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多维文学视野中的《垛上》

作家刘春龙在推出长篇小说《深爱至痛》和田野叙事散文《乡村捕钓散记》之后,2015年再一次推出40万字的长篇小说《垛上》。

这部可谓精心力作的长篇小说,为我国长篇小说的文学长廊再添精品,为中国小说的人物画廊再谱新篇,更重要的是,这部长篇为我们提供了多维文学视野的解读文本。

一、从背景看《垛上》的品质多维

一、我们首先考察作品的题目所揭橥的内涵,即作品本身所存在的第一品质维度:真正的文学地理的维度,出色的田野叙事力作。

垛上,其实是“垛田之上”。垛田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垛田地质地地貌的特点就是一个个土垛,像一个个草垛漂浮在水面上。曾有人以“河有万弯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的佳句来描绘垛田的地貌特征。《垛上》一书,始终锁定垛田这一特殊的地质地貌,写了垛上人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写了垛上人所历经的风云变幻,但始终在写垛上的前生与今世。

如此,这部作品,显然便是一部关于垛田这一特殊地貌的田野叙事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刘春龙及其作品,从地方文化性讲,可以纳入到“里下河文学”,但在这部作品中,“里下河”的地理特征与地理名词,则从未出现。这显然表现出作家那种力图从“里下河”中挣扎出,从而打出一条新的文学通道的努力,同时,这也表明了作家创建“垛上”这一文化区域(如同莫言之高密东北乡、贾平凹之商州等)与“垛上人”这一文学形象或文学典型的文学野心、文学理想。

二、从作品的内容看,作家在展示垛田的前生今世之时,也展示了垛田这一特殊地域出现与消逝的人文景观,这样,作品的第二品质维度便出现了:一部以故乡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充满悲悯情怀的乡愁小说。

几乎所有的作家,在作品里都无法回避故乡的存在。这几乎构成了作家与故乡的一种宿命。故乡是所有人的出发点,这样,童年经验和故乡情结对作家的意义就非常深远。

《垛上》这部厚重的作品,无疑是作家一次精神的还乡。作家本人虽然没有离开自己家乡所在的行政区域,但是,因为现代化进程,同时因为作者本人作为一个县市级行政干部,作家本人其实已经远离了那个捕于斯钓于斯的故乡。那一方曾经滋养了那个“靠水吃水,靠垛吃垛”的乡村少年的水土,已经成为一个叫刘春龙的作家在笔下审视、在精神上回归的原乡。作者对垛上那份情感上的皈依与执着,以及作品中所展示的几代人回肠荡气的爱恨情仇,特别是主人公林诗阳的人生从最低谷中的崛起,无不昭示着这部小说的乡愁品质。作者对此也曾作过明确的说明:“我有个单纯的想法,不写长了不足以表达我对‘垛田’的感情,这部书寄托了太多的乡愁与理想。”

三、从历史跨度看,作品从1975年写起,38年的历史纵深,使这部作品具有一种史诗性作品的质地。近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史诗性的视域。作者以叙事笔触将这三十八年中荷城所经历的事情、浮坨与垛田的沧桑巨变,颇有一种事无巨细都要和盘托出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像贾平凹、毛泽东的摄影师等人物原型与荷城垛田的关系,都在这部书里一一得到展现,从而使作品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因而,这部书具备了一种史诗性质。也正因此,笔者对作品后半部出现的诸多一闪即逝的人物设置,抱一种理解与接受的心态。因为,史诗构架之中,出现这样的小小的遗憾,应该是可以被允许的。

客观上应该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创作的史诗化倾向非常明显。很多作家和学者认为,经过新时期以来漫长的积累和准备,中国的小说创作,是该出现史诗和大师的时候了。虽然,对此有所争议,但是,作品的史诗性倾向和作家的史诗性意识,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就值得肯定。

史诗与史诗性小说有两个共性,即展示“广阔的文化时空范围”,并在叙述中体现“历史的某些必然的规律性”。巴赫金认为,史诗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史诗的对象是民族的值得传颂的往事,用歌德和席勒的术语就是“绝对的过去”,二是史诗的源泉是民族的传说(不是个人的经验以及以此作为基础产生的自由虚构),三是史诗的世界与当代,隔着一段绝对的史诗距离。在这里,巴赫金突出了史诗中的“时间距离”。《垛上》的基本特征,一是在风格上建立了多重语境的立体性构架,二是在文学形象的时间坐标上的根本变化,三是锁定了特定的极具特色的地理区域及其往事和传说,四是以长篇小说作为未完成性文本特征来体现一种地域文化的延续性与嬗变性。《垛上》正是这样,以书写“当下的故事”,通过“时间距离”,拉出一种历史的纵深,从而来反映一个地域的生活与历史,即如作者所喜欢的一个词,是垛田的“前世今生”。

而如果从小说形式上讲,《垛上》也初步具有了一种“史诗形式”,在叙事上体现作者史诗性冲动的时候,也非常注重扩大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以及小说的历史总体性、客观性。在注重大的历史框架的时候,更注重小历史的全面呈现。至于内容上,也非常符合当下我们所说的中国梦的书写,作品写出了垛上几代人的梦想与追求。这又是极具史诗性的当下内涵了。

四、由此,我们发现,《垛上》更具有一种文化史诗的质地。所以,我们从文化维度反映乡土中国现代化进程角度论定《垛上》是一种书写垛上人与土地的关系、垛上人的生存状态的文化小说。

《垛上》虽然刻意回避“里下河”的印记,甚至在语言行腔上,也都在刻意回避方言叙事,但是,我们还是从中读出了汪曾祺以来诸多里下河作家作品里浓郁的文化色彩。《垛上》在刻意地进行一种文化叙事,使其品质向文化小说作无限的趋近。

这部作品,我们非常容易发现作者有一种“垛上”风情进行“百科全书式”展示的意图,在作品中,荷城的乡风民情,垛田的地质地貌、渔事民俗等,均以一种浓墨重彩的笔法呈现出来,有些时候,甚至不惜以中途停止情节的推进,用一种从旁叙述的方式来进行叙事,以展示一个地域特有的文化与风情。至于作品中的湖神会的描写,结尾部分的“垛田意象”的史诗性质的艺术展示,都显示出作者构建宏大的文化叙事场域的信心与努力。垛田的前生今世,垛田这方水土的世态沧桑与人事沉浮作为这部作品的主线,使得这部作品在具有一种田野叙事风格的同时,具有了文化叙事的风格与意义。

 

五、必须承认,由于作家本人的社会角色,作品显然还力图架构起一种官场叙事,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场小说或政治小说。

这里的官场叙事,首先是以三侉子这一人物所透示出的乡村政治来展现的(这一人物,我们能从他身上发现前一代作家乔典运笔下的村魂式人物的影子)。继而,主人公林诗阳被三侉子设置人生障碍、英姬与林诗阳的爱情悲剧,林诗阳与虞家慧的婚姻,湖神会所触摸到的官场生态语境,林诗阳的官场升迁,作家借着这样一种政治叙事,一步步地将官场生态呈现出来,也正是在这里,作品与《平凡的世界》中诸如像围绕田福军、孙少安等人物的情节和王跃文笔下像朱怀镜等人的塑造有了很多可以类比的元素。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垛上》有作家本人在官场中历炼的亲身体验,更有骨血里无法剥离的文化血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部作品已经塑造出了极具垛田文化内涵的官场人物形象,并以此完成了《垛上》作为官场小说或政治小说的打造。

二、人物形象的多维、圆融和丰满

显然,从上述五个角度,我们发现,作家显然是想以这部作品承载更多的元素。也正是众多元素的呈现,使其人物形象有了多维的与立体的姿态。

首先,让我们先谈一谈林诗阳这个人物。

主人公林诗阳是一个具有着多维度的丰富内涵的人物。

作家是在对林诗阳的人生境遇的设置中,让这个人物渐次丰满,从而成为一个圆融而丰满的人物形象。

作家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可谓用功之至,他将林诗阳成长初期所遭遇的人生逆境、从政之时面对的各种政治关系与力量纠缠的行政窘境、爱情婚姻家庭的伦理绝境和官场中所面临和遭遇的种种经济发展困境,一一展示出来,从而将这一人物塑造成一个圆融、丰满的多维人物形象。

在这部作品中,林诗阳首先是作为渔文化与垛田文化的见证者、传承者、创新者与破坏者的多重角色出现的。此外,林诗阳这一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学作品人物画廊增加了另一种角色,即:垛上人的特殊群体与形象。

对渔事的熟稔,浸润于渔文化之中,同时又作为出色渔民鲍久根的儿子,决定了他是一种渔文化直接的见证者与传承者,能够接受渔文化的全部精髓,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又能够体认到这种渔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的传承价值。

作为一个垛上人,同时又是一个走出垛上进入县中的年轻人,他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连农民都不如的“船上人”与“垛上人”,饱受社会歧视与冷眼。因而,林诗阳有一种强烈的自卑与强烈的自尊交织在内心。抑或说,他是一个极度的自卑者与极度的自尊者的综合体。

作为一个母亲的儿子,他又是一种错误情缘的承受者、阶级论成份论的受害者。错误,是林诗阳的一种宿命。他的出生是一种“错误”,这就决定了其后他的人生将出现一系列的错误。作为阶级论与成份论的受害者,使得他在与英姬、沈涵和虞家慧等女性的爱情世界里,一直扮演着一种尴尬的角色。但此后获得官场升迁,因而,他又是一个受害者、尴尬者和幸运者的综合体。

作为一个稳步成长中的基层官员形象,他既是垛田风景与开发的热爱者,又是垛田文化的创新者。而这一点向前延伸,又使他不得不成为垛田原生态文化的破坏者。开发双虹湖,他可能破坏了某种生态,虽然这里不存在是否错误的问题。但无疑,让叶梦虹这一代再一次恢复湖区生态,是对他作为父辈开发双虹湖的一种否定与扬弃。因此,林诗阳又是一种文化的见证者、传承者、开发者与破坏者的综合体。

在林诗阳这里,他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象,即:垛上人。垛上人的意义与价值,直接的表现是为文学史人物画廊增加了一种比底层人物更为低下的人物形象,从而改变了也完善了文学作品中关于人物形象的人生格局,扩大了作家们的写作视域。深层的内涵则是,这一形象深刻体现了作家视界向下的文学意识。也正是这部作品,使得这部作品真正具有了一种悲悯情怀。这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所没有的人物形象。当然,这里的人物林诗阳只是一个代表,而没有走出垛田的像鲍久根这样的渔民形象,则丰富了这一群体的文学意蕴。

正像巴尔扎克在《驴皮记》里将女性人物以波利娜和馥多娜来进行二维呈现一样,刘春龙在这里则是用多维视角呈现了同一个人物的各个侧面,并将这种种侧面有机地熔铸在一起。平心而论,在当代文学史上,以这种丰富侧面的多维度与多层面来塑造一个人物形象,作家的用力程度是少见的,其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在当下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里也是极为罕有的。

饶有意味的是,这些人物,与书中的其他人物一起,呈现出一种多维与多层面的代际特质。作品以展示三代栖止于垛上的人们的爱恨情仇、烟火红尘为切入点,将三代人与垛上、与双虹湖的生死相依、不离不弃、无法割舍的生存状态,尽皆展示出来。

以人物形象的多棱透视镜来看,像三侉子、二先生、沈俊杰、鲍久根、冯秀娟等人物,在作品中属于健在的第二代人(第一代人是林诗阳的外婆)。在这一代人中,像泼辣、无耻、凌厉的三侉子,是这部作品中另一种可圈可点的人物形象。又如沈俊杰,作者通过沈俊杰与林诗阳母亲的爱情纠葛,将沈俊杰内心那种周朴园式的敏感、痛苦、绝望都和盘托出。书中另一个人物鲍久根,其担当与隐忍的境界,也使这一人物大放异彩。然而,无法回避的是二先生这样一个使作品大放异彩的角色。二先生属于乡村文化人。他有别于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见多识广,对人情世故深谙于心,某种时候,他则表现出一种文化人一思想者的情怀。应该看到,在林诗阳的成长过程中,他实际上担当了林诗阳的人生导师这一角色。在关键时候,他则能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不以个人的爱恨为取舍的标准,而是一切以明天的垛上与双虹湖作为思想的出发点,反对破坏生态,反对开发双虹湖,他是那种困守乡村而又能坚守着文化操守与文化良知的人。可以说,他是乡土文化的守望者。这一人物的出现,使整部作品增加了凝重的厚重感。

而作为第四代人物的代表,叶梦虹则表现出新世纪成长起来的知识型、科研型干部的特点,是垛上人的优秀儿女(故事中虽然将她设定为东坝人,但是因为父母与垛上的关系,她实际上是垛上人的优秀传人与杰出代表)。她敢说敢干,作风泼辣而不失严谨,谋事果断而不失缜密,忠于爱情、顾恋亲情而又能从原则出发,乡恋情重而又能有文化意识与文化情怀。叶梦虹是那种将垛上人的精神与文化底蕴诠释得极其完美的人物。没有这样的人物的延续,刘春龙垛上人的群像描写,显然便会出现令人遗憾的缺失。

因而,在论及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一种多维、丰满的人性气场时,我们不得不佩服的是,垛上人这样的人物群像,作家还将其生长着的内涵特色尽皆展示出来,为当代长篇小说的人物画廊增加了这样一种有血有肉的形象。

三、小说修辞的多维与非虚构品质

应该看到,多维视角呈现,作为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修辞方法,正好对应了这部作品力图承载更多元素的努力。这些多维品质的形成,来源于对垛田文化的丰富积累与精神的传承。从这一点上讲,作家似乎倾尽了自己所有的文化积累来书写这部厚重的作品。也因此,《垛上》在表现手段方面,同样具有了一种多维品质。

首先,垛田特殊的地质地貌,决定了作家必须用一种极具画面感的描写方式来进行写作。因为,在这本书中,背景的意义已经不再是那种仅仅提供铺垫、衬托或渲染气氛的作用,这里的背景不但作为主人公和其他人物生活的场域,更是与书中人物须臾不能分开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这一背景还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抓手。或者说,书中的背景是生长着的,也是变化着的。这样的生长变化,使得背景亦如人物一样具有了某种性格发展。毋宁说,这里的背景,其实也成为了人物,是作品中一种特殊的人物。

其次,小说的节奏与叙事方式,走的是传统的路线。老实的叙事,恰恰是一种经典的叙事方式。中国四大名著都是很老实的叙事,不玩叙事的游戏,这是这些作品赢得读者、赢得历史地位的重要原因。而且,越是老实的叙事越能看出一个作家的才情。这样的叙事方式,说到底,是作家对极致的挑战,也是作家对自我的挑战。

但在这样的叙事过程中,作家凌空蹈虚的腾挪之术还是运用得非常精彩,譬如,冯秀娟与沈俊杰的爱情,冯可清的若隐若现与突然出场,都采用了一种悬置的叙事笔法,使作品面貌摇曵多姿,情节跌宕起伏。

第三,这部作品因为承载过多,使得作品显得很密很挤。然而,正是这种品质,使作品具有了一种非虚构品质。

莫言曾说过,非虚构文学就是雕塑,它更加立体地展现了人物。 中国当下文坛,作家们都在努力写出一种雅致的精致的作品,这样一来,作品的真实意义与冲击力量就大打折扣了。而《垛上》恰恰以带有一种“毛边”的质地与“雕塑”的造型,恰到好处地与“垛上”生活有了一种对应。这种对应所产生的文学效果,就是一种文学作品的非虚构品质。

非虚构品质最大的意义在于作品的冲击力。而写作者的姿态则是:记录和呈现一切现实元素,作家不再只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他还是一个参与者,一个记录者。

无疑,《垛上》恰恰具备了这样的力道与品质;作家本人也完全具备了这样的写作姿态。

《垛上》这一虚构作品中的“非虚构品质”,将会产生它特有的冲击力,为当代文学写作方向的作一次精确的定位—现实生活比虚构玄想更精彩、经验的故事比想象的故事更迷人、田野写作比书斋写作更本真。它提示我们在当下语境中构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在于:有效地拓展文学表现的疆域、强化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渗透。因而,《垛上》这部作品,也势必会成为虚构作品如何更具“非虚构”品质的示范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