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刘仁前论

引论:从《香河三部曲》收官之作说起

 

作为新生代作家群里的一名重要作家,刘仁前也许只能代表他自己。我们发现,刘仁前在众多新生代作家中是一个异数——凡深受先锋文学浸染的新生代作家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像刘仁前一样甘心采取一种回望的姿态,坚守着乡土题材的操练与写作,并因此打造出一种文学重镇,而刘仁前本人也因而渐成气象,蔚为大家。

从表象上看,《香河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残月》,实现了刘仁前的华丽转身:从题材看,《残月》的笔触从乡村背景转移到了都市——月城;作家本人也由一名颇负盛名的乡土作家,以揭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学母题的完结,开始将笔触伸进后现代背景下的芸芸众生失故乡语境下的人性深处,展开对人物命运的深层演绎。

当然,诚如我前此曾经论述过的,饶有意味的是,始终坚守香河文化地域的刘仁前,借助这部作品完成了华丽转身,一方面完成了作家自身以纸上重建故乡向现代人失故乡共同命运逆转的文学转型,另一方面则完成了对当代人的精神叩问与质疑。更具有突破性的是,刘仁前涉笔都市时尚的最前沿的领域,以描写娱乐圈人物的命运沉浮,完成了对失故乡主题背景下人物命运的悲悯与叩问,也完成了一个作家在失故乡主题背景下的突围与崛起。

 

 

刘仁前小说本体论研究

 

1、刘仁前小说的双线多元主题

 

从本体论角度看,刘仁前的全部小说完成了一个乡土世界的传承、守望与重建的过程。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刘仁前在小说里又在试图实现失故乡背景下的突围与崛起,试图打破这种传承、守望与重建。

也就是说,刘仁前的小说主题,出现了一种主题上的多元化悖论倾向,同时,双线主题的设置与隐性主题的埋伏,使刘仁前完成了一个作家的丰满与立体的塑形,也因此使刘仁前跻身当代中国名作家的行列。

试分论之。

第一、从《浮城》开始,刘仁前的小说主题出现了此前从未曾出现过的内涵,在过去那种牧歌的行板上,刘仁前将自己的小说域安排到了乡镇、县城、官场、商界。尽管它呈现的仍然是里下河地区的景观,但《浮城》中开始出现大量的作家个人体验和个人情怀。作家以向内转的写作姿态,以自身的青春经历与官场历练,实现了官场叙事与青春叙事的双重嬗变。

从《香河》起至《残月》终,从一爿豆腐坊里的柳安然到远上南方寻找残缺的另一半的柳永,《香河三部曲》的时间线上站着柳家的四代人(香河地域则是写出了五代人),走出了一条乡村诗意的栖居、仕途角逐与宦海沉浮中的人性扭曲、欲海情波灯红酒绿中的灵魂残缺的人生之路。而在此过程中,刘仁前的小说主题也实现了几次重大突破,从乡土世界的传承与守望,转而为外部世界对乡村诗意的入侵、渗入终至寻求魂归何处的三重唱。

这样的主题线索,基本上与我国六十年的风雨征程相叠印。作家在一种大时代的背景下,将小人物的足迹拓印在时代轨迹与人生历程中。

从这个角度看,作家以悲悯的情怀,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需要寻求到什么。这样的主题设定,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我们也因此将刘仁前的小说首先界定为“为人生”的主题。

我曾经以《“以水润德”与“似水柔情”的人物塑造》为题,对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与《浮城》的主题进行过论述:《香河》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图之同时,描写了几代香河人的命运。《浮城》则在《香河》的基础上,加快叙事节奏,以香河新一代人柳成荫的官场沉浮为主线,叙写出香河儿女那种以水润德的人格轮廓和如水柔情的人性底色。香河之水滋养人性、润泽生命的大德与大爱,成功地为人物着上文化底色,也使小说背景成为重要的小说角色。两部作品以正反两种走向刻划水乡儿女似水柔情与圆融人格,提示水乡文化基因与传承,并揭橥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具有自然文化内涵与社会学意义的文学母题。

作为《香河三部曲》的终结篇,新作《残月》呈现了在21世纪初的当下,柳氏家族第四代人——柳安然之重孙、柳春雨之孙、柳成荫之子——柳永的青春爱情、情感纠葛、初涉社会的心路历程,并形成了刘仁前创作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与转折。始终坚守香河文化地域的刘仁前,借助这部作品完成了华丽转身,一方面完成了作家自身以纸上重建故乡向现代人失故乡共同命运逆转的文学转型,另一方面则完成了对当代人的精神叩问与质疑。

刘仁前小说的多元主题,就这样以时间为线索,构成了不同时期的主题探索。这种情态下的主题,刘仁前所设定的是对人性的探究,是对人性温暖底色的描绘,是对善的弘扬。关于这一点,很多评论家都作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笔者本人也曾对刘仁前笔下的人物在文革年代没有沦为政治动物与改革开放年代未曾沦为经济动物作了论述。

第二、《香河三部曲》在探索女性人物命运方面,也给出了一个作家的思考与主题设定。对女性命运主题的展开,可以看成是《香河三部曲》的副线。然而,恰恰这条线非常凝重,也非常抢眼。

《香河三部曲》用很大篇幅写了青年人的爱情故事。小说先是以乡村生态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作为小说主要内容,在以此构建小说框架的同时,也对女性的命运作出了探索与叩问。《香河》里的琴丫头、杨雪花、水妹等,《浮城》里的陆小英,都有着无法言说的人生沉重与爱情悲剧。而早一代与王先生有过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三奶奶,被香元玩弄过的来娣子和香玉等妇女,她们都追求着纯美之爱,然而,命运的起伏,让她们的美好感情上,出现了诸多暧昧与欲望,她们卑微地活在乡村一隅,成为男人们的工具与玩物,也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最后均以悲剧落幕。

在《浮城》里,刘仁前还着意写了一个似乎与香河无关的女性人物,就是从一个普通插队知青成长为楚县唯一的女性副县长的朱蕊。当年,她积极响应号召,决心来到俞垛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愿意在俞垛贡献出自己的美好青春,然后干出一番作为。也是在这里,她与民办教师苟道生真诚地相爱了。然而,就在她兴奋地从公社主任苟载德手里接过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毫无防范地被这位“大恩人”奸污了,而这位公社主任竟然就是苟道生的父亲。这里的情节再一次明示读者,刘仁前笔下的女性,往往都是既背负了上一辈的恩怨,又承受着个人内心的煎熬,既有强烈的爱,又有无边的恨。

《残月》里的田月月、秦晓月和吴梦月,虽然有了更多的掌控自己命运的可能,她们跟《香河》中的女人们都不一样,她们被文明驯化过,她们有反思的头脑和审美的眼光,她们也有选择的力量与可能,但是,真爱无踪,肉欲如渊,古典主义荡然无存的现代文明社会中,她们都无法寻求到爱的真谛与正途。这里由“众月”意象形成的巧合,我们曾经给予过论述,这里是作家的精心设置,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对月城这座城市精神凋零和柳永与三个女性所形成的那种复杂男女关系的伤感情怀,另一方面,则旨在强调,即便是进入后现代语境,中国女性仍然背负着着那种令人伤感绝望的宿命色彩。

第三、刘仁前的可贵还在于为《残月》设置了多重重大的隐性主题。在《残月》尾声阶段,柳永进行了一次庞大的香河告别仪式。这一点,我曾经撰文论及,这显示出作家努力突破自己、与自己的过去诀别的写作智慧。以此,我们发现,作品还设置了一种隐性主题,即:忧虑、寻找与叩问。这部作品的空间意象之一是道路,而围绕这一意象的,则有四个年轻人的寻找主题的设定。这一隐性主题表明的是作家的问题焦虑,这种焦虑,包括了三方面的隐性主题:

第一方面的隐性主题: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不管时代怎么发展,我们如何安顿好自己的灵与肉,如何寻找到精神的栖息地,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首先考虑的,否则,我们的一切寻找,都将茫然无绪。作品中四个主要人物,最后的人生行为竟然都是寻找,这一点,实在意味深长。

第二方面的隐性主题: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与时代,因精神陷落而形成的空洞中,人们茫然、失落、寂寞、无聊、空虚,进而形成当下中国因现代化进程而造成的精神空洞状态或沙化状态,令人堪忧。

第三方面的隐性主题:面对这样的空虚与空洞,我们拿什么去填充?我们还有没有能力高扬我们的精神去做这样的填补工作?而第三个层面的重力叩问则是:我们还有我们曾经标示自己为万物灵长的高贵精神吗?《残月》的结尾,借秦晓月暗吟“杨柳岸晓风残月”来呈现诗意缺失的残破月城和精神沙化的人性面目。在宋词里与这一意象紧紧连在一起的则是柳永则在暗问:今宵酒醒何处?而《残月》的主人公,名字也是柳永,这种巧合,可能寓含了作品中的人物对自身及这座城市的双重叩问:今日我们魂归何处?

从落笔开始《香河》的写作,刘仁前就以一种深具悲悯、忧虑的情怀来书写当代里下河乡村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的乡愁缱绻;另一方面,也只有一个深具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作家,方能在笔下派生出如此相互绾结、互相阐发、明暗结合的多元主题。

 

2、刘仁前小说美学的极致演绎:让香河成为小说形象

 

作为一个小说家,刘仁前为我们贡献了很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一种悲悯笔意下,刘仁前着力于圆融人格的塑造,刘仁前对其笔下的人物极为厚爱与悲悯,叙写坏人,并没有坏得见心见骨;叙写好人,也必定写出好人的狡猾与促狭。

譬如,《香河》中的香元这个支书,可以说,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可算是坏到家了,但是却在让社员把房子搬到新庄基这样的大事上宁可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丢掉自己的官位也要顾及社员们的身家性命与财产安全。这样的人性底色,就让香元这个人物显得非常丰满而又非常感人。柳春雨是作家备极喜爱的人物,刘仁前则用一种摇曵生姿的笔墨,充分展示了这个人物内心的悲悯与温情。

早在1987年,年轻的刘仁前就写出了《故里人物三记》这样的让人们如饮醇酒如品佳茗的短篇佳构。在长篇小说《香河》里,作家巧妙地将《故里人物三记》中的三个人物(谭驼子、二侉子、祥大少)嵌入到了作品中,再一次让我们在新作里重逢故人。至于翠云、水妹、琴丫头等一组女性形象,也在作品中活灵活现,成为作品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香河》,就是这样一幅长轴画卷,有如《清明上河图》般,展现了里下河地区香河流域生生不息、各具性格形貌、各具灵魂特色的众多人物。

有论者发现,从《香河》到《浮城》,再到《残月》,刘仁前的一枝笔写了五代人:柳安然、三奶奶与王先生这一代,是为刘仁前文学视域中香河最老的一代。中年一代如香元、谭驼子、祥大少一代,这里包括那些与香元有过瓜葛的同龄女性如香玉、来娣子等。年轻的一代如柳春雨、水妹子、琴丫头、翠云、阿根伙、柳春耕、黑菜瓜、陆根水、阿桂等。更年轻的一代,以柳成荫、陆小英、谭赛虎等为主要代表。这一代,在《浮城》里走到了前台,成为作家重点着墨的主要人物。只不过,这一代人的活动背景,已经远离了香河,而是被作者安排到了县城。第五代人则是在《浮城》中开始崭露头角而在《残月》里亮相为主角的柳成荫之子柳永。

刘仁前以宏阔的视野,写出了如此宏阔的背景与如此层面众多的人物,真实地再现了这片热土上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这些人物,无一例外地与英雄无缘,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文化性格与乡愁形象而存在,因而,刘仁前笔下的人物,大都带上了湿漉漉的水乡意蕴和厚重的时代感。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河三部曲》刻意塑造了另一个重要人物:“香河”,并让这条香河在《浮城》与《残月》里或直接出场或在暗场出现。刘仁前写活了这条名叫香河的河流。

而将香河作为一种小说形象,则应该是刘仁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贡献。因为,在刘仁前这里,这样的地理性标识,如果缺少了前台的人物形象,其地理性标识便失却全部意义;相反,前台活跃的所有人物形象,如果缺少了背景中的这一地理性标识,也同样失去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的生动与灵性。

这样看刘仁前的香河,我们便发现,香河已经成为香河儿女无法剥离的底色,香河已经不是一条河,而是一条血脉,成为香河儿女的重要标志。评论家朱小如说《香河》是一种记忆性的小说。我们认为,这一判断,其实是基于香河这一条河具有记忆,香河是历史与沧海桑田的见证者这一点的。刘仁前借香河写出了一个地域的记忆与沧桑,也因此使香河成为小说中一个灵动的多变的形象,阴晴圆缺、风平浪静、暴风骤雨、时而平缓时而急湍、或波澜起伏或静水深流、或凝滞不前或一泻如注,便是这一人物形象的表现形式,其形象内涵,也借这样的表征呈现出来。

对刘仁前作品的认定,我一直持这样的价值立场:无论写什么时代,刘仁前都极重人性。写文革时期,刘仁前笔下的香河人物没有沦为政治动物,写改革开放时期,刘仁前笔下的人物同样没有沦为经济动物。这是我在《乡土世界的传承与守望——关于刘仁前的两篇新作》给出的论断。

为什么香河人都有着这一种可贵与可爱呢?《香河》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香河,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淘洗着她的儿女,她熔铸着儿女的品性,她以自己的柔情与品性,浇铸着香河儿女的德与情。也就是说,香河将自己的底色,熔铸在香河儿女身上,使每一个香河儿女都具有了香河的品质。

因此,我们这样论定:香河,首先就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形象。

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论定,过去,我们很多作家在对人物背景的展示上,都只是将背景当作背景,当作小说三要素中的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来处理了。即便是当代非常优秀的作家,譬如,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洛地区、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毕飞宇的王家庄,在他们的笔下,这些背景也基本上是静态的。而在刘仁前笔下,香河本身是流淌的,是动态的,是具有灵性的。

为了论证这一点,我们不妨再以刘绍棠这样一个著名的乡土作家的运河来进行类比。

两位姓刘的作家,两条笔下的河流。

刘绍棠小说的取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京东运河平原,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也都打上了运河的烙印。《青枝绿叶》《摆渡口》《运河的浆声》和《夏天》等作品对运河乡风水色的描写几乎达到了“工笔画”的程度,280里京东运河风光,一船一舍,一草一木,在刘绍棠的生花妙笔下,无一不显露出独特的蒲柳风情,淋漓酣畅地展现了大运河的风光景色之美。

刘绍棠已经注意到要把对大运河风光景色的描写,与作品前后的内容、主人公的心境和情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刘绍棠这里,运河,也仅仅作为情节发生的地点、背景,或者为人物活动、事件发展烘托气氛。不得不承认,大运河在刘绍棠的笔下,也已经成为作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刘绍棠小说中,同样写到了京东北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和美好的民风习俗、人情世态以及富有情趣的野史传说。然而,让河流熔铸人物性格,使河流具有人物灵性这一境界,在刘绍棠这里,似乎没有实现这样的文学愿景与文学理想。

与刘绍棠笔下的运河不一样,刘仁前的香河,在版图中,是不存在的,香河是作家心中的一条河。用刘仁前自己的话说,他挖掘了香河,展示了香河。香河滋养了香河儿女,香河也让香河儿女不管走到哪里,也都烙上了香河的印记。刘仁前的意义超出于刘绍棠的角度也在这里,他让笔下的人物,走出了香河,进入到了香河的外部世界。

两代乡土作家在处理河流的意义方面,显然,刘仁前超出了前辈作家,在这里,是一种小说修辞的创新,也是对小说形象的深度拓展:一方面,刘仁前深度演绎了一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学母题,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香河这里,香河与人物都已经融为有机的整体,互相不能剥离。这里的意义如果再进一步引伸的话,我们发现,一旦走出香河,人的精神世界便会呈现出一种残缺不全的意蕴,而香河也因为香河儿女的迷失,而呈现出一种感伤与颓败。这也就是《香河三部曲》中第三部作品为什么命名为《残月》的最根本的原因。“残月”之“残”的意象,分别指向了香河的残缺与人物精神世界的残缺。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残月》中,虽然作为《香河三部曲》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然而,刘仁前却时时将香河悬置成一种空缺。作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呼应《香河》这篇开篇之作的。当然,饶有意味的是,这轮残月,照耀着香河这条已经残缺了众多香河儿女的河流,也照耀着月城这座内心残缺的香河儿女所迁徙所栖居的残缺之城——这座残缺之城,再也没有了香河的濡溉与滋养。这样看作家的用心,我们就会发现香河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这样看来,刘仁前几乎所有作品都没有离开香河。这种坚持与坚守,使刘仁前获得了重要的文学价值:他是香河的书写者,但更是香河的记忆者、收藏者、创造者。本雅雅明说过:“在最高的意义上说,收藏者的态度是一种继承人的态度。”本雅明还说过,“同对象建立最深刻的联系的方式是拥有这个对象。”

这样看刘仁前笔下的香河,我们便发现,香河是一条神奇的河,她有着独特的神韵,形成了一种香河精神。而这种香河精神,便是我们刚刚论述到的那种能够被继承的内涵与遗产。

 

3、刘仁前的史诗意识:农耕文化—后现代文化的史诗构建

 

《香河》、《浮城》和《残月》,非常具有代表性地勾勒出刘仁前“香河世界”的全部轮廓。三部作品所表现的历史阶段不同,《香河》,重在写描画后文革叙事背景里的香河,后两部,则是当下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转型期的香河。

刘仁前意在打通香河世界的今生与前世,而在此过程中,则又表现出一个作家对一方水土的迷恋与执着。

已经很多论者注意到,刘仁前的所有写作,都是在努力呈现里下河江淮水乡地区的风物风情和社会风貌。著名学者丁帆曾经说过:“在我所接触到的百年文学史当中,能够用长篇巨制来描写苏北里下河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者,刘仁前算是第一人。”

百年一人。

这样的论断,颇为惊人。而我们从中体悟到的是,刘仁前三十年的乡土叙事,已经具有了史诗的格局与气象。

“香河村,一村七个生产队,一百三十四户人家,靠龙巷两边住。家前屋后,栽上几棵杨树、柳树,间或,也会有几棵榆树、槐树、苦楝树。”这种写意式的描画,将香河风情尽皆烘托出来。将依水而居的香河村,远离政治风云变化,寻常百姓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劳作、结婚、死亡的最本真的风景,也和盘托出。这是刘仁前为我们所描画的“香河”这一文化版图。

《香河》有意识地突现民俗风情的魅力,有意放慢小说叙事的速度,让读者也能放缓长期处于浮躁状态的心情,在这里得以休息调整,从而接受这样一部独特的小说作品。显然,这个效果是达到了。

有人论及《香河》有两副笔墨,如果把《香河》里的人物及其故事去掉,《香河》就是一部充满真情的优美散文。但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如果从优美的散文角度看,那么,体现这种优美品质的,恰恰是作品中浓郁的风土民情。而这种叙事,已经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无法与作品剥离。

周显波在《风俗博物志  情爱命运曲》一文中,对《香河》《浮城》的评价是非常到位的:“刘仁前二十余年来用笔执着书写生于斯长于斯的兴化故乡,他用文字为乡土的风物人情、习俗博物编码,汇入里下河书写序列……”

在作品里,刘仁前写到了诸如说媒、生育、婚礼程序、葬礼奠仪以及田间地头的劳作、做豆腐、捕鱼摸虾,也是全面地呈现了里下河地区的风土人情。

从《浮城》开始,刘仁前将笔触延伸至乡镇、城市、官场、商场,《残月》则展示飞速发展的城市商业化的变迁,主人公柳永的成长已经完全脱离祖辈们的成长轨迹,他们这一代人,崇尚金钱至上,物质主义至上,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演绎自己灵魂残缺的人生。可以说,这部作品直面当下,反映人性的裂变、困境、挣扎与守望,同时,也在引导读者与作家一起思考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但是,应该看到,“浮城”是香河一地所在的县城,而“月城”这一《残月》所描画的都市,其活跃的人物,特别是小说主人公,都是从香河走出来的。这样,我们就仍然可以将之纳入到香河艺术范畴里。因而,我们也可以断定,刘仁前可能在写作之初还是定位于一个地域的文化、风土人情、人性美的描绘,然而,随着写作的深入,刘仁前的史诗意识也开始萌芽并形成,反映在作品中,便是以宏阔的地域前景与纵深的时代背景,全面呈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生存的空间。

这一点,正是我在引论中论及的,可以看成是一个作家在寻求自己的新的崛起,寻求自身的突围路径,实现写作的重大突破。

而这一重大突围与崛起,便是以刘仁前小说的史诗构建作为重要标志的。

《香河三部曲》可谓刘仁前数十年写作的集大成,这三部长篇小说,描摹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生存在江苏里下河地区柳家五代人的命运变迁,写出了中国农村、乡镇、小城市的发展简史,完美地展示了从乡村农耕文明的风情、乡镇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的社会转型、再到都市现代工商业文明的过渡。刘仁前一方面深情追忆农业文明的点点滴滴,一方面又无可如何地展示了农耕文明的全面溃败,而另一方面又以寻寻觅觅的心态,触摸着都市文明的血脉,抚摸着商业文明给人的精神世界带来的伤害,营种出后现代文化背景下都市文明所特有的精神残缺的形貌,以此来完成了一部中国近六十年的城乡变迁发展简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刘仁前的作品,已经具有了史诗构建的意义。

我们说发现一个作家,就应当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真正发现一个作家的真正意义与内涵。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刘仁前是一个被发现的作家也是可以的。这正好也印证了评论家汪政的话:“一方面依然故我地以方言安排着自己亘古不变的生活……”当然,这样的评价,应该这样理解:刘仁前并不理会写作以外的评论,他用自己的心与笔墨,营造着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学世界。

因而,刘仁前这位作家,可以这样说,还有很多内涵有待我们去真正发现。

 

4、满溢于文本内的悲悯意识

 

笔者曾经这样论述《香河》:

 

《香河》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图。《香河》中,像打场、插秧、踏水车也即“洋车”(包括怕被拐打着而“吊田鸡”的细节)这类的农事,盘藤、翻藤这类农事中的细作,游走于乡间的货郎担子、扎匠篾匠等小本商人的经营,甚至包括杀猪点红这样的手艺活儿,均被作者捕捉到并写入了书中。看得出,这些事,之所以事无巨细,一一被写进书里,一方面显示出作者浓厚的怀旧心理,其二也表明着作家对这些物事一一逝去的悲悯意识。

刘仁前经常会停下情节主线,以旁逸斜出、摇曵多姿的笔墨,来书写兴化乡间的婚丧嫁娶(甚至包括像抢上风、还碗等民俗细节)、家长里短等极具乡土气息的民风民情。作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刘仁前不可能不明白这样的闲笔与兴致之笔会对情节带来一定的破坏。但一个成熟的作家如此叙事,我们只有这样认定:作者乃是试图通过这一书写方式,将香河的民俗民情全都展现出来,为兴化水乡这一方水土保留一份文化标本,同时也借此表明,世世代代水乡泽国的灵魂,就是这样淘洗出来的。因而这里暗含的主题,也就非常庞大了,譬如,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有没有丢失了什么?兴化这一地域如果打造水文化,是否是以丧失水文化最本真的底蕴作为代价的?

因而,我们可以基本断定,正是这些正在消逝的物事被作者一一写出来,使这本书中隐藏着的另一个主题也就浮出水面了:为那些正在逝去的,保留一份文字上的记忆,也为那些正在逝去的唱一曲无尽的挽歌。

大凡一个伟大的作家,其最为动人也最为永恒的正是他的悲悯意识。

 

正是这种悲悯意识的驱动,刘仁前能够恰到好处地在展示一方水土之时,也能将一方之人的形象描写得非常准确乃至非常传神。

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可谓不胜枚举。

而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刘仁前也都将悲悯的情怀涂在人性的底色上。即便是像香元、陆根水、黑菜瓜、阿根伙、祥大少、谭驼子这些多少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他们也都有他们的可爱之处,他们是香河的子孙,如水柔情与以水润德的感情与道德抉择、碰撞、较量,其实在灵魂深处一刻未止息过。二侉子和香河第三代人柳成荫这样的人物,属于真正走出去接触到异质文化品质的人,则更是作者精心着墨然而却跃然纸上的立体的人。二侉子是那种骨子里荡漾着两种文化血脉的年轻人,有情有爱,心有所系,魂有所依,似水柔情与豪气干云,都被作家刻划得非常精彩。《浮城》里的柳成荫在官场沉浮中,以自己的行走方式,雕塑出新一代香河儿女那种如水之德,则更让我们看到了刘仁前在文学伦理上始终洋溢于怀的那种悲悯意识。

当然,这种悲悯意识,缘于作品里几代人中多数人都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

香河儿女在香河边彼此相爱又侵害,忠贞又背叛,这已经构成人的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而从《浮城》开始,刘仁前对人物在仕途上角逐与宦海中沉浮的扭曲人格呈现出来,《残月》里,则浓墨重彩地将在欲海清波中推搡泅渡寻死觅活的各色人等,也都尽皆展示出来,使人们看到他们身上既卑微又明亮的人性光芒,但又各各呈现出残缺的灵魂,并进而让读者们发现,《香河三部曲》里,每个人物都被时代与社会所绑架,从而身不由己。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香河》展现了“一卷烂漫而感伤的风俗画”,《浮城》也的确是“极具地域风情的浮世绘”,但是,恰如《残月》所明示的“残”的意象与内蕴,刘仁前非常准确地打通“风俗画”和“浮世绘”,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寻求到了几代人内心的残缺和精神的病灶,使作家那种悲悯的大情怀满溢于全部的文本之内。

 

 

刘仁前小说风格研究

 

1、意象追求、水汽氤氲的泼墨写意风格

 

《香河》描绘的水乡特有的景色,是极具诗歌意象的。刘仁前笔下的苏北里下河地区是这样的:“苏北兴化属水网地带,出门见水,无船不行。河道野藤般乱缠,有河必有村,有村必有河。河是藤,村是瓜。瓜不离藤,藤不离瓜。三步一村,五步一舍,大大小小,瓜儿似的,村舍相挨。一村鸡啼,村村鸡啼;一舍狗叫,舍舍狗叫。村村舍舍,鸡啼狗叫,好不热嘈。”乡土题材的作品,势必满溢着众多的意象。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也体现了这样的重要特征。

首先,我们看香河,虽然我们曾论及她可以作为小说形象,但她首先呈现在小说中的,是一种极富诗意的视觉形象,一种存在于小说文本中的意象。

香河充满象征意义,也使得香河成为一种非常庞大的意蕴与精神空间。有人曾论及香河作为一种鼎器,盛放了这个地域的历史与人文,这是颇为精当的。

譬如作品中对香河村的描写,呈现出非常众多的意象,展示一地的地域特征;对柳安然一家的描写,从正屋三间、前院、后院草房子,到磨豆腐的作坊,再到鸡窝、猪窝,也极具形象感,以意象的方式典型地呈现出香河一带的风土人情。

而日夜流淌的香河、汩汩滔滔的乌金荡、夏日炎炎的棉花地、在苇荡的木船内偷情的男女等等,大量呈现的里下河地区的农事、商业、游戏等农村生活细节,同样极具意象的表征。

极具意象的还有小说里众多的女性形象。比如香河女人香玉来娣子。比如年轻一代的柳翠云琴丫头杨雪花。比如众月意象中的田月月、秦晓月和吴梦月。

刘仁前对意象的选择与加工,大多是以泼墨写意的风格呈现出来的。初看,似乎这些意象只是为了营造水汽氤氲的水乡风貌,构建水乡风土以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与背景,然而细细推究,我们才发现,这些意象的组合,除了营造一方水土的风情与文化以外,也在揭橥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主题。

意象在诗歌中的作用是极大的。其实,自从小说诞生之日起,小说家们就有意无意地使用了意象这一美学手段来为小说主题服务。鲁迅小说中的意象,有时候甚至作为小说线索,譬如,《药》里的人血馒头。

在刘仁前的小说中,意象的作用最明显的是调节叙事节奏和使文本血肉丰满。

《香河三部曲》的三部长篇,《香河》以散点透视来进行小说写作,《浮城》和《残月》则以中心事件的推进来展开。三部长篇的标题本身都是极具意蕴的意象。同时,书中大量篇幅的意象描写,使整个小说叙事节奏放缓,从而形成了刘仁前小说具有标签意义的“慢小说”特征。所以,在调控叙事节奏与增加小说美感方面,这样的意象经营,作用是巨大的。

此外,意象描写的叙事结构功能也是非常明显的。譬如《残月》结尾部分的描写:

 

秋夜里的月城湖还是有了一些凉意。秦晓月手挽一袭长裙,移步包厢之外,眺望湖对岸那通体透光的望月楼。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之上,望月楼,时儿完整,时儿破碎,一如秦晓月的内心。而与她相距甚远的,则是天空中空挂着的一弯残月。这秋夜的天空,倒是万里无云,睛朗得很,也空旷得很。此时的睛朗和空旷,反而让夜空中的月亮显得孤寂了一些,别无所依,一如此刻的秦晓月。

 

在这里,意象的描写,衬托出秦晓月孤寂的心境,但残月在这里还获得了另一重意象,就是远在天边的柳永的喻指。而总的意象,则在渲染气氛、映衬秦晓月感伤情绪的同时,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下文秦晓月千里追寻柳永作了很好的铺垫。

总之,刘仁前的小说意象增添了水乡意韵,使整个文本或具有轻描淡写的写意特征,或具有泼墨渲染的表意功能。从而使全部文本增加了水乡特有的水汽氤氲的特征。作品里这些意象性的文字,则具有一种朦胧、淡雅、质朴的光泽,犹如一幅幅水墨点染的中国画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使得整个小说文本极具一种诗意。

从意义图式看,也许,刘仁前着眼于里下河风土民情对一方人的濡溉与熏染,然而,从美学风格上而言,这些风土民情,恰恰又成为一种大写意的意象,非常完美的展现了刘仁前创作的美学风格。

 

2、汪氏特征的文学胎记

 

早在1987年,年轻的刘仁前以《故里人物三记》这样让人如饮醇酒如品佳茗的短篇佳构走进了文坛。《故里人物三记》以笔记体小说的风格获得了著名作家陈建功在《读后信笔》里所给予的极大推崇,江苏省文学界也将刘仁前的作品谱入江苏省文学志《1949年—1988年短篇小说》,作为建国以来重要文学成果之一推介。

陈建功先生是从刘仁前的小说里读到刘熙载一直主张的那种“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的情愫后,将刘仁前的作品与刘熙载《艺概》中的理念作了一番比较:“这一位‘刘’和那一位‘刘’是否有血缘关系且不必管他,这一位‘刘’是否读过那一位‘刘’的《艺概》也无需深究。从文学观念上看,他们还真有几分相近之处呢。刘仁前笔下静静地流淌而出的,大抵是乡情。如梦如幻,如丝如缕。”随后,陈建功对刘仁前小说中白描手法的运用给予了肯定,指出刘仁前在学汪曾祺先生上,将“汪味”学得如此到位。

同属里下河这一地理区域,与兴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相联的联系,汪曾祺先生的高邮,与众多兴化作家笔下的兴化,其实根脉所系是一方水土。

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刘仁前作品里所具有的先天具备的汪氏文学胎记。

从1987年以来,我们看到,已经不仅仅是在白描手法的运用上,刘仁前呈现出了自身文学质地中的汪氏文学胎记,细细考究起来,我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刘仁前的作品里,看到他对汪曾祺的师承及对汪曾祺作为文学前辈的脱帽致敬。

首先,小说题材上,汪刘大多着墨于里下河乡村,乡村民俗、男女情爱、人生悲欢,乃至话语风格,都在这两位作家笔下淡入淡出,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家熟知的《受戒》对里下河的风土民情描写得细致入微,就是对方外之人的描写,也带有浓郁的烟火红尘味儿。像写和尚们经常打牌:“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而一句“都是正经人”,除了极具幽默意味,也将里下河纯厚朴实的乡风也点缀得极妙。

其次,汪刘二人的作品都带着浓郁的里下河的水汽氤氲与波光粼粼。《受戒》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小说内容也像梦幻一般优美,有如鲁迅笔下的山阴道那样,迷离恍惚,别有一种水光闪烁之美。明海出家的荸荠庵,小英子的家更被作家描绘成一个世外桃源:像一个小岛,三面环水,独门独户,岛上有桑树、菜园,瓜豆蔬菜,四时不缺。刘仁前的作品中,也大段大段地呈现出这样的意象与风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仁前是受了汪曾祺巨大的影响与美学熏染的。

第三,小说行文风格上,汪刘都似乎受中国画风与古典诗歌的影响,均着意于营造意象与意境,以意象与意境嵌入小说作品,从而使小说具有散文化的质地。此外,汪曾祺的小说行文,颇有一种信马由缰的味儿,这也对刘仁前的小说影响甚巨。譬如,《受戒》讲述了农家孩子明海剃度当和尚及其朦胧的爱情故事,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原始淳朴的民间日常生活画面。整篇小说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繁杂的描写,也没有特别吸引人的情节,作者似乎只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乍一看去,平淡无奇,读完之后细细品来,却又是韵味无穷。恰恰,刘仁前的小说也是如此在不经意间格外经意地组织语言与情节。

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苏北高邮水乡,这里的民风十分淳朴,在他的眼里心底,“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对于这里的一切,汪老无不怀着温馨的感觉。故乡人说话的习惯、表达情感的方式、日常行为的准则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这使他的情感、气质、心灵都显示出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

而这一切,也尽在刘仁前的小说中形成了特定的小说文化场。

 

3、兴化方言的韵味、方言的生态性与想象穿透力

 

语言是衡量文学作品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香河三部曲》在整体上呈现一种以里下河流域地方方言土语为主,辅之以现代汉语、民间口语的混合型语言形态,使作品的语言富有极具水性的流动性,即便是后期的《浮城》《残月》,同样让文本之中到处飘逸和弥漫着携带乡音的语言碎片。

很多论者以刘仁前作品方言的运用到底起什么作用进行质疑,但也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方言在刘仁前作品中的意义。

应该看到,方言土语是《香河》语言叙述的主体形式,方言之于刘仁前的写作,已不再作为修辞而存在,而是具有了有机本体的地位与意义。

丁帆曾这样评述刘仁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倾向是:迄今为止,在所有反映这一地域的文学作品中,采用苏北方言进行写作的作者,刘仁前是第一个。”汪政则认为刘仁前是一个安静的写作者,在喧嚣的文学潮流之中,他依然故我地用方言安排着自己的亘古不变的生活。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刘仁前一直在用方言依然故我地叙述着这块土地上的亘古不变的生活,吟唱着这片土地上农耕文明时代历久弥新的生存方式。

刘仁前自己曾对方言写作作过这样的表述:“里下河一带,特别是兴化的方言土语、民间歌谣,我有一种由衷的喜好。家乡话,构成了我打造‘香河’这个文学地理的语言基调……”

这里便可以看到方言运用的第二层意义,它寄寓了作者的一种情怀,表达了作家的一种骨血里的文化依恋。

王干曾经这样评价刘仁前:“刘仁前的创作多年以来一直师承汪曾祺……《香河》扑面而来的是里下河特有的地方声音冲击波,这声音大概就是汪曾祺先生所说的‘语言’。”可以说,王干的眼光是非常精准的,事实上,刘仁前的小说语言,也受汪曾祺影响极深。在他的小说中,将家乡的俚言俗语与现代白话文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又从古典文学和群众语言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错落有致、亦庄亦谐、文白杂糅的“大白话”的语言风格。但这种大白话,又不是白开水似的大白话,而是返朴归真、雅俗并赏的大白话。这与刘仁前对里下河地区的深切体悟分不开的。刘仁前一如汪曾祺,以一种“写话”式的文学语言,用地道的方言,描写香河世界。而用庞余亮的话说,“《香河》又把老家上空的没有翘舌音的月亮还给了我……”

其实,刘仁前的语言特点,是任何一个读者很快就能感觉得到的。大量的里下河方言和句式,为故事内容做足了氛围准备,同时也使人物形象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乡土风味、烟火气息,很好地体现了小说家为家乡作传、传承汪氏小说文化特色的愿景。

不仅小说中的人物纯以方言进行对话,小说的叙述者也基本上是以口语、方言来讲述故事的。这便使小说的叙事主人公与书中的人物在精神气质上能够有机地契合在一起,共同形成小说的有机本体。而民俗文化、风土人情,也便在这样的叙述里,既得到保鲜,又成为人物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再度演绎一个地域的新的历史情境中的文化样式。

当然,这里隐含的另一重隐忧也便非常清晰:当现代化进程日益使里下河乡村衰败,当普通话的一统天下已成必然趋势,极富个性化与地方特色的文化势必凋零。

现在的许多作家没有了自己的语言,千人一腔,都是普通话,使得文学语言失去了个性和生长力,变得乏味。而具有大家气象的作家,往往会放手使用自己的方言,大气从容。

《香河》把民间语言和方言挖掘到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深度。兴化方言的使用,是引导读者走进香河世界的密钥;里下河方言活色生香的丰满气质,天生极具质感的语言力量,毫无疑问,也使刘仁前的作品汁液丰满。

这样看刘仁前的作品,大概就并不仅仅是显示地标的意义,保存历史中日常生活经验,增强其小说部落里的可辨识度,而是为了保留一种文化的努力。陈寅恪说中国文化保存在语言之中。我们应该看到,刘仁前的写作,确实是在为地方文化保留一份文学档案,然而,当下的情形,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这同时又是为这将逝去的文化唱一曲无尽的挽歌。艺术的辩证法,其实也同样是一种令人揪心的残酷。在阅读刘仁前时,我们不得不面对方言本身的趋向式微这一沉重的话题。

 

 

结语:刘仁前在里下河文学流派里的地位与意义

 

刘仁前作为作家个体的意义,在于他的本体地位的获得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我们将刘仁前放置在里下河文学背景中进行论述时,我们发现,刘仁前作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或作为这一流派的重镇,其实,除了共性标志以外,有其独特于其他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的明显的个体性标志。

论述里下河文学流派,我们现在主要是从地域文化来进行观照,认为,像汪曾祺、胡石言、夏坚勇、曹文轩、刘仁前、朱辉、毕飞宇、顾坚、罗望子、小海、庞余亮、鲁敏等作家,他们的文化之根都深深埋藏在里下河文化的沃土中,其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其二则从他们的创作风格特征上看,他们在创作中以里下河地区为主要表现对象,描写里下河的人情和地域风貌,创作了大量充满地域色彩的乡土风情作品,他们的作品大都追求清新自然、冲淡平和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具有散文化与诗化的民族叙事特征。

刘仁前的特点,当然带有里下河作家群的共同的特点,但是,将刘仁前安置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群体当中,我们发现,他的主要的意义在于:

第一、如前所述,刘仁前将兴化方言和方言的生态性与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也正是这一点,我们发现,刘仁前是将方言带进文学之中,便使方言本身获得了有机主体的地位。方言的写作除了使作家本人获得了高度的辨识度以外,更多的是为了增加小说的地域性特征。但在刘仁前这里,方言具有了有机本体的地位,获得了一种特别的生态性与想象力。语言本身不再仅仅是保留民俗与风土人情的文学档案,它更是一种文学的叙事生态,是作品叙事主人公的一种无法剥离的方式。我们如果尝试分别用普通话与方言来阅读《香河三部曲》,我们便一定会产生是在读两部不同的小说的感觉。这种感觉,恰到好处地映证了刘仁前方言写作的重要价值与重要意义。

其次,刘仁前的意义在于,他笔下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在进行着极致的意象经营与美学演绎时,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无法剥离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他笔下的香河,已经获得了人物形象的地位与价值;而他笔下的社会的或自然的环境背景的描写,也具有了超出于像刘绍棠等作家的价值。

直白地说,人们熟知的小说三要素是人物、情节、环境,刘仁前的意义在于,他将对环境的书写与叙事,在其几十年的文学写作中也赋予了有机本体的地位与意义,从而丰富与发展了小说理论。

 

 

附论:经营打造一个地域的文学王国

 

作为一个本土作家,刘仁前在回答记者孙小宁的问题“如果给你选择可以走可以留,你觉得留下还是离开更利于你的写作”时这样回答:

 

这个问题,对于我其实只能是个假想。走与留,剔除其他因素,就目前里下河作家群体里的作家而言,无疑走出去的作家成就明显要高于留下来的坚守本土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离开才能更好的回来,而留下必然会有某些局限,这无用回避。我个人的写作经常采用一种回望的姿态,陈建功先生曾经说过我小说中有一种“远距离的观照”。这种回望或远距离的观照,实际上也是一种“走”,一种“离开”,让自己与笔下所叙写的一切进行一种“拉伸”,以求更好的考察、思考和把握。因而,就我个人看来,离开更有利于自己的写作。我本人目前,处于一种“半离开”状态。

 

刘仁前意识到,如果离开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生态语境,也许,他会有更高的文学成就。但他选择了留下。

恰恰是这种留下,在使得他本人的写作获得一种丰收的同时,也使里下河文学流派获得了界定与确认。

不仅如此,他的留下,最终使一个庞大的文学流派得到了确证。

2013年9月,由《文艺报》、江苏省作协、泰州市文联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在泰州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范小青,以及《人民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等单位的近30名著名作家、评论家、学者出席研讨会。2014年10月,泰州市文联、江苏省作协联合成立“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刘仁前出任中心主任一职,中心聘请了阎晶明、丁帆等20名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为顾问和特约研究员,创办了《里下河文学》年刊,与凤凰出版社联合推出了“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中短篇小说卷10册,同时以“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为主题召开了第二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2015年,泰州市文联与《小说评论》杂志社联合,在《小说评论》推出“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邀请全国著名评论家对里下河文学流派进行深度研究,刊发了蔡翔、朱小如、汪政等多位专家的评论文章6篇;出版“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散文卷8册,70多位作家散文作品收录其中;10月份,以“里下河文学的多样性与阐释空间”为主题召开了第三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2016年,泰州市文联与爱读文学网联合,在爱读文学网创办“里下河文学流派”主题网页,系统宣传推介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拓展研究平台;与《文艺报》合作开设“里下河文学研究”专栏,邀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对里下河文学流派进行深度解读;在继续推出《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诗歌卷的同时,泰州市文联拿出20万元设立“里下河文学流派长篇小说扶持项目”,鼓励具有里下河特色的长篇小说创作。

至此,里下河文学流派以一种强劲的势头登录中国文坛。

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使中国多了一个文学流派,而是使汪曾祺以来的诸多出生于里下河地域的作家,获得了一种文化的认同,获得了更多的地理视域的文学观照,也使更多的作家意识到里下河地区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来说,有着无法摆脱的外在性的影响,同时还有着更多潜在的影响。

刘仁前在刻意打造属于这一地域的文学王国。

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里下河地域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诗人,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文学队伍。

在小说方面,有汪曾祺、胡石言、陆文夫、高行健、曹文轩、黄蓓佳、刘仁前、朱辉、毕飞宇、鲁羊、祁智、刘剑波、张小波、顾坚、罗望子、吴晨骏、庞余亮、朱文、鲁敏等小说家。在评论方面,有叶橹、黄毓璜、何永康、丁帆、朱晓进、徐德明、刘祥安、费振钟、王干、王尧、汪政、姜广平、吴义勤、何平等评论家。在散文方面,有夏坚勇、费振钟、刘春龙、贾梦玮等散文家。在诗歌方面,有沙白、唐晓渡、孙昕晨、曹剑、陈义海、姜桦、小海、丁捷、沈浩波等诗人。

这一名单里,还不包括现在栖身里下河区域众多的坚守本土的作家、诗人与评论家们。

我们如果细心地梳理一下新中国众多的文学流派后,便会发现,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个文学流派,能像里下河文学流派这样,群体庞大,文学种类齐全,且代表性作家众多;另一方面,则是时间跨度久远,且历史愈是向前推进,愈觉有历久弥新的文学内涵。里下河文学流派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委实是需要有人来为她作出梳理与总结的。

如此论定刘仁前的文学工作,我们不得不认为,总结里下河文学流派现象,缔造一个地域的文学王国,是极具建设性意义的,这是一项可以谱入文学史的文学事业。

与里下河文学流派概念的提出、论证与研究,刘仁前另一项缔造文学王国的事业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就是秋雪湖国际写作中心的成立。

2013年3月,秋雪湖国际写作中心在风景宜人的秋雪湖畔挂牌成立。当年11月,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访问秋雪湖国际写作中心,并举行了题为“文学与人生”的专题讲座;2014年11月15日至12月5日,台湾著名诗人洛夫入住中心进行为期数十天的写作与活动,期间举办了《“烟雨故土”——洛夫作品朗诵会》、《感受诗歌之美》专题讲座以及媒体访谈、洛夫塑像揭幕仪式等一系列活动。

秋雪湖国际写作中心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两项工作,可以说,同样是刘仁前的大手笔,是功在千秋的文学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