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平|过渡时代的见证和守望 —对汪政、晓华文学批评实践的一种描述

 

应该说,对于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实践,至少他们在1997年之前的写作,我并不陌生。我曾经因为阅读他们的作品而产生兴趣,并且访问过他们。其结果是后来发表于 《文艺争鸣》的《现实与梦想》。这次,为了本文的写作,我又集中阅读了他们此后的批评文字,但此一时,彼一时,就像他们给我的信中所说的:“几年过去,论者与被论者都有一些变化。”当我读完他们最新的短短长长的文字,我真切地感觉到并且要说的是:怎么这么快就伤感了?

按照汪政、晓华自己所说的:“写作是什么,写作不妨说是写作者的运动。而运动的确证便是轨迹,或者是写作者给自己,也给世界的一道道划痕。……真正的写作者将不会给人们带来慰藉和享受,而应该是 ‘疼痛’。”就像现在我正阅读的《论王安忆》、《先锋小说·新写实·新生代》、《毕飞宇的短篇精神》以及《断线的风筝》、《谁在为世纪末的夜晚守望》等等,一方面是汪政、晓华在20世纪末给自己、也给世界的一道道划痕;另一方面,作为阅读者的我无疑是对一次次“疼痛”的遭逢和体验。

沿着这些轨迹溯回,当我在开始本文的写作,试图对汪政、晓华近20年的批评实践进行一种整体的把握和描述时,我曾经在纸上拟下这样的文题:《面朝大海的凝望,或者行走旷野的坚持》,想用它来表示我对他们前后期写作的不同感受。对于汪政、晓华写作的年代,相信每个侧身其间的人都还记忆犹新,我们曾经被思想解放和理想主义的激情充盈着、支撑着,但旋即又得为它的瞬逝和遁远而叹惋与追挽,就像汪政、晓华的批评实践所暗示的那样。所谓的面朝大海的凝望,传达的是那个理想、激情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们对这个孕育着无限可能的时代的打量、欣然和乐观。如同海子在一首诗中写到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那样的时代里,汪政、晓华同样面朝大海开了一扇这样的窗子,《涌动的潮汐》作为他们第一本结集出版的批评文字,其象征意味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们所处的文化语境由启蒙时代向商业时代的急剧切换,我们的批评也相应地从80年代的执著和呐喊陷入了一种选择性的彷徨之中,就其整体而言,似乎布不成阵了。如同汪政、晓华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走出意识形态的罩盖而进入当代这个处在东西南北如雪花翻飞的意义碎片的社会之中时,我们变得那样的空洞,我们一旦张嘴,即被雪花呛住,除非我们沉默。”"因此,难怪他们的感受和写作有如此之大的变化。但即使在批评确实如夕阳西下,在20世纪末渐渐遁入黑夜的时代,仍然不乏认真而耐心的思考者和找寻者,他们行走于旷野和废墟,坚守并且见证着过渡时代的一切。换个角度来看,对于20世纪的遁去和新世纪的降临,总是让人心怀惘然,又有所期待的。当然,时间并不能说明什么。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可能伴随新世纪的来临就有了答案。但几十年来,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在,确实使一些问题凸现出来,乃至到了无可回避的地步。再加上文学的世界化趋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及其它于其中的位置应该如何理解,在具体操作时又会有怎样的走向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批评界与创作界的关注。

基于这样的背景,即使从批评的时间绵延和跨度上看,汪政、晓华这对批评家夫妇,进入新时期批评研究的视界,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剔除可能的手稿写作阶段,近20年的批评实践,积淀在他们身上可资谈论的话题肯定不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他们为我们返身观照新时期批评的进展和局限,检讨、反思其功过与得失,提供一个相宜的个案。在进入具体的描述之前,我们不妨稍微回顾一下20世纪中国现代批评的进程。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其话语的嬗变,往往是凭藉外在的革命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世纪初的文学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学方式,几乎给后来所有文学运动框定了型范。除了意识形态的干预之外,每一次话语的转换都带有 “革命”的意味,这在新时期同样表现得同样明显。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所谓的“革命”,其出发点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对域外话语的大规模的摹仿;另一种则是对它的反拨。不过,从某种意义讲,这两种出发点实际上是一种状态的两面。这样,每一次“革命”的结果不是传统得以衍生和增殖,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断裂以及对断裂的修补与弥合。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革命使一切又返回开始。同样是禁锢之后的写作,现代文学30年究竟给投身这场革命的批评家多少提醒?应该说,有关文学批评的讨论在新时期的文坛就一直未曾停止过,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走向热点,其中心问题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型方法论向文学批评的横向移植。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再次讨论文学批评,经过社会的大转型,此时的文学批评队伍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作为职业的文学批评开始向“学院”撤退,于是出现了中国已有了“学院派”批评的判断,自然,论题也就集中到批评的“学理化”等学术规范问题上。学院派的讨论尚未停止,有关“批评的缺席”与“保卫批评”和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关系讨论又接踵而至。从这个简单明了的序列中我们明显地发现,批评家固然在努力寻找并确立现代批评的学科定位,为“革命”之后成熟的批评学的建构而努力。但同时我又不无遗憾地看到,像20世纪之初的那场“革命”一样,这些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又是自身重复和封闭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序列的逻辑终点竟然是为保卫批评自身生存而作的努力。不过这貌似徒劳的努力,毕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在新时期批评众声喧哗、交相缠绕的声部中,哪些更属于汪政、晓华批评的本性和原创?哪些更易于剥离、揭破与辨识,从而析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敞开他们自身存在,自然因其典型的个案意义而有研究的价值。在许多场合和文字中,汪政、晓华不断强调一个批评工作者的立场和范式,就像前面指出的,对于近20年的批评而言,我们似乎从未放弃制造谈论的题目,也似乎从来不缺少具有识见和智慧的批评家,它使我们的批评长期自恃才气,或者依赖一种反叛的激情而存在。现在看来,就批评本身来说这些好像都不是最根本的、唯一的。批评的关键是还要将这些题目、识见与智慧放在复杂和变动不居的语境中,使其得以敞开与明晰,从而为他们进一步的生长提供坚实、牢靠的根基。做这一切所需要的就不仅是激情和才气,更是耐心和定性,近20年批评的浮泛无根也不能不说症结于此。然而,这样的敞开与明晰,对于不同的批评家意谓着不同的可能性,这就为批评家们提供了大异趣旨的工作立场和范式。真正的批评家必然愿意裸露、明晰自己的立场和范式,让自己的工

作场得以敞亮。选择批评范式的辨识进入汪政、晓华的批评,就在于前面对他们侧身其间的新时期批评的认识,辨识汪政、晓华的批评范式,应该时刻安放在和新时期批评进行对话的位置。

必须指出的是,我所说的批评范式,不仅仅将其理解为诸如文体模态与景观、批评的方式与方法,甚至修辞和文体,而且更应关涉批评的立场、起点与归宿以及批评家在和世界对话中批评空间的开创和构建。因此,不同的批评范式往往是识别批评家和批评家之间差异的最具区别性的尺度,是“第一位的”。

那么,按照这个来考察汪政、晓华的批评,特别是新时期批评“革命”之后的立场和姿态,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十数年,他们是直面“革命”带来的贫困,在贫困中坚守,并且开展他们的批评工作的。

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成熟的批评范式,需要耐心的寻找与敞开、甄别与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汪政、晓华所做的和那时代的批评家一样,以一种峻急的姿态,倡言批评回到它自身。举个例子,他们发表于1987年的《批评的本体相位》,那种直语式的呼唤和期待,毫无疑问地带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批评就是批评,它永远拥有自己创造性的本体地位”。与此同时,在处理批评和创作的关系上,批评也不再满足于对于创作的阐释和昭揭。典型的像写于这个阶段的《老年的城市和青年的城市》,汪政、晓华他们借陈建功的小说言说出他们对于城市、对于文学中的城市的理解。作家写了什么?不再是批评唯一关注的终极目标,批评感兴趣的,还有创作对于自身思想的激活。从某种意义说,批评和创作的主从关系被对话关系所取代,选择怎样的对话对象,关键在于其多大可能地实现批评自身思想的生长。勿庸讳言,这一阶段从本质上批评和创作的依存与互动、创作对批评的牵制以及批评相较于创作的滞后的状况,并无太大改观。

应该说,对于整个新时期批评而言,那无疑是一个创世纪的时代,一个令人怀想的“革命”岁月。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生活在创作的阴影之下,居于仆从地位,且由于我们的写作活动被纳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运作之中,所谓理论批评对创作的规避与控制,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泛政治化的力量得以实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批评的泛政治化已难以为继。因此,可以这样说,从当时的现实处境看,批评的独立固然有其自身觉醒的一面,也同样源于其固有根基的动摇。新时期批评伊始,就面临着主体地位的确立和根基的寻找的双重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后者被前者的努力和成绩所遮盖。从汪政、晓华的批评实践来看,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写于这一阶段的 《〈古船〉的历史意识》、《作为哲学的文学》等等,从文题上,很容易就能捕捉到与同时代的泛政治化批评异趣的地方。回到刚才的话题,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批评而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样的悖论,要么寄生于创作,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维持仆从的地位;要么获得主体地位,重新寻找生存的根基。可以这样说,此间的批评在断裂、揖别之后从一开始就是无根的和贫困的。从现在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批评界对西方人文科学大面积的“拿来”,固然有其社会现实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失根”之后批评对自身根基寻找的尝试和重新确立,是对无根和贫困的状况作出的积极的反应,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计,它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问题的关键是,理论的“拿来”和“引进”同样存在一个适应性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开始,批评界开始反思和检讨这场引进狂潮对于我们自己批评建构的伤害,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因为它使我们的批评由一种无根和贫困,陷入另一种无根和贫困。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为见证者,汪政、晓华参与了这场“引进”、“拿来”运动,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汪政、晓华很快就有所警觉与揭示,“有些引进的概念是否真正地卓有成效地进入批评实践还是大有疑问的,由于缺乏相同的背景,由于未从根本上把这些概念融汇到我们的知识结构中去,这些概念体系实际上还处在与我们对立的位置上,它们依然是未能运用的自满自足的状态,我们也无法使它进入批评对象中去,我们无法通过它的运演得出新的批评结论,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这些概念帮助了我们的批评,而我们不惜牺牲批评对象去反复证明这些概念或体系的合理性。”这里之所以大段引述这段文字,不仅在于其怀疑中所包含的预言意味,而且,因为从此开始,汪政、晓华的批评范式有了根本性的调整,调整到对一种相对稳定、自足话语的寻找。他们对当时批评界所做的一切心存疑窦:“我们只能说,这不是批评或建设性批评的良好格局,它或缺了什么呢?”从后来20世纪90年代,他们在《批评的根》、《批评流派的形成》以及 《贫困与失语》等文章中所作的进一步思考来看,此处的建设性批评是当时对一种有根、有着丰盈的理论支持的批评的朦胧期待。虽然,此时他们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明晰地指出批评和哲学、批评和读者、批评和现实的关系,但他们还是指出 “中国哲学以及其他学科要得以长足的发展,就必须把我们的科学语言做一番清理和洗刷,使之澄清和透明。”汪政、晓华正是经由这条通道,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批评范式。应该说,当时许多批评家就已经觉醒到概念或理论体系引进中间的转换问题,1985、1986年前后徐贲、南帆、李陀等均有所申说,只不过由于话题为随后的“清理”所打断而难以为继。但由于沉入到更见实践性的“清理”工作中,使汪政、晓华的转换工作得以在实践层面延续,从而,为我们时代批评话语转换中的诸种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展开式的范本。事实上,在《语言分析与当代批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们已经尝试在东西方文化对比、参照之下对一些概念进行“清理和洗刷”,比如转述与呈现(《转述与呈现》),比如独白 (《独白,一种新的文学倾向》),比如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研究》)等等。以发表于《上海文学》1989年第2期的《叙事行为漫论》为例,它对于我们惯常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叙事行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根据叙事的目的、对象和叙事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同,进行了日常叙事和艺术叙事的划分;根据叙事的方式,进行了口头叙事和书面叙事、直接叙事与间接叙事的划分。通过清理,概念得以“澄清”和“透明”,不再处在与我们对立的位置,而是无遮无碍,贴近地进入到批评对象中去。

如果进一步深入下去,“清理”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其运动的方向是双向的,它意味着推拒与吸纳、捡拾与抛却。《漫说叙述和描写》最后一段的文字颇能说明汪政、晓华这种工作姿态,他们说:“围绕叙述和描写的话题到此告一段落。这些论说可能不太 ‘正规’,因为它撇开了许多人们已讲过的、我们也觉得不再新鲜的方面,而关心我们认为值得说的。当然,随着叙述和描写的发展,它们肯定还会提供更新的话题。”至此,问题应该相当显豁了,汪政、晓华之所以选择“清理”开始他们的工作,其目的在于使概念能突破历史和现实的迷障,获得一种明晰的当下性和自身的立场,从而和批评对象之间取得时空上对等的对话位置。概而言之,通过“清理”,概念(理论)和批评对象(创作)回到了相近似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间,而经由批评对象,吸纳与推拒,概念在历史的绵延上取得当下的意义,是历史向当下的有效延展。所以,和许多耽于玄想的批评家不同,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汪政、晓华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仍然说:“有一些事情一直在做的,比如作家作品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批评的基本工作;一方面它是一个批评工作者保持他与文学现状间联系的最有效的途径,也是他自己对文学未来思考的出发点。”和理论不同,批评也需要思想,但批评的思想生长,是靠批评对象去激活,并吸纳批评对象中最富现实感、当下性的内容。只有作如是观,我们才能理解汪政、晓华的“清理”姿态,不是后撤,而是以退为进的前瞻。而正因为立足当下和未来,“清理”就不可能是一个一次性行为,它需要反复进行,推拒与吸纳,与此同时不断获得新的生长的契机。比如对叙述,这些年他们就经过了由对叙述自觉时代的肯定 (可参见其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论文),到对叙述革命的质疑(《叙述的代价》)。

还有语言,近年,他们一直关注汉语言的诸种可能性,比如对“新写实”,他们曾经认为 “新写实的语言方式在努力楔合汉语的独特形态,从而在普遍的小说文体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但短短几年,随着“新写实”的风流云散,所谓的语言的可能性也无法谈起。虽然,后来汪政、晓华没有针对某个他们曾经具体谈及的作家和作家群体述及其语言的式微和衰退,但在他们近日的一篇文章中,他们重提汉语言,表达出了对于汉语写作普遍的忧虑,他们说:“白话写作历史并不长,许多问题并未解决好,比如言与文的关系(这关系到我们语言的根)等等,长期的政治权力使汉语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杀气或毫无生气的面孔,现在图像时代的来临又使汉语沉疴未愈又染新疾。”无疑,这是他们所论及的作家、作家群体在向当下图像时代延伸的整体风貌。不仅对概念或理论体系,即使像作家、现象和思潮这些活生生的批评对象在汪政、晓华的批评中也很少一次完成。通过反复的“清理”运动,汪政、晓华避让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思想和言说的失效所带来的尴尬,从而保持在变动不居的批评对象面前的当下性、现实感以及前瞻性的言说,从这个角度,我认为,他们的“清理”同样是针对自身的,每一次“清理”,就是一次自我的反省和检讨,一次吐故纳新。

如果说,汪政、晓华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开始的 “清理”批评工作,主要是基于对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概念和对象的阻隔所作出的适应性的调整,在不断对自身批评范式的强调过程中,其现实针对性相当显明。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们则试图借助“清理”来明晰和构建自身的批评范式。从当时发表的文章看,他们往往针对某一阶段批评界反复使用的概念或理论体系进行“清理”,并尝试将清理之后的概念或理论体系运演于当下的批评对象。对于这一阶段的批评,我以为他们近期一篇谈论卡弗的短文倒是很好的注脚,在这篇短文中,他们说:“对一个人来说,选择一幅过去的封面将自己封裹起来,或者干脆返回古典并不困难,对一个人来说,举起先锋的旗帜将自己打扮起来,或者彻头彻尾永远前卫,也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抵挡流俗,从过去的生活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需要勇气、力量与智慧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不是所谓继承下来,传统是通过联结、激活而创造出来。”拨开经验的重重遮盖,质疑既定价值,用叙述去梳理,使之继续衍生和增殖,这样的 “清理”工作,现代批评史上李长之就曾尝试过,只是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应该说,作为一个过渡、铺垫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和传统社会之间并未产生如90年代那样深刻的断裂,对文学写作而言,所谓革新也往往在传统的内部进行。通过“清理”,一般来说,理论和创作之间总能找到合适的对接、契合之点。从汪政、晓华的批评实践来看,“清理”之后,理论、概念的适应性,不仅指向一些被目为先锋的作家,像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等,对一些被视为传统疆域中的作家,像张炜、汪曾祺、孙犁等,甚至包括像史铁生这样的界限不明的边缘作家也同样适用,某种意义上,这时的“清理”既是工作的前提,同时又是工作的归宿。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中国的社会进程,还是我们的写作、批评所面临的都是前无古人的,从空间上说更得不到恰当的参照系统。这样,通过 “清理”,去除了遮蔽,疏理了通道,但最终却可能是什么也没有,“清理”的结果不是增殖、衍生,而是悬空、搁置。在这样的情况下,“清理”最终只是批评的前提、起点,而且仅仅是前提与起点。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一段时期内,汪政、晓华明对批评与哲学的关系那么感兴趣。“从本质上,文学批评的终极目的不在于文学的技术评判,而在于通过对文学的分析和判断,从这一特定的精神领域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批评的繁荣从任何时候都是哲学繁荣之后的事”。而与之相较,我们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无新颖哲学建树的年代,这是每一个置身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批评工作者所遭遇的困境。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还对西方话语心存一丝悬念,而此际却是一种彻底的绝境。这种清理后的认识促成了他们新的立场,“与其郢书燕说,方枘圆凿,不如去推拒既成立场而不惜置身虚无。”对批评而言,这是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候,批评第一次和创作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无所依傍,唯有直面现实去创造。“在现实中,它可能包含了我们想说的东西,现实永远比理论来得超前和丰富。”这样,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种以回溯为主,偏重对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清理”不同的是,汪政、晓华的批评范式中,“清理”的重点,转移到批评对象本身,并且强化了拟构、展望的成分,从而在和创作的对话中,真正抽身而出,使批评不再滞后于创作,转身去为创作提供吸纳的根基,规避、影响创作的生长,真正担当起批评对创作的引领。像《突围表演》,通过对罗望子小说创作的梳理,让其从层层叠叠的20世纪60年代写作者中剥离出来,析出、敞开属于罗望子自身的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我们理解汪政、晓华一直没有停止哪怕是最普通的作品鉴赏工作。

在这里,我们似乎要重提批评对创作的理解与言说,这些年,这似乎为理论、创作所诟病。但我以为,从本质上说,批评和创作之间本身就应该存在着这种互动的对话。既谓之为对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双向的。只有这样,批评才能真正获得它的主体地位和生存根基。明乎这样的背景,我们自然而然的发现,在整个批评界因为失去共同关注的话题而显得疲惫与衰颓的世纪之交,汪政、晓华却因为他们对批评本质以及其遭遇的批评语境的认识,一直没有停止具体的批评实践。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固然为批评的‘缺席’而遗憾,但世纪末的夜晚终有守夜人。”应该看到,这种守夜人的自觉坚守是在对自己的处境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之后作出的选择,因此显得更加可贵。在一篇谈论新生代的文字中,他们曾经这样说明他们的批评处境:“我们真的无奈,建构比破坏要难得多,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强调汪政、晓华作为写作者的对世界的一些基本的情感态度。他们对美国作家卡弗的一段话非常赞赏,卡弗说:“要想写小说,一个作家就应该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作家有所信仰,有目标,然后方可准确描写;这个世界在一个时期里还不能挪动位置。此外,作家还应该相信那个世界基本上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说,这同样是汪政、晓华对我们生活的过渡时代的基本认识。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虽然在日常的生活和写作中他们可能不乏感伤和疑惑,但却能怀抱梦想,守望着未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汪政、晓华的批评由趋于被动的总结,转而主动地参与、拟构汉语写作的未来。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回到文体本身的属性去思考其文学自身的规定性,以短篇小说为例,他们选择了王安忆、毕飞宇、苏童、汪曾祺等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去思考所谓的短篇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涵盖下的文体特征和技术系统。“汉语小说”的概念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作为一个开放的、未成型的和建构中的写作理想与模型被提出,并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这一拟想的构架,用他们的话说,“首先在小说的大背景下描绘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状况,指出中西小说的文化对立并且通过个案分析揭示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状况,指出中西小说的文化对立并且通过个案分析揭示出现、当代汉语小说家‘写作人格’的内在焦虑和漂浮状态,同时尝试从小说社会学的角度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小说写作的未来做一些人文主义的提示,借助汉语研究和中国小说叙事学研究的新成果,对汉语小说的类型进行一些探索……”对于这一切,有些固然可以借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 “清理”来实现,但更多的需要作出预言和展望,创造新的概念来涵融新的内容。由于把对“汉语小说”的未来作为思考的旨归,使一贯强调批评的审美感悟的汪政、晓华的批评实践有了理论的风骨。其实对汪政、晓华而言,“汉语小说”作为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人们对他们20世纪80年代将“文人”和“小说”缔约,也许还记忆犹新。正是以大量的文学事实作为立论的前提,使得汉语小说的概念既响应了文学本土性的世界潮流,承续了白话小说史以来传统的文学理想,而且使之在新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中,敏锐地把握住了从内涵到外延都相当清晰的新小说生长点。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写作展示了汪政、晓华广阔的思想空间,不仅仅是汉语小说,其他诸如长篇问题、艺术的惯例问题、当代文学思潮的内在脉络问题以及批评的性质和当代文学的思想资源等等,他们都作了深入的思考,像《论王安忆》、《毕飞宇的短篇精神》、《略说当前现实主义创作及其批评》、《先锋小说·新写实·新生代》、《我们距布拉格有多远》、《推拒与重构》、《惯例及其对惯例的偏离》等等,我认为都是有相当份量的作品。这些论文既承续了他们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又增加了问题辨析与解剖的锋芒,以 《略论当前现实主义创作及其批评》为例,这篇文章对1996、1997年小说领域一批以工厂、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进行了研究。他们说,“在对这批小说进行讨论之前,我们是否将它们的创作归类搁起来?能不能将其先置于现代中国文学流变去描述一下它所以发生的原因?”描述是为了疏浚和凸现,紧跟其后的是作者对中外批评史 “现实主义”理论的梳理与辨析,通过梳理、辨析来表明立场,“坚持了现实主义的核心范畴和系统性原则,或许可以对当下的客观化写作有较为持衡的判断?”而写作的关键不仅在于这样的梳理、吸纳,更重要是“指出目前现实主义‘软化’的症结,正在于表达我们的希翼。”

作为一名自觉的批评家,必须对自己的学科有全面的了解、体认、分析与判断。阅读中我们发现,近年来,汪政、晓华在两个方面强化批评的时代定位。其一,在见证和反思新时期研究式批评对西方话语体系的亦步亦趋的同时,汪政、晓华指出:“在西方一方面是精深的学术性批评,一方面是面向大众的直接的,包括介绍、沟通、对话、引导等诸种功能在内的普遍批评,后者很好地利用了现代传媒包括报刊、广播等在内的大众媒体。由于长期坚持,他们已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和稳定的传统并高度吸引了读者的注意,牵引乃至左右了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的大众阅读趣味与文学消费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批评的式微,与一些批评工作者预设的精英姿态不无关系,由于对“曲高”的强调,往往导致“和寡”的大众的疏离和冷落。也许因为作为批评和文学教育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使汪政、晓华能够认识到文学消费群体的形成和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专注于研究式批评写作的同时,自觉地担负起把普通读者经由普通批评引领着进入文学阅读的现代文学消费轨道。阅读汪政、晓华的批评文字,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研究对象,以作家为例,像于坚、王安忆、毕飞宇、史铁生、苏童等等,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往往都呈现出研究式批评和普通批评两

副笔墨,正是通过他们的普通批评实践,于坚的《云南冬天的树林》、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得以进入大众阅读消费的视野。与此同时,汪政、晓华不断强调着批评的现实参与能力,“通过对文学的分析和判断,从这一特定的精神领域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作为一个社会转型与思考活跃的过渡时代的批评实践者,应该有成为时代的思想者的修远理想,从而自觉地参与到对所处时代的反思和检讨中,以凸显一个知识者的世俗情怀。20世纪90年代之后,汪政、晓华的批评不再局限于文学内部,面向文本、作者和读者的自我循环,他们的向度更多的是针对文学以外的,通过批评面向世界说话,这不但使批评参与到对旧世界的批判与新世界的建设中,而且,因为我们前面指出的经由普通批评对创作与阅读的引领和导向的作用,使整个文学活动成为人们思想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对时代的反思和检讨中,汪政、晓华不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者自居,而是在反思和检讨时代和他者的时候,首先反思和检讨自身。以他们近年集中思考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局限为例,通过 《哲学的贫困》、《我们距布拉格有多远》、《悲悯与怜爱》等一系列文字,我们不断从中捕捉到他们的人格面影。$&!从这种意义上说,批评又是一种“自我发现”的途径,用汪政、晓华自己的话来说:“批评必然显示出它的主体性和倾向性,有时,甚至表现为尖锐的对抗性。”由于这两方面的努力,批评处在世界中间,作为一颗飞翔的种子,批评有了落地生根的可能。因此,作为过渡时代的批评的见证者和守夜人,他们从清理开始,虽然这样的清理是以无望的收获作结的,但这样无望的收获又恰恰成了他们寻找新的希望的和检讨现实的出发点。当然,这样的出发可能又是一个没有收获的旅程,但此中逐渐形成并逐渐成熟的批评理想与批评范式便足以支撑他们永远走下去,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谁谓不然?