许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女校长不再找小凤谈心了,脸色却是不好看。

小凤把罗登阁领进斜柳巷,老翠凤与罗登阁拉家常,家住哪里、人口、亲戚、工资、负担,如此等等,罗登阁拘谨,问一句,答一句,脸红得不得了。小凤后来不耐烦,说,妈,不要问了。并且把罗登阁拉到房间里去,叽叽咕咕好半天,还笑。

罗登阁告辞之后,小凤问妈妈可满意?老翠凤说,他家里到底什么老底子?小凤说,你不是都问过人家了?老翠凤说,那是问的浮表,看看口词、人品。小凤于是说,他大学毕业,又说,心好、比我大四岁、不吃烟不喝酒。老翠凤问,还有呢?小凤说,家庭出身地主。说过之后就忍住笑。真的假的?老翠凤却不敢开玩笑,疑惑地望着小凤。当然是真的,我甚时候说过假话?小凤坦然回答。这坦然的态度就说明一切都是真的,老翠凤就从凳子上跳起来,喊道,哎呀我的姑娘,没想到,从前比局长还大一级的人家,你不谈,现在偏偏给我谈个“一窝鸡”家来!不把人家笑死吗?

小凤不作声,虽然低着头,样子却是固执。

老翠凤还要说什么,小凤拿出订婚照来,说,妈妈,别说那么多了,我自己看好才是好。

订婚照在小凤房间里墙上挂了起来,罗登阁在小凤家里住下,双方亲友会于藕花洲月蕊堂,吃了一顿酒,二人算是结了婚。斜柳巷里虽觉得罗登阁人品还看得上眼,心里毕竟对乔小凤总觉得有哪里叫人可惜似的,有人说,小凤做皇后都可以的,但女大当嫁,不这样过,又哪样过呢?哪样过不还是一个过吗?所以只要是她自己合适的人就行。日子也就这样平静地过去。

赵家早已搬走,院子里杂七杂八住进三户人家,天井里搭起了三个油毡棚子,后来乔家也在自己这边搭了一个,都是用作厨房。不能怪,人口多了,乔小凤也生了两个女儿。那小花园早已不复存在,盖起一间房子来,公家安排了一个孤独的老两口住在里面。即使是从前拥有这住宅的老翠凤,对于这里变得这样人口众多、凌乱不堪,也早已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日子也仍是平静地过。

后来,四十六岁的罗登阁竟然被提拔当了总工程师兼副局长。过去的老赵,也不过如此吧,这真是再怎么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中午和下晚,乔小凤和罗登阁各自回家来的时候,就吸引着街边和巷子里人的眼光,似乎想看出这两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后福”?又似乎想看“富贵”到来之后,他们有无什么变化?但他们只是平平常常而己。小市民们似乎有些失望,然后也就觉得些无聊,但从前的觉得可惜,也就变成了一些羡慕。

乔二老得不堪,不能走动,住在“大奶奶”那边。老翠凤也七十多岁了,每天下午家里来几个老太太凑一桌,洗牌声哗哗的。她那副钻石耳坠,现在才给了小凤。

乔小凤现在虽然不住在老家,他们住进了机关宿舍楼,但两个女儿却住在老翠凤这边,两个人也就天天晚上来吃一顿晚饭。如今这一户人家,最引人注目的,却已经是乔小凤的两个女儿,中学生,文静、端庄,在一个学校里念书,每日同来同往。老邻居们说,她们的将来,定是又胜过小凤。

(小说发表于1987年第5期《雨花》)

 

 

 

 

 

 

 

 

 

 

 

 

 

 

 

 

 

 

短篇小说

 

难忘的小张庄

 

算起来,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们到小张庄去插队。小张庄生产队在南澄子河边上,全生产队的十多户农民,共有四个姓:陈、张、侯、赵。他们同姓聚族而居,由东往西,分别住在陈家墩、张家墩、侯家墩和赵家墩上,彼此的距离总要隔好几节田,有点遥遥相望的意味。屋子一律是草屋。平野之上,一个小村庄,远看就像一小丛蘑菇似的。

我们对这个墩字颇感兴趣,一考究,的确,那庄台比起农田要高,可以想象过去“千年老沤田”,四周泽国,人们当然住在这土墩子上才利于生存,那么也可以推断,这个土墩子是他们的祖先流落到此,开辟鸿荒之时用土堆起来的。我们插队,已经是一九六八年,老沤田被改造掉了,建设了严密的农田灌溉系统。稻麦轮作,一片大平原。出门固然仍可摇橹,但也可步行甚至骑车。再也看不到那最原始粗犷的水乡了,只有春季放水栽秧时节,漠漠水田相连,能让人相见其过去。

我们还没有自己的知青屋,所以暂住在张二爷家废弃的磨坊里,也就是两间草屋,从前他家磨豆腐的地方。磨坊原没有窗户,巴掌大的小洞,倒有两个,瞭望孔似的。我们住进去,第一件事便是要求扒窗户,二爷很爽快地同意了。一下子就扒了两个大洞,用泥涂抹得平整,也便算作窗户了。

张家墩上共是弟兄四人:大爷、二爷、三爷和四爷。二爷与三爷都健在,大爷和四爷亡故了,都留下了一个儿子。二爷家是富裕中农,日子虽也过得节俭,看上去却较为殷实,水车家中还藏有两部。我们住的房子叫做磨坊,这也便是他过去富裕中农生活光景的一个写照吧?三爷家里穷得很,三间草屋里空空如也,他家的成份是贫农。大爷和四爷家同样是什么东西也没有,而且屋子只有两间,但他们的成份却是富农,也许他们是在土改时受到了损失。

我们去的时候,生产队给我们送来现成的大米;后来,过了些时,当我们自己到生产队里称了稻,并且自己撑了船到大队机米厂去机成米,我们五个人没有发生任何异议,便把机稻后所得到的两笆斗糠,送到了最穷的三爷家中。这糠,是农民养猪的主要饲料,农民是每常要花钱买的。我们送给三爷,是出于我们对贫穷农民的同情,这当然不言而喻。三爷一家都对我们很感激,我们从这感激里似也得到了安慰。我们住的屋是二爷家的,一些农具、用具也常到二爷家去借,却没有把糠送给二爷,我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二爷一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相反,还夸我们“心好”,这样淳朴的态度,也使我们高兴。

不过,每当注意到二爷家中一团安康生活的氛围,而三爷家中是那样清苦,他们彼此生活上漠不相干,相处却和睦而自然,好像各安天命似的,这总使我们觉得有一种什么遗憾似的,但我们也说不清楚。

不管怎么样吧,日子便这样过起来了。我们和农民一起上工,下工回来后便淘米的淘米,挑水的挑水,背草的背草,烧火的烧火,忙菜的忙菜,过着集体的生活。那时国家每月发给我们每人八块钱菜金,五个人一个月就是四十元,都交在一起用光,以那时农村四角钱一斤的鱼价,我们的伙食还真不错。吃的米暂时是不要钱的,以后在我们劳动所得的工分里面结算。往往就在等饭熟的这一会儿里,或者在饭后休息的时候,磨坊里还会飘出我们吹、拉、弹、唱的音乐之声呢。

那的确是我们的一段快乐的时间,好像我们是到这恬静美丽的大自然里休息一番来了。在我们眼中,农村,真是美极了。别的不说,光是观看那田野上的晨雾,就仿佛有无穷的奇趣:它有时像蓝色的朦胧的轻纱,笼罩远方;有时像洁白的牛奶的长河,横陈远野;有时像夜来三尺大雪,齐齐独降前村之下……

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在恋爱:“大佬’与秦庄大队的某某,正频频往来,白天夜晚,把十里八里路不当一回事;“疤子”对李庄生产队的某某求过爱了,但软软地碰了两鼻子灰,我们正帮助他分析对方心理,研究对策;王庄的女知青某某,给我们这边的“博士”写来情书情诗,可是“博士”却在犹豫不决;“秃子”一声不响,其实在以高度毅力追求王庄的“珍珍”,真叫勇敢;至于不动声色的我,最糟,正如《诗经》上唱的,“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但我可算是内在地陷在恋爱里了。

我们有过这么小小一段无忧无虑式的生活,农村就是我们天然的“大观园”。

有一天,我走到离张家墩不远处一个野景自成一格的大池塘那儿,不觉就停住了脚步。我看到“丫头”握着一柄竿儿长长的鱼叉,正守在池塘边儿上,目光搜寻着游鱼。貌不惊人而又总有三分自卑神色的“丫头”,竟还有这勇武的一手,很使我惊异。我走过去,想目睹那飞叉出手一瞬间的壮观。然而,等了一会,却还没有目标。我懂得,此时旁边最好无闲人,我就离开了,说;“叉到大鱼,给我们尝尝!”

“丫头”微露愧尔似的一笑,把头点了一点。

他是张四爷的儿子,我也不知道他的大名,满庄的人都只叫他“丫头”,这大约是农村人为了哄骗鬼神,故意颠倒阴阳,以名乱实。

“丫头”是“富农子女”,所以就难怪他那神情,见人总有几分自卑。他本来就其貌不扬,脖子生来很厉害地歪着,加上头发永远是乱蓬蓬的一堆,这就使他总显得与人落落寡合。但是,有时我从他背后望去,他那脖子歪着的形象,倒透出一种不可渺视的意味似的。今见到他守在池塘边上,随时准备果断地飞叉取游鱼,不禁更使我感到他有倔强自在的内里了。

吃晚饭的时候,这一天负责做菜的“秃子”端出两大碗烧鱼来。“哪来的?”我不觉高兴地问。“是你叫丫头送的。”“噢——”我恍然大悟,想起来了。然而,这鱼决无白吃之理,我说“鱼大约有多重?要给‘丫头’把钱送去。”大家都赞成,并且就由我去送。

我一头进了“丫头”的家,正坐在桌旁捻线的“丫头’的妈妈,立即款款站了起来,十分惊惶,而又毕恭毕敬。我不愿同“富农婆”多说什么话,我说我要找“丫头”。她忙说“在家”,朝后喊道:“‘丫头’,老李找你!”二十三岁的我竟成了老李。

“丫头”从屋后小院进了屋,手中拿着一把锯子。他见了我,就站在那里,用手抓抓他的乱蓬蓬的头发,脖子自然是歪着的,眼光只是看着地上,不吭一声,那样子好像是说:“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吧!”他妈妈在一旁用手抹着板凳,连连请我坐,我说不坐了,只同“丫头”说一句话。我用亲热玩笑口吻对“丫头”说:“你还真有本领,可惜我当时走了,没看到你怎样把鱼叉到的。这是我们的鱼钱。”我把钱放在桌子上。“丫头”和他的妈妈同时叫了起来:“不要不要不要。”好像我放在桌上的不是钱而是炸弹似的。我说:“我们到农村来,不能侵犯群众利益。”“丫头”和他妈妈脸上都现出难色,我又说:“吃到了鱼,已经很好了,怎能再不给钱?以后还想吃你叉的鱼昵。”

“丫头”妈妈把钱双手拿在胸前,好像觉得收又不是,不收又不是。她终于想开了什么似的,对我说道:“老李,当然,你们‘工作队’,都是有纪律的 ……”

“什么?”我心中大叫一声,几乎呆住了,她怎么把我们插队的知青组,当成“工作队”了?这简直从何说起?

农村人对工作队当然再熟悉不过,随着各项运动在农村的开展,比如土改、合作化,社教等等,不但中央、省、地、县可以派工作队下乡,便是公社,也会派工作队驻到某个庄上来,是好是歹,都与每个农民的命运有着关系。倘若把我们千百万知识青年下农村,也当成派来工作队,这来头可就更大啦,因为知识青年也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嘛。

我说:“我们不是工作队,我们没有那个资格,我们是下乡插队当农民……”

她并没有相信我的话,却说:“真的,你们到农村来,就同解放军一样,访贫问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老天!那我们还真有“工作队”的味道啦。我想起了我们曾经给队里一个“五保户”老奶奶担去过五担烧草;我想起了我们每次借二爷家的水桶用,总是一定给他家把水缸挑满;我想起了我们同情三爷的贫穷,把糠送给他……

不过,也没有什么多作解释的必要,以后自然会明白的。我说:“这鱼钱,反正你们要收下来。”

“丫头”的妈妈对我哈了一下腰,说:“我们收下,我们收下。”

出了“丫头”家的门,我觉得自己弄不清楚,这鱼钱究竟是给得好呢,还是不好?因为我无端似的感到了一种对于这母子二人的歉疚……

“丫头”以后再也没有送鱼给我们吃,也许那以后他就没有去叉过鱼。使我有点伤感的是,“丫头”见了我,更显出一种避之唯恐不远的冷淡,在自惭形秽之中透出他那内在的倔强来。这一切,我将心比心,都能理解,但我无法去加以改变。

可是,我们又须去吃“丫头”的喜酒了。“丫头”娶老婆,是张桂江来约我们,这才晓得。吃“丫头”的喜酒,而由张桂江出面请我们,这就显得颇为重大。张桂江是二爷的独生子,在“丫头”这一辈儿弟兄当中,数他最年长,且又是这一带唯一在外面当国家干部的,虽然他的官儿当得不算大,本公社灌溉站的党支书,并且也“下放”了,回家当农民,可他的确慷慨老练,难怪他在农民当中很有威信。他出了面,这就意味他代表整个张姓而来,预先经过慎重的讨论。

他先找到我,情况一说之后,便问我:“想约你们晚上吃杯喜酒,没有什么……有关的……问题吧?”

“问题?”我虽已猜到几分,却还是反问道,“什么问题?”。他笑道:“无非就是政治这方面的吧。”

我想了想,觉得断无拒绝的道理,否则,以后群众关系还怎么处?

我说:“没有什么问题。本地人请我们吃喜酒,是看得起我们。”

他容色为之一展,说:“我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到时全体大小队干部也来呢。”我说:“那就更没有问题啦。”他告诉我,惯例晚上请庄客是一户一人,但我们知青组是五个单身汉,所以请我们五个人都去。我说那我们得准备一份人情。他忙说“不用”,说请庄客是只吃晚上一餐,不收人情,这都是有规矩的。他最后还央我做我的同学的工作,我叫他放心。

请我们去白吃白喝,还怕我们出于什么“政治”而加以拒绝,其实,“丫头”算什么敌对的人吗?我的同学里面,不也有许多“子女”吗?我们在“文革”初期,出来“造反”,就是与冲破“出身论”有关的。可是,农民不这样想,他们也不了解城里的“文革”,倒好像我们这些人生来就享有“革命”的“特权”,专门就是一副可怕的面孔而与—般人不同似的。这不是很冤枉,很使人悲哀的吗?

忘不了那一晚的吃喜酒。为我们五个人特设了一桌,由张桂江陪同;我们旁边,就是全体大队干部和本生产队干部做一桌;凡是给他们上了一道什么莱,就给我们同时上一道什么菜。对我们的这种殊遇,我们都觉得是太重了,心中不免惭愧不安。

张桂江陪我们,那真是非常客气,不时亲热地提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频频劝酒劝菜,没有半点不到之处。尤其使我忘不了的是,“丫头”的妈妈,那个“富农婆子”,每给我们双手端来一道菜的时候,在不甚明亮的煤油灯光下,那惴惴不安的眼神,小心侍奉的样子,有点叫人于心不忍。在这种寡妇给独养儿子娶媳妇的场合,更使我们想到,她也是一个母亲啊!然而,仿佛我们有什么不容置疑的权力,能够一句话就叫她家这喜酒办不成似的;即使已有威信甚高的张桂江陪着我们,还有大小队干部这些“当方土地”在旁边压着阵,她还是那样怀着对我们的畏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五个人有这么厉害吗?忽然,我想到了,她是怕我们来一个“造反有理”啊!她肯定在担心着:这些在城市里“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红卫兵”们,这个神秘莫测、来头大得不得了的“工作队”,说不定会把桌子推翻,来一场活生生的“革命大批判”,连这些干部都给斗了!

我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可悲……

为了宽她的心,我记得当时我特地站起来,非常感谢的模样,从她手中双手接过一道菜,还谦诚地说了一句客气话,果然,她那紧张的神色顿时一松,目光里对我简直万分感激,是的,也还夹着一丝令人不快的讨好,然而这又怎能怪她呢?后来,我想,我们自己如今算是个什么角色?凭什么值得人们这样诚惶诚恐对待我们?即使是一个乡下“富农婆子”!

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吃了“丫头”的喜酒之后,人们对我们比以前更亲近了,连三爷也是这样,竖着大拇指夸我们“心肠好”,似乎我们以前送了他几百斤糠,倒不值得他如此夸奖。

也许出于一种不很自觉的反作用力吧,我有心要征服“丫头”那内在的倔强,遇到时便夸张地喊他一声“丫头”,他竟也突破他那几分自卑和几分倔强,报我以一笑 。

不久,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应该说是重大的转折:国家发给知青的每月八块钱,从此停止了。一时,我们五条汉子不禁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在磨坊里半天没说一句话。我们五个人一齐抽上了香烟。“博士”不时发出一声异样的冷笑,而“秃子”竟哭起来了。我从城里带到乡下的写字台上,堆满了大部头,《马恩两卷集》也有,《联共(布)党史》也有,《毛泽东选集》自更不必说,此外还有艾思奇的哲学教科书,几大本《社会主义教育文选》,苏联的一本《政治经济学》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论战》等等,我竭力从我一向喜爱的这些书中思考我们现实生活的答案……

可是,米缸到了底,我们又需去机稻了。-切准备就绪,出发去机米厂的时候,“秃子”低着头,红了脸,眼睛没有看大家,说:“这一次机下来的糠,我们卖掉吧!

大家都没有说话,有人抽起烟来。

“秃子”抬起头来对我说:“这也是无可奈何,从此以后,我们的菜金从哪儿来呀?”

“博士”说:“卖就卖吧;现在我们跟农民是‘同类数’啦。”

“疤子"对我说:“三爷哪里,就由你去说一声吧,现在最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了。”

我看着“大佬”,他苦笑了一下,说:“没有办法,这是被迫的。”

看不见的主宰就这样糟蹋了我们的情感,把狭隘、自私、冷漠硬塞进了我们的胸膛!路,走到了这一步!

后来,我们一机完稻;当场就把糠卖了,从别地方不相识的农民手上,接过了粘着些泥土的七块钱……

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都变坏了。我们都太会装得若无其事!我对我们自己感到了讨厌!

我迟迟才到三爷家中,万分抱歉地把糠的事情告诉他。三爷反过来宽我的心,说:“我们硗得,现在你们没有来源了。不卖掉糠,你们连买盐的钱也没有啊,不要顾我们了,糠是应该卖掉的。以后没有菜吃,就到我门口来掐,有一碗菜汤泡泡饭,也是好的呀。”

从三爷家里出来,我真是满心惭愧。放眼望去,天地是太为空阔了,而在天地之间的我们,则是何等地微末!

以后,便常有农民从他们自家的菜地上带一捆菜给我们;或者当我们路过他们的家门时,便热情地喊我们到他们家的小菜地上去掐菜,怕我们不好意思,还总是帮着我们掐。

农民吃菜也不容易,他们不过是在家前屋后栽上青菜,等它长大了,就掐菜叶子吃,舍不得连根挖的,这与城市人吃整棵子菜,可大不一样。往往在中午收工之后,从菜地上掐那么一捧菜叶,做几碗菜汤,便是全家人的中饭菜了。

吃农民的菜,既使我们为难,我们便自己种起菜来,不过我们的菜地总不发旺,实在是我们无心去侍弄。

对我们来说,上工的意义不同了,与“糊口”二字紧密相连起来。“大佬”成了我们当中优越的人,他的力气超过所有的农民,他自然列入了一等劳力。我呢,最差了,我硬着头皮干,割麦、挑把,什么都来,但十分吃劲,力不从心。张桂江已担任队长,他便安排我放牛,工分虽少一些,活儿却是轻了。我同一头小牛交上了朋友,白天牵着它在田埂上吃青草,晚上牵着它下“汪塘”,清晨给它在河里洗掉满身的泥浆。

有一天,黄昏暮色,我送小牛下了汪,便回磨坊。“丫头”在后面赶上了我,把一条青鲲递在我面前,说:“给你们晚上烧了吃吧!不要给钱!是我才抓到的……”我犹豫着,怎么好白收他一条鱼呢?“丫头”说:“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做工分,真正是苦死了!”他把鱼硬塞在我手上,便歪着脑袋在我前面走了。

拎着鱼回去时,我想,“丫头”和他的妈妈现在可不再以为我们是什么“工作队”了。是的,他们已经把我们看作是到这穷乡僻壤来“做工分”的,连他们也不如了,对我们生出同情心来。可是,这又似乎把我们贬低了,我们身上一点点异样的光芒也没有了,我们倒似乎还不能接受这严酷的事实。

然而,我们的情况毕竟也像万花筒一样变化起来。

先说“秃子”,有一天,他“哇”的狂吼一声,同时弄出“嘭”一声巨响,这可把大家下了一跳,一看,只见菜刀被他深深地砍进砧板,他僵硬地站着。原来,王庄的女知青“珍珍”昨晚已同一个农民订了婚,这农民家里劳力多,算是比较“富”的。秃子吼叫道:“我是穷光蛋,穷光蛋!”这吼叫声像刀子一样扎进我们的心中。

“疤子”呢,似乎是个幸运儿。有天晚上,我们五个人一起喝了几杯酒,他微有醉意,告诉大家,李庄的某某,已经是他的人了。他看到我们目光中对他立即有些鄙视,便忙解释:“我也不愿意这样做,但一来出于冲动,二来想到现在书呆子气也没用!”他又说,“索性告诉你们吧!我马上要带她回城里一趟,给她做人工流产。但你们放心,我不是负义的人。你们可以监督我!”他的眼睛红了,怎么说呢,我们都没有作声,谅解了他。

关于犹豫不决的“博士”,我可以做证,他是准备去向王庄的某某“报之以琼瑶”的,不过,恰好就在此时,人家被她的父母打通关系,调进了城市郊区公社,将在那里嫁人……

嘿嘿,不知道可有人家要“招女婿”?我记得“博士”惨笑着这样刻毒地说过。

要说惨,“大佬”最惨。他的秦庄的那一位女士,遭到了家中的干涉,不让她下乡了,终于把他嫁给了城市里的一个工人,是她小学里的同学,不过那人小学毕业后就进了工厂,早已是技术熟练的老工人了。“大佬”永远失去了她。“大佬”对此不说一句什么话,他沉默着,络腮胡子留起老长,像个绿林好汉一般。

至于我自己的情况,我是努力对这样的事情暂且不予考虑……

然而,国家拨款给知青盖屋来了。生产队抽出了不少劳力为我们忙着。妇女们在场上刷草,刷出一堆堆齐头的稻草,准备给我们盖厚厚的屋顶。三、五个劳力整天在一块田里脱土坯,那比古城砖还要厚大的土坯子,将做我们知青屋的墙。木料也装回来了,生产队的木匠在队房里刨呀锯呀,给我们做门窗做屋架。

可是,我的同学们陆续地一个接一个地走了,等到我发觉这一点,已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想走,我也对“扎根”失去了信心,但我怎么能走昵?我一走,不是全走光了吗?而农民在为我们忙屋!

就在农民开始动手盖知青屋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烧中饭,张桂江走进来,坐在我旁边,竟要把本生产队的一位农村女青年说给我做老婆。这位农村姑娘我见过,苗条的高挑个儿,俊秀的容长脸儿,晒不黑的皮肤,她的甜蜜温柔、神采飞扬的模样,给我很深的印象。说实话,张桂江来提这门亲事,真是对我的看重了。这位姑娘刚刚初中毕业,在文盲充斥的农村,可算是一只凤凰啊。但我有什么能耐呢?除了一堆大部头的书籍,真是身无半文。看吧,眼下虽说在烧中饭,菜昵,连一根萝卜干也没有。

“这……”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心里只觉得我是不配的,我不能误了人家。

“你就不要走吧,我们给你好好安个家……”

可是,在农村这样“扎”下来,我的思想还没有到这一步。我当然不知道我今后将飘落在何方,我对这片美丽淳朴的土地也已怀有真挚的情感,在当时我那模糊不定的意识中,总还觉得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正像走在茫茫征途上的人,心中尚未有歇下脚来的意思……

我的为难,终于使张桂江不无遗憾而去。

等到屋子盖起来,我们五个人又聚在一起时,却都要长期地以至永远地离开小张庄了。“疤子”有一位长辈在某边远省份的卫生厅工作,所以“疤子”可以去做药水棉花纱布的生意,销路是不愁的,看样子他就要发财。“秃子”将跟在一伙什么人里面去做工,这可以一直做到蒙古新疆,他是做白铁工,据说学过三角几何的人干这一行,容易得心应手,每月八十元上下是挣得到的。“博士”是回家做木匠,城市里已经打家俱成风,手艺做熟之后,坐在家里会有人来请。赖其祖宗荫德,家中房屋较大,开个木匠铺倒也不错。“博士”说:”“我们高中毕业生,三五个月,手艺就可以了。”

“大佬”呢,他姐夫想法安排他在附近某县化肥厂煤渣场碾压机上工作,不过他每月的三十五元工资,是在化肥厂厕所收入里开销,“钱是没有臭味的。”我们说着这句名言,一齐哈哈大笑。

我呢,可怜总是自视甚高,既不愿去做手艺做生意,也不愿去找个关系混几个钱,我倒宁可在农村里当农民。不过,我的别处的同学已经写信叫我去,那边的工分单价比小张庄要高出好多。

既然大家皆已各奔前程,磨坊里的小集体已不复存在,况且生活使我觉得烦闷、沉重,我好像必须换一换环境了,我终于迁出了我的户口。我虽是最后一个走的,却也走得最彻底,因为他们的户口都没有迁。

临走前的那天黄昏,我在小张庄河岸上徘徊留连,望着小张庄,望着小张庄旁边空无一人的知青屋,突然觉得,我已经理解了一切,而我们也成了这一切中的一群了……我渐渐感到自己似乎坚强起来……

生产队安排了一条木船送我。我的全部行李是:国家发的两块床板,一把大锹,我的一网袋杂物,还有两只书箱,一箱是大部头,一箱是杂书。最显眼的就是这两只书箱,农民帮我弄上船时,小心翼翼。但我对于自己老是带着两箱书,开始觉得滑稽起来……

偏偏张桂江的妈妈,问我为什么要走?怎样回答她呢?我只好用“对象在那边”这个最简便的借口来回答这位老人。不料她立即认真的对我说:“结婚的时候,打个信来,把个日子,我叫老头子去。”我只得点头应声答应了她。我真感到一阵内疚,我为什么要走呢?

船,就是从小张庄的河边上撑开去的,而后便架起两把划桨来。小张庄的人差不多都站在河岸上了,二爷,三爷,张桂江,“丫头”,其他的男子们妇女们和孩子们……。在离开人群远一点的地方,站着的一个妇女,是“丫头”的妈妈……。然而,我却没有看到那位姑娘……。

从此之后,我再也不曾有机会到小张庄去,可是,我总时时会想起它来,也许,在那里留下了我们最后的幻灭?也许,在那里开始了我们严峻的人生?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那以后,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

“大地,我们已经和你连在一起了……”。

(小说发表于1986年《雨花》)

 

 

 

 

短篇小说

 

课  程

 

学校是没有围墙的,四周便是田野。所谓学校,也就是一排房屋,比起茅草屋的村庄来,它是砖瓦砌盖的,不过也很简陋。特别是那些窗户,一副破败相,没有一块玻璃。不知什么时候蒙上去的塑料薄膜,有的撕被了,却又不见更换。初一年级一间教室,初二年级一间教室,第三间教室用墙隔成两半,一半是老师的办公室,另一半是老师的宿舍。房屋旁边镶了一个小披子屋,是伙食房。里面有一个总是围着一块黑布围裙的高个子农民。学校里的老师们,天天吃他烧出来的两顿粥一顿饭。教室前面有一大块操场,学生们做操就在这里。场上还有一个有点摇晃的篮球架,篮圈上是绝没有网子的。男学生们时常分成两个队打球,哇哇叫喊,你争我夺,农村的小孩和老头们就在旁边满意地看。操场旁边,是学校的菜地,一直到达河边。河边上有学校的男女厕所。隔着河,对面有个墩子,那上面从前是个破庙,后来一直做小学。旗杆子竖在那边,红旗天天升起。小学是老的,这边两个班的中学算是小学戴的帽子,合称王宋学校,因为在王庄与宋庄之间。到吃饭的时候,小学那边的三个女教师,就过桥到这边来了,一个高,一个胖,一个小巧。

中学这边有个丁老师,男的,老远走过来,挺胸,直腰,也显着高大,但一与人说话,却就羞涩,脸红。然而,听学生们说,丁老师讲课最神气,像个将军似的。有的男生课后就喊他“丁将军”,他竟也报以宽厚一笑。他的习惯,没事就在宿舍里看书,早上和下晚一个人在场子上打几下篮球。连农民也注意到了,那边三个女教师和这丁老师,都是还没有谈对象的人,他们之间怎么就不能谈起来呢?从外相上看,那边三个女的配丁老师,都还差着一点儿呢,而丁老师配她们哪一个,都是绰绰有余的。但那三个女的,行动起来就是三人一起,而且除了吃饭或者开会过来一下,其余时间就不朝这边走。丁老师呢,根本就没见他往高墩子上去过。然而,特别是中学里几个年纪大点儿的老师,虽然不大注意这些事情,但还是感觉出来了,他们感觉到这边和那边,那边和这边,还是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在互相传递和吸引,使他们的鼻子里总是嗅得到一些青春的气息,好像带着一点油菜花香。他们默默地感觉着,观看着,等待着。

初夏的时候,有一天丁老师说出来了,中午,他将同那边的三位一块儿下河游泳。至底是青年人啊,没看见他们他们怎样接头的,这就接上头了,而且就做这么刺激的事情,在乡下!

吃过饭,就见丁老师从宿舍里脱了衣服出来,身上剩一条游泳裤,露出一身雪白好肉,白亮地从伙食房河码头那儿下了水,往庙那边游去。他说她们三个就在她们那儿下水。

过了个把多钟头,丁老师游回来了,在宿舍里对着姓匡的一个老师很抒情地叹息了一声:“啊!”然后美滋滋地说:“和女性一起游泳,还真是带劲!”匡老师问他:“那三位,哪一个肌肤比较好?”丁老师却茫然,不无遗憾地说:“倒是没有注意。”匡老师就说他是个“书呆”。

匡老师一问,才知道丁老师二十九岁了。“三十岁搁在头上啦,你怎么还不谈对象?”匡老师问他。丁老师回答说:“无所谓”。但看得出来,如果有人的话,他也是愿意谈的。匡老就向他提出,高墩子上不是现成就有三个么?你合适哪一个?要不要我们帮忙?丁老师马上郑重地说:“你们不要多事!”匡老师被他这种郑重的态度吓住了,就取消了自已的那股热情。但他吃不透,这小丁是怕难为情呢,还是对那三个不中意?或者他其实在别处有人?他就问他:“你谈过恋爱吗?”

没想到,丁老师感情却特别深沉而丰富,话头一提,他就从他小时候的事情说起来了。他说他对女性最早的爱恋,发生在九岁。那时他当然还是一个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不过,他所说的爱恋,其表现,也不过只是竟大胆勇敢地跟一个女生于课间十分钟休息的时候,单独在一起说过话,说的什么是记不得了。然而,他的心里却因此产生一股从未有过的不同寻常的暖流,又从而觉得自己忽然有了从未有过的特别强大之处。这只是一件极小的片刻之间的事情,甚至也算不上是一件事情,但他却永远也忘不掉了。

他又说,小时候,他的姐姐给他洗脸,先是用手拍了水在他脸上抹着,然后才用毛巾去洗、揩;姐姐那女性的手,给他的温柔细腻感,他也印象很深,体会到一种对女性的爱恋之情,虽然这发生在姐弟之间,而且也是一件极小的事情。

还有,也是在十岁上下那时候,爸爸给他和弟弟洗澡,后来就把他们两人从澡桶里叉着送到竹床上站着,用毛巾给他们揩干身上的水,这一切,都在天井里,大门就敞着。这时,邻居的一位美丽的大姐姐来了,夸他们两个身体好。他却觉得自己在这位大姐姐面前赤裸着身体,很有特别的愉快。如今回顾,这不也是有关异性的朦胧之情吗?

小学毕业那年,他对班上两个女生极有好感,觉得她俩美丽、聪明、温柔,他很愿意看到她们一眼和想到她们一下。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已的好感表现出来。现在,那两个女孩子的美好形象以及姓名,他仍然记得。

读初中的时候,他对班上一个最美丽的女生心中爱慕,然而他却处处回避她,只是眼睛常常不听话地就看了过去。他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与痛苦。后来自己公然就伏在学桌上哭泣了一场,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哭泣,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就哭起来了,真是奇怪。更奇怪的是,哭泣过之后,就像病好了一样,再也没有那样惆怅与痛苦了。再后来,他就在思想上摆脱了这一烦恼,渐渐地却发现那美丽的女生原来很平庸,成绩也很差,真是虚有其表啊。

但是,这一切都带有幼稚的性质,从心理学上看,也属正常,那么,在他走向成年的时期,他有过情感的乃至恋爱的经历没有?丁老师说:“痛苦、痛苦、痛苦! 一切加起来只有两个字:单恋! 人家根本不知道。太可笑了!我总是没有勇气,我内心总很自卑。我总想等我将来做出很大的作为,我才勇敢地出现在我所爱的女性面前。可是,这也太可笑了! 所以,青春时期给我带来的,只有痛苦。到现在为止,我其实根本没有恋爱过。我也许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说着,痛苦便出现在他的脸上了,这是匡老师没有见过的一个丁老师。“哦,” 匡老师严肃着沉思起来,很同情地说:“我一定帮助你……”

“别,别! 你千万别多事!”丁老师两手直摇,脸涨红了。

“好吧,我不多事。不过,你自己也要抓紧一些了。”匡老师诚恳地说。

丁老师没有说什么,很感激地点了点头,却说了一句,“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

某一天的下午,丁老师来了一个朋友,把他喊到外面操场上交谈,那青年对丁老师说着什么,丁老师点头应着,后来两人又都大笑,于是便见他们一齐往河边走,过了桥,到高墩子上去了。

过了不长时间,丁老师一人返回,坐在办公室里批改了两篇学生作文,后来就搁笔,锁了办公桌抽屉,到了宿舍里,躺下来,枕着手想心思。匡老师进宿舍,发现丁老像是抑郁不乐,又联想到刚才他带了朋友到小学那边去,却是一个人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拿话探他:“想什么心思呢?”丁老师回答说:“没有什么心思。”匡老师又问:“刚才你来朋友了?”丁老师回答:“老同学,安排在供销社工作。”匡老师问:“他走啦?”丁老师说:“没有。”匡老师见他不想多说话,也就不再问,不过他想了一下就到小学那边去看。

小学那边,一级到三年级在一个教室,四年级到六年级在一个教室。这叫做复式班,老师上课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教。教室旁边连着的一间屋子是办公室。又有一个孤零零的小房子,是三个女教师的卧室,地面却深下去,进去要下两级台阶。匡老师一去,就看到丁老师的那个朋友,女教师施玲凤正与他站在卧室门口交谈,卧室门开着,他们却设有进去坐下来谈,也许施玲凤没有邀请他进,好像很勉强着似的。施玲凤看见他,就问:“你看见丁老师没有?他怎么走了还不来?”匡老师看到那个男的一听这话,脸上有点灰下来,就回答说:“没有看见。”说罢,赶紧拿脚走了。

这事情显然有点蹊跷。不过,匡老师还没来得及问丁老师,那青年前脚后脚地也来了,丁老师又殷勤出去陪他,在操场上站着说了一会儿话,并且二人又大笑着。后来,丁老师就送那人走,在田埂上走出好远才挥手作别。

匡老师问丁老师:“你那同学认得施玲凤?丁老师回答说:“不认识。”匡老师问:“那你怎么把朋友一个人丢在施玲凤那里?既然他们不认识。”丁老师对此就回答不出来了。匡老师说:“我看出八分来了,你那同学是要你为他牵个线,是不是?”丁老师就笑了一下,说:“对的。”但他脸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心情很复杂似的。“你自己没本事谈对象,穿针引线的事情倒很会做啊!”匡老师笑着讥讽他。丁老师就苦笑。匡老师说:“我看出你不大开心,你是勉为其难吧?”丁老师叹口气,说:“算了,反正他们谈得成与谈不成,不关我的事。”说着就捧起一本书来看。匡老师暗自点头。

吃过晚饭,匡老师就叫住了三个女教师当中高个子的那个,黄昏暮色里同她单独谈了好久。

晚上,宿舍里就是他们二人,匡老师就对丁老师说:“你今天做了一件不聪明的事情了,你可晓得,施玲凤对你的印象其实不错!”痛苦的表情出现在丁老师脸上,他不说话。

匡老师说:“我刚才同施玲凤谈过了,她说,丁老师这个人才好玩呢,把他的一个同学带来,可是他自己又走掉了,什么意思? 我问施玲凤,问她对你那同学印象如何?她说什么印象不印象的,我不认识他。我于是又问你对丁老师印象怎么样?她说‘可以’。我说你们是不是可以处处看呢?人都不小了呀。对我这话,她没回答,是默认了。怎么样?你如果单独没有勇气,我现在陪你过去,随便谈谈说说,一回二回就很自然了。”

丁老师直是摇头,说:“不行了,现在不行了。无论如何不行、不行……”

匡老师问:“怎么不行呢?施玲凤愿意。我敢打包票。”

丁老师说:“我和供销社的他是老同学呀,我既已经为他牵了线,可以说是做了介绍人,我怎么可以……不行、不行……他们谈不成,我也不能插进去,反正我不好同施玲凤发生什么了,这事情你千万别再提了……”

匡老师问他:“那么你本来对施玲凤的感觉是可以的? ”

丁老师两手一摊,说:“这还有什么说头呢?”

匡老师大声说:“天下找不出第二个你这样的笨蛋了。”

上面那件事过去了,其内在的曲折匡老师没有传播,所以学校里也没有更多的人知道。施玲凤看到丁老师不但没有去追求她,反而对她比以前还冷淡,便觉得纳闷而且生气。她问匡老师,匡老师只好婉转告诉她其中的原因。她真是觉得又好笑又好气,我们女生,难道是你们男生让来让去的物品么,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匡老师对她说,由我再去同丁老师说。施玲凤制止道:“你别去!”态度很认真。匡老师只好答应了她。不过,匡老师后来其实还是劝过丁老师,说只要你主动些,看来施玲凤没有问题。但丁老师并不回心转意。因而,这件事也就渐渐地淡了。王宋学校一切平静。就像绕庄而去的河水一样不见波澜。

不久之后,有一天匡老师问丁老师:“把陆美英介绍给你,怎么样?”丁老师只一笑,样子是无可无不可。匡老师说:“陆美英性格好,人是胖一些。”丁老师就不自信地说:“不晓得行不行呢?”匡老师说:“告诉你吧,是陆美英主动提出来的。请来跟我说的人是薛家莉。你现在交桃花运了,包括薛家莉在内。”这句话一说,就发现丁老师有得意之色,匡老师马上就接着说:“不过你也不要想入非非,我看你靠船下篙比较好。”丁老师点头,匡老师又说:“陆美英性格好,胖得不算难看。可以说是比较丰满吧。丰满有什么不好?”丁老师便羞愧地一笑。

在匡老师安排下,中午休息时间,陆美英就过来与丁老师在中学这边宿舍里会面。匡老师到别的地方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发现陆美英已经离开了。他问丁老师:“怎么样?品尝到恋爱的滋味了?”丁老师说:“也没有谈什么。”匡老师说:“谈恋爱嘛,并不是把你爱我爱放在嘴上说,而是东拉西扯,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最后也不知谈了些什么,但情感却得到了交流,精神愉快、充实、满足。你有这个感觉吗?”丁老师抱歉地笑笑,摇摇头。匡老师说:“第一次接触,还比较生。那么你们在两人的问题上,是怎么谈的?”丁老师就告诉匡老师,说他对陆美英说:“不知道你们家里的人是不是能同意?”匡老师说:“啊呀,你怎么一下子就提这个事情呢?这种问题只能放在最后再说。”丁老师说:“我是觉得自己条件比较差。”匡老师就很同情地看着他,说:“你真是个老实孩子。不过,你也没有必要这么自卑。陆美英是怎么回答你的呢?”丁老师说:“她准备请假几天,专门回家去问一问。她说她估计她的家里不会有人反对。我就把我的一张照片给了她。”

“别的没有谈什么?”

“没有。”

匡老师就笑起来,说:“这不叫谈恋爱,这叫处理个人问题。”

丁老师便显得很羞愧、很可怜。

陆美英果然就请了三天假回去了。她的家在在S城。临行之前,她同匡老师说,她的家里很有钱,以后的一切她都不要丁老师办;她看上丁老师,主要是看上他这个人。匡老师把这情况告诉丁老师,丁老师并没有表示什么兴奋,却反而唉声叹气。匡老师安慰他说:“我看你不用担心。陆美英样子很自信,恐怕是不会有问题的。”丁老师摇摇头,又点点头,说:“任其自然吧!”

过了几天,匡老师告诉丁老师:“她回来了。”丁老师一愣,但立即也就明白了,就等待匡老师说出那对他来说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匡老师说:“你的估计是对的。”丁老师脸色就一变,匡老师强笑着继续说:“她的家里的确不同意。”丁老师平静地忍受着什么,说:“让陆美英辛苦了一趟。”匡老师说;“没事。她回去也是看望父母嘛。”

然而,过了一天,匡老师又告诉丁老师,说:“薛家莉对我透露,陆美英的姐姐看过你的照片了,对陆美英讲,如果人家对你还是不放松追求,你可以答应人家。”丁老师沉思着,说:“不,这是何必呢?我自己条件差。”匡老师说:“她的姐姐是同意的呀!有个姐姐帮助她说服家里人,这情况还是不错的!”但丁老师还是提不起劲来。匡教师刺激他说:“你这不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吗? 你到底是自傲,还是自卑?或者是兼而有之?你不能积极地正视问题!”丁老师依然无动于衷。匡老师只好苦笑,忍不住说:“你这个人的问题,我看是很难解决的了。”

陆美英后来不久就调到别的小学去了,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她让薛家莉透露出她的姐姐的话,丁教师却并没有来追求她,让她望眼欲穿等待得好苦!她已经弄不清楚,是她对不起丁老师呢,还是丁老师对不起她?换一个环境倒是摆脱的方法,她就调走了。

另一个本来对丁老师也仍有所期待的人,施玲凤,经人介绍,却与马庄中学的一个教师相处起来,后来就调到马庄小学去了。王宋学校一下子去了两个年轻的女教师,来的是两个上了些年纪的人,一男一女,都不在学校留宿。小学那边宿舍里,就剩下了小巧的薛家莉。

薛家莉住在那边似嫌孤单沉闷了些,晚上有时也到中学这边来。这边办公室里晚上只有匡老师与丁老师,一人一张煤油罩子灯,或者看书,或者批改作业、备课。薛家莉的到来,给屋子里带进一股温暖、活泼、生动的气息。匡老师和丁老师都很高兴。她一到,他们就放下手里的东西,听她呱呱地说话。薛家莉特别会讲故事,无论什么故事,在她讲来都很优美。她讲的时候,匡老师和丁老师就像两个大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到该回去休息的时候,匡老师和丁老师就送她。外面如果很黑,匡老师有一个手电筒。他们一直送她到高墩子上,等她在宿舍里点亮了灯,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吧。”他们才回。

“薛家莉真会讲故事!”匡老师赞美着说。

“嗯。”丁老师只这么简单地应一声。

匡老师这时就每每有一句话要脱口而出,但也似乎失去了信心。终于没有说出来。

丁老师忽然异想天开,把许多大头针弯成钩子,然后淬火,又找了些结实得很的尼龙线和许多树棍、竹签,忙着,说这可以“张”到鱼。这事睛也吸引了薛家莉。晚上,丁老师就借了匡老师的手电筒,穿上雨靴,同薛家莉一起,到河边上去插这些树棍、竹签。每一把钩子上都挂上了蚯蚓,甩到河里去。他们在河边黑暗里忙了半天,然后回到学校来。匡老师便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可是他们皆浑然不觉。丁老师兴奋地说:“天亮之前,就要去收。”薛家莉也兴趣极高地说:“我天不亮就来!”

第二天早上,窗户外面还是乌黑的,匡老师果然就被丁老师的起床声弄醒了。他才想说“还早呢”,薛家莉却“嘭嘭”地敲打窗户,并且在外面尖脆地喊叫着。匡老师不得不叹息说:“真是年轻人啊!”丁老师就拿了手电筒,吹灭了灯,急忙出去了。

天亮以后,匡老师起来,看到那些绕着绳钩的树棍、竹签,都堆在炊事房的墙根那儿,半截沾着河泥。“弄到鱼了吗?”他问丁老师。“没有。一条也不上钩。”丁老师很泄气。不过,匡老师觉得,他老想说的那件事,他倒可以说说看了。

后来,在同薛家莉闲聊时,谈到陆美英、施玲凤与丁老师的始末,匡老师就捉住这机会,问薛家莉:“你同丁老师不也可以谈谈对象吗?”这好像有点突然袭击,薛家莉的确一时愣住了,但看来她也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过,她很从容地回答匡老师:“他如果是公办教师,就好了。”匡老师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他想不到这么可爱的姑娘,竟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者”。

丁老师头脑倒好像有点发热了。有时他一个人在操场上玩篮球,见到薛家莉来了,就挑逗性地把球一个“帕司”向薛家莉扔去。以至于他后来头脑发热到对匡老师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介绍薛家莉呢?”匡老师看着他,说:“你这态度,比以前是进步了,可惜,这丫头其实是最精明的一个,她可一点也不浪漫。”

“什么意思?”丁老师不解。

匡老师就把他同薛家莉的那番对话告诉了丁老师,丁老师立即就一声不吭了。

“就全看你有没有征服的勇气与手段了。”匡老师说。

“不,人家有那样的考虑还是对的。我不能不自量力。”丁老师有点黯然。

“我知道你就会说这样的话!”匡老师几乎是气愤地说。

然而,这样的气话,对于丁老师并没有一点震撼的力量。

深夏的一个星期日下午,王宋学校照例呈现一种荒废的模样,教室、办公室、宿舍、伙食房的门都关闭着,不见一个人影。这时,向这里走来一个中等身材、胖鼓鼓的姑娘,她就是早已调走了的陆美英。她在操场上站了一会儿,好像对于这里有一种感叹似的。然后,她到办公室窗前朝里看了看,又把门推了推,但没有推得开。她想了一下,又走到宿舍门口,试着轻轻推门,门却被推开了。她迟疑了好久,才走进去,脚步走得比较轻。

宿舍里却就只有丁老师一个人。他正伏在后窗前的一张桌上看书,穿着一件汗衫。窗外是树木、河流和远方碧绿的稻田。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见面,丁老师站了起来,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很歉疚似的。

陆美英望着他,眼睛里带着了些哀怨。但是,她好像一下子清醒过来,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丁老师的那张照片来,放在丁老师看的那本书上,说:“你们办公室门没有开,我还照片来的。”但她忽然就有了一种不忍。她不觉就向他走近了一步,他们是脸对脸地站着了,她的胸部似乎已经微微擦着了他的胸部,而她也似乎不便于再后退。丁老师看着她,一动也不敢动,但是,他的脸渐渐涨红了。她的眼睛,现在向他要求着、给予着、挑衅着、呼唤着,同时,也痛苦着,好像在说:“你还要我怎么样?”终于,她羞愧地感到已经全不能自持,她就偎倒在他的身上,哭起来,叫着说:“我不能没有你!”

丁老师两手垂着,任她在自已胸前扭动,她的泪水滴在他的肩上。后来,她说:“你跟我一起到我家里去一趟。”

不久,小学那边有了些小小变动。陆美英调回,薛家莉调出,而那边的宿舍,也就做了丁老师和陆美英两个人的小家。

“你总算向人生交了卷了。”匡老师端详着他们的结婚照片,对丁老师笑着说。

丁老师带着些惭愧对他一笑,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我真侥幸!”一边伸手去拿香烟。

(小说发表于1987年第5期《雨花》)

 

 

 

 

 

 

短篇小说

 

 

主  人

 

在公社当炊事员的荣山,左肩挂着一个在部队当兵用的黄书包,走下小木桥,看见大队支书俊道对面走来,他立即打算上去同支书说几句话。

俊道的支书批准才半年,而荣山复员回来在公社当炊事员已有两年,所以荣山觉得自己对公社的情况比俊道要清楚,他甚至觉得自己因此有几分优越性儿,但当然不可傲视支书。转念之间,他又把自己的优越性儿变成了拍马屁的好资料,于是就有一件事急于要告诉俊道,他迎上去恭敬地喊:

“支书!”

“哦,荣山,你回来了。”

“嘿嘿,回来把粮食处理一下。支书,你怎么想起来让宝康到明川去的?”

“什么?”俊道触电似地问。

明川就是离此地六十里的明川公社,俊道他们的公社书记朱平就是明川人。俊道近来已为朱书记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对“明川”二字特别敏感。

荣山见自己的话引起了俊道的重视,正中下怀,他又近前低声说:

“你们派宝康驾机船给朱书记家送砖瓦木料,他在外面不注意影响,大声扬调告诉人:‘公社一号的!’你看……”

俊道脸色“刷”地白下来,只说了一声:“好”,就掉过头,急冲冲地走了。

荣山望着俊道的背影,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重大事情,心中得意,把背包一撺,脚步轻松地回去了,两只白鹅被他手一舞,吓得朝道旁“嘎哦”地一让。

俊道气呼呼地走过几节田,终于在一队的庄上碰到一个社员,他立即下达了任务:

“你给我现在就到三队去,把宝康叫到大队部来,我等他!”

这社员连连点头遵命,转身就奔三队,一面心中为宝康愁着:看俊道的脸色语气,这老实人难道闯下什么祸了?

大队部里只有看守电话机的长胜倚在墙上瞌睡,俊道一步跨进,他就醒了。

“有电话吗?”

“没有。”

俊道拉一张椅子坐下来,点上一支烟,思忖着:这宝康真浑!如果朱书记听到,将会对我俊道产生什么想法?我这个支书批下来是容易的?可以说还很侥幸,大队的几个人当时谁不想当支书?如果朱书记对我产生坏印象,这对今后前途影响极大,可能支书的位子就会丢掉。

其实,如果有谁写人民来信,上头来调查的话,朱书记完全可以不负责任的。那一天,公社两级干部会一散,朱书记把俊道叫到他办公室内,问他大队砖瓦窑上的生产情况,最后说他家要盖屋,能否供应他一批砖瓦和汪砖。俊道本来不用了解也清楚,大队窑上的砖瓦订户早已排满,本大队有的社员万儿八千斤草交到窑上年把多了,还没有拿到砖瓦,朱书记的要求其实是很难办的。但是,就这么大的事,书记对你开了口,那是把脸给你了,拼死拼活拆墙扒屋也要去办成才好。这是不用动脑筋就会明白的道理,这种聪明虽不是与生俱来,恐怕也是大多数人都有的吧。所以当下俊道满口答应,说决不误书记弄屋。朱书记一直把他送到房门口,甚为客气。

俊道心想,第一次为书记办事,要显出十分的忠心和非凡的才干来。有的社员几年前就逐渐准备砖瓦之类了,不妨拣那质量好的人家以大队名义先借一借。正好又有一户社员靠亲戚的帮忙,搞到一批高价的好汪砖,堆在屋里已有二年,可以借得来,再调两个社员把汪砖磨一磨,铺在屋上才叫好看出色,叫书记满意之外还要满意。

这些想法,在俊道的努力下,全部实现了。而俊道没有对朱书记吐露半言,好让书记日后格外了解他俊道。

所以,如果有个把出头椽子写人民来信,上头“纪委”真来查,朱书记是真实不了解,这全是俊道自己这么办的。

不过,朱书记问题也不小。他的木料是占用的农用木材计划,他的瓦木工是调用的公社建筑队,俊道这个大队调用了两条机船为他运输建材物资,同时当然调用了劳力;此外,本公社渔业大队每两天给朱书记家送鲜鱼二十斤,共送三次,都是搭乘公路汽车专程送去。

所以,上头“纪委”当真来查,这事情就会闹大,不但朱书记要出麻烦,他俊道也会一齐下汤锅当典型。

可怕!

正当俊道考虑到这一切,额头上、身上陡然冒汗的时候,宝康带着惊慌的、求饶的、表白自己没有坏心而只有愚昧的眼神,平时高大挺拔的身躯现在知趣地向前弯着,好像准备挨打的样子,站在了大队部门口。他高大的身躯还是挡住了光线,俊道抬头一看,是宝康!他火了,上去一把当胸揪住,拉进门,朝墙上“咕咚”一声推去。瘦猴的俊道本没有这么大劲,完全是宝康的脚步顺着他的意愿。宝康不敢在支书面前显出自己的任何强大之处。

长胜本来是坐着的,这时立即站起来,指着宝康说:

“你什么事惹支书发火?”

可怜宝康五大六粗的汉子,在比自己矮半头小一壳的俊道、长胜面前,反觉得自己缩小成了一小团。

俊道叫长胜到外边看住闲人,他有话要问宝康。长胜立即出去了。

“朱书记弄屋,是你在外头散布影响?”

“人家问我……给哪里送……我就……照直……说了……一句。”

“照直!说了一句!散布坏影响,还不敢承认?现在什么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吗?还随便攻击领导?!”

宝康苦着脸,真正是一副愚味无知相,他抬头望了一眼俊道。俊道的目光狠狠地如两支利剑对着他,他浑身一抖,垂下眼皮,觉得自己更小了。

“你头不在头上了!”俊道大喝一声。

宝康顿时哭起来。他嗫嚅着说:“说的人不是我一个……”

“啊?!还有哪个?!”

“有生、恒荣、伯山……去的人都说过。”

“好哇!他们说什么?”

“……”宝康又不出声了。

“说!”

“他们说……说……”宝康觉得那些话当干部的面说出来不得了,而且,他忽然想到:不能当“叛徒”。

“好哇!长胜!”

长胜闻召而入。俊道关照他立即通知全体大队干部来开会。

通向各生产队各家各户的扩音器响起来,长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一通知。

副支书、民兵营长、大队长、大队会计、团支书、妇女主任、老贫协代表、治安主任,都来了,关上小房门开会。

长胜把宝康领到远远的一角去坐着。宝康从怀里掏出一根烟递给长胜,又给他划上火,自己没敢抽。长胜吸了一口之后,说:

“宝康,你这么个老实人,怎么搞的?”

“唉!”宝康叹了一声。

两人没话了。一个在专心一意伸长耳朵等着执行里面发出的命令,一个在担心受怕地等着里面作出的处分决定。

一块阳光透过窗栏静静地投在地上,四周没看什么声响,远处传来“笃、笃”的钉船声。

小房门终于开了。长胜站起来,宝康也不由得站了起来。

“走!到三队。”俊道说。

“走吧!”长胜对宝康说。

于是,宝康在前,长胜在后,全体大队干部又在后,向三队出发。

这浩浩荡荡的奇特的一行到了三队。看到的人先是说公社李副书记带了全体大队干部来检查生产了,后来才看清,走在头里的那个大个子不是李副书记,而是宝康,于是引起一阵疑问。

但疑问是不必要的,生产队长已经执行俊道支书的指示,全体社员放下手中一切农活,到小队房里开群众会。

社员们拾把草坐在地上,男子吸烟,女人捻线;干部们坐在凳上,吸烟,喝茶,只有宝康站着,而且自觉地把头低着。

俊道说:“现在有一种坏风气,就是乱议论干部。上头有些事情,不需要你知道的,就不要你知道;可以让你了解的,自然会告诉你,而且要有步骤、有次序地传达。当家方知柴米贵,外头事情的复杂性你们不懂,不懂就不要乱说! 这次宝康出差,就散布公社领导的坏影响,我还不说他对共产党不满!宝康,还有哪几个人一起瞎说的,你招出来。”

但宝康竟然一声不响。

“刚才在大队你不是哇了招吗,快说!”

“没有了,就我自己一个,我说的我不赖。”

宝康此时好像获得了什么无形的力量似的,竟然铁肩担道义,一人而任天下之安危起来。也许,回到本队群众当中,使他觉得自己并非孤独无力。

“好吧,也不要你说了。有生,站起来!”

有生惊了一下,站起来了。

“恒荣!”

恒荣站了起来。

“伯山!”

伯山站了起来。

“其余的我不再点了。我信任你们三队,让你们多去了几个人出差,想不到你们给我惹祸! 你们看不惯东、看不惯西,书记让你们来当! 不要你们说的事,以后要少说! 谁说了谁负责!”

俊道说着,拿眼睛把这几位瞟了一下,又朝地上七零八落的群众一扫,只见人人紧闭着嘴,妇女们专心地看着手中的线轴儿滴溜溜地转,人们大约是不会再乱说了。

“好吧,不耽搁大家的时间。宝康从机船上下来,下田劳动,生产队重新安排机工。这是大队的决定。”

全体大队干部走了。他们这两个小时为党为社会主义尽自己的力量做了工作;社员们到田里收拾农具回家,因为天色已晚,该收工了。

宝康家里骂成一片。他老婆说他:“在家里不过这个样子,到外头逞什么能? 现在的干部难道还怕群众?”

他老父亲说他:“他们的官是你封的? 你说他做甚? 上头封的官,他们不拍上头的马屁,反倒来拍你群众的马屁不成? 他们做得,你说不得,就这理! 妈妈的,看他们能把社员的扁担撤职掉才算本事!”

这时,走来一个回乡探亲的知识分子,说:“这些现象是应该改变的,应该从根本上来消除这些现象。”

宝康父亲说:“ 改? 根本上改?难、太难!”

“呃,不谈难不难;改,好不好?”

“好不好? 好当然好。”

于是知识分子拿出笔记本划了一笔。

宝康父亲赶上去扳住知识分子的肩头,问:“你记的什么?”

知识分子把本子给他看,那本子上用红、蓝、黑三色写了一些“正”字和没有写好的“正”字,其中红“正”字写满了,黑的最少,还没有形成一个“正”。

“噢,我省得了,你是做调查研究呢。好,你去吧。”

老头子放心似地让知识分子走了。

微薄的暮色从田野升起,浑圆的夕阳在天边的村庄上头沉下去。宝康的父亲望了一眼这美丽的景色,深舒了一口气。

(小说发表于1980年《奔流》)

 

 

 

 

 

 

 

 

 

 

 

 

 

 

 

 

 

 

 

 

 

 

 

 

 

 

 

 

 

 

 

 

短篇小说

 

  明  天

 

上午的活干完了,李文贵把衣服一披,就回去吃饭,先走到大队简陋的托儿所,去带他五岁的女孩小梅。小梅看到爸爸,一下子就飞在爸爸的脖子上。文贵抱了她,踏上麦田中间的小埂,就像走进波浪连绵的海里一样。孩子抱在手上,引起他心中洋溢出做父亲的温柔之情。

“爸爸,菜花开得多黄呀!”小梅望着远远近近的田野说。

是的。如果没有这些一丛丛一块块一片片黄得耀眼的菜花,这一片绿的大地就不热闹了。

文贵把小梅额上粘湿的乱发向后拢拢,责怪地说:“满头的汗,疯玩的吧?”

小梅却望着爸爸的头上说:“你也是满头的汗!”并且用小手来抹。李文贵任凭孩子的小手在头上抚摸。

这初夏的中午,太阳的确辣乎。他很快走上了拖拉机路。两边的杨柳满眼新绿,这里好像凉爽多了。

“爸爸,鱼!”

原来,远房堂兄文奇在后面走来,手上拎着用柳条儿串着的三条鱼。

“小梅,鱼给你吃!”文奇把鱼举到小梅面前。

小梅望着红尾巴摆动的鱼,说:“不吃人家的东西!”

文贵和文奇弟兄俩都不觉笑起来。

文奇说:“渠道里捉的。喂,文达验兵要验上了,身体甲等。”文达是文奇的嫡亲弟弟。

“验上好呀!”文贵为他们高兴。

两个人就一起往前走。他们谈着某公社某英雄从边境哨卡光荣归来,某家的孩子在部队提了干等等新闻。

走到李家沟头,文奇到家了,文贵还有几步,二人分了手。

烟囱冒出袅袅轻烟,这是妻子秀玲在烧饭。

“妈妈家来了。”小梅望着炊烟,聪明地判断。

一到门口,看见小强同邻居家的二小在玩滚铜板。两人的书包都放在地上,看样子,一回来就干上了。

小强输了,正老老实实让二小刮鼻子。二小刮完后说不来了,要吃饭了。小强吵起来说不行,他是想把“鼻子”赢回来。二小身子一扭,就朝自已家里走,小强追上去抓住二小的衣服。文贵放下小梅,他向来严于要求自家的孩子,于是喝了一声:“小强!”小强受了委屈,也晓得嘴犟无用,就斜着头瞪了二小一眼,发狠说:“好,你记住!”

看到小梅,小强又忽然跑过来,拉住小妹妹的手,俯就的样子,亲亲热热地喊“小梅!”眨眼之间,把刚才跟二小的的气恼全抛到了脑勺后面。

三十几岁的人,有这样两个孩子,按农村的眼光,这算是一种幸福。

李文贵的屋,是一问“顶头舍”,这是在山墙上开门的茅屋。他这个“顶头舍”,很小,过去还能混,现在人多了,孩子大了,就嫌过分地小,而且年代已久,早该拆修。

文贵进了屋,立即感到里面凌乱而闷热,大人小孩脱下来的冬衣乱七八糟堆着,发出潮湿的霉味儿。各种大大小小的坏鞋子,各种坛坛罐罐,满地皆是,一到热天,东西就像格外多起来,屋里就转不过身。他知道吃饭还有一会儿,就忍着肚子里的饥饿,把泥罱子从屋梁上拿下来,准备修,下午要去罱泥。

他走出屋,蹲到东边空地上。有一千片新大瓦,整整齐齐贴墙堆在屋东,他一边修泥罱子,一边看不够地看着这些大瓦。瓦是新的,棱角完好齐整,表面光滑,敲起来发出铜声。是好瓦。

今年生产不错,年终分配上升,他与秀玲两个人扣除一切之外,还得三百多元余款。现在,托一个有点办法的亲戚买到了大瓦,“五年准备,四十岁盖屋”的计划,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这样下去,岂不令人高兴!

住在农村的人,不自己盖起好屋来,要一世受屋的罪。小强说不要爸爸为他弄屋,他将来上大学出去做事。但文贵当然不能听小孩子的话,就是为了眼前,也该弄屋了。日子不能老是这样,而应当越过越好。

他衔了一支烟,皱着眉,眯细着眼,修着罱子。那样子说明他是一个踏实而坚定地生活着的人。底下的事情还有好多呢,砖头要想办法,房料要想办法,还有石灰,水泥,钢筋,铁钉铅丝,以及芦菲网膜,都不是随到随买的货。平常要死省,光有钱不行,还要有人。估估算算,没有五年办不了。李文贵把这些考虑过多少次的事情重新在脑子里转动,肚子饿起来又忘了。

文奇捧着饭碗走来,蹲在文贵旁边,夸他买的大瓦好,文贵浮出一丝笑容,又谦虚的说:“抵不上志广的。”

志广是小青年,爸爸李文祥也是文贵的远房堂兄,与文奇倒是近一些。志广去年在公社粮站有了工作,文祥给儿子盖了三间瓦屋,是李家庄现在唯一的瓦屋,除了过去老地主的旧屋不算。志广春节结了婚,晚婚他们是不执行的,也没有人说。

“人不能比人,田不能比亩。”文奇吃了一口饭,说出这天经地义。

“你那大瓦火功也不差,”文贵依然修着罱子,说。

农村人功夫少,所以吃饭爱端饭碗串门儿,即谈心又不误吃,大家彼此彼此,成为习惯。如果几个人不干事,专门坐下来说话,那就意味着是谈什么大事,当然,干部开会是个例外。

文贵夸文奇的大瓦火功不差,文奇回答说:“红瓦没有青瓦好。”人心总是不足的,他嚼着饭,看着文贵的青大瓦,着实羡慕。其实现在大家手里有了一点,就想弄点砖瓦,能买到那么好的红大瓦,也不错的了,像文祥那样给儿子盖瓦屋不费劲似的,有几个呢!所以这两位也就立即意识到,他俩的谈话离磨子了,文贵首先转移了话题:

“你鱼没吃?”他发现文奇碗头上的咸菜。

“抹了一把盐,防着有个把人来。”文奇回答。真是精打细算,节省是农民的美德呀。

“慢慢来!”文奇也说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秀玲出来了,喊吃饭。文奇就捧着碗又转向了另一家去。

秀玲三是出头的人,十九岁结的婚,婚后十多年的艰苦生活,使她脸色枯焦,好像有点苦相,光线侧照的时候,才可以从眼嘴鼻的连线曲折上看出她曾经是很好看 的。现在,秀玲脸上的苦相好多了,眉目舒展了一点,而且透出了一些喜气洋洋的气色。这是当然的,去年分配得了这么多余款,又顺当地买到了不易买到的青大瓦,那心里的高兴就像阳光冲散乌云,露出了晴朗的蓝天。文贵的五年计划,她自然是主要的参与制定者。心不大,只要以后都像去年,就行。搞“四化”啦,以后肯定会更好。尽管有了钱,他们依然维持了不花钱的习惯,除非逢年过节人来客去,他们是从不买鱼打肉,过去如此,今后还如此。死省,虽然是苦的,但省下钱来就是甜,因为有他们的五年计划嘛。真是人就怕有理想呢,理想一有,精神就不同啦!

饭碗盛满以后,放好了位置。一碗饭锅上蒸熟的咸菜放在小桌的当中,这是今日中午的菜。

“又是咸菜!”小强叫了一声,同时拿起了筷子,饭香与咸菜香让他的口水渗出来了,肚子早就饿啦。

“省钱买砖头盖瓦屋哩!”小梅说。

“细老豆子!”小强做出鬼脸凑到小梅鼻尖上来。

“打!打!”小梅害怕了。

妈妈笑了,拉开小强,说:“还是小梅懂事。”

以上算是序幕,现在一家人吃起来了,八只筷子不停地伸进咸菜碗里,只听得呼呼的扒饭声。水稻亩产年年提高,大米饭有的是。没介意,文贵两大碗下了肚,只在喉咙里打了个滚,他添上第三碗。

黑糊糊的老咸菜吃得看见白碗底了,秀玲一看,放下饭碗,到灶头上一个钵子里抓出几块萝卜干,用手揩了揩,丢进菜碗,说:“一人一块!”一眨眼,两块萝卜干已经在两个小嘴上咬住,“嘎吧、嘎吧”崩脆地吃起来,孩子们露出了快活的眼神。

文贵与秀玲为孩子的可爱碰了碰眼光,交流着笑意。同时,心头也掠过一片乌云,觉得孩子应当吃得好些。但乌云只是一掠而过,因为他们从小也这样苦着长大的,饭吃饱就行,也从来没病没灾! 非常结实耐劳!

正在这时,走进一个高大的人,全家人先后喊道:“大舅舅来了!”这是秀玲的大哥。秀玲立即把两个孩子移到门外吃,又特赐了两块萝卜干。她一转身,从大桌下面一个盆里拿出两把鸡蛋来,准备弄菜。大舅舅说:“不,不要忙,我就吃萝卜干。”这怎么行呢? 文贵一想,说:“我就来。”他走出门,到文奇家中借鱼去。

文贵感到肚子里一阵奇饿,像才吃了二斤鲜萝卜一样搅动得厉害。他咽了一大口唾沫,又吸上一支烟。他知道,自己才吃了两碗饭,不会这么饿,这属于油腻荤腥吃得少。种田的人,哪里老能吃到那些东西!

到了文奇家,却见他们全家都闷闷的。文奇把文贵一拉,到房间里告诉他,文达验兵是验上了,但文祥在公社拿了“主导意见”,把文达刷了下来,让四队储三家的稳扣子验上去了。

文贵一听就明白,过去文奇同文祥吵骂,说了些难听的话,虽然文奇的理由并不错,但毕竟也太大胆了,文祥做干部为人虽然笑不离眉眼,但骨里报复心很大。再说,外来户储三有钱,听说与文祥用钱不分家哩!

“不是瞎说?”文贵又问

“瞎说雷打!”文奇立即赌咒。

文贵皱着眉,吸了两口烟,说:“等下回吧。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上次骂了文祥……”。

这个批评是诚恳不过的,没等文贵说完,文奇就从肺腑里猛叹出一声:“唉!”并且说:“怪我……没想到误了兄弟前途!”止不住急出眼泪来,随即又用粗大的手抹去了。他苦起了脸,对于自己的“一言丧邦”悔恨不已。

文贵当然仅能同情而无力相助,又劝解了几句,就借了鱼,回家转。

鱼烧上了桌。大舅舅喊孩子们来吃,孩子们不来,而且玩去了。大舅舅知道他们的家风,凡是来了客,是文贵陪客人喝酒或吃饭,把最好的菜端上来,两个孩子就并肩团在灶门口或出去玩,等大人吃好饭抽上烟的时候,孩子才同妈妈一起吃。所以大舅舅也就不再客气,何况是到了自己妹妹的家里呢。他端起了酒盅儿。其实,家中到客,正是孩子们的一件乐事,因为孩子天性好热闹新奇,也因为来客之后,总可以多少吃到一点剩下的好菜,那滋味是久难忘记的。

饭后,文贵就交给大舅舅二百多元,大舅舅说已经为文贵批到了五千砖的条子。两个人衔着烟,又一道去欣赏了大瓦,谈了一些盖屋的行情和学问。大舅舅是县城里的工人,家仍在乡下,是当兵复员回乡,又招工出去的。大舅舅在文贵这里酒足饭饱,就骑自行车赶路往县城去了。

藏在箱底的钱全花出去了,文贵秀玲心中反而踏实了一些。弄屋有如鸟做窠,一枝一叶地衔起来的。对于大半年会没有钱用,他们想也没有想一下,反正平常是不用钱的。

“这牛皮筒子,不知甚时把砖买来哩,别把钱挪用了。”秀玲说着自己的哥 。

“不会的。他按月拿到三十几块钱工资呢。” 忠厚的文贵平淡地说。

文贵还是去修泥罱,秀玲收拾饭桌。他修好罱子,拿在手中晃了两晃,既是试试工具,又是试试膂力,吃了饭,他觉得身上的劲头很大,要去发挥使用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起来的报纸,日期上是一个月以前的了,他是在大圩上检到的,上面说某省某地农村,农民家里买了电视机。他把这报道运用他所识的字看了几遍,神往了片刻,然后郑重其事地折好放进口袋,大声问:“好了吗?”

秀玲端着猪食罐出来,说:“喂了猪就走。”

文贵去把孩子们喊了回来。小强背上了书包,小梅骑到爸爸脖子上。文贵别过头去对小强说:“在学校少顽皮!”

小梅在脖子上问:“爸爸,你同妈妈罱泥去吗?”

“嗯,怎的?”

“罱到螺螺带家来给我吃。”

“好的、好的,一定有!”

不用小梅说,他也想得到,罱河泥的时候,注意把螺螺检起来,可以不花钱而全家开个小荤。

文贵同秀玲在一条船,到外大河去了。大平原夏收在望的绚丽景色扑入他们的胸怀,庄稼的香气和河水的水腥气,沁入他们的肺腑。他们相信这话,说天下是这里最美丽呢! 现在就是穷一点儿。他们真希望“四化”奇迹一般地现在就来到这片土地上。行船的这一小段时间,让他们的精神驰骋了一下,随即他们就进入了现实的劳作。文贵把罱子平稳地插入水中直达河底,秀玲运用她手中的竹篙别着船尾,以配合文贵的下罱、推罱、起罱、倒泥这一连贯的动作。太阳不断地使他们衣服上的汗水成为一片片盐霜,河风一个劲地吹拂他们发烫的皮肤。他们带来一只小竹篮,时或从泥上捡起螺螺丢进去。

劳动之中,文贵就把文奇家的不幸告诉了秀玲。妻子听在心中,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并且觉得自己聪明了一层。文贵又说到有的地方农民家里买了电视机,坐在家里能看到电影,还有全世界的新闻。

“电视机?那是国家抓的点吧?”她的意思是说国家骨里支持的钱物。

“不,人家是真的,那里干部强。集体嘛,只要干部真正好……”文贵说。

但他们都没有再说下去。

太阳西下,他们一共罱五船,比正常超额一船,而且他们罱的泥,从来都是厚墩墩的,水份很少。全大队都夸奖这两口子劳动好。文贵坐在船头上,吸上一支农民烟,这是沉重劳累之后获得的悠闲,特别地快活。微波拍击船底,发出“叭叭”的响声,像是欢乐的节拍。秀玲撑船,她使出了妇女特有的最后的耐力,而让丈夫得到休息。

那小竹篮里的螺螺不少了,如果剪出来,有两大碗,一色的沙壳大螺螺,青溜溜的很好看。文贵好像已经闻到那葱丝生姜米儿炒螺螺的奇香,他咽了一下口水,他好像看到小梅不懂事地闹,等不得让螺螺在水中养上一夜再吃,他自笑了一下。

志广的瓦房到了。虽然早已熟视,文贵小两口在船上还是不由得投过去艳羡的眼光。那屋青砖青瓦实心墙,水泥勾缝玻璃窗,屋脊做成一条龙,龙头龙尾翘两旁,实在气派、好看!这小两口一世不愁房子问题了。文贵想,我那屋角,将来做两只凤。忽然又想,不妥,龙凤呈祥,我岂能与文祥平起平坐? 做两只虎头?更不妥,龙虎相争,我岂能与文祥对立? 那……干脆,随便瓦匠做个什么花样吧。

秀玲把船拐进小港,走到船头来同文贵商议一件事情。文贵眯细着眼,吸着烟,心里先是不愿意,后来又觉得不成意思,最后只好听女人的,由她去。他咕哝了一句淡笑了一声,表示同意说:“礼多人不怪,大家都自在。”

船在文祥屋后靠了一下,秀玲上了岸,文贵把船继续往前撑。

“姐姐……姐姐!”秀玲站在门外喊,就像喊亲姐姐一样。

“来了。”文祥的妻子粉子走出来。她四十岁上下人,比秀玲年纪大好多,但她嫩俏极了,像剥出来的鲜笋,秀玲同她站一块,就简直太不像个样儿,不是站在一块儿的人。

“姐姐!文贵罱到的螺螺,给小五子吃吧!”

“啊呀!”粉子客气起来,一边就拿来一只盆。秀玲就把螺螺从篮子里“哗!”倒进盆,青溜溜的沙壳大螺螺纷纷收缩着红盖盖。小五子,同小梅同年同月生的一个小女孩,马上就吊着她妈妈的衣角闹起来,要吃螺螺。

秀玲放心地回家去,心中好像多了一层无形的依靠似的。她来的时候,还怕粉子瞧不上这点螺螺哩。

到了自家门口,看见小梅在向爸爸要螺螺,文贵支支吾地说:“今天没有,明天再……”

秀玲把小梅拉过来说:“别跟爸爸缠,妈妈给你搽红指甲。”小梅立即高兴地蹦起来说:“红指甲!红指甲!”

文贵见秀玲拎了空小篮回来,心里也像多了一层依靠似的,反而高兴起来。这高兴的心情代替了模模糊糊袭来的感慨、自卑、愤懑等等心情。他心中既空虚又实在,站起身,拿了一把管草,到屋东空地上去搓绳,同时兼看他的大瓦,他去咀嚼他的五年计划。他用劲地搓绳,手心很快生出汗来,不用再朝掌上吐口水。他感到自己的手肥厚有力,这双手将会把自己的理想变为现实。他的意志力以及几千年祖传的耐力,随着手的搓动一点一点地无穷地在体内生长。

小梅跑过来趴在他肩上说:“妈妈烧晚饭了。”

可不是吗?炊烟正袅袅地升起。啊,晚霞辉煌,明日又是好天。

(小说发表于1980年《奔流》)

 

 

 

 

 

 

 

 

 

 

 

 

 

 

 

 

 

 

 

 

 

 

 

 

 

 

 

 

 

 

 

 

短篇小说

 

 

 前  途

 

土地似乎已经不能吸引农民了。凡是有点头路的,都朝城市跑。他们到城上做什么呢?杂工,临时工。有技术的靠巧劲,没技术的靠死劲。拿个几十块钱。然后,回去交生产队,可得到头等工分,同时多少可以落下几块钱。或者,只交一定的公共积累,吃平均粮,不记工分。这样,集体乐意,个人情愿。

城市里懒惰的单位、工厂、部门,总有一些重、脏、杂的事情要人干,而农民工最适合。我们小说的主人公于舜德,目睹这一不可更改的铁的事实,终于说服病妻,背上他的小包袱,离开农村,乘汽车跨越两个县,到一百四十里之外的T市来了。

他并不是盲目的,他充满希望,他有人

一九六六年之前,他才不到三十岁,靠一个当中学校长的本家叔太爷的介绍,在T市的技校当临时性的工友。这个饭碗是泥捏的,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做了三年,技校的校长夏剑飞,副校长梅云,都赏识他的勤恳,为他的转正做过努力。可惜,后来技校调整解散了,他只好回去,心里想着过些时再到城里去看看,机会总应当会有的。想不到来了“文化大革命”,群众斗干部,他不敢到城里去。现在,听说城里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了,也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虽然本家叔太爷已经故世,但夏剑飞、梅云至少总可以找着一个吧?他们这样的人,就是不升职,在什么单位当个一、二把手,总是笃定的。那么,安排他做个杂工临时工什么的,总不费难吧?

妻子得了一种说不出的病,能吃能走就是少力气,挣的工分就不多了。幸喜两个孩子已经长大,男孩十七,女孩十五,都在乡下上学,家里分粮分草什么的,可以帮着妈妈对付过去。老奶奶也还能烧烧饭,喂喂猪。走,是可以无牵挂的。

于舜德就在乡亲们羡慕的目光中走了,他到“长安”城里拾金子去了。

夏剑飞在卫生学校当校长,梅云在党校当校长,于舜德都打听得明白,心中高兴。去找哪一个呢?他啃着一块饼,坐在茶叶店门口干净的台阶上考虑。

城市变样了!对面的百货公司四层大楼,过去就没有。姑娘妇女们都烫发,衣服也好看。墙上有个画儿画得同楼一样高,上面画了个美人头,下面画着皮鞋、百货、鲜花等等,真好看。一阵轰轰的音乐从他面前掠过,是一个戴眼镜的四、五十岁人,披着外衣,昂昂地走过去了,音乐是他手上拎的东西里发出来的;他后面紧跟着一个挂红色皮包的时髦姑娘,香水味在他鼻子上一刮而过。真是活甩!但也似乎很让他羡慕。党校,卫校……他决定到卫校,他思忖:党校是干部学校,神圣正经的,恐怕不会轻易收人。卫校呢,决无党校那般庄严,而且同医院一样,总有许多不卫生的事情要人去做。他又愿意吃任何的苦,倒能投钩?

他把手心的饼屑往嘴里一捂,站起身到卫校去。口里干渴,有个老太婆的茶摊就在对面,他想去来一杯水,一摸心口,只有一张票子了,他清楚那是一张两元的,为一杯水把票子花碎?哼!一到卫校还能没水喝?他从茶摊前走过去,注意到老太婆失望地把目光从他身上移了开去,他心里很对不起人。

于舜德却在党校安下来了。夏剑飞回他说卫校工资没法开,还好,写了个条子让他来找梅云。夏剑飞说,党校有几亩地要人种,可能会收他。梅云却没有让他种地,而是叫总务科交给他一大串钥匙,负责打扫、茶水供应、送报纸信件等杂务。

他每月工资倒不少,整整三十元人民币。少?不少!在他们那儿插队的知青,大高中生,招工回城一年了,也不过只拿二十元工资。至于同他在家里做工分相比,那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不能与夏剑飞、梅云这些百儿八十元工资的人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我强者千千万,不如我者万万千,人该知足。

于舜德得到一间宿舍,正好够放一个单人床,一张桌,旁边有一间同样大的房子,里面是大扫帚、小扫帚、鸡毛掸、水铫子、水桶、喷水壶、大锹之类,是他的劳动工具。

头一天没事,他铺好床(连被褥也是公家的呢),倚在上面,心中自得,本月份只剩了五天,总务科还发了他半个月工资,这是梅云关照的。唉,城市到底好呀,老天有眼,遇到了好人。

他用歪歪斜斜的字写了封信,告诉家里,他在T市党校找到了工作,见到的都是大干部。想及乡亲们的惊羡,他独自滑稽地笑了。他决定就汇拾元回去,让妻子老母儿女们高兴高兴。

早上四点多钟,于舜德就起身了。他挑起两只箩,里边放一只铁畚箕,先奔大会堂。大会堂是每天上大课的地方,必须打扫。他从后边往前扫,一边挪动着一排排的长椅。寂静的清晨,房屋树木还笼罩在昏暗之中,晨星尚未退去,麻雀没有醒来,炊事房上还没有炊烟。这时只见大会堂左右两排大窗里透出强烈的灯光,劈开黑暗,照出了蒙蒙晨雾。从那里,传出沉闷的移动长椅的冬冬声。于舜德扫完这个容纳三百人开会的小小大会堂,前面主席台下堆起了两小堆垃圾,尽是白色的烟头,发出刺鼻的烟丝味和潮湿的尘土的腥味。开始他还想捡烟头儿,那样,一天下来就可以晒好多烟丝。都是好香烟呢!但他怕说他不好好工作。凡事决不可因小失大。于是很惋惜地放弃了。他特地把这种有大量烟头的垃圾另外倒在垃圾箱旁边,让一个捡破烂的老汉把烟头捡去。

大会堂扫完,浑身微微出汗,东边放白,炊事房顶上冒出炊烟,麻雀开始一只一只地叫起来,大约早晨五点左右。于舜德连忙摸摸腰问的那串钥匙,挑起垃圾箩,奔向那一排办公室。

他打开一个办公室的门,把热水瓶里的剩水倒进脸盆,把空水瓶放在门外右侧,而后就开始扫地。扫完地,反身关上门,又去打开第二间办公室……。这样,十多间单人办公室全部打扫完毕。他又挑起箩,奔向教室。

教室不多,只有五间。教室的地上,有更多的烟头、糖纸,他仍是由后往前扫,他扫得又快又好,这活儿对他真不算什么。当阳光暖暖地照出来的时候,教室全扫好了,五堆垃圾堆在门口,他一一扫进箩里去,挑上肩送出大门。

现在,他把箩放在自己宿舍旁边去,又从那里拉出一辆板车来,上面有两个木头打的水瓶格子,可放五十个水瓶。他打开工具房,那里有三十多只空水瓶,是前一天晚上从大会堂以及教室里收来的。他把空水瓶放到车上去,又到办公室前边,把那十几只水瓶也放上车。他拉着车到炊事房去,向炊事员弯腰、点头,笑着问了早。然后动手灌水。他在热汽腾腾的灶头上忙着,日光灯照出他的忙碌的身影。他四瓶四瓶地灌,一趟一趟地装车。五十只水瓶全满了,他乖乖地把锅子里提满水,就去拉车送水。一个办公室一瓶,一个教室两瓶,其余的全部放在大会堂。

这时,白天真正来到了,各种喧响驱走了寂静。人们开始起身、刷牙、洗脸、喝茶、吃牛奶、忙早饭、买菜,于舜德挑起了两大桶水,他去给办公室、教室、大会堂抹桌椅。他腰间的钥匙不停地被使用,发出黄澄澄的亮光。这串沉甸甸的钥匙在腰间晃响,给于舜德的脚步伴奏,给他的心灵带来快乐。

这一整套工作做下来,于舜德内衣汗湿了。他才舒了一口气,伸直了腰,略略体味了一下早晨的清新和安宁。于是,他洗了一把脸,去食堂吃早饭了。但是,从这时开始,他的腰背却又自然地弯下来,他的脸上变出了卑谦的笑容:因为他每碰到一个人,不管这人是党校的教员,还是学员,是行政人员还是勤杂人员,反正这里的一切人都比他高;为了获得好印象,他都应当弯腰驼背,笑脸相迎,显得勤恳和巴结。久而久之,人们不喊他于舜德,而喊他“笑嘻嘻”。他为自己的成功而高兴,他真的变成了一个笑嘻嘻。每当白天来临,“笑嘻嘻”就像一道无形的命令,一个值日的灵魂,一个最高的信息,进入他的大脑,他立即笑嘻嘻起来。

吃过早饭,按理,是于舜德歇会儿的时候了。但他怎么能歇呢?那边,陆续来到党校的教员学员工作人员们,是用不着他的了。他们抽烟、喝茶、聊天、开玩笑、看报纸,少数人乃至玩扑克,他去做什么?而这边,是用得着他的,这边就是炊事房。

他自动自觉地在八点到十点之间来炊事房帮忙,否则他就会闲着。他觉得,这里一切人能闲,他是不能闲的。他还有个小算盘:自己每月三十元工资,伙食费无论如何要压在十元以下,每年能积攒个二百四十元回去。但是肚子不饶人,怎么办?同炊事房搞好关系,吃点剩菜剩饭,得点汤汤水水,一个月省几元钱是不犯难的。他就这样每天到炊事房干义务工。择择菜,淘淘米,运运炭,捅捅炉,倒倒垃圾,真顶用。炊事房师傅们见他乖觉,又可怜他大老远从农村来吃这个苦,对他倒是照顾得很。早上一顿不用说,二两粥给他吃四两。当他在炊事房干过一阵活儿之后,那早上剩下来的馒头之类,就给他吃两个。

十点之后,笑嘻嘻的于舜德就笑嘻嘻地挑两铫子开水,去给那些水瓶加加水,从办公室到教室到大会堂。中午一顿饭,师傅们半斤给他一斤,菜不用花钱,蔬菜汤给他舀一大搪瓷杯。这样,笑嘻嘻的于舜德与炊事房结下了深缘。

于舜德盼的是党校办宴会。新学员来,老学员走,请人作报告,过节之类,炊事房就忙宴会了。这时,笑嘻嘻的于舜德笑嘻嘻地忙里忙外,在收拾洗抹好宴会上下来的碗碟之后,就可以吃到那甘美有味的残肴剩羹,乃至还有半瓶好酒,半包好烟,一搪瓷杯杂碎带回宿舍第二天再吃,那真叫享受呀。

党校围墙外有五亩地,请了邻近生产队几个农民种着,党校给生产队按杂工算工资。种植计划由梅云直接掌握。这五亩地一年下来,也翻几个花样。仅是一季花生,就收获一千几百斤。梅云亲自过磅入库。而后就逐渐处理掉,党校从上到下,每人有一份。其余的换油。除炊事房留用之外,也是大家有份。至于分配上的种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验,这里就无须考察了。我们要说的是笑嘻嘻于舜德。

因为党校晚上不开伙,按理,于舜德下午是没有什么事可干了。可是因为这五亩地,他又不得闲起来。他想,我本是个农民,种田是我的本份,党校的田我怎能不去出力?梅云很重视这五亩地,他是我的恩人,我岂可不闻不问?而且,人就怕别人眼红,假如我下午闲着,有那么个人看不得,造我的坏印象,就完了。我必须整天不闲,到处出劲,讨所有人的喜欢,这才能捧得牢我的饭碗。也许有那么一天,机会一到,还能转正呢。于是,到了下午,他除了在党校人员上班前逐一给五十个水瓶加满开水(办公室的水瓶要重新换开水),并且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再去加一次开水,其余时间,他就花在五亩地上。

他除草便除草,治虫便治虫,收获便收获,挖地便挖地,栽种便栽种。连那几个管田的郊区农民,也对他颇有好感。

于舜德笑嘻嘻的面容和微微驼下来的背,在党校抬高了一切人。他的存在,使别人知道了本身的尊贵。他就这样在党校站住了脚,没有一个人不夸他好。梅云有一次也不由自主地说:“要有个机会把你转正,就好了。”于舜德这时使劲地驼起背,点着头,现出卑谦的笑容,发出“唉、唉”的声音。这是他的前途之所在呀,盼着吧,干着吧,等着吧……

劳碌了一天的于舜德,现在该到歇会儿的时候了。他在他的小宿舍内,收起了笑嘻嘻的面容,直起了驼下来的脊梁。在临入睡之前的十几分钟内,他也有他的精神生活。他伸直了腿,放直了身,躺在床上,周身是极度劳动后一旦散手散脚的舒畅。这时,人生的印象就在头脑里流动起来:病妻,儿子,女儿,老母,茅屋,乡亲,公社干部,大队支书,民兵营长,门前的小河,田野……绿色吉普,灰色轿车,蓝色面包车,大干部,小干部,梅云,教员,学员,崭新的扑克,成条的香烟,炊事房……水瓶车,垃圾箩,香烟头……五亩地……三十元……转正……他酣睡过去了,地震也震不醒他。

党校的夜,空而且静,于舜德睡得多么沉啊……

梅云是个善心的人,他看到于舜德如此辛劳,觉得要关心关心他。端午,中秋,他就叫于舜德回家去过几天。但于舜德不回去。自己这一摊工作丢下来,脱节一天,就不得了,交给谁?我,小小于舜德,能叫其他人顶这个苦?春节,人走空了,该他走了。梅云说,你整年不回家,过个二十天来,反正党校也没人。于舜德感激万分。他回去了,带着五亩地上分到的东西,带着在T市街上采办的年货,带着积攒下来的钱,还有梅云送给他妻子的几瓶补药。

回到家乡的于舜德,不亚于在外洋发了财归来探亲的侨客。迎着他的是艳羡、奉承和暗暗探侦的神色,迎着他的是别人的笑嘻嘻的脸。他的回家,好像使好多人矮了半截。他的存在,使别人反省到自己的无能。他成了较为尊贵的人物。于舜德也乐意别人对他的这种态度,他有他的虚荣心。他笑了,笑着给来聊聊的乡亲们烟吃,飞马牌的,又好听又省饯。他笑了,这不是卑谦的笑,而是阔了之后的从容的笑。生产队全年需要他交的钱是每月的百分之十,那就是总共三十六元,这样他就能得到全年的的口粮。三十六元他交了,这其实是梅云额外补贴给他过春节的,他仍然实得每月的三十元,全年也就是三百六十元,加上这补贴,其实仅差四元就是全年四百元了,这数字真也有点大。在城市,他时时总有自卑,一旦回到家乡,他又时时觉得优越。

妻子有妻子的眼光。他感到丈夫不如在家里养得好,怎么一年在城上,反而瘦下来?皱纹也增加不少,背也有点发驼。晚上,摸摸丈夫的手,好粗!这手是瞒不掉的档案,妻子从上面读出了丈夫一年所吃的苦。她问:

“你在党校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苦吗?”

“苦?在外面做事,什么苦不苦的。”

“唉!”妻子叹息一声,没有多话了,只关照一句:“你自己保重。”

过了初五,于舜德就要走了。虽然梅云给他的假还足足有十天剩余时间。

是啊,在外边做事,好不容易,到城上,又有固定的地方,又遇上个好人,而且还可能转正,还是前途要紧,妻子放他走了。

于舜德觉得身体不行起来,身上的力气不知何时被何人抽去了,干起活来吃劲,一阵阵的疲乏袭来。他挺住了,照样起早带晚,照样笑嘻嘻。有一天,他挑了水铫子去打开水的时候,忽然脑子里看见许多花花绿绿的人物,忽然耳朵鸣响眼睛发黑,就失去了知觉。他是倒在地上了。一会儿,自己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地上,感觉自己像刚得过一场大病,脑子空身上虚。他坐起来歇了几分钟,又挑起水铫子,到炊事房去装水,而后去加水瓶。幸喜无人看见。他偷偷去医院门诊一查,他得了肺病。他心一沉,手脚冰冷。他不是怕病,而是想到了前途。公家看中的就是他有力气肯卖劲,怎么会要一个病人?以后再怎么会让他转正?他有病,妻子又有病,怎么得了?千万得瞒着,不能让党校知道,但求能暗暗好起来。还好,药倒不算贵。他一时变得肯花钱了,一买就买了半年的药片。

病是瞒不过人的。大家不久就发现,笑嘻嘻笑得不那么自然了,他的脸削下去两块,皮色黑里透出了枯黄。梅云问他有病吗?他说着了凉,泻肚子,不碍事。梅云想了一下,叫他下午不要到田里做了,在宿舍里歇歇,没有我的许可,不准你下田,也不准你下午做其它事情。于舜德当场感动得泪下,回头想想自己遇着这么个好人,还忍不住唏嘘流泪。

于舜德的妻子摸到T市来了。于舜德一见到她,马上问:“你来做什么?”语调里很不欢迎她来。他是怕她来增加公家麻烦,间接地影响那冥冥之中的前途。

妻子一见于舜德,怎么又瘦又黄?好像有什么大病。很心疼。一听他头一句话就这么无情无义,又难过:你嫌我了不成?一来就驱我走?

他们当然还是先到宿舍里去了。妻子坐在床沿上,无意中把枕头一翻,发现下边的几瓶子白药片,心中突然一跳,“刷”地变了脸色,问:

“你,怎么了?”

于舜德忍不住溢出泪水来,低了头,嗫嚅地说:“你小小声! 我,不好了。”

“啊?!”

“得了……肺病,千万不要说出去!”

妻子立即咬紧牙根,捂住自己的嘴,忍不住身子抽动,泪水夺眶而出,咽咽泣泣地说:

“过年的时候,我就问过你,苦不苦?你不说苦。但是我猜你是苦的。你是累坏了,累病了。你不该瞒住我。一家老小都靠你呢,你要顾顾自己……”

妻子的体贴关心触动了于舜德在这里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他熬不住大流起泪水。夫妻二人就这样躲在小房子里,相对掩泣。

“你把这里辞掉,跟我回去吧!”妻子说。

“啥?”于舜德觉得吃惊。

“不要在这里做了。”妻子又具体地说。

“回去?回去怎么说?回去有什么前途?” 于舜德立即想到在党校的各种好处。

“县里抓了点了,第二批就到我们大队。”

“什么点?”

“包产到户,说是给农民种田权,让农民有自由。我想,若果真是这样,凭我们家的情况,我们不怕。”

于舜德没有说话。

“回去吧,在这里一年苦到头,不如回去一家人苦在一起。”

于舜德还是没有说话。

“你倒是怎么说?”妻子追问着。她本来是到这里看看再说的,如今看到丈夫这模样,就决意要动员他回去。

“等他们做成功,回去也不迟。”

于舜德这才说出了他的态度。他想到每月的三十元,想到有可能转正,想到巴结上梅云这么一个有地位的好人,岂是容易的事情? 他口气缓了一点,又重复地说:“等他们果真做成功,再回去也不迟,田反正跑不掉。”

妻子一想,也对;但她抬头一看见于舜德的病态的脸色时,又不由得说:

“你有病了,还是就回去吧!乡下空气好……”

“不回!回去不行!”

妻子没办法了,只好说:“你在这里不要省。买点好的吃吃。我们在家里,多个钱少个钱,不要紧的。你莫死省,身体是本钱!”

第二天下午,妻子就乘汽车回去了,是于舜德催着她走的。

(小说发表于1981年第4期《雨花》)

 

 

 

 

 

 

 

 

 

 

 

 

 

 

 

短篇小说

 

 

王山轶事

 

提起王山,我们这里大人小孩都称他叫“王烂屎”。这绰号实在不登大雅之堂,但大约因为贴切,竟流传起来了。

王山是个“光光郎儿”,既早殁了父母,也未有过弟兄姐妹,连亲戚也没有,真有点不知其所由来。当然,他是王庄的一名社员,这却是没有谁怀疑过。

王山第一是好睡懒觉。无论春夏秋冬,早上不到太阳升起老高不起身。他醒是早醒了,醒来之后就睁着眼睛在他那芦柴杆儿编的铺“板”上养神。天气稍微热一些,他那中午的一觉,又是断断不能免的,往往要到午后两点左右,他才能踱到他的小茅屋外边,对着田野伸懒腰。从某种角度说,他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王山第二是有力气不卖。你看他个子很大,肩宽腰粗,人样儿也不差,他走出来,不知道的人谁不说他是大劳力?真是“大个子门前站,不做也好看”。但是,他“吃饭放肚,劳动囥量”,干活时,说:“解个手”,一去就是半天,在哪儿?在僻静的地方吃烟望风景儿。其实,他也没有正正经经的劳动工具,不管什么时节什么情况,他总是把他唯一的蒲锹一扛,摇摇晃晃,问队长:“我做甚的?”队长说:“你能做甚的?要粪桶你没粪桶,要豁锨你没有豁锨,要大锹你只有蒲锹,罱子更没有,泥担子给你做了一副,你又丢了,你说你能做甚的?” 最后,只好就他的蒲锹或让别人给他另外找个适合的工具以及他真正能干活的有限时间去安排他的农活。

王山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责任心。有一次,夜里他看场,某个社员来偷菜籽,他正好就睡在菜籽堆的旁边,他从被窝里伸出头来问:“哪个?” 那社员吓了一跳,见躲不掉了,只好低声说:“是我。”王山心想:“他就是扛一笆斗走,又摊我多少?”就说:“要弄就快些弄点儿走吧,我还要睡觉哩!”说着就把头又缩进被窝里去。第二天,负责场头的副队长发现菜籽少了一挽子,问王山,王山倒记不得夜里是哪个来过的了。说:“好像有个人来过。”又有一次,叫他放牛,他往田埂上一仰,睡觉,牛去吃田里的杂交水稻,这杂交水稻是公社农技站发下来试验的新品种,十分珍贵。正好公社书记路过这里,立即亲自下田去把牛打上来。弄得两脚是泥的书记,走去把王山从田埂上叫起,指着牛吃牛踩的那一片稻田,心疼地问他:“你可晓得这是甚稻?”王山睡眼惺忪,对书记那副又气又急又恨的样子很不以为然,反而好像嫌书记大惊小怪,他不耐烦地把头一偏,说:“就是几个稻种呗,用其它的代一代就是了,能误差多少?” 把个书记气得怔着说不出话。还好队长及时赶到,骂了王山一顿,把书记请走了。从此,队里稍微需要一点责任心的事情,就决不派王山去做。

一个农民有了以上这三大特点,也就够当干部的头疼的了。可是王山除此之外,还又有第四个特点,叫做无耻。古人大约说过,人一旦没有羞耻之心,也就没有说头了。王山的不识羞耻,主要表现在他的筷子特别长。他从来不烧菜,倒不一定是实在搞不到一点菜,而是懒得做,此外也许有一种王山认为天经地义的道理。他吃饭是带巡逻的,专门给支书、队长、会计这些人家巡逻。你看,他捧着饭碗出来了,头一家是到支书家。不管支书家里是吃荤吃素,有客无客,他涎着笑脸、点着头,进去,找个空档坐下来,扒两口饭,就大大方方向着桌上的菜碗伸出他的筷子,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时,倘若支书家里有客人,支书是不好发作的,还会满脸笑容对客人介绍王山说:“我庄上的社员,一个人,不顺便,常来的。”即使家里没有客人,也不大好发作,吃两筷子菜么,值得把脸丢下来?王山这样与别人共进午餐之后,往往从口袋里拿出几支香烟来,用一种好像诸位都是在他家里赏光吃饭的态度,送到每个人面前。盛情之下,你当然得接过来,而且点上火,这时,苦辣的味儿就会使你发现,那不过是农民常吃的蹩脚香烟罢了。

就这样,凡是有些头面的人家,他的筷子是时常伸过去的。支书和队长在适当场合也暗示过他:“王山,你的‘共产风’不能乱刮呀。”但是王山嘻嘻一笑,照常如此,这真叫人无法可想。

有一回,队长为儿子订亲请人吃饭,借口风冷,把大门关上了。这骨子里自然为的防王山。可是,“笃笃,笃笃……”老练而不慌不忙的敲门声使得队长放下了送到嘴边的酒盅儿。“笃笃、笃笃……”,敲门声固执地不肯停止,好像你不开门他绝不离开。队长不离座问了一声:“哪个?”这声音里就带有讨厌、驱逐、斥责等等复杂的含义,稍有廉耻之心的人就应当闻声而去,可是门外却依然很沉着地回答:“是我,王山。”一听,果然是他。队长只好对客人说:“本庄的一个社员,常来的。”开门放了进来。王山一如既往,坐下来,伸出了筷子,使得队长的亲家那头的人觉得很奇怪,也吃得不够痛快,但当场也不好说什么。事后,队长熬不住恨恨地对王山说:“王山,你这个人,真‘烂屎’呀!”从此,“王烂屎”的绰号问世了,王山倒也无所谓,能得到一个绰号,甚至还有几分得意哩。

王山不要田,说他“不参加”责任制。队长说:“这又不是吃饭吃酒你‘不参加’,这是种田,现在换个方法就这样种,你不种田吃什么?你难道不是农民?”王山找理由回答,说:“我听说上头叫你们‘包产到劳’,我这是‘包产到户’了,我不参加。”支书在一旁忍不住笑道:“你是‘光光郎儿’一个,包到劳就等于包到户,包到户也只等于包到劳。你把田种好了,一年两年就能娶上婆娘,外地介绍的经验上,早就有这种典型了。”王山还是说:“我不干,你们分我做别的事情吧。”支书说:“王山,我跟你严肃地讲,现在连我们家也种‘责任田’,何况是你? 以前完全是大集体把你变懒了,人家喊你‘王烂屎’。你自己还一点也不觉!当然,过去我们也有一定责任,对你太宽容,但今后你再‘烂屎’下去,我们就没时间管你了,我们也要种自己的田嘛。”

王山这才被说得没有口开。

为了带动王山前进,支书叫把王山的责任田分在队长家责任田的旁边。没有别的路好走,大势所趋,王山只好种责任田了。人们都说:“这下子叫他想‘烂屎’也‘烂屎’不得!”

责任田里第一季庄稼是三麦油菜,首先要准备秋播的肥料。王山看到外面的人,男的忙河泥,女的忙青草,家家在责任田边上开挖草粪塘,心中也若有所动。他坐在门口晒太阳,倒觉得不需要出勤混工分了,没有人追着喊上工了,这不反而快活了些?这时队长走过来,说:“王山,你发什么呆? 你田里的肥料有了吗?怎么不快些想办法?”王山瞪眼仰脸望着队长,头点了两点,嘴里“嗯嗯”了两声。队长有些好笑,又说:“季节不等人,说动手就要动手,去同人家妇女换工去!人家给你拾青草,你给人家罱河泥,这不就行了吗?”王山没作声,心里好像在盘算。队长一想,王山连罱子也没有,用什么去换工?就把王山一喊,跟着他走,去借了一副罱子,第二天就要还,这一天必须抓紧。队长又去给他找换工的户。开始有几家都不愿意,后来才找了一户好说话的。该户出一个小姑娘给他拿船,他要给该户完成四船河泥,以后人家给他完成一船青草。王山扛了罱子下了大河,就硬着头干起来。这家伙到底个子大,力气不小,总是满罱,轻轻一提河泥就“啪”一下丢进舱了。上午干了两船,人家留他吃了饭,放下饭碗又上船,太阳还老高呢,他又干了两船,人家留他吃了晚茶,作为一天的结束。他抹抹嘴,点上一支烟,却要求人家配合他再下河去,计划再罱三船,他自己只要两船。人家答应了。于是,这一天王山一共罱了七船泥,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听说到这回事的人都不禁叹道:“真不料王山这么会做!”后来,不少户都愿意同王山换工。

队里只有一台拖拉机两头牛,耕翻土地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早点耕过来,多晒几个太阳,田里也肥些。王山找队长说,最好安排下午耕他的田,队长算了一下,说不可能,因为正好下午轮到队长,不好跳过队长家的田来给王山耕,而且队长也不愿意耽搁自己的田。王山说,那就第二天下午再给他耕也可以。队长指着王山鼻子说:“你早上那个懒觉就一天不能空吗?你可识天时?等到雨下来,给你耕个烂田吗?当然要及早耕出,晒垡破垡!”王山没奈何,跟队长借了个闹钟,早上四点就起身烧茶水烧早饭,拖拉机四点半在他的责任田里准时耕作了。他扛了锹去挖耕不到的两头。王山的懒觉被打破,队长教育他说:“睡懒觉要看时候,这大忙季节,哪有农民睡懒觉的?不忙的时候,你要睡当然也可以,不过,睡不出粮食,睡不出人民币!” 王山点头称是,苦起脸来,说:“唉,真是弄惯了。”

公社分下来一批小麦良种,说如果弄得好,每亩小麦均产可达千斤,小麦能有这样的高产,农民们还没有听说过,家家都想在责任田里种一季试试。王山的马虎性子没有怎么改,听说分麦种,他心想,反正少不了我一份,不着忙。队里良种分得差不多了,他还在玩哩。幸亏队长猛然想起了他,给他留下了一些,却已经比别人少得多。队长把良种带给王山,以为王山是不会计较的,说:“这是小麦良种,亩产达一千,要另外种。你本人没到场,最后了,可能少点儿。”王山却顿时瞪起茨菇眼,说:“良种?我的少点儿?为什么?”队长从来没见王山这样认真过,觉得好笑,说:“谁叫你懈怠不早点去呢?我不是让人通知到你的么?”王山说:“他只说是分麦种,没说亩产一千。”队长说:“现在怎么办呢?”正好看到公社书记来了,队长顺水推舟,说:“除非你向书记去要,着兴书记有。”王山一心只想着小麦良种,就走到书记面前一站,把口袋一举,说:“书记,我四亩田,只有这么一点良种,你给我批一些吧!”书记认得他就是出名的“王烂屎”,上次又亲眼看见他让牛吃了良种稻,就回答他说:“良种有什么了不起? 随便用其它的代一代就是了,能误差多少?”王山听不出书记取笑他,却梗起脖子对书记说:“书记,这不能随便代,良种亩产一千哩!哪个不想高产啊?”书记仰天大笑,说:“噢,你也想高产啊?”王山顿时想起自己本是众人瞧扁了的“王烂屎”,却也不生气,反而羞愧地摸着自己的鼻子笑了,说:“书记,我现在可不‘烂屎’了。”这又引起书记一阵大笑,队长也捂着嘴在一旁暗笑。书记高兴地说:“好,给你搞个特殊化。”竟然写了个条子,叫王山立即去找公社粮站秦主任,批了够三亩地的良种。书记走了,王山拿着条子,朝队长一笑。队长说:“还笑哩,刚才书记拿你开心,你还不知道。”王山说:“书记没拿我并心,他是不信任我。”队长就提醒他记起以前牛吃良种稻,他是如何回答书记的。王山明白过来,望着书记远去的背影说:“喏,他是报复我哩!”说完,不觉又嘻嘻地发笑。

天旱无雨,公社广播通知灌水种麦。晚上,支书就来布置生产队连夜灌水,第二天好种麦。王山的队长却提出等麦种下去再灌水。支书与队长当着群众争执起来。王山只管自己坐在一角用一只夹子连根拔他的胡子。干部同干部争议,他向来不问,横竖等干部吵得统一了,叫他向东便向东就是了。支书生了气,提了马灯离开了小队房。支书走后,队长也不开口,群众就自发地对两种方法进行讨论。王山还是专心致志拔他的胡子,其实他并没有什么胡子。干部的争论他尚且不感兴趣,何况群众的争论?队长后来说:“那就连夜灌水吧,免得违拗支书。”会散了,王山问队长:“开的什么会?”队长没好气地说:“你的胡子重要哩。”王山说:“争争吵吵的,我没心思听。”队长告诉他:“连夜灌水,各户要把自家责任田的缺口开好。”王山惊怪起来说:“田灌烂了,不好下田种麦呀!”队长熊他说:“开会的时候你又不听,现在来牵事!刚才说过了,叫打水的机工注意水量。支书说先种麦后打水不行……”王山问:“为什么不行?”队长正满心烦躁,哪里耐烦王山来噜嗦,冲他说:“你去问支书吧。”就走了。

王山一个人呆呆的,想不通为什么先打水后种麦,他老想着田灌烂了,一脚踩进去一团糟,麦是绝对不好种的。他果真去问支书。支书先查点了队长最后是如何布置的,王山说了,支书脸上的气愤之色才好了些,然后告诉他:“如果先种麦,后灌水,打水的分寸更难掌握,水多了,把麦种浮起来,水少了,麦种又汲不到水。”王山说:“先灌水,田灌烂了怎么办?”支书说:“机工不会负责吗?就是灌多了,太阳一晒,就不碍事了。”王山听得似是而非,又不便再多问,点点头,告辞回家。

王山去田里开好了缺口。晚上躺下之后却怎么也睡不着,好像看到田都灌烂了似的。他想来想去,想到关键在机工,就起身到河边上去看。只见机船已经打水了,水从铁管子里直往外喷,哗哗地向渠道里流去。机工却不在船上。他找到机工家里,仍不在,最后发现是几个人在一起打扑克。他说:“打扑克我不反对,过一会儿你就要去看看,田灌烂了,不好种麦啊。”机工出着牌,不耐烦地说:“晓得晓得。”王山就回去了。几个打扑克的不觉诧异道:“咦,‘烂屎’怎么这么负责起来了?真是奇事!”

王山的觉睡得不实在,一觉醒来,耳中仿佛听到流水声,他不放心,穿了衣服拿了蒲锹出去。走到田里一看,好险,如果再来迟一步,水就嫌太多了。他忙到自己田边上把缺口堵好,心中快乐地回去了。脱了衣服才睡下去,他就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是自己田里的缺口明明是堵好了,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迷迷糊糊才要睡去,却仍觉得是有什么不对头,这使他难以入睡,比不睡还难受。他生自己的气,索性披衣坐起,好好想想。忽然想出来了,是机船仍在轰轰地打水,那大片的田可能被水漫下去呢。明天大家不骂他太自私了吗?再说,大片的淹下去,他那小片的也难保。他惊出一头汗,连忙拿了蒲锹直奔河边。果然,机船在一个劲地喷水,喊了几声,机工连影子也没有。王山连连说着“不得了不得了”,搓手顿脚。他不懂机器,拿不出办法。后来是急中生智,用锹挖开了冲水塘,那打上来的水在塘里转个身又哗哗地倒流下河。铁管子仍然在轰轰地喷着老粗老粗的水柱子,王山就去拔了船桩,拿起船上的篙子,下死劲把船撑得离开去。那大铁管炮筒子一样悬了空,由于里面喷着水,重量大,就往下一栽,把整个机船坠得倾斜过来,铁管就顶住了河岸喷着水,冲得泥土随水直往河里淌。王山喘着气,观察了一下,说:“冲吧,大不了冲出一个大水塘来。”他也不敢离去,就跳上岸,蹲在一旁等机工来。渠道里水倒流了,越来越小。他回想到只堵自己田埂上的缺口,是多么欠考虑,现在心里总算定神了。

不用说,机工以后来了,关了柴油机,船身也就自然地正了过来。那冲水塘全塌了,使河岸凹进去一大块,成了一个小河湾。王山受到干部群众一致表扬,人们对他投过去奇异的目光,满含着敬意呢。王山从来没见过人们用这种目光看他,觉得受之有愧。社员问他:“王山,你怎么想得到做这个好事的?”王山说:“我脑子里尽是私字,你们哪里晓得!”

正月初,麦田里要点化肥了,大家都到队房里分化肥。王山同大家一样,按田亩分到了一定的数量。这次化肥不多,用的时候不能足量。但队长也是同大家一起分的,非常平等,大家也不好有意见。王山在自己责任田里弯腰点化肥,为了把这有限的化肥均匀布满麦田,王山用了一些心。他看到队长家就在渠道另一边点化肥,就走过去参观,看到他们的用量是足的,却空了两块田没有点,这使他很关心,问:“呀,还有两块田,你们怎么够呢?”队长说,马上还要去搞化肥。

果然,第二天队里又分化肥了,这是搞关系弄来的,比上次更少一些。社员们也知足了,还夸队长有门路。王山拎着他的化肥,心里着难,如果再均匀用吧,太少,不值得再弯那么多的腰,如果不均匀使用吧,又吃不准何处田块该是重点。他索兴把这些化肥用塑料袋包好,封在一口坛子里,以待不时之需。他抬头看到队长一家子在点那两块田的化肥,心想,队长也肯定是不够,去看看,不妨把我的先借给他用。走过去一看,用量却同上次一样是足量的。这使王山惊讶了,当场也不好多说,一声不吭坐到自己田边上去呆想,自己田里每一棵麦苗都好像朝他哀求,对他嘲笑。王山闷着头慢慢走回去,心想:化肥是供销社买回来的,去查查供销社的帐,队里到底弄了多少?他把这想法与一个有水平的社员一说,那社员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像这种事,在外面世界上,比芝麻还小,没有说头,趁早歇歇神。你有了小小一块责任田,就当得家、做得主了?再说,还是那句老话,干部就是多弄了一些,又摊我们一个人多少?你何必强出头?你这个人,见的世面太小太少,简直就不晓得世界的情况!”这番忠告,王山没有听进去,他反而说:“这是属于从前的道理,怕不适合现在吧?”那社员说:“好,随你吧,现在强调思想解放么。”王山左想右想,觉得这种事情丢下去不想、不说、不管,心里头一块疙瘩堵着消不掉。于是,他闯出去了,一马闯到韩家庄供销社。

他判断出那个大脸盘的、山势很大的人,就是人们常说的解主任。他直粗粗上前喊道:“老解!”老解陌生地打量着他,问:“你有什么事?”“我是王庄生产队的,来对对化肥数字。”王山毫无惧色。“你?我怎么不认识?”解主任是老主任,至少这一片的几十个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他都认识,因此觉得奇怪。“我是社员。”王山毫无愧色,而且好像并不计较解主任不认识他。“啊?”解主任满脸疑问。“我种责任田。”王山却很有一种耐心。“噢,好好好,”解主任马上明白了形势,不敢怠慢。“我要对一对王庄生产队购买的化肥数字。”王山重新提出被身份问题挤到一边去的主题。“好呀,好呀,可以的。”解主任对一个农民的这种主人翁精神感到新鲜,在前头带路,一直走进他的办公室,坐下,叫人去喊“老钱”把帐本带来。

“噢,你‘种责任田’?”解主任兴昧十足地有意引王山说话。“种责任田嘛,有些事情,就要来弄清楚呐。”王山气度颇为不凡。“哈……对对对!”解主任仰面大笑。王山瞪了解主任一眼。但由于解主任待他还算客气,他也就对这可疑的大笑原谅了过去。这时,老钱进来了。

老钱是个矮矮胖胖的人,显得十分巴结和精干。他把王庄的帐面翻出来指着说:“前后两笔帐,一笔二百五十斤,一笔二百斤。”解主任接过帐本只一瞥,然后交给旁边的王山,说:“你看,这两笔帐,一共四百五十斤。看来对你们是有照顾的。化肥现在暂时有点紧张,是运输上的问题,过一向时就会好转的”

老钱这才看清来人是王山,他是听说过的,不觉失口说道:“噢,是你!”王山立即听出老钱口声里的轻视,马上颇有些尊严地说:“是我!”解主任问老钱:“你们认得?”老钱说:“怎么不认得?谁不晓得他叫‘王烂……’。”这时他看到王山的眼里发出愤怒的青光来,吓得短脖子一缩,不说了。解主任觉得蹊晓,偏要追问:“你说他叫什么?”老钱嘿嘿地油笑着说:“过去,大家都叫他‘王烂屎’。”说完忍不住就“咯咯”地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王山脸上顿时气得发了紫。解主任见王山气色异常,也就忍住笑,却说:“哦,这话不对,是不尊重人格的。”

老钱连忙又说:“可能现在不叫这个了吧?现在是当小队干部了?” 王山说:“我不是干部,我是社员。”老钱顿时神色一变,问道:“社员?”王山看出“社员”这两个字在老钱心目中份量不重,便加重语气,说:“我种责任田!”老钱立即明白过来,很快改成恭维的口吻说:“噢,对对对,种责任田,是责任社员,负责任了,了不起,了不起!确实了不起!”

王山不理他,翻着眼睛在默算。忽然说:“不对头!”老钱吓了一跳,问:“哪里不对头?帐上不对头?”王山说:“不是帐上的事,是我们队里分给社员的数字不对头。”老钱松口气,说:“噢,我说嘛!那是你们家里的事情。”王山把帐本一拍,说:“好!我这就有数了。”就还了帐本,说声“麻烦你们了”,就大步走了出去。

老钱在供销社里说:“乖乖!王烂屎,还想烂到我们供销社来。好在我们帐目是清楚的,要不然,还不晓得要闹个什么滑稽来呢!”他把王山过去的那些不争气的故事乱说了一通。

王山气冲冲回去,越想越气,心里说:“队长呀队长,你既叫我王山种责任田,你就不该这样来玩我!”他不拢家门,就去找支书。支书满意地拍拍他的肩头,夸他做得对。不到一个钟头,队长就在支书面前哇了招,他同会计等人私分了一些化肥,等于是贪污。不用说,先退款,后检查。

这事情一时弄得处处传闻。说王山如何单人独马闯到供销社,解主任如何对他肃然起敬,实权派老钱又如何败在他的面前,终于查出了数字,使队长在事实面前低了头、受了处分。王山过五关斩六将,靠的只是一句话:“我种责任田!”

支书在群众大会上表扬王山。说,从现在起,王山不叫“王烂屎”了,而叫“王烂事”,对于不利于集体、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就是要去“烂”。公社书记总结得更深刻,他在公社“三干会”上举出王山的例子,加以剖解后,说:“谁说中国老百姓‘烂屎无用’?中国老百姓的潜力可不能低估啊!一个本来最落后的社员能变成这样,那么我们全体社员,毫无疑问是永远值得我们相信和依靠的。一切的关键,在于改善我们的领导,我们要从我们自己身上,从我们的体制上,不断把一切不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东西改掉,人民就会拥护我们!”

队长熬不住对王山说:“王山哪,想不到是你给我来了这一着!”王山说:“我不‘烂屎’了,你又说我不好了。”队长只得说:“好!好!我没有说你不好。”

忘了交待了:王山现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脚板底还是发痒,很想端了饭碗出去转转,但是,眼看农村的事情在起着一种什么变化,他也就咽咽口水,熬住了不跑。有人问他:“王山,你的筷子缩起来了?吃饭不巡逻啦?”王山说:“现在不吃大锅饭了!”

(小说发表于1984年《钟山》)

 

 

 

 

 

 

短篇小说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

——《管子·海王》

 

不知道

 

如果知道弄得以后挨杀头,那天魏三麻就不会去买粮食。秋场下来了,家里藏有几个钱的都想买粮食,买回来等到春后青黄不接再卖出,就赚了。魏三麻家里有个豆腐坊,他就是家里有几个钱的人。他一来想买点稻谷,二来想买点黄豆。他想约一条船,但一个人约一条船不上算,至少得再找两家一起去。一起去互相帮着好处也多。他可以找谁呢?魏家庄河对面是王家庄,这边是阜阳县,那边是太和县。魏三麻在王家庄有个好朋友,叫王兆坦。王兆坦也种田,也打铁。魏三麻喜欢自己有这样一个刚强有力气的朋友,不过他认为自己不一定要做那样的人。他就去找王兆坦;船,也就顺便约王家庄的。他如果知道他这一去,害得王家庄两个人掉脑袋、九个人充军、一个人服徒刑,他就不会去了,可是他不知道。

王兆坦的铁匠炉子正红,走不开身,就把钱交给魏三麻,请他代买五百斤稻谷,他有徒弟要吃饭。王兆坦还为魏三麻找了一个也想买粮食的人,叫马志孟,跟船一起去。马志孟明年要给儿子成亲,想多养一头猪,他去只买二百斤稻谷,这样家里到明年春后人吃的猪吃的都够了。他们约的船,是韩宗仁的。韩宗仁不是专门的船户,他只是家里有条船。他的船是常借出去的,不过他要随船去,行船的当然就是他,这都有开支在里面。魏三麻拿韩宗仁开心,“你让我们自己把船撑去不行吗?你是船又出租,人又出租,还要管你吃!”韩宗仁说,“这船我不曾让别人行过,要不船能这样好吗?”

就这样,魏三麻、马志孟带着装粮食的口袋上了韩宗仁的船,出发了。他们去的地方是沈丘县纸店集。沈丘县与阜阳、太和二县交界,不过已属河南省。所以魏三麻他们是两省三县边界地的人,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好像胆子大些。

 

纸店集(一)

纸店集是个有名的去处。纸店集有名是因为三大宗买卖都在它这里。一是纸,不过就是草纸,但方圆几十里就只有纸店集这个草纸作坊。二是粮食,纸店集地点适中,卖的买的都在这里成交,除了阴雨天,逢五就有南北的粮食卖。三是盐,盐是官卖,开盐店的虽是私人,店却叫做官店。纸店集的盐叫芦盐,比不上淮盐,因此价贱。纸店集不许卖淮盐,但接壤的安徽省卖的却是淮盐,这是官府的规定。

纸店集除了来往的乡民,还有两种人,一是营兵,二是闲汉。营兵又叫汛兵,汛者讯也,是可以随时盘问老百姓的。闲汉其实也是乡民,只是这些人闲来无事喜欢到纸店集逛逛。到纸店集来玩的闲汉和汛兵,两省三县的都有,他们相互最熟,有的闲汉后来就做了营兵。

纸店集闲汉营兵多,还因为纸店集有一宗买卖和草纸一样,也是几十里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女人。纸店集也有一街十巷,那里住着本地正经人家,集北有个叫干草窝的地方,搭着些不怕风雨的小窝棚,小窝棚里有吃喝,那里招女人、藏女人,这些女人是搭窝棚的主不知从哪里弄来的。

那一天,有个闲汉叫徐牛,他是早上到纸店集的,把几个钱花在小窝棚里,折腾得累了,就穿上衣服出来,外面的阳光照耀得他眼花头晕站立不稳。他走向纸店集。他看见了他认识的人,那是魏三麻,他跟魏三麻欠两块豆腐也没有欠到,他最恨魏三麻。

徐牛看到魏三麻扛着一包东西,后面还有一个人,同时扛着一包东西,那个人他也认识,是马志孟。他跟了上去,看见他们到河边上了船,原来是韩宗仁的船,那家伙正坐在船头吸旱烟呢。他们怎么买这么多盐呢?他躲在一边估到,他们买了有上千斤。他们是想贩运吗?这是犯法的呀!想到他们竟然敢犯法,他就气愤起来,因为想不到他们比他胆大!他来了精神,头也不晕眼也不花了,他去找他认识的太和县营兵王刚,王刚恰巧就在茶棚里吃茶,徐牛招手把王刚喊到他面前。于是,风波平地而起了。

 

曹家湾

魏三麻、马志孟见纸店集粮食要价高,买还是不买犹豫不决。他们在纸店集走走看看,无非想买个好价钱。是魏三麻见到盐店的牌子上写着盐价每斤十九文,想到他们那里的盐是每斤二十三文,于是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不买粮食,而贩一千斤盐回去,不就能赚好多吗?盐总是咸的,便宜就好,能卖得掉的。他把这意思跟马志孟商议,马志孟比他胆小,脱口便说,“贩私盐是要抓的呀!”魏三麻说,“我们不是贩私盐,我们是顺带,就这一回。”这句话就把马志孟说服了。至王兆坦的钱,魏三麻做了主,用于买盐,“如果他不要盐,他的钱归我还。”魏三麻说。

马志孟迟迟疑疑拿出钱来,交给了魏三麻。他们没有买粮食,而跟店里买盐一千二百斤。盐店里问过他们:“怎么买这么多?”魏三麻回答说:“我们两个庄子一百多户人家合买,回去一分摊就不多了。”盐店里说:“既然这样,就卖给你们。”魏三麻听出店主是“洗干净身子”,后来他在船上对马志孟嘲笑过店主的老奸巨猾。

韩宗仁也晓得买这许多盐不妥当,但魏三麻说了:“出了事都是我一人承当,你是雇船,与你无关。”话虽这样说,那韩宗仁还是把船撑得快了起来,好像怕被捉住似的。

岸上有人跑得更快。那是六个营兵,两个提着鸟枪,四个握着大刀。

是马志孟掉头发现了追兵,接着就听到了对他们的吆喝。韩宗仁说“不好”,把脚直跺,马志孟吓得哭了起来。还是魏三麻有见识,忙叫把船拢岸,“人不能被他们捉住!”于是三个人弃船上岸奔逃。他们弃船之处,叫做曹家湾。

 

十里沟

马志孟、韩宗仁头也不回,像两只兔子,一口气跑回家中。魏三麻却跑回头看看,看到追兵在他们的船那里停下来了,有四个兵丁上了船,把船往回撑,另有两个兵丁没有上船,却从原路返回,大约先去报信。

“不能让他们把船弄走!”只有这样才最省事、最不吃亏。他用力地跑,跑到王兆坦铁匠铺。王兆坦一听,大声问:“咋办?”魏三麻说,“赶快抢回头,要不然就要充公了!”

王兆坦来不及责怪魏三麻,如今他的钱眼看就要充公,怎不心疼?他素来不把纸店集的那些营兵放在眼里,不就是平日的闲汉吗?给我们充什么官府!他顺手拿了长缨枪,喊起打铁的两个徒弟,往曹家湾那里奔,一路招呼本庄亲朋,都拿了棍棒竹竿,跟随而去。王兆坦以为魏三麻是跟上来的,往后看没有,但脚步停不下来,也就不管他了。魏三麻刚才跑累了,心想王家庄人多,不用他再去,就坐在铁匠铺里歇息,等待王兆坦把船抢回。

王兆坦一行人像一股风刮到曹家湾,没有见到船,就沿着河往前赶,在十里沟见到四个兵丁正撑着船在河里行呢,一齐大吼起来,喝令停船!船上兵丁不但没有停篙,还“砰砰”放了两枪以示警告。这两枪只有火药,没有加铁子儿。枪声越发激怒了岸上的汉子,他们早已从别处夺来一条船,几个人上跳上船去,飞也似撑行起来,去追前面的船。

眼看就要追上,那两个持枪的兵丁王刚和陈有功端起鸟枪又扣响了,还是放的空枪。王兆坦正在船上,哪里肯退?紧追不舍。王、陈二人慌忙在枪中加入铁子儿,对准了后面船上的人。“狗日的你们敢!”王兆坦大喝一声,但枪响了,铁子儿如看不见的雨点打过来。后面船上四个人俱被打伤,铁子儿打进脸上肉里,鲜血直流。顿时有两个人瘫了下去,躺在船上不能动,疼得喊叫。这两个人是张连登和王应礼。王兆坦与王希荣两个虽也受伤,却是不重,他们挥动竹篙与长枪,和兵丁隔船对打起来。王刚见到这二人凶恶又兼满脸流血,就吓得跳下河去逃命。王希荣一竹篙一个打落另外两名兵丁下水。王兆坦举起长枪去扎陈有功,陈有功用手中鸟枪抵挡,站立不稳,仰身落水。王兆坦认得陈有功就是放枪打他们的兵丁之一,心中愤恨,没等陈有功冒出头来,便用长枪扎了下去!他感到手沉,拔出枪来,只见水中泛起红血,那陈有功一个白眼,呼噜噜地沉下水去。王兆坦愣了一下,把长枪掷到远处水中,骂了一句娘。

王家庄这一行人慌忙撑回韩宗仁的船,带回了两个中了鸟枪铁子儿不能动弹的同伙。

 

太和县

乡民与营兵打斗的十里沟,是太和县地方,那六个营兵,也恰巧就是亳州营驻太和县的。当天,太和县知县郑维祉就都知道了,顿时出一身冷汗,后背上都湿了。做官的最怕本地方出事。就拿十里沟这件事来说,私自贩盐是违禁,抢夺被获盐船、与兵丁打斗是拒捕,再加上打死营兵一个,那就是造反。这样的事情一出,做县官的就有得忙了。一面要赶快向知府禀报,向亳州营以及寿春镇总兵禀报,一面要赶快去缉捕人犯。一切顺当还好,倘若有了耽搁,或正巧碰上不好的时候,这七品顶戴说摘也就摘掉了。当然,也有本地方出事,事后反而荣升的,但那是侥幸,百回难得一回。另外,这件事禀报上去,上头仅来一纸公文还好,倘若上头的大员偏偏要来督办,那就够做知县的伺候和提心吊胆了。也许还有更不得了的,那就是惊动了皇上,呜呼,龙颜一怒,不知道祸有多大呢。

郑知县当日黄昏就带领众多兵丁赶到王家庄。那王希荣是打两个营兵落水的,他却自认为没有打死人,不躲。挨户查着捕住了他。那张连登、王应礼两个是受了重伤的,卧在家中,也就捕获住了。其余人连同船户韩宗仁尽皆逃逸。郑知县当时在王家庄祠堂设下公案,拷讯王希荣和还能说话的王应礼,二人躲不过,都如实招了。

郑知县笔录的人犯一共十三个,全了,除了魏三麻是阜阳县那边的,余皆太和县的,并且都是王家庄的。郑大人叹口气,深怀恐惧。他指着名单上的魏三麻对王家庄的乡约说,这个人非杀不可!

韩宗仁的船已经拿获,用链子锁了,贴了封条,由乡约着人看管。至于所贩盐包,招供尽沉庄后河里,连忙打捞上来,已经被河水消融将半,都搬入一口大缸之中,也贴了封条,由乡约着人看管。

郑知县当下提笔写了告示,叙出案情,并人证物证已俱获等语,列出王家庄其余九犯并魏三麻名单,着他们一日之内到太和县知县衙门自首,逾期加重其罪。如其逃逸,举报拿获者有赏,藏匿掩护者同罪。

郑知县上轿,当晚回衙,一路火把。王希荣等三犯解赴县狱。那王应礼、张连登不能走动,由王家庄派人用门板抬着随行。

 

阜阳县

阜阳知县海柱接到太和县的移文,是在第二天的上午。那郑知县在移文中写道,“贩运私盐及主使拒捕首犯魏三麻,系贵县魏家庄人,已于昨日逃逸,盼协拿归案。”海知县于字里行间读出的话更多,彼此都是做知县的,心事相同。据郑知县文中所叙案情,这魏三麻确系首犯,对缉捕的责任,阜阳县不可推卸,而太和县也不宜贸然越界。海知县不觉倒拍案叫好起来!这魏三麻出在阜阳县,案子却出在太和县,不管怎样,斤两担子总压在郑知县身上,而阜阳县却有拿获首犯叙功的机会,真是妙哉!

海知县感到此事须得谨慎,以保万无一失。所以一不可坐派捕役而自己偷懒不去,二不可耀武扬威、打草惊蛇,最好是让捕役们着百姓的衣服,三五分散前去,而他自己,也是微服悄悄打听得实,便一鼓而擒之。这样做才是稳妥,才是出色。

海知县当天与两个随从扮成行客,乘马而往;捕役们也早已乔装分散前去。到了魏家庄,他按照所约,歇在庄西路口人家,把这一家老小都禁在屋子里不准出去。捕役们陆续已到,皆按事先的吩咐,暗暗将魏家庄四面八方看住,人已是出不去。海知县着人悄悄唤来乡约、地保。那乡约、地保一进门就把头磕了下去。海知县吩咐他们去打听魏三麻可在家,躲在哪里,有无一起的逃犯。

那地保是本庄人,他知道魏三麻在家,可他既不敢去通风报信,又不想结下怨仇,不知该怎么办,一路硬着头皮与乡约去了。碰巧,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徐牛,他一把抓住徐牛,问魏三麻可在家?那徐牛自从知道事情闹大,十里沟打斗时他是躲在一旁全看到了,心中也有些害怕,怕日后被人知道营兵是他挑唆的。他早已关照王刚不要把他说出去,而他也打算当营兵去了。这天恰好在庄上闲逛,见到庄外来了些蹊跷的生人,而且他竟把知县大人也认出来了,他明白这是来捕捉魏三麻的。他知道魏三麻在家,就想做个好人解了这怨结。他连忙去告诉了魏三麻的女人,叫魏三麻赶快躲好了。他做了这件胆大没魂的事,就仍在庄上装作闲逛,不想碰见了地保。他既不敢说慌,又不敢说真话,忽然想到:魏三麻去吃官司充军为奴不得回乡对他似乎倒也好!他看着地保,心里说,你个地保!你也知道魏三麻就躲在家里,倒来问我,拾砖头让我掷呢!他就先说了一句,我不知道,我欠他的豆腐都欠不到,你们自己去看!等地保和乡约对他吆喝了一声,不放他走,他就做出怕事的样子,低声说,我是不知道,不过刚才我看到他女人很慌张,把晒在外头的一条男人裤子收家去了。地保笑道,你鬼呢,我懂你的意思了!地保放了徐牛,命他不得声张,要不然都在他身上。徐牛赶紧地走了。地保与乡约商议了一下,也就不到魏三麻家去,竟就回头去禀报知县,说有人看到魏三麻在家,他们不敢去,以防惊走。

海知县以手抚胸,闭目摇头叹息,睁开眼对捕役班头笑道,底下就是你们的事了!那班头甚是干练,吩咐手下人随同乡约前去看住,自己带了地保跑到庄外田边,打了一个唿哨,庄稼地里就冒出许多人来,都跑到他跟前。他叫地保领路,直扑魏三麻家。

那魏三麻确实哪里也没有去,就躲在家里。他以为他没有去打斗,更没有打死营兵,他不过就是贪图小利,顺带了一趟私盐,有罪也不大,他不想东躲西藏的。他没有想到他会算是一个首犯。

那王兆坦在外面躲了一夜,熬不过去,就到魏三麻这里来了。王兆坦自知用长枪戳死了营兵,罪逃不过去,所以对魏三麻说在他这里只躲一天,天黑就远走高飞。魏三麻想的是,如果官府来捉人,老远就会知道,这里两省三县交界,那时再往外躲来得及。他们都没有想到,官府的人不声不响就到了面前,也没有让王兆坦能躲到天黑,就差了这么点儿时辰。

魏三麻就这样轻而易举被拿获了,王兆坦也一并被获,这是海知县尤其喜出望外的事情。海知县朝两个被五花大绑的人犯看了一眼,转身朝北面天空跪了下去,口颂“皇上洪福”,心里连叫惭愧!他所想象的好事,都在这两个可怜无知的乡民身上呢。

 

寿春总兵

十里沟打死营兵一员,这事很快禀报到寿春镇总兵官阎正祥这里,禀报者是亳州营都司李芳园,而李芳园所得消息来自太和县营兵。与此同时,太和县知县的禀文也到了,两相对照,事当属实。

阎正祥是个武举人出身,老家在淮州南门刘家庄。淮州地方历来不出大官,这阎总兵可算是该地两千多年来所出的一个大官,虽比知府,却是武职。阎正祥一心要给家乡出这口气,将来好给家乡添一座大牌坊,千秋瞻仰。因此,做事巴结,持身谨严。虽然汉人在清朝做到总兵已非平常,但他仍怀升迁之想。

他把太和县案情反复细看,觉得这件事是可以上达天听的,也就是说,他要让皇上知道。为什么呢?贩私盐就是同朝廷争利,虽系几个乡野草民,偶尔顺带,却是在掏皇上的腰包!所以朝廷历来对此最是严办。由贩私盐而到造反,弄得天下大乱,那唐代的黄巢、元末的张士诚(此人故地离淮州不远,也能算是他的老乡),皆是前例。这也是朝廷痛恨私盐的又一个原因。而今十里沟这件事,既贩私盐,又拒捕打斗并杀死营兵,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皇上倘若知道,必定十分关切。所以他何不恭写奏折,第一个将此事奏闻皇上,好显出他的见识!

这个诱人的考虑,他却踌躇了两天,连同给上司的禀报也一并拖下来,他怕的是弄巧成拙,引起皇上烦躁。直至阜阳县的禀报送来,说两名首恶已经拿获,他才觉得具奏的时候已到,且不可放过。因为首犯既已获得,皇上也就没有什么可烦躁的了,他的奏折,就报的是喜而不是忧。

阎总兵铺纸定神,执管草稿,写道:“江南江北寿春镇总兵官奴才阎正祥谨奏……”草稿已毕,他往空白奏折上誉写,题目是“寿春镇总兵官阎正祥为亲赴太和县查拿殴兵之私盐犯事奏折”。这题目的题眼在“亲赴”二字,是写给皇上看的。这题目不是说什么太和县的案子,而是说他到太和县去查拿。谁说他是个武人呢?这些他全懂!

这的确是太和县一案的头一份奏折,至于同级的颖州府却没有争到这个一字,那就是各人的迟速敏钝了。

阎正祥写好奏折,又写好两份禀报,一份给安徽省巡抚农起大人,一份给两江总督萨载大人。他着员飞送。至于奏折,须与禀报一起呈巡抚大人,巡抚大人自会加奏并交驿站驰送京城军机处。

阎正祥做的事不仅是写了这些文牍,正如奏题所写,他是亲赴太和县的。不过他不必到达太和县,他只须到达颖州府。颖州府设在阜阳县,他去会一会知府大人,以示协同督饬严办,这就行了。从寿春镇到颖州府有一百几十里,他可算不辞劳苦了,但因有营兵被枭雄打死,他是可以出来问事的,不为过份。当然,在他的奏折上,有“奴才单骑简从,星夜查办督缉”等语,这就把太和、阜阳二县的功劳一把抓过来了,规矩这是不必脸红的,明儿在巡抚、总督大人的奏折上,也会这样把一切的一切都一把抓过去的。

 

安徽巡抚

农起是个汉人,祖籍雁门。农起收到寿春镇总兵官的禀报与奏折时,也收到了颖州府的禀报。他看到这两处都说他们星夜督办缉捕,然后才说太和、阜阳二县已捕获人犯若干,他不觉哑然失笑。当然,如今官场通行如此,倘若他特别地跟他们计较,那就没有道理了。他看到阎总兵的奏题上那“亲赴”二字,不由得击案叹息。不管事实上有无“亲赴”,如此写在奏题上,当是自誉,生怕皇上不知道。如今这官场,“廉耻”二字确实是顾不得了。

农起大人提笔草奏,写下的奏题是“安徽巡抚农起为缉拿殴兵私盐犯事奏折”,这题目起得中和、稳练。他落笔写奏文:“窃臣据颖州府与寿春总兵禀称,太和县地方有盐枭拒捕伤兵之事,随即亲往督拿……”。他看着写下的这几行字,不觉的呆了,好像不是出自他的笔下,而是冥冥中有人把着他的笔杆让他这样写似的!那“亲往”二字,与阎总兵的“亲赴‘二字,岂非异曲同工、有何区别?他也并没有“随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羊毫笔竟是有灵的,能自为地写下这些虚假自誉的言词么?真是病入膏肓!但不这样写显然又是不行的,也为的是让皇上放心呀……。他叹口气,一字未改,继续写下去。

农起巡抚拜发了奏折之后,的确是“随即亲往”了。事情既然已经禀报到他,且又奏闻皇上,他就得抓住在手,不可疏忽大意。他起程到了颖州府。除寿春总兵官阎正祥已于先前到达,其余颖州府知府福禄、太和县知县郑维祉、阜阳县知县海柱俱是本地官员,早已恭候俱在。

农起到时,太和县又捕获人犯王希占,当下禀报巡抚,农起觉得事情顺利,对郑知县嘉勉了几句兼寓关心的话,因为知道此事一出,郑知县的日子最不好过。

他是一省巡抚,不可就事论事、局促小气,须得兼及全省才是。到了颖州府,他马上发出调谕,点了六安州知州、徽州府知府、护庐凤道道台,让他们皆赴颖州,协同督缉、严讯。这,是做给皇上看的,也是做给官员与百姓看的。说事情重大,这样才重大得起来。

官员们陆续地都到了,只有徽州知府告病假,派了同知穆克登布前来。颖州府花簇簇众官会聚,到处兵丁巡行,气象登时不同。

农起巡抚心中有数:首犯二名已经拿获,从犯归案已有四名,其余在逃七人皆是从犯,此案了结大局已定。剩下的事情,只是缉拿余犯归案,一体讯问、定罪而已。但既已上奏朝廷,就万万不可马虎行事,须得大排场、大威风,弄得热热闹闹。

他坐镇颖州府内,督草公文,开明在逃人犯姓名、年貌、衣服、亲友等情,飞咨河南、山东巡抚,并四面邻近州府各道,请予协同堵缉。又令州县派得力捕役,多给资银,广布眼线,四出追捕。至于已获人犯,着太和、阜阳二知县主讯,让六安州知州等人监讯,务使备极周详、讯供齐整。这个案子,他一到,当然就这样抓总在手了,别的人也都等着他,不敢擅主。

 

人犯(一)

人犯们俱已一并押在颖州府狱。魏三麻与王兆坦是首犯,上了大镣;王希荣打伤兵丁二人,也上了大镣。这三个关在一处。其余张连登、王应礼、王希占监禁在另一处。

吃官司,他们是听说过的,没想到轮着了自己,似乎做小民的大约总难免是要吃官司、坐牢的。魏三麻等三人已经挨板子打得不能动弹,几经提讯,弄得八分像了鬼,只有两分还像人。魏三麻懊恨连声,后悔不该想赚那盐的钱。王希荣本以为打两个兵丁落水算不得什么事,那两个兵丁后来自己爬上岸了,并没有伤到哪里。相打无好拳,是兵丁先放枪打人的!他在大堂上这样说了,可是挨一声呵斥,知道这理对着官府就讲不得了。杀头的滋味不好受!他挨杀了头,老婆和细人怎么办?他不能死!不能就这样死掉!想着想着,王希荣哭出一声来。王兆坦对他说,别哭别哭,哭了也没用,是我连带了你,来世我变一条牛,由你使唤。王兆坦朝地上吐一口痰,说道,想想我那一枪扎得痛快!那狗日的说我们造反,妈的这话也轮到他说!他们下手多狠,迎面就开了枪,把我们打死他们也没罪,还要立功呢!张连登怕是活不成了,我们身上也有铁子儿,烂、肿、淌脓,我们的命就不值钱?为那点盐就可以把人往死里打?但他忽然就不说了,知道没有人跟他说这些话,也没有人听他说这些话,就连魏三麻、王希荣也不想听这些说了没用的话了。真是悲哀啊!

是我把事情弄大了。他忽然又说了这么一句,就沉默下去。

张连登铁子儿中得多,中得深,一定活不成了,但一时还死不掉。他躺在牢房地上,不能说话,嘴被铁子儿打烂了。他不住地淌眼泪。

王应礼自被捉之后,就抖个不停,因为抖,说话不清,打了多少嘴巴也没有用,他没法让自己不抖。后来是来了一个人,在他身上几处扎了金针,他不抖了,可是就有些痴呆。

王希占没有躲远,躲在他姐丈家,捕役们捉到他时,这没出息的东西,吓出了一裤子屎。

 

皇上(一)

安徽巡抚农起的奏折,以及农起转呈寿春镇总兵奏折,军机处及时送到了养心殿,乾隆皇帝看到了。这一天,是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月初七日。

他一看到奏折上“私盐”二字,就十分仔细地看起来,知道不过是偏僻乡民一时贪图小利,兵丁蛮横无方,激起愤恨,酿成案事,并非成群结伙的惯犯、持械抗官的盐枭,先放下心来。但奏折所言都是加重奏闻,比如,“枭徒兴贩私盐,纠众执械拒捕”等语,他对此既看得很清楚,又感到很满意,因为这些奴才们显然都还谨于职守,不敢疏忽,这,也是他一向对私盐旨谕甚严的结果。中国之大,这是一桩芥豆小事,那安徽巡抚自然知道该怎么办,他只要在奏折上批一句“前有旨谕,参照处置”即可,但细量情理,此事却又与大事一般无二,似不可这样放过。想那些乡民,明知私盐违禁,却敢心存侥幸,既然被获,却又敢于抢夺,以至与兵丁打斗,天下历来造反的大事,不就是同出一辙么?治民在于治心,如此强悍无畏敢乱之心,最是可恶,倘予恻隐宽容,势必滋生蔓延,久而不可收拾。所以此案虽小,却可做一篇大文章,为民立教。

他叫来秉笔太监,传谕钦差大学士阿桂,以及两江总督萨载,河南省巡抚富勒浑,安徽省巡抚农起,着他们严饬缉拿太和县私盐一案的逃犯,毋使一名漏网,尽法惩治。阿桂现在河南,着他就近督率查办此案有无其余伙党窝顿售卖。

太监到军机处传谕去了,他在农起、阎正祥的奏折上朱笔记道:已有旨了,钦此。

过了数日,他发觉自己心里还挂念着太和县那件芥豆之微而题目甚大的事情,就查问有无太和县一案的新折,却是军机处留住未送来,他们以为,这样小事,皇上既已有旨,就让皇上省心了吧。他吩咐说,不然。以后再有此案奏折,即刻送来,我要一一批示。

奏折送来了,这一道是农起所写,除述说前情之外,奏说已咨会河南、山东一体堵截,并又获人犯若干,尚有七名在逃。他提起朱笔,详加批谕,在“拿获拒捕之王希荣等”句旁批:“即当速行正法。”在“阜阳县知县海柱拿获首犯”句旁批:“好。此人着送部引见。”在“尚有七人在逃”句旁批:“恐不止此,不可将就完案,总当从重速处,不可稍存姑息,慎之。”

写了这些朱批,他觉得意犹未尽,又叫来秉笔太监,命传谕农起:所奏之折已详悉批示,着速亲提审究私盐来历及拒捕实在人数,一面奏闻,一面审明,即行正法。阜阳县知县海柱尚属能事,着送部引见。在逃人犯今又获几人?不可姑息将就完案!

他命把这道汇集着他的朱批的旨谕,用五百里传送,也就是最快的传递。既有朱批,何以又用旨谕重复?这是加重关切,让奴才们体会到圣心所在。

这道旨谕发出后几天,军机处送来两江总督萨载的奏折,说的也是太和县盐枭一案,不过是把阎正祥和农起的禀报抄写一遍而已,徒然耗费他的目力!这个奏折写于十月初六日,而总督府当于九月二十七日就一定收到了阎正祥的禀报,迟迟才写来这个奏折,而又毫不见新意,真乃缓者后于事。这封奏折,也不知是哪个幕僚看到安徽在忙得热火朝天,提醒了这位大官,才着人草写,聊以塞责的!他不觉就有三分气闷在胸,提朱笔在这奴才的奏折上批道:“已有旨谕。汝今逸犯全获否?钦此。”口气是很不高兴的。

 

人犯(二)

农起巡抚奏折上说的七名逃犯,其中有二人逃到了河南省项城县刘庄,他们是王添栋、王训。那天他们匆匆忙忙从家中逃出,无处可去,王训的姑妈远在刘庄,有一百多里路程,似乎是安全的,他们就一起去了。走了一夜,躲起来睡了一天,又走了一夜,这才走到。王训的姑父虽是庄稼汉,却是精明人,见到他们的神情样子,就八分猜着是出什么不好的事了,但不便拒绝,就没有说破,第二天吃过早饭,对他们说,你们既是出门找工做的,我有个地方叫人带你们去,那地方叫水寨,现在割芦苇了,管吃管睡,就是苦些个,行不行?这两个人巴不得有这个去处,就由王训的姑父拜托了一个人,带到水寨割芦柴去了。倒也平安过了二十多天,四周芦荡让他们觉得与世隔绝,甚为可靠。没有想到,那一天芦滩上管事的领着太和县捕役把他们一齐捉了。不用说,是捕役们找到王训姑父家中,不敢瞒,仍装着懵懂,把他们说出来了,又破费了一些招待和贿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往哪里躲呀?害得我们走一百几十里路!再找不到你们,连我们县太爷也要把官丢了!捕役指着他两个发作说道。管事的乖觉,把他们二人割苇子的工钱先添出来,给了捕役,捕役说,好吧,路上也要买口水喝!就收进腰包。王训两个人没说的,戴上刑具,跟着捕役走。此时只觉得跑出这么远,躲了二十几天,很过份,对不住县太爷,也对不住这些当差的人。

躲得最远的是马志孟和韩宗仁,他们跑到河南省正阳县去了,跑出了三百多里路。他们都是盐船被兵丁追获后,一口气跑回家中的,后来王兆坦他们去追船,他们胆小没去。他们之所以逃出来,是听说王兆坦打死了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要吃官司,各自关照家里的人就躲出去了。他们先是躲在庄外的树林里,看到多少人把王希荣他们捉去,商议了一下,连家也没敢回,就跑到了河南省,最后到了韩宗仁的姨夫家。姨夫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关起门来听他们把事情说了,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话只当没有对我说,你们也不要让这里别的人知道你们的事,你们只说是出来打短工的,那边不来人便罢,来了人你们只好跟了去。不要怕,你们两个没有犯什么大法,但烦恼是要烦恼一下的。

就这样,马志孟、韩宗仁住在韩姨夫家也是二十多天,每日出去给人家挖田、种地。马志孟懊恼他那二百斤稻谷的钱,都变成盐化在庄河里了,他本来是要多养一头猪的呀。韩宗仁懊恼他的船,他那宝贵当事的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不知他的婆娘撑回去没有。他知道王兆坦他们把船抢回庄了,他因为只顾逃出,就关照了他的女人去把船弄回家,只怕如今船被官府扣住了。他真不该跟魏三麻到纸店集去。两个胆小的人天天说着这些话,担心着,哀叹着,懊恼着,说了二十多天。太和县的捕役追到了正阳县,给他们上了枷锁,他们才明白,后头还有他们懊恼的呢!

 

读旨

皇上的两道旨谕,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到达,因为前一道迟发了两天,后一道当即发出并用了快传。一声“接旨”,使农起大人神情顿时重大,他知道这必是送上去的奏折批下来了,而且皇上又专门有了上谕。阎总兵果然有些见识,而他也幸而不算迟钝。

农起巡抚接过了圣旨和发回的奏折,赶忙拿到书房里去细读,吩咐叫江大人(护庐凤道)、福大人(颖州府知府)、穆克大人(徽州府同知)、倪大人(六安州知州)并郑知县、海知县都来听传旨谕,先在外面用茶。

他沐手,焚香,正衣冠,坐下。先看的是阎总兵的奏折,皇上批的是“已有旨了。钦此。”他的第一份奏折上朱批也是这一句话。所谓“已有旨了”,指的是第一道上谕。刚才接旨时已经看过,那是叫“毋使一名漏网,尽法惩治”的,并叫大学士阿桂、两江总督萨载、河南省巡抚富勒浑也一起来致力此案。

再看他的第二份奏折,皇上朱批甚多,有叫“速行正法”的,有叫送海知县赴京引见的,有叫“从重速决、不可姑息”的。农起大人额上冒出冷汗,他用手帕拭去。每当要他判斩人犯,他就会这样起一阵虚弱。皇上的第二道上谕,刚才也已经看过,是专门传谕给他的,旨谕所说,就是朱批所说的总汇,但多了一句“一面奏闻,一面审明,即行正法,以示炯戒”,是叫他先斩后奏。总之,皇上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件案子,他的确有恻隐之心,除了王兆坦怒起打死兵丁一员,总的不过是乡民贪图小利,以及同庄相帮,要不是惊动了皇上,那就将王兆坦依律抵命,魏三麻充军,其余打几十板子着乡约带回管教就是了。可是如今这样处结却万万不可了。皇上之所以朱批之外又下旨谕,叮嘱从重、叮嘱不可姑息,那就是说他所想的皇上都知道,皇上就是针对他的所想而言之的,皇上更有恻隐之心,但皇上远不止于此,皇上想的是江山、社稷、世道、人心,皇上真乃大仁大德、至仁至德,非我辈可知。他马上给官员们当如此讲解,不得拖泥带水。

农起大人又于字里行间细细体会“海柱尚属能事,着送部引见”这句话。皇上是为了鼓励官员们忠勤王事,只因这海知县拿获了首犯,至于平日能与不能、廉与不廉、洁与不洁,就可都不问了。海知县可算是好运当头。可是那郑知县呢?旨谕上没有说。有奖就有罚,这案子出在太和县,郑知县难辞其咎。如今海知县受皇上褒奖,郑知县得到的将会是什么,可想而知。这也不管郑知县平日能与不能、廉与不廉、洁与不洁。农起知道郑知县一向周正、谨厚,可这件事上如此命蹇,可奈何也!皇上的心情有时难测,这件小案皇上这样操心,拿郑知县问个失察之罪,革职拿办,也是极会有的。他须巧为郑知县掩护,不能袖手不援,至于到底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他叫人到外面去有请郑知县。

 

两个知县

自从农起巡抚到了颖州府,郑知县也就叫住“追随左右”了,不敢离颖州府一步,那太和县的县衙拜托给了县丞,凡事有快骑往来传递尺牍。案子出在太和县,他早已寝食不安,提心吊胆,一面催紧捕缉逃犯,一面也就有了些待罪的意思。听说北京接连两道旨谕传到,他还没有知道旨谕里所说何意,已经吓得身上冷汗不断。他遵命与众官守在外厅,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忽然巡抚大人独独叫他一个,他从座椅上闻声站起时,竟好像连站的力气也失去了,而且忘记了先放下茶盅,那茶盅盖儿一滑,落地有声,立时碎成几块。他定定地看着碎瓷片,想到一句吉祥话“碎(岁)碎(岁)平安”,这才稍许镇定,放下茶盅,从地上捡起那几块碎瓷,放到茶几上,正了衣冠,去见巡抚。刚才的惊慌失态,是无可奈何、顾不得了。

郑知县一副惶恐不安模样磕头叩见巡抚大人,似已有无限可怜尽在不言之中。巡抚连忙下座扶起了他,命他椅子上坐。郑知县说着“不敢”二字不肯坐下,只是站着,后在巡抚一再示意下,虽然坐下了,却只敢轻轻挨着屁股尖子。巡抚大人看在眼里,暗自叹息,做人做官千万莫陷此境才是,然而谁又能说自己笃定不会有哪天背运呢?他告诉郑知县,有关太和县私盐一案,皇上十分操心,连下二旨,都已到了。郑知县吓得从座上滚下,跪倒在地,口中连称“卑职有罪!”巡抚又扶起他,让他坐下,说,出这样的事情,总是平日治教松懈不周,让皇上不安,就是我们的失职。我素知你清正谨厚,不忍严责于你,今又能如此惶恐不安,足见有望后来。我当为你奏闻皇上,祈求宽免。郑知县连连磕头千恩万谢,并告诉巡抚大人,赖皇上洪福、巡抚大人督办,今又获逃犯四名,在逃余犯尚有三人。巡抚点头,叫他不可松懈,须遵皇上旨谕,毋使一名漏网。郑知县谨领教诲,退出书房。

郑知县从里面出来,脸上满是羞惭惶愧。他刚刚归座,里面又传海知县。那海知县已经听说皇上旨谕里有他的好处,但也不敢有露喜矜之色,忙放下茶盅,正一正衣冠,进去了。郑知县感觉到了什么,自叹太晦气、太吃亏,而海知县太走运、太侥幸,可是他对海知县却又无从去怨、恨、妒,只有把酸意苦水往肚里咽,万不可失态。造化乖舛,天也命也,无话可说。他咕咚喝下一大口苦茶。

海知县一进去,也是扑地便磕头叩见巡抚大人,但巡抚大人却是紧走两步上来迎接他的,也就扶他起来了,说,海知县,我要恭喜你呢。海知县装糊涂,忙说,不敢,卑职愚拙无能!巡抚请他坐下,他也只敢侧身半坐。巡抚说到关于私盐一案,皇上旨谕来了,海知县又连忙滚地跪倒磕头,说主犯出在本县,卑职有罪!农起大人点头暗叹此人乖觉。他扶起海柱,说,你亲获首犯二名,很能干,皇上要见你呢。海知县又离座跪倒把头磕着,说,都是皇上洪福!大人栽培!农起再次扶起他,对他说,皇上英明,一向奖贤任能。你明日一早,便可起程,皇上等着要看你本人。我自会着人护送你一路到京。海知县恭答了个“是”,农起又说,在皇上面前,我们都是奴才,千万用心!海知县磕头受教。不知磕了多少头,自己也记不得了。

农起巡抚拿起案上奏折和旨谕,携着海知县的手,一同走出书房,外厅里等候着的官员们“哗”的一下都站了起来。

 

纸店集(二)

纸店集上的盐铺和杂货铺被两队兵丁四面守定,不容分说,老板和伙计都拿下了,老小被赶出了屋。集上轰动,但百姓们只敢站得远远的观看。盐铺出事,必是因为盐,杂货铺出事,却不知为何。正在疑猜,又是一阵轰动,人皆掉头去看,原来是官轿一队,兵丁衙役鸣锣喝道,迤逦而至。官轿一乘乘停在空场上,有那一知半解的人说,来了一个正四品,一个正五品,一个从五品,还有一个正七品——大约就是知县大人了。

那些官员跟着乡约,先到盐铺,后到杂货铺,进去看了,又都出来,最后只锁走两个店主,捧走所有账簿,封了铺门,一个个又钻进轿子,前呼后拥的走了。

来的官员,一个是河南省按察司臬台大人,一个是河南省陈州知府大人,一个是安徽省徽州府同知大人,一个是河南省沈丘县知县。河南省官员是奉钦差大学士阿桂以及河南巡抚富勒浑之命,到纸店集捉拿售卖官盐给私贩的店主,徽州府同知是奉安徽巡抚农起之命,到沈丘县来会同审讯店主。这都是在遵皇上的旨谕办事,不敢马虎。

会审店主是在沈丘县知县衙门大堂。先审盐铺店主,他姓孙,供认某日售盐一千二百斤给魏三麻,但魏三麻说了,他们不是私贩,是买回去各庄户摊分,这才敢卖给他们的。经核对账目,口供无讹。杂货铺店主姓王,他说他一向本分,知道盐是官卖,所以未敢经销,更不识魏三麻为何人。经查核账目,并前已查看店铺,杂货铺主确实与此案无关。只因魏三麻口供糊涂,记不清是买的孙家店还是王家店的,所以官府把两家店主都拘来审讯。

臬台大人对两个店主说,照今天审下来,你们两个都没有犯法,王店主更是全不相干,按说你们可以回家了,但案子关涉到两个省,贩运私盐的人犯都在安徽,所以还要你们委屈几日,到安徽省颖州府去当堂对质。至于你们的店铺,是在河南省内,既然没有犯法,那就立刻启封,照常经营。两个店主磕头多谢青天大老爷。当下退堂,店主仍然锁了下狱。

臬台大人请徽州同知大人在沈丘暂宿一宵,明日押解王孙二店主回安徽,他自己与陈州知府就回省向钦差大学士阿桂大人禀报一切,阿桂大人在等着纸店集结果要奏闻皇上。

王孙二店主虽然没有事了,但他们家里的人还是连晚在沈丘县衙门于狱中上下使钱,并曲折找到徽州同知大人,也送了重贿,这才稍觉安心。

 

枭示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月二十日,是个查有根据的日子。那日,在安徽、河南两省,太和、阜阳、沈丘三县接壤处的界沟地方,砍下了魏三麻、王兆坦、王希荣三个人的脑袋。三把大刀空中一闪,三颗人头闹着玩似的蹦下了地,那三个跪在地上一时未倒的躯干,从那没了脑袋的腔子口上,比赛似的一下子喷出丈把高的三溜血条子来,有灵性似的迎风一抖,又猛然被抽了筋似的一缩,摔到了地上,四处飞溅!

法场监斩官有安徽省巡抚农起大人,河南省巡抚富勒浑大人,还有安徽省臬台吕尔昌,河南省臬台王站柱,护庐凤道道台江恂,以及颖州知府、陈州知府、寿春镇总兵官、六安州知州、徽州府同知、沈丘知县、阜阳县丞、太和知县。来了这么多大官,是界沟千载难逢的盛会一般。时值深秋,田地一马平川,摆得开场面。一千营兵护定众官,百姓们早已听说,砍这三个蝼蚁之人,北京的皇上都在看着呢!从今儿的场面看,这话怕是不假啦。

三个死囚的人头被刽子手从地上拎起,放进三个蒲包里带走了,营兵们护卫众官离开法场,轿马旗帜远远地去了。四周百姓这才一涌而上,看三个无头的尸体和地上的血迹。但人群忽又如水分开,让出路来,几十个披麻戴孝的女人孩子号哭而来,她们的后面跟着三挂大车,载着三口棺材。

无头尸体被装进棺木,从界沟向东,回安微省去。一路上行人指指点点说,这就是贩私盐被杀了头的三个人,说起来不简单,是皇上御笔点斩的呢。

经过十里沟时,那些披麻戴孝跟在大车旁边与后面的女人孩子们看见,有三根木柱上悬挂着三个人头,柱子下面有兵丁看守。她们认出来了,魂飞魄散,号哭起来,扑过去跪伏在地。那三个人头都紧闭着眼睛,好像在想他们自己被杀头这件事情,他们对于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来到面前,对于自己在棺材里的尸体,都好像无动于衷了。

郑知县召集太和县几十个老少秀才,命他们各自作《正法碑》文一篇送县候选。这篇文章一经选中,即勒石成碑,永久树立在十里沟。郑知县说,正法二字取自皇上旨谕“速行正法”一语,要老少秀才们各逞文华,就此案写出颂圣朝、示烔戒、肃法纪的碑文。议论之时,一个老秀才说,乃此三个草木蝼蚁小民,动两省巡抚与众多府县监斩,有两江总督与钦差大学士督办,虽云以身正法,实为皇上赐死,何谈不幸?乃被恩荣……,云云。郑知县马上嘉许老秀才的说法,命所有秀才皆得用此立意方为切题。郑知县告诉秀才们,三个死囚中的王希荣,特别觉得自己死得有些冤,后来告诉他是皇上朱笔,圣旨上写了他的名字要他死的,他也就服了,脸上放出光来,说,连说好好,这样死值得。秀才们听了嗡的一声赞叹起来,不住的点头掼脑、拈须细品。郑知县还告诉秀才们,就在界沟处决三犯时,逃躲在外的案犯王应五,自行投狱归案自首。秀才们又嗡的一声齐颂圣朝仁德无加、光被四海。撰写碑文的事迹材料是完全的够了。

 

恭折

将首犯处决,是农起巡抚心中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因为皇上朱批与旨谕里对此一再有命。他从皇上写的那朱红的字里,仿佛看到皇上的怒容和忧容,听到皇上的恨声。皇上的意思是明白的,叫不必等到人犯捉齐,也不必拣什么时令日子,便可先将首犯处决。这件事他已在两道旨谕到达的当晚,便专门写了奏折,让皇上放心,说明他不日就遵旨把“情罪可恶者即在犯事地方先行正法”。现在,这件事是如期办到了,必须连夜草奏,天明交驿站驰送,好让皇上尽快知道、尽早放心。

三个死囚中,王希荣可算本不该死,但皇上朱批“即当速行正法”一语,正写在奏折“拿获拒捕之王希荣等”一句的“王希荣”旁边,所以这人是非杀不可了。当然,除王兆坦打死兵丁一员,其次也就数到王希荣了,毕竟打落兵丁二名落水,从重而言,杀也杀得。

这件案子,正是遵照皇上所示“从重速处”的。三名斩决之外,还有十名,都已议定:船户韩宗仁杖一百,徒三年。马志孟发近边充军。张连登、王希占等皆发远边充军并给种地兵丁为奴。张连登中枪子儿过深亦已死于狱中,但按名照判,以示肃儆。尚有同案王兆常、倪发儿在逃,一经拿获,皆发远边充军并给种地兵丁为奴。

重处此案,心知忍狠,但自当深藏不露,督办井然有序、一丝不苟。他从一介读书人,而得朝廷器用以至二品大吏,虽说功夫早已养成,却还须时时用板桥道人语告诫自己,曰:难得糊涂!

他秉烛夜书,草奏已毕,真是倚马千言,自己一看,有三处地方是阿弥陀佛笔下留情了。

一处,他写道:臣以该犯等越境贩私,必有窝囤户及兵役包庇情事,其纠约抢船时,亦恐未必仅此十人,再三究诘,坚供俱系小本穷民,偶因豫省盐贱,相距不远,贩卖图利,并非惯积盐犯,如果兵役包庇,何致被获犯案?其纠约抢盐均系同庄附近之人,衅起仓卒,委无另有伙党,似无遁饰。这一处如此着笔,就不至于扩大此案了,岂非功德?

另一处,他写道:太和县知县郑维祉于一月之内拿获伙贩七名,已经过半,例得免议。这句话可算是救了郑知县身家冠带,又岂非恩义积德?

还有一处,他写道:盐店商人据供并非知情故卖,亦无另有窝家。臣恐所供不实,饬委署徽州同知穆克登布前往纸店集,会同豫省臬司王站柱及陈州府知府陈步瀛等,提取该店流水簿扇,所卖盐斤数目均属相符,毋庸置议。如此一写,也就免了多少官司,岂非积善?呜呼,他能做到的,至多也就如此了。

农起巡抚踱到室外廊下稍事休息,见到各室灯烛通亮,知道是笔吏们在誊录经他编次的所有口供,以便附同他的奏折,恭呈御览。他叹一口气,转身入内,对着草稿,亲笔抄写他的奏折。

 

皇上(二)

乾隆皇帝看了一下洋表,他是按时坐到御案前的。昨日已经一空的御案上,今又是一堆新送到的奏折。他感到自己就像个虫子,每日要吃掉这一堆东西,不过不是用嘴,而是用心。有趣的是,嘴里竟然也就有吃东西之感。他的心之嘴,每天啃吃这一堆,也吃得很累,可是不吃不行,不吃掉就会压在心上,很不踏实。这就是孟夫子说的劳心了。做皇帝生来就是劳心的。难怪明朝的皇帝兴建了这个养心殿,而他的皇阿妈雍正又重建了它。养心殿其实就是劳心殿,正因劳之而须养之。似乎历朝都会有皇帝做甩手掌柜,这些事完全委任给大臣,但他不想图这个轻松,因为其弊太大。

摆在最上面的,是安徽省的奏折。安徽河南两省都在他的朱笔指点下忙着呢,如今该是忙得差不多了。农起的奏折,写得很长,看来事情是办妥当了。农起先恭引他对此案所有的朱批和旨谕,一字不少,然后写道: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训诲周详,无微不至……。

农起此言是什么意思呢?是认为皇上不该对此小事大做文章吗?还是春秋笔法提醒日后史家,说太和县一案如此重重处理,皆皇上旨意?如果是这样,就奸恶之极了。不过,谅农起不敢有这么深的意思,倒是他多疑了。

奏折上谈到已将魏三麻等三人个绑赴市曹正法,于犯事地点枭首示众,其余皆各从重充军发配。这就是说,他做的这篇文章,已经峰回路转到了风光旖旎之处,也已经到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境界。他微笑起来,农起这奴才的确是一个能员,识得大体,方方面面俱各周到妥贴,不愧为各省巡抚中的佼佼者。

他的目光落在关于太和县知县郑维祉“例得免议”的一段话上,这是农起在为郑知县说情呢。他何尝不知道案子出在太和县,不等于太和县就不是能员,(他刚跟洋人学习数学,这“不等于”三字,是可以简单地用≠符号来表示的),他又何尝不知道阜阳县拿获首犯,不等于阜阳知县就是好官,他是做文章给天下看,所以褒奖阜阳县,贬罚太和县。这郑知县原本是要降半品留用的,今就成全农起,改为罚俸两个月,留任原职,就算罢了。

他忽然想到第一个将此案奏闻的人,寿春镇总兵官阎正祥。要不是这个人,他就没有这篇大文章。这人虽是武职,见识却不一般。他提笔在农起的奏折上批道:好,其获贼出力之属员,着送部引见。钦此。他是要见一见这个人的。他在案头的记事纸片上写道:安徽盐案,寿春阎总兵,浙江严州。心中主意已定,将调阎正祥往浙江任严州总兵官,那里宋代曾是方腊造反的地方,山深水阔,须得能员镇守,日后,看阎总兵的出息,再有重用。

他的文章还没有结尾,等两江总督“马后炮”的奏折一到,说什么在其“督饬”之下,太和县一案已经圆满了结,“理合奏复”,于是他的朱笔写上“览,钦此。”文章就收尾了,不过,真是官样文章,未免扫兴。

但他总算带着较好的心情暂时离开御案,那一堆东西等一会再去吃它。西套间有几本新到的字帖,让他挂念,要去把玩一番。他将给西套间起名为“三希堂”,因为王羲之、王珣、王献之的三本字帖,被宫中获得,乃稀世珍宝,送到他这里来了,不可平淡过去,因以起名。他忽生一个很好的想法,可以把他收藏的诸多宝帖汇印出来,发给五品以上文武官员,人手一套,岂不又是一篇好文章、大文章?咱大清朝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嘛。让这些人用心写字去!他搓着手,心中绝好的两句话终于琢磨出来了,可以写成楹联,用到乾清宫大柱子上去:

克宽克仁皇建其有极

惟精惟一道积于厥躬

(小说发表于1994年张4期《芒种》)

 

 

 

 

 

 

 

 

 

 

 

 

 

 

 

 

 

 

 

 

 

 

 

 

 

 

 

 

 

短篇小说

 

 

 豪  杰

 

我们今天有行动。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了轮船码头。我一眼就看见蝎子和铜头站在小店那里。家伙!他们在喝汽水,一副旁若无人的气概,这是我们的精神!铜头朝小店里做了一个很拽的手势,再开一瓶,我们的弟兄来了!小店里规规矩矩想发财的那个老头,马上开了一瓶,送到我手上,是正宗汽水。蝎子眼皮也不眨一下。我站到蝎子旁边。他是我们的中心人物。他比我矮好多,也没有铜头高,在力气上更比不过我们,他的手很小。但蝎子自然地是我们的中心人物,这并不是我们的把戏主要靠他,而是因为他最心毒手辣、有大丈夫气概。蝎子是个怪物,他生得很丑,他的眼皮和嘴唇相当厚大,脸总是绷着。你看不见他的眼睛,但他眼皮缝里两点幽光会让你打一个寒颤!我敢说蝎子是个天才,他只不过生不逢时。

我们懒懒地喝着汽水。四周没有可看的女人,后来一共又走过去五个,也没有一个好看的。

咣啷!那个肮脏的铁门开了。等船的人们立即争先恐后、拥拥挤挤,妈的简直不值钱!

我们丝毫不为所动。汽水举到嘴边甚至更缓慢更优雅了。门口检票的胖子拍我们的马屁,问,你们不走吗?是的,那门口已经没有一个人了。蝎子把汽水瓶从肩上甩到后面去,身后响起瓶子落地的爆裂声,他往铁门里走。我和铜头也那样把还没喝掉的汽水瓶子往肩头后面一丢,哪怕后面砸死了人也不管,我们大摇大摆上船去了。胖子不敢向我们要票,不过铜头丢了一包烟给他。胖子晓得我们不是好惹的。

我们占据了船舱的最后头。一开始我们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船开动了。我们很快观察了全船。只有一个可疑对象,别的都不在话下。那小子戴着他妈的墨镜,穿黑色皮夹克,短桩子头发。他好像也瞄到我们了。他是单放的。船行了有二十分钟,四面进入农村。蝎子离开我们,向当中走去,他行动了。

要想发财,来猜花牌!

蝎子举起扑克牌,说了一遍,就蹲下去。依我看,蝎子的口词应当咬得更清楚些,也可以那两句话重复多说两遍,但他偏不,好像全世界都得知道他说话简短扼要似的。这才是好汉!我们马上配合蝎子行动。我们走过去。我们玩的当然是骗人的把戏,但是,愿者上钩!谁叫你想发财的呢?

蝎子已经在地板上摊开半张报纸。他不时把四张扑克牌打到四角上去,其中一张是有人头的,那就叫花牌。他口词不清,声音不高,自顾自地说着那句话,要想发财,来猜花牌!

蝎子发牌时,在手中把花牌亮一亮。他就这样亮一亮、打出去、收回来,三个动作,好像极为简单。嘴里说着的那一句话八个字也老是重复着叫人厌烦。他的四周这时是不会来人的,这时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骗子。但我和铜头再加上去,渐渐就有人被搅昏头了,事情也就是这么简单。

我和铜头装成是感了兴趣下赌注的人。如果所有的人都认定我们是一伙的,那我们就白玩了,可是,奇怪的是,总会有人就是不开这个窍,到后来,开了窍的也会变成不开窍的,为什么?就因为事情叫你越看越觉得简单!还因为你自己太简单了,你不了解蝎子、不了解我们!

我掏出十块钱来,看准花牌丢下去,叫道,那是花牌!我赢了,蝎子输给我十块钱,然后继续他那一套简单的把戏。铜头好像眼红了,指着说,那是花牌!在他掏钱的当儿,蝎子把牌换了。调换牌也是极简单的,一点儿不神速,叫你看得清清楚楚,呆子都能看穿。铜头朝他所猜的牌掷下贰拾块钱,但是,他输了,那张牌已经不是花牌,所有的人都知道,好像只有他还不知道。蝎子把那贰拾块钱拿了去。铜头服输。

我们就这样一遍一遍地玩,像三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认真地赌,一共有十几张十块钱的票子在我们手里不住地赢来输去,我们坚持不懈地玩着。在反复的输赢当中,蝎子的换牌作弊,也成了公开的事情,参赌的人只要稍微用眼就能发现,旁观的人沉默着,但他们的沉默也就是变成了认可。我们三人不厌其烦地玩着,就成了在做示范,实际上是立起了这项游戏的法则。

第一个要来试一试的人,必定是粗心浮气自以为聪明的家伙,他要么竟然看不出我们是一伙的,要么认为按照这个玩法是不应该输钱的,他会觉得要赢蝎子的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由他来跟蝎子赌,他有把握、他一定赢,他的十块钱马上就会变成二十块钱,他的二十块钱会变成四十块钱!

我们三个人自然要玩好久才能在我们身边聚集起好多人来,也才能等待到那个自愿上钩的人。我们把这叫做培养。坐船是最沉闷无聊的,来观看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后来,火候到了,这个人出现了,是一个女人。尖脆、急迫而坚决的一声我来,使我们心头一喜,我们的辛苦又一次有报了。多么艰辛卓绝的努力!

听声音那女人三十多岁,不城不乡。我和铜头让了开来,一看,果然是粗心浮气自以为聪明能干的一个女人。她活该,等着回去懊恨三年和被人当作笑话吧!她手上已准备好了两张而不是一张票子,挤了进来,恨不得立即赢了蝎子,把这二十块钱变成四十块钱!

蝎子按照已经演示了上百遍的程序,特别把花牌亮了一亮,发了下去。那四张牌背面朝上,伏在地上那张报纸的四角,人人都看到,那个女人也看到,其中一张就是花牌,它是没有脚,不会自己跑掉的。那一张!女人叫着用手按住了那张牌。蝎子说,把钱丢下来。女人另一手就把钱丢了下去。蝎子把钱取在手,叫女人松手,而后就去揭牌,那张牌却不是花牌!女人呆住了。旁边的人笑了起来。

蝎子是怎么玩的?是发牌的时候就把牌换过了,亮了一下花牌,发下去的却不是它,这手法是极快极快的,是魔术、是艺术!要不然,他怎么做我们的头儿、我们怎么跟着他吃饭呢?

你换牌了!女人梦醒似的叫了起来。蝎子收起牌和摊在地上的报纸,站起身。那样小的个子,什么也不说,小脸儿上倒全是嫩肉,但绷得紧紧的,三刀斫不进,厚重的眼皮缝里两点幽光射向那个女人,那女人突然受到一击似的,不作声了。旁边的人也忽然变得寂静无声。蝎子一转身,他后面的人立即让了开来,蝎子向后面走去,他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了香烟,他休闲了。我们两个也跟了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抽烟。女人已经回了她的座位,离我们有好几排。她这才明白我们是一伙的,她看了我们一眼,她知道怕了。

我们不玩了,因为还有一会儿就要到一个码头,培养的时间来不及。我们美滋滋地抽着烟,任意地打量着船上所有的女人。我们根本不必把这一船的人放在眼里,他们无非对我们十分痛恨,但当我们的目光射向某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只有装出没有任何表情的样子。

船在轰轰地前进。坐船确实是最无聊的。忽然,船舱里有了悦耳的鸟叫声!原来是那个被我们忘记了的小子,他已经大模大样站在船舱当中了。好,我们早就料到他也是出来走走江湖的。现在我们三个是观众了。

那小子学着什么雀儿叫了一阵,从嘴里取出口哨,装模作样翘起兰花指亮了一下,收进衣袋。而后就是抱拳拜四方,说着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注意到他朝我们三个这边多拜了几拜。他脱去黑皮夹克,除下墨镜,身上是一身黑色练功服,一排黄色蜈蚣扣,好像真有什么功夫。他做了几个练功动作,还哇哇叫了两声。他从包里取出一块石头来,说那是一块花岗岩,他要把它用手拉断。他用左手捏住石头,用右手做出要拉断它的架势。吹什么牛,那石头肯定是两半个粘起来的,要么就是两半个磁石。但我们犯不着跟他为难。我们倒要看看他怎么让人相信。大家注意,不是劈断,不是敲断,是用手拉断,只用我的手指的力量。小子,你吹吧,你尽管吹,就是要吹得好玩。

那小子蹲裆、做出运功使劲的样子,接着做出一次不成功的样子。他放下石块,竖起两指,用着力,好像要把千钧之力全运到这两根手指上。他把脸挣得通红,又哇哇叫了两回。真难为他了。他重新用手指夹住了石头,一声大叫,那石头被“拉断”了。一船的人谁也不作声,都知道这是假的。船就这么大,不看他表演也不行。他表演得还是卖劲的。没有人想去查看他的石头。

小子又抱拳说,刚才这个节目已经用掉我一半的力气,底下我用剩下的一半力气再给大家表演两个更精彩的。他解开脖子下面的两个扣子,把练功服像脱毛线衣一样脱了,他光着上身了,腰间扎着很宽的黑布腰带。这冷天,他硬挺着。他在自己胸口上拍了一巴掌。他从座位底下取出一根钢筋来,怎么看也是真的。嘭!他用钢筋在地板上打了一下,打起一股灰尘来,吓得旁边的人直让。还好,他只打了一下。他举着钢筋说,要把它在颈项上绕八圈,再把它恢复到笔直。我们正等他照他说的玩钢筋,他却把钢筋放下了,又取出一个钢球来,说,这个钢球,他要把它吞下去(他拍了一下肚皮),再吐出来。他真有那功夫吗?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他又放下钢球不玩,拿起他的那个塑料黑皮包,他开始收钱了!

他从头一排座位收起,一个挨一个,跟查票一样。他竖起两个指头,说,两毛!没有人不是老老实实交给他两毛钱。有那交了钱不怎么服气的,说你什么时候玩那两出?他不回答。旁边就有人说,马上下船了,还玩什么?但嘴尖归嘴尖,钱还是不敢少他的。船舱里少说有一百五十个人,小子一个码头就能弄三十块钱,比我们多!那个输了钱给蝎子的女人不肯给,小子倒拿出两毛来,说,你给我摸一下,我给你!那女人不敢回嘴,也没有别人敢打抱不平。小子站在那里不走开,女人只好拿出两毛钱来丢在他的包里。好!这小子,横!

他一副不硬不软的派头,一直收到我们面前的最后一个人。我们等着他呢!但他向我们略微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他拉上了那个脏包的拉链。

他开始穿衣服,从容不迫。墨镜也重新戴起。他坐到最前面的梯子上去了,面对着船舱里的人。他又吹起了鸟叫声,还抬腕看看手表,他等着下船了。船舱里的人全都安静着,好像刚才一切并没有发生过一样。一部份人已经站起来整理东西,有人说,马庄到了……

我们三个也走出船舱。那小子一上岸就不见了。马庄很小,我们懒得去转。我们跟一个老太婆买了甘蔗啃起来,消磨时光。从相反方向来的轮船一会儿就到,我们就好返回了。我们将在船上再来一回。铜头问晚上到哪一家?他问的是舞厅。我说,花宝石。铜头说他很想把那个大眼睛揍一揍。我们知道他说的是谁。那小子舞跳得太潇洒,伦巴、探戈、吉特巴、蓝色多瑙河什么的,全会,有几个上等的丫头尽让他搂!我说,行,散场之后盯着他!蝎子看着我们,不说话。他会一起行动的。在舞厅,他不跳,他只是站在一边看。他看出功夫来了,他把每一个人,男的、女的,都看在了他的肚子里。

返回的轮船开来了。这时那小子又出现了,戴着墨镜,穿着皮夹克,肩上吊着那包,手上是那根钢筋。他刚才是存心躲我们,还是拉屎去了?

上了船,我们照例占据了船舱后部,那小子还是坐在最前面,我们对望着,我们好像把一船的人都看住了似的。他是哪里来的?看来也瞟上这条航线了?我们得叫他滚开!蝎子说,上岸跟着他!

船舱里人又坐满了。这条航线很兴旺。不过,一百几十个人在我们眼里跟一个两个一样,也许还不如一个两个。人越多越好,我们不怕。那小子在看着我们,不行,他确实影响我们的尊严,他是入侵者。

蝎子行动了。蝎子的勇气和毅力是超人的。我们就是超人,我们高出这个世界。要想发财,来猜花牌!蝎子仍然自信得一点也不在乎别人听清了没有,说完就蹲了下去。我和铜头照例走了过去,照例一遍一遍地假装着输赢,大把的票子在我们手里得来失去,照例是蝎子公然换牌作弊而我们却“毫无觉察”,但有时又让我们赢了。我们的四周也照例聚集起了一堆既不热心又不冷淡的观众。我们艰难卓绝地“培养”着,我们所希望的惊叹声和参与意识毕竟在分分秒秒地产生着增加着。随着时间渐长,我们四周的人不知不觉就成了我们不用付费的同谋,他们和我们一起耐心等待着那个命中注定要上我们当的、粗心浮气自以为聪明能干的人……

这样的人终于又一次出现了。随着一声我来,我们心中大喜,作好了一切准备。这回来的家伙是个男的。他观看我们的把戏当然有好一会儿了,他一定自以为看穿了我们的把戏,所以要来向我们挑战。蝎子都用不着抬头看那个人一眼,就开始新一轮的洗牌。四周立即了无声息,人的心大约一下子都提到嗓子眼上了。这种紧张空气,也是我们需要的,它本身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说过,我们也是艺术家。

蝎子把四张牌打向四角之前,不停地亮一下,掼下去。我和铜头知道,在他打向四角时,已经改变了牌的次序,不过,就连我们凭眼睛也是不能看破的。当然,我们还有最后一手,如果蝎子也被人识破,那就不管怎样抓过钱来,我和铜头上去软拉硬劝,反正我们永远不输。

蝎子把牌打出去了。四张牌背朝上伏在四角。那家伙来者不善,飞快地用脚踩住了右上角的那张牌,说,这一张!我和铜头也觉得猝不及防。蝎子并不慌张,他照样冷冷地说,把钱丢下来!那家伙不肯先丢钱,说,这么多人都在这里,我出四十块,我不会赖。我和铜头不得不开口了,我们说,要玩就要按规矩玩,先把钱丢下来!旁边也有闲人附和说,对,丢下去,怕什么!那家伙众人面前矮不下来,不得不掷下了四十块钱。蝎子早已一把抓在手中,说,你自己看吧!那家伙松开脚,拿起那张他满以为看准了怎么也不会错的牌,一看,却不是花牌!四周一片惊叹声哄笑声,就连我们心中也好像松了一口气!蝎子,好样的!

那家伙不服气,涨红了脸,说,再来一回!

蝎子露出冷笑来,说,算了,你不会玩。

于是我和铜头说,算了算了,你玩不过他。这时蝎子已经收了牌,分开众人要往后面去,不料那家伙不识好歹,竟然一把抓住蝎子,说,我偏要你来!场面紧张了。蝎子脸上没有表情,说,我把钱还给你好吗?那家伙更下不来了,硬挺着说,我要你再来!蝎子说,时间来不及了,你要来,我们上岸找个地方来!事态不能任其发展,我和铜头劝着把那家伙的手扒开,把他硬推走,让蝎子脱身。这时,一声鸟叫,婉转悠扬!全船注意力被这新的情况吸引过去。

我们抽着烟,看着老一套在我们面前表演着。船里也有人不看,但不管你看与不看,他反正在那里表演着,反正最后是要来向你收两毛钱。

船又快要靠码头了,那小子的把戏也收了场,他的钢筋仍然是直的,钢球也仍然并没有吞下肚,石头又那样“拉断”了一回,他又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收钱,也照例没有人要求他把那两个允诺的节目表演一下,都老老实实交出了两毛钱。奇怪的是,我们不眼红他了,也许是因为他关键时候帮了我们的忙。那么要不要赶他走呢?上了岸,那个硬要蝎子再来一回的人,却并没有敢来纠缠,我们看着他消失在行人之中。玩把子的那小子在我们面前走过,蝎子说,跟上他!是的,至少我们要跟他谈一谈!

(小说发表于2012年第1期《花丛》)

 

 

 

 

 

 

 

 

 

 

 

 

 

 

 

 

 

 

 

 

 

 

 

 

 

 

 

 

 

 

短篇小说

 

碎  片

 

一个老头来到组织部。到了办公室门口,他犹豫着,没有跨进去,因此只露了一下他的小半个上身,就在门外站住了。

这是一个衣服整洁的老头,戴一顶簇新的黑呢鸭舌帽,穿一件银灰色的羽绒衫,脚上是一双挺不错的冬季皮鞋。他瘦瘦的,但脸上是健康的气色,胡子刮得很干净,额头上脸颊上的皱纹一条一条也就格外清楚。从帽子遮不住的两鬓看,他的头发是苍白了。

他左手插在衣袋里,右手擎着香烟,收缩在胸前,却又伸出嘴去就烟,不觉就显出一种瑟缩的模样。看得出这是一个心事重重的人。他把吸了才半支的的香烟松手落到地上,用脚踩蹂了一下,竟未顾及走道地面的整洁。他提起了勇气似的,跨进了办公室。

组织科长一见到这个老头,马上用一种特殊的语调说,你又来了!

听了这话,老头的身子似乎摇晃了一下,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组织科长的脸,他的眼睛也就发了红,湿润起来。他声音颤抖,对组织科长说,我这,才是,第二回来……

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似的。

组织科长皱了一下眉头,从办公桌后面站起,离了位子,伸出手带住老头,说,你跟我来。

到了一间空屋里,组织科长指着沙发说,你请坐。

老头答应着坐了下去,他拘谨着,近于端坐。

老头拉开他的羽绒衫拉链,里面穿的是蓝呢子中山装。他伸手进怀,意欲从胸前口袋里取出啥要给科长看的东西来。组织科长注意着他的举动,说,还是上次给我看过的那个东西吧?我已经看过了。你的情况我是记得的。

老头伸向怀里的手不觉就失去信心地停止在了那儿,又犹豫了一下,终于把手抽出来,拉起了拉链,但立即就急躁起来,说,我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啥时候说死就死,关于我的问题,请求组织上无论如何抓紧……

组织科长把眼一闭,手一挥,眼又睁开,对老头说,你的问题,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

无所谓?老头惊出这一声,就要站起来,但忽然就瘫倒了,昏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老头自己甦醒过来,组织科长松了口气。

老头说,我刚才昏过去了?

组织科长说,是的,我已经打了电话给你们公司,他们马上会有人来带你去看医生……

老头站起来,说,不要,我这病老犯,看不好。

老头就自己走了出去,组织科长似乎犹豫了一下,但终于没有挽留他,让他离开了。

老头很闲散似的在街上走着,两只手插在羽绒衫下摆的斜形口袋里。凡是对老头投以一瞥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态度安详、衣着整洁的老头,生活条件较好,已经渐趋晚年、安享其退休之福。

老头踏上了一条僻静的街道,在精神病诊疗所雅静的门口站住了。他站在那里抽掉了一支烟,看得出他是在作重要的思考。他手指一松,让烟头自行落地,而后用脚踩蹂了一下,就果断似的,进了诊疗所。

诊疗所里很冷清。当老头跨进里面一间时,一位清癯的年龄比他还大些老医生正在静静地看一本大部头。屋子里十分整洁,一盆腊梅正开放着金黄的花朵,溢出幽幽的清香。老头好像觉得自己走错了地方似的,站住了,想往后退。老医生却早已把来者这张惶惑、抱歉似的脸望在眼里,和颜悦色地说,你请这边坐下来。说着他夹上书签,轻轻合上那本大书。老头坐了下去,神情完全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了,并且也就安静下来。

老同志,你是想来谈谈的?医生很和蔼地问。

我想看看我是不是精神上有病了……。老头忽然很沮丧,神情黯然。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我们先随便谈谈好吗?医生的态度有进一步的和蔼。

老头答应了。于是就拉开羽绒衫的拉链,露出了里面穿的蓝呢子中山装,像刚才在组织部那样,伸手进去。这回是顺利地从胸前口袋里取出了两件东西:一个很旧的紫红封面的工作证,还有一个是一份啥材料。老头先把材料给老医生看,原来是《个人总结》。

这不是一份寻常的材料,是老头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比如,其中说,当年他作为一名国营商业供销人员,在五十年代初期,机智地同私人资本斗争,在仓库实存仅一件棉纱的情况下,用“空城计”的方法,照样挂出棉纱跌价的牌子,稳定了棉纱市场,打击了投机商。又比如,当年他在国营木材站工作,如何不怕威胁不受利诱,在长江里截住了私人违法贩运的大量木材。像这样突出的事例,他列数了有十多条,最后自己总结说:总而言之,我参加革命以来的四十多年中,工作一贯认真执行政策,也一直是业务骨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老医生看了这份《个人总结》,说,你确实是一位出色的物资工作干部。老头马上说,我只是不会写,也不会吹,其实我四十多年做的成绩,即使只拣大的说,要全写下来,何止这几张纸,写一本书的材料都有。

老医生点头,说,那当然!就从这里写的,也可以看出你工作优秀,不会把话给人说的。

老头眼睛便那样地红了,湿润起来,脸上是知遇的感激的神情。接着,他便两手颤抖很小心地揭开那个很旧的工作证,里面夹着折叠成火柴盒那么大的一张纸,上面隐隐有字,是油印的。同时,他喃喃的说着,没有话把人说,说的话多呢。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叠着的纸片取出来,放在老医生面前,然后就一层一层地十分小心地打开,其意要把这份材料完全地铺展开来,好让老医生好好看一看。但年代久远,夹在工作证里的时间也不短了,纸片已经发黄发脆,折叠之处大多断开,只要再过些时,就会完全断开,成为一叠碎纸片了。

老医生忙说,你不要再碰它了,恐怕要弄坏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早就应当用纸把它托一托,好好保护起来。你告诉我,这是一份啥材料?

这是给我的结论!我把它带在身上三十几年了。不疼不痒,又疼又痒,站不起,蹲不下,吃不好,睡不安……。老头痛苦地形容着,好像又在经受着这些连在一起的“不”字的折磨。

老医生又似乎啥都明白了,他的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老头,温和地说,你详细一点说把我听,好吗?

老头得到医生同意,抽起烟,讲述起来。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作为穷人家的娃儿,到运草的河码头一路拾草,那时人家都用灶。在拾草的娃儿里,我认识了一个叫夏侯祥的。那时夏侯祥一边拾草一边朝我一笑,我也不由得咧嘴回他一笑,从此以后,就开始了我们四十多年既如朋友又是冤家对头的关系。那一天拾草,也就是所谓“命中注定”。夏侯祥就是老天爷派来决定我的一生的。

老头现一苦笑。医生专注地静静地听老头诉说。

后来,社会招工,我进了建筑材料站,发觉夏侯祥早我半年已经进了建材站。“三反五反”的时候,我和他都被抽调出去搞运动,并且在同一个小组。我们负责打的一个“老虎”,是私营木材店王老板,我们把他看守在他的木材库里。王老板的父亲正巧在那时病故,要做棺材,家里派一个人来问王老板,王老板就回答说用杉木,做多大多厚说了一个尺寸。王老板是内行,这种事情一口就回答清楚了。但夏侯祥听到了,说,别忙!让我们研究一下。我把他拉到旁边来,说,人家家里死人的事情,我们要管它做啥?夏侯祥说,要管。他是组长,于是听他的,只好让王家来人站在外面等我们研究。坐下来研究时,夏侯祥说,旧社会穷人做不起棺材,用芦席一卷就埋了,我亲眼看到过不止一回。现在新社会,也要让有钱人尝尝那个滋味!这说法让在座的人都吓了一跳,简直不能想象真的要叫人家这样做,我说,恐怕上头不会有这样的政策吧?另外几个人也同意我这看法,说,不能这样。夏侯祥只好说,好吧,算是便宜了他们!但棺材不准做那么厚,也不准用杉木,用松木就行了!大家只好同意这一说法。他就到王老板面前去,拿出狠形样子,问了尺寸,说,不行,不可以这样浪费木材,厚度要减,而且只准用松木。王老板只好答应用松木,厚度也往下减,一直减到只做一寸厚,可以称之为“薄皮棺材”了。王家来人带回去的我们的“决定”就是这样。王老板要求回家跟死人告别,夏侯祥考虑好久,这才同意,叫我跟着。我跟着王老板,但没敢进人家那条巷子,只好就在巷子口等王老板回头。过了一会,王老板回头了。我问,磕过头了?王老板说,磕过头了。我说,棺材确实就用松木做那么厚吗?王老板说,不信你去看。我说,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们也不一定要你家这样做。王老板说,咋不一定?你们说下来,哪个敢违拗?我说,详情我不好跟你说。王老板说,我晓得是哪个主张的。他这话我没有好答他,因为我毕竟不能把我们内部的情况告诉他。后来夏侯祥问我,你一路上跟王老板谈了啥没有?我说,没有。又后来,到运动过去几年之后,有一次遇到王老板,这时他也是我们国营木材公司的全民所有制职工了,他告诉我,当时夏侯祥也问过他,问一路上我跟他说过啥没有?王老板回答说,没有,一句话没有。王老板实际上是保护了我。这事情虽然王老板晓得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那态度,但我心里到现在觉得对不起王老板一家。可是当时我们都被夏侯祥吓住了,承认他政治觉悟比我们高。王老板家这事情尽管是按照夏侯祥的意志办的,但夏侯祥对我还是不高兴,因为我不曾一开始就扛他的顺风旗……

老医生笑道,几十年前的事情,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老头说,几十年来,这事情都让我心里不安,我回想过几百次……。这是我头一桩得罪夏侯祥的事情,以后还有两件事……

老头哀哀地望着老医生,好像犹豫着要不要再往下说。老医生说,你谈,你继续往下谈,我听着很感兴趣。

后来,夏侯祥得了势一样,对王老板的斗争格外抓紧起来。下雪天,他命令王老板脱得剩下裤头,站到屋外去。王老板乖乖地照办。当然,王老板内心咋想的,我不晓得。那时,外面刮着西北风,冷得很。我对夏侯祥说,让王老板进屋吧,恐怕掌不住冻啊,万一冻死了他咋办?夏侯祥虽然不会不明白这一层,但他脸一拉,不高兴的样子,是嫌我多嘴。他反而又等了一会儿,才叫王老板进屋。王老板冻僵了,已经无法给自己把衣服穿起来,连连打喷嚏,猛烈咳嗽,眼泪鼻涕直淌,后来站不住了,倒在了冰冷的地上,缩成一团,像个肉鸡似的。这时我用力把王老板扶起来,对夏侯祥说,赶紧叫人把他送浴室去吧。夏侯祥摆出一种架势,喊来两个工人,用被子把王老板裹起来,送进澡堂,还关照“不准瞎说”。这一冻,王老板大病一场,过了十几天才复元。

哈,有这样的事情?老医生觉得又好笑又惊奇。

老头说,上面当然不会要我们这样做,也不会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到内部“查整”的时候,我忍不住照直提了夏侯祥的意见,大家都用批评责备的眼光看着他,当场他也低了头,承认自己做得过火、不对。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说出了他的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真比得罪了他十八代祖宗还得罪了他……

哦!你说把我听听。

说起来事情倒是不大,但是,唉,确实不该说,说出来是最丢人、最讨人记恨记仇的。

哦!是的,会有这种情况。你说。

“三反五反”那时,我们是跟被我们看管着的王老板同吃同睡,一日三餐由王老板家里弄好送来,这是根据具体情况这样说定的,因为四周围没有可以吃饭的地方,而王老板家里还开有一个小饭店,大家的吃饭问题正好就这样解决,但也不是白吃他家的,规定了一切按当时一个人的普通伙食标准,不许特殊化或变相特殊化,以防止“糖衣炮弹”。

老头又抽起一支烟,接着说:

王老板因为是挨斗争的“对象”(当然,他也是有错误的,他做过一些不法的事情,所以才打他的“老虎”,这话现在就不说了),所以他平时咋吃的,现在就不可能还是咋吃,要跟我们一起按标准吃。但是,因为有我们做“动力”的两三个人,他家里送来的饭菜也就不会太差,骨里总要比标准高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渐渐地,第二天送啥饭菜,是按照夏侯祥说的做了,就是说,他点起菜来了。我们不免有些担心,认为这样做怕是不行。夏侯祥说,资本家吃过的,我们也应当吃一遍。他这样说,又像是玩话,又像是真话。当然,除了鱼和肉,更好的东西也没有点来吃过,主要是对那些讲究也不懂。我们就这样吃下去,渐渐也不当回事了。王老板家里有时还送补品来给王老板,说是从前医生关照过的,不吃不行。但后来我们发现,夏侯祥竟然也跟着吃。

哈哈哈!老医生大笑起来。

老头抽了一口烟,说,这个情况,内部“查整”的时候,我犹豫着要不要提,也觉得是不能提的,但最后我还是作为对一个同志的批评意见提了出来。唉,话说出口心里就后悔了,真叫他丢面子、丢架子、无地自容啊,我也感到很惭愧,我补充了自我批评,说,当然,我也跟着吃了好饭好菜的。

唉,伤了感情了。老医生说。

是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真是祸从口出。老头一副追悔莫及的痛苦样子。

后来呢?老医生问。

后来,后来他就被调出去了。但没有想到,几个单位一转,他又转回来了,成了我们单位的领导人,而且是一把手!

啊!老医生眉毛一扬。

这以后的事情,你先生就可想而知了。在一次运动当中,他让我背了一个不大不小,不疼不痒,叫我站不起来、蹲不下去的政治包袱,定我为“匪国民党员”。

这么容易?

当然说来话长。

那就不说了吧。这种有意栽害人的事情我能想象得出来。

……不让你睡觉……不让你睡觉……。老头进入了自言自语的状态。

老医生警觉地观察、注视着老头。

老头又意欲把那叠纸摊开来,一边说,就给我做了这个、这个、结论……我不服,带在身边,三十几年了……。他双手抖索着,那叠脆弱的纸片就在他手上颤动。

别……别……。老医生按住老头的手,说,我都晓得了,你不要打开了,纸都已经碎了,已经碎了……

碎了……。老头眼睛湿润着,仔细把那叠快要成碎片的小纸片重新理好。

有一个时候,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作为“潜伏、漏划匪国民党员”,同“蜕化变质分子”夏侯祥一起,另外还有那些在两年来的运动中出了名的一些人,被关在市里的“专政大队”,用当时的话说,就是“牛鬼蛇神一网打尽”。我问他,夏经理,你现在也倒霉了,你说一句老实话,我是不是国民党员?而且还“匪”?他支吾其词,说,当时是有人揭发你一九四六年加入国民党组织。我说,那时我还在草河那里拾草呢,你记不得了?他不吱声。但他不肯承认他对我做了这样陷害的坏事,他还警告我,说,你不能闹翻案啊!他这句话还就吓住了我,我从此好长时间不敢提出我的问题。我就顶着个“匪国民党员”的帽子,但是我又交代不出我是啥时由啥人介绍加入国民党的。我的这案子也就定不下来,但是也没有人敢提出给我消除这一历史疑点。于是,就这么不明不白让我背着这个黑锅。

夏侯祥后来被起用重新当了公司领导人,他在大会上说,我们公司没有需要平反和落实政策的对象,没有就是没有,要实事求是。

就这样,他根本不提我的事,我也很难开口。说实话,我都懒得为自己忙这事了,反正只要他夏侯祥在我头上一天,我就休想“翻案”。所以,我后来就一直把这个所谓“结论”带在身上,总有一天应当还我清白……

这位姓夏的,现在也退休了吧?老医生问。

是的,头发也全白了。我有时在路上遇到他,心里很想上前骂他几句,可是我做不出,我不是那种人。只有一次,我一时冲动,拦在他面前,说,你现在也老了,我现在也老了,我们小时候一起拾草就认识了,现在我只要你说一句良心话,我到底是不是国民党员,而且还“匪”?他直朝后退,让着我,好像怕我揪住他似的,他说,我也退休了,不管事了,你可以找组织……。他就赶快地从我面前溜走了。我冲着他的背脊,毫不客气骂了他一句。几十年来,我从没有骂过人,这一次我像要爆炸了我自己,但是我反而把自己弄昏倒了,从此就发这个病,只要一急,就……

噢!要注意呢。老医生说。

我一趟一趟找上级组织,局长换了三个了,局人事科长也换了三个,他们听熟了我的故事,听熟了也就调走了,没有一个人能专门拿出时间来处理我的问题,他们都是忙人……。我现在开始跑市委组织部,我总不能带着这个诬蔑不实之词进火葬场!我一生对不起上人,对不起儿女,对不起兄弟姐妹的,就是这一件事……。我现在讨人厌,我们局里的人看到这老头就躲开去,有的人还赶快关上办公室的门,有人的连忙给局长通风报信并且为局长关好门出来守在领导的门外面来预备对我说领导不在家……。我有时真想就在他们面前从楼上跳下去!

啊,你千万不要这样!

是的,我这个问题早已不算个问题了,现在有人可能还想我头上的这个帽子戴戴呢。可是,我从前半辈子受的罪……

老头脸色发白,神情异常,呼吸低微。老医生连忙上前,给他喂进一口水,说,你不要说了,休息一下,你躺下来,躺下来……

老头实际上已经昏了过去。

等到老头甦醒过来,老医生说了些劝慰的话,叫他注意自我调节精神状态,思想不要老盯着这个问题,组织部那里也不一定要去了,你反正也退休了,钱又不少你一个,而且,正如你说的,现在有人还想个这样的帽子给自己戴戴呢,多少真正做过什么人的,也没事了,现在这样的事情不成为什么问题了,无所谓一点吧。

老头能听懂医生说的这些,但还是执着地说,可是,可是……

老医生摇头,不再劝说什么,该劝说的都劝说过了。他给了老头一些镇静剂,老头付了钱,很感谢地出了诊所。他按了按胸前,那叠纸片他还不想丢掉。他的眼睛在明亮的阳光下眯细了一下,向路的两头望了一望,然后沿着所来的方向,往回走去……

(小说发表于2014年第2期《稻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