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全|“在场者”的言说 —王干的文体个性

 

2012年,入魔似地迷恋上了文学批评,到处搜寻可资学习的理论专著和名家批评文集,忽一日,在一家专营二手书的书店,寻得王干的《南方的文体》,随便一翻,看到了其中一篇《枪毙小说——鲁羊存在的可能》,读之,深受震撼,感慨道:原来文学批评可以写得如此之率性,遂买下,收之于枕边,每晚读。一夜,忽有一梦,梦到和王干把酒畅饮,于是,起了见王干之心。钱锺书老爷子说,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就行了,何必要去拜会那个生蛋的母鸡呢?然我却入了魔,能把文学批评写得如此行云流水之人,能把深奥的理论化简成人人都读得懂的人,非大师何以为之,大师都不见,还瞎搞文学批评做甚?

在友人刘涛的引荐下,于北京深冬一晚,在一间小茶室,终得一见,酒没喝成,但却发现,我和王干有共同之爱好—抽烟。这些年我发现,大凡抽烟者,即便是第一次见,亦能畅谈甚欢。此后,和王干有几次对饮,皆甚欢。

我学的是绘画,搞文学批评属半路出家,无师之教诲,无专业训练之根基,然回头反观自己一年有余的文学批评之路后发现,其实,《南方的文体》便是我师,王干亦是我师。此有三解,一是我粗翻一下拙作《隐藏的锋芒》,很多引文,或者写作思路,皆来自《南方的文体》;二是我第一篇刊发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南方文坛》上的《批评·宽容·忏悔》一文,乃是王干兄极力推之的结果,且一年来的起步之路,甚得王干兄之提携与鼓励;三是拙作《隐藏的锋芒》的序言,乃是王干兄所作,王干兄在序言中,对我的优势和缺点都做了深刻的分析,实乃是我今后为文需深记于心的。

拉拉杂杂说一大堆,似是未切入写作主体,实不然,文学落到实处还是人学,大凡在历史中留下盛名的,一定是那些德高望重之人,成绩会有大小之别,而做人,却只有一条正道。王干兄让我折服的正是这一点。他为人率性、所以文亦率性,这是很多文人,尤其是批评家很难为之的。板起面孔做学问,学问自然是死的,王干兄喜美食、善书法、喜交友,他是活生生的文人,他的文字,无论是散文随便还是文学批评,自然也翻着生机与活力。

近期正责编王干兄的《在场》一书,幸福之感难以言表。

一、文学的味觉

牛学智在《李敬泽:新总体论文体批评》一文中说,《人民文学》在新时期特别是李敬泽任编辑、副主编、主编以来几十年间的选稿标准、引导方向,尤其在全国“最优秀”的稿源里驰骋纵横所练就的“全国性”眼光,再加上散文创作对其语言的锻造,使得李敬泽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是眼光独到;二是散文创作练就了他灵动、轻巧又从容、跳跃的文体意识和语言风格。王干在年龄是李敬泽的长辈,王干在一个专访中也说,李敬泽他们都叫他“干老”。其实,王干和李敬泽的工作经历完全相仿。王干一直和文字打交道,在《文艺报》、《钟山》杂志、《中华文学选刊》工作多年,目前在《小说选刊》任副主编。策划过《钟山》、《大家》等多种文学刊物,主编有“新状态小说文库”、“突围丛书”、“华文2005年度最佳小说选”等,并且,出版过多种散文随便,2010年,《王干随笔选》还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散文杂文类)。

王干兄属早慧型批评家。30岁不到即蜚声文坛,并且始终站在文学思潮的前沿,他以创新的精神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新写实”、“新状态”、“城市文学”“女性写作”,直至近年来的网络文学浪潮,都能看到王干勇立潮头的身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其他批评家是在岸上看鱼游泳,而我自己是在游泳。”从开始写小说,评论小说,到后来在《钟山》编小说,发小说,推小说思潮,推小说作家,最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小说、卖小说,可以说一个完整的链条差不多都做过来了。这些“转身”,让王干始终处于文学的最前沿,感受着文学最新鲜的气息,一直保持“在场”的姿态。这是为什么王干的批评文章会深入读者喜爱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学院派身居高墙内,板起面孔做研究,和当下创作几近脱节,而王干自始至终,一直在文学的现场,前身感受文学的鲜活,文字自然鲜活。

王干的文学批评之路,始于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大家,他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也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王干自己曾坦诚:汪曾祺他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审美的眼光,或者说能够鉴别文学的一个味觉,这个味觉判断的能力比较强大是很重要的。那时候模仿他的小说,研究他的小说,到最后跟他接触,就是味觉提升了。我觉得汪老他给了我一个文学的味觉,一个良好的味觉,能判断各种味道。

有了良好的味觉,才能对流动的问题、对崭露头角的新人、新作有所判断。在《文艺批评ABC》一文中,王干说,文艺批评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它的预见性和警示性,一个批评家从一部作品看到某种好的苗头加以褒扬和深化,可能促进作家对一个艺术问题的思考,会导致新的艺术方式的出现。反之,一个批评家从一个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某种不好的倾向,对作家提出忠告甚至严厉的批评,亦是文艺批评的正常功能之一,或许这种不好的倾向可能是作家无意识流露的,甚至是作家最为深恶痛绝的,但并不能阻止批评家的批评和警示。

莫言的《红高粱》,成为了1985、1986两年探索新潮文化的组成部分,但王干却在众声喧哗中,看到了莫言创作的“反文化”,写下了《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评》这一有深远影响的文章。王干认为:20世纪的世界文学就是因为正视人性和世界的负面,才使人类意识到自己有一条割不断的动物尾巴,意识到在理性的表象下藏着非理性的本能和冲动,翻文化便成为人的新的生存的要求。但是,王干从《红高粱》中,却发现了莫言在反文化的旗帜下干着文化的勾当,莫言在亵渎理性、崇高、优雅这些圣神了的审美文化规范时,却不自觉低吧龌龊、丑陋、邪恶另一类文化圣神化了,也就是把另一类未经传统文化认可的食物“文化”化了。

王干直言汪曾祺对他的影响,除了“提高了自己的审美”外,我想,对文本、语言的影响亦在王干所言的影响之列。这在《枪毙小说——鲁羊存在的可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让我第一次见到这篇文章时,惊呼,原来文学批评可以这样写。后来,在酒桌上和王干聊起我当初读此文的惊呼时,王干笑答:那时年轻,现在很难写出这样的文章了。其实,这是王干的自谦,王干文学批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活,语言活,观点活、文本活,属感觉型批评家——王干的文学批评,很少使用注释,这在学院派批评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接受采访时,王干说:文学每天都在变化,新人在不断涌现,作品在涌现,比方说,我不可能对一个“茶杯”研究三年五年,或者说三、五个月都不行,那么我就必须感受,我说它是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至于它是不是椭圆的,我可能就忽略了,我就抓住它白的这一面去感受它。这就是我意识的当代的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中,当下的这种关照,就更需要一点感受、感觉的东西。对流动的、没有坐标体系的小说进行评判,是件相当考批评家判断力和眼光的事。但王干有这个实力,王干是才子型的批评家。

《枪毙小说——鲁羊存在的可能》打破了文体限制,整篇评论文章行云流水,但又不是批评家的判断。当看到鲁羊的《仲家传说》之后,又在《收获》读到鲁羊另一个短篇时,王干不禁感叹道:五年之后又是一个苏童。

王干的评论,文风跟学院派评论完全不一样。张莉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读评论的经验,有的评论看起来真有学问,也可能很有理论功底,但作为读者的我们不想看,而又些评论却是我们很想看的,因为它深入锐利,别开途径。王干的评论,就是我们很想看的评论。它好看,可读性强。王干说,我的评论内部隐藏着一种叙述的东西,而且,在在文风上,王干受古代文风影响比较大,有时候会带有抒情成份。比如诗评,王干追求的境界,简单地定位就是以诗评诗。

二、南方的文体

王干一直在呼唤一种崭新的文体——南方的文体,“这样的命名就是一次神示”。那什么是“南方文体”呢?王干的定义是:描述的文体是一种南方文体。在王干看来,南方文体不是一个“主义”,也不是一个流派,更没有宣言,它是评论的一种状态,一种犹如蝉之脱壳的新状态。南方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一种与河流和湖泊相对应的文体,它的流动,它的飘逸,它的轻灵,它的敏捷,并不能代替北方文体的严峻、凝重、解释、朴素。北方文体是学者的文体,这是与山峰和长城密切相关的文体,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领域里,北方文体始终占据中心和主导的地位,而不像南方文体处于边缘的、被遮蔽的状态;北方文体追求立论和结论,而南方文体更注重过程的状态;北方文体相信公共原则,而南方文体则倾向于大化的语体。……但是南方文体显然是一种新鲜的文体,是一种需要发展、需要补充的文体,它的热情,它的稚嫩都充满着一种青春的光彩,而北方文体的成熟、老到都是一种中年的象征。

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构建,王干的“南方文体”构建,和早年的工作经历相关联。1982年,王干在高邮,负责收集编撰地方志的资料,这种纪实性很强的工作,限制了王干评说的冲动,当然,也让王干意外收获了不少,他自己也说,要感谢那个职业对我个人化书写的充分限制,要是一开始就让我从事文学这种个人性、自由行很强的职业,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选择文学批评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式。

王干说,所谓南方文体,就是一种描述的文体。王干说,直到如今,我的评论文字仍含有大量的描述成分,有时描述甚至大于说理。我对描述有种特殊的喜爱,因为我在描述时感到笔端有种说不清的滋润和灵动,这似乎与我环绕我周围的湖泊和河流有关,让我初习评论便带有一股水意,从而避免了初学者的易犯文字枯燥症。描述作为一种评论的方式显然不是完美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可以展示具体的而不是干巴巴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状态,它生发出来的信息量不再是简单的、僵死的结论,而且有一种重新组合、重新认识的可能。

王干是南方文体的倡导者,亦是践行者。王干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都是“南方文体”的展现,它飘逸、轻灵、敏捷。比如《苏童意象》一文,王干以第一次与苏童相见,苏童醉于草莓味叙述点,将苏童小说中常用的一个意向“红”做了深刻的分析,续而,王干发现,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名字,尽然大多与“红”的韵母“ong”相同或相近,这让王干按图索骥地发现,“ong”韵母之所以为苏童反复用之。乃是和苏童的种族记忆和同年经验有关,而且,苏童的太太魏红,自然也带上了“ong”音。这样的介入方式,非天才无于为之。

这也不难理解,当网络文学繁盛之时,王干愿为之呐喊,在王干看来,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相比,它是欠规范的,是流动发展的,是有弹性的。它的很多地方会逸出传统文学的规矩之外,或放大、或缩小,在一些独特的地方才华横溢。尤其在文体上,打破常见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以及评论的局限,或者将这些文体杂糅在一起,不拘一格,不是带着镣铐跳舞,而是在跳舞时砸碎镣铐或化镣铐为道具。他欢呼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理想中的开放文本,在今天终于通过网络得到了实现。

三、批评是条鱼

王干无数次“转身”,但始终在文学这个行当中,在“流动的文学之中”,无怪乎他会写下《批评对我来说,是条鱼》。“文学是水,批评是鱼”,王干自喻为鱼,大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味道。

郜元宝说,王干作为文学里面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非常少见。这么一个编辑,一个评论家,他能影响当代文学的走向和动静。这么一个人,对文学能像一个文学的发动机,不断给文学增添新的话语、新的话题。王干这对文坛的贡献是很大的。

王干自喻为鱼,能第一时间感受到文学之水的寒暖,自然对很多心事物、新现象能快速地把握到、把握准,并用适当的方式将之表达出来。比如,早在1989年6月,王干就在《北京文学》发表《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提出了“还原生活、零度写作、与读者对话”三个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成为后来“新写实”小说的理论概括。

王干说,我做文学评论,是建立在对文学思潮的跟踪、描述、分析和研究这个基础上的,而且我是一直在做这个事的,后来我又把这种思路带到做刊物上去了,这样可能就跟其他人做刊物不一样了。人家刊物呢,可能就作家做作家,就作品做作品,那我可能把一个作家一个作品,或者几个作家几部作品把它当成一个现象、一个类型、一个思潮来概括,来推出,所以给人的就不是那种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感觉,而是一种整体的、一个浪潮的冲击。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感觉,所以大家觉得,啊唷,王干一出手就动静比较大。这个呢,按照以前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嘛,就是要找到一种事物发展的脉络,或者所谓的规律。当然文学的规律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任何一种概括都是牺牲到其他跟你不吻合的东西作为代价的,所以这有时候也带有一点揠苗助长吧,但不论怎样,它可能比一般的办刊物、一般的写评论啊,辐射面、信息量都要大。——这就是鱼对于水的敏锐。

汪曾祺老人家曾说,有王干在其后,我可以安心地去了。汪老已仙逝,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