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

无论是定位于“里下河文学现象”或“里下河文学流派”,都带有一种追认意味。被归入到“里下河文学”的作品,有些是源发性的,有些是事后归类进来的。里下河文学虽然可以追溯得很远,但当年像汪曾祺、胡石言等并没有构成作家流派或群体的气象,只是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毕飞宇、朱辉、鲁敏、庞余亮、刘仁前、鲁羊、朱文等具有里下河共同地缘乡籍的作家群体性涌现,才逐渐形成了里下河文学或作家群体才渐成气候,进而被研究者确认和命名。

里下河研究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外部研究比较多,对内部的分析和个案研究不够充分;二是扎实的作家个案研究不是很多;三是对作家个体写作变化研究不充分;四是过于强调作家的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对里下河作家远远大于乡村经验和乡村书写的写作部分关注不够。如果仅仅局限于此,可能很难体现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特殊性。对于有些作家如朱文等,他们很少呈现乡村经验。我们在谈里下河地域文化特征时,强调乡村文化比较多,但对唐宋,尤其是晚明以后该地域作为发育得比较充分的中国古典城市意识得不够,如扬州、泰州、如皋等,晚明以后的消费文化对里下河文学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再有,改革开放之后以后,单一的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早已经不复存在。评论家在里下河文学现象中,对散文和诗歌等文体研究得不够充分,多集中在小说上面。

关于乡村伦理,里下河地区乡村伦理以及整个乡村的变动和整个中国有一个时间差,汪曾祺二三十年代才离开乡村,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但汪曾祺笔下的乡村是安详的。里下河的这批作家,无论坚守本乡还是走出去的,对于近三四十年变动中乡土中国的关注较多,他们很少写1949年之前的乡村,多写同时代,与他们共同成长的乡村。在对同时代乡村变动的关注中,有着共同地缘和乡籍的里下河作家和山东河南陕西这一线传统中原文化核心区域明显不同的区域特征,值得仔细研究。

《中华文学选刊》特聘编审邵明波:

乡村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展示人性、人情和人伦。在中国当代文化背景下,在绝大部分乡土文学作品中,这种乡村伦理更多的呈现出浓厚的时代特征,很少有超越之作。与其他文学流派相比,里下河文学中的乡村伦理,可能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与特定的历史进程是容纳关系,不是伴生关系,更不是从属关系。在山药蛋、荷花淀和茶子花等流派中,乡村伦理更多的是和历史事件相伴而生的,或者从属于这些事件。如新的婚姻法、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表现形态非常直接。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具体的历史事件更多的被纳入到人性的变迁之中。如《受戒》、《大淖记事》;即使直接写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也具有更为浓厚的人伦色彩,如《沙家浜》。这部戏为什么就是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更能经得起时间的冲刷,到今天还是很有艺术魅力,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伦理的魅力。今天再看这个作品,我们觉得有意思的可能不再是军民鱼水情,反而觉得胡传魁这哥们的江湖义气、友善女性、混世本领,还是蛮有意思的。

二是拉开乡村伦理与意识形态定位的距离。无论是写压迫剥削,还是写翻身解放,尤其是写分田分地真忙的改革开放,乡村文学中的伦理之情,是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框定了的。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乡村伦理只能是对意识形态或者官方主流话语的注解或者说明。无非还是阶级差距、阶层抗争、对立纠纷等等。在里下河文学中,较好地处理了距离和定位问题。这决定了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人性、人情尤其是伦理关系,不是根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填补伦理内容,而是关照人世凡间的俗常生活,呈现和谐的人性悲欢和伦理生态。如在汪老的作品中,几乎就没有地富反坏右,也几乎没有压迫剥削,有的是弥漫着里下河水汽的寻常人生。

三是植根地理区域,在乡村伦理中抽象、透视普世之美。在学院文学史中,长期以来乡村野趣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审美成分,甚至也是乡村伦理的组成部分。里下河文学作家,不是一味欣赏乡村故事,也不是无原则赞美人情礼节,而是善于聚焦或者透视乡村俗常生活之上的具有普遍价值的规则之美。汪老的小说美丽,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更多。

泰州学院教授孙建国:

当乡村伦理逐渐衰落和失范、文学价值逐渐消解和沉沦、文学消费化使文学逐渐成为欲望商品之时,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通过童年叙事(包括少男少女形象塑造),渗透乡村伦理救赎意识。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叙事艺术。其他乡土文学往往以“老人”形象取胜。如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周立波笔下的“老孙头”,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等等。里下河文学流派则独辟蹊径,以“儿童”(包括少男少女)形象见长,如汪曾祺笔下的“小和尚”和“小村姑”, 曹文轩笔下的“青铜”和“葵花”, 毕飞宇笔下的“苏北少年”等等,犹如一股清泉融入中国乡土文学河流。

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具有代表性地呈现在中国文学现场的,一是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的童年叙事策略,二是曹文轩、黄蓓佳、祁智的儿童文学书写,三是胡石言、毕飞宇、刘仁前、庞余亮的童年视角叙事。这种童年叙事,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再现了现代童年生命状态和乡村伦理,丰富了回溯性视角的美学特质,为引导现实童年人生的美好发展提供了参照系,同时也为现实中成人自我生命省察提供了启示。

70多年前,沈从文就在慨叹:“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型范。”虽然怀着一股“沉忧隐痛”,但他毕竟以那个独特的湘西世界,为我们留下了一方聊以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的精神桃源。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之于乡村伦理救赎,其价值取向就在于为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打造精神桃源。这是一种具有地标性符号意义的文学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讲师卞秋华:

里下河作家中,我一直关注刘仁前先生的创作,如果说《边城》是沈从文构建的一个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那么《香河》则是刘仁前描画的一个充满温情的童年梦幻。作者凭借自己对于这方水土的熟稔与钟情,构筑了一个个属于香河的小故事,却旨归出整个乡土中国农民的大归宿。

一是恒常与守旧。刘仁前笔下的香河世界似乎是个独立于时代洪流之中的绿岛。尽管小说背景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疯狂践踏文化与人性的时代,香河村却保留着对于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最为原始的崇拜与信奉。春夏秋冬,四时八节,延续着亘古不变的习俗。逢满栽秧,五月裹粽,中秋送礼……说媒、望亲、订婚、迎娶、闹洞房……。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组成了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部。而这些并没有因为政治的介入而得以背弃和改变。

二是流动与变异。读刘仁前的作品,多少总是能捕捉到汪曾祺小说的影子。这一点,也无须讳言,同属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二者,本身在文脉上就是一脉相传的。但是明显比照汪曾祺童话般的道德观,刘仁前的《香河》影影绰绰地呈现出了几许新变。特别是在“活着”这个内在逻辑的支配下,能够突破原先伦理道德构筑的稳定坚实的高墙,细看那些遍布的裂隙。作品最后以香河村柳安然的葬礼而结束。这无疑是个隐喻,预示着原本那个“诗书传家”的传统乡间秩序的崩塌以及一个恒常时代的结束。逝者如斯夫。在城市化的强大进程中,现实中的乡土不断沦陷和蚕食。而记忆中的乡村情感也在逐渐模糊和褪色。在《香河》之后,刘仁前又继续以柳家的第三代为主角创作了《浮城》,尽管仍然是香河子孙的故事,流变的脉络更为清晰。但是,那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香河》不只是属于里下河,它是整个乡土中国的缩影和折射。

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王大进:

乡村社会伦理是广大乡村在某一个社会阶段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矛盾、纠结、撞击后的一种积淀。它像是血液,自然地流淌在里下河乡村的肌体中。作家们描绘乡村生活,光有骨架是不够的,因为有了这种血液(乡村伦理)也就呈现出与别的地方不同的风情风俗画。里下河文学呈现了很多社会风貌,体现了里下河社会伦理关系。作为自小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来说,老一辈人传扬的社会伦理观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心胸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或反叛。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伦理观肯定和现实中的社会伦理并不完全相同。同的是大部分,异化的是少部分。但正是极少的那一点不同,才格外显眼。

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罗望子:

这次里下河文学研讨会的主题很有前瞻性,契合了时代的脉搏。乡村社会伦理在里下河文学作品中应该有着怎样的独特反映,里下河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群体,还是一个文学流派,对传统的乡村伦理应该怎样的挽留和鉴别,对珍贵的乡村情感应该如何继承和重建,对乡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有着怎样的乡土馈赠,都是值得思考和表现的。里下河作家群也不像“山药蛋派”那样,非得打上“山药蛋”的标签。无论体裁、题材还是风格,这个群体本身都是丰富多彩的,它是多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因此,我觉得里下河文学流派离不开乡土,又不能局限于乡土。他必然从乡土出发,但绝不能止步于乡土。无论如何,他应当体现出我们心驰神往、时代必需渴求的迷人气质。

泰州市文联主席刘仁前:

正如很多论者已经指出的,我在作品中展现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这既是我内心的一种浓厚的怀旧心理,同时在我的内心,也有一种对这些逝去物事,包括乡村伦理的美好以及遭到破坏的反思。也就是说,既为那些正在逝去的事物,保留一份文字上美好的记忆,同时,也在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没有丢失了什么?《香河》写的是后文革叙事背景下的里下河,《浮城》和即将出版的《残月》(《香河》、《浮城》、《残月》构成了“香河三部曲”)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里下河。《浮城》里柳成荫的官场沉浮,《残月》里柳永的情感纠葛,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乡村伦理对他们两代人的影响,他们的进与退、得与失、浮与沉、上与下、取与舍,其实都是暗含了对乡村伦理的诠释。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不仅揭示了怎样养一方人的秘密,而且点出了养一方什么样的人的主题。具体而言,在里下河乡村伦理的影响之下,包括我在内的众多里下河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一种温情与暖意,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也就是说,这种“直面”和“揭露”有个“度”的问题,没有刻意进行强化、渲染,也没有一针见血,而是一种充满温情的再现。

泰州市作协主席、靖江市政协副主席庞余亮:

我对汪老的印象,有几个细节。我的一个作家朋友,他把汪曾祺比作父亲。我看汪曾祺的第一本书是《晚饭花集》。当时我在学校当老师,我把整个学校种满了晚饭花。后来我到凤凰,看到沈从文墓前也有晚饭花。其实,晚饭花在我们那里又被称作无用的花,但我热爱这种花,就像热爱文学与写作一样。

在我出生的那个村镇,领导者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乡贤”,被称作“七十二把茶壶”,里下河文化中有一种传统的乡贤文化。如今,这种乡贤文化逐渐淡化,村庄也越来越现代化。在这种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伦理被破坏,作为里下河的写作者,我将努力展现变化中的、当下的里下河风貌。我的中篇小说《出嫁时你哭不哭》以水乡婚俗为载体,写了一个已暗结珠胎的独生女出嫁的故事。我用“哭嫁”这个婚俗来询问每个水乡女子,谁还记得这样的婚俗?谁还遵循这样的婚俗?在暧昧的回音中,传统的乡村社会伦理已无法坚守,但新的碎片肯定在诞生。也只有抓住“新的碎片”,才能用文字写出无法坚守时人性的困境。也只有在那样的困境中,里下河文学写作才能找到一条通向大江大海的通道。

泰州市作协副主席、兴化市政协副主席刘春龙:

研究里下河文学,把重点聚焦在有成就有影响有特点的作家身上,这是必须的,但我们可不可以稍稍调整一下视角呢,目光下移,接接地气,关注一下坚守在本土的业余作者。里下河文学离不开里下河这方水土,我们不能忘了这些“草根”,他们或许成不了“大树”,但会成为大树下那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茵,这是里下河文学风景中无法抹去的底色。在文学日渐边缘化的今天,有那么一群人,毫无功利之心,纯属一种爱好,醉心于文学创作,我们应该由衷地向他们致敬。

提到里下河地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兴化,因为兴化地处里下河腹部,最具里下河特色。提到里下河文学,人们又想到了兴化,因为兴化有个“文学现象”,它是里下河文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在分析“兴化文学现象”时发现一个问题,从兴化走出去的兴化籍写作者,他们似乎大多数在做一个回望者,一个追忆者,写“远方”的故乡,记忆中的故乡,试图找寻曾经的美好,怀念“世外桃源”般的传统乡村,而绝少直面当下有违传统伦理的种种乱象,是他们心地太善良了,是“汪味”笔法太唯美了,还是一种巧合?由此,我觉得,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应该有所担当,不能仅仅回望与追忆,而应转向,关注当下多彩的生活,来点“直面”与“干预”,担负起乡村伦理重建的责任。

扬州市作家徐晓思:

我是里下河的水浇灌成长的,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和欢乐。一点不矫情地说: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提起“里下河”三个字,我的眼里常含泪花。我从苦涩里汲取力量,从乡村社会伦理中汲取能量,做着里下河文学梦。里下河的民风、民情、民俗等等地域特色文化如: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方言俚语,都是我的“里下河文学”创作的宝贝,我不仅熟知传统的,还会过滤、锤炼创作新的。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清明下河图”。

里下河特定的环境下,随着时代的不同,传统秩序的共守、上代传下世的美德的延续、生活习惯的约定俗成、爱与自由的追求,人与人、与自然、与体制、与不确定的诸多因素的关系的和谐(有的要通过抵制达到和谐),向善向上价值观的铭记等,令我产生悲悯情怀。农民进城和农村城市化的推进,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包围农村都在上演着悲喜剧,里下河也不例外的村庄社会伦理的危机与重建,考验着我们的民族心,水乡心。好在有汪曾祺等大家的“里下河方向”在,我们会用我们的悲悯情怀,做好里下河文学“经典化”的心理准备、学养储备。

录音文字整理:周卫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